ewingwong 2009-10-3 14:48
西方大國崛起的三根必要支柱：海權、工業、殖民
朱步沖 / 亨利﹒基辛格在他著名的《大外交》中說，似乎每個世紀都會出現一個國家，這個國傢俱有按照自己價值觀改造整個國際關系的力量、意志、智慧和道德原動力。自西元1500年，世界進入全球化時代，貿易中心逐漸從地中海轉移到大西洋地區以來，歐洲國家就利用它們在工業技術、經濟與政治制度上的優勢，孜孜不倦地探求在這個全新時代尋求霸權的道路：從西班牙國王菲力浦二世，到法國紅衣主教黎世留，英國首相威廉•皮特，乃至他們的追隨者如哥爾查科夫、俾斯麥或伊藤博文，都清楚地明白經濟發展、海外擴張與軍事征服，將成為構築一個大國的三根必要支柱。
不僅如此，以往的興衰歷史告訴我們，在世界事務中，領先國家的相對力量從來不會一成不變，所有國家都不可能從經濟、技術與社會變革中享受到完全相等的益處。尤其在工業時代，歷次戰爭都無情地宣佈，缺乏雄厚工業基礎設施和經濟資源來維持現代軍事機器的國家都會遭到失敗。
1987年，美國耶魯大學著名歷史學家保羅•甘迺迪就推出了《大國的興衰》，這本影響深遠的著作。為我們生動地勾勒出1500年到20世紀末期各歐洲大國興衰的曲線：國家從經濟發展與海外擴張中得到了財富，然而同時必須要維護這些利益來源，應對崛起所帶來的國際衝突，履行相應的“大國義務”。而最終的結果往往是諷 刺性的，對這些“利益”和“義務”的保衛耗盡了大國的資源財富積累，最終使自身走向衰落。300年前德國重商主義經濟學家馮•霍尼格就曾指出，一個國家是否強大，並不取決於它擁有的實力或財富絕對數量，而取決於它的對手擁有多少。因此大國在內政外交方面的各項政策，像一組無比精確的聯動齒輪一樣，衹要其中一個出現故障，立刻會導致整個大國霸權的動搖在這種此消彼長的動態背景中，雖然近代大國誕生在強調“均勢”的歐洲，然而以這種外交理念建立的國際體系一個比一個脆弱，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延續了150年，維也納會議國際體系維持了100年，而凡爾賽──華盛頓體系只維持了20年。製造這個動蕩不安的全球“大國時代”的主因，正是19世紀中葉開始普遍發生的歐洲工業革命。在20世紀後半葉，英國、德國、美國三個類型不同，但舉足輕重的新老大國縱橫捭闔，演出了大國興衰史上最為波瀾壯闊的一幕。
不列顛──全球性大國的先行者
“在我看來，紡紗機、鐵路、輪船和電報，這在某種程度上標誌著我們和宇宙是一致的；一定有一個偉大的神靈在我們中間工作，他就是創造萬物和主宰一切的上帝。”1851年5月，第一屆世界博覽會在倫敦召幵時，英國小說家查爾斯•金斯利在宏偉的水晶宮前寫下了這些文字。
工業革命的起飛，使得英國國家財富和人民消費力不斷超過人口的增長，從1801年到1901年，英國人口平均年增長1.26%，最終從1050萬達到 4180萬人，然而英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卻增長了14倍。平均實際工資在19世紀前半葉增長了25%，在之後的半個世紀中增長了80%。英國森林資源的貧乏，使得英國早早就採用了煤炭這一工業革命時代的燃料。到了1870年時，聯合王國就消耗了1億噸煤，發出的熱量相當於800萬億卡，這些驚人的熱量推動著高達4000萬馬力的蒸汽機能量，約等於有4000萬精壯的勞動力在大不列顛帝國的各個角落晝夜不停地工作。機械動力使得工業可以取得驚人的增長，而不必受制於人力資源的局限和人口增長壓力。
