琰容 2012-10-21 14:21
民國軍閥派系談 陳賢慶
前言
01章 北洋軍閥(袁世凱)
02章 皖系軍閥(段祺瑞)
03章 直系軍閥(馮國璋)
04章 奉系軍閥(張作霖)
05章 馮系軍閥(馮玉祥)
06章 閻系軍閥(閻錫山)
07章 蔣系軍閥(蔣中正)
08章 桂系軍閥
(陸榮廷、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
09章 粵系軍閥(陳炯明)
10章 湘系軍閥(譚延闓、程潛、唐生智)
11章 黔系軍閥
(劉顯世、王文華、袁祖銘、周西成)
12章 滇系軍閥(唐繼堯)
13章 川系軍閥
14章 馬家軍閥(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
15章 張宗昌
16章 韓複榘
17章 石友三
18章 孫殿英
19章 陳樹藩
20章 劉振華
21章 盛世才
附: 抗戰時期的黔軍作戰小史
前言
“軍閥”一詞，翻開《辭海》等工具書，會得到如下的解釋：“擁兵自重，割據一方，自成派系的軍人或軍人集團。” “擁有武裝部隊，並能控制政權的軍人或軍人集團。”……由上述可知，能稱之為“軍閥”者，大體須具備以下幾個條件：擁有武裝，自成派系，割據一方（或控制中央政權）。軍閥，是封建社會的產物之一，中國古代的“諸侯”、“國王”、“藩鎮”等，便多屬軍閥之類。
至於中國近代軍閥，其定義又稍有不同，原因很簡單，他們必然帶有“近代”的特色，查《新華詞典》，作了如下解釋：中國近代軍閥，“擁有軍隊，霸佔一方，為害人民，充當買辦階級、豪紳階級的代表和帝國主義的走狗。”這解釋很清楚地表明：中國近代軍閥，除了具備了過去的軍閥的性質之外，還兼有“充當買辦階級、豪紳階級的代表和帝國主義的走狗”這“近代”的特色。
1840年的鴉片戰爭，導致了幾千年來的中國封建制度和封建經濟開始解體，中國逐漸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會，帝國主義列強瘋狂地侵略中國，都恨不得一下子把中國據為己有。但是，不久，他們便清楚地意識到，中國是一塊肥肉，但又是一塊誰也難以獨吞的肥肉。於是，他們轉而爭相扶植中國的軍閥勢力，作為他們侵略中國的工具，尤其是清王朝滅亡之後。
1911年10月爆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帝制，這是一個劃時代的歷史功績。但是，由於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以及中國封建勢力的強大，客觀上也為袁世凱的上臺及北洋軍閥、西南地方軍閥的反動統治創造了條件。從1911年到1937年這二十多年中，中國經歷了北洋軍閥及國民黨新軍閥等大大小小的中國近代軍閥派系的混戰和統治，給中國人民帶來了連綿不息的巨大的災難。抗日戰爭勝利後，國民黨反動派妄圖憑藉他們所掌握的軍閥武裝，一舉消滅人民的力量。但是，隨著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的號角聲，1949年底，中國近代軍閥最終在中國大陸被徹底滅亡。
學點有關中國民國時期的軍閥的知識，對瞭解中國近、現代史，瞭解中國國情有很大幫助。編著者是教育工作者，長期從事中學的教育和教學工作，深感當今的青年學生對民國時期軍閥混戰的歷史知之甚少，而當前，適合於青年學生閱讀的這方面的書籍也不多見。因此，利用業餘時間編寫了這一部書，試圖用通俗簡明的文筆，以“娓娓而談”的方式，比較全面地談談民國時期主要的軍閥派系，以及它們各自形式、發展、分化、衰敗以至滅亡的原因和過程；簡介各派系的一些主要將領以及重要的歷史事件和戰爭，其目的是希望年輕的讀者能更多地瞭解到中國多災多難的昨天，更加熱愛我們來之不易的今天，堅定走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
全書共分十五章，基本上是每一章介紹一個軍閥派系，每一章根據內容需要又分為若干小節。有些內容，在前面章節已有詳述，後面章節再出現時，則作簡述。正文之後有一個附錄：《資料查閱索引》，讀者可以根據條目在書中的某章節或某頁查找到有關的內容，包括人物、派別、團體、軍隊、事件、戰爭等。儘管不一定是詳盡的敍述或解釋，但相信讀者也可以從中獲得基本的認識。可以毫不誇張地說，本書雖然只有三十多萬字，但一書在手，讀者便可粗略瞭解到1911年至1949年間在中國的政壇上所發生的重大事件和戰爭，認識到眾多曾經叱吒風雲的民國軍政界人物，因而，本書會有它的一定價值。
由於編著者水準有限，加上掌握的資料還不夠詳盡，編寫的時間也不夠充裕，書中難免還會有錯誤和疏漏之處，敬請大方之家批評斧正。
編著者
1992•6•20
琰容 2012-10-21 14:23
01章 北洋軍閥(袁世凱)
中國近代軍閥的形成是從北洋軍閥開始的。北洋軍閥的產生有其原因和過程，我們不妨從更早一些時候的曾國藩的“湘軍”和李鴻章的“淮軍”談起。
1840年，清朝政府在鴉片戰爭中遭到失敗，中國的門戶被帝國主義列強的大炮轟開，中國開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統治階級與人民大眾的矛盾日益激化。1851年1月，在廣西桂平縣金田村爆發了洪秀全領導的大規模的農民起義，建號太平天國。太平軍出廣西，陷湖南、湖北，沿長江直取南京，把清朝滿族地主手中的八旗軍和綠營兵殺得七零八落。因此，清朝政府不得不更多地依靠漢族地方的力量，號召各地的士紳自行組織地方武裝——團練，以抵抗太平軍。這樣，便逐漸形成了一些封建軍閥集團，其中最重要的，是曾國藩的湘軍和李鴻章的淮軍。
曾國藩（1811——1872），湖南湘鄉人。地方家庭出身，時任禮部侍郎，因喪母在家，清政府命令他幫助湖南巡撫督辦團練。於是，曾國藩便在湖南湘鄉一帶大力督辦團練，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了湘軍。全軍有水師五千人，陸軍六千五百人及工匠、役夫等共計一萬七千人。湘軍的大小將領大多是曾國藩的親戚、朋友、學生和同鄉。湘軍士兵以營官自招為原則，每個營只服從營官一人，全軍只服從曾國藩一人，形成一種濃厚的封建隸屬關係。湘軍將領主要有曾國荃、左宗棠、劉長佑、劉坤一、羅澤南、李續賓等。湘軍於1854年起出省作戰，編制逐步擴大，成了鎮壓太平天國革命及撚軍等的主要力量。
李鴻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地方家庭出身，道光進士。1853年太平軍進佔安徽時，曾在合肥參與辦團練，被太平軍擊敗。後任曾國藩幕僚。1861年在曾國藩的支持下，以團練為基礎編練淮軍約七千人。次年，率淮軍在上海、江蘇一帶與太平軍作戰。到1865年，全軍達六萬人，成為鎮壓撚軍的主力。淮軍主要將領有張樹聲、郭松林、劉銘傳、周盛波、潘鼎新、吳長慶、丁汝昌、葉志超、聶士成等，形成淮系軍閥，是清末反動勢力中的一個重要武裝政治集團。
在鎮壓太平天國和撚軍的過程中，清政府勾結外國侵略者組織了洋槍隊，後擴編為“常勝軍”和“常捷軍”。帝國主義的洋槍洋炮的威力，刺激了清朝的統治者，在鎮壓了太平天國革命以後，洋務派官僚奕訢、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以“自強”和“求富”為標榜，進行洋務運動。他們開辦近代軍事工業，以一些近代新式的武器武裝湘軍和淮軍，並成立北洋海軍。
但是，湘軍和淮軍等畢竟還是舊式的軍隊，只不過增添了一些近代新式的武器，它們的落後性和腐朽性在近代戰爭中展現無遺。1884年中法戰爭，淮軍在廣西戰敗，主將張樹聲、潘鼎新被革職。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淮軍將領丁汝昌指揮的北洋海軍和葉志超、衛汝貴統率的陸軍都在作戰中一敗塗地。
在中日甲午戰爭中，日本軍隊採用西方新式武器，編制和戰術所表現出來的巨大優越性，與清軍的腐朽落後形成鮮明的對比，大大刺激了清軍將領和清朝統治者，要求改革軍隊，編練新式軍隊的呼聲日高。當時的西太后等最高統治者，也從自身利益出發，為了鞏固和加強其封建統治，也需要依靠一些新式的軍隊。於是，清廷連發上諭，決定“參酌中外兵制”，改練新軍。指令成立“督辦軍務處”，以恭親王奕訢為首，慶親王奕劻為會辦，李鴻藻、翁同和、榮祿、長麟會同辦理。同時，命令淮系官僚胡燏棻在天津具體負責編練新軍。
胡燏棻（？——1906），安徽泗州人。同治進士，曾任廣西按察使等。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胡燏棻 受命留駐天當辦理東征糧台。同年11月，受命在天津馬廠主持新式練兵。次年9月移至小站。胡燏棻聘請德國人漢娜根為教習，仿效西法訓練，從組織、訓練、技術、武器裝備上都改變了湘淮各軍的腐朽落後的狀況，編成十營，號稱“定武軍”。計有步隊3000人，炮隊1000人，馬隊250人，工程隊500人，共4750人。胡燏棻練兵，小有成績，但他畢竟是個官僚，不大熟諳軍事，因此，1895年底，胡燏棻調任蘆津鐵路督辦，小站練兵則由袁世凱接替。
袁世凱其人，可說盡人皆知，是北洋軍閥的首領。但是，他的出身經歷如何？怎麼會被派往小站練兵？還須稍作補敘。
袁世凱，1895年9月16日生於河南項城縣一個官僚地方家庭，故人稱袁項城。他字慰庭，故當上軍閥頭子以後，人稱袁慰帥。袁世凱的祖輩父輩，都受過傳統的封建教育，中過科舉，任過官職。尤其叔祖袁甲三，為道光進士，鎮壓撚軍起家，後官至漕運總督、禮部主事、軍機章京、監察禦史等，與曾國藩、李鴻章過從甚密。其長子袁保恒、次子袁保齡都曾任清朝大官。
袁世凱的祖父袁樹三生有二子。長子袁保中，次子袁保慶。袁世凱是袁保中第四子，因叔父袁保慶無子，袁世凱便在七歲時過繼給袁保慶。袁保慶先後在濟南、揚州、南京等地為官，袁世凱亦跟隨左右，他對讀書毫無興趣和資分，卻樂於聽取那些反動的政治經驗之談。後養父生父相繼死去，又跟隨叔父袁保恒、袁保齡，學會不少官場本領。袁世凱兩度參加鄉試，都名落孫山，他又羞又憤，把自己所作的詩文付之一炬，說：“大丈夫當效命疆場，安內攘外，焉能齷齪久困筆硯間，自誤光陰耶！”於是，1881年5月，袁世凱到山東登州，投靠袁保慶的結拜兄弟淮軍統領吳長慶。開始了他的仕途生涯。
1882年8月，清朝的“藩屬”朝鮮發生了“壬午政變”，清政府派吳長慶率部前往鎮壓，袁世凱亦隨行，並立有戰功，開始嶄露頭角。1884年中法戰爭爆發，吳長慶調回國內，李鴻章任命為“總理營務處，會辦朝鮮防務”。同年12月，朝鮮發生“甲申政變”，袁世凱感到事態嚴重，不待清廷回音，率兵平息了政變，再次立功。次年，26歲的袁世凱被李鴻章保薦任駐朝鮮總理交涉通商大臣。
袁世凱在朝鮮十餘年，所以說官運亨通。但是，袁世凱並不滿足，他深知軍隊在國家政權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掌握軍事實力是取得權勢的捷徑，他早就想親自統領一支軍隊，作為自己建立功業的資本。他一直在等待著機會。1894年甲午戰爭，清朝軍隊戰敗，袁世凱本人也從朝鮮逃回北京。適逢清政府決定編練新軍，袁世凱亦積極鼓吹，多次上書朝廷，提出練兵計畫，逐漸獲得“知兵”的美譽。同時，袁世凱亦積極利用袁甲三和袁保恒的關係，在北京廣交諸如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有及翁同和 、榮祿等權貴，爭取支持。終於皇帝下諭，袁世凱接替在天津小站編練“定武軍”、成績不甚顯著的胡燏棻。
二
1895年12月21日，袁世凱到達小站，接管定武軍。小站又名新農鎮，在天津東南七十裏。袁世凱以新建陸軍督辦的身份來到小站後，在定武軍的基礎上，再招募步兵2250人，招募騎兵300人，總計2300人，並改定武軍為新建陸軍。
袁世凱粗通近代軍事知識，他參照曾國藩、李鴻章早期編練湘軍、淮軍的辦法以及德國的軍制，擬定了《練兵要則十三條》、《新建陸軍營制餉章》和《募訂譯員合同》等。新建陸軍雖然還沿用淮軍的營務處、營、隊、哨、棚等名稱，但編制上打破了舊軍的框框，基本上採用了近代德國的陸軍制度：軍隊分步、馬、炮、工、輜各兵種；一軍分兩翼，每翼轄二、三營；每營官兵一千一百多人等。新建陸軍的武器，全部由國外採購進來，主要有德國的炮和奧國的步槍。由於使用新式武器，舊的一套練兵辦法已不適用，袁世凱通過中國駐德國公使，延聘了巴森斯等十多名德國軍官，充當新建陸軍的教習，由他們訂出各種規章制度，又由他們監督實行。為了提高兵士的素質，新建陸軍中設有步兵、騎兵、炮兵、德文四所隨營學堂，統稱“行營武備學堂”，從兵士中考取學員，學制兩年，畢業生均擔任下級軍官，成績優秀者選派德國或日本留學，如孫傳芳、張士鈺、張樹元等。袁世凱小站練兵，揭開了清軍編練近代化的序幕，在中國近代軍制史上是一個重大的轉折。但是同時，我們也可以看到，新建陸軍從一開始，就依附於西方列強，這種由列強一手裝備和訓練的軍隊，只能成為列強侵略中國和控制中國的更強有力的工具。
在軍事裝備訓練方面，袁世凱極力採用資本主義的先進技術，然而，在選拔將領方面，仍因襲湘淮軍閥的舊習，“兵為將有”，專門培植依屬於自己的勢力，這大體可分為三類：
一、親戚、同鄉、舊知及追隨多年的家兵家將。這類人大都被安插在要害部門，充當爪牙和耳目。如：
劉永慶，河南項城人，與袁家有親戚關係，並隨袁世凱赴朝鮮，任為新建陸軍糧餉局總辦兼轉運局總辦，掌握全軍糧餉軍械大權。
吳鳳嶺，袁世凱家傭人之子，從小在袁家長大，後任袁世凱的跟班護衛，任新建陸軍馬隊第一營後隊隊官。
吳長純，安徽廬江人，袁世凱的老部下，任新建陸軍步兵右翼第二營統帶。
雷震春，安徽宿州人，袁世凱的老部下，任新建陸軍步兵右翼第三營後隊領官。
江朝宗，安徽旌德人，袁世凱的部屬，任新建陸軍參謀營務處及兵官學堂監督。
徐世昌，直隸天津人，早年與袁世凱在陳州相熟，時任翰林院編修，經袁世凱奏調來到小站，管理參謀營務處，成為袁世凱最得力的智囊和軍師。
此外，袁世凱在朝鮮時的差弁、親兵，如王同玉、趙國賢、王鳳崗、徐邦傑、唐天喜等十餘人，都分別擔任了新建陸軍的統帶、領官、哨官或哨長。
二、用官祿籠絡的一批北洋武備學堂的畢業生。李鴻章創辦的北洋武備學堂，是國內規模最大的一所陸軍學堂，畢業生大都能掌握一些近代軍事技能，但在舊軍隊中長期不受重用。袁世凱選用軍事學堂出身的人擔任軍官，本是一項重要的改革，但這改革一開始就帶有很濃的封建依附色彩。到1896年4月，武備學堂的畢業生充任新建陸軍各種職務者已達一百三十多人。其中著名的有：
段祺瑞，安徽合肥人，任新建陸軍炮兵營統帶兼炮兵學堂監督。
馮國璋，河北河間人，任新建陸軍督操營務處總辦兼步兵學堂監督。
王士珍，河北正定人，任新建陸軍工程營統帶兼講武堂總教習。
以上三人後來都成為北洋軍重要將領，號稱“北洋三傑”，被視為袁世凱的“龍、虎、狗”。
曹錕，直隸天津人，任新建陸軍學兵營統帶兼督操營務處提調。
張懷芝，山東東阿人，任新建陸軍右翼步隊第三營前隊隊官，後升炮隊第一營管帶。
段芝貴，安徽合肥人，任新建陸軍督操營務處提調。
此外，王英楷、陸建章、李純、田中玉、楊善德、王占元、鮑貴卿、田文烈、陳光遠、何宗蓮、李長泰、鐘麟同、劉承恩、邱開浩、商德全、王汝賢、張永成、吳金彪、馬龍標、梁華殿等人，都在新建陸軍中擔任了各級軍官。
三、招納的淮軍舊將。袁世凱以淮軍後繼人自視，一面籠絡武備學堂的學生，一面廣為招納淮軍舊將，表示自己延攬人才，新舊並用，一視同仁。主要的淮軍舊將有：
姜桂題，安徽亳州人，任新建陸軍步隊左翼翼長兼第一營統帶。
張勳，江西奉新人，任新建陸軍工程營統帶、行營中軍。
龔友元，安徽合肥人，任新建陸軍步隊右翼翼長兼第一營統帶。
任永清，安徽蒙城人，任新建陸軍馬隊第一營統帶。
阮忠樞，安徽合肥人，出身于淮軍將領家庭，由李鴻章推薦入新建陸軍，管理軍制餉章文牘機務，成為袁世凱重要參謀人員。
此外，還有孟恩遠、王懷慶、言敦源等人。
由於新建陸軍的將弁幾乎全都與淮軍血肉相聯，從組織上看，新建陸軍實質與淮軍一脈相承，實質已形成了一支“半私人性質”的軍隊。袁世凱正是以這批小站將弁為核心，結成了一個隻聽命於他的封建的軍事集團，成為他日後從事反革命事業，進行政治投機的資本。
對待士兵，袁世凱喜歡使用“恩威並濟”的一套權術。他寫出諸如《兵丁駐紮營暫行章程》、《操場暫行章程》、《行軍暫行章程》、《簡明軍律二十條》、《查拿逃兵法》等條規，命令士兵遵守，並經常親自檢查。對嚴格執行者，或記功賞銀，或提升；對違章者，即加以嚴懲。他還從精神上對士兵進行麻痹和毒害，編了一些《勸兵歌》、《對兵歌》、《行軍歌》等口訣和歌謠，教訓他們要“敬官用命”，實質要士兵俯首貼耳地任其驅使。
由於朝廷在新建陸軍身上花費了大量銀兩，加上袁世凱的苦心經營，新建陸軍受到了朝廷的格外重視，督練官袁世凱更受到西太后等加倍賞識。1896年4月，監察禦史胡景桂參奏袁世凱“尅扣軍餉，誅戮無辜”等罪名，被兵部尚書榮祿包庇過去，反而提升為直隸按察使，仍專管練兵。新建陸軍也為帝國主義侵華分子所矚目，列強駐天津侵略軍的軍官們常到小站“觀操”、“詫其軍容之盛”。英帝國主義分子貝恩福在小站參觀了兩天，回國後寫了一本書，盛讚新建陸軍和袁世凱，使袁世凱聲譽鵲起，身價倍增。到1897年，清政府又整治軍隊，編建精銳軍，分中、前、左、右、後五軍，由榮祿、聶士成、馬玉崑、袁世凱、董福祥五人分別率領。
三
在封建統治階級集團大力推行“練兵自強”的時候，資產階級改良派也提出“變法自強”的要求。光緒皇帝從要發憤圖強和擺脫受慈禧太后控制的雙重考慮，支持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為首的維新派的主張。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佈詔書，實行變法，史稱“戊戌變法”。與此同時，後党首領慈禧也加緊部署，準備發動政變。6月15日，慈禧強迫光緒帝免去支持變法的翁同和的職務，任命榮祿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統率董福祥的甘軍、聶士成的武毅軍和袁世凱的新建陸軍，並稱“北洋三軍”。
袁世凱素來善於觀測風向，進行政治投機。在他一時還難於斷定帝黨和後党哪一方掌握了絕對優勢時，他亦和維新派保持接觸，並表示自己支持變法的態度，致使維新派認為袁世凱是一位可以倚重的“擁兵者”。1898年9月18日，帝黨與後黨力量的對比發生了轉移，風傳慈禧要偕光緒到天津閱兵，屆時要廢掉他。光緒在危急時，給康梁下了一道密詔，望維新派“速密籌設法相救”。維新派主要人物捧詔痛哭，計無所出，唯寄望于袁世凱。當天深夜，譚嗣同到華寺袁的寓所與他商談，請他救聖上。袁表示竭死力以補救。譚說：“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之。”袁則怒目視曰：“若皇上在僕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在此前後，光緒曾召見袁世凱兩次，袁世凱都表示了作臣子的“忠心”。9月20日即光緒第二天召見的當夜，袁世凱藉口彈藥不足和要更選將官，匆匆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連夜進京面秉慈禧。9月21日晨，戊戌政變發生，光緒被囚，維新派被捕殺。袁世凱以兩面派手段出賣了光緒帝和維新派，又獲得慈禧的賞識，官升至工部右侍郎。
政變後，慈禧太后為鞏固京畿重地，命直隸總督榮祿為欽差大臣，節制北洋各軍，組編武衛軍。武衛軍由五支軍隊編成，以聶士城的武毅軍為武衛前軍，駐蘆台；董福祥的甘軍為武衛後軍，駐荊州、通州；宋慶的毅軍為武衛左軍，駐山海關內外；袁世凱的新建陸軍為武衛右軍，駐小站。榮祿另募新兵萬人為武衛中軍，駐南苑。武衛軍名為一軍，實際上各軍自成勢力。
1894年甲午戰爭，中國戰敗，日本強迫清政府訂立了不平等的《馬關條約》。《馬關條約》簽訂後，各國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外國教會勢力隨之蔓延到中國農村。這些教會刺探情報，霸佔田產，包攬訴訟，侵犯中國主權，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反抗，以至義和團運動的爆發。義和團在山東發展迅速，引起帝國主義的不滿，要求清政府撤換山東巡扶，由袁世凱接任。1899年12月，清政府委任袁世凱為山東巡撫。
袁世凱到山東後，大肆鎮壓義和團，討好洋人教會，保護洋人及教會利益。義和團對袁世凱恨之入骨，齊聲喚：“殺了袁黿蛋，我們好吃飯。”而洋人教士們則對他“頌述其恩”。當八國聯軍進犯京城時，袁世凱又參與兩江總督劉坤一、湖廣總督張之洞與各帝國主義國家訂立“東南互保”的協議，即承認列強侵略京津，列強允許各省在境內剿團保教而不進侵。1900年6月，北京處境危急，慈禧命袁世凱發兵勤王，保衛京師。袁世凱不敢得罪慈禧，又怕冒犯洋人，便採取拖延辦法。及至北京陷落，慈禧倉惶出走，袁世凱則運去大量銀兩、貢緞、食物，使慈禧不僅沒有責他藉故拖延勤王之罪，反而對他“大為嘉許”。辛丑合約簽訂後，慈禧回鑾。袁世凱又派親信率兵迎接，並負責籌款修復被八國聯軍破壞了的宮禁。袁世凱在山東的所作所為，深得中外反動派的讚賞，交口稱他為“應變良才”。1901年11月李鴻章臨死前說：“環顧宇內人才，無出袁世凱右者。”力保袁世凱繼任直隸總督。榮祿等也極力推薦。於是，慈禧明令提升袁世凱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並加封太子少保。袁世凱成了權傾一時的封疆大臣。
袁世凱在血洗義和團的同時，已將山東防練各軍改編了二十營，共九千多人，稱武衛右軍先鋒隊。出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以後，又將武衛右軍改編成常備軍各鎮，每鎮轄步兵兩協、四標、十二營約一萬二千五佰多人。兩鎮為一軍。李鴻章死後，淮軍群龍無首，袁世凱更乘此機會，把李鴻章在北洋經營數十年的官僚企業全部占為己有，把他的幕府班底也大都網羅在自己的勢力之下。他所網羅的李鴻章舊部有：
楊士驤，安徽泗州人，進士出身，李鴻章的親信幕僚。袁世凱奏舉他為直隸布政使、山東巡撫。
楊士琦，楊士驤之弟，素來富有機略權變，袁世凱讓他充任洋務總文案，成為親信“智囊”。
孫寶琦，浙江杭縣人，長期為李鴻章屬吏，袁世凱奏舉他充任駐法、德公使。
趙秉鈞，河南汝州人，原為淮軍軍官，心狠陰鷙，“長於緝捕”，袁世凱委派他創辦巡警，漸漸成為袁世凱手下的特務頭子。
此外，還有陳壁、胡惟德、朱家寶、吳重熹、齊耀琳、梁士詒、張鎮芳、周學熙、孫多森等。這些淮系官僚有豐富的政治經驗，他們轉而為袁世凱效力，使得袁世凱的勢力得以迅速膨脹。
1901年，清政府決定廢除綠營制度，在全國範圍內共編練三十六鎮新式陸軍，袁世凱為了掌握更多的軍事實力，加緊謀求新軍編練權。1902年6月在保定成立北洋軍政司（後改稱督練公所），自兼督辦。同年底，朝廷任命袁世凱為京旗練兵大臣，使他掌握了北方各省的新軍訓練。1903年4月，榮祿病死，慶親王奕劻入軍機為領班大臣，掌握政府實權。奕劻是個昏庸的皇族官僚，素來收受袁世凱的重金賄賂，朝政方面更加依重袁世凱。袁世凱極力主張中央成立練兵處，統管全國的練兵。西太后和奕劻同意後，於1903年12月成立了練兵處，奕劻為總理練兵大臣，袁世凱為會辦大臣，但奕劻實際把全權交給了袁世凱，使他掌握了全國的軍制和軍餉。
到1905年，袁世凱已把北洋陸軍編為六鎮（相當於師）。這支擁有全國最精良裝備的六鎮新軍，共約七萬餘人，除第一鎮是旗兵，袁世凱不能完全控制，其餘五鎮都是由袁世凱一手培植起來的武裝。它的重要骨幹，幾乎都是小站出身的袁世凱的親信：第一鎮統制先後為鳳山、何宗蓮；第二鎮統制先後為王英楷、張懷芝；第三鎮統制先後為段祺瑞、曹錕；第四鎮統制為吳鳳嶺；第五鎮統制先後為吳長純、張永成；第六鎮統制先後為王士珍、趙國賢、段祺瑞。當時擔任協統的有雷震春、陳光遠、李純。擔任標統的有王占元、盧永祥、鮑貴卿、王懷慶、田中玉、楊善德、孟恩遠、唐天喜、王振畿、趙玉珂、王同玉等。但任營管帶的有何半林、陸錦、李長泰、李厚基、施從濱、閻相文等。
此外，袁世凱也儘量把其他軍隊納入自己的北洋系統。如宋慶的武衛左軍（前稱毅軍），在1902年宋慶死後，也逐漸由他的親信姜桂題接管。
在編練新軍的過程中，袁世凱還創辦了一批新式陸軍學堂，如行營將弁學堂，北洋武備速成學堂，保定陸軍小學堂。通過這些學堂，袁世凱把培訓軍官的權力緊緊抓在自己手中，培養了一大批具有北洋派系觀念的中下級軍官，作為他屬軍的骨幹的力量。
除了編練新軍，袁世凱還依照西法，尤其是日本的方法編練巡警。他在保定創辦巡警局，以趙秉鈞為總辦。趙秉鈞創辦了巡警學堂，組織巡警隊，不久，京津一帶的警權也掌握在袁世凱手中。他還以推行“新政”為名，極力插手教育、路礦、通商、外交、財政等事務，控制了直隸、山東、河南、東北等一大片地盤，使北洋集團成為清末統治階層中實力最為雄厚的一個軍事政治集團。
袁世凱重權於一身，引起了一批滿族皇親如軍機大臣、陸軍部尚書鐵良等的不滿。到了1908年11月，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繼病死，三歲的小兒溥儀繼位，由其父載灃攝政。攝政王載灃是光緒皇帝之弟弟，對袁世凱在戊戌變法中出賣光緒懷恨在心，更不滿他權勢過大，欲殺之以洩憤。後經奕劻、張之洞等說情，攝政王發佈諭旨，以袁世凱患足疾為由，“即開缺回籍養屙”。1909年1月6日，本來威風八面的袁世凱，淒然離京回河南。
袁世凱並沒有回項城老家，而是到彰德（今安陽）城北門的漁上村隱居。袁世凱當然不會甘心歸隱終老，實際上，他一刻也沒有停止政治活動，他的寓所內設有直通北京的電報房，隨時與北洋將領們通消息，他不過是暗藏牙爪，待機而動罷了。
四
1911年5月，清政府將川漢、粵漢鐵路收歸國有，並與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簽訂借款合同，出賣鐵路修築權。6月，四川成立保路運動同志會，在和平請願遭到鎮壓後，保路運動演變成反清武裝鬥爭。9月2日，清政府派川漢、粵漢鐵路大臣端方率湖北新軍入川鎮壓。湖北的革命團體文學社、共進會乘武昌清軍兵力空虛，策動武裝起義。10月10日晚，湖北新軍工程第八營革命党人熊秉坤、金兆龍等打響第一槍，佔領楚望台軍械庫。各營紛起回應，舉吳兆麟為臨時總指揮，攻佔鳳凰山、蛇山等要地。11日天明，起義軍攻克總督署，佔領武昌全城。同日，湖北軍政府成立，新軍第二十一混成協統黎元洪被推為都督。12日，起義軍克復漢陽、漢口。這便是辛亥武昌起義。武昌首義，湖南、陝西等省紛紛起來回應，形成全國規模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風起雲湧，清王朝岌岌可危，清政府急令馮國璋率北洋軍南下鎮壓。馮國璋南下途中，先到彰德秘密會見袁世凱，請示主意。袁世凱告之以“慢慢走，等著瞧”的秘訣。馮國璋心領神會，果然領著北洋軍“慢慢走，等著瞧”。清政府知道是袁世凱從中作梗，因急於消滅起義民眾，又見指揮不動北洋軍，終於被迫起用袁世凱，先後任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欽差大臣、內閣總理大臣，使袁世凱重新掌握了軍政大權。
袁世凱兵臨武漢，並沒有盡力為清政府攻打革命軍，而是採取打打停停的手法，一邊利用北洋軍將領給清政府施加壓力，一邊向革命黨人討價還價，提出停戰建議以及南北議和的條件。這時，帝國主義也披著中立外衣，居間調停，誘迫革命軍與袁世凱妥協。12月1日，南北雙方達成停戰協定。12月2日，獨立各省的代表共三十九人集中南京，通過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組織大綱》，確定南京為臨時政府所在地，該政府實行總統共和制。12月18日，伍廷芳（廣東新會人）代表南方光復各省、唐紹儀（廣東香山人）代表袁世凱，在上海正式舉行和談。12月25日，中國同盟會首領孫中山由海外回到上海。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投票選舉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
孫中山，名文，字德明，號逸仙，廣東香山人，1866年生。1878年，孫中山客居美國檀香山其兄孫眉處，接觸到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思想。其後學醫行醫，進一步接受了西方資產階級教育，接觸到西方一些社會政治學說。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促使孫中山放棄醫生職業，從事反清革命活動。1894年11月，孫中山在擅香山組織了興中會。1905年8月，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建立了中國同盟會。從興中會成立到武昌起義爆發前，孫中山領導了多次反清武裝起義，均未能成功。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孫中山以他不屈的革命精神和崇高的威望被起義各省代表選舉為臨時大總統。
1912年元旦，孫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發佈了《臨時大總統宣言書》和《告全國同胞書》，下令定國號為中華民國，1月2日通電各省改用陽曆。1月3日，各省通過了政府人員的任命事項，正式組成中華民國臨時政府。臨時政府設十個部：陸軍部總長黃興，海軍部總長黃鐘瑛，外交部總長王寵惠，司法部總長伍廷芳，財政部總長陳錦濤，內務部總長程德全，教育部總長蔡元培，實業部總長張謇，交通部總長湯壽潛，參謀本部總長黃興。此外，總統府秘書長胡漢民、法制局長宋教仁、印鑄局長黃複生。1月11日，各省代表會議議決五色旗為國旗。南京臨時政府的成立，標誌著中國第一個資產階級共和國的誕生。
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國內形勢極極其複雜，清政府還未倒臺，袁世凱則手握重兵，南北雙方的上海和談並沒有實質的成效。此時，中國資產階級的軟弱和幼稚明顯暴露，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立憲派等內外反動勢力的壓迫下，資產階級革命党人中的妥協思想繼續發展，一再保證只要袁世凱宣佈贊成共和，使清帝退位，孫中山將讓出臨時大總統職位給袁世凱，而這正是袁世凱所希望的結果。在得到上述保證以後，袁世凱即以武力脅迫清政府。1912年2月12日，清廷隆裕皇太后及攝政五載灃被迫宣佈清宣統帝退位。2月13日，袁世凱致電南京臨時政府宣佈共和。同日，孫中山遵守諾言，向臨時參議院辭職並推薦袁世凱繼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為了防止袁世凱專權獨裁，在辭職諮文中提出三個條件，即定都南京，袁世凱必須到南京任職，袁世凱必須遵守《臨時約法》和南京臨時政府頒佈的一切法令。對此，袁世凱都表示答應。2月15日，臨時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
孫中山之所以提出三個條件，是想將袁世凱調離開他的老巢京津，並以約法及其他民主制度對他加以限制。2月18日，南京臨時政府派出蔡元培、汪精衛、宋教仁、魏宸組、劉冠雄、鈕永建為專使赴北京迎接袁世肯南下就職，於2月27日抵達北京。
然而，老奸巨滑的袁世凱當然不會順從地離開北京老巢到南京就職，當蔡元培待專使到北京後，袁世凱指使親信曹錕等在北京、天津、保定等地製造“兵變”，造成袁世凱不能離開北京南下就職的局面。蔡元培等專使只好離開北京回南京。3月6日，臨時參議院同意袁世凱在北京就職。3月10日，袁世凱在北京宣誓就任臨時大總統。3月13日，袁世凱任命唐紹儀為國務總理。3月25日，唐紹儀到達南京組織新內閣，接收臨時政府。在第一屆內閣中，外交總長陸征祥、內務總長趙秉鈞、財政總長熊希齡、陸軍總長段祺瑞、海軍總長劉冠雄、司法總長王寵惠、教育總長蔡元培、農林總長宋教仁、工商總長陳其美、交通總長唐紹儀（兼）、參謀總長黃興。內閣成員中，袁工凱的親信及立憲派占去一大半，屬革命党人的黃興、陳其美也未就職。4月1日，孫中山正式解除臨時大總統職務。4月2日，臨時參議院議決臨時政府遷往北京。就這樣，袁世凱以陰謀手段奪取了政權，後人稱之為“竊國大盜”。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和臨時政府北遷，標誌著辛亥革命成果落到了大軍閥、大地方、大資產階級的手中，中國開始進入了北洋軍閥的黑暗統治時期。
北洋軍閥首領袁世凱當上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以後，表面上還裝作擁護共和，遵守《臨時約法》，但暗地裏，他牢牢地抓住賴以起家的北洋軍，試圖憑藉手中的武裝力量實行軍閥統治。為了進一步培養軍事人才，他指令陸軍部建立一所陸軍軍官學校。7月初，該校在保定東關外前陸軍速成學堂舊址開辦，這就是著名的保定陸軍軍官學校。該校學制一年半，分步、騎、炮、工、輜重等科，學生大都由清河第一陸中、西安第二陸中、武昌第三陸中、南京第四陸中等四所陸軍中學堂保送，畢業後由陸軍部統一分配到各軍任見習上士排長，半年期滿後任少尉或中尉排長。該校共辦了九期，至1923年8月停辦，畢業學員為6523人，一些北洋軍將領尤其是國民黨的不少高級將領如蔣介石、陳誠、白崇禧、張治中、蔣光鼐、蔡廷鍇、傅作義等，均為該校畢業生。
在加強軍事實力的同時，袁世凱也很快剝下臉上的偽裝，舉起屠刀，向革命黨人砍去。袁世凱上臺後不久，即發生了張振武案。
張振武是湖北羅田人，1877年生。早年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歸國後，在武昌加入革命團體共進會。1911年10月，張振武參加武昌起義，任軍務部副部長。因正部長孫武有傷不能視事，張振武實負責部長責。在後來保衛武漢的戰鬥中，張振武多次面斥都督黎元洪的妥協行為。民國成立後，副總統兼鄂督黎元洪嫉恨張振武，免去了他軍務部副部長職。但是，張振武仍掌握著一支稱為“將校團”的精幹的武裝力量，這不僅成為黎元洪的心腹大患，也令臨時大總統袁世凱深感不安。於是，袁世凱與黎元洪相勾結，決定剝奪張振武的兵權。1912年5月，袁世凱邀張振武赴京，授以總統府軍事顧問官的虛銜，接著，又委其為蒙古屯墾使，將其派往邊疆，卻不給編制和經費。張振武一怒之下返回武昌。8月上旬，袁世凱、黎元洪合夥誘張振武再次赴京，湖北將校團團長方維隨行。8月13日，黎元洪密電袁世凱，以張“勾結土匪，破壞共和”等罪名，請袁將其處死。袁世凱於是下軍令，於8月15日將張振武、方維殺害。
張振武、方維案引起了軒然大波，參議員及輿論均質問政府何以擅殺無辜。袁世凱為逃避責任，公佈了黎元洪的電報，將視線移到黎元洪的身上，一時輿論大嘩。黎元洪受到各方譴責，而袁世凱則扮作無辜。如果說，在張振武一案中，袁世凱還能掩飾其兇殘面目的話，那麼，在不久發生的宋教仁一案中，他的面目便徹底暴露了。
五
宋教仁是同盟會的首領之一，字遁初，號漁父，湖南桃源人，1882年，宋教仁與黃興在湖南創立革命團體華興會後，一直從事反清革命活動。武昌起義爆發後，宋教仁從上海到武漢，協助湖北軍政府辦理外交，後到南京籌組中央政府。中華民國成立，宋教仁任南京臨時政府法制局局長；1912年3月，出任唐紹儀內閣農林總長。
以宋教仁為首的一部分同盟會員，始終抱著“政黨政治”的理想，希望通過擴大組織，在議會中爭取席位，實現歐美資產階級的“責任內閣”的政治制度。1912年8月，宋教仁等以同盟會為基礎，聯合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党、共和實進會、國民公党等幾個小黨派組織，組成了國民黨。國民黨推孫中山為理事長，黃興、宋教仁、王人文、王芝祥、張鳳翔、吳景濂、王寵惠、貢桑諾爾布八人為理事。宋教仁代理理事長，主持黨務。之後，宋教仁在長沙、武漢、南京等地發表演說，主張制定民主憲法，成立責任內閣，並大量吸收黨員，使國民黨成為第一大黨。1913年初，在第一次國會選舉中，國民黨以絕對優勢獲得多數議員的席位。一心想實行獨裁統治的袁世凱感到威脅，決定以陰謀手段對付政敵宋教仁。3月20日晚，宋教仁準備由上海返京，在上海車站遇刺，22日淩晨傷重身亡。
宋教仁案發生後，舉國震驚，一致要求追拿兇手，袁世凱也假惺惺地表示要查辦。不久，真相大白：直接兇手為武士英，佈置行兇的是應桂馨，擔任聯絡的是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同謀者是國務總理趙秉鈞，而主使者，則是臨時大總統袁世凱。
宋教仁遇刺，使孫中山對袁世凱的幻想完全破滅，認識到“非去袁不可”。3月26日，孫中山從日本趕回上海，召集國民黨人緊急會議，主張武裝討袁。然而，國民黨內部卻意見不一，黃興、陳其美等主張“法律解決”，有些任議員的國民黨人幻想在國會內聯合其他議員進行倒袁活動。國民黨內部的紛爭，給袁世凱以充足的時間作準備。4月，袁世凱與英、法、德、日、俄五國簽訂了“善後大借款”；5月，著手軍事部署；6月，先發制人免去國民黨人江西都督李烈鈞、廣東都督胡漢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的職務，向國民黨發起進攻。
事態至此，孫中山、黃興等亦決定發動“二次革命”討袁。7月12日，李烈均受命在江西湖口組織討袁軍，宣佈獨立。7月15日，黃興抵達南京，任討袁軍總司令，江蘇宣佈獨立。接著，安徽、上海、廣東、福建、湖南、重慶等省市也相繼獨立。然而，主要戰場則在江西及南京，所以歷史上又稱“贛寧之役”。
袁世凱任命段芝貴為江西宣撫使兼第一軍軍長，督率李純、王占元等部攻擊江西，又派海軍次長湯薌銘率領長江艦隊攻擊湖口、九江等地。革命党人李烈鈞及林虎、方聲濤等率部迎戰。
袁世凱任命馮國璋為江淮宣撫使兼第二軍軍長，督率楊善德、施從濱、雷震春、倪嗣沖各部沿津浦路南下。任命張勳為江北鎮撫使，率軍直逼楊州，合圍南京。任命海軍總長劉冠雄率領海軍艦隊南下，攻擊吳淞口。革命党人黃興、陳其美、柏文蔚、紐永健、 居正、冷遹等率部迎戰。
二次革命雖然聲勢浩大，但領導者沒有發動廣大的人民群眾參加，宣佈獨立的各省之間又缺乏統一的指揮，因而在北洋軍強大的武力打擊之下，討袁軍很快陷入混亂和失敗。8月18日，李純攻陷南昌；9月1日，張勳、馮國璋攻陷南京，先後撤銷獨立。孫中山、黃興等被迫又一次逃亡日本。
經過製造宋案和鎮壓二次革命，袁世凱認為政敵已除，更加囂張，一步步向獨裁和復辟帝制邁進。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凱以暴力威逼國會議員選舉他為中華民國正式大總統。
1913年11月4日，直接下令解散國民黨。
1914年1月10日，宣佈解散國會。
1914年5月1日，公佈《中華民約法》，改責任內閣制為集權總統制，正式廢除國務院官制，取消國務總理。
1914年5月23日，宣佈恢復清代官制。
1914年12月，公佈《修正大總統選舉法》，造成總統終身制。
1915年2月，通令全國學校一律恢復“尊孔讀經”，以“尊孔尚孟”為教育宗旨。
1915年8月，授意親信楊度糾合孫毓筠、嚴複、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組織“籌安會”，鼓吹恢復帝制。楊度等被稱為“籌安會六君子”。
1915年10月至12月，製造全國選舉，贊成君主立憲，向袁世凱上推戴書，勸進皇帝位。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凱正式發表接受皇帝位的申令。13日，在中南海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賀。31日，改總統府為新華宮，定1916年為洪憲元年。就這樣，袁世凱強姦民意，終於當上洪憲皇帝。
但是，就在袁世凱洋洋得意，準備登上皇帝寶座的時候，已遭到全國人民及各派政治力量的強烈反對。以孫中山為首的中華革命黨雖然宣佈“恢復民主共和制度”，策劃各地武裝起義，但仍未提出反袁要求，內部組織無力，脫離廣大群眾，沒有起到組織全國反袁力量的領導作用。相反，以梁啟超為首的民主派進步黨人卻掌握反袁運動的領導權。1915年12月初，梁啟超的學生、原雲南都督蔡鍔擺脫袁世凱的控制，由北京潛返雲南，策動都督唐繼堯及國民黨人、原江西都督李烈鈞等共同討袁。24日，他們在雲南護國寺召開軍事會議，組織討袁軍，因寺而取名護國軍。護國軍由三個軍組成：蔡鍔任第一軍總司令，李烈鈞任第二軍總司令，唐繼堯任第三軍總司令。25日，正式通電宣佈雲南獨立，發佈討袁檄文，護國戰爭正式爆發。
1916年1月，蔡鍔率第一軍入四川，與北洋軍曹錕、張敬堯部激戰於敘州、瀘州、綦江之間；李烈鈞率第二軍入廣西，與桂軍陸榮廷部聯合，進逼廣東。貴州、廣西宣佈獨立，四川、湖南、廣東等省形勢緊張。因中國國內形勢的變化，帝國主義都改變了支持袁世凱稱帝的態度。北洋集團內部也出現分化，袁世凱的親信大將段祺瑞託病請假赴西山，馮國璋則坐鎮南京作壁上觀，兩人均密令前方將士屯兵不前，不為袁世凱賣力。袁世凱開始感到大事不好，在3月22日被迫宣佈撤銷帝制。袁世凱稱帝，前後共八十三天。
袁世凱雖然取消帝制，還想繼續當大總統。但護國軍不答應，聲明袁世凱稱帝是叛國的罪人，不能再當總統，要他辭職。4月間，護國軍迫使廣東督軍龍濟光宣佈獨立，西南各派反袁力量於5月8日在廣東肇慶組織護國軍務院，代行國務院職權。唐繼堯任撫軍長，岑春煊任副撫軍長；梁啟超、劉顯世、陸榮廷、龍濟光、蔡鍔、李烈鈞、陳炳錕、戴戡、羅佩金、呂公望、劉存厚、李鼎新等任撫軍；梁啟超兼政務委員長，章士釗為秘書長，唐紹儀為外交專使。不久，各省相繼獨立，最後，連袁世凱的忠實心腹陝西督軍陳樹藩、四川督軍陳宦、湖南督軍湯薌銘，迫于廣大人民的壓力，也先後宣佈三省獨立。時人戲稱“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陳湯”（“六君子”與“二陳湯”又都是中藥之名）。
袁世凱破壞共和，復辟帝制，弄得眾叛親離，四面楚歌，憂怒成疾，經疹斷為尿毒癥。5月中旬，病勢加重；6月初，病情更重。1916年6月6日，北洋軍閥首領，竊國大盜袁世凱在全國人民的唾駡聲中可恥地死去，時年57歲。
本章敍述了北洋軍閥集團形成的原因及過程。北洋軍閥集團並沒有因其首領袁世凱的病死而消亡，在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集團產生了大分化，各派系混戰了十年之久，其後，有的又演變為國民黨新軍閥，繼續參與中國政壇的搏鬥，從這一點來說，本章只可以算作全書的引子
琰容 2012-10-21 14:24
02章 皖系軍閥(段祺瑞)
1916年6月6日，北洋集團首腦、竊國大盜袁世凱在全國人民的咒駡聲中可恥地死去。袁世凱在世時，憑著他的資歷、聲望和手段，尚能控制整個北洋集團。袁世凱死後，北洋集團群龍無首，很快走向分裂，其中主要的派系，是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馮國璋為首的直系以及張作霖為首的奉系。這三個軍閥集團，互相牽制，互相爭鬥，長達十年之久。我們在第二章裏先談到皖系，並不是因為最強大，而僅僅是在袁世凱死後，皖系首先控制了北京政權。
皖系軍閥首領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1865年生。他的祖父以辦團練鎮壓撚軍起家，官至淮軍統領。其父也在舊軍中任過管帶。段祺瑞幼承家訓，也立志從軍，1885考入北洋武備學堂炮兵科。由於學業精良，畢業後被派往德國，在克虜伯炮廠學習。一年後回國，被派往威海隨營武備學堂任教習。在舊軍中，武備學堂的畢業生並不受重用，段祺瑞當了五年的教習。1895年底，袁世凱受命到天津小站練兵，除了自己的親兵親將，他也起用一批武備學堂的畢業生。1896年初，段祺瑞與王士珍、馮國璋等調到小站，很快受到袁世凱的賞識和重用，不久越級提升為炮兵統帶兼炮兵學堂監督。一次，袁世凱請德國軍官觀操，那軍官用馬鞭指著王、段、馮三人稱讚說：“他們不愧為傑出的將才。”因此，王、段、馮三人被吹捧為“北洋三傑”，後來，更形象化地稱為“王龍、段虎、馮狗”，段祺瑞因而有“北洋之虎”的美譽。
段祺瑞遇上袁世凱，如魚得水，盡力為之效力。袁世凱也對他倍加重用，先後任命他為常備軍第三鎮翼長、第四鎮統制、第三鎮統制、北洋武備學堂監督、保定軍官學校總辦、第六鎮統制等。此外，袁世凱還把義女張佩蘅嫁給段祺瑞作續配夫人，這樣，袁、段的關係又更深入了一層。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清政府被迫起用被開缺回籍的袁世凱。段祺瑞被任命為湖廣總督，統領湖北前線各軍，協助袁世凱向革命黨人不斷施加壓力，並脅迫清帝退位，使袁世凱當上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段祺瑞也被任命為陸軍總長。1913年7月，段祺瑞還曾擔任代理國務總理。
袁世凱當上民國總統以後，精力分散，無暇專管軍事。“北洋三傑”中的王士珍退隱正定，安于山林生活；馮國璋在鎮壓“二次革命”後外調南京，任江蘇都督，在中央長期任陸軍總長兼總統府軍事處長的則是段祺瑞。隨著職務的提高和權力的增長，段祺瑞已不甘對袁世凱俯首聽命，更不願當一個有名無實的陸軍總長，因此，對一些大事，他往往擅自決定，並在軍中培養自己的勢力，他的親信學生和部屬，如除樹錚、靳雲鵬、傅良佐、吳光新、曲同豐等，都擔任了要職，在陸軍中隱然自成派系。其中徐樹錚（江蘇蕭縣人，1880年生），是他的得意學生，長期在他手下任職，1914年遷陸軍部次長，成為他的重要助手和智囊，被稱為段祺瑞的“靈魂”。
