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wingwong 2009-10-31 12:14
日本戰國時代的亂取與人口販賣
所謂的亂取就是戰時掠奪，當時的軍隊主要以農民為來源，糧食配給常要其自己攜帶，只有大規模的遠征才會由大名家負責，而且對外戰爭或多或少都會影響到農事耕作，因此農民常以對戰地的掠奪為目標才願意參加戰事。而人口販賣則是大名家的戰後財源補充，將當地人口賣給商家、大地主當下人、農奴、女子則充入妓院。充實軍備資金並讓國人、豪族獲利。
在戰國時代，亂取被視為常態但也還是有其潛規則需要遵守，一般戰國大名通常是在交戰期間進行亂取以充實後勤之不足和作為農民的補貼之用，而對降服之地則會豎立告示，表示新領主的寬大為懷一類的語言，將戰時的混亂歸咎給前任領主以安定新領，舉上杉謙信出兵關東拿下小田城、島津義久出兵豐後以及織田信長對越前一揆的人口販賣、北條家的人狩為例，這幾家的亂取都是在戰時，戰後的人口販賣也是以戰俘為主，並不包括降服的百姓也不對新領實施亂取，而且都能採用身代金贖身。
而在各家戰國大名中正好最為出名的四家大名即可以當作亂取與人口販賣的不同樣版來當成範例。
一、織田信長，亂取一般、人口販賣低
二、上杉謙信，亂取一般、人口販賣最高
三、武田信玄，亂取最高、人口販賣低，獲益最高，但違反了潛規則
四、北條氏康，亂取一般、人口販賣一般
織田、上杉、武田、北條四家在亂取和人口販賣的情形都是有其背景與理由的：
首先織田信長雖然在近畿戰場，尤其京都一帶採取嚴格軍紀，但是在永祿、元龜年間的其他戰事中因為尚未大規模兵農分離，依然是採用農兵，所以他的亂取程度依然極高，只是在人口販賣方面，一來信長厲行治安政策，反對奴隸，所以不夠興旺。二來織田信長大多時候抓到的戰俘都是一向一揆，不論放到哪裡都會繼續抗爭，淺井、荒木都是信長痛恨的背叛者，所以除了把越前一向一揆拿去賣之外，大多時候是斬草除根殺了了事，因此人口販賣數量不高.........
上杉謙信會亂取一般、人口販賣最高，則是他常打境外決戰有關，從大方向論：出兵川中島拒武田於境外，於關東攻略中支援關東豪族，就戰略看都不是太差的計算，前者讓武田家不敢輕易侵入越後，後者取得大義名分，強化上杉謙信進出關東佔領溫暖平原地的方針，只可惜北條家也是硬角色，讓他無法順利。所以很多時候上杉謙信的出兵並不能得到領土的增加，這也是武田信玄能策反上杉家臣的原因之一。而在大名家方面，上杉謙信的長年遠征也對領下農民和自身財政造成負擔，雖說上杉謙信在商業上獲利不少，但這並不能普及到所有領民，因此除了允許亂取外，上杉謙信在川中島和關東時也大量進行人狩，根據「越佐史料」所載，謙信在攻下常陸小田城之後，便城下開設臨時的奴隷市場，擴充財源彌補因為永祿大飢荒受到的年貢短缺問題，這也是何以上杉謙信遇到災荒能反常免稅並安撫領民出兵關東的要素，當時在越後的直江津甚至還有常設的奴隷市場。
相對地，武田信玄則有過度亂取的名聲，一般大名的人口販賣是常態，往往史書有載，也因為是戰國潛規則而漠視，而武田信玄因為本家過渡依賴傳統農業跟礦業的收入，治商成果有限，為了增加軍資金需要進一步開發礦山，因此加大人口買賣獲利以及將之添為奴隸投入金山。尤其在佐久郡時便是在對手開城後還實行亂取殃及一般平民，而且身代金還超過市價，依「妙法寺記」所述同時期上杉、北條的身代金是20~30文錢，而武田家卻開出了高達2~10貫的數倍高價，以降低贖身率將之充入金山當礦工，所以信玄這一次人口販賣才被掛上惡名，否則因為人口的外流，其實信玄並不常買賣人丁。