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琰容 2010-3-20 08:32

由仲殊詞看宋代女性人物形象

由仲殊詞看宋代女性人物形象



一、前言



在受教於何師廣延所開設之〈宋僧詞〉課程中,深對僧人詞作未被重視的現象感到遺憾。並於課堂中,藉由何師廣博的學識所闡述與解釋詞中的意境,讓我對詞作的欣賞有了除卻風花雪月的刻板印象的領受。對於僧人之詞作,更是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其中,讓我尤感興趣的,是僧人詞中不乏對於宋代社會現象的含蓄描述。此類描述,除了客觀反映出宋代的社會現象,更多了一層僧人悲天憫人的內涵意境。然而,婦女的地位,在歷朝各代以來皆未被重視。若藉由僧人憐憫的慧眼與內斂的筆鋒來觀察之,相信必能更為細膩而不濫情地作一真實反映。故為此文。



二、宋詞起源初探



從文學史的角度看起,對於詞這一文體的起源,學者莫衷一是。但是約略有兩種看法:



(一)、源自於唐代的近體詩:

謂之詩餘者,以詞起於唐人絕句,如太白之清平調,即以被之樂府;太白憶秦娥、菩薩蠻皆絕句之變格,為小令之權輿。旗亭畫壁賭唱,皆七言斷句。後至十國時,遂競為長短句。自一字兩字至七字,以抑揚高下其聲,而樂府之體一變,則詞實詩之餘,遂名曰詩餘。(樂府餘論宋祥鳳)



依上所述,舉李太白之清平調被樂府收錄以入歌樂為例,說明在歌唱此類作品之時,一開始都是依著詩原本七字一句的形式來唱。直到五代十國時,因為要配合音樂的抑揚頓挫與長短,部份需分解成一字兩字或七字的形式來唱和,所以體例便有所變化而成後來的詞的形式。此說著重在詞一體例完全是出於近體詩的變化而成。而變化的原因,是因為要將詩文入樂並保持音樂的完整。並由於一開始是以近體詩為主,所以將變化之後的詞,又稱為詩餘。



此一說法,著重詞與近體詩的直屬關係。筆者認為,詞的文體跟音樂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這點是無可致疑的。但是是否是直接因為近體詩的入樂而起,則不盡然。除了此點之外,更有另一點說法:



(二)、出於樂府

古樂府者,詩之旁行也;詞曲者,古樂府之末造也。(王應麟困學紀聞)



此點說法則把詞的淵源再往前推,而至樂府的演變開始生衍。因著樂府順著詩經一類之古代民間歌謠的集成來說,以闡明樂府的基本性質為一古代民歌的體例。並下推至唐宋的歌行體例,亦是承著此一脈流而成。不過唐宋兩代,與西域文化交流甚繁,不但宗教文化有所交流,就連民間歌謠亦受影響。造就唐宋音樂世界的多采多姿。自此,民間吟吟唱唱的歌曲材料,便更為豐富。為應和歌曲材料的多元,民間的歌行體例便產生了些許變化,而不再是詩經,樂府的四字,五字,甚或唐代以近體詩入樂的七字規律,開始有了配合曲調長短而長短不一的歌詞。筆者認為,文體之成,必非一人一時之倡導。而是需由時代環境的需求,以及文體演變的依據兩項主要變因而起。若是說詞體是由近體詩入樂而成。便罔顧了民間庶人對於文體變化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文體之所以能夠變化的時代環境對文體之所成形的關鍵影響。自詩經起,吾人可以得知,文學體例必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在知識份子,文人雅士介入文學之前,民歌文學早已在民間廣泛流行,不論詩經甚或樂府,都一再證明此點。而唐宋之詞的演變,必然也是承著此一脈流而下,與人民生活習慣與社會風俗息息相扣。故以詞之生起,為順著詩經,樂府而下與人民生活、社會現象緊相環扣的文體特質,加上時代環境的多元影響而成,此為一說更為可信。



三、宋僧與僧詞的地位



要明白宋僧與其詞作在宋代的地位,則不能不從宋代當時的社會思潮來瞭解起。在華梵大學東方人文思想研究所潘梨香的碩士論文中就對宋僧所處的社會思潮做過相當完整的整理。其中分成四點闡述:(一)、三教融合(二)、僧俗交往(三)、援儒入佛(四)、詞學興盛。由這四點可以得知,宋代的時代環境是在各方面都顯現多元融合的現象。就連僧人的行為都是顯現出世而積極的態度。關於宋僧與其詞作的地位的發展,僧俗交往更是一個關鍵的因素。