對段祺瑞執掌軍權，實力膨脹，袁世凱深有疑慮，但當時他正準備恢復帝制，不得不依仗段祺瑞。袁世凱長子袁克定熱衷於實行帝制，希望能當上皇太子及皇位的繼承人，他托阮忠樞去遊說段祺瑞，想讓段祺瑞率北洋將領來一次聯名通電，擁袁稱帝，不料被段祺瑞一口回絕。袁世凱得知此事，當然對段祺瑞更加忌恨，決定逐步奪回他的兵權。1914年5月，袁世凱聽從袁克定的獻計，成立了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硬把正隱居正定的王士珍請出擔任辦事處坐辦。陸軍總長、海軍總長、參謀總長及大元帥所派高級軍官，均為該處辦事員，須每日到府辦公。如此一來，陸軍部名存實亡，總長段祺瑞退為辦事員，袁世凱把全國兵權又總攬手中。1914年10月，袁世凱又建立陸軍混成模範團，作為自己的親軍，以進一步加強軍事集權，逐步把段祺瑞的勢力排擠出去。模範團團長開始由袁世凱自兼，為了提高袁克定在軍中的威望（袁克定因騎馬墜地而成了跛子），到第二期便把團長職務讓給了袁克定。1915年，袁世凱加快復辟帝制，更極力排斥段祺瑞，經常說他氣色不好，想是有病，應當休息。段祺瑞無奈，只好以“養病”為名避居西山，不久又提出辭呈。袁世凱假意挽留，到了5月，下令派王士珍署理陸軍總長；6月，藉故免去徐樹錚陸軍次長的職務；8月29日，袁世凱正式批准解除段祺瑞陸軍總長的職務，由王士珍繼任。
段祺瑞被解職後，袁世凱復辟帝制，終於當上洪憲皇帝，但是遭到全國人民的憤怒聲討。雲南護國軍興，各省紛紛獨立，袁世凱很快陷入眾叛親離，岌岌可危的困境。袁世凱打算請出段祺瑞，替他應付局面。他先任命徐樹錚為將軍府事務廳廳長，藉以討好段祺瑞，然後再請段出山。但是，段祺瑞卻以“宿疾未痊”，拒不受命的做法。袁世凱不得已，最後放棄帝位，再親筆寫信請出段祺瑞，委以參謀總長，後又委以國務卿，希望他幫助自己維持總統的職位。但是袁世凱緊握軍權及用人權不放，段祺瑞不過是個有名無實的政治傀儡，他當然不肯為袁世凱效死力。
1916年5月下旬及6月初，袁世凱因憂憤病生。6月5日，袁世凱自知死期將至，傳命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及表弟張鎮芳、長子袁克定等到病榻旁交待後事。徐世昌問及總統繼任人，袁世凱只說出“約法”二字。袁克定急忙追問：“金匱石屋？”袁世凱此時只能把頭微微一動，似表示同意。原來南京臨時政府頒佈的約法，規定總統不能行使職權時，由副總統繼任。這個約法已被袁世凱下命廢止，另搞一個新約法，關於繼任總統的人選，規定由現任總統提名三人，寫于嘉禾金簡 ，藏于金匱石屋，待總統死後取出，從中選定一人為總統。袁克定所問的“金匱石屋”，顯然指袁記約法所規定的做法。
6月6日，袁世凱死後，大家打開金匱石屋，見嘉禾金簡上寫著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三人的名字。據後人透露，袁世凱是在幾天前將袁克定的名字換上段祺瑞，因為他意識到不會有人推舉和輔佐自己的兒子當總統的，害得袁克定白做了一場黃粱美夢。
名單找了出來，究竟應選誰繼任總統？老于世故的徐世昌當然不便也不會推舉自己，並認為在這個時候段祺瑞也不是合適人選，最好讓北洋派及護國軍都能接受的副總統黎元洪繼任，利用他來收拾殘局。徐世昌的主張一提出，段祺瑞也不便再說什麼，表示同意。段祺瑞並不是不想當總統，他是意識到自己的威望和實力還不足，如果由他繼任總統，必然會招惹馮國璋的忌恨和爭鬥，以及西南護國軍的反對，不如把手無寸鐵的黎元洪扶在傀儡總統的位置，自己以內閣總理的身份獨攬大權，利用責任內閣之名，行軍事獨裁之實，這是他同意推舉黎元洪為總統的主要原因。
二
1916年6月7日，黎元洪繼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總統。在這裏，有必要簡介黎元洪其人，因為他走上政壇，身居高位，有一段頗為離奇可笑的經歷。
黎元洪，字宋卿，祖籍安徽，本籍湖北黃陂，後人也稱黎黃陂。1864年生於漢陽。14歲隨父上直隸。19歲考上北洋水師學堂，畢業後在廣甲艦任職，甲午海戰中死裏逃生。1895年投兩江總督張之洞，備受器重。1905年擢升為第二十一混成協協統。黎元洪平時表現出治軍嚴整、剛正不阿、和善開明，在湖北軍政各界留下良好印象。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當晚，黎元洪親手處決了兩名準備參加起義的士兵，並威脅部屬說：“誰敢造反，如此下場。”10月11日，革命党人攻佔武昌，黎元洪已知局勢難以控制，換上便裝逃往隨從參謀劉文吉家躲藏起來。不料，革命党人找到劉文吉家，把黎元洪從床下拽了出來，把他帶到楚望台的起義軍臨時指揮部，後又把他簇擁到諮議局會場。黎元洪以為要把他處決，不料，會場中全體與會者起立，鼓掌歡呼，黎元洪不知所措。原來，革命軍攻下武昌，急需組建軍政府，革命党人張振武、蔡濟民、吳兆麟等及原諮議局長湯化龍等清朝舊員商議，要推出一位眾望所歸的權威人物來控制局面，發號施令，後來想到了黎元洪。當黎元洪明白事情的原委後，連聲高喊：“休要害我，休要害我！”死活不肯在安民告示的都督名下簽字。最後，革命党人李翊東用槍對著他的腦袋，逼他簽字，他還是不肯簽。李翊東乾脆將筆奪過，在佈告下端劃了個黎字，佈告於是發出。到12日、13日，漢口、漢陽光復，黎元洪見局勢已定，也表示接受出任軍政府都督一職。10月16日，黎元洪在武昌閱馬場正式宣誓就任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都督。後人都笑他是個“槍口下逼出來的都督”。
其後，南京臨時政府成立，黎元洪當上副總統兼湖北都督。南北議和結束，袁世凱篡奪了革命黨人用鮮血換來的辛亥革命果實，登上臨時大總統的寶座。黎元洪也當上了中華民國的副總統，授銜陸軍上將，仍兼湖北都督，坐鎮武昌。黎元洪雖然大權在握，但他也深知自己的底細，有些武昌起義元老並不把他放在眼內。為達到排除異己的目的，黎元洪與袁世凱合謀，殺害了張振武和方維，造成民國第一大冤案。1913年二月革命爆發，袁世凱調兵南下，湖北再度成為南北雙方爭奪的重要戰場，黎元洪全力投向袁世凱，幫助袁世凱打敗國民黨人。儘管黎元洪已甘心投靠袁世凱，但袁世凱派段祺瑞到漢口，以“蹉商要政”為由，迎駕黎元洪北上。誰知，到北京以後，黎元洪使失去了行動自由，成了袁世凱的政治俘虜，只能掛著個副總統的空銜，過著幾乎隱居的生活。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被推上了總統的位置，但是，北京政府的實權，卻由國務總理段祺瑞所控制。以段祺瑞為首的皖系軍閥（段是安徽人），形成了一個強大的軍事集團。徐樹錚、靳雲鵬、曲同豐、傅良佐被稱為“皖系四大金剛”。此外，段芝貴、吳光新、盧永祥等都是皖系幹將。段祺瑞憑藉其軍事實力，控制著北京政權，控制全國。但是，黎元洪自當上總統以後，也不甘做政治傀儡，爭欲執掌實權，於是，黎、段的衝突不可避免，演出了一場府（總統府）院（國務院）之爭。
黎元洪上臺後，重提裁兵，想將全國軍隊集中於中央，並削弱段祺瑞的軍權，但身兼陸軍部長的段祺瑞極力阻撓，使裁兵終遭流產。後段祺瑞任命親信徐樹錚為國務院秘書長，黎元洪只得勉強讓步。徐樹錚上任後，根本不把大總統放在眼中，平時只到總統府催黎元洪蓋印，凡事不須他過問。為反擊段祺瑞的囂張氣焰，黎元洪授意總統府秘書長丁世鐸制訂劃分府院許可權的文案，主張大總統對國務院自由行使職權，這次，段祺瑞不得不稍作讓步。不久，徐樹錚又藉故打擊內務部長孫洪伊，一連四次，手持“孫洪伊著即免職”的命令親赴總統府，請黎元洪蓋印，均遭拒絕。最後，段祺瑞親自出馬，黎元洪依舊不准。段祺瑞盛怒之下棄職離京。黎元洪想請出徐世昌組閣，但徐世昌不肯得罪段祺瑞。黎元洪感到事態嚴重，不得不向段祺瑞屈服。結果，在徐世昌的調停下，徐樹錚、孫洪伊及丁世鐸同時被免職，段祺瑞才官複總理原職。
1917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戰臨近尾聲。日本和美國出於各自的利益考慮，在中國對德的關係問題上，分別支持主戰的段祺瑞和主和的黎元洪。日本政府對德宣戰，並慫恿北洋政府總理段祺瑞參戰，是以企圖攫占德國在華的權益，從而進一步控制中國。段祺瑞則企圖以參戰為名，向日借款擴充軍備加強實力，借日扶持編練“參戰軍”；黎元洪為首的主和派反對參戰則企圖利用全國反戰輿論打擊主戰派。結果，兩派你爭我奪，各不相讓。黎元洪請出徐世昌、王士珍、馮國璋出面幫忙，但三人也不敢得罪段祺瑞。結果，3月14日，北京政府正式宣佈對德絕交。
之後，段祺瑞又積極準備對德宣戰，遭到黎元洪及各方人士的反對。4月，段祺瑞以開軍事會議為名，召集安徽督軍倪嗣沖、福建督軍李厚基、江西督軍李純、湖北督軍王占元、河南督軍趙倜、吉林督軍孟恩遠、直隸督軍曹錕、山西督軍閻錫山、山東督軍張懷芝、察哈爾都統田中玉、綏遠都統蔣雁行、晉北鎮守使孔庚等到北京，成立督軍團，以圖逼迫黎元洪同意參戰，但黎元洪依然拒絕。5月10日國會審批此案時，段祺瑞又指使軍警流氓數千人組成“公民請願團”，包圍國會，脅迫議員通過。黎元洪不堪忍受段祺瑞的所為，在美國公使芮恩施的支持下，於5月23日下令免除段祺瑞的國務總理和陸軍總長職務，任命伍廷芳為國務代總理，王士珍為京津臨時警備司令。
段祺瑞被免職後，退避天津，指使九省督軍脫離中央宣佈獨立，並授意在徐州的長江巡閱使張勳入京倒黎。於是，張勳通電擁護總統，自願充當府院之爭的調停人。黎元洪在皖系壓力下內外交困，孤立無援，只好同意由張勳作“調人”，並明令張勳入京“共商國是”。
張勳，江西奉新人。早年投清軍。1895年到小站投靠袁世凱。清末曾任雲南提督、甘肅提督、江防營統領、江蘇巡撫、署理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等。民國成立後，歷任江蘇督軍、長江巡閱使、安徽督軍等。張勳效忠清室，舉隊皆留髮辮，人稱“辮子軍”，他也被稱為“辮帥”。袁世凱死後，邀集七省軍閥代表主盟徐州會議，組成“十三省區聯合會”，陰謀復辟清室。這次北上“調解”府院之爭，其真實意圖也在於趁機搞復辟。6月7日，張勳率五千辮子軍自徐州北上，經天津時與段祺瑞密謀。入京後，張勳先逼黎洪解散國會，再逼黎元辭職。黎元洪如夢初醒，自己引狼入室，但悔之已晚，只好隻身逃往日本使館避難。之後，張勳與清朝遺臣籌畫復辟。7月1日，擁遜帝溥儀“重登大寶”，宣佈改民國六年為宣統九年，恢復清朝官制，大加封官授爵。張勳被封為忠勇親王、自任首席議政大臣、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張勳復辟遭到舉國一致反對。黎元洪接受秘書長張國淦的建議：一則致電馮國璋，令其代行大總統職權；另則起用段祺瑞為國務總理，命其出師討伐張勳。段祺瑞見借張倒黎的目的已達到，便搖身一變，組織“討逆軍”，自任總司令，在天津馬廠誓師，進京討伐張勳。張勳戰敗，於7月12日逃入荷蘭使館。溥儀再度宣佈退位。張勳復辟僅十二天便告收場。
段祺瑞趕跑張勳，接任國務總理，儼然成為“再造共和”的英雄。之後，他假惺惺到日本使館，懇請黎元洪回府複職。黎元洪作為府院之爭的失敗者，無意再當“北洋之虎”的政治傀儡，後遷往天津居住。
三
段祺瑞重新上臺，執掌政權後，全國輿論呼籲恢復第二次解散的國會，但遭到段祺瑞的拒絕。孫中山即於7月17日自上海率海軍南下護法，在廣州組織護法軍政府，開始了護法運動。此外，西南滇、桂軍閥在這個時候或者標榜自主，或者公開反對段內閣。段祺瑞急於擴充軍備，決心發動第二次南北戰爭，以武力統一中國。為此，他向日本大量借款，其中僅西原借款（由日本寺內正毅內閣的代表西原龜三經手，故名）就有八次之多，約一億四千五百萬日元，用以購買日本軍火，編練“參戰軍”。
袁世凱死後，以直隸河間人馮國璋為首的軍閥結成聯盟，世稱直系。直系的勢力當時主要在長江流域，江蘇督軍馮國璋、江西督軍李純、湖北督軍王占元，稱“長江三督”。馮國璋出任代理大總統，段祺瑞不無顧忌，但能將馮國璋調離他的勢力範圍，反倒容易對付。馮國璋也有他的打算，他表示可以北上就職，但必須以李純接任江蘇督軍，陳光遠為江西督軍，自己帶一師人馬入京。在這些條件滿足後，他才動身離開南京。馮國璋雖然當上一個沒有多大實權的總統，但新的“長江三督”則是他的外部力量。
馮國璋入京後，段祺瑞即以控制黎元洪一樣對他加以架空和利用；馮國璋當然力圖擺脫控制，當一個有名有實的總統。雙方的矛盾，亦即直、皖兩大派系的矛盾，造成了新的“府院之爭”。而相爭的焦點，是在對西南軍閥及廣東護法軍政府的政策上。段祺瑞主張“武力統一”，借此擴充皖系的勢力；馮國璋主張“和平混一”，借此討好西南軍閥，保護直系的利益，從而對抗皖系。
1917年8月，段祺瑞派傅良佐為湖南督軍，吳光新為長江上游總司令兼四川查辦使，調北洋第八、第二十兩師入湖南。湖南的爭奪戰，拉開了南北戰爭（護法戰爭）的序幕。馮國璋一面與西南實力派陸榮廷等暗中往來，互通聲氣，一面指使“長江三督”加以牽制。於是，陸榮廷在南寧召開兩廣援湘軍事會議，通電公開討段，出兵大舉援湘。長江三督則聯名發表和平建議，與西南軍閥呼應。
11月，正當湖南戰事繼續擴大之時，北洋軍第八師師長王汝賢、第二十師師長范國璋突然於11月14日發出通電，主張停戰議和。王、範兩將均系直隸人，與馮國璋關係良好，故有此舉。緊接著，長江三督以及直隸督軍曹錕聯名發表通電，回應停戰。形勢的突變使段祺瑞極為被動，只得以退為進，提出辭職。占了上風的馮國璋不失時機，於11月25日下令准免段祺瑞國務總理職，先以外交總長汪大燮代理，後又請出王士珍署理內閣總理兼陸軍總長。
段祺瑞解職，不過退居幕後，徐樹錚仍在前臺活動，在他們的背後，有日本的全力支持。段祺瑞、徐樹錚於12月2日策動了北方十督：曹錕、張懷芝、張作霖、倪嗣沖、閻錫山、陳樹藩、趙倜、楊善德、盧永祥、張敬堯等齊集天津，舉行督軍團會議。12月6日，聯名電請北京政府明令討伐西南。馮國璋在督軍團的逼迫威脅下，只得表示讓步，下達討伐令。又任命段祺瑞為參戰督辦，段芝貴為陸軍總長，使皖系得以東山再起。此時，由馮國璋原先授意，李純與陸榮廷達成了諒解。陸榮廷提出恢復國會，停止湘粵進兵和擁護馮國璋繼任總統的條件，一旦滿足這些條件，兩廣即取消自主。這樣一來，馮國璋又發出了停戰佈告，責成南北兩軍停止敵對行動。但北方主戰派立即又展開攻勢。12月31日，北方十督曹錕等發表通電，堅決反對恢復舊國會，主張以皖系控制的臨時參議會代行國會職權，選舉正式大總統，實際是想“合法倒馮”。在這種形勢之下，馮國璋改變策略，聲稱要親自出征討伐西南，親率拱衛軍一旅，乘車沿津浦路南下，實質想逃離皖系控制下的北京，回到直系大本營南京。不料，專車開到蚌埠時，被皖系幹將倪嗣沖攔截，迫使馮國璋回到北京。這樣，馮、段兩派的鬥爭更趨白熱化。
為了從根本上打擊馮國璋的直系力量，段祺瑞派徐樹錚到奉天與奉系首領張作霖商討合作，調奉軍入關“兵諫”，迫使馮國璋就範。以日本運來的軍火，作為換取奉軍入關的條件。奉系得到軍火後，迅速出兵入關，進逼天津。皖、奉聯合，馮國璋的處境更加危險，不得已再作妥協，又一次請出段祺瑞當國務總理。
段祺瑞第三次組閣後，繼續推行他的武力統一政策，同時按原定合法驅馮的計畫，指使臨時參議院通過國會組織法和兩院議員選舉修正案。1918年8月12日，皖系一手操辦的安福國會開幕，合法倒馮的時機已成熟。
在這裏，很有必要先解釋一下安福俱樂部，安福系及安福國會等幾個名稱。安福俱樂部，是皖系軍閥的御用團體。1917年3月，段祺瑞為抵制孫中山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和操縱是年9月的總統大選，指使王揖唐、唐毓雋等在北京安福胡同梁式堂住宅組織俱樂部。3月8日正式成立，因在安福胡同開會，且本部設於此，故取名安福俱樂部。俱樂部的組織具有一個國家全部官制的雛形，下設幹事部，主任王揖唐；評議會，會長田應璜；政務研究會，會長李盛鐸。以安福俱樂部為組織形式而形成了一個派系，稱為安福系，是皖系軍閥政治上的中堅和核心力量，其首領為徐樹錚、王揖唐等。1917年7月24日，段祺瑞通電各省，徵求召集臨時參議院的意見。9月29日下令召集，11月10日開會。臨時參議院被安福系所控制，主要任務是修改民國元年所定有關國會的各種法規，以便組成有利於皖系的“正式國會”。1918年2月17日公佈了《修正國會組織法》，選出參議院議員168名，眾議院議員406名。8月12日國會成立。參議院正副議長為李盛鐸、田應璜，眾議院正副議長為王揖唐、劉恩格。由於它是由安福俱樂部一手包辦選舉產生，而且安福系占絕對多數議席，故稱安福國會。
安福國會的目的是倒馮。馮國璋自知無力抵抗，但又心有不甘，因此提出以段祺瑞同時下臺為他下野的條件。正當此時，局勢又發生新的變化。原來傾向皖系的直隸總督曹錕及他的第三師師長吳佩孚等前線將領由主戰變成了主和。吳佩孚還公開痛駡安福國會甚至段祺瑞本人。沉默已久的長江三督也發出先決時局，後選舉總統的通電。這些，都旨在挽救馮國璋，衝擊段內閣。面對直系的反撲，段祺瑞決定迅速組織總統選舉法，儘早完成合法倒馮計畫。為避免直系的直接報復，段祺瑞表示與馮國璋同時下野。9月4日，大總統選舉會正式舉行，結果徐世昌當選，馮國璋、段祺瑞同時下野。
馮、段的結局，形式相似，內容則完全不同。段祺瑞不過是以退為進，他依舊在幕後操縱和控制著中國政治。而馮國璋則是個徹底的失敗者，下野後回到河間隱居，經營產業，一年後在北京帽兒胡同私宅病逝。
四
馮、段相爭的結果，使得徐世昌當上了中華民國第五任大總統。徐世昌，字菊人，號東海等。祖籍直隸天津，本籍河南，1855年生於開封。清朝進士，曾任翰林院編修。因早年認識袁世凱，1895年被袁世凱羅致小站練兵，成了袁世凱的主要策士，有“北洋軍師”之稱。後曾任東三省總督、軍機大臣等要職。民國成立後，曾任國務卿，但更多時，他是以北洋元老的身份充當各派系的“調人”。其實，他是一位圓滑奸詐的老政客。安福國會之所以選舉他繼任總統，當然是看中他是不掌握兵權的北洋官僚，同時，又是一個能使直、奉及西南軍閥所能接受的人選。
徐世昌就任大總統後，曾先後任命錢能訓、龔心湛為國務總理，但北京政府的實權仍掌握在參戰督辦段祺瑞手中，安福系分子對各屆內閣都進行著控制，尤其是徐樹錚，在國務院事事干涉，無論何項政務，不經他過目，即使片紙隻字，亦飛不出國務院大門，國務總理不過是個蓋印工具罷了。段祺瑞不任國務總理，專任參戰督辦，正是為了利用日本帝國主義作為支柱，以鞏固和擴大皖系的武裝力量，控制中央政權。
徐世昌知道自己不過是個文人總統，無法與氣勢洶洶的皖系軍人抗衡，因此，他以“文治”自我標榜，以示其與以往軍閥軍人當政之區別。他儘量任用自己的舊幕僚，如梁士詒、葉恭綽、龍建章、吳世湘、曹秉章、許寶衡、錢能訓、周樹模、朱啟鈐等，以形成左右政局確保高位的政治勢力。此外，他更意識到，真正有勢力足以與段氏皖系抗衡的，當時唯有直系曹錕及奉系張作霖，且這兩派都與自己夙有淵源，因此，他極力交歡於直、奉雙方。對皖系本身，他也搞些分化活動。當時的陸軍總長靳雲鵬，與直系曹錕、奉系張作霖皆有兒女姻親，徐世昌便多方籠絡，以為己用。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英、美欲與日本爭霸東方，先後向徐世昌提出和平統一南北的勸告。當時，國內也群情厭戰，徐世昌即因勢利導，發佈和平令，實施“南北議和”。這樣做，一則順應民意，提高自己的威望，二則也是對皖系軍閥“武力統一”的對抗，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
徐世昌交歡直、奉，抑制皖系的做法，當然遭到段祺瑞的不滿，尤其對“南北議和”，更是極力破壞。他一方面利用皖系的附庸陝西督軍陳樹藩挑起戰事，破壞和會；另一方面在北方代表中安插安福系分子，設置障礙，使多次和談陷於僵局和破裂。
1919年1月，各戰勝國在巴黎凡爾賽宮召開戰後“和平會議”。中國政府也以戰勝國的資格出席了和會，並提出希望帝國主義放棄在華特權，取消日本帝國主義和袁世凱訂立的二十一條、歸還德國在山東的各種特權等，遭到帝國主義的蠻橫拒絕，竟將德國在山東掠奪的一切權利全都讓予日本。巴黎和會上中國外交失敗的消息傳到國內，全國人民大為震驚，而北京政府竟準備同意在和約上簽字。於是，全國輿論鼎沸，群情激憤，爆發了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是一場規模巨大的反帝反封建的愛國運動，對親日的段祺瑞皖系，更是一個沉重的打擊，弄得聲名狼藉。段祺瑞負隅頑抗，直、奉軍閥也乘勢反皖。段祺瑞用日本金錢和武器裝備的嫡系部隊“參戰軍”共三師四個混成旅，因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而失去“參戰”的藉口，於是，他先後改名為“國防軍”、“邊防軍”，派徐樹錚主管，自己亦改名為“邊防督辦”。徐樹錚具有強烈的個人野心，飛揚跋扈，遭到其他派系及徐世昌的嫉恨。因此，當皖系軍閥整編邊防軍時，徐世昌為調虎離山，於1919年6月24日任命他為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軍總司令。但徐樹錚至庫倫後，積極經營，不久控制了西北地方，反而使皖系多了一塊大地盤。
在內閣問題上，五四運動期間，段祺瑞指責國務總理錢能訓鎮壓學潮無能，企圖使安福系首領王揖唐出組新閣；徐世昌不同意，推出財政總長龔心湛暫代。後來經過反復爭鬥，徐世昌和直、奉軍閥聯合，有意推薦靳雲鵬出任國務總理。靳雲鵬是皖系大將，“四大金剛”之一，段祺瑞不便反對；靳雲鵬與徐樹錚關係惡劣，推出靳雲鵬，可以達到分裂皖系的目的；此外，靳雲鵬又是大總統徐世昌的門生，奉系張作霖的兒女親家，直系大將曹錕的換貼兄弟，對直、奉方面都有利。果然，段祺瑞不作公開反對，但提出要以安福系幹將曾毓雋、李思浩、姚震、朱深分任秘書長和財政、司法、交通三總長，靳雲鵬不接受。而靳雲鵬提出的閣員名單，又遭到段祺瑞、徐樹錚和安福議員們的反對。到11月28日靳雲鵬正式組閣時，曾毓雋、李思浩、朱深還是被塞進了內閣。靳雲鵬難安其位，與段祺瑞、徐樹錚的裂痕迅速擴大。
1919年12月，馮國璋病死，曹錕被奉為直系首領，其手下大將吳佩孚更異常活躍，對皖系和安福系不斷發起挑戰。曹錕于保定、吳佩孚於湖南，一北一南，互相呼應。與此同時，直系還利用皖、奉的矛盾，積極爭取張作霖，共同把矛頭指向皖系段祺瑞。
1920年4月，曹錕在保定召開直、蘇、贛、鄂、豫、吉、黑八省軍閥代表會議，討論反皖對策，結成八省反皖同盟。5月，吳佩孚從湖南撤軍北上。與此同時，段祺瑞也調動兵力，作出迎擊準備。6月22 日，曹錕召集反皖同盟在保定再舉行會議，提出解散安福國會、罷免安福系三總長、撤銷邊防軍等多項條件，繼而再提出懲辦“禍國殃民”、“賣國媚外”的徐樹錚。段祺瑞也召集安福系重要人物討論時局對策，堅決不肯退讓。幾經反復，徐世昌在直、奉雙方的作用之下，於7月4日發佈命令：調任徐樹錚為遠威將軍，免去西北籌邊使，令其留京供職。這一命令激怒了段祺瑞，7月8日，他由團河回到北京，在將軍府召集全體閣員及軍政人員開聯席會議，決定起兵討伐曹錕、吳佩孚，並在團河成立定國軍總司令部，自任總司令，徐樹錚為總參謀長，段芝貴為第一路司令兼京師總司令，曲同豐為第二路司令，李進才為第三路司令，傅良佐為總參議。雙方劍撥弩張，戰爭一觸即發。在這最後時刻，徐世昌不得已又下了一道命令：懲辦吳佩孚，將曹錕“褫職留任”，但已無法阻止局勢的發展。7月14日晚，直皖戰爭終於爆發。
直皖戰爭的主要戰場在京漢路和京津路之間的河北涿州、高碑店和楊村一帶。直系兵分兩路，吳佩孚任直軍前敵總司令兼西路總指揮，曹瑛任東路總指揮，另派第一混成旅旅長王承斌駐鄭州，為後路總指揮。7月14日晚，皖軍首先向直軍的楊村進攻，直軍放棄楊村敗退北倉固守。初戰皖軍告捷。7月17日，戰情發生變化。吳佩孚率軍退出高碑店，奔襲皖軍西路軍指揮部所在地松林店，指揮曲同豐被俘，餘部投降。同日，奉系軍閥張作霖通電與直軍並肩作戰，令二十七師、二十八師開進關內，分駐馬廠和軍糧城一帶配合直軍作戰，皖系東路軍指揮徐樹錚在廊房不戰而逃回北京，所部向京綏路敗走。至此，東西兩路皖軍均大敗。在戰爭開始後，南方軍閥支持直系。孫中山的廣東護法軍政府也發佈討段檄文。段祺瑞四面楚歌，被迫於7月19日通電罷免官職，撤銷定國軍名義。7月22日，直系察哈爾都統王廷楨率部進駐康莊，在居庸關附近打敗皖軍殘部。7月23日，直、奉兩軍進駐京都，直皖戰爭結束。
直皖戰爭一結束，北京政府即下令：撤銷對曹錕、吳佩孚等處分；免去段祺瑞本兼各職，撤銷督辦邊防事務處及西北邊防軍名義；通輯禍首徐樹錚、曾毓雋、段芝貴、王揖唐、丁士源、梁鴻志、王郅隆、張宣等人； 奪曲同豐、陳文運等人官職；解散安福俱樂部。皖系勢力從此衰弱下去。
五
直皖戰爭以皖系的失敗而告終。其原因，除了皖系已聲名狼藉，直系迅速崛起等原因外，奉系的介入起到決定的作用。日本帝國主義看到皖系已無多大的利用價值，便拋棄皖系，大力扶持奉系，指使奉系聯直倒皖，戰後在中央政府中和直系平分秋色。直、奉兩系共同把持的北京政府，實際上是英美日三國的共同侵略工具。但是，由於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又迅速導致了直、奉兩系的矛盾和鬥爭。在其後數年間，直、奉兩系不斷磨擦和爭鬥，終於爆發了兩次直奉大戰。由於事件繁多而複雜，留待後兩章再詳述，這裏僅談皖系殘餘勢力的活動。
直皖戰爭後，段祺瑞避居天津，等待時機，以圖再起。而徐樹錚則逃往上海，因皖系幹將盧永祥佔有浙江、上海一帶的地盤。盧永祥，山東濟陽人，清末曾任北洋軍統帶、統領。民國成立後，歷任陸軍第二十四師師長、第十師師長、淞滬護軍使等。1919年8月起任浙江都督兼第十師師長。直皖戰爭後，提倡“省自治”以及“聯省自治”以求自保。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戰爭後，英美支持直系控制了北京政權。1923年直系首領曹錕當上了賄選總統，遭到全國人民反對。反直系的各派也乘機反對曹錕、吳佩孚。皖系軍閥盧永祥首先在浙江發出不承認曹錕為總統的通電，一時間，反直勢力齊集杭州、上海，浙、滬一帶儼然成了反直的中心。奉系張作霖也起而回應，並聯繫在廣東的孫中山，與浙江盧永祥結成反直三角同盟。直系軍閥為撥除浙、滬這個釘子，吳佩孚支持江蘇都督齊燮元聯合閩粵邊防督辦孫傳芳、福建都督周蔭人、江西都督蔡成勳、安徽都督馬聯甲聯合進擊盧永祥，爆發了江浙戰爭，又稱“齊盧之戰”。
1924年9月3日晨，江、浙兩軍正式開戰，激戰於上海週邊的嘉定、寶山、松江、太倉、瀏河和宜興一帶，初戰浙軍略佔優勢。後孫傳芳率兵乘虛越過仙霞嶺，9月16日攻下江山，擊潰浙江守江山的張載陽第三路，逼進杭州。這時，浙江警務處處長夏超倒戈，暗通孫傳芳，導致浙軍放棄杭州，收縮兵力於上海。9月25日，孫傳芳部進入杭州。10月初，齊軍、孫軍攻下上海週邊的寶山、嘉定、松江等地。10月13日，盧永祥通電下野，偕同部將何豐林等乘船逃往日本。浙滬聯軍殘部推皖系健將徐樹錚為總司令，繼續作戰。10月15日，徐樹錚被上海工部局軟禁，浙滬聯軍遂告失敗。
江浙戰爭是第二次直奉戰爭的導火線和前哨戰，江浙戰爭爆發後，北方的第二次直奉戰爭立即發動。這場戰爭雙方有40多萬人參加，戰爭首先在熱河揭開，主要戰場在山海關一帶。10月，正當吳佩孚在山海關前線同奉軍激戰時，直系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與直系援軍第二路司令胡景翼，聯合京畿警備副司令孫岳秘密計畫倒戈。10月22日晚，馮部李鳴鐘旅及鹿鐘麟旅開回北京，佔領交通、電訊等重要機關。23日，馮玉祥到達北京，通電停戰，囚禁了賄選總統曹錕，發動了北京政變。吳佩孚率殘部乘艦南逃。第二次直奉戰爭，以直系吳佩孚失敗而告結束。直系政權亦隨之倒臺。
北京政變後，馮玉祥將所部改為國民軍。批准顏惠慶內閣辭職，任命黃郛代理國務總理並攝行總統職務。馮玉祥通過攝政內閣會議，修正清室優待條件，並於11月5日派京師警備總司令鹿鐘麟將末代皇帝溥儀驅逐出宮。馮玉祥還與胡景翼、孫岳等聯名電邀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改組北京政府。馮玉祥的這些做法，深為北洋各實力派所忌，各帝國主義也不斷地向其施加壓力。同時，張作霖的奉軍入關後，馮、張很快又發生了尖銳矛盾，而長江流域各省的直系勢力還隨時可能北上。在這種情況下，馮玉祥為了平衡與奉張的關係，阻止直系勢力北上，便決定聯絡皖系軍閥鄭士琦，使他在山東截阻直軍，並決定請段祺瑞出山。1924年11月15日，由張作霖、盧永祥、馮玉祥、胡景翼、孫岳五人以聯名推戴的方式，公舉段祺瑞為中華民國總執政，執行政府職權。段祺瑞不僅為馮奉兩系所推戴，而且還受到直系及西南軍閥所擁護。四年前曾經受到國人唾駡的賣國賊，這時突然變為全國實力派所擁護的對象，這也屬怪事一樁。不過，說怪也不怪，當幾派軍閥都暫時無法稱霸時，請出一位政治傀儡來平衡各方的關係，恐怕也是最好不過的辦法了。
1924年11月22日段祺瑞入京，24日在陸軍部宣誓就職，臨時政府宣告成立。段祺瑞在就職宣言中說道：“本執政誓當鞏固共和，導揚民智，內謀更新，外崇國信”。這裏所說的“外崇國信”，顯然就是要承認幾十年來帝國主義強加於中國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就是要維持它們在中國的既得權利和統治特權。段祺瑞從重新上臺的第一天起，又成了各帝國主義侵華的共同工具。
臨時政府成立後，公佈了臨時政府的組織條例，規定臨時政府不設內閣總理，以執政兼理內閣，總攬軍政事務，統率陸海軍，對外代表中國，其身份、職權和總統相當。11月25日，任命唐紹儀、龔心湛、李思浩、吳光新、林建章、章士釗、王九齡、楊庶堪、葉恭綽為閣員，梁鴻志為秘書長。其中，梁鴻志與財政總長李思浩、陸軍總長吳光新都是安福系人物。
儘管段祺瑞以總統而兼總理，又組織了一個以安福系為中心的政府，但是，當時中國政壇的主角畢竟已不是段祺瑞和安福系，而是手握兵權的國民軍首領馮玉祥及奉系軍閥張作霖等，對段祺瑞及安福系，我們只簡述以下幾件事。
1924年11月10日，孫中山發表北上宣言，主張召開國民會議解決國是。段祺瑞則為使其統治合法化，並延續北洋軍閥統治的壽命，積極籌備善後會議，抵制孫中山關於召開國民會議“以謀中國之統一與建設”的主張。1925年2月1日，善後會議召開，會員共86人，絕大多數為各省軍閥代表及政客，這實則是一次各系軍閥權力分配的會議。在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下，會議通過了幾項條例後，於4月21日草草收場。
善後會議之後，段祺瑞為收回庚款展緩之款一千零三萬余元以解臨時執政府各項軍政費用之急需，並爭取與法國政府通過懸而未解的金佛郎案的解決，使海關二五加稅得到實現以增加臨時政府的財源，於4月正式公佈金佛郎案新協定。這是一件曹錕政府也不敢做的事。金佛郎案成立後，中國方面在金紙對比上所受損失達到八千幾百萬元。
善後會議之後，段祺瑞為了鞏固地位，裝點門面，設立了臨時參政院為代替國會的臨時立法機關，由各省軍民長官所派代表，各省省議會議長及執政特聘人員組成。臨時參政院實際是軍閥、官僚、政客的“聯合交易所”，絲毫不能代表民意。
1925年5、6月間，帝國主義者製造了五卅慘案和沙基慘案，激起了中國人民的反帝怒潮。面對帝國主義的侵略暴行，段政府表現得軟弱無能。五卅慘案之後，全國反帝鬥爭日益高漲，作為帝國主義工具的臨時執政府更被全國人民所厭惡。段祺瑞為了逃避集矢於一身，特於1925年12月26日公佈了《修正臨時政府制》，增設國務院，任命國務總理，恢復責任內閣制，借此作為自己的擋箭牌。但是實際上，依然由他嚴密控制一切。
隨著馮、奉兩派軍閥的矛盾日益加深，段祺瑞的地位岌岌可危。為了滿足馮、奉兩系的地盤欲望，坐穩臨時執政的位置，他先後犧牲了手下的皖系幹將盧永祥、鄭士琦、王揖唐、吳炳湘、吳新田等的利益和地位，使皖系已名存實亡。江浙戰爭以後，徐樹錚出走歐洲。段祺瑞重新上臺後，由於徐樹錚的名聲不好，不敢召他回國，叫他留在國外以專使的名義進行外交活動。1925年12月10日徐樹錚回到上海，27日入京見段祺瑞，後在北京到處公開活動，引起物議沸騰。因徐樹錚過去殺害了馮玉祥的舅父——陝西軍閥陸建章，段祺瑞叫他不要在京久留。29日晚，徐樹錚乘坐專列離京。十時到達廊房車站，即被人拉下車去槍殺。事後傳聞是馮玉祥指使陸建章之子陸承武替父報仇把他打死的。徐樹錚被殺，段祺瑞惶惶不可終日，但又捨不得辭職。
1926年初，奉、直軍閥聯合進攻國民軍。3月，日本軍艦協助奉系，炮擊大沽口。國民軍開炮還擊，將日艦驅逐。日本糾集各帝國主義將二十多艘軍艦集中於大沽口，以武力相威脅。3月18日，北京各界群眾約五千人在天安門前集合抗議。會後，二千多群眾赴國務院請願。竟遭到事先佈置的軍警槍擊，當場被打死47人，打傷二百多人，造成三•一八慘案。
三•一八慘案後，段祺瑞政府遭到全國人民的激烈反抗，已難以維持統治。國民軍退守北京，遭到奉、直軍閥的包圍。這時，段祺瑞為保住執政的地位，又企圖聯合奉系，指派吳光新聯絡奉軍張學良，作奉軍的內應，先將鹿鐘麟逮捕，與奉軍裏應外合趕走在北京的馮軍。不料，消息被鹿鐘麟發覺。4月9日，鹿鐘麟率所部國民軍包圍執政府。因消息走漏，段祺瑞及李思浩、曾敏雋等皖系政客逃匿東交民巷。4月15日，吳佩孚電令部將唐之道拘捕段祺瑞。4月20日，段祺瑞與曾敏雋、梁鴻志、吳光新、姚震、姚國禎、許世英、曲同豐、段宏業（段祺瑞子）等在直魯聯軍保護下乘汽車赴天津，臨時執政府倒臺。段祺瑞先後六次組閣，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活躍了十年之久，這一次則是他政治生命的終結，同時，也是皖系軍閥的最後消亡。
段祺瑞下野之後，閒居天津。1933年，移居上海。1935年，蔣介石曾任他為國民政府委員，但他沒有就職，後移居廬山。1936年11月2日，曾經在中國政壇上煊赫一時的北洋皖系軍閥首領段祺瑞，在其上海寓所中病逝,享年71歲。
琰容 2012-10-21 14:35
03章 直系軍閥(馮國璋)
直系是北洋軍閥的主要派系之一。1916年袁世凱死後，由北洋軍閥分裂而成。因首領馮國璋是直隸（今河北）人，故稱直系。
馮國璋，字華南，直隸河間人。1859年生於一個農家。1884年到天津大沽口投淮軍當兵。1885年考入天津北洋武備學堂。1890年畢業後，留學堂充任教官。不久投聶士成幕，很受聶士成青睞，後被推薦給中國駐日本公使裕庚做軍事隨員。在日本期間，馮國璋結識了一批日本軍界人士，並留心考察近代軍制和日本軍事，編成兵書數冊。
1896年，馮國璋回國後，將他所編的兵書呈送聶士成，聶士成轉交給了正在天津小站練兵的袁世凱。袁世凱當時正在尋訪軍事人材，見到這幾冊兵書，如獲至寶，大加讚賞說：“軍界之學子無逾公者”，很快將其羅致門下。馮國璋到小站後，充分發揮他的軍事才幹，幫助袁世凱編定新軍兵法操典，很快成為袁世凱的心腹愛將，與王士珍、段祺瑞並稱“北洋三傑”，後來亦稱“王龍”、“段虎”、“馮狗”。皆因王士珍在政治舞臺上時隱時現，似龍見首不見尾；段祺瑞暴躁如虎；馮國璋狗頭狗腦，聰明善變。自投袁世凱後，馮國璋歷任新建陸軍督練營務處總辦、軍政司教練處總辦、中央練兵處軍學司司長、北洋陸軍速成學堂督辦、軍咨使等。馮國璋也不忘袁世凱的提攜之恩，當袁世凱在1908年被放逐回籍後，馮國璋不時前往探望，並常與他保持聯絡。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為撲滅起義，清廷派蔭昌統率北洋兩軍南下鎮壓，其中蔭昌親率第一軍，第二軍則由馮國璋督率。馮國璋在受命的當天，便秘密跑到彰德拜見袁世凱，請示機宜，袁世凱授以“慢慢走，等著瞧”的秘訣。北洋軍早已養成了“只知有袁宮保，不知有大清朝”的心理，再加上馮國璋從中作梗，部隊走走停停，令朝廷驚慌失措，不得已下令召回蔭昌，派袁世凱為欽差大臣，以馮國璋為第一軍軍統，擔任前方作戰任務，段祺瑞為第二軍軍統，為後方接應。
袁世凱出山后，馮國璋便率軍猛攻漢口，用重炮轟擊人煙稠密的市區，革命軍被迫退出漢口。佔領漢口後，馮國璋擊退了黃興所組織的反攻，不久又攻克了漢陽。馮國璋因軍功被朝廷授予二等男爵。袁世凱在軍事上占上風之後，便命令停止進攻，開始私下與革命軍進行談判，在清政府與革命軍之間謀取私利。此外，為了更有效地控制清政府，袁世凱這時即調馮國璋回京，接替載濤任禁衛軍統領。在辛亥革命中，馮國璋為袁世凱竊取革命成果，當上臨時大總統立下了汗馬功勞。
民國成立後，袁世凱實行獨裁統治，謀刺宋教仁，解散國會。孫中山發起二次革命，在江西、安徽、南京、上海等地首先起事。馮國璋再次被袁世凱委以重任，出任江淮宣撫使兼第二軍軍長，督率第四、第五兩師各一部及雷震春、倪嗣沖部，會同辮帥張勳沿津浦路南下，很快攻佔徐州、蚌埠，再合攻南京。攻下南京後，北洋軍進行了殘酷的洗劫。馮國璋鎮壓二次革命立了大功，晉升陸軍上將，出任直隸總督，江蘇都督由張勳出任。由於張勳不屬袁世凱親信，袁世凱不放心他佔據江蘇這塊東南重地，於是，以張勳在南京縱兵燒殺搶掠引起外交壓力為由，改張勳為長江巡閱使，馮國璋為江蘇都督，這使得馮國璋不僅有了實力，也有了塊富庶之區作為自己的地盤。
不久，袁世凱為抑制北洋將領私人勢力的擴大，加強中央集權和個人對全國局面的控制，陸續拋出廢省改道、裁撤都督、設立將軍府等方案。馮國璋作為地方實力派，正想擴展自己的地盤，當然聯絡其他北洋將領暗地抵制和反對，從而與袁世凱的關係出現了裂痕。不過，袁世凱對馮國璋還是盡力籠絡，當馮國璋原配夫人新故，袁世凱便撮合婚姻，把自己的家庭女教師周道如介紹給他做夫人，並派自己的第三妾金氏送親到南京與馮國璋完婚。
其後，袁世凱積極推行帝制，但又不便自己出面，對馮國璋這樣的手下大將也不說真話，使馮國璋極為惱怒，因此，拒絕參加“擁戴”活動。但這樣一來，袁、馮之間的裂痕更加擴大。袁世凱稱帝后，即下令調馮國璋入京做參謀總長。馮國璋知道這是袁世凱的調虎離山計，裝病而不拒不赴任。1915年底，護國軍興，雲南、廣西等省宣佈獨立，馮國璋知道袁世凱氣數將盡，暗中與各省北洋軍人頻繁聯繫，造成在袁世凱與護國軍之外的第三種勢力，將來準備出來收拾殘局。馮國璋暗中支持四川將軍陳宦獨立。接著，馮國璋聯絡江西將軍李純、浙江將軍朱瑞，山東將軍靳雲鵬，湖南將軍湯薌銘，聯名密電各省將軍，共同壓迫袁世凱取消帝制，懲辦禍首。這就是“五將軍密電”。直隸將軍朱家寶得此密電，急忙告知袁世凱。袁世凱驚得如五雷轟頂，幾乎暈倒，絕望地說：“完了，一切都完了。”1916年3月22日，袁世凱被迫取消帝制，但仍當大總統。馮國璋知道袁世凱遲早要倒臺，宜採取窮追猛打的策略，4月16日通電勸袁世凱退位，震動了北洋集團，不少軍閥紛紛效仿。6月6日，袁世凱終於在四面聲討之中死去。後人作了副對聯：“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陳湯。”陳樹藩、陳宦及湯薌銘的反叛固然令老袁氣憤，其實馮國璋更是他主要的送命人。
袁世凱死後，國務總理段祺瑞取代了袁世凱北洋集團首腦的地位。為了緩和南方護國軍的態度及堵住馮國璋等北洋將領的進路，便“擁戴”副總統黎元洪為總統，以責任內閣制的名義造成其國務總理的獨裁地位。
為了對抗段祺瑞的專制，國會中反段的議員孫洪伊等人便提出“以馮制段”的策略，推舉馮國璋為副總統以牽制段祺瑞。馮國璋想到能當副總統，也是一件美事。於是，在1916年10月30日就任此職。不過，馮國璋也深知段祺瑞的打算，想讓他入京當個沒有兵權的副總統，離開自己經營多年的地盤。因此，他頂著副總統的頭銜，卻依然留在南京。
其後，黎元洪與段祺瑞的矛盾愈演愈烈，馮國璋靜觀局勢，似乎持中立態度。府院之爭，最後導致張勳入京，黎元洪倒臺，段祺瑞以討伐張勳復辟為名，“再造共和”，重登國務總理的地位，馮國璋也被推上大總統的寶座。馮國璋深知段祺瑞的粗暴奸詐，對是否就任總統猶豫不決。他的手下也意見分歧。女婿陳之驥等持反對態度，認為馮國璋不能離開自己的軍隊和經營多年的長江地盤，到北京做空頭大總統。參謀長景雲等則認為，當下中央無主，元首虛懸，正是馮國璋執掌中樞，擴大權勢的大好時機。曹錕、李純等直系將領也紛紛通電擁護。於是，馮國璋以李純接任江蘇督軍，陳光遠為江西督軍，安排好一切以後，離開南京。1917年8月4日，馮國璋正式代理大總統，成為中華民國第四位總統。
馮國璋就任總統以後，以直系首領的身份與國務總理、皖系首領段祺瑞進行了一番激烈的爭鬥，終於在1918年10月被皖系軍閥操縱的安福國會逼迫下臺。有關這一段歷史，在上一章第三節中已經談過，這裏就無須贅述。
馮國璋下野後，回到河間隱居，經營他的家業，所謂家業，主要是他在野時專設的由他直接控制的第十五、十六兩師糧餉局，是他的斂財機關。此外，他還投資開灤煤礦、中華匯業銀行等。1919年12月28日，馮國璋因肺病死于北京帽兒胡同寓所，享年60歲。馮國璋死後，段祺瑞親往弔喪，放聲大哭，哀傷不已，馮國璋泉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二
馮國璋死後，曹錕、吳佩孚成為直系的代表人物。這裏先說曹錕其人。
曹錕，字仲珊，1862年生於直隸天津一個小業主之家。幼年曾入私塾，粗通文字，好習武。十六歲後，以販布為生。二十歲時，投淮軍當兵。不久，被選送天津武備學堂學習。1890年畢業後，入宋慶的毅軍當哨官。1895年，到天津小站投奔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憑著他的善於投機鑽營，很快搏得袁世凱的歡心，成為“北洋三傑”之外的第四號人物，歷任幫帶、管帶、統領、統制、總兵等。
1912年2月，袁世凱竊取了臨時大總統職，南京臨時政府派蔡元培、宋教仁、汪精衛等到北京迎接袁世肯南下就職。曹錕當時任北洋第三師師長，在袁世凱的操縱下，於2月29日在北京縱兵嘩變，焚掠內外城，為袁世凱製作拒絕南下的藉口。1914年4月，曹錕被袁世凱任命為長江上游警備司令，率第三師進駐嶽州，監視南方革命勢力。1915年，曹錕投袁世凱所好，擁護他稱帝。1916年1月，曹錕又受命率軍入川，與護國軍交戰。袁世凱死後，曹錕被調任直隸督軍，駐守保定。
曹錕是直系重要頭目之一，但他在當時直皖兩派尖銳的矛盾衝突中，常以兩面敷衍的手法求得自保。他與皖系段祺瑞保持良好關係，段祺瑞以權利誘惑他，他便附和段；馮國璋以直系結合為號召，他又附合馮。曹錕的官癮大野心大，當時馮國璋任代理大總統，副總統一職虛懸，曹錕夢寐以求想當個副總統，段祺瑞、徐樹錚便以“副總統”一職作為釣餌，爭取了曹錕加入主戰派的行列，並成為主戰派督軍團的盟主。1918年2月親領大軍南下入湘，3月攻陷嶽州，4月佔領衡陽。可是，段祺瑞並沒有兌現“副總統”之約，反而連他親手搶下的地盤湖南也讓給張敬堯。曹錕一怒之下回到天津。6月，督軍團在天津開會，曹錕本擬策動議和，但徐樹錚向他百般解釋，“副總統”之約一定會兌現。曹錕覺得尚有希望，又繼續主戰，但和徐樹錚討價還價。徐主張先南下作戰，立功後送副總統之座；曹錕堅持先定下副總統歸自己，再去南征，雙方爭持不下。8、9月間，曹錕部將吳佩孚在湖南前線通電攻擊段祺瑞內閣及其武力統一政策，曹錕亦暗中支持。面對這種局勢，段祺瑞也只得決定讓曹錕出任副總統，指使安福國會開會薦舉。但是，國會中的交通系、研究系一百多名議員在徐世昌的策動下，以“虛副總統一席以待南方領袖”為由，反對選曹錕為副總統，拒不出席會議。結果，折騰了一番。終因法定人數不夠而“流會”收場。曹錕白做了一場“副總統”美夢。
1919年12月，馮國璋病逝，曹錕被奉為直系首領。曹錕與吳佩孚一北一南互相呼應配合，準備與皖系決一雌雄。同時，積極拉攏奉系張作霖，共同對付段祺瑞。於是，直、皖軍閥之間的矛盾更加激化，終於在1920年7月14日我爆發了直皖戰爭。戰爭只進行了4天，以直系大獲全勝而告終（直皖戰爭的起因及經過詳見第二章第四節）。
直皖戰爭之後，段祺瑞因戰敗而通電辭職。曹錕和張作霖舉行天津會議，商量組閣一事。曹錕本意推薦王士珍，但為了鞏固同張作霖的關係，最終同意了張作霖請出其兒女親家靳雲鵬組閣的建議。於是，靳內閣於8月11日組成。8月14日，曹錕、張作霖兩位大帥乘坐專列進京，受到徐世昌等以帝王之禮的迎接。
曹錕、張作霖為共同壟斷北京政府，達成了分贓協議。曹錕為直魯豫三省巡閱使，吳佩孚為副使；張作霖晉授為鎮威上將軍。雙方各向北京政府索要軍費一千萬元後，於9月4日離京返天津。到天津後，由張景惠、靳雲鵬撮合，曹錕將七歲之女曹士英許給張作霖八歲之子張學思（後為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少將）。曹、張兩人又成了兒女親家。
但是，曹、張兩人的合作以及直、奉兩派的聯合，只是極其短暫的。直系要保住已得利益並繼續搶佔地盤，奉系為擴大勢力範圍而不斷向關內發展，雙方很快形成了尖銳的衝突。靳雲鵬內閣上臺後，完全受直、奉兩系的控制，任何一件國事均需取得直奉雙方的同意。靳雲鵬為了統一步驟，調處直奉矛盾，邀請張作霖、曹錕、王占元到天津開會，時稱天津四巨頭會議，也稱巡閱使會議。會議從1921年4月下旬開至5月下旬，就財政、內閣、裁兵等問題進行了了激烈的討論和爭吵。雙方雖有所妥協，各有收穫，但無法解決根本的問題，反使直奉矛盾更加尖銳激化，最後不歡而散。在內外交困的形勢下，靳內閣支撐了數月之後，不得不在12月17日宣佈辭職。12月24日，張作霖薦舉親日派梁士詒當了國務總理。梁士詒上臺後，幹了一系列親日賣國勾當，引起全國各界不滿。直系的吳佩孚也趁機大肆攻擊梁內閣，矛頭實則指向了張作霖。張作霖則揚言，如果吳佩孚再反對梁內閣，即以“反抗元首”和“軍人幹政”的罪名加以討伐。直奉戰爭一觸即發。
在這緊急的情況下，徐世昌要求直奉兩系推薦一個雙方可以同意的內閣總理，張作霖表示“擁護元首，應由元首主持”，吳佩孚則表示“軍人不幹政”。1922年4月初，徐世昌任命周自齊署理內閣總理，不料遭到奉系的反對。4月10日開始，奉軍相繼開進關內，以軍糧城為本營，從軍糧城、馬廠、靜海一直開至德州附近。奉軍號稱鎮威軍，張作霖自任鎮威軍總司令，孫烈臣為副司令，設總部於山海關，後分兩路出擊。
對奉軍的進逼，曹錕電令直軍不作抵抗，引起了直軍將領一致不滿。吳佩孚不顧曹錕指令，積極調兵準備應戰。最後，曹錕只好任吳佩孚為總司令，以保定為大本營，分頭抵禦。
4月29日，張作霖下總攻擊令，第一次直奉戰爭正式爆發。這次戰爭，東路在天津浦路馬廠一帶，西路在京漢路的長辛店一帶。最激烈的戰鬥是在長辛店和琉璃河之間進行，兩軍屢進屢退，互有傷亡，不分勝負。戰至5月3日，吳佩孚轉守為攻，以一部作正面鉗制，另以主力繞到奉軍背後，直撲蘆溝橋，使西路奉軍腹背受敵。5月5日，西路奉軍張景惠部第十六師師長鄒芬倒戈，當日長辛店就被直軍佔領，奉軍大敗退至北京。奉軍東路聞長辛店失守，軍心大亂，鬥志消失 ，紛紛潰退。張作霖被迫下令退卻，後經天津、灤州率殘部出關。奉軍戰敗後，大總統徐世昌應直系要求，下令免除張作霖所任各職聽候查辦。張作霖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持下，於5月12日宣佈獨立。19日出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繼續整軍備戰，以圖反攻。6月17日，雙方在英國的干預下進行停戰議和，直軍全權代表王承斌、楊清臣，奉軍全權代表孫烈臣、張學良，在秦皇島海面英國克爾笛號軍艦上簽訂了停戰條約，以山海關為兩軍界線。第一次直奉戰爭以直系軍閥大獲全勝而告終，直系軍閥從此完全控制了北京的中央政權。
