琰容 2010-3-20 08:15
司馬遷筆下的項羽
司馬遷筆下的項羽
前陣子討論一個問題：「〈項羽本紀〉中，項羽為何不殺劉邦？」這個問題的背後，其實潛藏著一個很簡單的想法：如果項羽在鴻門宴中把劉邦給殺了，那麼後來的歷史就會改觀，也許項羽西楚霸王的地位會維持更久一些。這個想法當然只是個假設性的想法，因為歷史的事實是項羽敗在劉邦之手，最後自刎而亡。沒有人能夠知道，如果劉邦死在鴻門宴，後來的歷史會如何演變。當然，這不是不能討論的問題，只不過這樣的問題已屬於科幻小說或反演義小說之類的題材，而非真正的歷史了。
在談文友所提出的問題之前，我們或許可以先想想，「歷史」是什麼？最簡單的說法，歷史是「曾經發生過的事件」。但若進一步想，美國進軍伊拉克是曾發生過的事，隔壁的母狗生小狗一樣是發生過的事，但百年之後的歷史記載，可能會出現「美國進軍伊拉克」的專章，但卻不會有任何關於我家隔壁母狗生小狗的記錄。兩者之間的差別何在？當然在於「後續影響」上。因此，所謂的「歷史」這時就必需更精確地定義為「曾發生過且對人類社會發生過影響的事件」，而歷史人物自然就是「曾存在過且對人類社會發生過影響的人」。當這樣的定義能得到認可時，進一步就必需思考，是「誰」決定事件或人物在人類社會中的重要性？又是「誰」決定了某件事或某個人在歷史中所呈現出來的面貌？這時就必需要面對史冊記載究竟是「客觀的記錄」還是「主觀的抉擇」這個問題。
對一般讀者而言，史書所記錄下來的歷史，是如假包換的史實，不容質疑，也不容挑戰。但若對史學研究者而言，所謂的「真實」卻是個不容易說明的問題。
歷史所強調的是「真實」，虛假的事物絕不允許記入歷史之中。然而，在真實與虛假之間，絕不是一條涇渭分明的直線，反而是兩者之間具有一大片的模糊地帶。這一大片的模糊地帶，就是所謂的「史料」。「史料」是歷史事件發生後所留下的相關記錄或証據，照理來說，史料同樣是真實的一部份，不應視為模糊地帶。但是只要深入暸解便可發現，史料並不像是結果。一場戰爭打完後，其結果誰勝誰敗，是不辨自明的真實，但戰爭過程中所遺留下的種種材料，卻往往有自相衝突的情況。最簡單的例子，便是二次大戰結束後，美國與日本同樣製作了許多歌頌與反思二戰的作品，然而其內容卻可大逕庭。其次，雖然勝敗結果不容改變，但單一事件所能產生的影響，卻不見得如同戰爭結果般地清晰。倘若一場單一的戰爭都有可能充滿了許多不可確定的歷史真相時，若將歷史的眼光放到一個人、一個家族甚至是一個國家時，則其中所具有的模糊地帶自然愈加廣大。
既然史料充滿了不確定性，那麼，後人所看到的歷史是如何被寫出來的？答案當然是史家寫出來的。然而，史家本身也是人，有自己的知識水準，也有自己的是非判斷，更有著自己的好惡情緒。因此，雖然後人願意相信歷史是「客觀的記錄」，但實際上，卻是史家透過自身學養人格，精心從眾多史料中，挑選出特定的材料予以編排整理，呈現給世人的「主觀的記錄」。
於是乎，當我們試圖著去討論〈項羽本紀〉中如鴻門宴這種具有決定歷史走向關鍵的事件為何會出現意料之外的結局時，首先需想到的便是，司馬遷寫下〈項羽本紀〉時，究竟想讓讀者看到些什麼？
