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倩倩 2009-10-7 16:29
民國時期西學東漸的論戰及影響
第一次正面的理論對恃是從1915年《新青年》創刊開始的。論戰的焦點是關於中西文化差異的評價和認識。《新青年》一問世，就大張旗鼓地宣傳倡導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而他們提倡的「所謂新者就是外來之西洋文化，所謂舊者就是中國固有之文化」，公開主張以西方文化來取代傳統的封建文化。為了強調西洋文明的先進性，陳獨秀在《東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異》中，把東方文明和西洋文明加以比較後，概括了東方文明和西洋文明的特點，他認為，西洋民族以戰爭為本位，東方民族以安息為本位;西洋民族以個人為本位，東方民族以家族為本位;西洋民族以法治為本位，以實利為本位，東方民族以感情為本位，以虛文為本位。文中儘是以西方文化之長來映照中國文化之短，這樣的態度和明顯的取向，很快引起了文化保守主義者的強烈反對。
從1916年開始，《東方雜誌》主編杜亞泉便以「槍父」為筆名，發表了一系列論述東西文化差異的文章，與陳獨秀等人進行論戰。他也採用陳獨秀的比較方法，而其結論卻完全相悖。他將西洋文明概括為動的文明，而將中國文明概括為靜的文明。他說這兩種文明可以互相補充，取長補短，卻又「不可不以靜為基礎」。甚至西洋文明也必須由吾國文明，去救之弊，濟之窮。他告誡國人不要受西方物質文明的「眩惑」，堅持要以儒家思想為是非之標準。他指責新思想新文化自西方輸入，破壞了這一傳統標準，於是造成了「人心之迷亂」少國是之喪失』，少精神之破產。陳獨秀、李大釗等進行了針鋒相對的反駁，李大釗採納「槍父」的東洋文明主靜、西洋文明主動的說法，卻又在價值取向上完全否定了槍父的論點。
緊接著，第二次大規模的論戰是在1919年五四運動之後。此時，傳統文化已受到了猛烈衝擊，西方文化已如「洪水」般湧入，新文化的傳播已是大勢所趨，不可阻擋，完全拒絕外來文化的論調已根本站不住腳。於是文化戰線上又產生了一種中西文化「調和』，論。1919年秋天起，章士釗到處講演，鼓吹新舊調和之說。他認為：「調和者，社會進化至精之義也』，「不有舊，決不有新」，「不善於保舊，決不能迎新」。杜亞泉等人也趕緊呼應這一論調，進一步提出、中國固有文明不但不能「革除』，而且這種調和，也只有把西洋文明「融合於吾固有文明之中』。這實際上仍是一種改頭換面的文化守舊論。李大釗在論戰中從經濟基礎的決定因素方面分析了新文化必然取代舊文化，而不是與之調和的客觀必然性。《新青年》、《新潮》、《民鋒》、《每周評論》等雜誌都積極參加了這場論戰。這次論戰一方面進一步傳播了與封建傳統文化徹底決裂的新文化精神，同時也大開了「全盤西化」論的先河。
關於中西文化的第三次論戰是發生在1920年代初期。其主題是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地位和價值問題。1918年，梁啟超自歐洲歸國，出版《歐遊心影錄》並發表了大量觀感，主要觀點是認為在歐洲一百年來的物質文明高度發展，卻帶來的許多災難，要想解放「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的西方世界，只有依靠中國的古老文明。