三
直系軍閥獨掌北京政權後，夢寐以求想當總統的曹錕，想立即驅逐徐世昌，由自己登臺。還是吳佩孚想得深入全面一些，主張召集舊國會，把黎元洪挖出來復位，用“恢復法統”的名義來作為過渡的辦法，這樣，可以使直系的統治披上“合法”的外衣，可以使總統和國會都成為直系的手中的傀儡，也利於曹錕在黎元洪“補足任期”後，“名正言順”地取得總統的位置。曹錕同意了吳佩孚的主張，兩人領銜發出徵求恢復國會意見的通電，得到一大批軍閥和社會名流的支持。直系將領孫傳芳多次發表通電，主張恢復“法統”，請黎元洪複職，要求徐世昌下野。
1922年5月24日，“第一屆國會繼續開會籌備處”成立。6月1日，舊國會議員150多人在天津開會，宣佈國會“恢復”。6月2日，大總統徐世昌被迫下臺。徐世昌這位圓滑世故的北洋元老，由皖系安福國會推上總統的寶座，任期三年零八個月後，又被直系軍閥趕下臺來，他的政治生涯也從此結束。此後，他在天津作了十七年的“租界寓公”，於1939年6月5日病逝,享年84歲。他晚年拒絕出任日偽職務，還能保持民族氣節。
徐世昌下野後，曹錕、吳佩孚率直系督軍聯名通電要求黎元洪“依法復位”。黎元洪表示同意，6月11日入京供職，6月14日下令撤銷1917年6月12日“解散國會令”。8月1日，舊國會議員召開會議，正式恢復國會，實現了直系的所謂“法統重光”。
然而，如同其他軍閥集團一樣，直系在獨掌北京政權之後，作為直系首領的曹錕和吳佩孚之間的矛盾立即表露了出來，形成了以曹錕為首的保（定）派和以吳佩孚為首的洛（陽）派。兩派在制憲和選總統問題上鬥爭激烈。而內閣傾向洛派，深為保派不滿。為了推倒王寵惠內閣和驅逐黎元洪，使曹錕早日當上總統，1922年11月18日，在保派慫恿下，傾向保派的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和副議長張伯烈揭發財政總長羅文幹擅自與華義銀行代理人羅森達、格索利簽訂奧國借款展期合同，換發新債票，使國家財產遭受5000萬元損失一事，逼迫黎元洪親下手諭，命令步兵統領聶憲蕃、京師員警總監薛之珩帶兵逮捕了羅文幹，解送法庭處理。後在吳佩孚的干預下，也因證據不步而釋放。羅文幹案件導致了保洛兩派矛盾激化，吳佩孚最終屈從了曹錕，王寵惠內閣也於11月29日倒臺。
1923年初，黎元洪已快滿任期，曹錕本來再等幾個月，也能順當坐上總統的寶座，但是曹錕已經急不可耐，要把黎元洪趕走。黎元洪其實是個傀儡總統，本無實權，但是被人趕下臺，又心有不甘，所以聯繫張紹曾內閣及政學系議員與曹錕對抗，不肯下臺。5、6月間，直系保、洛兩派取得一致意見，提出“擁曹必先驅黎，驅黎必先驅張”的策略。先由親直系的閣員高淩尉、吳毓麟、程克先拆內閣的台，使張紹曾內閣不得不於6月6日全體辭職，張紹曾當晚被趕往天津。緊接著，曹錕便親自導演了一場“逼宮奪印”戲。
6月8日，馮玉祥部張之江率軍官數十人佩刀闖入新華門，圍住居仁堂，向大總統索要欠餉。9日上午，曹錕黨徒又慫恿員警罷崗，撤走總統府衛隊。10日下午，又有中級軍官三百余人到黎府索要欠餉。接著，“市民請願團”、“國民大會代表”約千餘人手持“黎元洪退位”的旗幟呼喊而來。12日，黎府又出現軍警代表、“公民團”代表輪番示威騷擾。黎元洪明知是曹錕要趕他下臺，卻堅持不走。但不久黎宅斷了水、電，黎元洪大怒之下，決定離開北京。他把總統的大小印信十五顆拿出來，十顆留在公府，五顆送去交給他那住在法國醫院的危氏如夫人，並作了其他一些最後交待。13日下午，黎元洪乘專車離開北京。
曹錕得知黎元洪拿走了總統印信，急令直隸省長王承斌截車奪印。黎元洪的專車到達天津新站後，王承斌率領的大批軍警便包圍了專車，卸下車頭，迫黎元洪交出印信。黎元洪被逼得撥槍自殺，被隨員搶救沒有打中要害。到了晚上，黎元洪無可奈何，只得說出實情，曹錕終於在14日清晨取回總統印信，才放走黎元洪。經過這場恥辱和劫難以後，黎元洪仍不甘心就此退出政治舞臺，後還在天津、上海等地活動，試圖東山再起。但不久也感到大勢已去，回天無力，便隱居天津張園，從事工商業活動，擔任中興煤礦董事長等。1928年6月3日，因患腦溢血去世，享年64歲。
再說曹錕，指使直系軍閥鬧餉、逼宮、截車、奪印、趕走黎元洪種種暴行，激起了全國各界的反對。但曹錕對此全然不顧，為當總統一意孤行。他以40萬元的高價收買了國會議長吳景濂，為他在國會選舉中出謀出力，又以高價收買和脅迫國會議員來京參加國會選舉，並派專人在北京宣武門外設立暗察處，對議員進行監視。1923年9月10日，國會開預選會議，曹錕以五千至一萬元一張選票收買了五百多名議員。10月5日舉行正式選舉，曹錕派遣大批軍警、憲兵“警戒”。原定十點鐘開選，但到上午十一點四十分簽到者也不過400多人，不足法定人數，選舉會議主席吳景濂急得團團轉，派出可靠議員分頭去拉同黨、同鄉的議員，而已簽到者已失出自由，不得外出。直到下午一點二十分，簽到者達593人，這才搖鈴開會投票，四點鐘選舉完畢，曹錕終於以480票“當選”為大總統，10月10日宣佈就職。這次選舉共支賄款1350余萬元，因此，時稱曹錕為“賄選總統”，國會是“豬仔國會”，議員是“豬仔議員”，在民國史上留下了醜惡的一頁。
曹錕“當選”總統後，為鞏固他的地位，首先竭盡全力擴大勢力，將所有親信均以封官晉爵，給直系諸將論功行賞。其次，利用他的最高權力，進一步聚斂財富，使得百姓苦不堪言。由於他臭名昭著，民心喪盡，不僅遭到全國人民的唾棄和反抗，就是各地軍閥也不聽從他的號令，相互爭鬥，搶佔地盤。
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後，直系內部已經存在保定、洛陽兩個派別，曹錕當總統以後，兩派因爭權奪利矛盾日深。吳佩孚居功自傲，自稱是曹錕的長子，言外之意是遲早要取而代之。吳佩孚還把馮玉祥、王承斌等人的地盤和兵權也奪了去，因此，直系內部又形成了馮玉祥、王承斌、劉燮元結合起來的反吳三角聯盟。直系外部以孫中山為首的廣東政權，為實行北伐，採取了分化北洋軍閥集團，聯合皖、奉共同討直的策略，形成了粵皖奉反直三角聯盟。這兩個三角聯盟搞得曹錕焦頭爛額。
1924年9月3日，江浙戰爭爆發，皖系盧永祥與直系齊燮元交戰。（詳見第二章第五節）9月5日，孫中山下令討伐曹、吳。作為反直三角聯盟之一的奉系張作霖也率軍入關為助，隨即爆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9月15日，曹錕接到奉天發來的挑戰書，立即電召吳佩孚進京，下令討伐張作霖，任命吳佩孚為討逆軍總司令。9月18日，直、奉兩軍在山海關一線正面接觸，展開連日激戰，雙方投入20萬以上兵力，均出動了海、空軍參戰，戰爭的規模是近代軍閥混戰史上空前的。
討逆軍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受命率部出古北口經灤平、承德向北進軍。馮玉祥早已和吳佩孚矛盾激化，已有意倒戈反直。10月21日，馮玉祥乘吳佩孚與張作霖在前方酣戰之時，將所率部隊後隊改為前隊，由李鳴鐘、鹿鐘麟率領，晝夜兼程140裏，沿途割斷電線，封鎖消息。22日午夜，在負責戌守北京的孫岳配合下，一槍未發，迅速佔領了北京城，發動了北京政變。鹿鐘麟派一營士兵包圍了總統府，將還在睡夢中的曹錕抓了起來，囚禁在中南海延慶樓上。11月2日，王承斌到公府逼曹錕辭職。曹錕只得向國會提出辭職諮文，由新任的黃郛內閣攝行總統職權。曹錕看到前來逼他下臺的人就是一年前截車奪印，捧他上臺的幹將王承斌時，不禁酸甜苦辣，成感交集。11月25日，段祺瑞被馮、奉捧為臨時執政，不久，即下令將曹錕“著內務、陸軍兩部嚴行監視，聽候公判”，實際是將曹錕保護起來。
1926年春，張作霖、吳佩孚聯兵攻擊馮玉祥。馮玉祥被迫通電下野，所部國民軍交由張之江、鹿鐘麟率令。鹿鐘麟為分化直奉聯盟，恢復了曹錕的自由，電請吳佩孚入京主持大計。曹錕也派人轉告吳佩孚，想出來再當總統。吳佩孚拒絕曹錕的要求，複電命張之江、鹿鐘麟同時下野。張、鹿獲電後率部退出北京。
曹錕恢復自由後，還想恢復總統的職務，派人到漢口找吳佩孚，但吳不予支持。曹錕只好在當年5月1日通電發表補行辭職宣言，聲稱“因病辭職”。不久，曹錕離開北京，移居保定，又移居鄭州。他曾企圖利用吳佩孚到鄭州車站迎接他時，將吳殺掉，自為主帥，佈告天下，但終因感到力不從心而放棄此計畫。
1927年2月，國民革命軍北伐至河南，曹錕逃往天津，此後長期寓居天津英租界，過著荒淫無恥的生活。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曾拒絕出任日偽職務，也算得在晚年顯示了一點民族氣節。1938年5月17日，曹錕在天津病死，時年76歲。
四
上兩節談到直系軍閥首領曹錕，總離不開吳佩孚。其實，曹錕是一個昏聵、粗野、愚昧無知而充滿野心的封建軍閥，他的“功名”，幾乎都是吳佩孚替他創立的。
吳佩孚，字子玉，1874年生於山東蓬萊縣一個小生意人的家庭。青年時考中秀才，因得罪當地土紳，1898年到天津入聶士成的武衛軍當兵，1902年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學習。1906年，吳佩孚任北洋軍第三鎮曹錕部炮兵第三標第一營管帶。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清廷起用袁世凱出山，鎮壓革命軍。袁世凱命曹錕率部入山西，鎮壓山西革命黨人。部隊從石家莊沿正太鐵路入晉，目的地是井陘。當時是深夜行車，車過了井陘但沒有停。原來炮兵第三標標統是革命黨人，故意使列車開往由革命軍佔據的娘子關，想將曹錕的這個炮兵團全部吃掉。這事被吳佩孚覺察，及時將車上的革命黨人制服。隨後，又帶人控制了車頭，令司機把火車退回井陘車站，此時，協統盧永祥等才大夢初醒。隨後，曹錕乘坐的列車也到達井陘，得知情況後驚呆了老半天，接著盛讚吳佩孚能當機立斷，平息事變，當即提升吳佩孚為炮三標標統。井陘事變給吳佩孚提供了飛黃騰達的機會，從此，他成為曹錕的親信和得力部將。
民國成立後，吳佩孚依然在曹錕部任職。1916年1月，西南護國軍興，吳佩孚隨曹錕入川作戰，升任旅長。1917年7月，張勳復辟帝制時，隨曹錕參加“討逆軍”，任西路軍前敵總指揮。1918年南北戰爭時，任第三師師長，隨曹錕入湖南作戰，攻嶽州，陷長沙，4月佔領衡陽。5月底，第一路軍司令曹錕以養病為辭回天津與段祺瑞討價還價，第二路軍司令張懷芝也回到山東，入湘的北洋軍由吳佩孚直接統率。6月，吳佩孚在衡陽與滇桂軍閥信使往還，暗定停戰協議，通電主和。8、9月間，吳佩孚接連通電攻擊段祺瑞內閣及其武力統一政策，稱武力統一政策實為“亡國的政策”，直系將領紛紛響應。1919年五四運動後，全國人民愛國熱情空前高漲，段祺瑞政府陷於孤立，成了眾矢之的。吳佩孚從反皖的目的出發，極力使自己以一個“愛國將軍”的姿態出現，大談軍人的天職是“救國救民”，甚至還高談“勞工神聖”，允許共產黨人在其統治範圍內的京漢、隴海等鐵路沿線組織工會，因而，使他獲得良好的名聲。
1919年11月下旬，吳佩孚又與西南軍閥簽訂了密約，即救國同盟軍草約。草約總綱為平息內爭、力謀統一、合力對外。其宗旨是：軍人以衛國保民為天職，無論何時，國內爭戰，不得牽功武力，惟須弭患無形，以盡保民之責務。並須保全現在之主權，兼收回已失之主權等等。此草約充滿了“愛國精神”，實質是直軍與南軍結成反皖同盟的標誌，也為吳佩孚北上討段消除後顧之憂。
1919年12月馮國璋死後，曹錕和吳佩孚成為北洋直系的首領。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促使了掌握北京政權的皖系軍閥與直系、奉系的矛盾加劇，直皖戰爭已不可避免。1920年5月，吳佩孚自衡陽撤防北返，至直隸保定。7月，直皖戰爭爆發，吳佩孚出任“討賊軍”前敵總司令，在奉系的援助下率部打敗了皖系，迫使段祺瑞下臺，直、奉兩派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權。
直皖戰爭之後，吳佩孚獲得“常勝將軍”的美名，聲望急速上升，由師長升任直魯豫三省巡閱副使。1921年8月，升任兩湖巡閱使。由於吳佩孚與奉系張作霖的矛盾日益激化，到了1922年初，雙方已決定兵戎相見。4月3日，直系各軍閥借祝賀吳佩孚的生辰，聚集洛陽，商討對奉系作戰計畫。10月10日後，奉軍相繼開進關內。直軍以吳佩孚為總司令，以保定為大本營，分頭抵禦。4月29日，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戰爭的結束，以直系大獲全勝而告終（第一次直奉戰爭詳見本章第二節）。
第一次直奉戰爭之後，奉系勢力退出關外，直系不僅佔領了黃河、長江流域的許多地盤，而且控制了北京政權，曹、吳趕走了大總統徐世昌，推出了黎元洪作傀儡總統。吳佩孚由於軍功被授予將軍府孚威上將軍，他擁有的嫡系武力，儘是全國精銳之師，一共有五師及一混成旅，吳佩孚依舊兼第三師師長，駐防洛陽。吳佩孚雖身居洛陽，實際操縱“直系中央”政治，甚至連他的老上司曹錕，也得看他的眼色行事，每一次國務總理更迭，都由曹錕派專使到洛陽徵求吳佩孚的意見。
幾年前，吳佩孚為了對抗皖系軍閥，爭取民心，曾大談“救國救民”、“勞工神聖”，允許共產黨人在其統治範圍內的京漢、隴海等鐵路沿線組織工會。但時至今日，吳佩孚完全剝下了偽裝，由他一手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二七慘案”。
1923年2月1日，京漢鐵路工人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鄭州舉行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但遭到吳佩孚的武力阻撓。總工會決定舉行總罷工表示反抗，並將總工會移至漢口江岸辦公。2月4日總罷工開始，全線各站工人一致行動，使長達一千餘公里的京漢鐵路頓時陷於癱瘓。罷工得到社會各界進步人士的支持。2月7日，吳佩孚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命令其部將湖北督軍蕭耀南等在鄭州、江岸、長辛店等進行血腥鎮壓，工人被殺四十餘人，造成“二七慘案”。經此慘案，吳佩孚的兇殘的真面目暴露無遺。
幾年前，吳佩孚也極力反對段祺瑞的武力統一的政策，稱之為“亡國的政策”。但是，當他大權在握時，也積極推行直系的武力統一政策。吳佩孚計畫把全國分為9個軍區，編全國軍隊為40個師，軍政大權歸中央。1923年3月，吳佩孚在洛陽召開軍事會議，公開提出“武力統一”的主張，聯合直、魯、豫、晉、陝、甘、蘇、皖、贛、鄂10省，在英美支持下，一面準備打到關外與奉系張作霖作戰，一面把勢力伸面南方，勾結陳炯明，反對孫中山北伐。
1923年4月，吳佩孚在洛陽大辦其五十大壽，各省軍政要員前往賀壽的有七百多人。康有為也親來致賀，並送了一副恭維得體、傳誦一時的壽聯：“牧野鷹揚，百歲勳名才一半；洛陽虎踞，八方風雨會中州。”這副壽聯把吳佩孚當時春風得意、趾高氣揚的境況描繪得十分逼真。
1923年10月，吳佩孚説明他的老上司曹錕當上了“賄選總統”。本來，吳佩孚對曹錕的“總統夢”不以為然，以吳佩孚的威望和實力也完全可以取曹錕而代之。但是，秀才出身的吳佩孚，深受儒家“上下”、“尊卑”、“主從”等封建道德的束縛，終究還是服從了他的那個昏庸的上司。
由於吳佩孚極力推行直系的武力統一政策，使各地軍閥紛紛以“省自治”和“聯省自治”相抵制，並形成了奉粵皖反直三角同盟。1924年9月江浙戰爭爆發，張作霖乘機率軍入關，第二次直奉戰爭隨之爆發。曹錕急電吳佩孚火速入京。9月27日，吳佩孚到達北京，28日晚，在中南海四照堂點將誓師。
點將誓師本是一件莊嚴慎重的大事，但吳佩孚隻身穿便服，吸著紙煙，還歪坐一旁，隨便宣讀了討張電文，接著宣佈自任討逆軍總司令，王承斌為副司令，彭壽萃為第一軍總司令，沿京奉線出發；王懷慶為第二軍總司令，出喜峰口趨朝陽、平泉；馮玉祥為第三軍總司令，出古北口趨赤峰……由於他事先沒有認真考慮，把很多重要單位遺漏了，使得部下要起而提醒。吳佩孚“四照堂點將”，充分反映了他驕傲輕敵的心理，他的失敗也就不足為奇了。
10月初，直、奉兩軍在榆關（山海關）展開決戰。正當雙方酣戰之際，早已同吳佩孚矛盾激化的直軍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於10月22日晚率部回師北京，發動了北京政變。吳佩孚在榆關前線聞變，大驚失色，直軍亦隨即土崩瓦解，吳佩孚的精銳幾乎被奉軍全殲，僅率萬餘人突破重圍疾趨天津，回師討馮，但在楊村一戰，又損兵折將。吳佩孚急盼的江蘇齊炎元、浙江孫傳芳、湖北蕭耀南、河南李濟臣等直系援軍又中途受阻，無法北上。到11月3日，奉軍和馮軍逼近天津，吳佩孚不得不率殘部二千餘人分乘三艘兵艦自塘沽出海南下，狼狽遁逃。
五
第二次直奉戰爭，由於吳佩孚的輕敵，加上馮玉祥的倒戈，使吳佩孚落得個泛海南逃的可悲結局。他當然不甘心失敗，南下到南京，到漢口與齊燮元及蕭耀南商議由黃河上游與長江流域各省在武昌成立“護憲軍政府”。齊燮元表面應允，事後又反悔，並與蕭耀南、孫傳芳、周蔭人、蔡成勳、杜錫珪、馬聯甲、劉鎮華、李濟臣、李炳之等聯名通電擁護段祺瑞組織政府。此時的直系將領都急於自保或聯省自保，並不想刺激風頭正盛的張作霖和馮玉祥。
吳佩孚失敗後眾叛親離，無處落腳，在苦悶中飲酒作詩，“戎馬生涯付水流，卻將恩義反為仇。與君釣雪黃州岸，不管人間可自由。”最後，他到河南信陽的雞公山避居。他自己也很難預料，能否有東山再起的一天。
然而，在軍閥混戰的年代裏，一些不可思議的奇跡竟也會發生。如同段祺瑞蟄居四年後有人將他捧上臨時執政的寶座一樣，無兵無錢的吳佩孚也在倒臺後不到一年的時間，又有了東山再起的機會。
第二次直奉戰爭之後，張作霖的奉軍和馮玉祥的國民軍控制了北京政權，奉馮兩派亦不斷擴張勢力，尤其是奉系，多次向關內進軍，到1925年9月，津浦沿線各省區全部為奉系所佔有：李景林為直隸軍務督辦、張宗昌為山東軍務督辦、姜登選為安徽軍務督辦、楊宇霆為江蘇軍務督辦。此外，邢士廉等部進駐上海。奉系勢力日益向東南擴張，直接威脅到直系的利益，使得直系將領們不得不謀求聯防自保。
江西督軍方本仁，首先發起湘、鄂、贛三省聯防。湖南督軍趙恒惕開始對此不感興趣，正在嶽州居住的吳佩孚乘機鼓動趙恒惕，“我們何不來個湘、鄂、川、黔四省聯防呢？”趙恒惕覺得這主張不錯，就答應了。很快，湘鄂川黔四省聯防組成，公推吳佩孚為盟主。不久，豫、陝、晉亦加入，四省聯防擴大到七省聯防，吳佩孚的聲威一下猛增。
浙江督軍孫傳芳，原來曾聯奉自保，此時也乘勢而起，組織了蘇、浙、閩、贛、皖五省聯軍，自任總司令，並用這五省聯軍與吳佩孚的七省聯防合流，推吳佩孚為盟主。1925年10月，吳佩孚在武漢出任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並發表通電，決心“再與天下群雄共角逐”。
北京臨時執政段祺瑞，聽說吳佩孚東山再起，揮兵北上“討賊”，急忙央求張作霖和馮玉祥出兵，討伐吳佩孚。但在此時，馮玉祥與張作霖的矛盾已經異常尖銳，勢同水火。1925年11月，馮玉祥串通掌握奉軍大半精銳之師的郭松齡和時任直隸督軍的奉系將領李景林，結成反奉三角同盟，並簽訂了“反奉密約”。11月下旬，郭松齡倒戈，發動反奉戰事，向張作霖發起突然攻擊，殺得張作霖措手不及，險些束手待斃。12月，張作霖得到日本關東軍之助，殺敗了郭松齡（郭松齡倒戈反奉戰爭由下一章詳述）。從此，張作霖對馮玉祥恨之入骨。當吳佩孚揮軍北上討奉之時，張作霖暗中向吳佩孚修好，希望聯合起來，共同解決馮玉祥。吳佩孚因馮玉祥倒戈，發動北京政變，弄得自己浮海南逃，早已恨透馮玉祥，今見張作霖的態度，便決心與之合作，共同討馮。這樣做，也符合英、日等帝國主義欲壓制國民軍及北方革命群眾運動的要求。於是，吳佩孚將“討賊軍”改為“討赤軍”，聯合奉軍夾擊國民軍。史稱“國奉戰爭”。
1926年1月1日，馮玉祥在英、日等帝國主義及奉、直軍閥的壓迫下，通電“引退”。1月4日，將全權交給張之江，準備赴俄遊歷。1月9日，段祺瑞發表馮玉祥為考察歐美農業專使，另委任張之江繼馮為西北邊防督辦，並由鹿鐘麟、張之江、李鳴鐘、宋哲元、劉郁芬分任京畿及察哈爾、綏遠、熱河、甘肅等省區軍事長官。
吳佩孚與奉系聯合之後，並得到英國的援助，即向國民軍發動進攻。1926年1月下旬，由寇英傑部及靳雲鵬部合攻河南，3月初全部佔領河南，國民軍岳維峻率殘部西逃。另外，東北的奉軍佔領山海關，山東的奉軍李景林部越過馬廠北進。國民軍被迫放棄天津，固守北京。4月初，北京被直、奉軍在包圍，鹿鐘麟為緩和與直系的矛盾，釋放了曹錕，請吳佩孚入京主持大局，但吳佩孚不為所動，要張之江、鹿鐘麟同時下野。4月15日，國民軍退出北京，把守南口。此後，國民軍與奉直聯軍激戰于南口達四個月之久，終於失敗，退往西北。
1926年6月，吳佩孚、張作霖進入北京，直奉合作，把持了中央政權。吳佩孚、張作霖表示要捐棄前嫌，還交換蘭貼，結為兄弟。但是好景不長，1926年7月6日，廣東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直指湖南。7月11日，已攻克長沙，隨即向湖北推進。吳佩孚急忙率數萬精銳於8月22日乘車兼程南下，25日在漢口召開緊急會議，準備固守汀泗橋和賀勝橋等戰備要衝。
汀泗橋位於咸寧以南，東面為山嶺，其他三面環水，地勢險要。吳佩孚企圖憑藉天險頑抗，等待北方大部援軍開到，再進行全力反攻。他親臨前線，往返指揮，還派出八個大刀隊督陣。但北伐軍第四軍英勇善戰，經兩晝夜血戰，於8月27日奪取了汀泗橋。吳佩孚仍想固守賀勝橋，親乘裝甲火車在橋北督戰，仍派出大刀隊督陣，但很快也被北伐軍攻破防線。吳佩孚只得退回漢口。不久，北伐軍兵臨城下，吳佩孚的部將劉佐龍率部起義，武漢三鎮相繼失守，吳佩孚只好率殘部敗退河南。此時，吳佩孚結拜兄弟張作霖不但見死不救，而且派兵佔領了直隸全境，阻止吳佩孚進入直魯地區。吳佩孚東面、北面無去路，又處在南面北伐軍和西面馮玉祥軍（改稱國民革命軍）的夾擊之中，雖然尚號稱有二十萬之眾，但將士已無鬥志，紛紛瓦解。1927年3月17日，奉軍佔領鄭州，吳佩孚只好率領隨從衛隊西行入川，投奔四川軍閥楊森，從此，他的政治生涯也宣告結束。
吳佩孚在四川生活了五年，似乎又回復到“秀才”的本來面目，終日讀書、寫作、吟詩、畫梅。他先後住過白帝城、萬具、廣安、大竹、綏定等地，其中在綏定住得較久。吳佩孚並非不想東山再起，但當時中國的政壇已由國民黨新軍閥所操縱，他只能抒發一些英雄末路的慨歎。1931年底，吳佩孚由四川入北京，受到“世侄”張學良的盛大歡迎和殷勤接待，從此，吳佩孚蟄居北京。
本來，軍閥頭子的晚年不必多提，但吳佩孚的晚年卻需要大書一筆。1938年底，日本侵略者採取威脅利誘的手段，企圖迫使蟄居北平的吳佩孚出任北京綏靖軍事委員會委員長這一漢奸職位，但遭到吳佩孚的拒絕。日本大本營特務部長土肥原十分惱火，決定採取強硬手段，強迫吳佩孚召開一次記者招待會，公開說明他對中日和議所持的態度。
1939年1月30日，130多名中外記者聚集在吳公館，而公館附近軍警林立，特務往來。吳佩孚首先出示親筆撰寫的一副長聯：“得意時清白乃心，不怕死，不積金錢，飲酒賦詩，猶是書生本色；失敗後倔強到底，不出洋，不入租界，灌園抱甕，真個解甲歸田。”此聯有溢美之處，但“不積金錢”、“不出洋”、“不入租界”等，亦確是他的所為。接著，吳佩孚明確地向在場的中外記者表示：“本人認為今天要講中日和平，唯有三個先決條件：一、日本無條件的全面撤兵。二、中華民國應保持領土和主權的完整。三、日本應以重慶的國民政府為全面議和的交涉對象。”吳佩孚的鮮明態度，令日方大為尷尬和羞惱。
之後，大汗奸汪精衛多次勸說吳佩孚與他合作，日方要員包括駐華派遣軍總參謀長板垣征四郎等，也一次又一次促請他“出山”，甚至決定劃出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山東、河北六省的地盤，交請吳佩孚主持一切，但吳佩孚始終不為所動。1939年12月4日，吳佩孚在北平病逝，享年66歲。不過，也有些學者認為，吳佩孚是由日本人以為他治牙為名將其殺害的。
吳佩孚一生做過不少與人民為敵的事，但他晚節可風，與同是直系將領的齊燮元等人相比（齊後來成為大汗奸），畢竟要好一些。
六
孫傳芳在北洋軍閥中屬於直系，但並非曹錕、吳佩孚的嫡系。他可以稱得上是直系軍閥的“後起之秀”，在第二次直奉戰爭後的幾年中，他憑著自己的多謀善變，使得勢力逐漸擴大，曾一時稱雄于東南五省。
孫傳芳，字馨遠，1885年生於山東泰安。早年入保定軍校速成學堂，後被保送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歸國後在北洋軍第二鎮任職，後以戰功升任第六師團長。1917年1月，升任第二師第三旅旅長。同年10月升任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長。1921年8月升任長江上游總司令。同年12月，奉吳佩孚令率軍援閩。1923年3月任福建軍務督理。
與孫傳芳一起受命援閩的，還的陸軍第二師師長周蔭人。周蔭人與孫傳芳合謀驅逐了福建軍務督辦王永泉，奪取了福建地盤。此後，周蔭人自恃在倒王之舉中出力較大，對孫傳芳處處排擠。有一天，孫傳芳在福州西大街遇到汽車被炸事件，孫傳芳雖倖免於難，但已感到來自周蔭人的威脅。他也知道，一山難藏二虎，自己暫時無力與周蔭人爭鬥。於是，1923年5月，以王永泉殘部在閩南與各縣民軍結合謀變為由，電請曹、吳批准，出任閩粵邊防督辦前去剿滅，而將福建軍務督理一職讓與周蔭人。
1924年9月，江浙戰爭爆發。直系江蘇督軍齊燮元與皖系浙江督軍盧永祥，為爭奪上海而進行激戰，孫傳芳認為有機可乘，便決定讓出福建，率軍入浙，援助齊燮元，當然，其真正目的是為了入浙開闢新地盤。周蔭人也巴不得孫傳芳離開福建，所以表示支持。於是，孫傳芳率部入浙。為了使部隊置之死地而後生，孫傳芳發給官兵每人一本《入浙手冊》，內容大意是說，我們是被周蔭人給逼出來的，福建不能再回了，我們要勇往直前，進入杭州。孫傳芳規定，部隊宿營、休息、吃飯，甚至行軍時，都要由官長領著士兵念，激勵鬥志。所以，孫軍入浙時，穿短褲、著草鞋、戴斗笠，兇猛如餓虎。浙江屏障仙霞嶺防守司令張國威，懾于孫軍的勇猛，未戰即降，引孫軍直取杭州。盧永祥見大勢已去，倉惶北逃。孫軍乘勝追擊，與齊燮元部夾擊盧永祥部於淞滬。盧永祥大敗，通電下野，殘部為孫傳芳所收編。孫傳芳入浙成功，坐收漁利，並出任閩浙巡閱使兼浙江軍務督理。
1924年10月，在第二次直奉戰爭的關鍵時刻，馮玉祥自古北口班師回京，通電主和，囚禁“賄選總統”曹錕，迫使吳佩孚浮海南逃，直系迅速潰敗。11月，段祺瑞上臺執政，但北京政府實際處於馮玉祥和張作霖的共同控制之下。段祺瑞就任後，即命盧永祥為江浙宣撫使，要消滅齊燮元部，奪回地盤。張作霖也企圖向南擴張，派張宗昌率部南下。
齊燮元得此消息，急約孫傳芳在上海晤商禦敵之策，決定成立江浙聯軍第一、二路司令部，共同禦奉，維持直系的一線生機。1925年1月，孫偉芳出任江浙聯軍第二路軍總司令，督辦浙江軍務。孫傳芳雖與齊燮元聯合禦奉，但他也知道，區區的江浙聯軍難以抵擋奉軍的進攻，為自己著想，他暗中派其親信、浙江鹽運使王金鈺去見張作霖。張作霖也有意拉籠孫傳芳，當即保證消滅齊部後，停止向浙江進軍。1月中旬，奉軍張宗昌部及盧永祥部向滬甯線的齊軍步步進逼。1月17日起，兩軍大戰於丹陽、無錫間。在此時候，孫傳芳突然將協同齊軍作戰的部隊撤走。1月25日，齊燮元從蘇州狼狽敗退上海，通電下野，旋赴日本，部隊為孫傳芳所接收。奉軍進入上海，張宗昌約孫傳芳會晤，兩人結拜為兄弟。後盧永祥被任命為江蘇督辦，與孫傳芳簽訂了江浙互不侵犯的和平公約。這樣，孫傳芳依靠其不光彩的手段，穩得浙江這一地盤。
1925年間，奉軍多次入關，到當年9月，津浦沿線各省區全部為奉系所佔有。奉系向東南擴張，直接威脅浙江。孫傳芳既感到恐懼，但他也看到奉軍孤軍深入，人地生疏，將領之間矛盾重重；馮玉祥和張作霖已勢成水火；而吳佩孚又有重整旗鼓，東山再起之勢。於是，孫傳芳決定利用這一時機，與奉軍一決雌雄。他派王金鈺為代表住在奉天，迷惑張作霖。又派心腹楊文愷到福州聯絡周蔭人，到上海聯絡國民黨人，以緩解後顧之憂。之後，再派楊文愷到張家口會見馮玉祥，請馮玉祥在北方牽制奉軍。馮玉祥還與孫傳芳結拜為兄弟。此外，楊文愷再銜命前往岳陽，代表孫傳芳敦請吳佩孚出任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楊文愷還遊說江蘇軍務幫辦陳調元，約定裏應外合，驅逐奉系江蘇督軍楊宇霆。孫傳芳還利用江蘇人民痛恨奉軍這一有利條件，發動上海、南京等地的士紳、群眾舉行抗議奉軍暴行的遊行請願，為進攻奉軍製造輿論準備。
1925年10月，孫傳芳聯絡蘇、皖、贛、閩幾省的直系軍閥，以“雙十節”檢閱為名，調集大軍，於10月15日自稱為浙閩皖贛蘇五省聯軍總司令，分五路出兵進攻上海，奉浙戰爭爆發。奉系楊宇霆、薑登選等兵敗棄職而逃，孫傳芳很快佔領上海、南京。接著，孫傳芳命謝鴻勳、盧香亭等率部往北推進。
張作霖不甘心失敗，任命張宗昌為江蘇善後督辦，施從濱為安徽善後督辦，率領白俄軍等部南下收復失地。張宗昌任命施從濱為前敵總指揮，率兵從兗州、泰安防地出發，進佔蚌埠。施軍與孫軍在蚌埠一帶激戰，結果施軍戰敗，施從濱也被俘。當施從濱率軍南下時，孫傳芳連發三個電報要施同他合作，倒戈內應，但施不予理睬。孫傳芳俘虜施從濱後，即於當晚將其斬決，並棄屍曠野數日。這一殘暴行為，也為他十年後被刺身亡埋下了禍根。
孫傳芳大軍乘著屢戰屢勝的聲勢，一直打到徐州以北的山東邊境，才停止追擊。此時的孫傳芳，急欲籌組五省聯軍，稱霸東南。於是，奉浙戰爭結束，孫傳芳在徐州子房山大擺慶功宴會。11月23日，孫傳芳由徐州凱旋南京。25日，召開五省聯軍大會，宣佈成立浙、閩、蘇、皖、贛五省聯軍，自任總司令兼江蘇總司令，任命周蔭人為福建總司令，盧香亭為浙江總司令、陳調元為安徽總司令、鄧如琢為江西總司令、劉宗征為總參謀長，楊文愷為總參議，萬鴻圖為秘書長。又聘請日本人岡村寧次為高等軍事顧問，社會名流蔣百里、章太炎為顧問。從此，孫傳芳統轄富庶的東南五省，成為吳佩孚以外另樹一幟的直系巨頭。
1926年夏，廣東國民革命軍開始北伐，吳佩孚在兩湖連遭慘敗，多次急電孫傳芳出兵援助，但孫傳芳卻按兵不動，他想趁吳佩孚失去兩湖後，再由他坐收漁利。9月，國民革命軍進攻江西，孫傳芳才出兵應戰。他根本沒把北伐軍看在眼裏，應戰的目的是為了奪取武漢、長沙。但是，不到一個半月，孫軍遭到慘敗。謝鴻勳戰死，鄧如琢潰敗，盧香亭部受重創，九江、南昌難保，孫傳芳狼狽逃回南京，孫軍亦全部退出江西。
面對北伐軍的步步緊逼，孫傳芳想謀求北洋各系的大聯合，挽回頹勢。他邀請段祺瑞、吳佩孚各派代表到南京開會，商討共同抵禦國民革命軍。但孫、吳、段各派矛盾重重，互相譏罵，會議不歡而散。孫傳芳不得已掉轉頭來乞憐於奉系。1926年11月，孫傳芳派楊文愷到濟南見張宗昌，又到天津見張作霖，表示捐嫌修好，共同對敵。此時的張作霖，也不想計較舊怨，表示雙方聯合，化敵為友。於是，孫傳芳親到天津見張作霖，當面道歉，並與張宗昌等推舉張作霖為最高軍事首領，統一指揮，成立“安國軍”。12月1日，張作霖出任安國軍總司令，張宗昌、孫傳芳為副司令，楊宇霆為總參議。張作霖答應派張宗昌率直魯聯軍南下支援，並為孫傳芳接濟軍械。孫傳芳如願以償，返回南京。
孫傳芳以為有了奉系支援，可以挽回頹勢。但是不久，周蔭人與孟昭月為爭奪浙江總司令一職發生內戰，陳儀、周鳳歧等歸附北伐軍，陳調元、王普也先後起義編入國民革命軍。這樣，北伐軍很快佔領杭州、嘉興、安慶、蕪湖等地，直逼淞滬以及南京。孫傳芳見大勢已去，逃往揚州。1927年3月下旬，北伐軍先後佔領南京、上海，後又渡江北進，於5月攻佔蚌埠、南京。至此，孫傳芳的五省割據局面完全垮臺，殘部退往山東，完全投靠張作霖。
1927年6月18日，張作霖在北京就任安國軍政府大元帥。隨後，命孫傳芳率兵反攻徐州。孫傳芳一戰而奪回徐州，繼而攻克蚌埠，進佔浦口。孫傳芳自恃兵多將廣，貪功心切，即揮軍渡江，結果傷亡慘重。過江的部隊在龍潭立足未穩，又被白崇禧、何應欽兩部圍殲。此役，孫傳芳損失四萬多人，元氣大傷，退回山東。
1928年4月，國民黨軍繼續北伐。孫傳芳與張宗昌在山東戰場頑抗，不久兵敗退守濟南。蔣介石、馮玉祥兩路大軍進逼濟南，孫傳芳與張宗昌率殘部過黃河北逃。6月4日，張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人炸死。孫傳芳殘部在冀東寶坻一帶掛旗投降，被閻錫山派人收編。孫傳芳逃往瀋陽，投奔張學良。可以說，直系軍閥勢力至此已完全消亡。
孫傳芳到瀋陽後，還想勸導張學良割據東北，與蔣介石爭天下，但張學良權衡利害，最終歸附南京政府。孫傳芳感失望，移居大連。1931年定居天津英租界，出資建一佛教居士林，皈佛誦經。1935年11月13日，孫傳芳在居士林被刺身亡，時年僅50歲。原來，1925年奉浙戰爭中，施從濱被俘後遭孫傳芳殘殺，其女施谷蘭立志為父報仇，改名施劍翹，經過十年的準備，終於找到這一報仇的機會。孫大帥最後立地不成佛，飲彈身亡，也算得是自食其果了。
琰容 2012-10-21 17:50
04章 奉系軍閥(張作霖)
奉系軍閥是北洋軍閥主要派系之一。因首領張作霖是奉天人，故稱奉系。奉天即現在的遼寧省，省會瀋陽亦稱奉於。1907年，清政府將東北地區改建奉天、吉林、黑龍江三個行省，稱“東三省”，徐世昌為總督，調北洋新軍一部分分駐各省。駐奉天省新軍為第二混成協，奉天省原有舊軍八路四十營，1909年改為中、前、左、右、後五路，統由巡防營務處節制，張作霖任中、前兩路統領。後巡防營中、前兩路改編為第二十七師，張作霖任該師師長。如果因此以為張作霖是個行伍出身的軍人，那就錯了，對於他的身世和發跡，還須細細道來。
張作霖，字雨亭，1875年生天奉天海城一個小商之家。其父張有財嗜賭，在張作霖十四歲時，在賭場與人結仇，被人打死。父親死後，張作霖投奔外祖父家。由於他好吃懶做，不務正業，且嗜賭如命，結果一事無成。他讀過幾天書，做過賣貨郎，當過流浪兒，也曾入清兵營當過兵。二十歲時，有幸娶了趙家廟地主趙占元之女，住到了岳父家。婚後過了一段時間，張作霖又禁不住賭癮，便去弄錢參賭，結果輸多贏少，還結下不少仇家，最後只好串聯了十幾個散兵游勇和地痞無賴，結為一幫，當起土匪來。不到半年，張作霖手下已擴充到四、五十人。另一匪首金壽山，勢力比張作霖大，想把他的一幫招收歸己，但張作霖不幹。金壽山便突襲張作霖，張作霖狼狽逃往八角台，八角台的匪首張景惠接納了他，因賞識他的才幹，還把第一把交椅讓給了他。不久，張作霖與另一匪首湯玉麟結成綠林夥伴，勢力不斷擴充，成了遼西一霸。
張作霖雖然當上了匪首，但也深知難成大氣候，所以他也時時尋找招安的機會，企望將來能在軍界政壇一展鴻圖。1902年，機會終於到來，清朝將軍增琪家眷路過八角台回奉天，張作霖與湯玉麟商議，將增琪老婆一行中途劫奪，押解到新立屯，好生招待。增琪老婆大惑不解，只求饒命，張作霖卻下跪道：“張作霖冒犯夫人，你老多多海涵。我們是八角台的大團，是保境安民的，夫人有何吩咐，在下願為效命。”增琪老婆安下心來，說：“只要你能保證我們一行平安到奉天，我一定向增琪將軍建議收編你們。”張作霖立即稱謝，第二天派人護送增琪老婆上路，平安到達奉天。增琪老婆將此事告之，增琪亦為之動容，奏明朝廷，將張作霖的部眾收編入省巡防營，張作霖任新民府遊擊馬隊管帶。從此，張作霖由匪首變成了清朝地方軍官和堂堂營官。
1909年，奉天軍隊改為中、前、左、右、後五路，張作霖升任中、前兩路統領。1912年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張作霖所部改編為陸軍第二十七師，張作霖升任該師中將師長。除二十七師外，當時奉天還有馮德麟的二十八師，而奉天督軍則是段芝貴。
張作霖早就想獨霸奉天，第一步，他要想辦法趕走督軍段芝貴。1916年，袁世凱稱帝，遭到全國人民的聲討。段芝貴是帝制的積極支持者。張作霖與馮德麟密商，彼此配合，用威逼恐嚇手段將段芝貴趕走。馮德麟先讓軍隊在夜間在城內放槍，然後張作霖親自跑到督軍府告訴段芝貴說，馮德麟把二十八師開過來，要懲辦帝制禍首。段芝貴嚇得渾身發抖，懇求張作霖想辦法。張作霖勸他出走。段芝貴立即電請中央到天津養病，並從銀行取出公款200萬及軍夥若干，調專車離奉。張作霖即致電馮德麟，讓他派兵攔截段芝貴的專車，沒收其公款及軍火。段芝貴到北京後，大罵馮德麟是土匪，當即向袁世凱提出辭職，並推薦張作霖作奉天督軍。於是，袁世凱發佈命令，任張作霖為奉天督軍，任馮德麟為軍務督辦。
驅段是張作霖和馮德麟共同密商行動的，馮德麟還出了大力，皆因他唱黑臉，張作霖唱白臉，結果督軍一職讓張作霖撈去，馮德麟當然不甘心，兩人又開始了明爭暗鬥。1917年7月，張勳在北京搞起復辟。張作霖得知後，便與謀士袁金鎧商量，決定讓馮德麟以奉天全權代表身份前往北京與張勳接洽。張作霖的打算是，若復辟成功，自己是有功之臣；倘若失敗，便把責任推到馮德麟身上，正好除去一個心腹之患。馮德麟不知是計，欣然前往。結果，張勳復辟失敗，張作霖馬上發電擁護共和，而馮德麟在京則以“背叛共和罪”被免職罷官。張作霖假意為他說情，替他在北京謀了個總統府軍事顧問的閒職。馮德麟的二十八師被張作霖控制，張作霖獨攬奉天的大權。
張作霖獨攬奉天大權後，加緊投靠日本帝國主義，加緊與段祺瑞相勾結，1918年9月，段祺瑞任命張作霖為東三省巡閱使，使他的權力又提高了一步。吉林督軍孟恩遠，素與張作霖不和，張作霖為了達到由奉系統一全東北的目的，千方百計促使北京段祺瑞政府罷黜孟恩遠。1919年7月6日，北京政府下令調孟恩遠赴京供職。孟恩遠拒不服從調動。張作霖以武力相威脅，派軍隊分四路討伐吉林。孟恩遠的部將、吉林督軍總參謀長兼第一師師長高士儐等軍官，堅決抵制北京政府的命令的張作霖的軍事進攻，率吉軍萬餘人集結在長春、農安、伊通一帶與奉軍對抗。7月19日，日本駐軍故意在吉軍駐地寬城子挑起武裝衝突，雙方互有傷亡。事件發生後，日軍即以此為藉口，要吉軍撤離長春三十裏以外。吉軍被迫撤出長春。接著，日本公使又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議。段祺瑞立即下令將孟恩遠、高士儐免職。高士儐還想繼續抵抗，但吉軍中許多官兵已被奉系收買，整個事軍陷於崩潰狀態。孟恩遠、高士儐不得不先後卸職，離開吉林。寬城子事件是日本帝國主義支持奉系軍閥張作霖稱霸東北的一個重大事件。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幫助下，張作霖不戰而勝，趕走了孟恩遠，奪取了吉林的政權，進而控制黑龍江，完成了稱霸東北的事業，成了名副其實的“東北王”。
張作霖雖已成為獨霸東三省的大帥，然而他還心猶未足，他還想進取中原，主政北京，只不過在當時，直、皖兩大軍閥正在激烈爭鬥，而以他為首的奉系軍閥，暫時還只能充當配角。張作霖原來是追隨皖系段祺瑞的，後來皖系聲名狼藉，張作霖也見風使舵，加入反皖的行列。尤其是1919年6月徐樹錚出任西北籌邊使兼西北邊防軍總司令，控制了西北地方以後，對奉系構成了直接的威脅。於是，1919年底到1920年初，張作霖與曹錕組織了北方八省反皖同盟。
1920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日本帝國主義看到皖系已聲名狼藉，便拋棄皖系，大力扶持奉系，指使奉系聯直倒皖。7月13日，張作霖以張景惠為關內奉軍司令，自己親率大軍入關，並發佈《討伐段祺瑞檄》，指責段“排除異己，把握政權”，“弄權賣國，殘民黷武”，“窮其罪狀，罄竹難書”。7月14日，戰爭正式爆發。7月17日，直軍吳佩孚在西路涿州一帶大獲全勝，俘虜皖軍西路指揮曲同豐。同日，張作霖指揮奉軍第二十七師、第二十八師分駐馬廠和軍糧城一帶配合直軍作戰，皖軍東路指揮徐樹錚不戰而逃。7月19日，段祺瑞被迫通電辭職。7月23日，直奉兩軍進駐京都。張作霖終於實現了入主北京的願望，與直系曹錕共同把持了北洋軍閥政府。
二
張作霖在直皖戰爭中聯直倒皖，奉系乘機派兵入關，把勢力擴張到京山鐵路沿線和內蒙古等地。直皖戰爭結束後，直奉兩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權。但是，這個北京政權實際上是英美日三國的共同侵略工具。由於帝國主義相互間的矛盾，又迅速導致了直奉兩系的矛盾和鬥爭。雙方為了爭奪更多的勢力範圍，各不相讓。長江流域各省，是兩系爭奪的焦點。爭奪的結果，是奉系的擴張計畫屢遭失敗，直系勢力日益膨脹。
1921年12月18日，靳雲鵬內閣因財政困難而辭職，張作霖支持親日政客梁士詒組織內閣，但吳佩孚堅決反對，雙方都不肯退讓，於是引發起第一次直奉戰爭。1922年4月，奉軍相繼開進關內，以軍糧城為大本營，從軍糧城、馬廠、靜海一直開至德州附近。奉軍號稱鎮威軍，張作霖自任鎮威軍總司令，孫烈臣為副司令，設總部於山海關，兵分兩路出擊。直軍以吳佩孚為總司令，以保定為大本營，分頭抵抗。4月29日，張作霖下總攻擊令，戰爭分東西兩路進行，東路在津浦路馬廠一帶，西路在京漢路的長辛店一帶。戰況異常激烈，雙方死傷慘重。5月3日，西路奉軍腹背受敵。5月5日，張景惠部第十六師師長鄒芬倒戈，西路奉軍大敗，東路奉軍聞訊亦紛紛潰退，張作霖率殘部經天津、灤州出關。奉軍戰敗後，張作霖被免職。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張作霖於5月12日宣佈獨立，5月19日出任東三省保安總司令，以圖反攻。6月17日，直奉雙方在英國的干預下進行停戰議和，直軍全權代表王承斌、楊清臣，奉軍全權代表孫烈臣、張學良，在秦皇島海面英國克爾笛號軍艦上簽訂了停戰條約，以山海關為兩軍界線，奉系勢力被迫退回關內。
第一次直奉戰爭以奉系戰敗告終。奉系之敗，原因有多方面，但奉軍紀律渙散，兵不精，械不良，也是導致失敗的重要原因。奉軍首領張作霖，以及不少重要將領如張作相、張景惠、湯玉麟、張海鵬、張宗昌、馬占山等，都是綠林出身，這就難怪奉軍帶有綠林的氣味了。在這次戰爭中，奉軍第三混成旅和第八混成旅不僅沒有象其他部隊一樣潰不成軍，而且略有小勝，這兩旅旅長分別是張學良和郭松齡。張郭都是軍校出身，曾對所部進行了嚴格的整訓，所以三、八兩旅成了奉軍的精銳。張作霖痛定思痛，決心對奉軍進行全面徹底的“整軍經武”。而協助他籌畫的，就是他的長子張學良。
張學良，字漢卿，1901年由張作霖原配夫人趙氏所生。張作霖出身低賤，他希望兒子能飽讀詩書，學貫中西，文武雙全。所以，張學良從小便得到名儒及博學洋人的教授，熟習中國經史典籍，又受到西方文化的薰陶。1918年，他便走上職業軍人的道路，被張作霖任命為奉天督軍署衛隊旅營長。1919年2月，入東北講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學習，與戰術教官郭松齡交往甚密，並深受其思想影響。1920年，張學良從陸軍講武堂畢業後，歷任衛隊旅團長、第三混成旅旅長。當年11月，年僅19歲的張學良，被授予陸軍少將軍銜。
張學良受命協助整頓東北軍，他成立了東三省陸軍整理處，兼任整理處參謀長。同時，他還擔任東三省航空處總辦和航空學校校長。在郭松齡、孫烈臣、薑登選、韓麟春等協助下，他對東北軍從上到下，進行了一次徹底改革：整編和擴充陸軍；擴大奉天兵工廠；購進數十架新式飛機，充實空軍；在哈爾濱設海軍司令部和海軍學校，加強海軍建設。另外，張學良還注重對人才的使用和培養，對排連長以上幹部都做了調整選拔，大量吸收經過正規軍事訓練的新進人才。東北軍經此整理，面貌煥然一新，戰鬥力大增。張學良經過這次整軍，也表現了他卓越的組織和軍事才能，提高了他在東北軍中的地位和威望。
第一次直奉戰爭後，英美支持直系軍閥控制了北京政權。1923年直系首領曹錕當上了賄選總統，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反直系的各派也乘機反對曹錕、吳佩孚。皖系軍閥盧永祥首先在浙江發出不承認曹錕為總統的通電，奉軍張作霖立即回應。張作霖一方面積極備戰，一方面又聯繫在廣東的孫中山，浙江的盧永祥結成反直三角同盟，以壯聲威，待機而動。1924年9月，直系軍閥齊燮元、孫傳芳進攻盧永祥，爆發了江浙戰爭。張作霖則以粵浙奉同盟為由，通電指責齊燮元，並率兵入關，回應盧永祥反直。於是，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
張作霖將奉軍編為六個軍，仍稱鎮威軍，自任總司令。姜登選、李景林、張學良、張作相、吳俊升、許蘭洲分別擔任軍長。1924年9月15日，十五萬奉軍分六路向榆關，朝陽進攻。曹錕火速電召吳佩孚入京主持戰務。吳佩孚組織討逆軍，分三路迎戰。雙方投入兵力共達四十多萬，出動了陸海空軍，主要戰場在山海關一帶。10月下旬，正當直奉兩軍激戰正酣之際，直軍第三軍總司令馮玉祥，聯合胡景翼、孫岳發動了北京政變，使直奉戰爭形勢急轉直下，直軍軍心大亂，迅速潰敗，奉軍乘機進逼天津。吳佩孚先是退守天津，到11月3日，率殘部二千餘人乘艦狼狽南逃。第二次直奉戰爭，奉系張作霖借助馮玉祥的倒戈而大獲全勝。戰爭結束後，馮玉祥、張作霖共推段祺瑞為中華民國臨時執政，到北京主持政務。此時北京政府出現了由馮系、奉系、皖系三種勢力暫時聯合主持的局面。
1924年11月，段祺瑞上臺執政。12月，段祺瑞下令免去齊燮元的蘇皖贛三省巡閱使等職，特派盧永祥為蘇皖宣撫使。張作霖為謀求擴張勢力于長江流域，又以援助盧永祥為名，派張宗昌率兵偕盧南下。1925年1月，張宗昌、盧永祥聯合在丹陽、無錫間與齊燮元軍激虞，結果齊軍戰敗，張宗昌率奉軍一萬多人進入上海。
1925年，奉軍多次入關，搶佔地盤，到9月，津浦路沿線各省區全部為奉系所佔有。李景林任直隸軍務督辦，張宗昌任山東軍務督辦，姜登選任安徽軍務督辦，楊宇霆任江蘇軍務督辦。奉軍的入關勢頭，嚴重威脅到直系浙江督軍孫傳芳。孫傳芳聯絡直系勢力，以及北方的與張作霖已矛盾激化的馮玉祥，發動了奉浙戰爭。
1925年10月15日，孫傳芳出兵進攻奉軍，派李寶章師攻上海，謝鴻勳師取南京，盧香亭師襲丹陽。奉軍進駐上海後，整日花天酒地，尋歡作樂，聽到槍炮聲響，早已雞飛狗走，師長邢士廉驚慌失措，略事抵抗，即逃入租界。旅長劉翼飛化裝成和尚逃走。江蘇軍務督辦楊宇霆見南京被孫軍包圍，也渡江乘車潛逃。江蘇軍務幫辦陳調元早已與孫傳芳勾結，電令浦口、花旗營蘇軍將楊所乘專車截住。照例，一切緊急軍電都應從尾譯到頭，因為結論大都末尾。不料，花旗營蘇軍的電務員換了一位新手，他從頭譯到尾，結果，讓楊宇霆早了一點點逃脫。城內的奉軍不是被殲就是被包圍繳械，師長丁喜春也作了俘虜。安徽軍務督辦姜登選見滬寧失利，也棄職而逃。