在歷史的真實中，在項羽身上有幾件事是絕不容質疑的。首先，項羽是戰國楚國貴族的後代，而且有個能征擅戰的叔父項梁，所以才有機會發揮他自身的征戰長才。其次，項羽雖出身世家，但本身具有高度的戰爭才華，並非是一個靠著血緣得到地位的貴公子，所以才能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直到建立了西楚霸王的地位。再次，在攻破秦都咸陽一役中，劉邦的地位與能力浮上檯面，也種下了鴻門宴後楚漢相爭的基調。最後，項羽與劉邦在爭奪統治權的過程中，雖然項羽本人是每戰皆捷，但在麾下將領敗戰連連的整體挫敗下，最後仍免不了自刎烏江的結局，而漢帝國也正式成為接續秦、楚的正統。
上述這些歷史的真實，雖然絕不可被改變，但卻顯得過於簡略，而且中間缺少了太多必要的環節。諸如項羽是如何從一名「世代為楚國將軍」的貴胄，一躍成為指揮抗秦大軍的「諸候上將軍」？而項、劉二人的爭鬥，劉邦面對項出，明明只有挨打的份，但為何卻還能將項羽逼上絕路？這些問題的答案，便賦予了司馬遷呈現個人主觀抉擇的空間，也塑造出一個完整的項羽形象。
司馬遷的第一個抉擇，來自於對項羽地位的肯定。項羽原只是個「西楚霸王」，本應如同春秋戰國時期各國王室一般，列入「世家」之範圍，但司馬遷卻將項羽的傳列在「本紀」之中，很顯然的，司馬遷認為項羽雖名之為「霸王」，實際上卻具有「帝王」的權威與地位。問題是，項羽的權威是如何建立起來的？從本紀看來，「世為楚將軍」只能算是項羽的出身，而聽從項梁的指揮攻城略地，也只是身為一名武將應有的職責。直到救趙一役的勝利開始，才讓楚軍之威震攝諸候，也讓項羽的身份，從項梁的侄子一變成為諸候上將軍。司馬遷在救趙一役的記錄中，對於楚軍之威、項羽之勇、諸候軍之懦皆細細描寫。自此以後，項羽儼然成為戰神一般，只要有交戰的機會，便只能期待項羽必然的勝利，毫無意外可言。從這個角度來看，司馬遷筆下的項羽，只能算是個優秀的武將，是否夠格作為一個優秀領導者，還很難說。話說回來，司馬遷雖然不見得認同項羽是個好的領導者，但他曾擁有一時的天下是不爭的事實。即便項羽最後的作法，是將情勢恢復到近似戰國時代的格局，但畢竟不同於春秋戰國時代諸候稱霸稱雄的年代。
司馬遷的第二個抉擇，是如何說明項羽成就反秦大業的過程。項羽雖然能征擅戰，但比起秦帝國的整體力量而言，仍是偏弱。項梁起事之初，多半在打游擊，挑弱的城市下手，本紀並曾提到項羽因無法攻克某一目標都市，只好轉而他向的過程。關鍵性的救趙一役，雖說是大勝，論其實質，不外是一場豪賭。更何況，項羽所得到的「諸候上將軍」之位，不過就是反秦聯合軍的總指揮權，仍是不足以與秦帝國抗衡。而後，項羽挾各路軍馬之威，向秦國首都進軍，所面對的，卻是秦國的主力軍。楚、秦二軍的對恃，其結果本難預料，如果以後勤補給的角度來看，長時間的消耗戰，反而對秦軍有利。項羽與秦將章邯的對決，成了情勢逆轉的關鍵，然而司馬遷話鋒一轉，卻談起了章邯與趙高之間的猜忌，與章邯為求自保而投降的思考過程。於是項羽雖然在最後是收服了章邯，立下了反秦戰爭勝利的關鍵，但這場勝利，從司馬遷的筆鋒看來，項羽之勝，既非力敵，亦非智取，而是來自於秦帝國的內部矛盾使然。換言之，這時司馬遷筆下的項羽，頗有時勢造英雄的味道，項羽的成就，與其說是人力，還不如說是天命！當然，章邯的投降，或許可以用項羽懂得利用敵人的內部矛盾此一觀點解讀，而這當然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智取。但在司馬遷的筆法中，我們可以看到項羽對章邯的招安不只一次，並刻意忽略項羽是否已掌握秦軍內部權力鬥爭的可能性。因此，不論歷史的真實是否為項羽利用情勢逼降秦軍，在司馬遷的記載中，都是刻意地表現出章邯投降的「主動權」，而非項羽及其謀臣之功。