就在世界博覽會召開的那一年，英國佔據了歐洲工業總產量的2/3，世界商業貿易的20%。由此，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威廉•斯坦利•傑文茲驕傲地說：“北美和俄國是我們的玉米田，加拿大和波羅的海沿岸是我們的木材森林，大洋洲是我們的牧場，祕魯提供白銀，南非提供黃金，印度和中國人為不列顛種茶，而地中海是我們的果園。”相對於歐洲，其他傳統農業地區生產的原料不是被掠奪，就是被龐大的生產人口立刻消費掉了，根本無力產生足夠的盈餘來實現工業化，或者購買昂貴先進的戰爭機器。這不僅加強了歐洲列強在殖民戰爭中已經領先的火力與機動能力，也使它們之間的力量對比發生了新的變化：1898年恩圖曼戰役中，赫伯特•基切納少將指揮的英埃聯軍利用馬克沁機槍和李•恩菲爾德步槍，在一上午時間內就消滅了1.1萬名伊斯蘭托缽僧，自己卻只付出了48人的傷亡。
與工業革命相對應，一場在銀行和証券交易所中的“財政革命”，共同構成了英國大國戰車上的雙輪。英國實行的直接稅收制度與較高的關稅，不僅加強了整個社會的儲蓄能力，也造成了大量儲備財富。英格蘭國家銀行和股票交易所的建立，使得政府可以利用強大的貸款信用力支持大國時代的長期戰爭。在第三次反法同盟期間，英國允諾俄國和奧地利為聯軍提供每10萬人175萬英鎊的津貼。同時英國的貨物通過走私，像潮水一樣湧入歐洲大陸，使得自己的出口總額從1796年的 2170萬英鎊猛增到1816年的4440萬英鎊。
政府的軍火訂貨更強烈地刺激了鋼鐵、煤炭、木材與棉紡織行業。1793年至1815年之間，英國從稅收中得到了12.17億英鎊，並從國際金融市場中借貸到了4.4億英鎊，而絲毫沒有傷害它的信用和收支平衡。長期戰爭帶來的票據結算、海事保險和戰爭貸款業務讓倫敦變成了世界金融交易的新中心。到了1875年，英國每年7500萬英鎊輸出的資金不僅獲得了巨額利息，大部分作為投資再次投放海外，形成一種螺旋式上升。各國日益接受金本位制和以倫敦簽發的票據為基礎的國際收支兌匯關系。正如普魯士元帥、在萊比錫會戰中名揚天下的奧古斯特•格奈森瑙將軍說的那樣：“英國應當好好感謝這個暴徒（拿破侖），因為他的野心，使英國更加偉大、繁榮和富強。”
與哈布斯堡帝國、路易十四或拿破侖統治下的法蘭西不同，英國的大國霸權以一種全新的方式維系它的存在。馬漢在《海權論》中宣稱，如果一個國家的位置使它既不會被迫從陸上保衛自己，又不會受到從陸上擴張領土的引誘。 那麼這種海洋目標的單一性，就使得它較之大陸國家擁有了某種優勢。在1860年以前，英國的國防開支被嚴格限制在國民生產總值的3%左右，海陸軍總人數始終沒有突破35萬人。然而在全球任何地方海平面上出現的英國艦隊桅桿，足以使從廣州到桑給巴爾的當地統治者心驚膽戰。多巴哥、法屬圭亞那、海地、爪哇，這些在經濟或戰略上尤為重要的地標一個個被納入帝國的遼闊版圖。當1815年維也納會議召開時，英國已經基本控制了印度次大陸，曾貢獻法國殖民貿易額75%的聖多明各成了英國轉口貿易樞紐，在此後的半個世紀裡，大英帝國的殖民地仍然在以每年10 萬平方英里的速度增加。
然而，正當大英帝國的威勢如日中天時，它的衰敗也早已註定。正如它無情地替代了威尼斯、伊比利亞半島和荷蘭聯省一樣，英國崛起所帶來的經驗教訓，將被其他後來者吸收借鑒，最終會使那些擁有更多領土、人口和資源的陸地大國超過它們的效法對象。