僧人之所以從事寫詞,其中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受平日與文士、士大夫交遊所影響。佛教大師與儒學士大夫,有密切的交往,這類事例,俯拾皆是。如號稱「律虎」的律宗大師贊寧,為王禹偁的好友,其〈文集序〉即禹偁所撰。天台名僧孤山智圓,與隱居西湖的處士林和靖為好友。……禪宗僧人與儒學士大夫交往者更多。如契嵩與歐陽修、陳舜俞、蘇軾為好友;東林常聰與周敦頤為好友;大覺懷與二蘇為好友;昭覺克勤與張商英為好友;大慧宗杲與張九成為好友,且因反對秦檜,與張九成同被編管。



宋詞能夠普遍流播於民間,並流行於下層社會,這與它的音樂的實用功效有很大的關係。宋代雖與外患相終始,但始終是沈溺於酣歌醉舞。在君臣上下奢侈淫靡的生活中,在文人學士的蓄妾狎妓的享樂生活中,在各種文娛藝術不斷豐富的環境中,詞的需要愈是廣泛,詞的發達愈是迅速,詞人的作品也愈是增多了。



綜上所述,宋代僧人在社會風潮的帶動下,不但積極入世,更與文人雅士廣為交往。僧人所交往對象,更是不分宗派,多所交流。除此之外,與僧人交遊者,更不乏當代知名的儒學大師、文學大家。由此可知,宋代僧人的地位,不但不會因其身份而沒沒無聞,相反的,能與各學大家交遊,其學識與文學作品的水準,必然有並駕齊驅甚或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表現。於此,我們便不難窺見宋代僧人在其時代中所扮演的角色,與其重要性。其文學作品,更是相當受到一般知識份子的肯定。在當時詞取創作興盛的時代環境中,僧人的詞作,更是眾多詞作中的一股清流。除了藉詞作宣導了匡正人心的思想,更處處真實反應出社會現象。在文學地位上,除了有其一定的藝術價值,更帶有以詞證史的史學價值。故以下便以在眾多詞僧中詞作最豐的仲殊及其作品,來探討其中反映出的宋代婦女的社會地位。



四、仲殊生平略考



本節著重在經由對仲殊其人其事有一客觀瞭解,以利於吾人對於其詞作的內容思想,有一正確的把握。以下便以其人其事兩部份分別闡述:



(一)、仲殊其人:

仲殊,名揮,姓張氏,法號仲殊,字師利,或稱師利和尚,或稱蜜殊。安州(今湖北安陸)人。宋龔明之《中吳紀聞》有載:



仲殊字師利,承天寺僧也。初為士人,嘗與鄉薦,其妻以藥毒之,遂棄家為僧。工于長短句,東坡先生與之往來甚厚。時時食密解其藥,人號曰蜜殊。有《寶月集》行於世。



宋周南《山房集》前集卷五題跋中〈書僧仲殊詩詞真跡後〉云:



右僧仲殊詩詞,癸亥(嘉泰三年,一二0三)秋,得于葉石林家。石林書院,今景德寺側,天台倅葉松所居是也。葉氏謂此編仲殊所自寫,牒背皆元祐間刺字。殊死于承天寺僧房,嘗見老僧能言其詩甚異。嘉定庚午(三年,一二一0)周南書。



由以上資料可以得知,仲殊在出家之前是一位讀書人,曾經受過鄉薦。其出家的因緣,因其遊蕩不羈的個性招致其妻曾以毒藥毒之,後來便棄家為僧。在當時與蘇東坡交往甚繁。因為需常常食密來解其所中之毒性,所以時人便稱他為蜜殊。曾經居住過杭州吳山寶月寺與蘇州承天寺。故有《寶月集》行於世。



(二)、仲殊其事:

宋代的俗僧交游甚繁,仲殊亦不在其外。常與仲殊交游者,又以蘇軾最有代表性。故以下便藉由仲殊與蘇軾的交游與互動來一窺仲殊其人性情。在蘇軾的許多作品中,皆對仲殊多所提及。蘇軾的〈安州老人食蜜歌〉即寫仲殊:



安州老人心似鐵,老人心肝小兒舌。不食五穀惟食蜜,笑指蜜蜂作檀越。蜜中有詩人不知,千花百草爭含姿。老人咀嚼時一吐,還引世間癡小兒。小兒得詩如得蜜,蜜中有藥治百疾。正當狂走捉風時,一笑看詩百憂失。東坡先生取人廉,幾人相歡幾人嫌。恰似飲茶甘苦雜,不如食蜜中邊甜。因君寄與雙龍餅,鏡空一照雙龍影。三吳六月水如湯,老人心似雙龍井。



又元祐六年(一0九一),蘇軾自杭還朝,夜宿吳淞江,仲殊前來拜訪,蘇軾作〈破琴詩並引〉,其〈引〉曰:



元祐六年三月十九日,予自杭州還朝,宿吳淞江,夢長老仲殊挾琴過。余彈之,有異聲,就視琴頗損,而有十三弦。予方嘆息不已,殊曰:「雖損尚可脩。」曰:「奈十三弦何?」殊不答,誦詩云:「度數形名本偶然,破琴今有十三弦。此生若遇邢和璞,方信秦箏是響泉。」予夢中了然識其所謂,既覺而忘之。明日晝寢,復夢殊來,理前語,再誦其詩,方驚覺,而殊適至,意其非夢也。問之,殊蓋不知。是歲六月,見子玉之子子文京師,求得其畫,乃作詩并書所夢其上。子玉名瑾,善作詩及行草書。復古名迪,畫山水草木,蓋妙絕一時。仲殊本書生,棄家學佛,通脫無所著,皆奇士也。



蘇軾對於仲殊的讚美還不盡於此,今藉上述兩項資料便可對兩人的互動與親密有所瞭解。亦可看出,仲殊富有文人文采以及僧人超脫圓融的性情內涵。以其坦蕩不拘禮法以及通脫的個性,做起詞來,必也能對宋代社會現象有如實而中肯的反映。以下便針對其部份詞作,來探討女性於宋代社會的人物形象。



五、由仲殊詞作三闕來探討宋代女性的人物形象



宋代重文輕武的政治風氣,使得讀書人普遍受到社會重視。再加上飽讀詩書的騷人墨客們,興致所致,免不了得要藉由吟吟唱唱來抒發滿腔的情緒。除了自己本身的感觸抒發之外,更有人喜歡到青樓技院飲酒作樂。我們無法說,宋代的知識份子們到了青樓,都純粹從事著藝文工作,而無世俗鄙陋之事。但是,不可否認的是,有著相當的文學作品,的確常常是經由此一場合而生。於是,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統風氣的束縛之下,青樓妓女為了配合文人雅士的藝趣,反而比一般傳統婦女多了熟讀詩書的需要與機會,並常常成為詞中故事的主角。於是,從眾詞家的詞作中去探討女性的人物形象,在學界其實並不是件稀奇的事。然而,在宋代俗僧交遊的風氣帶動下,參與詞學創作的,除了一般士人,更多了一種特別的身份--僧人。女性形象,在士人豪放不拘以及大男人主義的思想性格下,容易流於露骨而濫情的描繪。然而,從目前疏於被投注關心的僧人詞作中,對於女性的描述,找尋可供給我們的另一個角度的瞭解,這便是一項很有趣的嘗試。故以下,便以仲殊詞作中的三首作品來作一初步的窺探。這三首詞作,分別描繪了三種不同身份的女子及其不同狀況下的人物形象。以下便分三點列述之。



(1)思念離人的思婦:

【玉樓春】

飛香漠漠簾帷暖。一線水沉煙未斷。紅樓西畔小闌干,盡日倚闌人已遠。

黃梅雨入芭蕉晚。鳳尾翠搖雙葉短。舊年顏色舊年心,留到如今春不管。



此詞上片寫思婦在幽靜的房內,倚著闌干來思念離人。詞中藉由飛香、簾帷與未斷的水沈煙,帶出房內幽靜的氛圍。此一氛圍好似透露出萬般皆已默靜,唯有擾人思緒紛飛。於是婦人倚著闌干,讓狂奔的思念,追隨離人而去。於此更是透顯出婦人的寂寞、無奈與深情。



下片首先點出時序為黃梅雨季。看見雨中芭蕉,不免觸景生情。「舊年顏色舊年心」指出婦人深情依舊,惟離人負心,徒留深情婦人獨守空閨。儘管思念之情至極,心中哀愁,不但離人不知疼惜,就連春天亦自展芬豔,不顧婦人心中愁苦。這一春一婦,形成強烈的對比,將婦人因思念而顯露的孤寂,再次映襯而出。此詞寫來,一位深情落寞的女子,躍然紙上。