司馬遷的第三個抉擇，則在於描寫楚漢相爭的過程。秦軍主力章邯投降，情勢整個逆轉之後，秦帝國的滅亡已是意料中之事。而後劉邦攻破咸陽，又將最終的勝利轉送給項羽，秦帝國正式滅亡，項羽的地位也達到最高峰。鴻門宴、封諸候二事，標誌著反秦戰爭的結束，卻也是反秦聯合軍內部鬥爭的開始。
鴻門宴與分封諸候二事，雖然都是反秦勢力內部對抗的開始，但其意義卻大不相同。項羽分封諸候，象徵著他實際掌握了天下，何人得大，何人得小，都在他的乾綱獨斷之中，毫無異議的空間。原本這只應是一篇流水帳，只要把分封的名單羅列出來即可。但司馬遷在書寫的過程中，卻刻意地把田榮未得到任何封地一事加以強調，並說明田榮之所以未得到應有的獎賞，主要原因在於田榮與項梁有些舊怨，又沒有參與最後攻秦的行動。當讀者看完一連串的受封名單中，連惜日的敵人--秦國降將都有封地時，田榮所受到的待遇，也就格外地引人注目。此外，項羽在大封天下後，又自封為西楚霸王並引兵回故鄉，這段過程中，司馬遷花了一些篇幅闡述項羽身旁謀士對項羽的期許，以及項羽想要回鄉炫耀的心態。把封諸候與項羽回鄉這二件事合在一起看，很顯然地，項羽在司馬遷眼中，其實並不是個具有帝王氣度的人。司馬遷這個階段的描寫，儼然為接下來各地諸候軍相互的爭鬥拉開序幕。
鴻門宴在項羽霸業中的意義，顯然與封諸候一事有所不同。劉邦起事之初，即依附在項梁麾下，項羽與劉邦不但份屬同僚，更曾并肩作戰，並在義帝牽合下「約為兄弟」。換言之，項、劉二人的關係，從開始就是同一陣營，甚至在某些階段還可稱之為「夥伴」，遠不同於與其他諸候的同盟關係。即便後來項羽成為「諸候上將軍」，天下兵馬皆歸他調度，但畢竟是各擁山頭的聯合軍，而非單一勢力的項家軍或楚軍。可是，為了咸陽一役勝利的成果屬誰，項、劉二人有了矛盾，雖然鴻門宴全程中所發生的一切凶險，未必都是項羽所授意，卻也是得到了默許。劉邦最後逃過一劫，但二人心結已成，彼此間已有猜忌，一番對決也在所難免。然而，司馬遷之所以會對此事詳加記載，除了劉邦是漢朝的開國君主，身為漢家天下的史官，當然要記上一筆。但更重要的，是因為項、劉二人的分裂，根本可視為楚軍內部的分裂。一個勝利者，卻連自身陣營和諧都維持不了，離失敗之日想必也不遠了。更何況，司馬遷在描敘的過程中，一直在強調項羽的強勢與劉邦的卑微，若對照當年「先入關中者為王」的誓約，更顯得項羽的惡形惡狀。然而仔細想想，若非項羽一路牽制秦軍主力的行動，劉邦又那來的便宜可揀？但這個部份，司馬遷又是再次的予以忽略了。
如果說，司馬遷最終的結論，是項羽「成也天命，敗也天命」的話，那麼項羽仍不失是個悲劇英雄。畢竟，項羽雖擁有極高的軍事才能，但在各路人馬皆有異心的情況下，終究獨木難以支天。然而，司馬遷是否認為項羽是個逃不過天命的悲劇英雄呢？從他對項羽某些作為的描述看來，似乎並不是如此。
項羽的性格，我們可從司馬遷仔細描寫的幾件事去看。