張作霖得知江南奉軍潰敗的消息後，大發雷霆，即任命張宗昌為江蘇善後督辦，施從濱為安徽善後督辦，率軍南下，收復蘇皖。張宗昌任命施從濱為前敵總指揮，率兵從充州、泰安防地出發，進佔蚌埠；自己則率白俄軍由濟南沿津浦路東側開進，掩護施軍向南急進。但是，張宗昌的白俄軍毫無紀律，到處姦淫燒殺，無惡不作，致使突前的施軍失去了掩護和退路，在蚌埠一線被孫軍擊潰，施從濱也被孫傳芳俘虜後殘殺。張宗昌率殘部退回山東境內。孫傳芳一直打到徐州以北，才停止追擊。他一則擔心孤軍深入，恐有不測；二則他橫掃蘇皖，急欲籌組五省聯軍，所以主張罷兵息戰。張作霖一敗再敗，本想親率大軍南下，與孫軍決戰一場，但由於北邊有馮玉祥的牽制，他不敢輕舉妄動。更為嚴重的是，奉系內部矛盾激化，竟發生了郭松齡倒戈反奉事件，他更無暇南顧。於是，奉浙戰爭於11月8日孫軍佔領徐州後遂告結束。
三
第二次直奉戰爭後，馮玉祥、張作霖共同控制北京政府。馮玉祥按照雙方劃定的勢力範圍，沿京漢線及豫、陝、甘發展，但屢屢遭受奉軍的壓迫，馮、奉的矛盾便激化，準備兵戎相向。但馮玉祥自知難敵奉軍，於是利用奉軍新舊派的矛盾，與郭松齡聯合反奉。
奉軍軍閥原分新舊兩派，舊派首領為張作相，新派首領為楊宇霆。新派之中，又有士官派和大學派之別：士官派以楊宇霆、薑登選為中堅；大學派以郭松齡、李景林為首領。兩派互相傾軋，由來已久。奉系在第一次直奉戰爭中失敗後，新派逐漸得勢，薑登選、郭松齡、李景林等均居要職，而曾任張學良老師的郭松齡尤為張學良所倚重，因而為同僚所忌。第二次直奉戰爭奉軍入關後，張宗昌、楊宇霆、薑登選、李景林都得到了一省地盤，惟獨郭松齡一無所得，欲求一熱河都統，也被楊宇霆所阻。於是，郭松齡與楊宇霆等的矛盾加深。另外，郭松齡早年曾加入同盟會，1917年南下投靠孫中山，參加護法軍政府，任警衛軍營長，受到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所以，郭松齡對張作霖的窮兵黷武、禍國殃民也一直深為不滿。
1925年11月，郭松齡、李景林與馮玉祥暗中結成反奉三角同盟。11月22日，郭、馮正式簽定了“反奉密約”。主要內容有：反奉成功後，由李景林治理直隸、熱河；郭松齡改造東三省；馮玉祥開發西北。這幾條，實質是戰後三方勢力範圍的劃分。同一天，郭松齡選發通電，要張作霖立即讓位，由張學良接管大權；要求楊宇霆立刻下野，宣佈國奉兩軍停止交戰等。11月23日，郭松齡率七萬大軍，在灤州宣佈獨立，並將駐守關內的奉軍將領姜登選等誘捕，發兵出關攻奉，殺回東北。24日，郭松齡再發通電，歷數張作霖的罪行，擁舉張學良為司令，以“清君側”為號召。25日，馮玉祥、李景林宣佈“中立”，並分別發出通電敦促張作霖下野。26日，郭軍突破榆關防線。27日，郭軍過山海關。29日，奪取綏中。同日，張作霖任命張學良為前線總指揮，指揮部隊堵擊郭松齡。30日，郭松齡將所屬部隊改為東北國民軍，自任總司令。12月5日，又克連山，6日，佔領錦州，7日，逼近瀋陽。日本帝國主義最初要求郭松齡承認張作霖與日本訂立的一切條約，遭到拒絕。12月8日，日本內閣作出決議，令關東軍司令官“速施警告，將駐屯軍，作適當配置”。同日，關東軍向郭軍發出“警告”。13日，郭軍進抵營口河北車站時，遭到日軍的無理阻截。22日，奉軍在日軍支持下，重新調整，與郭軍激戰巨流河。郭軍孤軍無援，大敗。24日，郭松齡偕夫人韓淑秀潛匿到新民縣蘇家屯萊棚附近，被奉軍馬占山部抓獲，押到遼中縣老達房。25日，郭松齡夫婦被槍斃。
在郭松齡倒戈反奉的同時，馮玉祥也在待機而動。熱河都統闞朝璽回師援奉，馮玉祥部宋哲元乘機佔領熱河。12月初，馮玉祥同李景林發起全面進攻，12月24日佔領天津，迫使李景林敗走山東依附張宗昌。馮玉祥的國民軍控制了直隸全境，與河南的國民軍聯成一片。
郭松齡倒戈反奉，使張作霖恨透了馮玉祥。因為馮玉祥不僅聯合郭松齡反奉，而且乘機佔領熱河和直隸。另外，郭松齡被殺後，余部由魏益三率領，改編為國民軍第四軍。原直軍師長方振武也通電脫離張宗昌，改稱國民軍第五軍。馮玉祥在郭松齡倒反奉事變中，既占了地盤，又得到人馬，張作霖怎不恨之入骨？就在郭松齡倒戈反奉之時，南方的直系軍閥吳佩孚揮軍北上討伐馮玉祥和張作霖。由於馮玉祥是吳佩孚和張作霖的共同仇人，吳、張暗中勾結，一拍即合，直、奉兩軍聯合攻馮，國奉戰爭（也稱馮張戰爭）爆發。
1926年1月1日，馮玉祥被迫通電“引退”。部隊交給張之江、鹿鐘麟等。1月下旬，張作霖的奉軍由東北向山海關進攻；張宗昌、李景林的直魯聯軍由山東向河北進攻；湖北直系軍閥向河南進攻；閻錫山的晉軍也從山西方面進攻。帝國主義也公然助張作霖討馮。這樣，國民軍處於各派軍閥的聯合包圍之中。2、3月間，國民軍岳維峻部大敗，開封、鄭州相繼失守。3月22日，李景林佔領天津。4月15日，國民軍由北京撤至南口，改編為七個軍，與直奉晉聯軍激戰四個多月後，退往西北。（南口大戰參看第五章第三節）
1926年6月，吳佩孚、張作霖以黃土鋪地的儀式進入北京，直奉合作，把持了中央政權。吳佩孚、張作霖互換蘭譜，結為兄弟。但是，就在此時，廣東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很快攻克湖南，直指湖北，吳佩孚不得不於3月22日乘車兼程南下，指揮堵擊北伐軍。
北伐軍在兩湖和浙贛節節勝利，吳佩孚退入河南，孫傳芳又重新投靠張作霖，與張作霖化敵為盟友。1926年11月，孫傳芳親到天津見張作霖，並與張宗昌等提議，為了便於對抗北伐軍，宜組織一支統一的軍隊，由張作霖出任最高軍事首領。於是，12月1日，張作霖出任安國軍總司令，張宗昌、孫傳芳為副司令，楊宇霆為總參議。12月27日，張作霖再次以黃土鋪地的儀式進入北京。他想以“臨時總統”或“大元帥”的名義于元旦在北京主政，迫不及待地嘗一嘗當“元首”的滋味。但楊宇霆卻極力反對，勸他在軍事上沒有把握之前，不要過早行事，以免到處樹敵。張作霖聽從了勸導，但心有不甘，說：“我終究非幹一次不可。”
1927年4月，馮玉祥部及閻錫山部亦改稱國民革命軍，和北伐軍一起夾擊奉軍，張作霖的統治已搖搖欲墜。然而，張作霖還未忘實現自己的“元首”美夢。1927年6月，孫傳芳、張宗昌等人按張作霖的意圖，推戴張作霖為“大元帥”。6月18日，張作霖在懷仁堂就任“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就職儀式冷冷清清。張作霖有氣無力地念了就職“誓詞”後，孫傳芳、張宗昌、吳俊升、張作相等向他三鞠躬，就這樣，“大元帥”就算上任了。這是北洋軍閥的末代政府，稱中華民國軍政府。一般俗稱安國軍政府。在《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令》中，規定大元帥率陸海軍；代表中華民國行使最高統治權；軍政府置國務員輔佐大元帥政務；國務院設總理及各部總長。就這樣，張作霖在行將滅亡之前，終於爬上了他夢寐以求的最高寶座。他和段祺瑞一樣，雖無“大總統”之名，而行“大總統”之實。只不過，張作霖的末日高升，只是一陣迴光返照而已。
6月20日，內閣組成：潘複為總理、王蔭泰為外交部總長、何豐林為軍事部總長、沈瑞麟為內政部總長，閻澤溥為財政部總長，姚震為司法部總長，張景惠為實業部總長，劉向清為農工部總長，劉哲為教育部總長，潘複兼任交通部總長。潘複內閣是中華民國北京政府第四十六屆內閣，也是最後一屆內閣，同時，也是張作霖統治時期唯一的一屆內閣。
1927年4月以後，國民黨右派實行“清黨”，另外，蔣介石與汪精衛、李宗仁、胡漢民等派系爭權奪利，阻滯了北代的進程，給北洋軍閥尤其是奉系軍閥以喘息的機會。1927年秋冬，馮玉祥、閻錫山聯合討奉，遭到奉系的有力還擊。尤其是奉軍張學良與晉軍傅作義的涿州爭奪戰，雙方動用了坦克、飛機、毒氣等各種武器，激戰了三個多月，其強攻固守聞名全國，成為張學良和傅作義的成名之作。馮玉祥、閻錫山面臨張作霖的沉重壓力，為解北方之危，呼籲國民黨各軍共進聲援，全力討奉。
1928年1月，蔣、馮、閻、桂四派為了共同完成對奉系軍閥的北伐，暫時取得妥協。2月，蔣介石將其嫡系部隊改編為第一集團軍，自兼總司令；改國民革命聯軍為第二集團軍，馮玉祥為總司令；改北方國民革命軍為第三集團軍，閻錫山為總司令；將兩湖各軍改為第四集團軍，李宗仁為總司令，準備共同北伐。對此，張作霖也作了部署：決定對京漢、津浦路採取攻勢防禦；對正太路、魯西大名一帶採取攻勢。任張宗昌為津浦路總指揮，孫傳芳為魯西大名方面總指揮，張學良為正太、京漢方面總指揮，張作相為京綏路總指揮，出動兵力約六十萬人對抗國民革命軍七十萬之眾。
4月9日，蔣介石下達總攻擊令，國民革命軍與奉軍展開激戰。不久，張宗昌軍與孫傳芳軍即遭受重創，損失了山東大部。4月30日，張宗昌、孫傳芳棄濟南而逃。當北代軍進佔濟南，準備繼續北進時，日本政府決定進行武裝干涉，製造了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北伐軍對日採取妥協讓步方針，決定繞道北進。5月中、下旬，張作霖丟失了邯鄣、保定、石家莊、大同、張家口等地。張作霖不得已向南京方面發出“息爭議和”通電，蔣介石也有心與張作霖妥協，因馮玉祥堅決反對，只得作罷。張作霖又想勾結英美，以取得支持。但英美等見張作霖大勢已去，不願與之交往，就連長期與張作霖勾結的日本帝國主義者，也準備除掉張作霖，以乘亂進佔東北。
6月1日，北伐部隊佔領滄州、河間後，分三路由津浦、京漢、京綏等線大舉向京津全面推進，逼近北京郊區。張作霖見大勢已去，6月3日，命張學良留守北京，當夜帶著吳俊升等乘專車離開北京，同時下達總退卻命令。6月4日五時三十分，張作霖乘坐的專車行至瀋陽附近的皇姑屯時，被日軍埋設的炸藥炸毀。吳俊升當場被炸死。張作霖受重傷，被急救回帥府，于上午九時三十分死去。這就是震動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四
皇姑屯事件發生時，張學良正與南京政府的代表在北京舉行和平談判，接到奉天督署“立即返奉”的電報後，即化裝乘車馳返瀋陽。6月19日，在奉軍元老的推戴下，張學良出任奉天軍務督辦。7月4日，張學良出任東三省保安司令，兼東三省巡閱使，年僅二十七歲的陸軍上將張學良，從此開始主政東北，人稱“少帥”。
張作霖被炸死後，奉軍全線向東北撤退，集結於灤河以東，東北局勢一片混亂。自張學良回東北以後，東北局勢初步得到穩定。但東北地區何去何從，則是擺在張學良面前的一件必須立即解決的大事。張學良鑒於皇姑屯事件的教訓，國恥家仇集於一身，他決定不顧日本的軍事、政治、經濟的壓力，通電宣佈與南京方面停止軍事行動，謀求國家統一。
日本帝國主義原本企圖乘皇姑屯事件後的混亂之機，攫取東北更多利益，誰料張學良竟能平靜無事地繼續大業，穩定局勢。日本見無機可乘，便改變手法，引誘張學良在東北建立一個獨立的政權，與南京政府對抗，但遭到張學良的斷然拒絕。張學良派出王樹翰、邢士廉、徐燕謀為代表與蔣方聯絡，於是南京和瀋陽之間信使往來。日本力圖阻止中國南北統一，干涉東北易幟，派出原駐華公使林權助赴瀋陽向張學良施加壓力，聲言“如東三省蔑視日本警告，率行易幟，日本將採取自由行動。”張學良義正詞嚴加以駁斥，不管日本威逼利誘，均未動搖他易幟和統一的決心。
東北易幟，不僅外受日本阻撓，奉軍內部也不一致。老派的張作相，新派的楊宇霆等，都擔心易幟後，日本會進行武力干涉；奉軍也會受南京政府吞併，失去自主地位。張學良苦口婆心，曉以大義，取得內部的一致。
1928年10月，張學良代表邢士廉第三次赴寧，終於與南京方面達成四點協定：（一）東北設邊防司令長官公署，以張學良為司令長官，張作相、萬福麟為副司令長官。（二）設置東北政務委員會，委員人選須經中央同意。（三）東三省及熱河省委員人選，由張學良推薦，中央明令任命。（四）易幟不能待至民國十八年元旦，應提前數日辦理。1928年12月29日，張學良與張作相、萬福麟聯名通電，宣佈服從南京國民政府，東三省、熱河省同時“改旗易幟”，即將過去時東北懸掛的五色旗取消，改懸南京國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12月30日，南京政府任命張學良為東北邊防軍司令長官，張作相、萬福麟為副司令長官。奉軍改編為東北邊防軍，簡稱東北軍。翟文選、張作相、常蔭槐、湯玉麟分別出任奉天、吉林、黑龍江、熱河省政府主席。不久，將奉天省改稱遼寧省，省會奉天改稱瀋陽，全國出現了統一的局面。
東北易幟雖然實現了，但是東北集團的內部並不完全統一，特別是張學良與楊宇霆的矛盾，積漸已久。楊宇霆，1886年生，奉天法庫人，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歷任奉軍參謀長、東北陸軍訓練總監、奉軍軍團長、安國軍總參議等要職，是張作霖的“智囊”及左右手，奉軍新派首領。由於他所處地位的特殊，養成了專斷跋扈、盛氣淩人的作風，對張學良也全不放在眼裏。在張作霖被炸前後，楊宇霆與常蔭槐結成死黨，私自擴編自己的武裝實力，並有意駕空張學良，反對東北易幟。1929年1月10日下午，楊宇霆、常蔭槐一同見張學良，要求成立東北鐵路督辦公署，以常蔭槐為督辦。張學良認為此事涉及外交，要慎重處理。楊宇霆不但不聽，反而逼張學良馬上簽字。張學良痛下決心，要芟除楊、常，以穩定東北政權。於是，藉口晚飯後再談。晚上，當楊、常再次來見張學良時，被早已做好準備的衛士雙雙擊斃在大帥府老虎廳。楊常事件後，張學良的權力更集中，並樹起了少帥的威嚴，提高了聲望，鞏固了易幟後的東北政局。
張學良雖然易幟，服從中央政府，但蔣介石仍擔心張學良的勢力日漸強大，不受指揮，於是有意煽動張學良強制接收由中蘇共管的中東鐵路，挑起與蘇聯的火拼，使張學良陷於困境，不得不依賴南京政府。而張學良不知是計，果然於5月間派兵搜查蘇聯駐哈爾濱領事館，逮捕三十九名蘇聯人。7月又下令解除中東路蘇方局長、副局長以及各處處長職務，並驅逐回國，以武力回收中東路。7月14日，蘇聯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要求恢復中東路現狀。張學良不予理睬。7月18日，蘇聯宣佈與中國絕交。7月20日，兵分三路向中國軍隊發起攻擊，東北軍慘遭失敗，傷亡嚴重，被俘八千多人，旅長韓光第等戰死，張學良被迫派代表與蘇聯政府談判，12月22日簽署《伯力會議草約》，兩國息爭，恢復衝突以前狀態。
中東路事件使張學良吃了一虧長一智，此後，他致力於發展中東的經濟，振興實業，同時，大力發展教育、科學和文化事業，親自兼任東北大學校長一職。
1930年5月，蔣馮閻中原大戰爆發。開始，張學良嚴守中立，力主和平，極力避免東北軍捲入這場內戰。但交戰雙方都把張學良看作決定勝負的籌碼，極力進行拉攏。而事實上，東北軍倒向那一方，則意味著那方取勝。最後，張學良認為倒向蔣介石一邊，有利於國內統一。於是，1930年9月，張學良率十余萬東北軍入關，9月21日佔領天津，9月26日進駐北平。至此，平津、河北的政權遂被東北軍全部接收。10月9日，張學良在瀋陽宣佈接受蔣介石委任的中華民國海陸空軍副總司令一職。為了“感激”張學良參戰助已贏了這場戰爭，蔣介石於11月特邀張學良及夫人于鳳至到南京。蔣介石以最隆重的儀式和規格接待張學良夫婦，並親自陪他們謁中山陵，遊覽湯山。于鳳至拜宋母為乾娘，與宋靄齡、宋美齡以姐妹相稱。蔣介石又推張學良為國府委員，並授張學良以節制奉、吉、黑、晉、冀、察、熱、綏八省區軍隊之全權，並將北平、天津、青島三市及河北、察哈爾兩省劃歸張學良管轄。大批奉系人物進入南京政府當高官，如張作相、王樹翰出任國府委員，張景惠任中政委兼軍事參議院院長，劉尚清任中政委兼內政部長，鮑文樾任參謀部次長等。蔣介石的“盛情”及“信任”也感動了張學良，他表示“誓盡精誠，以擁護中央”。
1931年，日本帝國主義加緊對中國進行侵略活動，多次在東北借機尋畔。如6月初，日本參謀本部派遣軍事間諜中村震太郎大尉等到中國東北興安嶺地區進行軍事偵察，被中國屯墾軍逮捕並處死。日本帝國主義以“中村事件”為藉口，反誣中國官兵“對日本皇軍進攻”，是對日本帝國“聞所未聞的侮辱”。蔣介石多次電令張學良：“無論日本軍以後在東北如何挑畔，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9月上旬，南京政府採取妥協退讓的政策，將中國屯墾軍第三團團長關玉衡關押審判，藉以平息事端。然而，十天后，九一八事變即爆發。
9月18日夜間，日本關東軍在板垣征四郎等將領的策劃下，故意炸毀瀋陽北郊柳條湖附近的南滿鐵路，誣稱是中國軍隊破壞，遂炮擊瀋陽，並向駐守北大營的中國軍隊王以哲旅進攻。這就是日本侵華的九一八事變，亦稱柳條湖事件。事變之夜，張學良、萬福麟在北平，張作相在錦州。其時，張學良正偕夫人于鳳至及趙四小姐等在前門外中和戲院看梅蘭芳演出的《宇宙鋒》，在瀋陽主持工作的東北軍參謀長榮臻急電張學良，張學良亦急電南京政府請求對策，蔣介石竟下令“絕對不抵抗”。張學良只好命令在東北的軍隊撤往關內。9月19日，日軍佔領瀋陽。隨後，日軍分兵佔領東北各地。至1932年1月，僅三個月一百天，中國東三省完全陷入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
東北淪陷，激起全國人民的強烈憤慨，人民紛紛要求追究有關人員的責任。在蔣介石的授意下，各報界把一切罪過都推到張學良身上，使他成了丟失東北的“罪魁禍首”。張學良忍辱代蔣受過，為了表示對東北問題負責，特向南京政府引咎辭職。12月，他被罷免了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職務，改任北平綏靖主任。
當時，在東北尤其在黑龍江省尚有一部分中國軍隊。1931年10月10日，張學良電令部屬黑河警備司令兼步兵第二旅旅長馬占山（吉林懷德人）為黑龍江省代理省主席兼軍事總指揮。馬占山受命後，沒有執行蔣介石“不予抵抗”的命令，毅然組織了嫩江橋的阻擊戰，中國官兵在劣勢條件下與日軍浴血奮戰，給侵略者以沉重打擊。1932年2月，日軍以允許黑龍江自治為條件，誘使馬占山赴瀋陽參加偽滿洲國“建國”籌備會議，出任偽黑龍江省省長職。馬占山從瀋陽到長春後，瞭解到日軍扶植傀儡的真相，遂於4月2日潛回黑河，重整舊部，組織保衛團和民眾義勇軍，成立黑龍江抗日救國軍總司令部。5月14日，馬占山在黑河召開出征誓師大會，隨後部隊南下，於5月28日到達海倫，與北犯的日軍展開激戰，但終因寡不敵眾而失敗，馬占山率領少數人馬退入蘇聯境內。
日本帝國主義佔領東三省後，即策劃建立一個傀儡政權。清遜帝（宣統）溥儀於1924年10月馮玉祥北京政變後被逐出故宮，後移居天津日租界。九一八事變後，在日軍土肥原的誘脅下，由天津秘密到了東北。1932年2月16日，在關東軍參謀長阪垣征四郎等操縱下，以奉軍元老、張作霖的結拜兄弟張景惠出面召開了偽滿洲國建國會議，以傅儀出任“執政”，清朝餘孽鄭孝胥出任國務總理，張景惠以及奉軍將領原遼寧省主席臧式毅等出任要職，定都長春“就職”。1934年3月1日，“滿洲國”改名“滿洲帝國”，溥儀改稱“皇帝”，改年號為康得。偽滿洲帝國是日本侵略者一手扶植的傀儡政權，是日本統治中國東北的政治工具。1945年8月，隨著抗日戰爭的勝利，偽滿洲帝國滅亡。
參與建立偽滿洲國的人員，其後都成了“偽滿戰犯”，遭到歷史的審判。在這裏，我們還想加上一筆，談談溥儀的結局。偽滿洲國滅亡時，溥儀被蘇聯軍隊拘捕，1950年8月由蘇聯移交中國，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接受改造。1959年12月獲特赦，後任全國政協文史研究專員，全國政協委員，1967年10月17日在北京病逝。溥儀由清朝末代皇帝和偽滿皇帝改造為一位熱愛祖國、熱愛人民、自食其力的人民共和國公民，的確成為長久的話題。
日軍佔領東三省，建立偽滿洲國後，蔣介石仍採取“不抵抗”政策，南京國民政府只是向國際聯盟提出控訴，要求按照國際盟約及九國公約，制裁日本，迫其撤出東北。國聯派遺李頓調查團，到“滿洲”視察，張學良對此也存有幻想。後來國聯調查團報告書在日內瓦、東京、南京三地同時發表。張學良認為，中國雖有數點不能滿意，但仍可以接受。可是日本根本不把國聯放在眼內，公然退出國聯，視李頓調查團的報告書為廢紙，使蔣介石、張學良依靠國聯解決問題的幻想完全落空。
1933年元旦，日軍進攻山海關，這回，張學良已忍無可忍，命令東北軍何柱國部奮起還擊，揭開了長城抗戰的序幕。張學良決心用赤血抵抗，保衛國土，洗刷自己以及東北軍“不抵抗”的汙名。不久，山海關失陷，日軍向熱河進逼，蔣介石為了應付全國輿論和敷衍張學良，答應派劉戡、黃傑、關麟征三師北上支援，同時又派軍政部長何應欽、財政部長宋子文、外交部長羅文幹、內政部長黃紹竑、參謀本部次長楊傑等二十多位軍政大員于2月初前往北平，以幫助張學良謀劃。張學良將東北軍編成兩個集團軍，約二十余萬人。張學良自兼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指揮萬福麟軍團等東北軍主力；張作相為第二集團軍總司令，指揮孫殿英軍團、湯玉麟軍團等。
熱河抗戰於2月21日開始，日偽軍十余萬人，分兵三路向熱河進攻：北路由通遼侵開魯，中路由義縣犯朝陽，南路由綏中攻淩源。日偽軍所到之處，姦淫、燒殺、搶掠，無所不為。熱河省主席湯玉麟兼任第五軍團總指揮，但他在日軍入侵面前驚慌失措，不思抵抗，竟然急扣二百餘輛軍車，把他多年搜刮而來的私人財物，裝運到天津租界。3月3日，他放棄省會承德西逃豐寧。在他的帶動和影響下，萬福麟軍團及孫殿英軍團等不是望風潰逃就是觀望不前。3月4日，日軍先頭部隊一百二十八人不費一槍一彈即佔領承德。張學良聞承德失守，當即下令通輯湯玉麟，並命令萬福麟等立即率部反攻。但各部為保存實力，紛紛後退。旬日之間，熱河全省淪陷。
熱河之變，遭到全國人民同聲譴責，湯玉麟被撤職查辦，後寓居天津，1935年7月病死。除了處罰湯玉麟，蔣介石又將丟失熱河的責任轉移到張學良身上，迫他辭職。其實，蔣介石並沒有真心支援張學良熱河抗戰，這一次，還是要找替罪羔羊。張學良深知此事，於3月11日通電下野，東北軍改編為四個軍，由於學忠、萬福麟、何柱國、王以哲四人分別統率。北平軍分會代理委員長一職由蔣介石授意張學良推薦何應欽接任。
3月12日，張學良飛往上海，準備出洋。在出洋之前，張學良接受宋子文、夫人于鳳至、女友趙綺霞（趙四小姐）及兒女的規勸，用一個月的時間把煙（毒）癮戒除。4月11日，張學良在顧問瑞納（澳大利亞人，1928年起任張學良私人顧問）、于鳳至、趙綺霞及兒女等陪同下，乘輪船到歐洲旅行。張學良不知道，此番出洋，何時才能返回祖國。
五
1934年1月，蔣介石為了驅使東北軍參加“圍剿”紅軍，特地電召張學良回國。張學良歷任鄂豫皖三省“剿共”副司令、南昌行營主任、西北“剿共”副司令並代理總司令（總司令為蔣介石）等職。起初，張學良和東北軍高級將領對進攻革命根據地還是很賣力，指望通過“圍剿”的勝利以取得蔣介石的信任，從而擴充實力，以便有朝一日能打回老家去。但是，張學良在和紅軍的較量中，不斷損兵折將，尤其是109師在1935年10月于陝北直羅鎮被全殲，師長牛元峰戰死，給他思想上極大的震動。是繼續充當蔣介石的替罪羊及鷹犬，還是在民族危難的關頭，當一位愛國英雄？張學良以及東北軍將士都陷入了痛苦的思索之中。
1935年10月底，張學良到南京參加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和五全大會。蔣介石對他在“剿共”中受損沒有任何安慰的表示。軍政部長何應欽不但不給絲毫補充，還要減發軍費，張學良感到異常憤懣。他痛定思痛，思想開始有所轉變。五全大會後，張學良來到上海，會見了愛國人士杜重遠和東北義勇軍將領李杜。其時，日本發動華北事變，企圖使冀、察、綏、魯、晉五省脫離中央政府，實行“華北自治”。國民政府竟於11月26日宣佈撤銷北平軍分會，12月7日決定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以適應日本提出華北政權特殊化要求。12月9日，北平爆發了一二九愛國運動，運動迅速向全國發展，形成全國人民抗日救亡運動的新高潮。共產黨堅決抗日的主張和全國熾熱的抗日氣氛，使張學良看到了出路和希望。
1935年底，張學良回到西安，他首先同駐守西安的西北軍（十七路軍）將領楊虎城，就停止內戰、聯合抗日的問題進行了磋商。其實楊虎城早就同共產黨有聯繫，雙方不謀而合。1936年3月，張學良與紅軍代表李克農在洛川進行了會談，達成了局部停戰協定。4月9日，張學良與周恩來在延安進行了歷史性的會談，共商抗日救國的大計。兩人在誠懇愉快的氣氛中作了竟夜的長談，達成了東北軍、西北軍和紅軍聯合，逼蔣抗日的協議。
從延安歸來後，張學良積極地著手進行各項準備工作，培養抗日力量，宣傳抗日思想，支持以共產黨人為骨幹的群眾抗日運動。但是，張、楊的所為激怒了蔣介石，他派來侍從室組長晏道剛擔任“西北剿總”的參謀長，特務頭子曾擴情擔任政訓處長，閔湘帆為“西北剿總”經理處處長，從軍事、政治、經濟三個方面對張學良加以監視，並在西安設有特警憲情報機構大小一百二十多處，搜集張、楊聯共抗日的具體證據。8月29日，西安的國民黨特務，秉承蔣介石的指令，逮捕了在張學良身邊工作的北平學聯代表宋黎。張學良聞訊後，極為震怒，不僅搶回了宋黎，而且還派兵包圍省黨部，查抄了特務檔案，造成了轟動一時的“豔晚事件”。
1936年10日20日，蔣介石率領陳誠、衛立煌、蔣鼎文等一班軍政大員飛抵西安，親自催逼張、楊督兵“剿共”，然後又匆忙奔走於洛陽、太原等地部署“剿共”事宜。10月29日，是蔣介石五十歲生日。張學良邀閻錫山同赴洛陽祝壽，趁機勸蔣介石停止內戰，和共產黨一道抗日，結果，遭到蔣介石的訓斥。12月4日，蔣介石又回到西安，蠻橫地要脅張、楊：要麼督兵“剿共”；要麼將部隊調往安徽、福建，由“中央軍”進駐西安“剿共”，並內定蔣鼎文為“西北剿共總指揮”，自己親自督戰。事已至此，張、楊決定第一步“苦諫”，“苦諫”無效，第二步則實行“兵諫”——設法捉蔣，逼蔣抗日。12月7日及以後，張學良幾次到蔣介石的駐一臨潼華清池，向蔣苦口勸諫，痛哭陳詞，但蔣介石卻勃然大怒說：“現在他就是拿槍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計畫也不會改變。”12月11日晚間，張學良從臨潼回到西安，決定實行兵諫，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爆發了。
兵諫的行動，是由東北軍和十七路軍分頭進行的。十七路軍負責拘禁西安城內的蔣軍軍政大員，解除蔣軍部隊的武裝，以及封鎖機場，扣留飛機等。東北軍負責到華清池捉蔣介石，由105師師長劉多荃、團長白鳳翔，及張學良的衛隊營長孫銘九率部執行任務。為了保證捉蔣成功，張學良事前還帶著劉、白二人去臨潼認識蔣介石，並察看了地形。12月12日淩晨，劉多荃等率部秘密開往臨潼，12日5時，東北軍在晨霧之中，沖進華清池。經過一場激烈的戰鬥，擊潰了蔣介石的衛隊，包圍了驪山。最後，在半山腰的一塊巨石旁邊捉住了渾身發抖、狼狽不堪的蔣介石。
西安事變，舉世震驚，形勢變得異常複雜。事變後，張、楊聯合發出通電，說明事變動機完全出於抗日救國，對蔣本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並提出八項主張。同時，致電中共中央，請速派代表來西安共商大計。12月17日，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到達西安。張學良完全贊同中共代表團關於“西安事變”的解決辦法。12月23日，宋子文代表蔣介石與張、楊及中共代表談判。24日，談判結束。蔣介石對張、楊答應的條件是：一、準備抗日。二、陝甘寧青新五省交張、楊負責。三、東北軍與十七路軍每月五百萬元薪餉，按月由中央撥給。四、停止剿共，紅軍改編問題由張學良負責。五、所有參加西安事變人員，一律不究。蔣介石對共產黨答應的條件是：一、日本侵入華北，必須抗戰。二、劃陝甘十八縣、寧夏三縣，共二十一縣為邊區自治政府，屬中央管轄。三、中央承認共產黨軍隊編成三個師。四、中央逐月供給軍費六十八萬元。五、如與日本開戰，中央每月供給槍彈八百萬粒。六、以上條件在手續上必須經行政院通過，並宣佈全國。就這樣，通過三方的談判，尤其是共產黨和張、楊的努力，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開創了國共兩黨的合作，全國人民共同抗日的新局面。
12月25日，即西安事變達成協定後的第二天，張學良見逼蔣抗日目的已經達到，決定放蔣介石回南京。張學良有意思要親自送蔣回南京，但許多人都規勸他不要送，以免蔣報復。可是張學良卻堅信蔣介石的人格，他對人說：“這次我們放他回去，以後還是要爭取、團結他共同抗日的，所以我必須親自送他，使他能保持威信，好見人，好辦事，也使他不致對我們再存戒心和怨恨，這有利於共同抗日。我們發動西安事變的目的，只是為了要求結束對內壓迫對外屈膝的國策。至於蔣介石如果把已經答應了的條件又推翻了，那還有什麼信用、人格可言呢？”當張學良陪蔣介石到機場時，蔣對張說：“我們兄弟二人，大仁大義，絕不抱怨，將來歷史上記一筆流芳百世。”張學良很激動，更表示要親自送蔣回南京。蔣說：“我們兄弟二人諒解，你到南京就不好辦，他們打你的主意，我就遺臭萬年了。”蔣勸張不要送，宋子文猶豫不定，蔣批評了宋子文。張動了感情，越發堅持要送蔣介石，於是登上了飛機。周恩來趕到機場想勸張學良回來，但張、蔣乘坐的飛機已經起飛了。周恩來不禁慨歎地說：“張漢卿是看《連環套》那些舊戲中毒了。他不但擺起佇列送天霸，還差一點要負荊請罪呢！”
12月26日，張學良陪送蔣介石到了南京後，就被蔣介石扣留軟禁。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他給蔣寫了“請罪書”，說：“學良生性魯莽粗野，而造成此次違反紀律大罪。茲靦顏隨節來京，是以至誠願領鈞座之責罰，處以應得之罪，振紀綱，警將來，凡有利於吾國者，學良萬死不辭。乞鈞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顧慮也。”
12月31日，高等軍事法庭審判長李列鈞，以“首謀夥党，對於上官暴行脅迫”之罪名，判張學良十年徒刑，褫奪公民權五年。而蔣介石又假作人情，請求政府特赦。最後宣佈由軍事委員會對張“嚴加管束”。從此，張學良遭受囚禁，失去自由。
在囚禁張學良的同時，蔣介石也對東北軍實行分化瓦解，東北軍內部也很快出現內訌。張學良離西安後，王以哲代理張學良主持東北軍工作，因與東北軍內少壯派意見不合，1937年2月2日，被少壯派刺殺于西安寓所。隨後，蔣介石將東北軍編為第五十一軍，由原東北軍將領于學忠統率，但東北軍已逐漸失去了它的獨立性。這支由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經營了二十多年的軍閥武裝，自此已落到了蔣介石的手中。
奉軍元老、東北邊防軍副司令張作相，其後只出任軍事參議院上將參議等閒職。抗日戰爭勝利後，任國民政府顧問等。1948年，張作相出任國民黨東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10月，在錦州被中國人民解放軍俘虜。不久被寬大釋放，寓居天津，1949年5月7日病逝。另一東北邊防軍副司令萬福麟，在抗日戰爭爆發後，參加了保定、武漢等地的抗戰。抗日戰爭勝利後，出任東北行轅政務委員會主任及東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1949年去臺灣，任臺灣政治諮詢委員會委員。1951年7月在台中病逝。還有於學忠，在抗日戰爭爆發後，出任第三集團軍總司令，蘇魯戰區總司令兼山東省主席等，率部參加了台兒莊會戰、武漢保衛戰等戰役。1944年改任軍事參議院上將副院長，自此被釋去兵權。1949年，於學忠不肯隨蔣介石去臺灣，新中國成立後，于學忠歷任河北人民政府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民革中央委員等職，1964年9月22日在北京病逝。
至於張學良，先後被蔣介石囚禁在奉化溪口、安徽黃山、江西萍鄉、湖南郴州、湖南沅陵、貴州修文的陽明洞、貴州桐梓的玄天洞、江西興國的陽明洞、重慶的中美合作所等地。1946年到1961年，蔣介石為了平息人民的怨憤，安撫東北籍人士，假意宣稱恢復張學良自由，解除了對他的“管束”，但張學良仍沒有獲得真正的自由。蔣介石在1975年臨死前還叮囑蔣經國看住張學良，“不可放虎歸山”。
1988年蔣經國逝世後，張學良才算真正獲得自由。1991年4月，張學良獲准與夫人趙一荻赴美國探親。張學良曾表示，在方便和合適的時候，他會回大陸，回東北看看。籍此一章要結束之際，我們向遠在臺灣島上的張將軍轉達心聲：張將軍，大陸人民，尤其是東北人民盼望您，熱切盼望您能歸來呵！
琰容 2012-10-21 17:54
05章 馮系軍閥(馮玉祥)
在前面兩章中，我們都多次提到馮玉祥其人。在中國近、現代史上，馮玉祥是一個重要的、帶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從一個小兵，升至一級陸軍上將。他雖然身居高位，卻始終保持平民本色。他原是北洋直系將領，卻倒 戈相向，自成一派。他曾反共又親共。他曾聯蔣又反蔣。他從一個典型的舊軍人，最終轉變成一位民主的鬥士。馮玉祥的國民軍（也稱西北軍），曾是中國近、現代軍閥混戰中的一支強大的武裝力量。談到中國近代軍閥，不可能不提及馮玉祥及其馮系軍事集團。
馮玉祥，字煥章，原籍安徽省巢縣，1882年11月6日出生於直隸青縣興集鎮。父親馮有茂是淮軍中職位低下的哨官。馮玉祥少時家境貧寒，唯讀了一年零三個月私塾。十一歲時，為了掙得每月三兩三錢的餉銀，在他父親所在的營中補了兵。他本名馮基善，馮玉祥這個名字，是補兵時管帶隨手給他寫上的，以後就一直沿用了下來。1896年他十四歲時，正式入營當兵，參加過修築大沽口炮臺的勞役。熬到二十歲那年，他才作為教習，每月拿四兩八錢餉銀，擔任喊口令的任務。這時，他看到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在教練、裝備等方面比舊式軍隊先進，於是，他拋棄了通過苦練得來的教習職位，投靠新軍。
到新軍以後，馮玉祥由於體格魁梧強健，聲如洪鐘，加上勤學苦練，頗得上司賞識，不久便升任副目、正目，三年後便升至哨長（排長）。不久，他與協統（旅長）陸建章的內侄女成婚，得到陸的提拔，1911年升任北洋軍第二十鎮的管帶（營長）。
1911年前後，馮玉祥受到進步思想的影響，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馮玉祥與軍中的革命軍官王金銘、施從雲等一起，發動了灤州起義。起義失敗，王金銘、施從雲犧牲，馮玉祥被拘禁，隨後被遞解回籍。1912年民國成立後，馮玉祥重被陸建章啟用，授任營長。1914年升任第七師第十四旅旅長。同年10月，十四旅改為第十六混成旅，馮玉祥任該混成旅中將旅長。
1915年，袁世凱稱帝，護國討袁戰爭爆發。當時，馮玉祥率軍在四川，歸袁世凱的親信陳宦指揮。袁世凱的領兵大將曹錕、吳佩孚、張敬堯等也都在四川，他們共同威脅和利誘馮玉祥支持袁世凱稱帝，好從中得到升賞。在此關鍵時刻，馮玉祥深明大義，反對倒退，加入了討袁護國的行列。他一方面與護國軍首領蔡鍔將軍聯繫，一方面力勸陳宦不要與護國軍為敵，應宣佈四川獨立，反對袁世凱稱帝。陳宦在馮玉祥的勸說和壓力下，終於通電宣佈四川獨立，反袁稱帝。此舉給予袁世凱沉重的打擊，不久他便憂憤死去。
1916年，馮玉祥被反動勢力排擠，離開部隊到北京郊外的西山賦閑。聽到張勳復辟的消息以後，馮玉祥立即回到部隊駐地廊坊，指揮部隊參加討伐軍，並通電反對張勳復辟。馮軍攻入北京城，平定了復辟醜劇。馮玉祥還主張驅逐清遜帝溥儀出宮，把皇宮的財產和文物收歸國有。但是，段祺瑞不准，使得馮玉祥的主張當時無法實現。
1918年，孫中山領導的護法戰爭爆發，段祺瑞派馮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去福建和孫中山的護國軍作戰。馮玉祥趁南下之機，率部在武穴通電主和，反對段祺瑞窮兵黷武。段祺瑞十分惱怒，要罷免馮玉祥。但全軍將士擁護馮玉祥，堅決要求馮繼續任職。段祺瑞害怕事態擴大，只好收回成命。從此，馮玉祥開始和孫中山先生交往，並逐漸傾向於革命。同年10月，馮玉祥被任命為湘西鎮守使。
1920年的直皖戰爭，直、奉聯合打敗皖系，把持了北京政權。1921年，北京政府撤銷皖系陳樹藩陝西督軍職務，改由直系閻相文繼任。陳樹藩拒不卸任，致使閻相文決定以武力接收。馮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為入陝接收的先鋒部隊。馮玉祥將全旅編成三個縱隊，由張之江、李鳴鐘、張維璽率領，從河南直入陝西，經過幾番激戰，擊敗陳軍，並把陳樹藩趕出西安。於是，閻相文順利入城接任。由於第十六混成旅作戰有功，擴編為第十一師，馮玉祥升任師長。同年8月23日，陝西督軍閻相文在督署內突然吞服鴉片自殺，馮玉祥繼任陝西督軍。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開始奉軍占了上風，吳佩孚在長辛店失利，急調馮玉祥救急，同時任命馮玉祥為後方總司令。馮軍兵分三路向奉軍發起攻擊，不久，大破奉軍。5月5日，與奉軍勾結的河南督軍趙倜發兵偷襲鄭州。馮軍又與趙倜和鮑德全的部隊在鄭州展開血戰。5月9日，馮軍發起反攻，大破趙部，並追擊趙部殘兵至開封。這場直豫戰爭（也稱河南戰爭）結束後，馮玉祥被任為河南督軍。
馮玉祥就任河南督軍後，馬上進行整訓和擴充軍隊，改編了兩個補充團和一個學兵團，不久又將這三個團擴大為三個混成旅。此時，馮玉祥有了一個師又三個混成旅的實力，馮軍成為了一支舉足輕重的部隊。由於馮玉祥屯兵開封，與洛陽的吳佩孚在一條鐵路線上，朝發夕至，雞犬相聞，遂成為吳佩孚的心頭大病。馮玉祥有些新派思想及平民作風，治軍嚴謹，嚴禁煙賭娼妓，這些做法，使吳佩孚怒不可遏，斥責他是“赤化”。於是，吳佩孚的關係日益惡化，吳佩孚操縱中央，於1922年10月由黎元洪總統調馮玉祥到北京任陸軍檢閱使，這是個有職無權的閑差，實際上是把馮玉祥逐出河南。
馮玉祥出任陸軍檢閱使兩年期間，主要精力用於訓練部隊。馮玉祥是小兵出身，深知士兵的苦楚，所以他既治軍嚴格，又十分愛護士兵。他不准官長侵犯士兵利益，要求官長與士卒同甘苦。他特地規定，只准上級請下級吃飯，不准下級請上級吃飯，只准上級給下級送禮，不准下級給上級送禮。馮玉祥對下級軍官都很熟，不但能叫出他們的大名，而且記得很多人的小名。他常常與士兵打成一片，毫無大官的架子。就在擔任陸軍檢閱使時，他曾親自給一個得敗血病的士兵獻過血，這在近、現代軍閥中恐怕是絕無僅有的。
馮玉祥要求部隊要愛護老百姓，他讓士兵左臂都佩戴著“不擾民，真愛民，誓死救國”的白布藍字袖章，要求官兵把老百姓看成自己的父母兄弟鄉鄰親戚。他還親自編了《愛百姓歌》，要部隊廣泛傳唱。對於害民、擾民的官兵，他的處罰相當嚴厲。馮軍中曾發生過一個連長強迫老百姓換馬，和一個士兵吃老百姓西瓜不給錢的事，結果那連長和士兵均被槍決。有一次，馮軍行軍途經懷柔和密雲，道兩旁都是綴滿鮮紅大棗的棗樹，整整三個旅開了過去，也沒有人去採摘棗子，樹上仍然果實累累。
馮玉祥把軍隊訓練看得極為重要，他始終如一日地抓教育訓練，並且不斷改進訓練方法和提高訓練水準。1917年7月他率第十六混成旅進駐常德，有了兩年能正規地系統地訓練部隊的時間。他組織了教導隊培養幹部，成立官佐體操團提高技術水準，經常組織閱兵和行軍；組織官兵學習文化、政治等知識。1922年10月他出任陸軍檢閱使後，又有了兩年訓練部隊的時間。他在辦教導隊的基礎上又辦了高級教導團，對以前教導隊畢業的人員再作培訓。此外，還辦了學生團和電學傳習所等。
馮玉祥還是基督教徒，故又有“基督將軍”之稱。
由於馮玉祥注重部隊的思想教育和軍事訓練，馮軍的軍風與當時兇惡蠻橫的軍閥部隊完全不同，既得民心，戰鬥力也強盛，這為他日後發動北京政變，自成一派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二
1924年9月，直系軍閥孫傳芳、齊燮元進攻皖系盧永祥，爆發了江浙戰爭。奉系張作霖則以粵浙奉同盟為由，通電責直，並率兵入關，回應浙盧反直。9月15日，十五萬奉軍分六路向榆關、朝陽進攻，爆發了第二次直奉戰爭。曹錕火速電召吳佩孚到京主持戰務，吳佩孚於9月17日到京，18日被任命為“討逆軍”總司令。吳佩孚在中南海四照堂點將，任命王承斌為副總司令兼後方籌備司令；以彭壽莘為第一軍總司令，出兵山海關；以王懷慶為第二軍總司令，出兵喜峰口；以馮玉祥為第三軍總司令，出兵古北口；張福來為援軍總司令，杜錫矽為海軍總司令。這次戰爭雙方各有二十萬人參加，戰爭首先在熱河揭開，但主要戰場是在山海關一帶。
馮玉祥出任討逆軍第三軍總司令，任務是率部出古北口經灤平、承德向北進軍。馮玉祥所擔任這路，交通不便，人煙稀少，地瘠民貧，不但行軍困難，而且給養也無法解決。馮玉祥知道這是吳佩孚故意所為，企圖以此使馮部陷於絕境。吳、馮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促使馮玉祥最後下定決心，趁這次直奉戰爭進行倒戈，發動政變。
馮玉祥受命以後，藉口籌措軍糧，修理軍械，故意拖延出發時日，及至出發，每天只前進二、三十裏，10月1日才到達古北口，又以籌措給養為名停了下來。在古北口，馮玉祥靜觀戰局變化，一面秘密與張作霖的代表達到倒直的協議，一面與駐喜峰口的直系援軍第二路司令胡景翼和京畿警備副司令孫岳秘密計畫倒戈 。胡景翼和孫岳二人，早年都曾加入同盟會，民國成立後，都曾參加倒袁運動和護國戰爭，胡景翼還曾出任陝西靖國軍總指揮，所以他們都贊同馮玉祥傾向革命的主張和行動。
幾天以後，馮玉祥得到東線直系屢戰失利的消息，同時又接到討逆軍總部參謀長張方嚴“九門口危急，望速進軍”的電報，認為時機已到，遂於10月21日將後隊改為前隊，晝夜兼程。22日午夜，馮軍第八旅旅長李鳴鐘，第二十二旅旅長鹿鐘麟，在負責戍守北京的孫岳配合下，一槍未發，首先率部開到北京，佔領交通、電訊等重要機關。鹿鐘麟派出一營兵力包圍了總統府，將還在睡夢中的曹錕抓了起來，並囚禁在中南海延慶樓上。
10月24日，馮玉祥到達北京，通電停戰。24日，馮玉祥迫使曹錕發表命令，撤銷吳佩孚討逆軍總司令等職務。不久，馮玉祥又迫使曹錕自動辭職。馮玉祥的北京政變，使直奉戰爭的形勢急轉直下，直軍軍心大亂，迅速潰敗。吳佩孚由秦皇島逃回天津，後又只得率殘部乘艦狼狽南逃。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但在袁世凱和帝國主義威脅下，南京臨時參議院通過了優待清室的八項條款，使清遜帝溥儀仍留居故宮，沿用宣統年號，享受皇帝的生活。北京政變後，北京一些清末遺老和保皇黨人乘機活動，復辟清帝之謠紛紛。為此，馮玉祥採取果斷措施，決定把溥儀驅出故宮。11月4日，黃郛攝政內閣會議議決修正清室優待條件五條，從即日起永遠廢除皇帝專號，與中華民國國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權利；每年補助清室家用50萬元，另撥200萬元開辦北京平民工廠，收容旗籍平民；清室即日遷出宮禁，自由擇居，民國政府仍負保護之責；清室宗廟陵寢永遠奉祀，民國政府酌設衛兵妥為保護；清室私產歸清室完全享有，其一切公產則歸國民政府所有。11月5日，京畿警備總司令鹿鐘麟向清室宣佈了以上條件。並限令溥儀即日出宮。是日下午，溥儀及其妻妾，少數太監、宮女隨其移居什刹海溥儀父親醇王載灃的故居醇王府，後又移居天津日租界的張園。
北京政變成功之後，馮玉祥聯同胡景翼、孫岳將所部改為國民軍，宣佈脫離直系軍閥系統，自成一派。國民軍共三個軍，馮玉祥任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胡、孫分任副總司令兼第二、三軍軍長。次年，馮玉祥任西北邊防督辦，所部駐紮北京、察哈爾及綏遠地區，第一軍改稱西北陸軍，歸西北邊防督辦公署直轄，並增編為六個師又三個旅，因此，馮玉祥所屬各部又被稱為西北軍。
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囚禁曹錕，驅逐清室，脫離直系軍閥系統，組建國民軍，這些都是帶有革命性質的重大政治舉動。但是，由於政治立場的局限，馮玉祥不可能從根本上提出推翻軍閥統治的政治主張。他一方面電請孫中山北上共商國是，一面又與奉系軍閥張作霖聯合，推出段祺瑞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使政權又落到段祺瑞、張作霖手中。
得知北京政變的消息及接到馮玉祥的電邀，在廣州正在與共產黨合作，改組國民黨，成立國共合作統一戰線的孫中山先生，也極受鼓舞，馬上打電報給馮玉祥，電文說：“……大憝肅清，諸兄功在國家，同深慶倖！建設大計，即欲決定。擬即日北上，與諸兄晤商。先此電達，諸維鑒及。……”馮玉祥也立即回電孫中山，請早日北來，指示建國方針。並派馬伯援為代表持他的親筆信，前往廣東歡迎孫中山先生。馮玉祥囑咐鹿鐘麟：“孫先生到京後，一定要盡力保護。”並說：“國民軍的隊伍，就等於孫先生的隊伍，應聽從孫先生的指揮。”
孫中山於1924年11月13日抱病北上，17日到達上海，22日乘船東渡北京。當孫中山到達北京的時候，馮玉祥卻因張作霖和吳佩孚的聯合壓迫，已離開北京。孫中山在旅途中積勞病倒，於3月12日在北京逝世。
原來，北京政變後，馮玉祥、張作霖、段祺瑞三派共同把持北京政權。此時皖系的軍事勢力所存無幾，段祺瑞政府的基礎只是建築在馮奉兩系的軍事均勢之上。馮奉控制北京政權後，雙方的矛盾不斷產生並激化，11日及12月間，馮玉祥和張作霖先後採取“以退為進”的手法，提出辭職，恫嚇對方。段祺瑞不得不從中調解，作出“巧妙”處理。1925年1月，段祺瑞准馮玉祥辭去陸軍檢閱使一職，專任西北邊防督辦；准張作霖辭去東三省巡閱使一職（各省巡閱使也一律裁撤），另加任張作霖為東北邊防督辦，以與馮的西北邊防督辦相對稱。馮奉兩系的勢力範圍也劃分清楚，津浦線為奉系的發展方向，京漢線為馮系的發展方向。由於段祺瑞的撮合，馮張兩人互換蘭譜結為異姓兄弟，雙方的矛盾暫時得到了緩和。
由於馮玉祥部將鹿鐘麟任京畿警備司令、張之江任察哈爾都統，李鳴鐘任綏遠都統，馮玉祥的西北邊防督辦並不是一個有名無實的空銜。馮玉祥在1924年12月12日通電取銷國民軍的名稱，並且宣佈解除國民軍總司令一職，但是國民軍這個名稱仍然被沿用，與西北軍並稱。馮玉祥的國民軍第一軍表面上僅有三個師，即宋哲元的第十一師、鹿鐘麟的暫編第一師和劉鬱芬的暫編第二師，但是實際上該軍已經擴充到七八萬人，加上國民軍第二、第三兩軍，共有十七八萬人，成為北方除了奉系以外最大的一支武裝力量。