梁漱溟於1921年出版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則認為，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後要求為其根本精神的』，，而中國文化「是以意欲自為調和持中為其根本精神的」。他認為這三種文化系統代表了人類文化發展循序而進的三個階段，並得出結論說：西方文化的路已經走到了盡頭，緊接著「便是中國文化復興成為世界文化的時代。」胡適等人立刻起而應戰。胡適認為：「現在全世界大通了，當初鞭策歐洲人的環境和問題現在又來鞭策我們了。將來中國和印度的科學化與民治化，是無可疑的。」李大釗、瞿秋白等人則開始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武器參與這次論戰。瞿秋白指出：「西方文化，現已經資本主義而至帝國主義，而東方文化還停滯於宗法社會及封建制度之間」，兩者都應為當代社會所摒棄，只有進行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方能得真正文化的發展。
各學科的西學東漸
哲學
中國傳統思想中一無西方嚴格定義的哲學的概念，而哲學的基礎邏輯學也僅存在於少數如名家等古代思想中。
明末清初西方哲學開始傳入，最由葡萄牙傳教士傅泛際(Francois Furtado，1578—1653)，撰寫大量有關亞里斯多德哲學的介紹，內容包括知識論、理則學、形上學等方面。此外中古神哲學家阿奎那的著作，也在清初節譯至中國。
但西方哲學真正大量輸入中國則要到晚清時期，早期尚未用哲學一詞，到20世紀初，此名詞由日本傳來並被廣為使用，標示哲學從儒學、經學等學科分出來探討。當時的各期刊中有大量對古希臘哲學、及西方近代哲學的介紹。許多新觀念如物質、精神、唯心論、唯物論等重要哲學概念也被引入中國，進化觀念的傳入更是對中國哲學思想產生重大影響。在邏輯學方面，最早的著作為1895年廣學會出版的《辯學啟蒙》，但其後嚴復翻譯的《穆勒名學》影響更大，對於西方的演繹及歸納邏輯都有介紹傳入。在倫理學方面，在20世紀初大量由日文翻譯相關著作。這些對於近代知諩分子們強調新的倫理道德觀念有所影響。其中梁啟超、蔡元培對於中國近代倫理學影響最大。
數學
中國傳統所重視的數學大多用於天文曆法方面，明末利瑪竇所譯天文書籍《乾坤體義》下卷的內容即多為算術。最早專門的西方數學著作的翻譯，為利瑪竇和徐光啟合譯的歐幾里得的《幾何原本》前六卷，幾何、測量方面的書籍尚有《測量全義》、《測量法義》等。割圓數的傳入方面，有明末的《割圜八線表》及《大測》；在西方算術的傳入方面，最早有利瑪竇及李之藻合譯的《同文算指》。對數的傳入，在順治年間的穆尼格講授. 康熙時期官方編訂的《數理精蘊》為集明末清初西方數學傳入的大成。
19世紀中葉以後，介譯西方數學的重要人物為數學家李善蘭，他與墨海書館的英國傳教士偉烈亞力、麥都思，艾約瑟等人合譯了包括《幾何原本》後9卷，《代數術》《代微積拾級》等著作，為符號代數及微積分首次傳入中國。另一位數學家華衡芳則在1860年代以後與傅蘭雅合作譯了不少著髼，介紹了對數表、機率等新的數學概念。清末新式學堂中的數學教材即多取於兩人的著作。到20世紀初，隨著留外學生的增加，西方數學大量傳入中國，至1913年北京大學成立數學門，為第一個專門的數學的學術教育單位。
天文學
在六朝隋唐時期，中國已經接觸到一些西方天文學知識，但都是以印度為中介，伴隨佛教傳入。元代至明初傳入的則以伊斯蘭天文學為主。