第一件是項羽年少時求學過程，從他事事學一半，想學「萬人敵」的心態，以及看到秦始皇的車隊，脫口而出的「彼可取而代之」這些小細節來看，基本上，少年時代的項羽，可以是個雄心高丈之人，也可是個眼高手低之徒。第二件則是自封西楚霸王之後，原應著手於接下來的統治天下，卻只顧著回鄉炫耀功績，可見得，項羽雖得到了天下，卻連得到天下的意義是什麼都不能理解。對應到少年項羽的表現，顯然眼高手低的可能遠大於雄心高丈。第三件則是項羽最後以八百騎之眾逃出垓下之圍，最後來到烏江邊時，身邊剩不到三十騎，但他為了証明是「天之亡我，非戰之罪」，竟然還要奮力出戰，而非保存實力，以圖東山再起。姑不論後人對此事寄予多少同情，但從一個曾經取得天下的領導人角度來看，顯然他是無法面對挫折與失敗的，而言也更坐實了眼高手低的觀點。
當然，沒有人可以當聖人，每個人的性格都一定有著必然的缺失，但項羽的性格缺點，卻讓他在取得天下的過程中，充滿了令人難以想像的「恐怖手段」。在項羽進攻秦軍時期，項羽雖對秦國降將頗為禮遇，但卻對降卒、降城毫不手軟。章邯投降時，項羽坑殺了秦降卒二十萬；入咸陽時，整個情勢本已被劉邦穩定下來，項羽卻是殺子嬰、燒都城，毫無仁義之師的味道。如果說，這是反秦戰爭中的必要之惡，那麼在分封諸候後，分明已取得天下之大器，又何必在擊潰田榮時，燒遍齊地，又坑殺降卒？攻劉邦時，明明已大勝，卻一味追殺敗軍，殺十數萬又逼十數萬人跳河。更誇張的是攻彭越時，只因外黃城曾向彭越投降，即便外黃城居民曾參與保衛城池的行列，但從未與項軍接戰過，項羽卻因此想坑殺十五歲以上之男子。一連串的舉動，不但顯示出司馬遷所刻意營造出來，項羽性格中殘暴不仁的一面，同時也証明了項羽仍以諸候自居，絲毫沒有已有天下的自覺。而司馬遷藉由外黃城一位少年的口，更說出了項羽失敗的關鍵：「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意譯：彭越引軍進攻外黃城，當地居民因恐懼而暫時投降，只等項羽來解救。當項羽軍至，卻又因此要坑殺百姓，則百姓怎會誠心歸服項羽？這個消息一旦傳了出去，之後所有的城鎮為了自保，也只好奮力抵抗項羽大軍了。)換言之，司馬遷記下這些事件，無非只為了表明一件事：所有的阻礙，都是項羽自己造成的，怪不得旁人，更怨不得天。
項羽的另一個人格特點，是敵我分明、恩怨分明。若就一般人而言，這或許是個優點，但對一個手握天下的帝王而言，無甯是個缺點。
項羽面對敵人時，總是毫不留情的殺，但在鴻門宴中，竟對劉邦手下留情，這是個令人難以想像的結局。也因此，對於這件事情，便容易出現許多不同的臆測與推論。就文學討論區的討論來看，以下三位先生的說法較為完整：
1. 老藍先生：「項羽當時是在一個已成就霸業的狀態(至少他認為)，他看待劉邦的感覺應該是把他看做一個有實力，又擺得出一些功勞的將領，在霸王分封之前便濫殺將領對於他近在咫尺的一統江湖的霸業勢必構成阻礙。」
2. 心安靜觀閒雲過先生：「他不殺劉邦的原因，是因為他根本沒把劉邦放在眼裏，項是貴族出身(項世世為楚將)劉邦只是個角頭(泗水亭長)。」
3. 天涯浪子先生：「項羽大概是太過自信。鴻門宴的機會已經擺在眼前，卻因為項伯的幾句讒言，就認為反正劉邦不成氣候，鴻門宴殺劉邦有失顏面與威風，日後還有機會再殺，才導致沒殺了他，反而讓劉邦成就大業吧。」