德意志與美利堅──出身微末的後起之秀
和以往的歷史一樣，不列顛大國霸權的挑戰者都出自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對手。1835年，德•托克維爾在他著名的《論美國的民主》中就預言，這個面積衹有 230萬平方公里的新興國家將與俄國一樣，“已經由上蒼的意志註定要擺布半個地球的命運”。然而在托克維爾發表這番宏論之時，幾乎無人願意相信。
的確，從1607年，英國在北美建立第一個殖民地以來，歐洲殖民者都覺得這是一塊“雞肋”:它地廣人稀，勞動力奇缺，又缺乏吸引傳統殖民貿易的香料與金銀貴金屬。然而在這些表面缺點之中，則蘊藏美國日後崛起的各種條件。塞繆爾•莫里森在《美國的成長》中敘述，相對於南美洲出產之金銀，北美本地擁有的羊毛、煤 炭、茶葉、小麥與金屬礦產生產，既要求不斷升級機械技術，也需要大量擁有技術的勞動力。西部大片未開墾地區促成歐洲持續不斷的西進運動，不但使南美世襲之大莊園制難以推廣，也刺激原有東北岸十三州在銀行信用、郵政、交通與手工業領域的不斷增長，以為拓荒後勤，進而吸引歐洲大量移民以“契約勞工”身份前往新大陸淘金。英法之間的7年戰爭刺激了殖民地船舶、五金與紡織工業的發展，更為日後獨立戰爭訓練了第一批職業軍人與指揮官，例如當時身為弗吉尼亞民團中校之喬治•華盛頓。25年後，美國人口就已經達到了3160萬，真正成為唯一一個遠離歐洲中心的經濟巨人。它年產83萬噸鋼鐵，2.2萬英里的鐵路長度是英國的3倍，似乎已經証明，相對於狹小的英倫三島，工業革命更易在更為寬闊的試驗場上獲得成功。
與北美相比，另一個迅速借助工業革命跨入大國行列的則是一片截然相反之地。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將德意志這片被稱為歐洲走廊的土地分裂為314個大小不等的公國，按照馬丁路德的說法，在版圖上宛如一件破碎的百衲衣。德國人在歐洲鄰居口中，則被稱為“可憐笨拙的米舒卡”。然而若干因素，已經為德國19世紀之崛起提供了伏筆：自中世紀晚期以來，北部漢撒同盟就擁有運轉北海貿易的豐富經驗，德國內地有萊茵河等優良天然水道交通系，只是被各封建采邑、自由城市與主教區設立的關卡所阻斷，寄生於自由城市間的大學與手工作坊則使德國成為歐洲知識與工業技術的發源地。
19世紀初，拿破崙固然封鎖德意志之海外貿易，將其大部分疆域淪為戰場，但占領軍也打破了各地領主坐地稱王的割據局面，並強制推行拿破崙法典，以保障私人財產，使一般等級制度無從延續。而德國其他如製糖、染料、紡織等工業，也因不受英國同行競爭而得到發展，頗有些中國古語“多難興邦”的意味。1860年，德意志境內機械製造企業數量比20年前翻了一番，達到300多家，魯爾、薩克森、西里西亞地區蘊藏的豐富褐煤和焦炭為德國的工業化起步提供了良好的條件，使得德意志聯邦中最大邦國普魯士超過法國，成為僅次於英國的歐洲第二產煤國，全境鐵路總長度也已達到11520公里。雖然1862年9月30日，首相俾斯麥就在普魯士議會預算委員會上發表著名的“鐵與血”即席講話，要求考慮武力完成德國統一。然而明眼人如凱恩斯卻明確地指出，德意志帝國之統一基礎乃是“鐵與煤”。