馮玉祥將軍的民主傾向，受到共產黨人和國民黨人的關注。李大釗派人到馮玉祥的國民軍中工作，並親自對馮做工作。經李大釗和徐謙的介紹，馮玉祥結識了蘇聯駐華大使，決定為實現孫中山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請蘇聯政府派人幫助訓練軍隊。1925年10月，蘇聯顧問到達張家口，馮玉祥派他們去訓練軍隊，他自己也聽蘇聯政治顧問給他講政治課，並任命共產黨員劉伯堅做他的政治部部長。
國民軍的日益強大以及馮玉祥的“赤化”傾向，引起了帝國主義及其各系反動軍閥的恐懼和敵視，一場直奉晉聯合討馮的戰爭很快爆發了。
三
1925年下半年，奉系張作霖加緊擴展地盤，多次入關，不僅南侵至長江下游地區，佔有江蘇、安徽、上海，在北京又極力壓迫馮玉祥，在京畿地區構成了對國民軍的三面包圍形勢。
1925年11月，馮玉祥支持奉系將領郭松齡倒戈 反奉，與郭松齡簽定了“反奉密約”。11月23日，郭松齡在灤州起兵反奉。馮玉祥利用郭松齡回師進攻張作霖，奉軍陣腳大亂之機，出兵佔領了熱河，繼而攻下天津，驅走了奉系直隸督辦李景林，奪取了直隸地盤。
如果郭松齡反奉成功，國民軍的處境會大為改觀，但郭松齡與張作霖激戰一個月，終因奉張有日本帝國主義的支持而兵敗被殺（郭松齡倒 戈 反奉事件詳見第四章第三節）。當北方戰事正酣之時，南方的直系軍閥吳佩孚已東山再起，在武漢組成十四省討賊聯軍，揮軍北上。吳佩孚與張作霖很快達成“諒解”，“討賊”變成了“討赤”，共同攻擊馮玉祥。
馮玉祥在直奉兩軍的前後夾擊之下，為了轉移視線，保存實力，於1926年1月1日發出辭職通電，並竭力辯白自己沒有“赤化”。馮玉祥還派人分別去見張作霖、吳佩孚，希望停戰議和。但這些舉動沒有使直奉軍閥放棄消滅國民軍的企圖，他們仍然調兵遣將，向國民軍進逼。馮玉祥只好出走包頭，準備赴蘇聯考察，部隊交給張之江、鹿鐘麟等。面對日益危急的形勢，國民軍諸將領由孫岳出面（當時胡景翼已病逝），主張通電商請馮玉祥出山，重新主持大局。當時的許世英內閣，也派陸軍總長賈德耀親赴包頭面見馮玉祥，敦勸他打消出國下野之意，務請出山。但馮玉祥不願捲入這場軍閥混戰的漩渦，去意已定，堅辭不允。他為了尋求革命的道理，於是年五月赴蘇聯考察。
1926年1月下旬，國奉戰爭（也稱馮張戰爭）正式開始。東北張作霖的奉軍，以討伐郭松齡殘部魏益三為名，兵進山海關，進攻熱河、灤州。在山東由李景林、張宗昌組成的直魯聯軍，沿津浦路北上反攻天津。在湖北的直系軍閥吳佩孚，在河南打敗了國民二軍岳維峻部後，兵進河北石家莊，在山西的晉系軍閥閻錫山，與吳佩孚相呼應，兵出娘子關，南攻順行，北攻保定。國民軍遭到了直、奉、晉等軍閥的聯合進攻和包圍，最後退守北京。鹿鐘麟在北京發動了第二次政變，驅段下臺，釋放曹錕，願意迎吳佩孚進京主持政局，但遭到吳佩孚拒絕。4月15日，國民軍撤出北京，退至懷柔、延慶、蔚縣、多倫、懷來、涿鹿等地，主力各部退到預設陣地的南口。
國民軍推張之江為總司令，將國民軍編為七個軍，以鹿鐘麟、宋哲元、李鳴鐘、鄭金聲、門致中、石友三、劉郁芬分任軍長。以鹿鐘麟為東路司令，率國民軍主力守南口、懷來；以韓複渠、石友三守地泉、豐鎮，以防晉軍繼其退路；以宋哲元為西路司令，由熱河撤防回守多倫。1926年5月，南口大戰爆發。“討赤”聯盟軍分別在延安、赤城、獨石口、沽源、多倫和南口等地向國民軍各部發起進攻，在約兩千里戰線上展開戰鬥。直奉晉聯軍共五十多萬人，戰況空前激烈。直軍吳佩孚在直魯聯軍張宗昌的配合下，擔任南口正面攻堅戰；奉軍吳俊升率部出熱河攻多倫，直下張家口；晉軍商震部北出大同以斷國民軍的退路，企圖將國民軍消滅在塞北草原上。國民軍頑強抵抗，在南口戰場，國民軍陣地溝深壕涸，前置電網，後設地雷，防禦工事長達百餘裏，聯盟軍猛攻多日，竟不能前進一步。
聯盟軍的兵力雖然多於國民軍數倍，但直、奉、晉各派軍閥各有各的打算，聯盟軍內部並不統一，作戰亦難以協調，在直軍中，孫傳芳陳兵徐州，準備奪取山東，靳雲鶚在南口前線按兵不動，並和國民軍信使來往不斷，準備配合國民軍奪取山西，在奉軍中，李景林因曾支持郭松齡而見疑于張作霖，準備回師天津。國民軍既與孫傳芳、靳雲鶚、李景林有如此默契，便於5月中旬，在晉北豐鎮、陽高突然向晉軍發起猛攻，大破晉軍，雁門關外要地盡為國民軍佔有。
6月，吳佩孚免去靳雲鶚的十四省聯軍副司令、第一軍總司令等職務，張宗昌也將李景林部繳械，直、奉、晉各派軍閥取得了諒解後，7月，又重新部署兵力，進攻南口。在北路，奉軍吳俊升部由多倫攻沽源直下張家口；在正面，由直魯聯軍為主攻，經昌平、沙河攻南口，其右翼為奉軍一部，在張學良的指揮下經永甯、延慶直下南口後背；其左翼為直軍，下分兩線，一線由門頭溝向懷來，一線由淶源、蔚縣攻天鎮；在晉北，晉軍也發起反攻，攻佔廣靈。
國民軍在聯盟軍三面圍攻之下，艱苦作戰，堅持了三個多月。最後，由於多方作戰，給養困難，餉械無補，且各部將繼絕聯絡，加之士兵傷亡過半，不得不於8月15日下令總退卻，向西突圍。退路線均是窮僻之地，聯絡困難，交通不便，給養醫藥無著，加之天氣寒冷，後面追兵不舍，國民軍節節潰敗，損失慘重。各部將深感前途無望，因此自尋出路，一部投向山西閻錫山手下，一部開往綏遠等地。至此，為時近5個月的南口大戰全部結束。這場軍閥大戰從1月戰至8月，雙方死傷慘重，這也是北洋軍閥之間最後的一次大混戰。
馮玉祥在1926年元旦通電辭職後，即離開部隊到了包頭。同年5月，馮玉祥赴蘇聯考察。在莫斯科期間，馮玉祥經徐謙介紹，正式加入了中國國民黨。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任命馮玉祥為西北國民軍黨代表。1926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舉行北伐。8月，馮玉祥結束在蘇聯的考察訪問，偕同蘇聯顧問多人秘密離開蘇聯經庫倫回國。途中，馮玉祥派出劉驥 到廣州同國民革命軍商談南北會師問題。9月16日，馮玉祥等抵達綏遠五原後，即同當地國民軍將領孫岳、方振武、弓富魁以及于右任、徐謙等共同決定組建國民軍聯軍，由馮玉祥出任總司令。9月17日，在五原舉行誓師典禮，宣告國民軍聯軍正式成立。馮玉祥在典禮上發表宣言，聲明國民軍聯軍是民眾的武裝，遵奉孫中山先生的遺囑，進行國民革命，實行三民主義，要為解放被壓迫之中國民族，解除軍閥之壓迫而奮戰；宣佈國民軍聯軍完全脫離北洋軍閥的系統，並宣佈國民軍聯軍全體加入國民黨。
五原誓師後，國民軍各部紛紛來投，計約集五、六萬人。其所屬各部是：第一軍軍長為陳希聖；第二軍軍長為方振武；第四軍軍長為徐永昌；第六軍軍長為石友三；第八軍軍長為韓複榘；第二師師長為孫良誠；第五師師長為馮治安；第七師師長為馬鴻逵；第十師師長為劉汝明；第十二師師長為孫連仲；騎兵第一師師長為張萬慶；騎兵第二師師長為趙守鈺。
馮玉祥面對當時的局面，根據李大釗等共產黨人的建議和國民政府的要求，決定採取“平甘援陝，聯晉圖豫”的方針（當時閻錫山已被廣州國民政府任命為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在陝西，國民軍第三軍第三師楊虎城部和陝西軍務督辦李雲龍的第十師等部，被吳佩孚的劉鎮華部七萬軍隊圍困已達八個月之久，西安城戰況危急。馮玉祥命令佟麟閣、孫連仲兩師入甘肅，説明在甘肅的孫良誠、張維璽部肅清了吳佩孚的勢力，隨後入陝。又命韓複榘等部進駐寧夏，徐永昌率部入晉，歸閻錫山指揮。11月下旬，國民軍聯軍孫良誠、方振武、馬鴻逵、劉汝明、孫連仲等部合擊劉鎮華軍，使劉軍全線潰退。11月28日，西安之圍得以解除。國民軍聯軍接著分數路乘勝追擊，“援陝”終成定局。
1927年5月，國民軍聯軍被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馮玉祥出任總司令。馮玉祥為了“圖豫”，重新部署軍隊，分六路出兵，與北伐軍呼應，連克洛陽、孟津、偃師、孝義等。5月31日，馮軍打到鄭州、6月1日，北伐軍劉興部也到達鄭州。至此，第二集團軍與北伐軍終於在中原會師，馮玉祥也達到了“圖豫”的目的，馮軍又發展到二十多萬人，自南口重創後得到復蘇。
四
1927年3月，東路北伐軍攻至上海。3月26日，蔣介石到達上海後，即與帝國主義、買辦資產階級密謀，舉行反革命政變。4月2日開始，蔣介石多次與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 、吳稚暉、張靜江等舉行秘密會議，謀劃反共清黨。4月12日，上海反革命政變開始。隨後，在南京另立了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政府。
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當時由國民黨左派及共產黨所把持，堅決與南京國民政府對抗，怒斥蔣介石的反革命行為。但是武漢國民政府受到四面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汪精衛、唐生智等人認為繼續北伐，與馮玉祥會師中原，再北聯閻錫山共討奉張，最後解決寧漢對立問題較為有利。蘇聯顧問鮑羅廷亦認為進軍河南，把馮玉祥從陝西接出來，打通自西北往蘇聯的交通線才有出路。中共領導人陳獨秀亦贊同首先北伐。1927年4月19日，武漢北伐軍在武昌南湖誓師，以唐生智為總指揮，張發奎、劉興等率軍北上，終於在6月1日與馮玉祥部會師鄭州。
由於寧漢對立，武漢國民政府有後顧之憂，難以繼續北伐；而馮玉祥則希望以“繼續北伐”來擺脫自己軍隊單面禦敵、受奉魯軍閥威脅的困境，積極促成寧漢合作。1927年6月10日，馮玉祥與汪精衛、譚延 闓 、唐生智、徐謙、孫科等人在鄭州舉行秘密會議。會議決定公開反共，主張寧漢協調一致，將武漢政府和南京政府相“統一”。會後，唐生智帶領北伐軍由河南退回武漢，鎮壓工農運動。而馮玉祥則去徐州，和蔣介石密商武漢與南京的合作問題。
1927年6月20日至21日，馮玉祥與蔣介石在徐州召開反共會議，參加會議的除馮玉祥、蔣介石外，還有胡漢民、李宗仁、張靜江、白崇禧等人。會議主要討論了政治、軍事及黨務問題，會議的核心是蔣馮合作。會議確定了反共、反蘇、寧漢合作的方針。蔣馮聯合北伐，共同“清黨”，從1927年7月起，每月接濟馮玉祥部軍餉250萬元。馮玉祥立即致電汪精衛、譚延 闓 等人，要求速將蘇俄顧問鮑羅廷解職歸國，力勸汪精衛與蔣介石通力合作，努力推進反共和北伐大業。蔣馮還聯名發表通電，表示意見完全一致。這次會議為“清黨”反共作了準備。1927年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發動反革命政變。至此，國民黨反動派公開破壞了革命的統一戰線，全面“清黨”反共。
甯漢雖然合流，但國民黨內部並未能統一，武漢的汪精衛、唐生智以國民黨“正統”自居，力主倒蔣；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勾結各方勢力，乘蔣介石嫡系部隊在外之機，武裝控制南京。蔣介石內外交困，決定採取以退為進的辦法解脫困境，於8月12日辭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職，離開南京經上海回奉化原籍。這樣，國民政府的“繼續北伐”仍未能實現，馮玉祥只得在河南、陝西一帶孤軍作戰。
為了鞏固陝、甘後方，加緊削剪各地異己，馮玉祥與陝軍田玉潔等部的衝突日益加劇，10月，爆發了涇原之戰。馮玉祥派宋哲元率部平息了田玉潔等部的叛亂。在河南，馮玉祥於10月之後先後發動了兩次蘭封戰役，消滅了豫東、豫北的直魯軍。馮玉祥在戰局危急的情況下，多次向寧漢雙方請援，但未見派來一兵一卒。馮軍在糧彈俱缺的困苦中，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對付數倍於己之敵。馮玉祥考慮到整個軍事戰局要有個統一的指揮，於是聽信孔祥熙的遊說，聯合閻錫山電請蔣介石出山。1928年1月4日，蔣介石宣告複職。
1928年2月2日至2月7日召開的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通過了進行第二次北伐的決議。之後，蔣介石將原第一路軍、西北國民軍、北方國民軍、兩湖地區的部隊改為第一、二、三、四集團軍，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分任總司令。其部署是：以何應欽為北伐軍總參謀長，留守南京；第一集團軍沿津浦線北進；第四集團軍沿京漢線北進；第二集團軍在京漢、津浦線之間，分為魯西、直南兩個集團北進，策應一、四集團軍；第三集團軍由京綏、正太兩線向東攻佔保定、石家莊，再轉攻京漢線；然後四路會攻京、津。
4月5日，北伐軍在徐州誓師。4月9日，蔣介石下達總攻擊令，四路集團軍分別出動。4月22日，蔣、馮兩軍在泰安城外會師，27日佔領泰安。5月1日，蔣軍佔領濟南，張宗昌、孫傳芳部遭受沉重打擊。5月3日至11日，日軍出兵干涉，製造了濟南慘案，阻止北伐軍前進。南京國民政府決定對日妥協，繞過濟南繼續北伐。5月21日，蔣介石、馮玉祥、白崇禧在鄭州會商軍事，決定各集團軍於25日前全線進攻。之後，北伐軍先後攻佔邯鄲、保定、大同、石家莊、張家口等地。6月1日，北伐軍由津浦、京漢、京張線向著京津地區推進。在日本帝國主義壓力下，南京國民政府與張作霖談判達成協議，張作霖退往關外，北伐軍和平佔領京津。6月3日，張作霖退出北京，6月4日在皇姑屯被日軍炸死。同日，南京國民政府任命閻錫山為京津衛戌總司令，張蔭梧、傅作義分任北京、天津警備司令。6月15日，南京國民政府發佈宣言，宣佈“統一告成”。6月21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改直隸省為河北省，以商震為省主席，並改北京為北平，北平、天津均為特別市。
隨著第二次北伐的成功，馮玉祥的部隊亦空前地壯大，編制番號達到九個方面軍，三十二個軍，八十一個師，還有其他地方軍隊。光是馮玉祥的嫡系部隊，人數已達到四十萬。這九個方面軍的總指揮分別是孫良誠、孫連仲、韓複榘 、宋哲元、嶽維峻、石敬亭、劉郁芬、劉鎮華、鹿鐘麟。第二集團軍參謀長是曹浩森。馬鴻逵、石友三、韓占元、秦德純、馮治安、馬鴻賓、李雲龍、井岳秀、吳新田、楊虎城、佟麟閣、張維璽、劉茂恩、萬選才、劉汝明、龐炳勳、呂秀文、王鴻恩、劉驥、鄭大章、席液池、梁冠英、吉鴻昌、耿幼麟、高樹勳、曹福林、孫桐萱、周永勝、鄧寶珊、孫蔚如、張自忠、馮欽哉、武庭麟、馬法五、肖之楚等著名的將領都是當時馮玉祥屬下的軍、師長。
國民黨的北伐結束後，馮玉祥和蔣介石的合作也很快結束了。在戰後劃分地盤時，蔣介石將馮軍在戰爭中付出重大犧牲奪回的原來的“屬地”平、津和河北劃給了閻錫山，使馮玉祥大為不滿。蔣介石又排斥和控制馮玉祥在山東的勢力，從而加劇了馮玉祥與蔣介石及閻錫山的矛盾。馮玉祥知道與蔣、閻的衝突在所難免，加緊鞏固自己的陝、甘後方。1928年8月，留守後方的馮部第四方面軍總指揮兼陝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率部圍攻陝西的地方軍閥，攻破黨玉琨據守的鳳翔城，擊斃黨玉琨，俘虜五千多人。宋哲元命令將全部俘虜殺絕。除第十七師師長趙鳳林暗自將本師所俘的一千多人釋放外，其餘四千多人全遭殺戮。鳳翔大屠殺，成為中國近代軍閥混戰史上最殘酷的一次血腥事件。此外，第七方面軍總指揮兼甘肅省政府主席劉郁芬，於11月率部平息了馬仲英等部的河州事變，結束了甘肅自民國初年來八鎮割據的局面。
1929年1月，國民黨各派在南京召開了全國編遣部隊的會議，馮軍作為蔣、馮、閻、李四大軍事集團中兵力最雄厚的一支而遭到蔣、閻的嫉視。蔣介石、閻錫山合夥炮製了一個不利於馮玉祥的方案，馮玉祥因此稱病不出席會議並秘密離開南京回到河南輝縣百泉村。於是，蔣、馮的矛盾公開化了。
還未及蔣介石與馮玉祥的直接衝突，以李宗仁、白崇禧、黃紹 竑 為首的新桂系與蔣介石為爭奪地盤而率先矛盾激化，蔣介石以行政院長和兩湖地盤為條件，拉攏馮玉祥出兵14萬相助。1929年3月26日，南京國民政府下令討桂，組成“討逆軍”，由蔣介石兼任總司令，何應欽任參謀長，朱培德任前敵總指揮，分三路進攻。第一路軍由朱培德兼總指揮，率部由江西攻鄂南；第二路由劉峙為總指揮，率部從安徽沿長江西攻武漢；第三路軍由韓複榘為總指揮，率西北軍一部由河南信陽沿平漢線南攻武漢。3月30日，蔣介石下達總攻令，蔣桂戰爭爆發。
在戰爭開始後，馮玉祥暗中應諾李宗仁“出兵三十萬相助”，但他卻在等待觀望，既不出兵助桂，也不發兵助蔣，以期在蔣介石戰敗後再坐收漁人之利。不料桂系因李明瑞部被蔣收買而很快潰敗，馮玉祥投機不成，只得起兵助蔣討伐李宗仁。然而，他也不知道，自己的部將韓複榘在戰爭中也被蔣介石暗暗收買過去了。
五
蔣桂戰爭中以桂系的失敗而告終，蔣介石收編了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李宗仁、白崇禧、黃紹 竑 通電下野。蔣桂戰爭結束後，蔣介石並不履行對馮玉祥的諾言，積極進行討馮的軍事部署。同時散佈馮玉祥勾結蘇俄的謠言，發表《和平統一為民國政府唯一之願望》的文章，宣稱“欲消弭內亂，非剷除軍閥不可，欲剷除軍閥，非根本撲滅封建地盤思想不可。”為討馮作輿論準備。又多次邀馮進京議事，企圖予以誘捕。閻錫山也乘機配合蔣介石的行動，準備襲擊馮軍背後。
1929年5月中旬，馮玉祥在華陰召開會議，決定武裝反蔣，自任護党護國軍西北路總司令。為集中兵力，防止腹背受敵，會議決定縮短戰線，收縮兵力，把山東、河南駐軍全部西撤，集中在豫西、陝西待命。然而，這一“集結兵力，縮短防線”的部署並不能使一些部將所接受，蔣介石也加緊拉攏馮軍將領。待馮軍行動伊始，便先後有韓複榘 、石友三、劉鎮華、楊虎城、馬鴻逵等部叛馮附蔣，使馮玉祥軍力大損。5月23日，蔣介石委任唐生智為討逆軍第五路總司令，引誘唐率部攻馮。同日，國民黨中央常務會議決定撤銷馮玉祥的一切職務，永遠開除國民黨黨籍。5月24日，南京國民政府下令查辦馮玉祥。在蔣介石的強大壓力下，馮玉祥採取了以退為進，避戰自守的策略，於5月27日通電下野，聲稱入華山讀書。馮軍據守潼關，只守不攻，使蔣軍失去進攻口實。
與此同時，馮玉祥派人會晤閻錫山共同反蔣。蔣介石則拉攏閻錫山抑制馮玉祥。閻錫山有他的算盤，揚言與馮相偕出洋，企圖誘馮入晉，挾馮以自重，向蔣討價還價。為聯閻討蔣，馮玉祥於6月24日到達太原。閻錫山對馮玉祥虛以委蛇，不與馮商討反蔣之事，並向南京報告馮在太原的情況。6月30日，閻錫山親到北平會晤蔣介石。蔣口頭委任閻為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蔣、閻達成了共同制馮的秘密協定。閻錫山回晉後，改變了對馮玉祥的態度。7月7日，閻錫山將馮玉祥誘騙到五台建安村加以軟禁。
馮玉祥見蔣、閻已有勾結，暗中通知西北軍將領，要他們向南京方面靠近，表示西北軍接受中央指揮。蔣介石也想趁機拉攏控制西北軍，先後派于右任、賀耀祖到西安慰勞和點編西北軍，供給軍餉。不久，又任命鹿鐘麟為軍政部長。閻錫山見此情形，頗為恐慌，深怕西北軍與蔣介石合作，聯合對付他。同時，在8月，全國第二次編遣會議召開，情況對他不利，所以，閻錫山主動改變對馮玉祥的態度，于中秋之夜親自前往建安村，向馮玉祥賠禮道歉，共商聯合反蔣之計。馮玉祥當即表示，願捐棄前嫌，合作反蔣。雙方約定，先由西北軍發動討蔣，晉軍再起而回應。
10月10日，西北軍宋哲元等通電討蔣，兵分三路進攻河南，蔣馮大戰爆發。10月11日，蔣介石下討伐令，並親自指揮，以朱培德為參謀總長，派遣唐生智、方鼎英、劉峙、楊森等部分兵五路迎戰。正當蔣馮兩軍激戰之際，閻錫山卻按兵不動。蔣介石見有隙可乘，於10月28日，正式任命閻錫山為全國陸海空軍副司令，並請他就近負責處理西北問題。閻錫山名利雙收，再次倒向蔣介石一邊，作出部署，限制西北軍行動，西北軍孤立無援，12月1日，退回潼關。而馮玉祥也再次成為閻錫山的階下囚。
李宗仁及馮玉祥相繼失勢，蔣介石又把矛頭指向閻錫山。1930年1月，閻錫山與蔣介石矛盾激化，雙方以電報形式進行論戰，互相責駡。一時間，全國反蔣派代表紛紛雲集太原，表示願意擁戴閻錫山為反蔣領袖。馮玉祥趁機密召鹿鐘麟，令其再次主動與蔣介石聯絡。閻錫山聞訊，當然不希望西北軍與蔣介石聯絡。閻錫山決定與馮玉祥和好，攜手反蔣。2月26日，閻錫山再次親赴建安村，向馮玉祥賠禮道歉。對閻錫山的所為，馮玉祥氣憤異常，但他深知要反蔣，必須同閻錫山結成聯盟。所以，他當即表示不記前嫌，並願意擁閻為全國軍政領袖。2月28日，閻、馮自建安村回到太原，與各方代表進行廣泛磋商，形成了反蔣聯合戰線。3月8日，馮玉祥回到陝西，主持軍事。
3月15日，由晉軍將領商震和西北軍將領鹿鐘麟等57人聯名通電反蔣，擁戴閻錫山為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為副總司令。4月1日，閻錫山在太原宣佈任職。同日，馮玉祥、李宗仁在潼關、桂平各就副總司令職（為拉攏張學良，也任他為副總司令，但張不通電就職，也不申明反對）。一場規模空前的軍閥大混戰——中原大戰爆發。
這場戰爭，雙方共有一百多萬人，在東起山東，西至襄樊，南迄長沙，北到河北的千里戰線上進行互相殘殺。在5月，作為主力的閻錫山晉軍和馮玉祥的西北軍，首先赴津浦、隴海、京漢等線作戰。戰爭初期，馮軍萬選才等部失利，劉茂恩又被蔣收買而倒 戈 ，引起聯軍方面極大混亂。後經馮玉祥重新部署，穩住陣腳，經歷一番激戰，在平漢線及隴海線上大敗蔣軍。在津浦線上，由於蔣軍韓複榘 保存實力，率兵東撤，晉軍也輕而易舉攻佔濟南，閻馮軍向徐州、蚌埠 進逼。
此時，蔣介石調整軍事部署，把主戰場從隴海轉移到津浦線，實行主攻閻軍拖跨馮軍的戰略。8月4日，馮玉祥為牽制蔣軍對津浦線的進攻，在隴海線對蔣軍進行猛烈攻擊，準備一舉拿下徐州，與晉軍會師。但閻錫山見蔣軍重點攻擊自己，即令部隊停止南進，對津浦線採取守勢，把馮軍孤懸在隴海線上，使之失去呼應。8月15日，蔣軍重占濟南，晉軍敗退黃河以北。蔣介石乘勢把重兵用於隴海線上，9月6日開始總攻。閻錫山為保存實力，密令隴海線上名為歸馮玉祥指揮的晉軍向黃河以北撤退，使西北軍陷於孤軍作戰的境地，形勢急轉而下。
此時的閻錫山，正急欲組織政府，充當元首。9月9日，閻錫山聯合國民黨改組派汪精衛及西山會議派鄒魯、謝持等，在北平成立了國民政府，閻錫山為國民政府主席。他為取“久久”諧音作為吉兆，於1930年（民國19年）9月9日下午9時，在北平懷仁堂宣誓就職，時稱“四九小朝廷”。
然而，“四九小朝廷”只能是個短命的政權。由於戰場上形勢急轉直下，反蔣聯軍節節失敗，閻錫山不得不電請張學良相助，但張學良在蔣介石的拉攏之下，於9月18日發表擁蔣通電。9月21日，派出十二萬軍隊入關，佔領天津、北平，隨後佔領華北。蔣介石全力對付馮軍，馮軍處於腹背受敵的險境。馮玉祥仍想破釜沉舟，背水一戰，但張維璽、馮治安、田金凱等部被蔣軍重重包圍，吉鴻昌、梁冠英等又向蔣介石投降，馮玉祥已無力再戰。10月4日，汪精衛、閻錫山赴鄭州促馮玉祥共同發表停戰通電。10月8日，馮玉祥和閻錫山通電下野，中原大戰結束。在這場軍閥混戰中，雙方死傷三十萬人，給中原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
中原大戰之後，馮軍各部被蔣介石、張學良改編，有的尋找關係自謀出路。馮玉祥軍事集團自1924年北京政變後脫離北洋軍閥系統，自成派系，其後不斷發展壯大，成為中國北方地區最強大的武裝力量之一，但最終在國民黨新軍閥的混戰中土崩瓦解。
六
馮系軍閥集團雖然在中原大戰中失敗瓦解，馮軍中的重要將領如鹿鐘麟、宋哲元、孫良誠、孫連仲、劉汝明、馮治安、秦德純、龐炳勳、楊虎城、吉鴻昌、張自忠等部先後投至蔣介石麾下，但由於馮玉祥治軍嚴明，與其他軍閥武裝比較，馮軍的革命性最突出，在其後發生的一些重大事件中，馮軍舊部仍發揮了重要的積極的作用，這裏舉出幾例：
1933年3月，日本侵略軍在佔領了東北三省及熱河之後，向長城各口大舉進攻。駐守長城一線的中國軍隊，奮起抵抗。由西北軍改編的第二十九軍，在軍長宋哲元的指揮下，在喜峰口浴血奮戰。第二十九軍將士面對日軍飛機、裝甲車和大炮的猛烈轟擊，在冰天雪地裏，憑藉手榴彈和大刀，沉著應戰，拼死肉搏，使喜峰口失而復得。第一O九旅旅長趙登禹帶傷出擊，率眾與敵肉搏相拼，打得日軍膽戰心驚。喜峰口之役是長城抗戰中最悲壯的一曲。
1933年5月，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在中國共產黨推動下，以西北軍舊部為基礎，在張家口成立了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由馮玉祥任總司令，方振武任前敵總司令，吉鴻昌任前敵總指揮。同盟軍得到全國人民的擁護和支持，很快發展到十余萬人。6月下旬，同盟軍北進抗敵，連克康保、寶昌、沽源等地。7月12日收復多倫，將日偽軍逐出察哈爾省，隨即準備進兵東北。7月下旬，蔣介石誣馮玉祥擅立軍政，並勾結日軍夾攻同盟軍。8月9日，馮玉祥被迫撤銷同盟軍總部。方振武、吉鴻昌率部繼續抗日，但在日蔣軍夾擊下，終因彈盡糧絕，於9月底失敗。方振武，安徽壽縣人，1885年生，早年參加辛亥革命及討袁戰爭，後入張宗昌部，1925年12月投靠馮玉祥，抗戰失敗後流亡外國，後避居香港。1941年12月香港被日軍佔領，化裝潛回廣東，在中山縣境內被國民黨特務逮捕殺害。而吉鴻昌被迫轉入地下，繼續抗日鬥爭。因吉鴻昌在193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蔣介石欲置之死地。1934年11月，吉鴻昌在天津法租界被捕，11月24日在北平陸軍監獄英勇就義，留下了“恨不抗日死”（〈〈就義詩〉〉）的悲憤遺言。吉鴻昌，河南扶溝人，1895年生。1913年十八歲時入馮玉祥部當兵，後逐級升至軍長，他已作為抗日英雄而長留史冊。
1936年12月12日，爆發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發動西安事變的，是東北軍首領張學良和第十七路軍總指揮楊虎城兩將軍。楊虎城，陝西浦城人，1893年生。早年參加辛亥革命和護國戰爭。1924年後追隨馮玉祥，歷任國民三軍第三師師長，國民聯軍第十路總司令。1929年投靠蔣介石，歷任新編第十四師師長，第十七路總指揮，陝西省主席，西安綏靖公署主任等。楊虎城及由西北軍改編的第十七路軍官兵，因參與西安事變而名垂史冊。西安事變之後，楊虎城被迫辭職。1937年6月，蔣介石令其“出洋考察”。七七事變後，楊虎城欲返國參戰，但遭到蔣介石拒絕。11月回國，即被逮捕，先後被囚禁于南昌、長沙、益陽、息烽、重慶等處，前後達十二年之久。1949年9月17日，楊虎城被殺害于重慶中美合作所監獄，同時被殺的還有其妻、子、女、秘書夫婦、副官、警衛多人。
1937年，北平、天津處於日軍勢力三面包圍之中，僅西南一角尚在中國軍隊控制之下，盧溝橋位於平漢路上，是北平通往內地的唯一門戶。7月7日晚，蓄謀已久的日軍駐豐台的一個大隊在盧溝橋附近進行挑釁性實彈演習。深夜十一時許，日軍詭稱聽到宛平城內有槍聲，演習部隊失蹤士兵一名，而無理要求入城搜索，當即遭到中國守軍拒絕。日軍星夜調集部隊包圍宛平城。次日晨五時，當中日聯合調查組在宛平城會商調查辦法時，日軍突然鳴槍開炮，進攻宛平城。駐守盧溝橋的宋哲元第二十九軍，奮起自衛反抗，這就是盧溝橋事變，又稱七七事變。事變後，第二十九軍在北平南宛英勇抗敵。7月28日，副軍長佟麟閣、第一三二師師長趙登禹壯烈殉國，是抗日戰爭為國捐軀的第一、二位高級將領（趙犧牲在前）。佟麟閣是河北高陽人，1892年生，1912年入馮玉祥部；趙登禹是山東荷澤人，1898年生，1914年入馮玉祥部。佟、趙兩將軍是馮玉祥的多年部屬，兩人犧牲後，馮玉祥異常悲憤，寫了〈〈吊佟趙〉〉一詩悼念。南宛抗戰，第二十九軍共犧牲了一千多名將士。第二十九軍軍長宋哲元，山東樂陵人，1895年生，早年入馮玉祥部，後成為馮系重要將領。中原大戰後，歷任第二十九軍軍長，察哈爾省主席、平津衛戌司令、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河南省主席、冀察綏靖公署主任等。南宛抗戰後，曾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後因病休養，1940年4月5日在四川綿陽病逝。宋哲元曾制做“鳳翔大屠殺案”而遭唾駡，但也因其抗日功績而名垂青史。
在抗日戰爭中，還要特別提到馮軍的一位重要將領、民族英雄張自忠。張自忠是山東臨清人，字藎忱，1891年生。1916年起在馮玉祥的西北軍中人排長、連長、營長、團長。1926年升任馮玉祥副長官，同年8月加入國民黨。1927年國民軍改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任軍官學校校長；後任第二十五師師長、第三十八師師長。1933年任喜峰口第二十九軍前線總指揮，參與指揮喜峰口抗戰。1935年華北事變後，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兼察哈爾省主席、天津市市長。七七事變後，任國民黨政府軍第五十九軍軍長。1938年3月臺兒莊戰役中，率部增援臨沂，取得大捷。10月，任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上將軍銜。其後，張自忠率部參加了武漢週邊戰、鄂北、襄東之戰。1940年5月中旬，率部由宜城東渡襄河截擊日軍，經數次激戰，不幸於16日在南瓜店壯烈殉國。張自忠將軍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直接犧牲在戰場上的亞洲戰場最高職務第一人。蔣介石驚聞張自忠殉國後，也立即下令第五戰區不惜任何代價奪回張自忠遺骸。繼張自忠任第五十九軍軍長的黃維剛率部再渡襄河，與日軍激戰，終於在方家集尋得英烈墳墓，開棺將忠骸起出。張自忠遺骸運到宜昌後，宜昌十萬人不懼日機在頭頂盤旋，迎接張自忠靈柩。盧作孚派專船送靈柩至重慶。蔣介石率全體軍政委員前往碼頭迎接，並為之舉行了國葬。馮玉祥親自為張自忠撰寫了“張上將自忠弟千古藎忱不死”的題詞。延安也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毛澤東題寫了“盡忠報國”的挽詞。
此外，馮軍將領鹿鐘麟、孫連仲、馮治安、劉汝明等在抗日戰爭中都擔任了戰區司令長官或集團軍總司令等重要職務，為民族抗戰立下功勳。鹿鐘麟、張之江等在新中國成立後留居大陸，成為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
當然，馮軍畢竟屬軍閥武裝集團，成分比較複雜，也出現了一些民族敗類，如馮軍重要將領韓複榘，在抗戰爆發後，為保存實力，接連放棄濟南、泰安、濟寧，退往魯西南，後被蔣介石處決。而劉郁芬、孫良誠、石友三、龐炳勳、門致中、張維璽等，更在抗戰的中、後期投降日偽，當了漢奸。
至於馮玉祥本人，自中原大戰後沉寂隱居。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他力主抗日，反對蔣介石對日妥協政策。同年12月，被選為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國民政府委員。1932年3月，馮玉祥移居泰山，奮發讀書，探索救國救民的道理。1933年5月，他和共產黨合作，聯同舊部方振武、吉鴻昌等在張家口組織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出任總司令，率部奮力抗出日偽侵略軍。後因蔣介石的破壞和逼迫，於8月去職，再上泰山。1935年9月，蔣介石為了裝點門面，偽裝抗日，以息眾怒，電請馮玉祥出山。馮玉祥為團結抗戰起見，於11月1日下泰山赴南京。12月中旬，馮玉祥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
抗日戰爭爆發後，馮玉祥先後出任第三、第六戰區司令長官，在淞滬和津浦線北段指揮抗日。但後被蔣介石撤銷指揮軍隊作戰權，在武漢、重慶擔任閒職。抗戰勝利後，馮玉祥隨國民政府回到南京。馮玉祥不滿蔣介石的高壓恐怖政策及企圖發動內戰消滅共產黨的所為，提出以考察水利為由赴美國。蔣介石也樂得馮玉祥出洋，便給了他一個“水利特使”的銜頭，強令其退伍，離開軍界。1946年9月2日，馮玉祥偕妻兒、秘書及一水利小組離上海乘船赴美。
1947年5月開始，國內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愛國民主運動，蔣介石悍然發動內戰，馮玉祥中止了水利考察，留居紐約，不斷公開發表抨擊南京政府和蔣介石，要求停止內戰的言論。1948年初，馮玉祥參加了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並被推為該黨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1月7日，馮玉祥被南京國民黨中央開除黨籍。同年7月，馮玉祥響應中國共產黨號召，離開美國經蘇聯回國參加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工作。9月1日，因所乘勝利號輪船在黑海失火，馮玉祥不幸遇難。
馮玉祥的遺體在蘇聯奧德薩火化，1953年10月15日，馮玉祥的骨灰安放在泰山由人民政府建造的馮玉祥將軍陵墓。這位貧民出身，由小兵升至一級陸軍上將的舊軍人，由於他最終成為真誠的愛國者，堅決抗戰的民族英雄、反對獨裁內戰的以身殉國的民主鬥士，因而永遠受到人民的懷念和景仰。
琰容 2012-10-22 10:40
06章 閻系軍閥(閻錫山)
上一章在談到馮玉祥及其馮系軍閥時，四、五兩節都提到閻錫山這位人物，本章就專門談談這位善於見風使舵、投機鑽營的山西“土皇帝”及其以他為首的晉系軍閥集團。
閻錫山，字百川，1883年10月8日出生於山西省五台縣河邊村一個地主兼商業高利貸者家庭。他六歲喪母，由外祖母扶養。九歲入私塾，十六歲隨父閻書堂到縣城自家開設的吉慶昌錢鋪學習經商。1900年，父子倆在一次買空賣空的“打虎生意”中蝕了大本，只得逃離縣城，回到河邊村。不久，為避債又逃到太原，閻錫山經人介紹進裕盛店當了夥計。閻錫山不甘心在店裏受人差使，1902年，清政府在山西設立武備學堂，他認為這是躋身官場之路，於是應機報考。初試時，他做了《韓信將兵多多益善論》的論文；口試時，他對答靈便，深得山西新軍第四十三混成協統姚鴻法的賞識，被順利錄取。
1904年，閻錫山考取官費生赴日本留學。先入振武學校，後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結識了岡村寧次、板桓征四郎、土肥原賢二等人。另外，在此期間，他也結識了孫中山，參加了同盟會，並加入了孫中山在軍人中成立的“鐵血丈夫團”。
1909年3月，閻錫山畢業回國。他先後在北京和太原四處活動，獲得了山西陸軍小學教官的位置，三個月後升任監督。之後，他又積極謀取兵權，1910年春，他升任山西新軍第四十三混成協第八十六標標統。在此期間，他施展兩面派的手法，一方面討好清朝官吏和立憲派，抓住兵權；一方面組織以同盟會員和反清分子為骨幹的模範隊，以圖在革命到來時作為自己的資本。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閻錫山與八十五標標統黃國良及溫壽泉等策劃太原起義，由八十五標首先發動。10月29日，八十五標在第二管管帶姚以價的指揮下率部起義，攻打撫署。在太原起義的過程中，閻錫山也玩弄兩面手法，一面給所部下令，稱“八十五標兵變”，調動一部分兵力協助清軍保護撫署；一面密令餘部相機擊潰抗拒起義的巡防馬隊營。而他則躲在大教場東北的樹林裏，派人四處觀察打探情況，隨時向他報告，以便看風使舵，成則居功，敗則諉過。當起義軍佔領巡撫衙門，擊斃巡撫陸鐘琦，起義已成定局時，他便公開率部參加起義。
太原起義成功，為選舉山西都督，同盟會員與立憲派展開了爭鬥。在公選會議上，有選舉立憲派首領梁善濟的傾向，在表決的關鍵時刻，閻錫山的親信張樹幟持槍跳上主席臺，大聲說道：“選閻錫山為大都督，贊成的舉手！“全體議員在驚愕中，相顧舉手，一致通過。就這樣，閻錫山、溫壽泉分別當選為大都督和副都督。
太原起義後，清政府派第六鎮統制吳祿貞為山西巡撫，帶兵入晉，鎮壓革命。但吳祿貞早已參加了革命黨，當領兵進至石家莊後，即前往娘子關與閻錫山會晤，組織燕晉革命聯軍，吳祿貞任大都督兼總司令，閻錫山、張紹曾為副都督兼副總司令，決定揮戈進京，掃除清室。對此，清廷及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驚恐萬分，便以重金賄買吳祿貞舊部周符麟，設計將吳刺殺。隨後，又派張錫鑾為山西巡撫，率領第三鎮曹錕所部進攻山西。閻錫山只得撤離太原，向北進軍，攻取大同，又會合吳行芳、張培梅帶領的雁門、懷仁兩部民軍，攻佔包頭。
1912年2月，汪清帝下詔退位，南北政府和議告成，袁世凱竊據臨時大總統之位。閻錫山看到形勢已定，便下令返回山西。但袁世凱藉口閻錫山棄省出走，不承認山西為起義省份，電令其不准擅自行動。閻錫山焦急萬分，他馬上施展手腕，急電親信南桂馨面見孫中山，請求支援；一面派與袁世凱拜過把子的董崇仁進京，千方百計向袁世凱表忠。袁世凱終於在3月15日任命閻錫山為山西都督，他才得以重返太原。
閻錫山回到太原後，深知要坐穩都督的寶座，就必須要討好袁世凱。他派人長駐北京，賄賂袁世凱的親信、總統府秘書長梁士詒，向袁世凱表示恭順。薦請任命董崇仁為晉南鎮守使，又請任與袁族有親戚關係的陳鈺為山西民政長。為取得袁世凱的信任，他還把自己的父親閻書堂送到北京長住，作為人質。1912年10月，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閻錫山立即聲明脫離國民黨，並在三個月內將山西國民黨黨部一律解散。
1913年，國民黨發動的二次革命失敗，閻錫山雖在這次革命中袖手旁觀，但因他是同盟會員出身，袁世凱也不輕易放過，便三次傳見閻錫山，想尋機剪除。但閻錫山每次都俯首恭順，故作庸碌、懦弱和畏懼的樣子，使袁世凱認為他沒有反骨，不僅沒有撤他的職，還封他為“同武將軍”。此時，閻錫山已完全賣身投靠袁世凱，完全背叛了孫中山。但是在表面上，他對革命的旗號既不舉起，也不放下，而是見機行事。
1915年，袁世凱要實行稱帝，閻錫山亦投其所好，向袁密奏“國本大計”，倡議“廢共和而行帝制，以帝制而行憲政”，得到袁世凱的賞識。之後，他又爭先請願，接連三次電請袁世凱登基稱帝。後來，蔡鍔等組織護國軍討袁，他立即致電指責其為“破壞大局，不顧國家”，閻錫山的所為，甚得袁世凱的歡心，袁一即帝位，便封他為一等侯。
1916年6月6日，袁世凱死去。閻錫山認為再無畏懼之人，於是，不擇手段，要獨攬山西軍政大權。他先以“獨斷軍事”等罪名，將與他一起發動辛亥太原起義的黃國良撤去旅長之職，後又把他趕出山西。又將曾利用來聯絡袁世凱的晉南鎮使董崇仁撤職。繼而逼令曾在閻出走包頭時出過大力的晉北鎮守使孔庚交出軍權。閻錫山在藉故剷除異己的同時，把自己的親信都安插到軍隊之中。收回軍權後，他又策劃奪取行政權，唆使省議會和督軍團會議相繼趕走省長沈銘昌及繼任孫發緒，自己乘機兼任省長。閻錫山雖然奪取了山西軍政大權，但沒有北京政府的正式任命，總是不大放心。於是，他便多方接近和討好當時的手握大權的國務總理段祺瑞。在“府院之爭”和張勳復辟中，他都站在段祺瑞一邊。因此，1917年張勳復辟失敗，段祺瑞重新上臺後，段祺瑞政府任命閻錫山為山西省督軍兼省長。從此，山西的軍政大權就集中閻錫山的一身了。
閻錫山總攬軍政大權後，在山西實行政治擴張，提出“保境安民”的口號，實質是推行軍國主義式的“用民政治”，以武力加強對人民的統治。為了達到這一目的，他進行大規模的擴軍。
晉軍初建於1912年。當時閻錫山從包頭返回太原後，組建軍隊為一個師，師轄兩個旅，旅轄兩個團。另有直轄炮兵一個團，騎兵一個團。1914年，閻錫山派孔庚率部參加了袁世凱的“征蒙”行動。事平後孔庚師留駐包頭。由於孔庚原為吳祿貞的部下，且在部隊中不斷安插自己的親信，所以為閻錫山所不容，乃暗中操縱張培梅、張樹幟等發動兵變。1914年6月1日夜，變兵幾十人闖入孔庚的辦公室、寢室，開槍射擊。孔庚藏於天花板上未被擊中，變兵搶劫後逃去。孔庚對此兵變不諳內情，亂殺官兵四十余人。閻錫山以此兵變為口實，將孔師縮編為第十三混成旅，孔庚降為旅長。閻錫山將編餘士兵另組成第十二混成旅。不久，晉軍就擴編成三個混成旅。1917年8月，閻錫山將所部與山西巡防營改編的警備隊，合併擴編為四個混成旅，轄十二個步兵團、四個炮兵營、一個機槍營，共有步、騎槍一萬余支。為提高軍隊素質，1918年底，閻錫山又成立第九步兵團，專門培訓軍事幹部。半年後，該團被命名為學兵團，專收學生施以軍訓。又成立了四個在鄉軍人訓練連，分期分批輪訓全省壯丁，每期三個月，訓練後還鄉，隨時召征入伍。
閻錫山通過不斷擴軍，壯大軍事實力，鞏固了他在山西的統治，同時，使得晉系成為了北洋軍閥中舉足輕重的一股勢力。
二
袁世凱死後，北洋軍閥分裂成皖、直、奉等幾大派系，各派為了爭奪中央政權和自己的地盤展開了長期的明爭暗鬥。在軍閥混戰中，閻錫山坐鎮山西，規測方向，看風使舵，擴張勢力，準備在適當的時刻與各路群雄一較高下。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開始，雙方都派人與閻錫山聯繫，爭取支援。但閻錫山見局勢不明，採取中立態度，暗中卻派他的參謀主任台壽民到北京、天津探聽情況。待馮玉祥反直倒戈，發動北京政變後，他見曹錕、吳佩孚已倒，大局將定，便聯合馮玉祥、張作霖出兵石家莊，致使直軍兵敗，直系倒臺。於是，馮玉祥與張作霖、段祺瑞聯合組成北京政府，段祺瑞任臨時總執政。閻錫山因出兵討曹、吳有功，得以繼續統治山西。
1926年春，奉系張作霖與直系吳佩孚重新修好，聯合段祺瑞，排斥馮玉祥，發動了對國民軍的“討赤戰爭”。閻錫山仍然兩面討好，見機行事。一方面對馮軍表示友好態度，一方面又暗中協助吳佩孚，阻隔河南國民軍與直隸間的聯繫，使馮軍處於直、奉、晉三軍的包圍之中。馮軍調整部署，決定先擊破山西，宋哲元率部從殺虎口、得勝口分數路合擊大同。這時，閻錫山公開與張作霖、吳佩孚合作，派兵死守關口及重鎮，阻擋國民軍的進攻。在直、奉、晉三方軍閥的聯合攻擊下，經過三個多月的激戰，馮軍被擊敗，退守西北地方。閻錫山乘勢將國民軍韓複榘、石友三、陳希聖等部收編，編為自己的三個師，還派商震率部一路追殺，攻至綏遠城。這樣，閻錫山的地盤由山西擴大至綏遠。隨即，他著手進行山西第二次擴軍，把部隊擴充為十七個師又八個炮兵團，軍隊亦改名為晉綏軍。
1926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正式出師北伐。9月，馮玉祥在五原誓師，加入國民革命軍行列，出兵回應北伐。閻錫山為討好馮玉祥，把收編西北軍的韓複榘、石友三、陳希聖三個師歸還給他，而閻錫山自己則伺機觀變，按兵不動。10月，北伐軍攻佔武漢。廣州國民政府派代表到太原，請閻錫山派人到武漢商討參加北伐事宜。閻錫山派老同盟會員趙丕廉前往。趙丕廉到武漢會見了國民革命軍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又到南昌會見了國民革命總司令蔣介石。國民政府請閻錫山早日在山西舉事，並授他為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閻錫山瞭解詳情後，並不馬上表明態度，也就任北方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職，仍持觀望態度。馮玉祥多次催促他出兵討奉，他置之不理。到了1927年6月，北伐軍會師鄭州，奉軍潰敗北撤，他認為時機已到，才宣佈就職，開始懸掛青天白日旗，正式歸屬國民政府，並出兵娘子關，佔領石家莊。隨後，他又按兵不動，保存實力。7月，他在山西實行“清黨”運動，同時，又進行了山西第三次擴軍，收編了一些地方部隊，把晉綏軍統編為七個軍。
對閻錫山的易幟，張作霖甚為不滿，派人到山西拉攏，並以“安國軍政府”副元帥相許。閻錫山表示，雖然易幟，但不一定與奉張決裂。張作霖見閻錫山按兵不動，加上寧漢不和，蔣介石被逼下野時之機，率兵南下反攻，一路攻打在河南的武漢國民政府之張發奎部，一路沿津浦線援救孫傳芳。與此同時，張作霖也派于珍前往豐鎮平地泉一帶部署軍事。閻錫山察覺此舉是針對自己來的，便於1927年9月，公開與張作霖決裂，向奉軍發起攻擊，爆發了晉奉之戰。
開戰之初，晉軍占主動地位。閻錫山以徐永昌為右路軍總指揮、孫楚為前敵指揮，集中四個軍的步兵附以騎兵和炮兵，沿京漢路西側前進。以商震為總指揮，張蔭梧為前敵指揮的左路軍，集中兩個軍的步兵附以騎兵、炮兵沿京綏路兩側前進。另以傅作義及李服膺兩部，出蔚縣走山路，直取北京。晉軍開戰告捷，右路軍佔領石家莊、新縣，向望都攻擊，左路佔領宣化。10月7日，奉軍反攻。激戰十天，奉軍在京漢線佔領了定州、正定、石家莊；在京綏線佔領了宣化、張家口、柴溝堡。晉軍全線撤退。奉軍又集中號稱三十萬大軍，張學良、韓麟春部沿京漢線，張作相、萬福麟部沿京綏線大舉攻擊。晉軍憑險固守，奉軍無法突破晉軍防線，戰爭呈膠著狀態。從10月15日雙方開始了圍繞涿州的為時三個月的空前激烈的攻守戰，直到1928年1月12日晉軍撤退，奉軍和平接受涿州城，戰事始告結束。
晉軍失敗後，馮玉祥部也受到奉軍的威脅，閻、馮為了擺脫困境，聯名致電下野後留居日本的蔣介石回國，主持“北伐”戰爭，共同對付張作霖。不久，蔣介石從日本回到南京，再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1928年2月，蔣介石在徐州召開軍事會議，改編軍隊，成立四個集團軍。閻錫山的北方國民軍編為第三集團軍，閻錫山任總司令。4月，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四個集團軍聯合北伐。閻軍一舉奪取石家莊，收復大同，進而攻打保定。與此同時，他派人潛入天津，與日本駐屯軍司令新井勾結。新井表示：“閻軍如果佔領保定，日軍保證北京、天津不用放一槍，唾手可得。”閻錫山得到日軍許諾後，全力攻打保定，迫使張學良放棄保定北撤，6月，閻軍不戰而相繼佔領北京、天津。面對這一事實，蔣介石也只好委任閻錫山兼任平津衛戍總司令。閻錫山舉張蔭梧為北平警備司令，傅作義為天津警備司令、商震為河北省主席。至此，閻錫山通過投機手段兼併了晉、冀、察、綏四省及平津兩市，勢力驟然擴大。
在此期間，閻錫山的第三集團軍不斷擴編，到1928年7月，他已擁有十一個軍，轄三十個師。朱綬光為參謀長，商震、楊愛源、徐永昌、傅存懷、傅作義、豐玉璽、張蔭梧、譚慶林、李維新、徐源泉、方玉晉分任各軍軍長。此外，李培基、趙承綬、孫楚、高鴻文、王靖國、李服膺、李生達、周玳、楊澄源、彭毓斌、史澤波、陳長捷等都是他的重要將領。