明末清初時，傳教士帶來西方（歐洲）天文學，但其中最被重視的仍是中國傳統認為是國之根本的曆法。由於行用日久，大統曆和回回曆在許多場合中未能準確預測日蝕月蝕：
間以鄧玉函、湯若望等人掌欽天監，製新曆法，至清初，由湯若望等人完成新曆，稱時憲曆。
除曆法之外，天文方面著作有利瑪竇口傳的《乾坤體義》、《渾蓋通憲圖說》等，此外。尚有儀器包括地球儀望遠鏡等傳入。除此之外，當時西方最新的地動說以及伽利略的新發現如銀河的解釋、木星的衛星等發現都傳入中國。
地理學和地質學
明末時許多地理學知識及技術隨傳教士傳入。如利瑪竇親手繪製的《坤輿萬國全圖》。這幅「世界地圖」上所繪的外國人佔領的廣大土地讓明政府感到不解和恐懼,也讓明政府重視起學習西方的先進技術。此外艾儒略《職方外紀》對西方地理以及東西法路作許多介紹。到清初南懷仁製作《坤輿全圖》。康熙時，傳教士白晉對於清朝各地包括邊疆地區作地理調查，最後製成《皇輿全覽圖》，其中使用先進繪製技術，包括以三角測量法，並標示各地的經緯度。
到了清末，西方地質學和地理學再次傳入，許多尤其和西方人來到中國對礦產的考查有關。而中國的學者如華蘅芳在1873年，翻譯《地學淺釋》一書，為西方地質學的引入的重要著作。到20世紀，張相文及章鴻釗兩人，撰寫編譯多部西方地理地質方面的專書及教科書，為中國地理學及地質學的成立奠定了基礎。
在近代地理觀念的改變方面，傳統中國人對世界的了解，除了鄒衍所提出的大九洲說認為中國之外尚有其他世界，一般的天下觀是以中國為中心，四周為外夷，但近代西學東漸中，與西方人的接觸和新的地理書籍地圖的譯介，使得逐漸必須承認海外尚有更廣大的世界，因此世界變大了，而中國由天下的中心成為世界甚至僅僅是亞洲的一部分。
生物學
明末清初，最早傳入西洋生物學知識的書籍，是耶穌會傳教士羅明堅所著《天主實錄》，其書雖主要為為宗教書籍，但其中有當時歐洲生物學的介紹，內容包括各種動植物特徵、習性、繁殖等，艾儒略的《職方外紀》亦有西方各種生物的介紹。較專門的生物學書籍，有康熙年間的耶穌會義大利教士利類思（Ludovicus Buglio，1606-1682）所譯的《獅子說》、《進呈鷹說》等，係譯自於亞特洛望地（1522-1607，Aldrovandi）所著的《生物學》中的段落。
晚清生物學的傳入，較早的有生理學方面的《全體新論》、《合體闡微》等（參見醫學段落），在植物學方面，有1858年李善蘭和韋廉臣合譯的《植物學》，對於植物的特性種類、器官都有詳細介紹。
近代，西方生物知識影響中國最大的是達爾文的演化論，此為嚴復經由翻譯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所著《天演論》而引介到中國，其不僅在生物學上具有重大意義，更對當時許多人的社會、哲學、歷史思想產生重大影響。
物理學
在明末清初，西方物理學主要是隨著傳教士所譯介的機械的相關知識傳入，如明天啟年間鄧玉函講述力學原理和應用的《奇器圖說》。其後，明末清初的物理學家方以智的《物理小識》一書，也多吸收西方物理學知識。
在第二波的西學東漸中，西方近代物理開始較有系統地傳入，從1840年代以後大量相關譯作出現，包括英人胡威立著《重學》，介紹西方力學一般知識和牛頓力學三大定律。《光論》介了光學知識，《聲學》介紹了聲學的原理。值得注意的是1899年王季烈譯《通物電光》一書，是介紹X光的專書，距離倫琴1895年發現X光僅4年。1900年王季烈又與藤田豐八合譯日本的《物理學》一書，是中國第一本系統介紹物理學的專書。