與英美充滿私人資本經營、注重個人自由的特性迥異，作為德意志統一領袖的普魯士身兼開明專制與軍國主義性格。普魯士擁有德意志地區之地利，橫截各邦之間絕大多數商路，是西部出產之工業品要與東部農產品交換的樞紐。從腓特烈大帝時代開始，國王就通過掌握海外貿易，木材、紡織、貿易、鐵產與食鹽專營收入，扶助國家資本，更直接擴充軍備。1857年，“全德証券交易法案”開始通行，鼓勵銀行發行信用票據，吸引國際資本，法蘭克福成為歐洲頂級公債市場。在德國剛剛統一後的1871年，普魯士銀行就升級為德國中央銀行，發行帝國馬克成為單一貨幣，並將法國50億金法郎的戰爭賠款用於償還公債，投資公用事業與製造業。
在這種強大背景下，將統一所遇阻力外化，乃至不惜一戰，就成為普魯士統一德意志之唯一可行道路。赫爾穆特•馮•毛奇與阿爾弗雷德•施裏芬伯爵主持下的參謀本部，不斷推敲未來戰爭的各種可能性，及時總結過去的錯誤和教訓。戰鬥、軍需、通信、工程部隊首次被協調指揮，利用鐵路系統迅速地運輸到適當的集結地點；並利用獨特的短期服役制，得到一支訓練素質與經驗遠超於其他歐洲列強的強大陸軍，一手創造了影響深遠的“德意志軍事革命”。1866年7月3日，在波希米亞小鎮柯尼西格雷茨，奧地利軍隊無法抵擋普魯士軍隊的撞針後膛步槍和克魯伯後膛大炮，一天就傷亡了4萬人，還有將近2萬人成了戰俘。4年後的9月4日，拿破崙三世和遍體鱗傷的法國軍隊在色當宣佈投降，英國報紙驚呼:“歐洲失去了一位情婦，得到了一位主人。”自此，德國橫空出世，控制了歐洲大國體系達20 年。
此時，美國也借助南北戰爭，首次檢驗了它在軍事上的可怕潛力：這是第一次工業化時期的現代“總體戰”。到了1865年初，戰爭前線從弗吉尼亞一直延伸到密西西比州，在海上，北軍艦隊執行封鎖任務的疆域相當於從漢堡到熱那亞。190萬大軍利用鐵路快速調動，在電報網的統一指揮下，格蘭特將軍在弗吉尼亞北部持續施加壓力，而謝爾曼將軍則從側翼由北至南對整個南方進行破壞性的流動穿插打擊。先進的線膛炮、魚雷、蒸汽裝甲軍艦和後膛裝步槍等裝備，第一次在實戰中得以運用。隨著戰事的延續，北方擁有的巨大工業力量和人力資源終於轉化成了戰鬥力，僅僅賓州每年58萬噸的生鐵產量就超過了南方叛亂9州的總和，從而使聯邦海軍擁有671艘軍艦，其中236艘是蒸汽動力炮艇。毫無疑問，現代軍事衝突在南北戰爭中第一次顯露了它的本色，就是以全面動員自己的工業、金融和人力資源，徹底壓倒對手。
滑向戰爭邊緣的大國同盟
1866年和1870年的勝利使德國政治家、士兵和知識分子相信，軍事和戰鬥上的利害關系高於戰略和政治因素，這個致命的缺陷已經為它未來的滅亡種下了深根。在歐洲地緣政治的中心發展霸權，稍有不慎就可能招致眾怒，進而帶來滅頂之災。幸虧當時德國無強敵環繞，且列強興趣不一，從而使俾斯麥的“轉碟子”式現實外交遊戲能在輾轉騰挪之間展開。於是在 1873年，俾斯麥煞費苦心地使德、奧、俄三國組成了一個半心半意的三皇同盟，然後又擴大至1882年德、意、奧三國同盟，以及英、意、奧地中海協議。這一連串環環相扣的脆弱外交關系既相互重疊而又彼此衝突。
到了19世紀90年代末，歐洲各大國政治家、軍人和民眾形形色色的喧囂已經固定為一種聲音，類似曾做過加拿大和印度總督的英國狂熱擴張主義政治家吉爾伯特•默里所說的那樣：“每個國家都在表示，自己是世界各國中的佼佼者，最有資格統治別人。”與這位梅爾幹子爵的言論呼應最熱烈的就是德國外相，身兼俾斯麥的繼任者和其政策埋葬人的皮洛，公開要求為德國“取得陽光下的地盤”而非“鐵血首相”謹慎的“仁慈中立”。1914年，德國的鋼鐵產量達1760萬噸，是英法俄三國的總和，它在20世紀新興的電氣、光學儀器和化工產業方面居於歐洲的支配地位：共有14.2萬工人為西門子和德國通用電氣公司工作。