國民黨“北伐”成功以後，蔣介石企圖利用編遣會議，削弱非嫡系部隊，使得蔣介石與其他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的矛盾再度激化。1929年3月至6月，爆發了蔣桂戰爭，閻錫山坐山觀虎鬥。蔣介石擊敗桂系後，又轉而攻擊馮玉祥，先後收買策動馮軍韓複榘、石友三、劉鎮華、楊虎城、馬鴻逵等部，馮玉祥被迫於5月27日通電下野。閻錫山為挾馮以自重，向蔣討價還價，於6月將馮玉祥誘騙到太原，隨後將馮軟禁於五台縣建安村。同年8月，蔣介石召開編遣實施會議，欲強行削弱各地實力派的兵力，蔣、閻的矛盾加劇，閻錫山轉而實行聯馮抗蔣的方針。10月10日，西北軍將領宋哲元等二十七人通電反蔣，分三路進攻河南。正當蔣馮兩軍激戰之際，閻錫山卻又按兵不動。蔣介石見有機可乘，正式任命閻錫山為全國陸海空副總司令。閻錫山又被蔣介石拉攏過去，宣佈就任此職，馮玉祥再遭軟禁，馮軍被迫退至潼關以西。1930年1月，馮玉祥密令西北軍將領主動與蔣介石聯絡，閻錫山聞訊，擔心蔣馮合作對付自己，急忙主動與馮玉祥修好，3月8日，馮玉祥回一潼關。
在蔣馮衝突的同時，蔣介石與唐生智之間也爆發了一場戰爭。閻錫山開始時與唐生智、石友三秘密聯繫，策劃聯合反蔣。但戰爭爆發後，閻錫山，石友三均被蔣拉攏，背棄前約，出兵助蔣討唐。唐生智戰敗，殘部被蔣、閻改編。
閻錫山就是這樣，在軍閥混戰之中，看風使舵，處處投機鑽營，不斷壯大自己的力量，終於有一天，他要和蔣介石直接較量，爭奪最高領導權。
三
在桂系、馮系、唐系先後遭到蔣介石的打擊時，閻錫山靠著他的投機本領，使晉系得到了發展。但是，閻錫山心裏也明白，蔣介石雖然處處處利用他，但當蔣介石打敗了桂、馮、唐等派系後，下一個打擊的目標就是自己了，他和蔣介石的下面交鋒是在所難免的。當然，他也知道，光憑晉系的力量無法對抗蔣介石的打擊，必然要聯絡全國的反蔣勢力，結成聯盟，由自己充當盟主。
1930年1月，蔣介石派吳鐵城到太原，代表南京政府要閻錫山補行就職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宣誓儀式。實際上閻錫山早已宣佈就職，蔣介石此舉無非是逼閻錫山宣誓服從蔣記中央。閻錫山大為不滿，於是在1月22日舉行的就職宣誓儀式上借機發表演說，駁斥蔣介石的武力統一論，攻擊蔣介石的施政方針。接著，閻、蔣之間展開了一場所謂“國是”之爭的電報論戰。2月10日，閻錫山首先致電蔣介石，指出“戡亂而不如止亂，不止亂而一昧戡亂，國內紛亂，將無已時”，並提出“為今之計，禮讓為國，舍此莫由”，表示請蔣下野。以此電為開端，甯晉之間的電報論戰長達兩個月，互相責駡，喋喋不休。
在電報戰期間，全國反蔣勢力紛紛派代表雲集太原，表示願意擁戴閻錫山為反蔣領袖，商定倒蔣事宜，正式形成反蔣陣線。3月14日，鹿鐘麟等五十七位將領發出倒蔣通電，擁護閻錫山為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張學良為副總司令。3月21日，閻、馮公開發出倒蔣通電，全國各個反蔣的大小軍閥陸續起而回應。4月1日，閻錫山在太原就任總司令，同日，馮玉祥、李宗仁在潼關、桂平各就副總司令職。閻錫山成立了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先後召開了所有軍閥代表和所部高級軍官會議，決定集結重兵，組織八個方面軍，沿平漢線、隴海線和津浦線三路進擊。蔣介石亦針鋒相對，在南京以“國民政府”名義，於4月4日下令免除閻錫山所任各項職務，並通令拿辦；5日，下令討伐閻錫山。於是，空前規模的中原大戰爆發了。
中原大戰展開後，閻錫山赴鄭州與馮玉祥會晤，商討作戰方略，決定在隴海路豫中方面，平漢路豫南方面，均採取攻勢防禦，在津浦路之魯北方面，則採取攻勢，待有進展後，再全線出擊。在作了相應兵力部署之後，閻錫山在魯北晏城設行營，親自指揮作戰。5月22日起，蔣、馮、閻激戰于魯、豫千里戰場。戰爭初期，馮玉祥軍在平漢路及隴海路大敗蔣軍，晉軍也攻佔濟南，向徐州、蚌埠進逼。但是不久，反蔣派內部矛盾逐漸暴露，各派軍隊各懷異志，一味保存實力，貽誤戰機。蔣介石乘機調整兵力部署，重點在津浦線上打擊晉軍。閻錫山即採取守勢，使馮軍在隴海線上失去呼應。8月15日，蔣軍重占濟南，晉軍敗退黃河以北。蔣介石乘勢把重兵用於隴海線上，9月6日開始總攻。閻錫山為保存實力，密令隴海線晉軍向黃河以北撤退，使馮軍孤軍作戰，形勢急轉直下。
與此同時，反蔣聯盟積極在北平籌建國民政府，以閻錫山為主席。閻錫山為取“久久”諧音作為吉兆，於1930年即民國19年9月9日上午9時，在北京懷仁堂宣誓就職，這就是北平民國政府，時稱“四九小朝廷”。
9月18日，在交戰雙方都力圖爭取的張學良，接受了蔣介石任命的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一職及巨額款項，發表通電，倒向蔣介石，派出十二萬東北軍大舉入關，威脅倒蔣聯軍的後路。閻錫山見大勢已去，發表通電聲稱“願退避三舍”，令晉軍全線撤退，把幾百里戰線，大片陣地讓給蔣軍，使馮軍措手不及，苦戰之後全軍瓦解，分別被蔣介石、張學良所改編。就這樣，頗有聲勢的一場倒蔣戰爭，因閻錫山的懦弱、動搖、破壞而終告失敗。當時，有人畫了一幅漫畫，畫中：閻錫山一手拿算盤，一手拿帳本；蔣介石一手拿金錢，一手拿飛機；馮玉祥一手拿大刀，一手拿窩頭，把三方在中原大戰中的形態描繪得準確、生動。
閻錫山雖然戰敗，但他不象馮玉祥把老本都賠上，由於他在戰爭中時時撥動自己的算盤，雖然戰敗，但總算保住了多年苦心經營的晉綏軍及其山西老巢。閻錫山敗回太原後，對退路作了周密的佈置，他把陸海空軍總司令部撤銷，成立晉綏警備司令部，安排親信徐永昌、楊愛源任正副司令，替他看守山西、綏遠的地盤。同時，他對地方上有權力的人士也作了收買和佈置。然後，他自己化裝潛入日本人控制的大連，暫作寓公，遙控山西。他經常派親信副官劉升潛回太原，瞭解情況，傳達指示，要徐永昌和楊愛源團結控制晉綏軍各軍、師長，不要為蔣介石和張學良所收買利用。中原大戰後，晉綏軍為張學良裁併，表面上，徐永昌、楊愛源接受了張學良的裁編命令，但實際上他們是根據閻錫山的指示作人事調整的。
閻錫山外逃後，山西蔣記國民黨省党部大量通緝、開除閻錫山的骨幹分子。另外，山西的知識份子也于1931年1月9日成立了山西善後協進會，揭發閻錫山的種種罪行，並派代表分赴南京、北平等地呼籲聲援。協進會提出如下要求和號召：（1）山西駐軍以師為單位，一律編為國防軍，開赴邊疆；（2）財政絕對公開，向中央力爭2400萬金融公債；（3）將山西兵工廠改為農具製造廠，收回正太路；（4）厲行軍民分治。2月9日，協進會代表張策到南京向國民黨中央請願，提出了五點要求，基本內容同上。由於閻錫山出逃前，對山西的軍政要員和地方上有權勢的人士作了收買和佈置，多數人為閻所用，不願參加這次反閻運動，因而協進會的活動很快也煙消雲散。
儘管如此，閻錫山還是擔心離晉日久，軍隊離心，老巢傾覆，遂於1931年8月5日，在日本飛機護送下回到大同，隨即返回五台縣河邊村。同僚們都為他的安全擔心，而他自恃有日本人撐腰，而且預言說：“過不了多久，全國就要行動起來，反對蔣介石和張學良。他們將自顧不暇，對我也無可奈何。”果然，一個月後，“九•一八”事變爆發，蔣介石和張學良都無暇顧及閻錫山。這時，汪清衛從法國回國，高唱“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的調子，又同蔣介石合流，擔任了國民政府行政院長。閻錫山為了取得清精衛的支持，派親信趙丕廉駐南京與汪聯繫，同時，還派山西省政府主席徐永昌到北平活動，通過宋美齡的關係向蔣介石疏通。這時，蔣介石也表示“捐棄前嫌，團結禦侮”，接受了汪精衛的提議，於1932年2月，委派閻錫山為太原綏靖公署主任。2月19日，閻錫山由河邊村回到太原就職，不久，閻錫山又恢復了國民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委員等職務，並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從此，閻錫山與蔣介石重新合流，再度統治晉綏兩省。
四
閻錫山回太原任職以後，加緊發展自己的勢力，制定了《山西省政十年建設計畫案》，發展山西的輕重工業，同時，也加緊對人民的殘酷剝削。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加快了對中國的侵略步伐，熱河淪陷、華北危急，山西也處於抗日前沿。1935年10月，中央紅軍走上北上抗日，到達陝北。陝北蘇區日漸擴大，紅軍勢力日益增強。這時，閻錫山十分恐慌，日夜考慮的中心問題是防共反共，派兵西渡黃河協助陝西國民黨軍“進剿”紅軍。1935年冬，中共中央為了民族利益，發表了停止內戰，槍口對外的聲明，要求閻錫山允許紅軍通過山西地區開赴前線抗日，但閻錫山拒絕紅軍的要求，派兵阻止紅軍東渡對日作戰。1936年2月，中共中央發表“東征宣言”，東征紅軍渡過黃河，擊破阻擊的閻軍。閻錫山主動請蔣介石派兵入晉，蔣介石趁機即派五個師開進山西。中共中央為了珍惜國力，履行“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主張，於5月5日發出“回師通電”，東征紅軍撤回黃河以西。
1936年7月，日軍侵佔察北六縣，準備進犯綏遠。閻錫山為了保護自己的地盤，只得提出“守土抗戰”的主張，並成立了山西統一戰線性質的抗日救亡群眾組織——主要由共產黨人薄一波等領導的“犧牲救國同盟會”。全國各地許多進步青年湧向山西，參加抗日。1936年11月，閻錫山派傅作義指揮晉軍向日軍佔領的百靈廟發起進攻，經過激戰，將敵擊潰，收復了綏北要地百靈廟。
1937年“七•七”事變後，閻錫山被任命為第二戰區司令長官，晉軍改編為第六、第七集團軍，紅軍改編為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朱德兼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第十八集團軍挺進華北前線，與國民軍聯合作戰。8月上旬，日軍侵入南口後，戰事進入第二戰區晉綏兩省。閻錫山將部隊佈防於天鎮、大同等要隘，自己到雁門關西面的嶺口，佈置行營，親自指揮作戰。不久，天鎮失守，閻錫山將王靖國、傅作義、李服膺等軍一齊調進雁門關以南，扼守平型關至陽口一線。9月，日軍大舉進攻太原，閻錫山在八路軍的配合下，組織了太原會戰，中國軍隊與日軍展開了激戰，給日軍以沉重的打擊。但不久，保定、灃源、石家莊等相繼陷入敵手，雁門關一線亦被日軍突破，閻錫山指揮部隊退守第二道防線——忻口防線。閻錫山集中了八萬人的兵力，由衛立煌為前敵總司令，組織忻口防禦戰役。戰鬥非常的激烈，雙方死傷慘重。10月15日，第九軍軍長郝夢齡中彈犧牲。日軍攻下忻口，曾三易指揮官。後因平漢線上國民黨撤至石家莊以南地區，日軍主力川岸師團直撲娘子關，威脅太原，閻錫山被迫放棄忻口，向太原撤退。日軍尾隨追擊，很快迫近城下，傅作義率部與日軍激戰兩天，終因力量不支，放棄太原南撤。
11月8日，閻錫山將部隊撤至臨汾，進行整軍，在共產黨和八路軍建議和推動下，閻錫山組織了第二戰區“民族革命戰爭戰地動員委員會”，先後成立了四個“抗日決死隊”和其他抗日民眾武裝。但是，1938年3月初，臨汾失陷後，閻錫山的官僚統治集團陷於異常混亂的狀態，失敗主義情緒以及各種亡國論調籠罩及擴散。而共產黨所領導的“犧盟會”、“決死隊”等進步力量，則紛紛轉入敵後，積極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武裝，建立敵後政權，發展抗日遊擊根據地。閻錫山看到這種發展趨勢，深怕大權旁落，無法掌權，便採取“內部分化”、“製造摩擦”、“派兵監視”等各種反動措施，製造分裂，限制進步活動。
1938年12月，日軍進攻吉縣，閻錫山倉皇率部西渡黃河，向陝西宜川退避。此時，他對抗日已喪失信心，日軍也加緊對他進行誘降。閻錫山決心採取“降日擁蔣反共”的路線，他對部屬說：“抗日要準備聯日，擁蔣要準備反蔣，聯共要準備反共”，並美其名曰“二的哲學”、“唯中哲學”。1939年10月，閻錫山下令解散“戰委會”，取締“犧盟會”，接著又以軍隊要“正規化”為藉口，將“決死隊”取消，把抗日新軍改編為幾個旅，撤銷薄一波等決死隊縱隊政委的職務。他的這些行動，受到共產黨人薄一波等的堅決抵制。12月，閻錫山公然製造了“十二月事變”。他與日軍勾結，命令第七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綬等率部進攻決死隊各縱隊，大肆屠殺摧殘革命人士，使山西抗日力量遭受到重大損失。
“十二月事變”後，閻錫山加緊與日軍勾結，多次派趙承綬等與日軍接觸，商談投降條件。1941年8月11日，趙承綬與日軍代表田邊盛武和楠山秀吉簽訂了《汾陽協定》，閻錫山實際是想降日充當漢奸傀儡。後因共產黨、八路軍的阻止，閻錫山又有所顧忌。之後，閻錫山與日軍打打停停，但降日的打算並未放棄。1942年4月，閻錫山又派趙承綬到太原會見日軍山西駐軍參謀長花谷正。花穀正提出，必須與閻錫山直接談判，才能解決問題。5月，閻錫山親自與日方在吉縣安平村舉行會談。因條件不合，會談未獲結果。後日軍將《汾陽協定》及“安平會議”開會所拍照片印刷，用飛機投撒西安，公佈於世，並對閻錫山發動進攻。雖然如此，閻錫山仍與日軍繼續聯繫，直到日本投降。
1945年8月，日本帝國主義宣佈無條件投降後，閻錫山與日偽軍勾結，即調動兵力搶佔太原等重要城市。閻錫山以留用技術人員作掩護，留用日軍戰俘與技術人員五千余人，其中有戰鬥力的三千餘人，編為六個大隊。隨後，他又將偽軍改編為五個“省防軍”，為他奪取人民的勝利果實賣命。
1945年9月，閻錫山抽調重兵，令第十九軍軍長史澤波等率十三個師，分左、右兩路，向上黨解放區進犯。劉伯承、鄧小平調集晉察魯豫主力部隊三萬餘人，民兵五萬餘人奮起自衛。經過四十餘天的激戰，閻軍精銳三萬餘人被殲，第七集團軍副司令彭毓斌被擊斃，史波波等二十七名將官被俘虜，上党戰役使閻錫山的實力損失慘重。
其後，閻錫山在山西極力推行各種暴政，加強特務統治，組織“還鄉團”，向廣大農民進行反攻倒算，並積極追隨蔣介石進行反共反人民的內戰。但是，隨著人民革命戰爭的深入發展，閻錫山遭到一連串的打擊和失敗。從1946年11月底開始，晉西各縣相繼被陳賡、王震等部攻佔。1948年6、7月間，人民解放軍發動晉中戰役，閻錫山所部被殲十萬人，丟失了縣城十多座，連太原綏靖公署副主任趙承綬也被俘虜，閻錫山只有困守太原，作垂死掙扎。1948年7月以後，太原城已被人民解放軍包圍，解放軍多次提倡和平談判，均遭到閻錫山的拒絕。其所屬第三十軍軍長黃樵松準備舉行和平起義，被閻錫山逮捕，押送南京交蔣介石槍殺。
1949年1月，原晉軍將領陳長捷在天津戰敗被俘，傅作義在北平率部接受和平改編，閻錫山更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雖然他還狂妄叫喊，要與太原共存亡，暗地裏卻指使其親信在蔣介石、李宗仁面前活動，建議李宗仁電邀他到南京“討論國事”。1949年3月，他假借開會之機，倉皇逃往南京。4月24日，人民解放軍徐向前兵團一舉攻克太原，全殲守敵。第六十一軍軍長趙恭被擊斃；國民黨山西省代理主席梁化之服毒身亡；第十兵團司令官王靖國、第十五兵團司令官孫楚，以及趙世珍、孫福麟、劉奉濱、溫懷憲、曹國忠、韓步洲、高倬之、劉效曾、陳如日等一批高級將領被俘虜，閻錫山苦心經營的晉綏軍徹底覆滅（9月19日，綏遠省保安司令兼省主席董其武率部起義，綏遠和平解放），閻錫山在山西長達三十八年之外的統治亦徹底結束。
閻錫山逃出太原後，於6月3日出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院長。然而，“閻內閣”僅僅存在一個星期，到6月11日，就被在廣州成立的以蔣介石為主席的中央非常委員會所替代，他實際是個毫無實權的“院長”。“閻內閣”可以說是國民黨統治時期最後一屆內閣。1949年10月11日，閻錫山隨“國民政府”遷逃重慶，重慶解放後，又逃往成都。12月8日，人民解放軍迫近成都，閻錫山見已無立身之所，只得飛往臺灣。
閻錫山逃往臺灣後，曾任臺灣總統府資政和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等，繼續著書進行反共宣傳，直到臨死前還叫囂著要重返太原，1950年5月23日，閻錫山在臺北病逝。
還有幾位晉軍的主要將領即徐永昌、楊愛源、商震、傅作義等，他們的結局也應讓讀者知道。
徐永昌（山西崞縣人），1937年後，歷任軍委會辦公室主任，保定行營主任、國民政府軍令部部長。1945年9月2日，以中國代表團團長身份，在日本投降書上簽字。1948年，徐永昌出任國防部長，其後一年多時間，他活動於太原、北京、綏遠之間，企圖挽回國民黨的危局，失敗後去臺灣，任總統府資政、國民黨中央評議委員等。1959年7月13日，徐永昌在臺北病逝。
楊愛源（山西五台人），1937年後，歷任第六集團軍總司令、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太原綏靖公署副主任。太原解放前夕逃走，1949年底去臺灣，任總統府戰備委員會顧問。1959年1月，楊愛源在臺灣病逝。
商震（浙江紹興人，生於河北大城縣），1935年後，歷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河南省政府主席、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第六戰區司令長官、軍委辦公廳主任、中國駐美國軍事代表團團長、總統府參軍長，1947年4月起任駐日本軍事代表團團長。1949年國民黨在大陸失敗後，商震棄政從商，並定居日本。1974年曾回國觀光。1978年5月15日，商震在東京病逝。根據其生前願望，其骨灰後來被安放在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
傅作義（山西榮河人），1915年二十歲從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後，即在晉軍中任職，後成為擁兵數十萬的國民黨高級將領，1949年任華北“剿共”總司令。在平津戰役中，傅作義能順應歷史潮流，選擇和平起義的道路，使北京這座歷史名城免遭炮火的摧毀。新中國成立後，傅作義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水利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國防委員會副主席等，為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1974年4月19日在北京病逝，終年七十九歲。
琰容 2012-10-22 10:43
07章 蔣系軍閥(蔣中正)
曾在中國現代史上顯赫一時的馮玉祥和閻錫山等，都先後被新崛起的軍閥蔣介石所擊敗，不得以而處於臣服的地位。這一章，我們就專門談談一代梟雄蔣介石是如何發跡，如何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隊——中央軍，從而統治中國二十一年之久的。
蔣介石，浙江省寧波地區奉化縣溪口鎮人，1887年10月31日出生。學名志清，官名中正，字介石，以官名及字並行於世。蔣介石的祖父叫蔣斯千，字玉表，是一位鹽商；父親叫蔣明火，字肇聰。在蔣玉表死後繼承家政。蔣肇聰前後娶過三房正式夫人，元配徐氏生長女蔣瑞春、長子蔣周康（字介卿）；徐氏死後，娶繼室孫氏，孫氏不久亡故，無所出；後又娶嵊縣王采玉為填房，生蔣介石及蔣瑞蓮（另有一女一子早亡）。蔣介石九歲時，父親蔣肇聰去世，母親王采玉管理名下家產，撫養蔣介石及蔣瑞蓮。蔣介石十五歲時，娶奉化縣岩頭村“毛祥豐”南貨號老闆毛鼎和之女毛福美為妻。毛福美比蔣介石大五歲，八年後，即1910年3月18日，生下兒子蔣經國。
蔣介石七歲開始在私塾讀書，曾先後入過錦溪鳳農學堂、寧波箭金公學、奉化龍津中學等。他自幼頑劣，不甚喜好典籍，總想將來當一名叱吒風雲的軍人。二十歲時，他自費到日本，想讀軍校，但因日本只收公費留學生，結果只好回國。回國後，恰逢袁世凱在保定辦陸軍速成學堂，即保定軍官學校，在浙江招生。蔣介石即去投考並考取。第二年即1908年，蔣介石因成績表現優異，成為保定軍官學校第一批被派往日本深造的四人之一。蔣介石先入日本東京振武學校，後入日本士官學校，結識了張群、陳其美等人，又經陳其美而結識了孫中山，在日本期間，蔣介石加入了中國同盟會。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日本。蔣介石、張群等一些青年士官生即乘輪回國，10月30日到達上海。蔣介石參加了陳其美指揮的上海光復之役。陳其美出任上海都督後，蔣介石被任命為攻浙先鋒隊指揮官、滬軍第五團團長。
1912年1月14日，陳其美派人刺殺了光復會首領陶成章，孫中山下令“嚴速究緝”，蔣介石因陶案牽連，逃避日本。1913年春，蔣介石回到上海參加孫中山發動的“二次革命”，受命進攻江南製造局，失敗後遭滬軍都督楊善德下令緝捕，蔣介石被迫逃往陳其美的娘姨姚怡誠的臥室內，遂納姚怡誠為側室。姚室沒有生孩子，後將戴季陶與日本籍外室生的兒子領來代養（其時日婦已去世），這就是蔣緯國。“二次革命”失敗，孫中山和陳其美等逃亡日本，蔣介石只好在上海混跡於江湖，拜青幫頭子黃金榮為師，並與洪幫頭子虞洽卿、青幫頭子杜月笙等結為好友。
1914年6月，蔣介石再度到日本，追隨孫中山，其後曾被派回上海、哈爾濱活動反袁，但均告失敗。1915年，蔣介石又隨陳其美回國，謀劃奪取上海，但未成功。1916年5月8日，陳其美被袁世凱派人刺殺。陳其美是蔣介石的同鄉，比蔣介石大十一歲，是蔣介石在政治上的良師益友，後來陳其美的兩個侄子陳果夫、陳立夫一直受到蔣介石的重用。
陳其美死後，蔣介石被孫中山派往山東濰縣居正的革命軍中任參謀長。1918年3月，蔣介石被孫中山召到廣州任陳炯明司令部作戰科主任，不久又被調到福建長泰當援閩粵軍第二支隊司令。後所部與浙軍發生火拼，蔣介石隻身逃離福建往上海，奉孫中山命在上海開設一家商品交易所，經過一年時間，賺了一百萬元，為孫中山籌措了一筆活動資金。
1920年，蔣介石受孫中山之命重返軍界。10月，到達汕頭參加陳炯明的部隊進軍廣州。11月，蔣介石不願與陳炯明共事而回上海，與蘇州女子陳潔如同居，後陳潔如領養一女，取名蔣瑤光。1921年6月16日，蔣母王采玉去世，蔣介石回家奔喪，孫中山亦派陳果夫作為個人代表參加了葬禮，還親筆題了“蔣母之墓”四個字。1921年10月，蔣介石返回廣州，協助孫中山擬訂進軍兩廣進而統一中國的作戰計畫。1922年6月，蔣介石返回家鄉祭奠其母逝世一周年。此時，陳炯明在廣州叛變，圍攻總統府。6月17日，孫中山登上永豐艦（後改名中山艦），率海軍與陳炯明叛軍對抗。孫中山急電蔣介石回粵。6月29日，蔣介石趕到廣州，登上永豐艦護衛孫中山，于8月9日乘英輪轉香港，8月14日到達上海。9月間，蔣介石寫出了《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一書，歌頌孫中山，痛斥陳炯明。孫中山親自為之作序，因此而對蔣介石更加信任。10月間，蔣介石被孫中山任命為許崇智的第二軍參謀長。1923年2月，孫中山回廣州設大元帥府，蔣介石又被任命為大本營參謀長。1923年8月，蔣介石以“孫逸仙博士代表團”團長的身份被孫中山派往蘇聯考察。在蘇聯期間，蔣介石考察了蘇聯黨政軍的組織情況，參觀了陸軍海軍學校，會見了托洛茨基等人。12月15日，蔣介石回到上海，並寫了一個考察報告。
1924年1月16日，蔣介石回到廣州向孫中山複命。當時，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已經形成，為了培養革命的軍事骨幹，建立革命的武裝力量，以推翻北洋軍閥的統治，孫中山在蘇聯和中國共產黨的幫助下，決定創建一所革命軍官學校，因地址高在廣州黃埔，故簡稱黃埔軍校。由於蔣介石深得孫中山的信任，於1月24日，被孫中山指派為黃埔軍校籌備委員會委員長。1月26日，正式組織籌備委員會，王柏齡、李濟深、沈應時、林振雄、俞飛鵬、張家瑞、宋榮昌為籌委會委員。1月29日，孫中山任命廖仲愷為大本營秘書長，協助籌畫軍校開辦事宜。蘇聯顧問鮑羅廷將軍等也參加了籌備工作。2月16日，黃埔軍校正式開始各項工作。
黃埔軍校機構由校總理、校長、黨代表組成校本部、直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其編制序列是：校總理孫中山、校長蔣介石、黨代表廖仲愷、政治顧問鮑羅廷（蘇）、軍事顧問加倫（蘇）、政治部主任戴季陶、教授部主任王柏齡、教練部主任李濟深、教育長胡謙、軍事戰術總教官何應欽、軍需部主任周駿彥、軍醫部主任宋榮昌。
蔣介石雖然出任黃埔軍校校長及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委員，但他還嫌官小無實權，竟於黃埔軍校正式建立後幾天，即2月21日私自跑到上海。孫中山叫他回廣州，他回信說：“中正如果回粵，焉能專心辦學而不過問軍事政治？”於是，5月3日，孫中山又任命他為黃埔軍校校長兼粵軍總司令部參謀長，他才肯回校。5月5日，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入校學習。6月6日，黃埔軍校舉行開學典禮，孫中山親臨致開學辭，指出：“開辦這個軍官學校獨一無二的希望，就是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黃埔軍校正式成立。
二
蔣介石是靠黃埔軍校起家的。黃埔軍校是在實現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條件下，孫中山在蘇聯政府和中國共產黨幫助下創辦起來的中國歷史上第一所培養革命幹部的陸軍軍官學校，它為國共兩党培養造就了大批軍事政治人才和高級將領。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黃埔軍校一共開辦了六期，有不少國共兩黨著名的人物都在軍校工作過。
在共產黨人中，如周恩來、熊雄擔任過政治部主任；聶榮臻擔任過政治部秘書；葉劍英擔任過教授部副主任；肖楚女、惲代英、李富春等擔任過政治教官。而這六期的學生之中，有不少人日後也成了共產黨的高級將領，如徐向前元帥（一期）、林彪元帥（四期）、陳毅元帥（六期）、陳賡大將（一期）、許光達大將（五期）、羅瑞卿大將（六期）、周士第上將（一期）、陳奇涵上將（學生隊隊長）、楊至成上將（五期）、陳伯鈞上將（六期）、郭天明上將（六期），以及項英、左權、周逸群、盧德銘、劉志丹、朱雲卿、袁國平、王爾琢等。
而蔣介石作為黃埔軍校的校長，在培植自己的勢力，建立自己的嫡系部隊——中央軍的過程中，更是依靠了一批跟隨他的“黃埔系”軍人，這批黃埔系軍人，是蔣介石的中央軍的支柱。從下列的名單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一事實：
在黃埔軍校中擔任過領導人、軍事教官、學生隊隊長等的國民黨高級將領有：何應欽、顧祝同、陳誠、周至柔、劉峙、蔣鼎文、俞飛鵬、張治中、錢大鈞、嚴重、陳繼承、王俊、陳焯、張靜愚、盧浚泉、王懋功等。
在黃埔軍校前六期畢業，以後擔任國民黨集團軍副總司令、兵團副司令官以上職務的有：
（一期）丁德隆、王仲廉、王敬久、王叔銘、鄧文儀、甘麗初、關麟征、孫元良、劉戡、劉嘉樹、李文、李玉堂、李仙洲、李及蘭、李延年、李良榮、李鐵軍、李默庵、張鎮、張世希、張雪中、張耀明、陳鐵、陳武、陳大慶、陳明仁、何紹周、杜聿明、宋希濂、羅奇、周振強、鄭洞國、範漢傑、胡宗南、賀衷寒、侯鏡如、袁朴、袁守謙、桂永清、宣鐵吾、俞濟時、夏楚中、黃傑、黃維、黃珍吾、梁華盛、彭善、曾擴情、董釗、霍揆彰。
（二期）方天、毛邦初、李士珍、覃異之。
（三期）王耀武、方先覺、石覺、劉安祺、康澤。
（四期）文強、劉煒、劉玉章、李彌、沈向奎、胡長青、胡璉、羅列、周志道、鐘彬、高吉人、高魁元、蔣堅忍。
（五期）陳克非、郭汝瑰、唐守治、彭孟輯。
（六期）唐縱、廖耀湘、戴笠。
（潮州分校一期）毛人鳳等。
此外，在國民黨中央軍中擔任軍長以下職務的，還有大批都是黃埔軍校前六期的畢業生。
蔣介石擔任黃埔軍校校長期間，以“左派”的面目再現，給黃埔學生作了數十次的演講。另一方面，他又在學校秘密組織“孫文主義學會”，監視共產黨，培養右翼政治勢力。由於當時正處於大革命時期，蔣介石不敢也不能公開反對革命。
1924年10月，廣州發生商團叛亂，蔣介石承擔了孫中山交給的率領黃埔學生平叛的任務。10月15日，在一天之間，黃埔學生就將商團在廣州的據占全部攻佔，學校首樹軍威。同年11月，孫中山北上，胡漢民代理大元帥職務時，廣東軍閥陳炯明叛亂。1925年2月，黃埔軍校的學生組織東征部隊進行第一次東征，取得了勝利。3月12日，孫中山在北京病逝。6月初，滇、桂軍閥楊希閔、劉震寰舉行叛亂，佔領廣州。東征的學生軍奉命撤離東江，回師平叛。6月12日，回師校軍和其他革命軍隊一起，向叛軍全線進攻，僅用了一周時間，便擊潰滇、桂聯軍，收復廣州，楊希閔、劉震寰逃往香港。
1925年8月20日，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在廣州中央黨部門前遭到暴徒襲擊，中彈身亡。當天，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及軍事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決定由汪精衛、許崇智、蔣介石組織特別委員會查處。後查明這次刺殺廖仲愷是由國民黨右派朱卓文、胡毅生、魏邦平、林直勉等人策劃的。這些人有的是胡漢民的老部下，有的是許崇智管轄下的現役軍人。蔣介石乘機把刺廖的罪名推到胡漢民、許崇智的身上，派學生軍包圍了他們的公署，逼迫胡漢民出國，許崇智逃亡上海。8月24日，蔣介石當上了廣州衛戍司令。26日，蔣介石把黃埔軍校的兩團學生軍組成國民革命軍第一軍，自任軍長。這樣，蔣介石利用廖案擴大了權力，掌握了軍隊。
1925年10月，蔣介石率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等進行第二次東征。當時，周恩來擔任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兼第一軍第一師黨代表和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黃埔軍校教官和畢業學生，擔任第一軍各級指揮官和黨代表。經過激戰，東征軍攻佔陳炯明老巢惠州，其他殘餘部隊也很快被肅清，廣東革命根據地得到鞏固。
蔣介石羽翼漸豐以後，開始露出他反動的真面目。1926年3月16日，蔣介石指使孫文主義學會分子歐陽格，以黃埔軍校駐省辦事處名義，傳令海軍局代理局長、中山艦艦長李之龍（共產黨員），調中山艦到黃埔候用。當中山艦開到黃埔後，蔣介石派系隨即散佈謠言，誣陷“中山艦擅入黃埔，是共產黨陰謀暴動”。3月20日，蔣介石宣佈全城戒嚴，命令解除中山艦武裝，逮捕李之龍，派軍隊收繳工人糾察隊武裝，包圍省港罷工委員會和蘇聯顧問住所，強迫在第一軍工作的周恩來等共產黨員退出該軍。中山艦事件（也稱“三•二O”事件）是蔣介石陰謀奪取國民黨和國民革命軍領導權的重要步驟。毛澤東、陳延年、周恩來主張以葉挺獨立團為主，發動工農群眾，聯合國民黨左派和其他各軍，聲討蔣介石，逼其下臺，但中共總書記陳獨秀採取讓步政策，結果，共產黨員全部退出第一軍。同時，蔣介石借中山艦事件排擠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將事件諉過於汪精衛，說汪精衛挑撥國共關係，迫使汪精衛離開廣州出國。4月16日，召開國民黨中央党部與國民政府聯席會議，改選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蔣介石出任軍事委員會主席，進一步掌握了國民黨軍政大權。
數天后，蔣介石又提出“整理黨務案”，共九條內容，規定共產黨人不能再擔任國民黨中央党部的部長；限制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者，在國民黨高級党部任執行委員時，其額權不得超過該党部執行委員總權三分之一等。此案於5月15日獲得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通過。蔣介石借此改組中央黨部。當上了組織部長和軍人部長。國民黨中央常委會委員長一職由張靜江代理，中央政治會議席由譚延闓代理，張、譚二人均受蔣介石操縱，至此，蔣介石把國民黨的党權也抓到手。
三
1926年初，廣東革命根據地得到統一和鞏固，廣西李宗仁、湖南唐生智等也加入了革命陣營，武裝討伐北洋軍閥的條件基本具備。同時，北洋軍閥聯合進攻北方馮玉祥國民軍並準備南伐，國共兩黨及時決定出兵北伐。1926年5月，第七軍鐘祖培第八旅和第四軍葉挺獨立團分途由桂、粵入湘援助唐生智，揭開了北伐戰爭的序幕。
蔣介石是極力主張北伐的。其時，他已初握大權，希望通過北伐，進一步擴大自己的權勢。1926年5月31日，國共合作的北伐總司令部成立。6月4日和6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國民政府先後任命蔣介石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7月9日，蔣介石舉行了總司令就職及國民革命軍北伐誓師典禮。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為李濟深，總政治部主任為鄧演達，前敵總指揮為唐生智，行營參謀長為白崇禧，兵站總監為俞飛鵬，軍事總顧問為加倫。
國民革命軍共轄八個軍，第一軍軍長何應欽，主要將領有王柏齡、蔣伯誠、顧祝同、張貞、馮軼裴、譚曙卿、葉劍英、王俊、劉峙、錢大均等；第二軍軍長譚延闓（副軍長魯滌平代），主要將領有魯滌平、岳森、張輝瓚、譚道源、戴岳、陳嘉佑等；第三軍軍長朱培德，主要將領有黃實、王均、朱世貴、李明揚等；第四軍軍長李濟深（副軍長陳可鈺代），主要將領有陳可鈺、陳銘樞、蔣光鼐、張發奎、朱暉日等；第五軍軍長李福林，主要將領有劉敏、練炳章、王若周等；第六軍軍長程潛，主要將領有唐蟒、鄧彥華、楊源浚等；第七軍軍長李宗仁，主要將領有王應榆、鐘祖懷、陶均等；第八軍軍長唐生智，主要將領有張一鵬、李品仙、劉興、何健、夏鬥寅、周瀾等。另有航空隊，由林偉成、張靜愚指揮。第二、三、四、六各軍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分別由中共黨員李富春、朱克靖、廖乾吾、林伯渠擔任。
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從廣州出師北伐，蘇聯顧問亦隨軍出征。北伐戰爭所面對的軍閥勢力主要有三支：一是據有河南、湖南、湖北和直隸南部的吳佩孚約二十萬人；二是盤踞江蘇、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的孫傳芳約二十萬人；三是據有東北和山東、直隸、熱河、察哈爾等地的張作霖約三十五萬人。北伐軍總兵力十余萬人。根據當時的軍事政治形勢，北伐軍決定採取各個擊破的作戰方針，先打吳佩孚，再打孫傳芳，後打張作霖。
北伐軍首先進入湖南作戰，7月11日便攻佔長沙。8月中旬，北伐軍總司令部遷往長沙。由於孫傳芳採取坐山觀虎鬥的態度，沒有積極援助吳佩孚，蔣介石於8月12日在長沙召開軍事會議，白崇禧、鄧演達、唐生智、李宗仁、陳可鈺及軍事總顧問加倫等出席。會議同意蔣介石提出的“打倒吳佩孚，聯絡孫傳芳，暫放張作霖”的策略，決定以四、七、八軍為中央軍，分左、右兩路首攻武漢；以二、三、六軍為右翼，擔任江西方面作戰；以第九軍（軍長彭漢章）、第十軍（軍長王天培）為左翼，擔任洞庭湖以西地區作戰。
蔣介石、唐生智率中路軍直趨武漢，很快突破了吳佩孚的汩羅防線，繼而攻克鄂南重鎮汀泗橋和賀勝橋。唐生智率第八軍從嘉魚、金口渡江繞攻漢陽；蔣介石親率四、七軍直取武昌，以期達到“先入者王之”的目的。但是武昌卻久攻不下，而唐生智則早已拿下漢口、漢陽。蔣介石只好讓唐生智的第八軍圍攻武昌，自己率部轉向江西作戰。唐生智於10月10日武昌首義紀念日攻下武昌，吳佩孚的主力被消滅殆盡。1927年初，廣州國民政府遷往武漢。
孫傳芳原來採取“坐山觀虎鬥”的態度，當北伐軍進入湖北以後，孫傳芳認為北伐軍戰線拉長，而吳佩孚又即將被打敗，正是他收拾殘局的時候，於是調集大軍進入江西。9月，江西便成為主要戰場。蔣介石指揮北伐軍向贛西、贛北、贛南發起攻擊，很快佔領二十餘地縣及贛南重鎮贛州。但是，在進攻南昌時卻遭到孫傳芳部的頑強抵抗，蔣介石、白崇禧等親臨前線督戰，從9月中旬起，連續進行了三次激烈的攻城戰，直到11月8日才攻下南昌。與此同時，留守粵東的第一軍由何應欽指揮，向福建進軍，一路上沒有遭到多大的抵抗，於12月佔領了福建省。
1927年1月，蔣介石等北伐軍將領在南昌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將北伐部隊編成東路軍、中央軍、西路軍。東路軍總指揮為何應欽，前敵總指揮為白崇禧，主攻浙江和上海。中央軍總指揮由蔣介石兼任，下分江右軍和江左軍。江右軍總指揮為程潛，江左軍總指揮為李宗仁，進攻安徽和南京。西路軍總指揮為唐生智，留守武漢並北上進攻河南。
由於孫傳芳的部將夏超、陳儀、周鳳岐等在浙江率部投靠北伐軍，所以東路軍很快於2月18日攻佔杭州。3月中旬，在上海工人武裝起義的配合下，東路軍進佔上海。3月24日，中央軍之江右軍攻克南京。至此，孫傳芳的主力所損過半，殘部退往蘇北地區。
3月26日，蔣介石到達上海，即與帝國主義、買辦資產階級密謀舉行反革命政變。其實在此之前，蔣介石已在南昌與帝國主義分子及江浙財團密謀反共反革命，下令槍殺了贛州總工會委員長、共產黨員陳贊賢，以武力搗毀了南昌市、九江市、安徽省等國民黨黨部和總工會，提出將國民政府從武漢遷往南昌。進入上海以後，蔣介石多次與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吳稚暉、張靜江等舉行秘密會議，商談反共清黨問題。在這時候，汪精衛也從國外返回上海。4月3日，蔣介石、汪精衛、李宗仁、白崇禧、李濟深、黃紹竑 、張靜江、吳稚暉、宋子文、蔡元培、李石曾、古應芬等十餘人在上海舉行了一次秘密會議。會上，蔣介石等人力主馬上實行反共清党，汪精衛雖同意反共，但在具體方法和時間上持異議，而主張於4月15日在南京召集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解決“黨事糾紛”問題。4月5日，汪精衛離開上海去武漢。而蔣介石與李宗仁等則在龍華北代司令部召開會議，決定在上海清黨。英、美帝國主義、上海大資產階級虞洽卿等，以及青紅幫頭子黃金榮、杜月笙、張嘯林都表示支持配合蔣介石的“清黨”。4月9日，以白崇禧、周鳳岐為正副司令的淞滬戒嚴司令部成立，並發佈“戰時戒嚴條例”十二條。蔣介石在一切佈置就緒之後，於當天離開上海去南京。
4月12日淩晨，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開始了。國民黨反動派在帝國主義軍隊和青紅幫分子的配合下，大肆逮捕和槍殺共產黨人和工人群眾，查封革命組織和進步團體。據不完全統計，在事變後的三天中，共殺害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三百多人，拘捕一千多人，流亡失蹤者五千多人。
4月15日，蔣介石發佈了《清黨佈告》和《清黨通電》，下達“已克復的各省一致實行清黨”的指令，下令通輯著名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一百九十餘人。4月15日當天，留守廣州的李濟深、古應芬、錢大均等亦在廣州戒嚴，開始大屠殺，中共黨員、工人積極分子總計被殺害二百多人，包括鄧增、肖楚女、熊雄、李啟漢、劉爾崧等中共領導人。此外，有二千多人被捕。根據蔣介石的指令，廣西、江蘇、浙江、福建、四川等省亦相繼“清黨”，白色恐怖籠罩了蔣、桂軍閥控制的地區。
4月17日，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黨中央下令開除蔣介石黨籍，免去他本兼各職，“著全體將士及革命民眾團體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條例懲治”。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党部，與武漢的國民政府和國民黨中央党部相對抗，這樣，便出現了寧漢分裂的局面。
四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寧漢同時存在兩個相對立的政權。武漢國民政府受到四面軍事包圍和經濟封鎖，汪精衛、唐生智等認為繼續北伐，與馮玉祥會師中幫，再北聯閻錫山共討奉張，最後解決寧漢對立問題較為有利。1927年4月19日，武漢北伐軍在武昌南湖誓師，以唐生智為總指揮，分三路進行北伐。
蔣介石建立南京國民政府以後，受到北方孫傳芳殘部及直魯聯軍的威脅，蔣介石為了解除北方的威脅，以及想先於武漢北伐軍搶佔交通要道和軍事重鎮，也決定進行北伐。1927年5月1日，蔣介石制定了三路渡江北伐的計畫：第一路軍總指揮為何應欽，率部由鎮江攻揚州，直趨淮海；第二路軍總指揮由蔣介石親自兼任（白崇禧代理），陳調元為前敵總指揮，擔任津浦鐵路正面作戰；第三路總指揮為李宗仁，率部由蕪湖渡江襲擊北面之敵。此外，海軍艦隊司令陳紹寬亦率軍艦七艘相機作戰。
6月1日，武漢北伐軍與馮玉祥部會師鄭州。6月2日，佔領開封。奉軍全部撤出河南。唐生智會見馮玉祥，希望聯馮倒蔣。而馮玉祥主張停止寧漢之爭，共同北伐。6月10日，汪精衛等與馮玉祥召開鄭州會議，決定北伐軍一律撤回武漢，河南讓與馮玉祥。
與此同時，南京北伐軍亦節節勝利。6月2日，第三路前敵總指揮王天培佔領了徐州，其他各部也相繼推進到隴海路南側蘇北皖北一帶，直魯聯軍退守山東。6月20日，蔣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邀馮玉祥舉行徐州會議。蔣介石極力拉攏馮玉祥，當馮玉祥到徐州時，蔣介石親自到黃口車站遠迎，立即饋贈五十萬硬幣犒軍，並一再表示“繼續北伐”。馮玉祥對蔣介石產生了好感。6月21日，蔣馮聯合發出通電，“決定清黨及貫徹北伐大計”；攻擊武漢地區的工農運動；呼籲寧漢“通力合作”。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汪精衛集團也加快了蛻變的進程，開始限制工農群眾活動，打擊共產黨和國民黨左派勢力。5月21日，在三十五軍軍長何健的陰謀策動下，該軍駐長沙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發動了反革命事變。武漢國民政府並沒有對此事嚴肅查辦，許克祥也沒有得到應有的懲處。馬日事變（因21日的電報代日韻目是“馬”字，故稱。）是武漢國民政府走向蛻變將與南京國政府合流的信號。7月15日，汪精衛集團終於公開宣佈“分共”，背叛革命，發動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對共產黨人和工農群眾加以血腥屠殺。
“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之後，蔣介石、李宗仁等通電歡迎武漢重要分子到南京“炳權”。但武漢的汪精衛、唐生智以國民黨“正統”自居，力主倒蔣。8月，唐生智通電討蔣，發兵進逼，沿長江兩岸東進。蔣介石急令白崇禧率軍回擊武漢東征軍，但白崇禧拒絕接受命令，反與不滿蔣介石的分子謀劃和武漢方面妥協，向蔣介石施加壓力，其時，蔣介石親臨徐州作戰，又慘遭失敗，何應欽則與桂系串通，尋機向蔣介石發難。李宗仁為首的桂系集團，乘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在外之機，武裝控制了南京。蔣介石內外交困，不得不採取以退為進的辦法解脫困境。
8月12日，蔣介石辭去總司令職，當晚離開南京去上海。13日在上海發表下野宣言，謂：“環顧四周情況，党國呈分裂之兆”，“然政治同志等不查真因，誹謗集餘一人。餘之存在既非黨之利益，故餘毫不躊躇，即刻下時。”同時提出武漢要員來甯，繼續北伐，肅清共產黨等三項條件。同日下午，蔣介石啟程回奉化原籍。蔣介石下野之前，無端槍斃了第十軍軍長王天培，既推卸徐州戰局失利的責任，也為自己被迫下野而洩憤。
由於蔣介石的下野，寧、漢雙方暫取得和解。8月19日，武漢方面決定遷都南京。9月15日，國民黨中央執監聯席會議在南京召開會議，決定成立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接管甯漢兩方政權。16日，特委會成立，改組國民政府，由譚延闓出任政府主席，汪精衛、胡漢民、李烈均、蔡元培、譚延闓為常務委員。17日，推定各部長、院長人選。至此，寧漢合流完成。
而蔣介石在奉化住了一段日子後，於9月29日攜張群等人離開上海赴日本。10月3日，蔣介石與宋子文乘車前往神戶的有馬溫泉，晉見在那裏療養的宋母倪桂珍，請其允許與宋美齡結婚。由於宋家與美國關係頗深，大姐宋藹齡嫁給了中國的大富商孔祥熙，二姐宋慶齡和孫中山結婚，蔣介石出於政治上的考慮而向宋美齡求婚；而宋家同樣是出於政治的目的，希望能得到蔣介石這位軍事強人作為靠山，也同意將二十五歲的宋美齡嫁給四十歲的早有髮妻及側室的蔣介石。婚約成交之後，蔣介石在日本各地漫遊了二十天，並會見了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等。11月8日，乘船回上海。
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前，先與髮妻毛福美達成協定，蔣介石與毛福美離婚，離婚後仍讓毛福美住在溪口蔣家老宅，保持豐鎬房主人的地位，生活仍由他供給。從此，毛氏終日誦經念佛，把全部希望寄託在兒子蔣經國的身上。1938年農曆11月2日，毛氏被日本飛機炸死於溪口。對於側室姚怡誠，蔣介石安排她移居蘇聯，仍保持蔣緯國的養母身份。1949年，姚怡誠隨蔣緯國去了臺灣。對於另一側室陳潔如，蔣介石送給她十萬大洋，要她到美國“深造”。陳潔如被迫赴美後，苦修英文，獲哥倫比亞大學碩士學位。回上海，守著女兒蔣瑤光，終身未再嫁。六十年代移居香港，1971年病逝。