(2)投牒告夫的怨婦:

【踏莎行】

濃潤侵衣,暗香飄砌。雨中花色添憔悴。鳳鞋溼透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厭地。

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不倩鱗鴻寄。想伊只訴薄情人,宮中誰管閒公事。



此詞上片以「濃潤侵衣」來比喻下雨雨勢的強烈。讓衣服都濃深地被雨水給侵浸濕透成厚重的樣子。女子身上的胭脂,因體熱蒸散雨水而和著的香味,暗暗的漂流出來。「雨中花色添憔悴」一句進一步寫出以女子弱不禁風的體質,奈何甘願久立雨中?在雨中,女子本嬴弱的身子更顯憔悴了。若非有連生命都可不顧的原因,不會如此。「鳳鞋濕透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厭地。」如此身體受折磨的狀況,仍然強忍著而不言不語低依舊佇立雨中。心中哀淒,難以筆墨衡量。



下片便道出久立雨中的原因。原來婦人投牒告夫貪新厭舊。「想伊只訴薄情人,宮中誰管閒公事。」如此催折玉損的投牒告夫,依舊無法得到公平的對待。為何婦人需久佇雨中而投訴無門?乃因官府將此當為「閒公事」相應不理。讓受欺壓之婦女,如此犧牲於中國長久以來的大男人主義思想下。可見當時婦女地位之卑微。



此詞寫來,如泣如訴,令人心生憐憫。並描繪出官家不恤民隱,與社會歧視婦女的不良風氣。由中,吾人不難窺見,宋代婦女地位不彰。但此時的婦女卻明顯多了一份抗爭的勇氣。雖說婦女地位不彰,但此時的婦女卻明顯多了一份生氣與活躍。以其能夠突破傳統以行告夫之事便可見一斑。



(3)追憶往事的多情婦:

【念奴嬌】

故園避暑,愛繁陰翳日,流霞供酌。竹影篩金泉漱玉,紅映薇花簾箔。素質生風,香肌無汗,繡扇長閒卻。雙鸞棲處,綠筠時下風籜。

吹斷舞影歌聲,陽臺人去,有當年池閣。佩結蘭英凝念久,言語精神依約。燕別雕梁,鴻歸紫塞,音信憑誰託。爭知好景,為君長是蕭索。



此詞上片寫一女子重遊故園,觸及往日與情人一同經歷的美景,不禁憶念起彼此相依相戀的感情。景物依舊,往日種種歷歷在目,「雙鸞棲處」卻已「綠筠時下風籜」。此地良人不在,徒留空乾的筍殼被風吹得滾動。此景更添寂寥。



下片再寫追懷之情。亭臺依舊而人事全非。「佩結蘭應凝念久,言語精神依約。」不禁凝想起彼此言語精神的依約。但是燕鴻各自歸其宿,音信已難託。雖然眼前好風好景,心情仍不免抑鬱。



此詞中之女子,有別於一般的深閨怨婦,以及投牒告夫、勇氣與悲怨十足的柔弱婦人,其中思念為一種對舊情感追憶的思緒;是塵埃落定的情感沈澱。在鴻燕各有其歸宿之後,深情女子依舊於心頭留住往日的種種美好情事。此詞寫來,別有一番淒美。



由這三種對於女子姿態的描述,我們便可對於宋代的婦女人物型態,於吾人腦海中建立起一深刻的畫面。不僅如此,我們更從中看出了宋代一般存在的社會風氣與官僚作風。這些都是賞詞之外的額外收穫。也是僧詞之所以存在的重要價值之一。



六、結論



由宋僧詞作中去發掘宋代的人物形象,除了能對詞作內涵有一深刻的印象,更可以達到以詞證史的史學價值。描寫人物的形象,本就是此類詞作中畫龍點睛之精華所在。其中,對與景物的刻畫,對於衣著的描繪,對於社會現象的反應等都可以藉由對於人物的刻畫此主題有衍申的交代。這些,都是詞作所兼具的史學價值。除此之外,詞作其嚴峻的格律與華麗的辭句,也都造就了詞作不可抹滅的藝術價值。本文所談的仲殊之詞作,便是兼具以上種種特色與價值的代表。不論在文字用詞的藝術性上,在以詞證史的史學價值上,在發揚通融睿智的思想價值上都堪稱僧詞中之楷模。



撰文者:顏建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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