拜爾和霍克斯特兩家公司幾乎生產了全球80%的工業染料。 德國在世界製造業份額上超越了英國，它的商船隊名列世界第二。德國陸軍預算在1910年達到了2.04億美元，遠超法國的1.84億，然而這筆開銷衹占其國民收入的4.6%。與陸軍相比，德國在海洋上的野心更大：1897年，深受馬漢海權思想影響的德國海軍專家阿爾弗雷德•提爾皮茨出任新皇威廉二世的海軍大臣，次年德國國會通過擴充海軍法案，建立一支以38艘戰列艦和20艘裝甲巡洋艦為主力的“大洋艦隊”。提爾皮茨毫不掩飾地說：“這種大海軍的目的，就是要使最偉大的海權國家都不敢向它挑戰，否則就有使自己優勢遭到致命破壞的危險。”
1890年，德國從英國手裡獲得了桑給巴爾，還吞併了新幾內亞群島和馬紹爾群島，在非洲攫取了喀麥隆和坦葛尼喀。德國海軍在炮術、組織動員，光學儀器設備和軍艦工程構造上的優勢，迫使英國陸續將3/4的海軍力量在20世紀初調回北海。為了打破德國的野心，1906年，英國海軍部在海軍上將、第一海務大臣約翰•費舍爾勛爵的催促下，宣佈建造排水量18110噸、擁有10門305單一口徑全重主炮、4台蒸汽輪機組的“無畏”級戰列艦，表明英國皇家海軍將不顧一切地維持其海上霸主的地位。然而就在次年，不甘示弱的德國就下水了自己的無畏戰列艦“拿騷”級，由此開始了長達4年的“英德海軍競賽”。
軍備擴充實在是一把雙刃劍，除了讓德國在一次即將爆發的總體戰爭中難以對付，還讓驚慌的法、俄、英國逐漸走在了一起。不僅如此，柏林的決策過程在華麗雄偉的藍圖背後，是一片對前景的模糊判斷和不負責的樂觀：“工業 家和金融業者想插手巴爾幹，海軍衹想消滅他們的英國同行，而陸軍則盤算著完全摧毀法國，沒有一個強有力的責任內閣或政府機構來冷靜地確立一個完整、可行的‘大戰略’。”無論是提爾皮茨企圖誘使皇家海軍進行艦隊決戰的“大洋艦隊”，還是施裏芬伯爵旨在6周內擊敗法國的“施裏芬計劃”，都是在戰術層次上完美縝密，而在政治和戰略角度上淺薄狹隘。難怪稍微清醒一點的貝特曼•霍爾威格首相在戰爭即將爆發的1914年哀嘆：“所有的努力都是在到處得罪人，到處樹敵。”
在德國的眾多敵人中，英國似乎強大得不可戰勝。1900年，它的帝國版圖達到 1.2萬平方英里，人口占世界的1/4。英國向亞、非、拉美的投資佔據它資本總輸出額的59.3%，它擁有的50家殖民地銀行下屬2279家分行，每年為英國帶來了1億英鎊的利息收入，然而這筆巨大的財富常常在流入國庫之前，就被為鎮壓此起彼伏的起義和叛亂所需的軍事行動消耗掉了。兩次鴉片戰爭，印度兵變以及1884年的蘇丹戰爭都使規模不大的英國陸軍疲於奔命。更糟糕的是，國民經濟投資被殖民地資金輸出搞得供血不足，從而導致1875年至1884年之間工業增長率只有可憐的1.5%，英國一向奉行的自由貿易政策，也隨著國力的衰弱而變得不利：英國產品不是被歐洲其他國家更具價格質量優勢的替代品擠了出來，就是被擋在高額關稅壁壘之外，1880年，英國在世界總工業產值中佔據的比例還有22.9%，到了30年後，只剩下14.1%。英國首相約瑟夫•張伯倫在1903年無奈把英國形容為“一個疲憊不堪、外強中幹的大力神，因為它的胃口和負擔都太大了”。