到20世紀初，隨著留外學生的增加，出現了包括何育傑、李耀邦等第一批的物理學家，中國近代的物理學才逐漸建立。
化學
明末清初的一波西學東漸中，當時近代西方化學尚未建立，因此也未有明顯的傳入中國。 到了晚清，墨海書館1855年出版英人合信所著的《博物新編》最早單介紹了西方的化學知識。1860年代以後，以中國化學家徐壽徐建寅父子貢獻最大，徐壽在江南製造局翻譯館譯了《化學鑒原》、《化學術數》、《化學考質物體遇熱改易記》等12本著作，徐建寅翻譯的著作，包括《化學分原》、《電學》、《聲學》、《造硫強水法》、《造鐵全法》等二十多部書。徐氏父子在譯書中，對於一些化學元素如鋁、輕、養、淡、鉀、鎂、錳等的譯名創造，並編寫《化學材料中西名目表》，對於化學知識傳入奠定基礎。此外，同文館也翻譯出版《化學指南》《化學闡原》等重要著作。然在晚清，對於西方化學仍以譯介為主，直到民國初年，出現了包括任鴻雋、胡嗣鴻等化學家，中國的近代化學才算逐漸奠定。
醫學
晚明最早西洋醫學的傳入始於隆慶三年（1569年），天主教耶穌會卡內羅神父（D. Melchior Carneiro）在澳門成立西醫院，澳門即成為早期在中國西醫發展的中心。明末清初，醫學方面的著作有利瑪竇的《西國記法》，內有西方的神經醫學、及心理學等方面內容。艾儒略的《性學觕述》，除對神經學的描寫更深入外，對人體各部位的功能有詳細述敘。此外，畢方濟的《靈言蠡勺》講血液的功能、湯若望的《主制群徵》講人的骨骼、肉、心臟、腦、神經等, 鄧玉涵《泰西人身說概》介紹西方的解剖學，石鐸琭的《本草補》，介紹西方的各種藥物。清初的法國傳教士洪若翰等，則以用金雞納霜治好康熙皇帝的瘧疾聞名。但當時這些醫學相關譯著，常受神學到影響，不少將醫學與神靈魂等混為一談。
19世紀開始西方醫學再次大量傳入。西方醫學最早從香港、澳門及各通商口岸的西醫院（以教會創辦為主）開始影響中國各地。包括其附設 的醫學校也成為傳佈西醫的重要場所。中國自辦的西醫學校則始自1865年同文館附設的醫學科開始，其後又有北洋醫學堂、北洋軍醫學堂等醫學的專門學校。
在醫學書籍方面早期以在華西人的譯著為主，最早是合信在1850年代編譯了五部醫書，合稱《合信氏醫書五種》，對於西方醫學中的內科、外科、婦科、解剖學等加以介紹。此外嘉約翰翻譯多種臨床外科為主的醫書，傅蘭雅則翻譯了多種衛生學的著作。到20世紀初丁福保成立譯書公會，大量由日文譯醫書，編成《丁氏醫叢書》，其數量超過之前的譯書，對於西醫的介紹更為全面。除此之外，多種醫學專門的期刊在最清出現，成為西醫學傳入的重要媒介，其中最早的是1880年嘉約翰成立的《西醫新報》。
應用科學及技術
明末清初的西學東漸中，在應用科學技術方面除了武器（見軍事段落）的輸入之外，主要是機械製造方面，其中最重要的著作是鄧玉函口述王徵譯繪的《遠西奇器圖說》，其中有當時大量西方機器的介紹及其製作方式、原理等的介紹。此外，熊三拔向利瑪竇等人學習而撰的《泰西水法》介紹西方水利學，徐光啟所著《農政全書》即多抄錄此書。此外，鐘錶等機械的製造傳入也受到重視，利瑪竇當時帶來了國外的先進科技產品。像自鳴鐘等，都讓當時的明政府及士大夫們大為吃驚，但大多人僅視之為奇玩，少有研究其原理。
到了第二波西學東漸時，西方的各種技術大量傳入中國，包括造船、鐵路修築、採礦、印刷、建築、工業製造等，對中國的交通和經濟生產等產生重大的影響。
政治學及政治思想