12月1日，蔣介石和宋美齡在上海舉行了婚禮。婚禮分兩次進行。首先在西姆路宋家的宅邸裏舉行了基督教式的婚禮，由中國基督教青年會全國協會總幹事余日章擔任司儀。接著去大華飯店，蔡元培、余日章為證婚人，譚延闓 、何香凝、王正廷為介紹人，參加者達一千三百多人，其中有英、法、日、美等國的上層人物及外交官。蔣介石在婚禮上發表了《我們的今日》，稱“我們的結婚，可以給中國舊社會以影響，同時又給新社會以貢獻”。蔣宋聯姻，它既使蔣介石通過宋氏家族和美國牢牢地聯繫在一起，同時又使中國的買辦財團和軍事獨裁者穩固地結合在一起，還使蔣介石與孫中山的家庭連結成一體。
在蔣介石下野期間，寧、漢、滬（西山會議派）合流，9月16日，成立了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行使中央職權，三方共推舉32人為特委會委員，其中汪派占少數，大權落入桂系和西山會議派手中。武漢方面的汪精衛不僅沒當上“正統”領袖，反而在寧、滬兩方的聯合反對下，被迫通電下野。汪精衛回到武漢，聯合唐生智，成立了武漢政治分會，與特委會抗衡。桂系則以特委會的名義武力討唐，打敗了唐生智，佔領了武漢，唐生智逃往日本。汪精衛不甘失敗，拉攏張發奎的第四軍跑到廣州，成立了廣州國民黨中央，出現了寧粵對立的局面。
以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桂系集團，本想趁蔣介石下野獨攬大權，但是南京方面的黨政班底仍為蔣介石的部屬，桂系無法控制，反而陷入困境。11月22日，南京召開“慶祝討唐勝利大會”，蔣介石指使陳果夫策劃槍擊遊行隊伍事件，事後嫁禍於西山會議派，使西山會議派聲名狼藉。
蔣介石看到時機成熟，便積極進行複職活動。他首先聯合汪精衛，電邀汪精衛來滬商討統一問題，借此打擊桂系和西山會議派。桂系怕蔣汪聯合對付自己，便建議寧、粵、蔣三方在上海舉行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的預備會議。在會議上，汪精衛為了擺脫不利地位，搶先提出請蔣介石複職。當時馮玉祥和閻錫山正遭到張作霖的猛烈進攻，也電籲蔣介石複職，繼續北伐。桂系和西山會議派已處於孤立，只好隨聲附和。蔣介石複職已成定局後，他又利用中共在廣州起義的事件打擊汪精衛，說汪精衛與共產黨聯合搞暴動，汪精衛被迫離開上海，再次亡命法國。不久，蔣介石又逼走國民黨元老胡漢民，為他重拿大權掃清道路。
1928年2月，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在南京召開，蔣介石當選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中執委常委、組織部長和中央政治會議主席。這樣，蔣介石又一次將國民黨的黨政軍大權集中到自己手中。
五
蔣介石複職之後，即著手進行國民政府的第二次北伐。2月15日，蔣介石在徐州召開軍事會議。次日，蔣介石與馮玉祥、閻錫山相會於開封，決定組成四個集團軍，以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分任第一、二、三、四集團軍司令，蔣介石為總司令。
蔣介石的第一集團軍，主要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下轄四個軍團、總預備隊、後方警備部隊直轄部隊。第一軍團總指揮為劉峙，下轄劉峙、繆培南、顧祝同、楊勝治四個軍；第二軍團總指揮為陳調元，下轄曹萬順、陳焯、陳調元三個軍；第三軍團代總指揮為方鼎英，下轄穀正倫、張克瑤、夏鬥寅三個軍；第四軍團總指揮為方振武，下轄阮玄武、鮑剛、馬文德、高桂滋四個軍；總預備隊總指揮為朱培德，下轄王均、金漢鼎兩個軍及熊式輝、劉士毅兩個獨立師；後方警備部隊司令為錢大鈞，下轄錢大鈞、方鼎英、謝文炳、任應岐四個軍；第一集團軍直轄部隊有警衛軍（司令官陳誠）五個團，炮兵（司令官樊煦）兩個團；此外，有鐵甲車部隊（司令官屠金聲），航空部隊（司令官張靜愚），兵站（司令官黃振興）等。
1928年4月5日，蔣介石在徐州誓師，4月9日下達總攻擊令，各集團軍同時出動。蔣介石的第一集團軍沿津浦路北上；李宗仁指揮第四集團軍沿京漢路北上；馮玉祥指揮第二集團軍在魯西、直南策應京漢和津浦線；閻錫山指揮第三集團軍攻打石家莊再轉攻京津。
5月1日，蔣軍攻取濟南。5月3日，日軍製造“濟南慘案”，阻止北伐軍北進。蔣介石穿著襯衣，狼狽逃出濟南。為避免與日軍衝突，蔣介石決定繞道北上。孫傳芳戰敗通電下野，殘部投降。張作霖眼看無法抵抗，於6月3日率文武官員離京出關，6月4日在皇姑屯被日軍炸死。6月8日，閻錫山在保定就任京津衛戍司令。6月12日，南京政府任命張蔭梧、傅作義為京、津警備司令。6月15日，南京政府發表宣言，宣佈“統一”告成。
7月6日，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在北平開會，到西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舉行“北伐完成祭告典禮”。蔣介石主祭，馮、閻、李襄祭。奏哀樂，施禮，開棺蓋，瞻仰總理遺容。河北省政府主席商震宣讀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蔣介石的祭文，稱“統一大業完成”。次日，北平各界在天安門前舉行北伐勝利祝捷大會。
北伐奉張的成功，是國民黨新軍閥暫時聯合，共同對敵的結果。奉系軍閥退出關外，尤其是1928年底張學良東北易幟之後，國民黨新軍閥之間尤其是蔣介石與其他軍閥之間的矛盾很快又產生和激化。
1929年1月，蔣介石在南京召開了“編遣會議”，決定將現有的八十四個軍，計二百七十二個師，裁減為六十五個師，六十萬人。蔣介石以中央政府的名義強調“統一”和“集中”，要求各集團軍“奉還大政”、“任命中央”，企圖削弱蔣系“中央軍”以外軍閥實力派，但立即遭到各派的反對。
1929年2月，桂系利用蔣系將領魯滌平與唐生智舊部何健的矛盾，以武漢政治分會的名義，撤免魯滌平的湖南省政府主席兼第十八師師長的職務，任命何健為湖南省主席。與此同時，桂系葉琪的第九師、夏威的第七軍向長沙進兵。3月26日，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政府下命免去李宗仁、李濟深、白崇禧本兼各職及永遠開除黨籍。同時，蔣介石下命討伐李宗仁等。“湘案”（也稱魯案、湘變）成了蔣桂戰爭的導火線。
為了消滅日漸強大的桂系集團，蔣介石利用“湘案”借機發難。他起用唐生智，讓其策動舊部李品仙、廖磊等脫離桂系。他又借解決“湘案”為名，將國民黨廣州政治分會主席，廣東省主席和第八路軍總指揮的李濟深騙到南京，3月21日將李濟深囚禁于南京東郊之湯山，從而拆散了兩廣聯盟。3月26日，蔣介石組成“討逆軍”，自兼總司令，何應欽為參謀長，朱培德、劉峙、韓複榘分任一、二、三路軍總指揮，大舉討伐桂軍。4月3日，被蔣收買的桂系將領李明瑞在孝感地區陣前倒戈，反桂投蔣，桂軍全線動搖。4月21日，桂系將領胡宗鐸、陶鈞、夏威放棄武漢敗逃後聯名發表通電，表示服從中央。蔣軍解決了桂系在兩湖的主力，直搗廣西。湖南的何健，廣東的陳銘樞、陳濟棠，雲南的龍雲等助蔣攻桂。6月，蔣介石打敗了桂系，收編了李宗仁的第四集團軍，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 通電下野，逃亡國外。
在蔣桂戰爭中，蔣介石以給行政院長職和兩湖地盤為條件，引誘馮玉祥出兵助己。蔣桂戰爭結束後，蔣介石不但沒有履行對馮的諾言，反而積極進行討馮軍事部署。5月中旬，馮玉祥在華陰召開會議，決定武裝反蔣，自任護党護國軍西北路總司令。馮軍行動開始，蔣介石先後收買策動韓複榘、石友三、劉鎮華、楊虎城、馬鴻逵等部叛馮附己。5月22日，蔣介石下令討馮，接著宣佈開除馮玉祥黨籍，下令通輯。5月27日，馮玉祥通電下野。同年8月，蔣介石召開編遣實施會議，欲強行削弱各地方實力派的兵力。馮玉祥與閻錫山結成聯盟，決定武力討蔣。10月10日，西北軍將領宋哲元等27人通電蔣。10月11日，蔣介石下討伐令，親自率部討伐馮、閻。正當蔣馮兩軍激戰之際，閻錫山卻違背諾言，按兵不動。12月1日，馮軍被迫退到潼關以西。蔣馮兩次軍事衝突，蔣介石都取得勝利。
曾經擁汪反蔣的張發奎，在蔣桂戰爭中被蔣介石起用，任為第一路追擊司令。1929年9月，張發奎再次反蔣，率部進入廣西，聯繫桂系發動護党運動，任護黨救國軍第三路總司令，後與桂系組成張桂聯軍。12月，蔣介石派何應欽率部將其擊敗。
原為馮玉祥部將的石友三，在蔣馮衝突中被蔣介石收買。但蔣介石對石友三處處防範和限制，石友三便暗中與唐生智緊密謀反蔣，參與改組派發動的護黨救國運動，任護黨救國軍第五路軍總指揮。蔣介石獲馬鴻逵告密，下令將石友三部從安徽調往廣東，名為支援陳濟棠攻打桂系，實則密謀在途中加以殲滅。石友三獲悉，遂於1929年12月通電反蔣，炮擊南京，爆發了蔣石之戰。石友三戰敗後投靠閻錫山，反過來在閻錫山指揮下又去打唐生智。
蔣介石見唐石聯盟破裂，轉而主攻唐生智。唐生智被桂系打敗後，依附蔣介石。但蔣介石對他十分猜忌，多方防範。唐生智又暗中與改組派聯繫，任護黨救國軍第四路軍總指揮。1929年12月，唐生智在鄭州通電反蔣，爆發了蔣唐之戰。蔣介石在閻錫山等的協助下，擊敗唐生智。唐生智逃往天津租界隱居，殘部被蔣、閻改編。
閻錫山本與唐生智、石友三秘密聯合反蔣，但被蔣介石分化瓦解，助蔣攻打唐、石。當看到蔣介石把一個個對手擊敗之後，閻錫山知道自己將是打擊的主要目標，於是，1930年2月，閻錫山與蔣介石展開了一場“電報戰”，譴責蔣介石的武力統一政策和個人獨裁統治。3月，閻、馮、桂三集團結成了以閻錫山為中心的反蔣聯盟。4月，閻、馮、桂起兵反蔣，規模空前的中原大戰爆發。5月1日，蔣介石發表討伐閻、馮誓師詞，並調集4個軍團部署在津浦、隴海、京漢線上。5月11日，蔣介石在徐州下達總攻擊令。在中原大戰期間，蔣介石依靠美、英及江浙財團的支持，利用反蔣各派間的矛盾，使用金錢收買和分化瓦解的政治策略，逐步取得軍事上的優勢。9月18日，張學良在蔣介石的拉攏下，發表了擁蔣通電，接著派12萬軍隊入關。11月初，閻錫山、馮玉祥宣告失敗，通電下野，桂系退回廣西，中原大戰結束。
中原大戰，蔣介石打敗了他的主要對手，使閻、馮、李失去了與之爭雄的實力。從此，蔣介石及其中央軍控制了中國的軍政舞臺，使蔣介石能夠實行長期的獨裁統治。
六
中原大戰之後，蔣介石的對手或被消滅，或實力大損，已難以和蔣介石進行軍事上的較量。然而，蔣介石要實行獨裁統治，卻又不是一帆風順的。
1930年10月，蔣介石致電國民黨中央党部，提出立即召開國民會議，制訂訓政時期約法，由蔣介石出任總統，把五院院長統一置於總統管轄之下。但這一主張，遭到了國民黨元老、立法院院長胡漢民的抨擊。11月，國民黨召開三屆四中全會。蔣、胡在會上圍繞國民會議應否制定約法而發生的激烈的爭吵。胡漢民雖然同意召集國民會議，但認為國民會議無權代替國民大會制定約法，激烈抨擊蔣介石擅制約法的獨斷專橫的行為。蔣介石也引典反駁胡漢民。雙方相持不下，會議最後只通過了召開國民會議的日期，而對是否制訂約法則隻字不提。會後雙方又開始了爭奪國民會議代表席位的角逐，胡漢民占了上風。為此，蔣介石先派吳稚暉勸胡去“休養”，遭到拒絕後，蔣介石便於1931年2月28日將胡漢民扣留。3月1日，胡漢民被迫提出辭呈，並被軟禁于南京東郊之湯山。事後蔣介石移胡漢民是“引咎辭職”，改選林森為立法院長。3月2日，國民黨舉行常委會議，蔣介石不顧胡漢民派系的抗議，組成十一人的約法起草委員會，並於5月5日在南京召開了國民會議。會上通過了《訓政時期約法》，從而結束了蔣胡之間的約法之爭。
蔣介石扣押胡漢民之後，國民黨內部矛盾尖銳起來，粵派要員紛紛離甯赴穗，汪精衛等人乘機活動指責蔣介石。1931年4月，鄧澤如、林森、蕭佛成、古應芬四位監委正式提出《彈劾蔣中正案》。兩廣方面的陳濟棠、陳策、李宗仁、張發奎等人相繼通電回應，限令蔣介石在48小時內下野。5月27日，胡漢民派、汪精衛派、孫科派、西山會議派和兩廣軍人陳濟棠、李宗仁等，聯合在廣州成立了中央執監委非常會議，28日成立了國民政府，公然與蔣介石的南京政府相對峙，形成了寧粵分裂的局面。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由於蔣介石實行不抵抗政策，致使東三省淪入敵手，全國人民群情激憤，反蔣派更乘機譴責蔣介石。12月10日，孫科提出要蔣介石在20日前下野，否則四屆一中全會就在上海舉行。面對來自各方的壓力，蔣介石只好以退為進，準備下野。在下野之前，為了日後東山再起，他進行了一系列的謀劃和安排。首先他安插親信，任命顧祝同、魯滌平、熊式輝、邵力子為江蘇、浙江、江西、甘肅省的主席。其次是唆使財政部長宋子文辭職，拿走重要檔案，遣散部員，使財政部工作陷於癱瘓，再者是策劃建立特務組織復興社，由黃埔軍校畢業生賀衷寒，康澤、滕傑、鄧文儀、桂永清、戴笠等親信負責。還有，趁下野之前，蔣介石於11月29日將國民黨左派首領鄧演達槍殺。
1931年12月15日，蔣介石發表下野通電，宣佈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陸海空軍總司令等本兼各職。隨後，攜宋美齡回到奉化溪口老家。12月29日，南京國民政府改組為合議制，由林森出任國民政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院長，張繼為立法院院長，伍朝樞為司法院院長，戴季陶為考試院院長，于右任為監察院院長。由於蔣介石還有汪精衛、胡漢民均躲在幕後操縱所屬勢力左右政局，孫科政府無法行使職權，內外交困，不足一個月便夭亡了。於是孫科及朝野上下又呼籲蔣介石、汪精衛、胡漢民出山，希望三巨頭合作執政。
蔣介石看到東山再起的時機已到，採取拉汪排胡的政策，以便重新奪回大權。1932年1月，蔣介石和汪精衛在杭州多次密談，進行政治分贓，由汪主政，蔣主軍，蔣汪全夥主黨。1月25日，孫科宣佈辭去行政院長職務。1月28日，蔣汪聯合主持召開中央政治會議，改組南京國民政府，汪精衛繼任行政院長。3月1日，國民黨召開四屆二中全會。經汪精衛提議，推舉蔣介石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使蔣介石獲取了國民黨的整個軍事大權。由於汪精衛手中無兵，並無實權，蔣介石又成為實際上的專制獨裁者。
1927年“四•一二”及“七•一五”反革命政變以後，國共合作破裂，大革命失敗，中國共產黨發動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毛澤東、朱德等率部起義隊伍上井崗山，建立了中央革命根據地。之後，湘鄂西、鄂豫皖等革命根據地相繼建立。蔣介石當時正忙於與其他軍閥混戰，無暇顧及紅軍的壯大。中原大戰之後，蔣介石調集兵力，先後五次向中央、湘鄂西、鄂豫皖及其它革命根據地發動“圍剿”。
1930年12月，蔣介石出兵十萬，以魯滌平為總司令，張輝瓚為前敵總指揮，向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一次“圍剿”，結果，被殲、俘虜萬余人，張輝瓚也當了俘虜。
1931年2月，蔣介石以何應欽為南昌行營主任，出動二十萬人馬，向根據地發動第二次“圍剿”，結果，被殲三萬餘人，一敗塗地。
1931年6月，蔣介石自任總司令，以陳誠、羅卓英、趙觀濤、衛立煌、蔣鼎文等嫡系部隊為主力，出動三十萬人，對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三次“圍剿”，歷時兩個半月，結果，也是損失三萬餘人而告失敗。
1933年1月，蔣介石集中五十萬兵力，以何應欽為總司令，陳濟棠為副總司令，陳誠為前敵指揮，對革命根據地進行第四次“圍剿”，歷時五十天，結果，被殲三個精銳師，損失萬餘人。事後，蔣介石傷心地說，自帶兵打仗以來，從來沒有這樣的失敗過。
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一百萬兵力，二百架飛機，採取“持久作戰，步步為營，堡壘推進”的策略，對中央革命根據地發動了第五次“圍剿”。由於敵我雙方兵力懸殊，加上中共領導人王明、博古及軍事顧問李德的錯誤指揮，紅軍堅持作戰一年多，終於在1934年10月中旬，被迫離開江西等地，開始了長征。
蔣介石調集部隊進行圍追堵截，試圖將紅軍消滅在長征路上。他親自飛到貴州，飛到雲南，飛到四川，指揮中央軍和地方軍閥對紅軍作戰，但一一遭到失敗。中央紅軍於1935年10月到達陝北，建立了陝北革命根據地。
除了對革命根據地的“圍剿”，對於抗日的部隊，蔣介石進行破壞和打擊。1932年1月28日，日軍進攻上海，蔡廷鍇、蔣光鼐、戴戟等指揮第十九路軍奮勇抗敵，蔣介石不僅不支持十九路軍作戰，反而加以限制、破壞，並於5月5日，與日方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出賣了中國的主權。淞滬抗戰後，蔣介石把十九路軍調往福建“剿共”。蔡廷鍇等不願與紅軍作戰，於1933年11月發動了“福建事變”，在福州建立了“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粵系將領蔡廷鍇、蔣光鼐、戴戟、李濟深、陳銘樞、黃琪翔、鄧世增等參與了這次事變。蔣介石調派十五個嫡系師，由張治中、衛立煌、蔣鼎文率領，兵分三路，合圍福建，鎮壓了這次事變。
1936年6月，兩廣實力派軍人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以抗戰為名，發動了反蔣的“兩廣事變”。早在1931年5月蔣介石第二次下野之前，胡漢民等與兩廣軍人另立中央與國民政府，與南京對抗。1936年5月，胡漢民病死，蔣介石趁機分裂兩廣聯盟，陳濟棠聯合李宗仁、白崇禧打起“抗日救亡”的旗幟，公開反蔣，與之抗衡。蔣介石一方面調兵鎮壓，一方面發動“銀彈”攻勢，大肆收買粵軍將領，分化粵軍。6月9日，粵軍主力第一軍軍長余漢謀通電“擁護中央”。7月4日，陳濟棠的空軍司令黃光銳率飛機數十架投蔣。陳濟棠被迫於7月18日下野香港。陳濟棠垮臺後，李宗仁即從廣州返回南寧。蔣介石調動大軍進逼廣西，李宗仁也動員十萬兵力準備作戰。由於全國上下一致反對，並經馮玉祥等人反復調停，蔣、李雙方于9月達成協定，蔣介石接受李、白抗日救國的建議，兩廣事變和平解決。
蔣介石雖然接受了李、白的抗日救國的建議，但並無真心抗日，他念念不忘的是剿滅共產黨和紅軍。兩廣事變解決後，蔣介石即於10月飛往西安，督促張學良、楊虎城進攻陝北紅軍，導致了西安事變的爆發。
七
1931年“九•一”事變後，蔣介石不准張學良抵抗日軍的侵略，十余萬東北軍被迫撤出關外。其後，蔣介石又將東北軍調往陝西，聯同西北軍楊虎城等部“圍剿”陝北革命根據地。但張、楊在中共的感召下，出於民族大義，和中共簽訂了停戰協定，主張團結抗日。
張、楊的態度使蔣介石十分惱怒，1936年10月，蔣介石飛抵西安親自督戰，並調其嫡系蔣鼎文等部到陝西來監視東北軍和西北軍。在洛陽過完五十歲生日後，蔣介石於12月4日又飛到西安，以臨潼華清池作為“行轅”，逼迫張、楊服從他的“剿共”命令。隨蔣介石一起到西安的，還有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蔣百里、邵元沖、錢大鈞等南京大員。
被蔣介石逼得沒有辦法的張學良，先是向蔣介石再三“勸諫”，繼而“哭諫”，最後不得已，聯合楊虎城實行“兵諫”。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發動了西安事變，蔣介石被活捉，邵元沖被擊斃，錢大鈞負槍傷，其他隨員陳誠、朱紹良、衛立煌、蔣鼎文等也被拘捕。
西安事變發生後，國民黨內部，何應欽等主張武力討代張、楊；宋美齡、宋子文等則主張和平解決，以維護蔣介石的地位。12月14日，宋美齡請曾先後當過蔣介石和張學良顧問的澳大利亞人端納乘飛機到西安，將南京的情況告知蔣介石，蔣介石同意派宋子文來西安商談，並派蔣鼎文飛回南京制止何應欽的討伐行動。12月17日，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抵達西安，協助張、楊逼蔣抗日，和平解決西安事變。12月23日，三方開會商談，周恩來提出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六項主張：停戰，撤兵至潼關外；改組國民政府，排除親日派，加入抗日分子；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與同情抗日國家合作。12月24日晚，蔣介石作出六項承諾。12月25日，張學良送蔣介石回南京，西安事變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結束了中國長期軍閥混戰的局面，國共兩黨的內戰亦基本結束，給國共兩党再次合作建立了必要的前提。蔣介石雖然背信棄義囚禁了張學良，但西安事變後，他畢竟從反共到聯共，從不抗日到抗日，時勢把他推到了中國抗日的領袖地位上。
1937年2月，國民黨召開了五屆三中全會。會議確定了與共產黨重新合作和抗日的政策。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大舉入侵華北，中國守軍宋哲元部頑強抵抗。7月29日，北平淪陷；30日，天津失守。至此，蔣介石下定決心“決戰”，認為“現已到最後犧牲關頭，已無和之可言”，又說：“現在，和平既然絕望，只有抗戰到底。”8月20日，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將南北戰場劃分為五個戰區。大敵當前，曾經混戰多年的國民黨各派軍閥在抗日的旗幟之下終於聯合起來，共同對敵。8月22日，蔣介石同意將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9月11日改稱為第十八集團軍），朱德、彭德懷分任正、副總指揮。10月12日，正式承認華中華南的紅軍改名為新四軍，葉挺、項英分任正、副軍長。從此，國共兩黨共同投入到民族抗戰之中。
抗日戰爭初期，蔣介石及其李宗仁、白崇禧、衛立煌等將領組織、指揮和參與了不少重大的戰役：
太原保衛戰。1937年9月底，日軍南下直迫太原。中國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調集16個師兵力會同八路軍進行防禦會戰。10月中旬，板桓征四郎率5萬日軍發起進攻。中國軍隊在奮起抵抗，在忻口、娘子關等戰線與日軍展開血戰，至11月9日撤出太原。
南京戰役。1937年11月，日軍佔領上海後分三路向南京進犯。南京衛戍司令唐生智率十余萬兵力守衛南京。12月初，雙方展開激戰，傷亡慘重。12月12日，唐生智奉蔣介石令棄城突圍。次日，南京失陷。日冠進行了南京大屠殺。
台兒莊戰役。1938年1月，日軍沿津浦線南北對進，企圖佔領戰略樞紐徐州，打通津浦線。蔣介石調集大軍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指揮下于徐州週邊進行會戰。3月下旬，戰役打響，雙方展開血戰。4月3日，中國軍隊發起反攻。4月6日，日軍後撤，中國軍隊取得戰役勝利。是役共殲敵一萬餘名，取得了抗擊日軍的重大勝利，振奮了全國人民的抗戰意志。
武漢會戰。1938年6月，日軍35萬人在華中派遣軍司令煙俊六指揮下分三路合圍武漢。蔣介石集中129個師、110萬兵力進行防禦。其中第五戰區李宗仁部負責長江以北防務，第三戰區顧祝同部防守湖口以東的江南地區，第九戰區陳誠部防守武漢以東的江南地區。6月上旬，至10月24日，蔣介石下令放棄武漢，次日，武漢失守。
抗戰初期，雖然中國軍隊進行了奮勇的抵抗，但由於蔣介石實行的是片面抗戰路線和單線軍事防禦的戰略方針，使國民黨軍隊節節潰敗。僅一年又三個月的時間，中國的七大城市——北平、天津、上海、徐州、南京、廣州、武漢均淪入日軍之手。此外，蔣介石的一些錯誤指令，也給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災難。1938年6月5日，開封淪陷，鄭州危急。6月9日，蔣介石為阻止日軍前進，炸開了鄭州以北花園口的黃河大堤，使豫皖蘇三省三千多平方公里的田園盡成澤國，數十萬人被淹死。而這，並未能阻止日軍的前進。1938年11月12日，長沙警備司令 悌根據蔣介石的密令，實行焦土抗日，日軍未至便縱火焚毀長沙，大火燃燒三日，燒死二萬餘人。11月20日，蔣介石為了平息民憤，在長沙槍決了 酆 悌、徐昆、文重孚三人。
11月20日，蔣介石在衡陽南嶽召開軍事會議，部署第二期抗戰，制定了指導方針，提出：“連續發動有限度之攻勢與反擊，以牽制消耗敵人，策應敵後之遊擊隊，加強敵後方之控制與擾襲，化敵人後方為前方，迫敵局促於點線，阻止其全面統治與物資掠奪，粉碎其以華制華，以戰養戰之企圖；同時，抽出部隊輪流整訓，強化戰力，準備總反攻。”根據已經變化的戰場形勢，蔣介石重新調整戰區：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轄河南及安徽之一部；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轄山西及陝西一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轄蘇南皖南及閩浙兩省；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轄兩廣；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轄皖北鄂北及豫南；第八戰區，司令長官朱紹良，轄甘寧青及綏遠之一部；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轄陝西。蘇魯戰區，總司令于學忠，轄蘇北及山東之一部；冀察戰區，總司令鹿鐘麟，轄冀察方面。
此後，蔣介石主要坐鎮陪都重慶，指揮了一些較大的戰役，如華南戰役、桂南戰役、隨棗戰役、中條山戰役、鄂北戰役、豫南戰役、三次長沙會戰、浙贛戰役、豫湘桂戰役等。此外，1942年3月，蔣介石還派羅卓英任中國遠征軍總司令，率軍入緬甸協助英軍抗日，打通了滇緬公路和中印公路。
然而，隨著日本帝國主義在1939年後改變戰略方針，把對國民黨政府以軍事打擊為主改為對蔣介石誘降及將主要兵力移向解放區戰場，蔣介石在抗戰的同時也進行反共活動，掀起了一次次反共高潮，派出大軍包圍陝甘寧邊區，不斷與八路軍、新四軍搞武裝磨擦。1940年底蔣介石命令新四軍渡江北移。1941年1月6日，新四軍九千人北移至皖南茂林地區，遭到受蔣介石密令的顧祝同所屬上官雲相等八萬人的包圍襲擊，幾乎全軍遇難。“皖南事變”發生之後，蔣介石反而宣佈新四軍為“叛軍”，將軍葉挺交付“軍法審判”。
八年抗戰中，蔣介石注意保存其嫡系中央軍的實力，尤其在戰爭的中、後期，在正面戰場上與日軍交戰的，主要是共產黨的八路軍、新四軍以及國民黨的桂、川、滇、粵等“雜牌軍”，他的幾十個美式機械化師，遠在滇西、緬北的崇山峻嶺之中。
1945年5月8日，德國法西斯宣佈無條件投降。蘇聯及美英盟軍加入大規模對日作戰。中國軍隊也在各個戰場展開戰略大反攻。日本法西斯在中國人民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擊下，人力、物力、財力消耗殆盡。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正式宣佈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日軍參謀長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天皇、政府和大本營在東京灣美軍旗艦“密蘇裏號”上，向同盟國代表（中國代表為徐永昌）正式簽署了無條件投降書。9月9日，日本的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官、陸軍大將岡村甯茨，在南京向中國政府代表、陸軍上將何應欽簽署了無條件投降書。至此，中國的抗日戰爭勝利結束。
八
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紛亂複雜，而蔣介石嫡系內部也並非鐵板一塊，同樣是派別林立，山頭眾多，彼此爭鬥不息。蔣介石不僅無法遏止各種派別的形成，反而有意無意地扶植這一派來抗衡另一派，以保住自己最高的統治地位。由於蔣系之中大大小小的派別很多，無法一一敍述，在此，我們加插一節談談何應欽、陳誠、胡宗南、湯恩伯這蔣系中的四大派別。
何應欽，字敬之，貴州興義人，1889年生。何應欽早年就讀貴陽陸軍小學，武昌陸軍第三中學。1909年秋，與穀正倫（貴州安順人）等被保送日本，入振武學校、陸軍士官學校，加入同盟會。1911年曾回國參加辛亥之役，在滬軍都督府陳其美手下任職，認識了蔣介石。1915年學成回國後，在王文華黔軍第一師任團長。1916年4月，何應欽與貴州督軍劉顯世之外甥女、王伯群、王文華之胞妹王文湘結婚。之後，何應欽升黔軍第五混成旅旅長，並創設了“少年貴州會”，自任會長，聯合王文華準備推翻劉顯世，奪取貴州政權。1920年，王文華指揮部下推翻了舅父劉顯世，而自己在上海被刺身亡，貴州局面陷於群龍無首的狀態。何應欽企圖與王伯群重建貴州政權，但此時穀正倫乘機發兵入貴陽，限令何應欽即日離黔。何應欽被迫交出兵權，流亡昆明。然而，何應欽到昆明不久，又被貴州守舊派買兇殺傷，身中兩槍，險些喪命，其後，何應欽走避上海等地活動，但無所作為。
1924年，孫中山在廣州建立黃埔軍官學校，蔣介石任校長，何應欽以與蔣介石同過學、共過事的關係，進入了黃埔軍校，並出任少校總教官。劉峙、顧祝同、錢大鈞、蔣鼎文、陳繼承等都是他屬下的軍事教官，這批人後來都成為蔣介石嫡系的重要將領，同時，也是何應欽的親信心腹。
何應欽以黃埔軍校開始發跡，以後歷任黃埔軍校教導第一團團長、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第一軍軍長兼北伐東路總指揮、國民革命軍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謀長、陸軍訓練總監、軍政部長、行營主任、軍委會北平分會委員長、參謀總長兼軍政部長、抗日戰爭時任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等。在國民黨的軍政界，何應欽已到了“位極人臣”的地位，甚至有蔣何並稱。
何應欽雖然是擁蔣起家，然而，當他執掌大權以後，他便極力培植自己的勢力，形成自己的派系，劉峙、顧祝同、錢大鈞、蔣鼎文是他的手下“四大金剛”，位居集團軍總司令、行營主任、戰區司令長官等職務。在合適的時機，何應欽還敢向蔣介石下手。例如1927年夏，汪精衛、唐生智通電討蔣，發兵進逼南京，何應欽則串通桂系，利用蔣介石在徐州戰敗而發難，實行“逼宮”，迫使蔣介石下野。1936年12月，蔣介石在西安被張學良、楊虎城扣押，何應欽力主以武力討伐張、楊，解決“西安事變”，實則置蔣介石性命於不顧，想趁此機會取而代之。他組織了兩路討逆軍，以劉峙、顧祝同為總司令，並與王伯群密商黨、政的新人選。由於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何應欽的美夢化為泡影。
對於何應欽的所為，蔣介石自然含恨在心，但為了鞏固黃埔系的勢力，未便公然發洩而加以寬忍。為了遏制何應欽派的勢力擴張，蔣介石極力扶助陳誠與之抗衡。
陳誠，字辭修，浙江青田人，1898年生。1917年畢業於省立第十一師範學校。1919年考入保定軍校第八期炮科。1922年畢業後，在浙軍中任職。同年底，鄧演達到上海招收軍官，在廣州大本營組建粵軍，陳誠私自報名，隨鄧演達南下廣州，任副官、連長等。
1924年6月，黃埔軍校正式成立，陳誠被調入該校，任副官、炮兵教官、炮兵連長、參加了兩次東征，立有戰功，並得到蔣介石的賞識。北伐戰爭時，升任第二十一師第六十三團團長。攻下南京後，升任第二十一師副師長兼六十三團團長。“四•一二”政變後，陳誠追隨蔣介石，歷任第二十一師師長、南京警備司令、第十一師師長、第十八軍軍長。第十八軍是陳誠軍事集團的基礎，他屬下的主要將領有周至柔、羅卓英、胡璉、高魁元、尹俊、闕漢騫、戴朴、葉佩高、吳仲直、劉雲瀚、彭戰存等。1931年底，第十八軍已擴充到五個師，二十九個團，成為蔣介石嫡系中的主力。也是在1931年底，蔣介石將幹女兒譚祥（譚延闓 之三女）嫁給了陳誠，陳誠與蔣介石的關係更加緊密了。
此後，在蔣介石的提攜和扶植下，陳誠更加青雲直上，歷任“剿匪”軍中路軍總指揮、第一路總指揮、宜昌行轅參謀長、武漢行轅參謀長、軍政部常務次長、第四集團軍總司令、抗日戰爭爆發後，陳誠的職位更加顯赫，歷任第十五集團軍總司令、武漢衛戍總司令兼軍委會政治部部長、湖北省主席、三青團中央團部書記長、第九戰區司令長官、第六戰區司令長官、中國遠征軍司令長官、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軍政部部長等。陳誠的冒升以及陳誠軍事集團的壯大，使他在國民黨內部已成為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人稱他是“蔣介石的替身”、“第二號人物”。其實力完全足以與何應欽抗衡，而陳誠又絕對忠於蔣介石，所以蔣介石對他們互相之間的爭鬥並不會過分擔心，只是在鬧得不可開交時才出面調解，平息事端。
陳誠雖然在黃埔軍校任過教官，但說到出身，則屬保定軍校。因此，他獨攬大權，自然會受到其他派系尤其是黃埔系的不滿。蔣介石雖然寵愛和重用陳誠，但是，也培植了別的嫡系勢力，以遏止陳誠派系的過分的壯大，這就胡宗南集團。
胡宗南，字壽山，號琴齋，浙江鎮海人，1896年生。1915年，胡宗南在湖州吳興中學畢業後，在考豐縣高等小學任教。後與考豐人王微爭奪小學校長位置失敗，又遭到婚姻問題的打擊，便於1924年春離家出走上海，得舊同學章旭初的資助，南下廣州考上了黃埔軍校第一期，當時，胡宗南已經二十八歲。
由於胡宗南謹小慎微，又是蔣介石的浙江同鄉，很快得到蔣介石的賞識，北伐時，歷任營長、團長，1927年3月攻克上海、南京後，胡宗南被蔣介石晉升為第一師少將副師長，成為黃埔系學生中第一個晉升將軍的人。同年11月，胡宗南升任第一軍第二十師師長，他又是黃埔學生中最早被提升為師長職務的。1930年，胡宗南出任第一師師長，該師下轄四個旅十三個團，是蔣軍中最龐大的師，也是蔣介石最親信的嫡系部隊之一。後來胡宗南的黃埔系軍事集團，就是從這個第一師發展起家的。
此後，胡宗南在蔣介石的大力持植下，歷任第一軍軍長、第十七軍團軍團長、第三十四集團軍總司令、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第一戰區司令長官，抗戰勝利後，胡宗南出任西安綏靖公署主任，這時他已擁有李延年第三十四、陶峙嶽第三十七、範漢傑第三十八和李鐵軍第二十九四個集團軍以及其他部隊，兵力合計四十余萬，統治著除共產黨控制的陝甘寧邊區以外的西北諸省，成為了“西北王”。
胡宗南的用人標準是“黃、陸、浙、一”四個字，即必須是黃埔軍校畢業的；陸軍大學畢業的；浙江人；第一師的。後來又加上一個“七” 字，即中央軍校第七分校（設在西安）畢業的。胡宗南還建立了自己的幫會組織——鐵血團，主要成員是他的師、旅長以上高級軍官，如李文、羅列、袁朴、趙龍文、盛文、鐘松、周士冕、王微等。
胡宗南之所以飛黃騰達，除了蔣介石的培植之外，還與他能得到軍統和戴笠的支持分不開。戴笠，字雨農，浙江江山人，1891年生。黃埔軍校第六期畢業，後在胡宗南部任副官。胡宗南認為他有“異才”，把他推薦給蔣介石。1931年蔣介石第二次下野，授意一班親信成立黃埔系的法西斯幫會組織，於是，胡宗南、賀衷寒、曾擴情、康澤、鄧文儀、周複、戴笠、滕傑、酆 悌等組織了藍衣社，胡宗南和戴笠都成為蔣介石手下的“十三太保”之一。1938年8月，蔣介石成立了特務組織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戴笠以副局長負全責。由此，戴笠亦成為蔣介石身邊的大紅人，與陳誠、胡宗南並稱為蔣介石門下的“三鼎甲”。那時，國民黨軍隊包括蔣介石嫡系部隊的將領，提起軍統和戴笠，無不談虎色變。唯獨胡宗南，因對戴笠有提攜舉薦之恩，戴笠對他只是隱惡揚善，處處吹捧，這也促使蔣介石對胡宗南愈益寵信。
由於胡宗南坐大一方，自成派系，常與陳誠在蔣介石面前爭寵而弄得積怨很深。1940年，胡宗南就聯合戴笠、賀衷寒、鄧文儀等黃埔系幹將，迫使蔣介石把陳誠的政治部部長、三青團中央書記長兩個全國性的要職讓出，由張治中繼任，使陳誠受到一次不小的打擊。1944年4月，蔣介石重劃戰區，陳誠爭得了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胡宗南由第八戰區副司令長官改任第一戰區副司令長官，由陳誠節制，這對胡宗南來說，也是沉重一擊。不過，在陳誠上任之前，胡宗南秘密召開軍師長會議，商議拒陳策略，自己則上華山“養病”。陳誠到西安後，對胡宗南的部隊根本指揮不動。7月，蔣介石又改任陳誠為軍政部部長，將胡宗南升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
湯恩伯，原名克勤，浙江武義人，1899年生。1920年畢業於杭州體專後，不務正業。蔣介石的心腹愛將陳誠、胡宗南、戴笠等都是黃埔軍校師生，以雜牌軍而成為蔣介石嫡系親信的極少，而湯恩伯就是其中一個。1921年春，湯恩伯伴隨同鄉富商童樂勳赴日本留學。1922年3月入明治大學攻讀政治經濟學，後考入士官學校，1925年因經濟拮据回國，後得浙軍師長陳儀資助，得以再赴日完成學業。1927年回國，在陳儀部任職，時陳儀已依附蔣介石，經陳儀舉薦，湯恩伯也一步步投靠蔣介石，歷任教導二師第一旅旅長、第八十九師師長、第十縱隊指揮官、第十三軍軍長。
抗日戰爭爆發後，湯恩伯率部北上作戰，出任第二十軍團軍團長、第三十一集團軍總司令，這第三十一集團軍是湯恩伯軍事集團的骨幹和核心。1940年，國民黨設立魯蘇豫皖四省邊區總部，湯恩伯兼任總司令。此後幾年間，湯恩伯沒有指揮部隊和日軍打過一仗，而是盤據四省邊區，極力擴充實力，橫徵暴斂，擁兵稱王。湯恩伯不是黃埔軍校出身，但他深知黃埔系即蔣系，因此他以黃埔系統奠定自己的人事基礎，大量任用黃埔生，他手下的重要將領張雪中、陳大慶、關麟征、王仲廉、馬勵武等都出身於黃埔軍校。不久，他便擁有第十五、第十九、第二十八、第三十一、第四十五共五個集團軍，此外，還掌握了賀粹之第十二軍、劉昌義暫十五軍，顧錫九暫九軍、李仙洲第九十二軍，王毓文第九十七軍，以及騎二軍。除上述正規軍，他又以陳又新為總指揮，將四省邊區遊雜部隊編成八十多縱隊，總兵力號稱四十萬之眾。於是，湯恩伯躊躇滿志，自封為“中原王”，成為繼陳誠、胡宗南之後蔣介石的三張紅牌之一。
湯恩伯當上“中原王”以後，目空一切，對轄區內的中下級官員隨意撤換甚至殺害，位居河南省席的李培基、山東省主席的牟中珩、以及先後任江蘇省主席的王懋功、韓德勤，也得看他的顏色行事。1940年冬，蔣介石及何應欽的親信蔣鼎文到洛陽接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做了湯恩伯的頂頭上司，湯恩伯根本不把他放在眼內，兩人一直明爭暗頭鬥至1944年，湯恩伯最終占了上風。此外，湯恩伯盤踞中原四省邊區，給人民帶來深重的災難，人們稱之為“湯災”，與當時發生的水災、旱災、蝗災並稱“水、旱、蝗、湯”四大災害。他因殺人如麻，又有“湯屠夫”之渾名。
1944年4月，日軍為打通從北平到南洋的大陸交通線，發動了豫湘桂戰役，首先進攻中原，發動了中原戰役。當時，湯恩伯和蔣鼎文之間仍在爭權奪利，致使中原戰役開始不到十天，蔣鼎文、湯恩伯掌握的四、五十萬大軍便一敗塗地。蔣介石異常氣怒，將兩人撤職，由陳誠接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湯恩伯的部隊，則由陳誠和胡宗南吞併改編，而這又是受蔣介石所指使，主要原因，是湯恩伯做了中原王還不滿足，還想學劉秀學曹操，發跡于中原而最後稱帝，蔣介石當然要伺機削藩的。
九
在日本投降，抗戰勝利之際，蔣介石立即忙於搶奪抗勝利的果實。在8月11日，蔣介石便下了三道命令：一是要解放區人民軍隊“就地駐防待命”，不得向敵偽“擅自行動”；二是要其嫡系部隊“積極推進”，“勿稍鬆懈”；三是要偽軍“切實維持地方治安”，“趁機贖罪”，抵抗人民軍隊受降。日本宣佈投降後，蔣介石宣佈將中國戰區分為十六個受降區，任命盧漢、張發奎、湯恩伯、王耀武、胡宗南、閻錫山、顧祝同、劉峙、孫蔚如、餘漢謀、薛岳、李品仙、孫連仲、李延年、傅作義、陳儀為受降主官，不許八路軍、新四軍受降。對投降的一百二十多萬日軍及其日本戰犯，蔣介石又用“以德報怨”的政策，實質是達到與日合流的目的，“利用日本軍隊阻止共產黨人”。岡村甯次等大批日本戰犯，搖身一變成了蔣介石的軍事顧問。對投降的六十多萬偽軍，蔣介石也“既往不咎”，實行收編。大汗奸周佛海、羅君強被委任為上海行動正、副總指揮，任援道被委任為南京先遣軍總司令，門致中被委任為北平綏靖司令。偽軍將領、集團軍總司令龐炳勳、孫良誠、張嵐峰、孫殿英、吳化文、郝鵬舉，分別被委任為國民革命軍第一、二、三、四、五、六路軍總司令。
抗戰勝利之後，蔣介石本想立即發動內戰，消滅中國共產黨及其人民武裝，但鑒於全國人民迫切要求和平與民主，又鑒於大量國民黨軍隊遠在西北、西南，未能開赴到重要城市和交通幹線，於是他打出“和平建國”的旗號，再三電邀延安毛澤東到重慶談判，為全面內戰爭取準備時間。
中共為粉碎蔣介石的和談陰謀，1945年8月28日，由毛澤東偕周恩來、王若飛等赴重慶談判。蔣介石對談判其實毫無準備，毛澤東的到來，反使他十分狼狽和被動。9月2日，談判正式開始，毛澤東、周恩來、王若飛與國民黨代表張群、王世傑、邵力子、張治中經過一個月的緊張商談，於10月10日簽署了《國民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10月11日毛澤東返回延安，留下周恩來、王若飛繼續談判。
在重慶談判期間，蔣介石在美國的支持下，利用海、空運輸力量，將大量武裝部隊運往東北、華北、江浙等地區，搶奪城市和交通線，並在接管區內大肆“劫收”。與此同時，蔣介石還密令部隊，以“恢復交通”為藉口，分路向解放區發動進攻，其中大規模的戰役就有上黨戰役、察綏戰役、邯鄲戰役、津浦路戰役等。
1945年8月下旬，國民黨軍閻錫山部一萬七千人，在史澤波率領下，進犯晉冀魯豫解放區的長治地區（古屬上黨郡），意圖分割太行、太岳兩區，佔領晉東南。共產黨劉伯承、鄧小平部三萬餘人，民兵五萬餘人奮起自衛，於9月10日發起進攻，連克屯留、壺關、長子、潞城，隨即圍攻長治。閻錫山急令彭毓斌率二萬餘人增援。劉、鄧部隊圍城打援，激戰五日，在老爺嶺殲敵援軍，擊斃彭毓斌。10月8日，長治守軍棄城而走，劉、鄧部隊乘勝追擊，於12日殲敵于將軍嶺、桃川地區。是役國民黨軍被殲三萬五千余人，史澤波以下二十七名將官被俘，國民黨的戰略部署被打亂。
10月中旬，傅作義指揮第十二戰區五萬余人主力部隊向豐鎮、集寧出動，進犯晉綏、晉察冀解放區，妄圖侵佔張家口。人民軍隊於10月18日以五萬余人兵力先行包圍傅部二萬四千餘人困守的歸綏。其後再以主力攻打包頭。察綏戰役使傅作義部損失一萬二千餘人。
10月14日，國民黨第十一戰區孫連仲部向晉冀魯豫解放區首府邯鄲發動進攻，妄圖打通平漢線交通。第十一戰區副司令長官馬法五、高樹勳率四萬五千人，由河南新鄉，經洛陽向北進犯，企圖同胡宗南部在石家莊會合。10月20日，共產黨劉伯承、鄧小平部向國民黨軍發起反擊。30日，副司令長官兼新編第八軍軍長高樹勳率該軍一萬餘人在前線馬頭鎮起義。馬法五率部南逃，途中被大部圍殲。馬法五以下二萬三千人被俘。邯鄲戰役使國民黨損失四萬餘人，打通平漢路的目的也未能實現。
10月中旬，國民黨以十七個軍四十余萬人向華北解放區進犯，以儘快打通津浦路。駐山東的人民武裝與北調的新四軍配合，於10日中旬主動出擊，阻止國民黨軍北進。19日，攻下鄒縣、大汶口，殲日偽軍一部。11月3日，在界河以北殲滅偽軍吳化文部四千餘人。12月中旬，攻佔滕縣及臨城週邊。至此，從徐州至濟南間二百餘裏的鐵路線為人民武裝所控制，國民黨打通津浦路的企圖也未能實現。
在戰爭失利以及國際國內和平輿論的壓力下，蔣介石被迫於1945年12月31日，同意簽訂《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辦法的協議》，並同意召開政治協商會議。1946年1月10日，發佈了停戰令。同日，有各黨派參加的政治協商會議召開，會議通過了軍事問題、憲章問題、和平建設綱領、政府組織、國民大會等五項協議。
然而，停戰令的發佈和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都不過是蔣介石的和平煙幕，在其後的幾個月中，蔣介石加速調兵遣將，內戰的陰雲籠罩著中國大地。終於，1946年6月，蔣介石在準備就緒之後，撕下了和平的面紗，大舉圍攻中原解放區，掀起了規模空前的內戰。
內戰開始階段，蔣介石實行全面進攻戰略，蔣介石及其主要戰將陳誠、胡宗南等都樂觀地認為“在三個月或六個內解決問題”。面對蔣介石的全面進攻戰略，中共採取不以保守地方為主而以集中優勢兵力殲滅國民黨有生力量為主的戰略方針，主動放棄一些地方，而在運動中尋找戰機。經過八個月的戰鬥，國民黨軍佔領了解放區包括張家口在內的一百零五座城市，但卻損失兵力六十七個旅七十一萬人。其中蘇中戰役（46•7—8）七戰皆北，被殲五萬六千人；定陶戰役（46•8—9）被殲四萬八千人；宿北戰役（46•12）被殲二萬一千人，第六十九師師長戴子奇自戕身亡；萊蕪戰役（47•1—2）被殲五萬六千人，第二綏靖區副司令李仙洲被俘虜；臨江戰役（47•1—3）被殲三萬九千人，國民黨軍在東北地區的攻勢被瓦解。