自身力量的衰弱和德國不計後果的野心，最終迫使英國倒向了法俄集團，盡管英倫三島的封閉性確保了本土的相對安全，而且可以通過海上封鎖和動員附屬國作戰來彌補這些不足。1904年，英法兩國在倫敦簽署協議，就埃及和其他非洲殖民地問題達成諒解﹔3年後，外交大臣格雷子爵在聖彼德堡簽署了英俄協議。在霍爾丹勛爵1912年失敗的柏林外交之旅後，構築協約國集團的最後一個外交協定“英法海軍協定”誕生。很顯然，在本身“第一大國”地位衰落的時候，英國一再追求的“歐洲均勢”已經不可能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實現，而必須與其他夥伴進行平等合作才能有把握。
正當英國和德國像兩隻瓶中之蠍一樣互相試探時，遠離歐洲權力中心鬥爭的美國也在構思著 自己的大國之夢。從南北戰爭結束到美西戰爭爆發，美國的小麥產量增長了256%、煤炭增長800%、鋼鐵增長 523%，而新興工業的增長由於是從零開始，所以“增長率大得以百分比表達毫無意義”，比如每年5500萬桶的原油產量。與俄國笨拙的國營工廠相比，同樣規模巨大的美國生產企業是高效、價廉的代名詞。當安德魯•卡內基在1901年將他的企業出售給摩根鋼鐵集團時，他生產的鋼鐵比整個英國本土的產量還多。實際上，與其說美國是一個迅速發展的國家，倒不如說是一塊在迅速發展的大陸。蒸汽機車和輪船觸發的“交通革命”，更增強了廉價的美國商品在歐洲的競爭力。一蒲式耳小麥從芝加哥輸送到倫敦的費用從1870年的40美分跌到了1900年的10美分，面對雪崩一樣湧入的美國糧食、肉類、鋼鐵和農業機械，造成了歐洲不得不以直接投資來補償巨大的美國貿易逆差。
這些令人驚愕的實力增長，順利帶來了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優越感和更為強硬的外交政策。雖然美國仍然對歐洲大陸的地緣政治缺乏興趣，並避免向任何國家承擔明確的軍事義務。雖然1892年，《紐約先驅論壇報》還在呼籲取消無所事事的國務院，然而這個國家已經籌劃在美洲和亞洲更為積極地扮演角色：早在1846 年，美國喊著“天命所歸”的口號吞併了德克薩斯，不顧加拿大抗議重新劃分了阿拉斯加的邊界線。1898年又利用美西戰爭取得了菲律賓、關島和古巴。然而7 年後，國務卿海•約翰就向列強發出了“門戶開放”照會，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又在1905年充當了日俄戰爭的調解人。為了捍衛美國在西半球的利益，軍備開支自南北戰爭以來第一次有了顯著增長，1914年，美國海軍獲得了1.39億美元的預算撥款，一躍成為世界第三大海軍力量。對於處於戰爭前夜的歐洲列強來說，美國在即將到來的衝突中的作用，顯然已經不會局限於一個慷慨的後勤保障員了。
從凡爾賽體系到兩極世界
在1914年6月18日薩拉熱窩事件發生後的5周內，歐洲各大國都迅速進入了戰爭狀態，所有參戰者都滿懷信心地期待一場短暫而輝煌的戰爭。士兵高唱著“馬賽 曲”或“蒂珀雷裏”，軍列上都用粉筆寫著“聖誕回家”。唯獨睿智而冷靜的英國外交公使格雷子爵暗示“整個歐洲的燈火都在熄滅，在我們的有生之年將不會看到它們被重新點燃”。等到1914年12月，協約國和同盟國發現戰爭變成了一場無休止的塹壕戰，幾百萬軍隊對峙在比利時和法國東北部、總計長度達6000 公里的鐵絲網和縱深工事後面，盡管頭4個月雙方就有超過50萬名士兵傷亡。然而戰線的移動很少超過30公里，並在其後的3年中也大體保持原貌。
戰爭之所以變得冗長而絕望，是因為協約國的物質優勢並沒有強大到足以迅速壓倒對手的程度，並且雙方都從水雷、潛艇、機關槍與毒氣等戰爭新手段中獲得了幾乎同樣的好處；貿然發動的攻勢常常以自身的慘重傷亡而告終，最恐怖的屠殺發生在1916年7月1日：一天之內，英國遠征軍就在索姆河攻勢中承受了6萬人的傷亡。