西方政治學及政治思想的傳入始自清代後期。1840年代魏源的《海國圖志》以及徐繼畬《瀛環志略》中，都對西方的政治制度加以介紹，尤其對民主制度加以稱道。其後在1870年代王韜、鄭觀應等藉由相關譯介習籍，主張學習西方議會民主制度。甲午以前，西方政治學理論的介紹，只有如丁韙良譯的《萬國公法》，以及李提摩太譯《泰西新史攬要》中對盧梭、孟德斯鳩等人學說的零星介紹。
甲午戰爭以後，知識分子們對西方政治思想理論興趣大增。在民主思想方面，如盧梭《民約論》的第一章，在1898年由日譯本翻出出版，至1902年出版全本。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則於1903年譯出，密爾的《自由論》，由嚴復和馬君武分別譯出。在國家思想方面，有伯倫知理《國家學綱領》被譯出，。在無政府主義學說方面，包括克魯泡特金、巴枯寧的著作和思想被大量譯介。社會主義學說方面，包括《新民叢報》、《浙江潮》、《民報》等刊物對曾刊載相關介紹文章。這些學說的傳入，改變了當時一整代知識分子的思想，使他們各自擁抱不同的西方政治思想，試圖改變中國，對於中國政治的發展造成了重大的影響。
社會學及社會思想
社會學是在西方19世紀中葉新興的學科，約1880年代，開始在《申報》、《萬國公報》等媒體有介紹社會學及思想的文章，早期被稱為「群學」。甲午以後以嚴復介譯最多，尤以斯賓塞的著作思想介譯最多，影響最大，其《群學肄言》一書即譯自斯賓塞《社會學原理》的緒論。其後章太炎翻話日本岸本能武太的《社會學》一書，為最早的社會學完整著作。其後並有多部相關通論性著作譯出。在晚清時，社會學被認為是應付中國社會的種種弊端的重要學科而風行，而斯賓塞所主社會進化憂勝劣敗的觀念，更刺激了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的亡國滅種之憂。
經濟學及經濟思想
西方經濟學，一直到19世紀末才逐漸傳入中國，最重要的著作為嚴復翻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當時作《原富》），此外陳昌緒譯的《計學平議》，普別介紹了英國的亞當斯密及大衛，李嘉圖等綃濟學家，以及德國學派的李斯特等人的經濟學說。宣統年間譯介縮《經濟學概論》一書，則有介紹奧地利學派的思想觀點。而社會主義馬克思等人的經濟思想也在晚清被引介。
西方經濟學思想的引入，改變了中國傳統「求義不求利」的經濟思想，嚴復及梁啟超等人開始主張求富生利對於國家民生的重要性，對於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及大量實業家的興起產生影響。此外，孫中山則在求富之外，進一步吸收西方社會主義及土地平權思想，試圖進一步解決資本主義可能產生的問題。
法學
西方法學的傳入中國在清中葉以後開始，但早期主要關注的為外交上的國際公法，如丁韙良翻譯《國際公法》一書。一直要到19世紀下半葉，才有一批人開始注意西方法律，並試圖對中國傳統法律有所修改。其中又要沈家本、楊度等人，試圖參照西方法律，改進原本的《大清刑律》，最為重要。
軍事
明末清初時，西方軍事的傳入以火器的傳入為主。正德、嘉靖年間，明朝政府在廣州與葡萄牙人爆發屯門海戰等戰爭，虜獲其火器（當時人稱葡萄牙人以及其火炮都叫作佛郎機），仿製成功，在東莞製造，分發邊防使用。其後利瑪竇也曾對西洋火器與軍事加以介紹。至萬曆晚期女真興其於東北，明軍向葡人購募火炮及軍隊，教士湯若望亦曾督導鑄炮，獲得不少戰功。清朝方面亦在努爾哈赤死後，由被俘的漢人處取得技術，發展火炮，康熙時，更命南懷仁造新式大炮，以平三藩之亂，南懷仁並著有《神威圖說理論》一書介紹西方武器技術。