「鴻門宴」一事，記載著因項羽懷疑劉邦可能會有異心，企圖殺之以除後患的一個陷阱。若就單一歷史事件來看，三位先生的說法都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若就司馬遷撰作本紀的手法來看，其實還是要歸結到項羽的性格問題上。
在楚、漢正式決裂之前，項羽雖然殺人如麻，分封諸候時又小動作不斷，然究其原因，這些「受害者」總是因為與項羽有著新仇舊恨在，才會被項羽惡整，甚至是殺戮。而劉邦呢？不但與項羽同為楚人，且早在項梁起事之初，便與項羽共為楚軍將領之一。雖然軍功不及項羽，也未必對項羽有何恩惠，至少，他與項羽從沒有過衝突。二人之間的矛盾，要到鴻門宴之後，才開始檯面化。值得注意的是項伯與范增的角色。項伯是項羽的叔叔，雖因與張良有私交而走漏風聲，但後來舞劍保護劉邦、楚漢對恃時力保劉邦之父、妻性命，都看得出來他很有自己的想法，已不僅只是顧及到好友張良的性命而已。同樣的，范增本是項梁的謀臣，項梁死後轉而為項羽謀事，雖被尊為亞父，名為項羽的謀臣，實際上他卻可私自調動項莊刺殺劉邦，而不需事先經過項羽的批准。就一位君候而言，這種令不由己出的情況，恐怕會比一個在面前裝孫子的劉邦來得更具威脅性。換言之，在項家軍中，項伯、項羽、范增各有自己的想法，也各有自己的地位與勢力。端看鴻門宴後，劉邦立殺曹無傷所表現出來的強勢，與項羽在范增當場發飆、項伯回家睡覺的「平和」相比，看得出項羽就算在自家軍中都不是個可以「乾綱獨斷」的掌權者。換言之，就司馬遷撰寫〈項羽本紀〉的手法來看，鴻門宴除了是漢興楚亡的關鍵點外，其中項羽所表現出來的性格與所面臨的情勢，都可說是司馬遷所意欲著墨之所在。
最後，談談司馬遷將項羽之事編為本紀的立意問題。
後世有些人在談到〈項羽本紀〉時，常認為這是司馬遷為了歌誦悲劇英雄所做的安排。然而，若將〈項羽本紀〉與〈陳涉世家〉放在同一個標準上來考量，或許該說這只是司馬遷為了標舉出項羽與陳涉在亡秦過程中，所具有的關鍵地位而做的安排。司馬遷在〈項羽本紀〉最後的評語中，曾對項羽何以能快速取得天下提出質疑，雖然他沒有提出合理的解釋，卻說了這麼一段話：「(項羽)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意譯：項羽自以為有大功勞，只懂得遂行個人的意志，而不知道汲取前人的智慧與經驗，竟認為他的霸業單憑武力便可妥善經營，導致享國只有短短的五年，卻不懂得反省與覺悟，這已是犯了難以挽回的錯誤了。到死前，竟還說出：「是上天要滅亡我，而不是我不懂得用兵」，就更令人覺得荒謬了。)由這段評語可知，從頭到尾，司馬遷都不認為項羽的失敗與劉邦的成功，是因為天命的流轉，或是劉邦有何特出的長才，而是項羽本身的想法與作為有問題，才會導致滿盤皆輸的後果。從這個角度來看，司馬遷編撰〈項羽本紀〉的立意，究竟是正面肯定，還是負面評價，也就不言可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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