在後方，德國精心策劃的總體戰顯然要優於它的對手。在瓦爾特•賴歇瑙這樣精明的官僚督促下，德國動員了1325萬人為戰爭服務，這個數字甚至高於俄國。軍火生產與資源配置被統一管理起來，國家化工研究所則生產出了人工合成硝與橡膠等替代品，將英國的封鎖帶來的損失降到最低。同時，比利時工人則被徵集到德國工廠勞動，羅馬尼亞的石油和盧森堡的鐵礦被有計劃地運往占領國，而英國和法國卻要承受德國“無限制潛艇戰”帶來的反封鎖。而英國則照方抓葯，照舊充當它戰爭銀行家的角色，利用自己的黃金和投資儲備償付英法聯軍的開銷。到了1917年，協約國集團戰時貸款已經達到43億美元，其中88%由英國政府提供保証。然而此刻已經不是1815年，作為借貸方的美國不需要英國工業產品，唯一的可行方案就是在紐約和芝加哥金融市場借債，以美元償還，從而很快耗盡了英國的外匯和黃金儲備。財政大臣亞瑟•巴爾福在1916年3月警告說，“到了明年6月，美國總統將處於向我們發號施令的地位，如果他願意”。
最終，1917年4月美國的宣戰正式打破了雙方在經濟和軍事上的持續僵局：它龐大的造船工業能夠輕松彌補協約國每月50萬噸的船舶損失，並用占世界45%的糧食產量接濟盟友。在潘興將軍指揮下，每月都有25萬美國生力軍開進歐洲戰場。天平的逐漸傾斜促使德軍總司令興登堡和參謀長魯道登夫在1918年3月發動了孤注一擲的“米迦勒”攻勢，盡管德軍曾經一度挺進至距離巴黎只有37公里的地方，然而它卻耗盡了最後一點戰鬥力；8個月後，戰爭宣告結束。
1919年元旦，為締結和平條約的各戰勝國代表聚集巴黎，他們面臨的問題遠比1816年或1763年更為複雜棘手。新近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俄羅斯退隱為歐洲邊陲國家，奧匈帝國則完全瓦解，歐洲增加了波蘭、匈牙利、南斯拉夫等一批心懷不滿的民族國家。而歐洲邀請來的新夥伴、美國總統威爾遜則拿出了完全不同於傳統歐洲均勢外交的全新國際秩序方案──集體安全與民族自決，並力圖建立一個國際聯盟而非俾斯麥時代的密室陰謀來維護和平。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和法國總理克利孟梭卻仍然相信歐洲傳統的外交智慧，然而衰弱的英國發現很難依靠自己千瘡百孔的經濟來維持整個大英帝國：鋼產量下降45%，紡織品和造船業分別降低了 40%和30%。1931年，英國政府不得不放棄了金本位，並通過《貝爾福宣言》和《威斯敏斯特法》給予自治領地以獨立，從而能支付得起在那些“關鍵”殖民地區如印度、伊拉克、埃及的軍事存在。
在歐洲本土，雖然德國接受了《凡爾賽條約》的苛刻條件，它的動員能力、巨大的工業潛力和人口仍然不能讓戰勝國安心。而那些能夠遏制德國的盟友卻都已不復存在，法國組織的一系列“小協約國”式的組織既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也沒有經濟基礎去支持下一場同樣規模的戰爭。事實上，如果沒有遁入孤立主義的美國或蘇聯出手並承擔起領袖責任，英國和法國這兩個已經衰落為“中等國家”的前大國根本不能在下一場大戰中遏制德意志這個被暫時“封凍”的大國。
於是，在上世紀30年代的愁雲慘淡中，德•托克維爾預言中的兩極世界輪廓已經隱約可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