晚清的洋務運動，更是以學習西方的軍事為最主要的目標之一，包括武器的製作如船艦、大炮、火槍等的製作購買，新式陸海軍的建立，無一不全受到西方的影響。而晚清時更有大量學生留日，學習西方軍隊的制度。這批留學生也成為晚清新式軍隊的骨幹。
歷史學
鴉片戰爭以後，受到西方的影響刺激，中國人開始對西方的歷史產生興趣。西方史學著作的翻譯，早期有馬禮遜的《外國史略》、慕維廉的《大英國志》。這些譯著也影響到中國人對西方歷史的著作如魏源《海國圖志》、徐繼畲《瀛環志略》，其後到1870-1880年代又有王韜的《法國志略》、黃遵憲的《日本國志》。至甲午戰爭之後，更是有大量由日本轉譯而來的西方歷史和傳記等書籍。
但歷史學本身的影響而轉變，則要到20世紀初，梁啟超受到西方民族主義史學影響，主張為國家國民社會而非朝廷的新史學。而西方19世紀盛行的實證主義及科學主義史學，也在此時傳入，而馬克思主義的傳入，也對史學界有一定程度之影響（受影響之史家所組之學派謂之「史觀學派」）。另外由美國傳入之Robinson新史學（高度與社會科學結合之史學，由何炳松傳入）亦有一定程度之影響力。到了民初時期，這些史學思潮逐漸落實於史學界，史學家們開始用不同於傳統史學的方式撰寫中國史，中國現代史學逐漸形成。
近代的西學東漸，也造成中國人的歷史認知的重大改變。中國傳統史觀是一元的，是以中國為中心的，是靜態的，是以古代為尊的。但受到西方新的歷史知識的影響，不得不承認西方亦有一自成系統的文明，甚至如古埃及年代更早於中國。而進化觀念的傳入，根本上改變歷史時間的觀念，由靜態變為動態，由視古代為最理想的社會（實際上近代以前即有進化史觀，如王充、杜佑、劉知幾等皆主此史觀，然影響不大），逐漸接受文明逐漸進步的想法。
文學
西方文學的東傳，始自於晚清時期，尤以西方小說的譯介最重要，包括林紓、包天笑、周瘦鵑、曾樸等人翻譯了大量西方小說名著，其中林紓的影響最大。其所譯的《茶花女》、《唐吉訶德傳》、莎士比亞故事等等，在晚清擁有大量的讀者，對於中國小說的發展有所影響。
音樂
西方樂器的傳入最早在澳門地區，尤其在教堂之中，其後利瑪竇便自澳門帶西琴（為今日的大鍵琴）進呈，萬曆皇帝並命樂工學習。至清初，康熙特別喜好西樂，對於擅長音樂的教士徐日昇甚為喜好，由其帶領演奏。並曾希望以西方律學來改進中國音樂，編成《律呂正義》一書。
到了晚清，最早西方音樂的傳入包括宗教音樂、軍樂、學堂樂歌等。由於基督教的傳播，一些宗教歌曲成為最早開始傳至中國人的西方音樂。西式軍樂隊，早期主要由在華西方人組成，如著名的海關負責人赫德所組成的樂隊。中國自辦的西式軍樂隊，則要到甲午戰爭之後的新軍中才出現。
學堂樂歌是晚清之時，吸收西方及日本所流行的曲調，調上「進步」思想的歌詞，以作為新式學堂學生學習所作的歌曲，但這種形式的音樂僅是學習西方音樂的部分形式。進一步對西方音樂有較深入的吸收創造學書，則要到五四運動以後了。
美術
西方美術的傳入在明末清初以繪畫為主，最早利瑪竇曾以天主、聖母圖像獻於神宗。其他傳教士亦有攜入西方圖畫，其畫風以及女性的裸露嶒受當時中國士人爭議。到清朝康熙時，不少專較專門工於畫的教士來到中國，開始在宮中教習中國人而產生較多影響。不少畫家開始學習西畫，乾隆時的耶穌會義大利教士郎世寧更融合中西畫的畫法作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