也在礦山產量下降後，攻打駿河城時在今川氏真退往掛川城後，武田軍入城時還同樣實施亂取，所謂馬場信房進諫而停止實在流於逸話，所以後來穴山信君、德川家康才要辛苦重建駿府，就是這一次亂取對駿河商業的傷害太大了。因為武田家長期大量動員於戰事，而甲陽軍鑑所言的信玄六分勝一說，從另一角度看可以發現武田信玄的戰事雖常獲勝，但是武田家平白動員也不少，諸如對越中、飛驒的戰事都沒有實質增加武田家的領地收益，三河、信濃眾中也都有明是臣服，實際上各類似獨立的武將。而武田家也因為大量軍事動員，所以實施這樣的亂取以安甲信本領的民心，在攻打三河、遠江時也因這樣的亂取引起新佔地的民怨，所以武田軍對當地的新佔領地控制薄弱，一撤退旋即失去大半。
到武田勝賴時則又是一番景象，勝賴模仿北條家想從家臣手上收回稅賦，又想和織田家一樣中央集權壓制家臣權力，同時也想和父親信玄一般出兵佔奪領地，以攻為守壓制織田、德川的發展，奪去他們的領地而需要長年出兵。所以出兵之際又要求未出兵豪族供米供錢，加上為求出其不意在秋季農忙時發兵，雖免去部份賦稅並同樣允許亂取，但還是形成入不敷出的劣勢，在天正三年前因成功拿下東美濃的明智城、東遠江的高天神城，具體得到當地的年貢而有所緩衝，但長篠之戰後屈居守勢，無效的防守戰不但拿不到領土，背後國人眾還被迫出力出錢，勝賴又還想收回他們的權力，最終引起了反彈，織田信長才能策反武田將領攻入甲信。
另外，北條氏康雖有戰國民政第一之美名，以四公六民、減低棟別錢、凶年免稅和大名家直接收稅減去國人眾從中剝削的情況。但這樣的愛民美譽下大名家因而收入有限亦為事實，但北條家的戰事又絕對不比武田、上杉還少，所以也很依賴這樣的體制外收入填補家用跟安撫領民。在上野和下野攻略時，北條氏照實施過大量的人狩也做過對降城亂取之事，所以和武田一向曾受到周邊豪族的非議，只是北條家一來比較重視在領民間的名聲，也有並行其他寬鬆法令，因此在亂取跟人口販賣上還算適可而止。
戰國末期，各地兼併加劇，明顯成為各方大勢力的舞臺，久亂後同樣有邁入長治的傾向。尤其織田信長因財力基礎之擴充和領地幅員擴大，因此發佈了奴隸禁止令跟人身買賣禁止令，並降低軍事動員數，強化兵農分離政策讓織田家的民心凝聚力上升，與其說是織田信長愛民親政，倒不如說是信長深知不可殺雞取卵，而且因為領地、商業之發展，僅一軍團的資源便足以和一方大名相抗衡，所以不用過度抽取民力應用。為此上杉謙信亦相繼發佈人身買賣禁止令，終止直江津的人口販賣市場，北條氏政亦然。但是由於東北、九州仍處於群雄割據的狀態，島津、大友、伊達都有仍然有這樣的行徑。
人口買賣與亂取始終無法有效中止，一直到秀吉出兵九州後才逐步有力杜絕人口買賣，但也僅止於日本國內。隨後在對朝鮮的出兵因為對西國的大名有很大的國力耗損，加上日本海軍為李舜臣所破，後勤出現問題，因此此日軍在朝鮮當地大量實施亂取與人狩充實財政，包含島津義弘、加藤清正、小西行長、黑田長政、小早川秀秋等將領都有這番行徑，相對石田三成就對這樣的行為相當不滿，一度上奏至秀吉處，但因為後勤問題，日軍終究沒有處理這樣的情形，引起大規模的朝鮮民變，更以焦土戰術對抗，讓日軍最終慘虧。
秀吉死後，天下仍然動盪，真正終結亂取、人口買賣的惡習卻又是過了十多年，甚至在大阪夏之陣時德川家康仍有「敵地での人取りは合法だが、戦場外は認めず」的命令，一直到江戶幕府穩定治世後才告暫時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