1947年2月以後，蔣介石被迫由全面進攻轉入重點進攻，重點進攻的地區是陝北和山東解放區。1947年2月，蔣介石調集胡宗南等部共二十三萬人，南北夾擊陝北延安，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中共決定暫時放棄延安。3月19日國民黨軍佔領延安，蔣介石、胡宗南等只能空歡喜一場，接著急於尋找共產黨的主力部隊決戰，卻又連連撲空。其後，在延安城南、青化砭、羊馬河、蟠龍、隴東、榆林、沙家店等地遭到西北野戰軍的伏擊，損失慘重，僅沙家店戰役（47•8），就被殲六千多人。在山東方面，蔣介石以顧祝同為總指揮，于1947年4月率領四十五萬兵力進攻山東解放區。5月中旬，華北野戰軍集中優勢兵力，將趾高氣昂、推進最快的蔣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編七十四師分割包圍于孟良崮山區。蔣介石想盡辦法解救七十四師而無效，經過兩天多的激戰，整編第七十四師及整編第八十三師一個團被全殲，蔣介石的愛將、師長張靈甫被擊斃。孟良崮慘敗，蔣介石痛哭流涕，自責不已。
蔣介石的重點進攻遭到嚴重挫折，其主力深陷在陝北和山東兩個相隔很遠的戰場上，戰略協同十分困難。在這種形勢下，他在各個戰役中繼續遭到慘敗，損兵折將。1947年4、5月間的正太戰役，被殲三萬五千餘人，丟失縣城七座及正太鐵路180公里，使石家莊成為孤城。1947年7月的魯西南戰役，被殲五萬六千餘人，迫使蔣介石從陝西、山東調兵。1947年10月的清風店戰役，從石家莊北進增援東北的國民黨第三軍兩萬餘人被全殲，軍長羅曆戎被俘。1947年11月，人民解放軍發起石家莊戰役，經過六天激戰，國民黨丟失華北重鎮石家莊，守軍二萬四千餘人被殲，使共產黨晉察冀、晉冀魯豫兩大解放區連成一片。1947年9月至12月的膠東戰役，蔣介石企圖以十余萬兵力消滅山東地區的人民解放軍，但在人民解放軍的反擊下，國民黨軍被殲六萬三千餘人，被迫撤離膠東腹地。一年內戰，蔣介石損失兵力一百二十萬人。
人民解放軍在節節勝利的形勢下，果敢地進行戰略出擊。1947年8、9月間，晉冀魯豫野戰軍（劉鄧大軍）、太岳兵團（陳賡、謝富治）、華北野戰軍外線兵團（陳毅、粟裕）三路大軍挺進大別山區，成“品”字形展開，瞰制中原，威脅武漢和南京。這一形勢，迫使蔣介石不得不由進攻戰略改為防禦戰略，繼而又由全面防禦轉為分區防禦，將戰略集團分別放在徐州、瀋陽、北平、漢口、西安五個中心戰場上。
在軍事上不斷失敗的時候，蔣介石仍念念不忘登上總統寶座。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行憲國大”召開，在一片擾攘聲中，蔣介石終於被選為大總統，李宗仁為副總統。但是，軍事形勢卻越來越不利，人民解放軍不斷發起大規模的進攻，國民黨軍到處遭到沉重的打擊。1948年2月至3月的宜川戰役（瓦子街戰役），被殲近三萬人，第二十九軍軍長劉戡被擊斃，國民黨被迫放棄延安、洛川。1948年3月至4月的洛陽戰役，被殲三萬五千人，青年軍第二0六師師長邱行湘等被俘虜，洛陽被解放軍佔領。1948年3月至5月的臨汾戰役，被殲二萬五千人，第六集團軍副總司令梁培璜被俘虜，晉南全境盡失。1948年6月至7月的晉中戰役，被殲約十萬人，太原綏靖公署副主任趙承綬被俘虜，晉中地區除太原以外盡失。1948年7月的襄樊戰役，被殲二萬多人，第十五綏靖區司令官康澤被俘虜，襄陽、樊城被解放軍佔領。1948年9月的濟南戰役，被殲十余萬人，第九十六軍軍長吳化文率部起義，第二綏靖區司令官兼山東省主席王耀武被俘虜，山東全境盡失。
兩年內戰後，蔣介石剩下的一百九十萬正規軍被分別牽制在東北、華北、華東、中原、西北五個戰場上。在這種形勢下，蔣介石決定實行重點防禦的戰略方針，並準備撤出東北，確保華中。但是，人民解放軍已經集結了強大的兵力，準備同時在東北、華北、中原與國民黨軍的精銳部隊展開戰略決戰，濟南戰役揭開了戰略大決戰的序幕。
十
1948年9月，遼沈戰役開始。當時，國民黨在東北擁有兵力五十萬人。蔣介石以衛立煌為東北“剿總”總司令，杜聿明、鄭洞國、範漢傑、梁華盛、孫渡、萬福麟、張作相、馬占山、陳鐵為副總司令，趙家驤為參謀長，范漢傑兼任錦州指揮所主任。東北“剿總”共轄鄭洞國第一兵團、盧浚泉第六兵團、周福成第八兵團、廖耀湘第九兵團、侯鏡如第十七兵團，儘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這五十五萬人被分別困守在長春、瀋陽、錦州等幾個孤立地區，是撤是守，蔣介石舉棋不定。9月12日起，東北野戰軍包圍了錦州，10月14日發起總攻，次日攻克錦州，範漢傑、盧浚泉等被俘虜。接著，長春守軍六十軍軍長曾澤生率部起義，鄭洞國率餘部投誠，10月19日長春失守。蔣介石命令廖耀湘兵團向錦州反攻，途中遭到阻擊被圍殲，其中包括蔣介石的“五大主力”的新一軍和新六軍，廖耀湘也被俘虜。隨後，瀋陽被圍，衛立煌等乘飛機逃走。11月2日，瀋陽、營口被攻克，周福成被俘虜。杜聿明、侯鏡如則率殘部由海路南逃。遼沈戰役中，國民黨軍被殲四十七萬人，東北全部丟失。
1948年11月，淮海戰役開始。當時，國民黨軍六十余萬兵力，集結在徐州為中心，東至連雲港，西至商邱，北至臨城，南至蚌埠的戰線上，被華東、中原野戰軍分割包圍。蔣介石任命劉峙為徐州“剿總”總司令，杜聿明、孫震、劉汝明、馮治安、韓德勤、李延年為副總司令，李樹正為參謀長，杜聿明兼任前進指揮部主任，孫元良、趙家驤為副主任，舒適存為參謀長，文強為副參謀長。徐州“剿總”共轄邱清泉第二兵團、李延年第六兵團、黃伯韜第七兵團、劉汝明第八兵團、黃維第十二兵團、李彌第十三兵團、孫元良第十六兵團，以及周渤的第一綏靖區、馮治安的第三綏靖區等。11月8日，第三綏靖區副司令官何基灃、張克俠（二人均為中共地下黨員）率二萬三千人在台兒莊、賈汪前線起義，使徐州北大門洞開。解放軍首先打擊的物件是黃伯韜第七兵團，11月6日至22日，該兵團在碾莊地區被包圍全殲，黃伯韜被擊斃。11月23日至12月15日，黃維第十二兵團在雙堆集地區又被包圍殲滅，其中包括蔣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第十八軍，司令官黃維被俘虜。杜聿明率領第二、第十三、第十六共三個兵團棄徐州西逃，在青龍集、陳官莊地區又被重重包圍，很快，孫元良第十六兵團被殲滅，孫元良逃脫。12月16日至1949年1月10日，杜聿明所率領的邱清泉第二兵團和李彌第十三兵團亦被殲滅，其中包括蔣介石“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軍，邱清泉被擊斃，李彌隻身逃脫，杜聿明以下大量高級軍官被俘虜。在淮海戰役關鍵時刻，劉峙就藉故離開徐州。在整個戰役中，蔣介石都在想盡辦法解救黃維、杜聿明，但都無濟於事。是役，國民黨軍被殲五十五萬五千人，幾乎都是蔣介石最精銳的嫡系部隊。淮海戰役後，國民黨完全失去了長江中下游以北廣大地區，使南京及上海、武漢直接處於人民解放軍威脅之下。
在淮海戰役的同時，平津戰役亦打響。華北的國民黨軍傅作義集團六十多萬人，被困守在以平津為中心，東起唐山，西至張家口長達千餘裏的鐵路線上。傅作義任華北“剿總”總司令，陳繼承、劉多荃、上官雲相、宋肯堂、鄧寶珊、吳奇偉、馮欽哉、郭宗汾為副總司令，李世傑為參謀長。華北“剿總”共轄李文第四兵團、石覺第九兵團、孫蘭峰第十一兵團、侯境如第十七兵團，以及陳長捷的天津警備部隊，其中不少也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1948年12月下旬，傅作義的王牌部隊第三十五軍於新保安被華北野戰軍全殲，軍長郭景雲自殺身亡。接著，從張家口突圍的孫蘭峰第十一兵團七個師共五萬四千人又被殲滅，孫蘭峰率殘部逃往綏遠，張家口丟失。1949年1月14日，東北野戰軍對天津發起總攻擊，經過29個小時激戰，國民黨守軍十三萬人被全殲，天津警備司令陳長捷被俘虜。1月16日，塘沽守軍侯境如部三萬六千人四海路逃路。北平傅作義完全處於孤立，陷於困境，開始和中共展開談判。蔣介石先後派軍令部長徐永昌、裝甲兵司令參謀長蔣緯國及國防部次長鄭介民到北平，勸誘傅作義率部南撤，均被傅作義婉言拒絕。經過和平談判，1月20日，傅作義接受“離城改編”的辦法，率北平守軍二十五萬人接受和平改編。蔣介石鞭長莫及，只有求得傅作義同意（傅征得解放軍方面同意），派飛機到北平接走李文、石覺等中央軍大部分團以上的軍官。平津戰役中，蔣介石又損失了五十二萬軍隊，華北地區亦基本喪失。
歷時四個多月的三大戰役，蔣介石共損失一百五十四萬兵力，他賴以發動內戰的精銳嫡系部隊基本已被消滅。他氣得大發“神經”，“以手槍向屋頂連放十餘槍，並擊斃其愛犬”。不僅如此，蔣介石軍事上的連連失敗，也導致了他政治上的危機。美國政府看到他已失去了扶持的價值，決定換李宗仁出來應付局面；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此時也乘機逼蔣介石下臺。蔣介石不得已，於1949年1月21日，以“因故不能視事”為由，宣佈“引退”，由副總統李宗仁代理總統。次日，他由陳誠、湯恩伯陪同飛回奉化溪口老家。
蔣介石雖然下野退居溪口，但仍控制黨、政、軍實權。下野之前，他已任命親信陳誠為臺灣省主席兼臺灣警備總司令，朱紹良為福建省主席兼福州綏靖公署主任，方天為江西省主席，薛岳為廣東省主席，余漢謀為廣州綏靖公署主任，張群為重慶綏靖公署主任，湯恩伯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1月25日，他又在溪口召見何應欽、顧祝同、湯恩伯等，策劃長江防務，決定把長江防線劃為兩個戰區：從宜昌至湖口以西由白崇禧集團二十五萬人防守；從湖口以西至上海由湯恩伯集團四十五萬人防守，趁李宗仁政府派遣和談代表團到北平與中共談判之機，加緊部署兵力。
以張治中、邵力子、黃紹 、章士釗、李蒸、劉裴為代表的國民政府和談代表團，在北京與中共談判，擬定了《國內和平協定》。4月16日，黃紹竑飛回南京，請示簽字。4月20日，蔣介石命令拒絕接受，李宗仁不敢簽字。4月21日，毛澤東、朱德發出《向全國進軍的命令》，解放軍百萬雄師過長江，發起渡江戰役，三個作戰集團由東、中、西三路突破長江天險，蔣介石苦心經營三個半月的長江防線在一、兩天內全線崩潰。
解放軍渡江以後，即發動京滬杭戰役。4月22日，蔣介石在杭州召集李宗仁、何應欽、白崇禧、張群等人商討“最後一戰”。但就在當夜，國民黨第二艦隊司令林遵率艦艇25艘在南京江面起義。次日，南京被解放軍佔領，李宗仁、何應欽、顧祝同等軍政要員逃離南京。4月底，蔣介石乘“太康”號軍艦到上海黃埔江邊的復興島上，多次召集湯恩伯及海軍司令桂永清、空軍司令周至柔、炮兵司令邵伯昌、裝甲兵司令蔣緯國等佈置保衛大上海的作戰方案，目的是儘量多堅持一些時間，以便把上海的金銀和貴重物資全部運往臺灣。
蔣介石離開上海又回到溪口，遍遊溪口十景，祭拜母親墳墓，對外公外婆的墓地和少年時代遊歷過的地方一一叩別，他知道，離開家鄉和大陸的日子不遠了。5月3日，杭州被解放軍攻佔。5月12日，解放軍對上海地區的湯恩伯集團二十余萬人發起總攻。5月22日，上海週邊已失守；5月25日，蘇州河以南市區也被解放軍佔據。5月26日清晨，蔣介石乘坐“太康”號軍艦駛到吳淞口外，眺望上海，悲憤交織，只得命令湯恩伯、石覺等率殘部由海上撤逃。5月27日，上海完全被解放軍佔領。
上海戰役，湯恩伯集團被殲滅十五萬人。在渡江戰役和京滬杭戰役中，蔣介石共損失四十五萬人，南京國民政府從此滅亡。
十一
國民黨軍的長江防線崩潰、南京丟失後，國民政府遷至廣州。代總統李宗仁及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何應欽雖然到廣州繼續任職，但既無軍權，又無財權，李、何的權力名存實亡。5月20日何應欽辭職，由閻錫山取而代之；李宗仁後來也與蔣介石決裂，出走美國。
當時，國民黨的殘餘部隊尚有近二百萬人，蔣介石以國民黨總裁的身份在幕後遙控指揮。7月14日，他乾脆由臺北飛抵廣州，7月16日成立國民黨非常委員會，自任主席，由幕後又轉到台前，公開指揮國民黨軍殘餘力量作最後一戰。他任命陳誠負責東南戰事，白崇禧負責華中戰事，張群負責西南戰事，胡宗南負責西北戰事，企圖負隅頑抗。
但是，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以後，在各個戰場上向國民黨殘餘部隊展開掃蕩，勢如破竹，蔣介石絞盡腦汁，疲於奔命，也無法挽救其徹底滅亡的命運。
在華北方面，華北野戰軍於4月20日向太原發動攻勢，4月24日太原被佔領，閻錫山十二萬人被全殲。隨後，大同、新鄉、安陽先後失守。6月2日，劉安琪第二十一兵團也從青島經海路南逃，華北全境完全被解放。
在西北方面，從1949年5月起，人民解放軍第一野戰軍進軍西北，向胡宗南集團及甘肅馬步芳、寧夏馬鴻逵等部發起攻勢。胡宗南先後丟失咸陽、西安、寶雞、鳳翔等，被殲四萬五千人，殘部退往四川。而二馬更被解放軍一路追擊，先後丟失平涼、天水、蘭州、西寧、銀川，到9月底，馬家軍被殲約十五萬人。同時，西北軍政副長官兼綏遠省主席董其武及兵團司令孫蘭峰于9月19日率五萬人通電起義；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及新疆省包爾漢於9月26日率十萬人通電起義。西北全境也被解放。
在東南方面，蔣介石力圖保住福建及沿海島嶼，藉以屏障臺灣。7月23日，他親到廈門召集朱紹良、湯恩伯、李延年等開會，部署福建、廈門、金門的防務，以周 喦 、石覺率三個軍約六萬人據守舟山群島；朱紹良、湯恩伯指揮李延年、劉汝明、李良榮三個兵團十個軍約十五萬人據守福州、廈門、泉州、漳州及沿海島嶼。7月下旬起，華東野戰軍發起福州戰役，國民黨軍節節潰敗。8月17日，福州被攻佔；10月17日，廈門被攻佔，被殲十余萬人。湯恩伯、朱紹良、李延年等逃往臺灣。
1950年5月，解放軍準備渡海解放舟山群島，國民黨十二萬五千守軍秘密撤往臺灣。5月19日，舟山群島被解放。
在華南方面，5月14日，解放軍在武漢附近突破長江防線，白崇禧率部撤離武漢，退入湖南。5月15日，河南省主席兼第十九兵團司令張軫率二萬余人在賀勝橋、金口起義。武漢、九江、南昌先後被解放。8月4日，湖南省主席程潛和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率三個師在長沙起義，迫使白崇禧集團主力退到衡陽、寶慶（邵陽）一線。蔣介石命令白崇禧統一指揮鄂贛湘桂四省軍事。當時，白崇禧所能指揮的軍隊，有其主力五個軍、宋希濂集團、餘漢謀集團以及黃傑兵團、魯道源兵團、孫震兵團、沈發藻兵團、胡璉兵團等。9月中旬，人民解放軍發起衡寶戰役，10月6日攻佔韶關，切斷白崇禧集團逃往廣東的退路。白崇禧被殲四萬七千余人，於10月17日向湘桂邊境敗退。解放軍發起廣東戰役，10月14日佔領廣州，國民黨政府逃往重慶。餘漢謀集團往粵西潰退，劉安琪兵團近五萬人在兩陽地區被全殲。胡璉兵團則由汕頭逃往臺灣。白崇禧集團退入廣西後，尚有五個兵團近二十萬人。白崇禧以張淦兵團、魯道源兵團共五個軍南下雷州半島，企圖與餘漢謀殘部會合，從海上逃跑，但在博白地區被解放軍殲滅，張淦被俘虜。12月，解放軍發起廣西戰役，徐啟明兵團在靈山以西被殲，黃傑、劉嘉樹兩兵團在桂越邊境被殲，劉嘉樹被俘虜。1950年4月16日深夜，解放軍橫渡瓊州海峽，在海南島登陸，突破海南防衛總司令薛岳設立的三道防線（薛岳字伯陵，自稱“伯陵防線”），殲敵三萬餘人。薛岳率殘部六萬餘人乘船逃往臺灣。至此，華南全部被解放。
在西南方面，蔣介石試圖利用西南地區的崇山惡水，阻擋解放軍進入，使之成為日後反攻的基地。1949年8月24日，他由廣州飛往重慶，親自處理西南軍政事務（李宗仁於前一天從桂林經香港飛往美國）。蔣介石先後多次召集四川張群、貴州穀正倫、西康劉文輝等各省頭目以及胡宗南、宋希濂、羅廣文、李彌等高級將領開會、佈置西南防務。他以胡宗南集團三個兵團十二個軍依託秦嶺、白龍江、米倉山、大巴山構成防線，阻止第一野戰軍入川。以宋希濂集團兩個兵團兩個軍，在恩施、奉節一帶共守川東大門。以羅廣文兵團兩個軍在南充、大足一線作機動。以貴州綏靖公署主任谷正倫之何紹周兵團兩個軍守川黔邊境。以雲南綏靖公署主任盧漢部四個軍守雲南。11月初，人民解放軍發起西南戰役，國民黨軍四處潰退。11月14日貴陽丟失；11月29日，重慶丟失，蔣介石及行政院逃往成都。12月8日，蔣介石及行政院召開緊急會議，決定逃往臺北。12月9日，雲南省主席盧漢、西康省主席劉文輝、西南軍政公署副長官鄧錫侯、潘文華分別在昆明、彭縣、雅安宣佈起義，雲南、西康和平解放。盧漢致電劉文輝，要其會同四川各將領扣留蔣介石，此電被蔣介石截獲，次日，慌忙攜子乘飛機逃離成都去臺灣。12月21日至27日，孫元良、羅廣文、陳克非、裴昌會、李振五兵團先後起義，成都解放。胡宗南、宋希濂率殘部逃往西康。李文兵團三個軍企圖突向西康逃跑，大部被殲，李文被俘虜（後從看守所逃走去了臺灣）。李彌第八軍和余程萬第二十六軍曾進攻通電起義的盧漢部，失敗後逃往蒙自，1950年1月中旬，分別在蒙自、沅江地區被消滅，李彌、余程萬率數千殘兵逃入越南、緬甸。1950年3月，人民解放軍以六個軍分由成都、昆明夾擊西昌地區的國民黨軍殘部三萬五千餘人，國民黨軍大部被殲，宋希濂被俘虜，胡宗南乘飛機逃跑，西昌解放。在西南戰役中，國民黨軍被殲九十三萬人。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至此，整個中國大陸全部解放。
三年半的解放戰爭，把蔣介石趕出了中國大陸。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新軍閥在中國大陸的統治也徹底結束。蔣介石率領幾十萬殘兵敗將及“國民政府”逃往臺灣，繼續統治著台（灣）、澎（湖）、金（門）、馬（祖）地區。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臺北複任“總統”，陳誠任臺灣“行政院”院長。蔣介石借助美國的勢力，時刻想反攻大陸。然而，新中國的崛起和不斷強大，使他的夢想最終威嚴。跟隨蔣介石逃亡到臺灣的一批國民黨高級將領，如谷正倫、湯恩伯、桂永清、徐永昌、鄭介民、羅卓英、胡宗南、朱紹良、陳誠、白崇禧、劉峙、李彌、蔣鼎文、熊式輝、李延年等，都先於他而病死。1975年4月5日，八十八歲的蔣介石也終因心力衰竭而病逝於臺北。
琰容 2012-10-22 10:44
08章 桂系軍閥(陸榮廷、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
在蔣介石統治中國的二十二年當中，大大小小的地方軍閥都曾被他打敗或吞併，但是，其中有一個軍事集團卻又例外，它能夠長期保持其軍事實力並與蔣介石作抗衡，這就是以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 為首的桂系軍閥集團。桂系軍閥存在的時間很長，分為舊桂系和新桂系兩個階段。舊桂系的首領是陸榮廷，所以，有關桂系軍閥，還得從陸榮廷談起。
陸榮廷，廣西武鳴人。壯族。1859年8月13日生於一個貧困的農村家庭，小名阿宋，字幹卿。陸榮廷出生後不久，父親陸業秀就被人打死，母親不久改嫁，他被交由鄰居收養。七、八歲時，由於養母家生活亦極端貧困，陸榮廷經常到別人家的果園、菜地偷東西吃。有一次，他到野外雀窩裏捉到幾隻乳雀，用家裏僅有的一點生油炸了吃，養母一怒之下把他趕出家門。陸榮廷食宿無所，只得回到生母處。但十歲時，生母又病死了，他只得到雨傘店當徒工學藝，因受不了老闆娘的虐待，只得出走，成了行乞的流浪兒，過著討吃、偷盜、浪蕩的生活。
1879年二十一歲時，陸榮廷到了龍州廳當縣役，結識了一些衙門中人，交遊了一些江湖朋友，聽了不少草莽英雄的故事，使他萌發了闖蕩江湖，造出一番事業的念頭。後來，他因得罪了法國傳教士，只得逃走，去給士官看守墳場。由於有一杆槍在手，他利用看守墳場的機會，練得一手好槍法和超人的膽量。1882年，他與人合夥當了強盜，加入了三點會，憑著他的槍法和膽量，很快成為水口地區的首領，稱作大哥。1885年中法戰爭期間，曾投唐景崧部當兵；中法戰爭後，組織綠林武裝，與會黨遊勇結合，在中越邊界打劫法國侵略者。陸榮廷講義氣，守信用，對貧苦農民和小生意人不加騷擾搶劫，所以也很得民心，他們隊伍亦不斷壯大。
1894年，廣西提督蘇元春和邊防軍統領馬盛治認為陸榮廷一夥行蹤飄忽不定，難以征剿，不如改為招安，於是派人前往說服。陸榮廷因為一向不曾與清軍交戰，而招安則可以獲得功名利祿，總比再過綠林生涯好，於是，便與其結拜兄弟桂平人莫榮新、龍州人韋榮昌等率從接受招安，所部編為一營，陸榮廷任管帶。
陸榮廷二十一歲時在水口鎮結識了龍州人譚浩明，結拜為兄弟。1882年，陸榮廷與譚浩明的姐姐結婚，兩人的關係又加深了一層。陸榮廷受招安後，便把譚浩明也邀至軍中，當了哨官。另外，陸榮廷招安後，又認識了在龍州蘇元春提督衙門當差的柳州人陳炳焜 ，很快，兩人結拜為兄弟，成了莫逆之交，陳炳 焜 、譚浩明、莫榮新、韋榮昌以及後來招撫的林俊廷等人，都成為陸榮廷日後大展鴻圖的得力幹將。
陸榮廷受招安後，多次參加清廷組織的“剿匪”，鎮壓農民暴動。由於他本身是土匪出身，熟悉“匪情”，所以往往取得勝利，官職也越升越高，當上了榮字軍統領。1907年12月，孫中山、黃興等策動鎮南關駐軍及會黨黃明堂等舉行起義。清廷震驚，嚴令龍州兵備道龍濟光與陸榮廷部討伐，限七天收復被革命軍佔據的炮臺，成則賞銀八萬，官升三級，逾期則將統領以下的軍官一律軍前正法。陸榮廷盡力為清廷效命，率榮字軍與革命軍激戰多天，黃明堂等被迫撤走。此役後，陸榮廷獲清廷封授“捷勇巴圖魯”的名號，並提升為左江鎮總兵兼廣西邊防督辦，而龍濟光則提升為廣西提督。1911年6月，龍濟光調任廣東，陸榮廷升任廣西提督。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此後，各省紛紛響應。陸榮廷對突然而來的革命怒潮，並無思想準備，當時他坐鎮南寧，靜觀局勢的發展。在南寧的革命黨人想爭取他回應辛亥革命，派出代表與他談判，陸榮廷心存戒心，使譚浩明手執大刀在身旁，對革命黨人提出的要求，則未置可否。這時，在省會桂林的革命黨人已準備發動起義，回應辛亥革命。廣西巡撫沈秉堃 ，布政使王芝祥十分害怕，派人與革命黨人談判。革命党人為了避免新舊軍隊的衝突，也為了儘快回應革命，與沈、王妥協，推沈秉堃 為都督，推王芝祥、陸榮廷為副都督，于11月7日在桂林宣佈獨立。陸榮廷得知桂林宣佈獨立，並推自己為副都督時，也就見風使舵，對革命黨人表示“贊成共和”，於11月9日召開大會，宣佈獨立，組成以他為首的南寧副都督府。但是，他沒有如革命黨人所希望的那樣立即派兵北上援鄂，而是處處排斥革命黨人，擴張自己的勢力，迅速鞏固了他在南寧的地位。
沈秉 堃 和王芝祥雖然被推為正、副都督，但是，他們掌握的軍事實力很有限，加上他倆都不是廣西人，難以與手握重兵的本省土著陸榮廷相處抗衡。很快，沈秉 堃和王芝祥相繼以率隊北伐援鄂為名，離開廣西。於是，廣西省議會推舉陸榮廷繼任都督。1912年2月，陸榮廷率巡防營進駐桂林就職，並改組廣西軍政府，以陳炳焜 為軍政司長，陳樹勳為民政司長，嚴端為財政司長，唐鐘元為教育司長，盧汝翼為法制局長，蘇壽松為銓敘局長。不久，他便將省會遷到老巢南寧。這樣，廣西的革命果實就完全被陸榮廷所竊取，廣西是辛亥革命時純由舊官僚重新掌權的少數幾個省份之一。
陸榮廷宣佈獨立，後當上廣西都督，當然，並非他贊成共和，倒向革命，孫中山曾派潘乃德和陸榮廷聯繫，希望廣西出兵北伐，一連幾次，他都以各種藉口推託，他急於要做的事，就是擴展自己的勢力，鞏固自己在廣西的統治。他招撫各路綠林隊伍，如沈鴻英等部，改編為桂軍。另外，他大量安排自己的親信心腹，控制和指揮軍隊，除了陳炳焜 、譚浩明、莫榮新、韋榮昌、沈鴻英、林俊廷等人外，陸裕光、陸福祥、陸德標、馬濟、韓彩風等，既是他的義子和養子，又是他軍隊中的重要將領。由於他的極力擴張和經營，桂軍很快成為西南地區一支重要的軍閥隊伍。
袁世凱上臺後，陸榮廷仍然保住都督的位置，他儘量靠近和追隨袁世凱，甘心為他效力。1913年二次革命爆發，南方各省相繼回應討袁，孫中山又派潘乃德動員陸榮廷，陸榮廷不但拒絕，後來還鎮壓了柳州劉古香的討袁行動，又殺害了到廣西活動的荊豫招撫使、武昌起義元勳蔣翊武。陸榮廷雖然效忠袁世凱，但他對袁世凱又深為疑忌，同時也感到袁世凱對自己也是既利用又猜疑。1915年底，袁世凱醞釀稱帝，在洪憲封爵時，龍濟光被授封一等公，而陸榮廷只授封一等侯，對此，陸榮廷大為不滿。革命党人利用這時機，派紐永建、林虎分路入南寧，聯絡陸榮廷起兵討袁。陸榮廷表示“絕對盡力做到”，但當雲南蔡鍔宣佈獨立，起兵討袁時，他又稱病蜷居於老巢甯武莊，靜觀形勢變化。袁世凱任陸榮廷兼貴州宣撫使，令其率部進軍貴州，威脅雲南。陸榮廷表示接受新任命，但提出附帶條件，請袁世凱在廣東撥給軍餉一百萬元和槍械五千支。陸榮廷的親信陳樹勳，聞悉他接受袁世凱的任命，即從梧州赴南寧，於1916年2月到武鳴縣甯武莊勸說陸榮廷反袁。陸榮廷召開軍事會議，陸榮廷及諸將看到袁世凱已眾叛親離，覺得時機已到，亦同意反袁護國。
1916年3月15日，陸榮廷在柳州發佈護國討袁通電，宣佈廣西獨立。陸榮廷宣佈反袁，給袁世凱重大打擊，3月22日，袁世凱被迫宣佈撤銷帝制，但仍當大總統。為加強各派反袁力量的聯合，西南護國各省，於5月8日在廣東肇慶組織護國軍務院，唐繼堯、岑春煊出任正、副撫軍長，陸榮廷、陳炳焜 代表廣西出任撫軍，接著，陸榮廷親率部隊一萬人，取道柳州、桂林、全縣直指湖南，配合雲南護國軍向北洋軍進攻。5月中旬，陸榮廷部進入湖南，下旬到達衡陽。袁世凱的親信、湖南都督湯薌銘為大勢所迫，亦宣佈湖南獨立，接著乘船北遁。湖南獨立，使重病的袁世凱怨憤交加，於6月6日死去。
袁世凱死後，黎元洪繼任大總統，任命陸榮廷為湖南都督。陸榮廷知道自己難以控制湖南，他所圖的是兩廣地盤，所以並不受命，薦譚延闓 代。北京政府於7月6日改任陸榮廷為廣東督軍，陳炳焜為廣西督軍，這才合符他的心意。當時，護國戰爭結束，軍務院也於7月14日宣佈撤銷。於是，陸榮廷率莫榮新、譚浩明、馬濟等軍南下廣東，圍攻龍濟光于廣州，迫使龍濟光退居瓊崖，9月中旬解決了廣東。就這親，陸榮廷利用護國戰爭之機，控制了兩廣，成了西南地區炙手可熱的一方軍閥。
二
陸榮廷進據廣東以後，不久，即以年事已高為由，乞歸故里，實際是想回到廣西老巢，遙控兩廣。1917年4月，黎元洪委任他為兩廣巡閱使，以譚浩明為廣東督軍。譚浩明原為草莽粗人，大字不識，不學無術，憑著與陸榮廷的親戚關係，當上護國第五軍總司令等職務。他到廣東後，無法應付廣東複雜的政治局面，即與陳炳焜 對調，由陳炳焜 到廣東當督軍。
袁世凱死後，北京政府由皖系段祺瑞控制，段祺瑞企圖武力統一中國，引起西南實力派的反感和恐懼。為求自保，陸榮廷提出“桂人治桂”的口號。1917年6月20日，陸榮廷授意廣東督軍陳炳焜 和廣西督軍譚浩明聯盟通電，宣佈兩廣自主。所謂自主，與獨立有所區別，是一種半獨立狀態。自主時期，兩廣不受北京內閣的干涉，但遇有重大問題，仍可直接請命總統。桂系提出兩廣自主，目的是穩固地方割據，但客觀上也為孫中山南下開展護法運動提供了有利條件。
1917年7月6日，孫中山與廖仲愷、朱執信等南下廣州，利用兩廣自主的局面，聯合滇桂軍閥，舉起了維護《臨時約法》的旗幟。7月21日，北京海軍總長程璧光和海軍第一艦隊司令林葆懌聯名通電，響應孫中山的護法號召，率艦隊南下廣州。8月25日，非常國會在廣州召開，通過《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成立護法軍政府，選舉孫中山為大元帥。
由於兩廣宣佈自主，廣州護法軍政府成立，段祺瑞決定征討西南及兩廣，計畫由四川進攻雲南、貴州，由湖南進攻兩廣，主要戰略目標是廣東，而湖南便成為南北爭奪的前哨站。8月6日，段祺瑞派心腹大將傅良佐為湖南督軍取代親南方的譚延闓 。譚延闓 急電陸榮廷求援。陸榮廷乃於10月3日南寧召開兩廣軍事會議，討論援湘問題。會議決定：由陳炳焜 、譚浩明、程璧光、李耀漢聯名通電，斥責段祺瑞毀法叛國，發動內戰的罪行。提出迎接黎元洪複職，罷免段祺瑞，恢復國會，撤回傅良佐等四項主張。還決定：推廣西督軍譚浩明為兩廣護國軍總司令，廣西出兵四十五營，廣東出兵三十五營，共八十營組成五個軍，由陸裕光、林俊廷、韋榮昌、馬濟、林虎分別任第一至第五軍司令，出兵援湘。10月6日，護法軍湖南總司令部成立，程潛為總司令。接著，湖南護法軍與北洋軍在湘潭交戰，護法戰爭正式爆發。
再說陳炳焜出任廣東督軍後，同樣面臨廣東局面的一大堆難題，既要“自主”於北京政府之外，又要應付護法軍政府；既要和廣東省長李耀漢爭權奪利，又要提防入粵滇軍及廣東地方軍事勢力的坐大。陳炳焜 雖然粗通文墨，能力比譚浩明強，但也無法處理好廣東事務而大失人心，遭到各方的強烈反對，陸榮廷只得於11月間由莫榮新接替陳炳焜出任廣東督軍。
莫榮新和陸榮廷一樣，出身綠林，是陸榮廷的把兄弟，辛亥革命之後，歷任梧州府長、廣西陸軍第一師第二旅旅長、桂平鎮守使、護國軍第三師師長、第五軍軍長，1916年10月任廣東廣惠鎮守使。莫榮新是落籍廣西不久的廣東人，對粵人說是廣東人，對桂人說是廣西人，加上處事圓滑，慣於手段，所以能督粵四年之久。
莫榮新出任廣東督軍後，秉承陸榮廷的指令，排擠並驅逐省長李耀漢。李耀漢是廣東新興人，也是綠林出身，後被清廷收編。辛亥革命後，投靠龍濟光，出任肇陽羅鎮守使，建立肇軍。1916年見龍濟光大勢已去，回應護國軍迎滇、桂軍到肇慶，後出任廣東省長。李耀漢受桂系軍閥排擠，被撤銷省長和肇陽羅鎮守使職務，並遭通輯，只好率部重返肇慶、新興一帶。
當桂系在廣東的地盤進一步鞏固後，又對孫中山的護法軍政府施加壓力，陸榮廷聯合滇系軍閥，與北方政府妥協，通電主和。1918年1月，組成護法各省聯合會。1918年4月10日，非常國會通過了《修正軍政府組織法》，改大元帥首領制為七總裁合議制，由唐紹儀、伍廷芳、孫中山、岑春煊、陸榮廷、唐繼堯、林葆懌為總裁，旋即推舉政學系首領岑春煊為主席總裁。改組後的這政府完全由桂、滇軍閥及其附庸政學系所控制，護法成為空名。孫中山見狀，於5月4日辭職，5月21日離穗赴滬。第一次護法運動亦告結束。
桂系軍閥推翻了孫中山的政治地位之後，又要對付滇軍和粵軍。當時粵軍遠在潮汕一帶地區，一時難以下手，陸榮廷、莫榮新便先向滇軍開刀，首先要解決張開儒，張開儒是雲南巧家人，是年加入同盟會，曾任雲南護國軍梯團長、滇軍第三師師長兼護法軍政府陸軍總長，堅決支持孫中山的護法。1918年5月，莫榮新突然發佈命令，解散陸軍部警衛隊，通令各縣解散陸軍部所設的招兵機關，並誘騙張開儒來省接洽公務，將其逮捕。同年8月，莫榮新兼任軍政府陸軍總長。
張開儒被捕，入粵滇軍失勢，桂系軍閥又急急要剪除陳炯明、許崇智等粵軍。早在護法軍政府改組前，孫中山就想建立自己的一支陸軍，適值北洋軍閥派兵從福建進攻潮汕，廣東告急，孫中山和省長朱慶瀾商量，撥出省長親軍中的二十營粵籍軍隊，由陳炯明率領“援閩”（征討福建的北洋軍閥）。桂系軍閥對此事始則加以阻撓，繼則因潮梅鎮守使莫擎宇投靠段祺瑞，宣佈獨立，形勢危急，勉強同意。桂系軍閥亦想借此排擠國民黨的勢力出廣東，利用粵軍去和北洋軍閥互相廝殺，以坐收漁人之利。1918年1月初，援閩粵軍在廣州成立後，陳炯明率軍屯駐粵東，卻又徘徊不前，經孫中山多次催促，才於6月間正式攻閩，至11月間，已佔領了閩西南的汀州、漳州、龍岩等地，立住了腳跟。1919年6月，皖系為對付直系的威脅，指使其福建督軍李厚基與陳炯明的援閩粵軍達成停戰協定和劃界協定。此後，粵軍利用停戰機會，從事擴編整訓，發展兵員至二萬人，編成兩個軍，以陳炯明為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許崇智為第二軍軍長，鄧鏗為總部參謀長。
1920年6月，孫中山特派朱執信、廖仲愷到漳州，力速陳炯明回師廣東，肅清桂系軍閥，建立廣東革命根據地。孫中山同時派紹楨回廣東，在江門等地領導民軍起義，配合粵軍回粵。7月11日，直皖戰爭爆發，幾天後，皖系失敗。桂系與直系早有密約，相約北倒段，南倒孫，桂系認為時機已到，乃於8月11日通過軍政府下了進攻福建粵軍的動員令，以沈鴻英為總司令，分三路進攻粵軍。陳炯明聽到桂軍進攻的消息，才最後下了回師廣東的決心。8月12日，粵軍在漳州公園舉行返粵誓師大會，同時發出討伐桂系廣東督軍莫榮新通電，第一次粵桂戰爭（又稱兩廣戰爭）爆發。
8月16日，粵軍分三路進攻桂軍：左路由參謀長鄧鏗指揮，自詔安直超黃崗、澄海，佔領汕頭；中路由陳炯明親自指揮，對楓朗、高陂桂軍作重點突破，進攻饒平、潮安；右路由許崇智指揮，出上杭、永定，進攻大埔、梅縣、興寧等地。桂軍的軍事實力雖然占優，但桂系佔據廣東四年，作惡多端，廣東人民恨之入骨，故粵軍進攻時，廣東各地軍民紛紛起義響應。同時，虎門要塞司令丘渭南、廣惠鎮守使李福林、廣東護國第五軍軍長兼廣東省員警廳廳長魏邦平等又宣佈脫離桂系，回應粵軍，桂軍兵敗如山倒，狼狽潰退。10月22日，惠州失守；10月28日，廣州失守，莫榮新、沈鴻英等率桂軍殘部逃回廣西。
三
粵桂戰爭以桂系戰敗而告終，從而也結束了桂系軍閥對廣東長達四年的統治。桂系經此失敗，內部四分五列。桂幣發生貶值，軍餉發生困難，對從廣東退回的陳炳焜 、莫榮新、沈鴻英的權力地位也無法安排，因此內部分化為以陸榮廷為自的武鳴派和以陳炳焜 為首的柳州派。柳州派急於反攻廣東找出路，於是武鳴派操縱省議會發表通電，主張廣西實行自治，這引起柳州派的激烈反對。陸榮廷為了避免桂系破裂，同意幫助柳州派向外發展，陳兵一萬五千人於梧州，歸陳炳焜 指揮，承諾打下廣州後將廣東地盤給他們。
桂系退出廣東後，孫中山於11月重返廣州恢復軍政府，宣佈繼續護法。1921年4月7日，非常國會和參眾兩院聯合通過了《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並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此時，湖南督軍趙恒惕出面“調解”，勸兩廣息兵，陳炯明亦通電贊成，但陸榮廷表示要陳炯明驅逐孫中山出境，才能棄怨修好。6月13日，桂軍分三路攻粵。6月26日，孫中山發佈命令，派陳炯明為“援桂軍”總司令，率兵攻桂。
戰爭開始不久，重鎮梧州被粵軍攻陷，隨後，雙方在北流一帶展開激戰，很快，桂軍潰敗瓦解，前敵指揮官劉震寰陣前倒戈；龍州鎮守使韋榮昌在桂平通電附粵；百色鎮守使沈鴻英在賀縣宣佈自治，脫離陸榮廷，舊桂系集團分崩離析。在南寧廣西督軍署內的參謀甘朗廷、副官黃桂培以及林俊廷等便乘機發動簽名反動陸榮廷，各部下級軍官以及一些中上級軍官都參加了簽名。陸榮廷見形勢已無法扭轉，乃以依南寧紳商各界的請求為由，決定退出南寧。7月16日，陸榮廷通電下野，令龍州鎮守使黃培桂移駐南寧，代理督軍、省長兩職。其部隊一部分交陸福祥率領，退往武鳴，其餘大部分撤往龍州。8月5日，韋榮昌迎接粵軍和平開進南寧。陳炯明派黃培桂、韋榮昌主持改編桂軍事宜。陸榮廷於是流亡上海，暫作寓公。
粵軍入桂後，殘敗的桂軍被收編，桂系軍閥只能作些零星的抵抗，如陸榮廷的叛將韋榮昌被派往龍州宣撫，到龍州後即被譚浩明等殺害。更多的桂軍殘部，暫散入各地的山區。孫中山任命老同盟會員、廣西人馬君武為廣西省長，以陳炯明為廣西善後督辦。孫中山據有兩廣，決定乘勝出師北伐。12月10日，孫中山在桂林下令北伐，以李烈鈞攻江西，許崇智出湖南。但是，留守廣東的陳炯明，這時已公開背叛孫中山，3月21日，他派人暗殺了留守廣州的粵軍參謀長鄧鏗。孫中山在桂林大本營召開緊急會議，決定先行回師廣東。而陳炯明亦於4月密令在廣西的前敵總指揮葉舉率“陳家軍”主力，迅速回師廣州，對對抗孫中山。
粵軍撤離廣西，省長馬君武亦辭職，廣西頓時成無政府狀態，駐紮在各地的散軍、土匪蜂湧而起，紛紛自稱自治軍。當時，劉日福在南寧自稱廣西自治軍第一路總司令，李宗仁在玉林自稱廣西自治第二路總司令，梁華堂在桂林自稱廣西公民自治軍總司令，林俊廷也自稱接受各界推舉就任廣西自治軍總司令，其餘釤軍稱司令者達數十人。5月，陸榮廷舊部陸福祥及自治軍首領劉日福、陸雲高、蒙仁潛、李宗仁等，在南寧組織廣西自治軍臨時軍剿處，為廣西軍事臨時最高機關。
6月15日，在廣州，陳炯明反叛孫中山，令所部葉舉、洪永麟圍攻總統府。孫中山下令討伐陳炯明，無暇顧及廣西，廣西局面急轉直下。陸榮廷舊部陸福祥、韓彩鳳等和各地號稱自治軍的大小頭目紛紛通電上海，懇請陸榮廷返桂。於是，北京政府委任陸榮廷為廣西邊防軍務督辦，又另委任廣西永福人、吳佩孚的親信張其鍠 為廣西省長。10月間，陸榮廷回到廣西任職，督辦署在龍州。
1923年1月，各路自治軍公推駐柳慶的林俊廷為自治軍總司令。北京政府又委任他為廣西督理軍務，3月，兼任省長。但林俊廷實際上無法督理廣西的軍務，北京政府又想到起用陸榮廷。10月，調林俊廷為欽廉防務督辦，改任陸榮廷為廣西全省善後總辦。11月，陸榮廷由龍州移駐南寧，派陸福祥任南寧善後處處長。
陸榮廷到南寧後，決心先整頓全省軍隊。但是，當時廣西全省變成市場諸侯割據的局面，互相爭鬥和兼併，都不接受陸榮廷的節制指揮。當時主要的軍事力量，除了陸榮廷、譚浩明的駐紮在柳慶和左右江的三萬多人馬外，就是數盤踞桂林一帶的沈鴻英部二萬多人以及盤踞梧州、玉林一帶的李宗仁、黃紹竑 、白崇禧部一萬多人（李、黃、白的崛起在下一節談及）。沈鴻英自1921年6月在賀縣宣佈自治，脫離陸榮廷後，自稱救桂軍總司令。後率部退入湖南，投靠吳佩孚。1923年1月進入廣東，參與擊敗陳炯明叛軍，被孫中山任命為桂軍總司令。但4月在廣東花縣新街率部叛亂，進攻廣州。後被孫中山指揮滇桂粵聯軍擊敗，退回廣西桂林。陸榮廷決定先打擊沈鴻英，再消滅李、黃、白。
1924年1月，陸沈桂林之戰爆發。陸榮廷乘沈鴻英又調兵準備進攻廣東，後方空虛之機，謀奪桂林。當時恰巧吳佩孚贈送給陸榮廷的長短槍約二千支，子彈一批，運至湘桂邊，等待接收。陸榮廷便以接收武器，需借道為由，率領韓彩鳳、陸裕光所部四千精兵及幕僚“出巡”，進駐桂林。沈鴻英開始深信不疑，但日久未見陸部開拔，方知上當。3月，沈鴻英令鄧瑞澍率部突然合圍桂林，雙方展開激戰。這時，李宗仁、黃紹竑 抓住這個有利形勢，決定聯沈倒陸。李宗仁親率一部由水路自貴縣溯江直迫南寧；白崇禧率一部由陸路自貴縣出賓陽、上林轉武鳴，會師南寧，黃紹竑 留駐梧州作內應。6月25日，李、白兩部進入南寧，省長張其鍠 倉皇由安南出走，投奔吳佩孚；陸榮廷部屬蒙仁潛、陸福祥率殘部逃往都安一帶，與柳州譚浩明配合，侍機反攻。
再說陸榮廷被圍桂林，老巢南寧及左右江各縣被李、白佔領，處境危急，吳佩孚令馬濟武衛軍陳良佐團及湘軍葉琪旅入桂，進行武裝調停，迫使沈鴻英部撤圍。於是，陸榮廷得以率衛隊旅從桂林北門出城，退到全州，設行轅於湘山寺，韓彩鳳率部從西門出，退往柳州。
李宗仁佔領南寧後，成立定桂討賊聯軍總部，以李宗仁為聯軍總指揮，黃紹竑為副指揮，白崇禧為總參謀長兼前敵總指揮。聯軍整編後，兵分三路，進剿陸榮廷殘部。右路李宗仁、白崇禧聯合沈鴻英向柳州進攻，韓彩鳳敗退黔湘邊境。中路俞作柏向武鳴進發，消滅那馬、都安一帶的陸福祥、蒙仁潛殘部。左路春宗鐸溯左江直搗龍州，打敗譚浩清等所部千餘人。這樣，陸榮廷的殘餘勢力被消滅殆盡，陸榮廷於8月24日在全州湘山寺通電下野，把僅存的衛隊旅撥給馬濟的武衛軍，自己輾轉到上海、天津等地居住，並在蘇州買了一座“清芬別墅”。1928年，陸榮廷聽說蘇州的房子被蔣介石沒收，急忙從天津到南京交涉，蔣介石才給回蘇州的房子。陸榮廷為此心病劇發，在11月間死於上海。次年春，遺體運回武鳴嘯山埋葬。
陸榮廷的失敗，標誌著舊桂系集團的結束，舊桂系的主要將領，也都失勢並先後死去，如譚浩明，失敗後移居上海，1925年在寓所被其衛弁槍殺。陳炳焜 ，失敗後移居香港，1926年回柳州居住，1927年秋病死。馬濟，失敗後投北洋軍張宗昌部，任直魯聯軍第十五軍軍長，1927年春在皖西抗擊北伐軍時負重傷，不久死於青島。莫榮新，失敗後離開廣西，1927年返回桂平，1930年4月病死。林俊廷，在1923年曾投靠孫中山，被委任為廣東欽廉高雷瓊崖羅陽八屬軍務督辦。1924年9月遭鄧本殷部的襲擊，敗退回貴縣。1925年春，自稱建國聯軍粵桂邊防軍督辦，攻入南寧，並宣佈兼任廣西省長。7月，李宗仁、黃紹竑 攻入南寧，林俊廷逃離廣西，1933年在寧明病死。沈鴻英，與李、黃、白聯合擊敗陸榮廷後，1925年初，又被李、黃、白擊敗，逃往香港，1938年病死。
四
1924年至1925年，以李宗仁、黃紹竑 、白崇禧為首的定桂討賊聯軍，先後消滅了陸榮廷、沈鴻英、林俊廷等舊桂系勢力，統一了廣西。以李、黃、白為首的新桂系軍閥，開始走上了中國的政治舞臺。在此，還須回過頭來談談李、黃、白三人及其崛起的經過。
李宗仁，字德鄰，廣西臨桂人，1891年8月13日出生。父親是位私塾先生，母親在家耕種。李宗仁六歲入私塾，1908年十七歲時入桂林廣西陸軍小學第三期，1911年辛亥革命後轉入廣西陸軍速成學校。1913年畢業後，曾任南寧將校講習所教員、桂林模範小學體操教員等。1916年入靖國滇軍任排長，次年轉到林虎部任連長，隨軍入湘參加護法之投，升任營長。桂軍入粵，李宗仁亦奉命到廣東新會縣駐防。1920年粵桂戰爭後，率部退回廣西玉林一帶駐防。1921年粵軍入桂，李宗仁亦接受改編，任粵桂邊防軍第三路司令。1922年粵軍退出廣西後，李宗仁抓緊時機發展自己的勢力，所部自稱廣西自治軍第二路軍，搶佔玉林、貴縣、榮縣等地。不久，黃紹竑 由百色率四百人槍來歸，使他的隊伍更加壯大。
黃紹 竑 ，字季寬，廣西容縣人，1895年生。父親是位前清孝廉，後改習醫學。黃紹 竑七歲入私塾，1909年十四歲入廣西陸軍第三中學學習。1914年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三期。1916年畢業後，回廣西陸軍任準尉見習官。1917年調任馬曉軍的模範營三連少尉連附。10月參加護法之役，入湘作戰，升任連長。1921年，馬曉軍部護編為四個營，黃紹竑 與白崇禧、夏威同升為營長。
白崇禧，字健生，廣西桂林人，回族，1893年生。父親是位雜貨店老闆。白崇禧五歲入私塾，1907年十四歲時考入廣西陸軍小學，但不到半年，因患惡性瘧疾而申請退學。1909年，考入廣西省立初級師範。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後，瞞著家人參加北伐學生敢死隊到武漢參戰。後被編入南京陸軍入伍生隊，到南京受訓半年，後又被送入武昌陸軍預備學校學習三年。1914年升入保定軍官學校學習兩年，與黃紹 竑 、夏威同學。1916年畢業後回廣西見習，1917年參加護法之役，入湘作戰，後調至馬曉軍的模範營任連附。一年後，白崇禧晉升第一連連長。其時，夏威為第二連連長，黃紹竑為第三連連長，張淦為第四連連長，黃旭初為副營長。1921年，馬曉軍部擴編為四個營，白崇禧與黃紹 竑 及夏威同升為營長。
再說黃紹 竑 率部投造李宗仁，是因為他的部隊在粵軍撤離廣西後，不斷遭到自治軍的打擊，難以立足，而當時李宗仁據有玉林，以陸小同學的關係收編各路隊伍，所以黃紹竑也把隊伍拉到玉林，李宗仁委任他為第三支隊司令。但不久，他又感到玉林的地理形勢和李宗仁的關係不能使自己有發展的機會，於是，1923年，他假借投靠沈鴻英，把隊伍開駐梧州。同時，他聯絡在廣州養傷的白崇禧，由白崇禧以全權代表的身份晉見孫中山，表示願意加入革命的行列。孫中山即委任黃紹 竑 為廣西討賊軍總指揮，白崇禧為參謀長。白崇禧回梧州後，即與粵軍李濟深部合作，解決了沈鴻英鎮守梧州的馮葆初部，宣佈起義討沈，樹起了廣西討賊軍的旗幟。同年9月，黃、白又在粵軍李濟深部配合下，打敗了從廣州回師廣西的獨立師陳天泰部，討賊軍的力量大為增強，下轄俞作伯、伍廷颺 、夏威三個團及八個遊擊隊共計八千人，統管了整個西江上游各縣。
為了打敗陸榮廷、沈鴻英兩大勢力，黃、白自知討賊軍的力量不足，必須和李宗仁合作，才能有所作為。於是，黃紹竑 派呂競秋、伍廷颺為代表到玉林，和李宗仁商量合作問題。白崇禧也向李部參謀長黃旭初表示：“若李率其所部與討賊軍合作，登高一呼，四方必定歸，功勞豈在廣西。”李宗仁經過考慮，決定將部改為“定桂軍”，自封總指揮，以定桂軍名義與討賊軍合作。
李、黃、白這批少壯派軍人聯合在一起，形成了一股足以與陸榮廷、沈鴻英三足鼎立的勢力。根據當時的形勢，李、黃、白決定先聯沈滅陸，最後剷除沈鴻英，統一廣西。1924年初，黃紹竑 派人向沈鴻英表示願意與之合作，推倒陸榮廷後平分廣西，沈鴻英表示同意。4月，沈鴻英與陸榮廷爆發了桂林之戰，雙方相持不下，並有媾和之意。李宗仁等認為，雙方和議如成，則廣西仍三分之局，陸、沈還會合謀對付自己，決不能坐失良機。於是，5月，他們乘陸、沈和議未成之機，分水陸兩路進軍，襲取陸榮廷的老巢南寧及左右江各縣。
李宗仁攻取南寧等地以後，深感討賊軍和守桂軍雖然合作成功，但也存在較深的矛盾，擔心會重蹈太平軍天京事蹟的覆轍，於是電請坐鎮梧州的黃紹竑 來南寧商討對策。李、黃都認為，想統一廣西，就要徹底消除兩軍間的嫌隙，而唯一的辦法則是使兩軍合二為一，統一軍令和政令。於是，他們成立了“定桂討賊聯軍司令部”，以李宗仁為總指揮，黃紹竑 為副總指揮，白崇禧為參謀長。定桂討賊聯軍接著兵分三路，進剿陸榮廷殘部，迫使陸榮廷於8月24日通電下野。年底，孫中山將李宗仁部改編為廣西省綏靖督辦公署，下轄兩個軍，李宗仁為督辦兼第一軍軍長，黃紹竑 為會辦兼第二軍軍長，白崇禧為督辦公署參謀長。
1925年初，李宗仁準備消滅沈鴻英部。3月12日，孫中山不埋頭在北京病逝。這時，曾拒絕孫中山的要求，不願充任大元帥府副統帥的滇系軍閥唐繼堯，趁廣州群龍無首之機，忽然通電就職，準備自滇、黔兩省派三路大軍，假道廣西，前往廣州視事，其妄圖佔據兩廣之心昭然若揭。李宗仁連夜召開軍事會議，決定利用唐軍尚在準備的空隙，先討平沈鴻英，以除後患，再回師合力抵抗唐軍。4月，李宗仁兵分三路對沈鴻英發動突然襲擊，經過數日激戰，沈鴻英部全線崩潰，李宗仁佔領桂林，沈鴻英化裝逃走。臨走前，他約集桂林紳商話別時說：“我沈鴻英十餘年來，帶兵數萬，橫行桂湘贛粵四省，誰亦莫我奈何，初不料今日竟敗于幾個排長出身的小子之手。”
當李宗仁消滅沈鴻英之際，唐繼堯已令其號稱“建國軍”的滇、黔兩省部隊約六萬餘人，兵分兩路東指。一路由龍雲為總指揮，率三萬餘人，1月下旬由雲南廣南府進發，佔領廣西百色縣，沿江直趨南寧；一路以唐繼堯弟唐繼虞為總指揮，率二萬五千餘人，由貴州榕江縣進入廣西，佔領三江縣、融縣、直趨柳州。第一次滇桂戰爭爆發。由於桂軍實力薄弱，李宗仁、黃紹 竑 便令南寧駐軍退出南寧，保存實力，待機反攻。同時，派人向廣州國民政府求援，和駐粵滇軍范石生部聯絡，廣州國民政府派范石生率二萬餘滇軍援桂。5月中旬，黃紹 竑與范石生合力于昆侖關擊敗滇軍，迫使進犯的龍雲部退守南寧。隨後，李宗仁等採取各個擊破的戰略，首先以部分兵力牽制住南寧方面的滇軍，然後集中兵力，在柳州北的沙浦地區與滇軍激戰，滇軍大敗。接著又在慶遠、懷遠之戰再敗滇軍。柳州之唐繼虞部只好退回雲南。南寧之龍雲部由於勢孤也被迫於7月上旬撤出南寧，經龍州、靖西退回滇境。第一次滇桂戰爭以滇軍失敗告終。
1925年間，李宗仁、黃紹竑 、白崇禧統一了廣西，並成為新桂系軍閥三巨頭，其部隊擴編為九個旅。1926年初，廣州國民政府派汪精衛、譚延闓 到廣西，在梧州與李、黃就兩廣統一問題交換意見。其後，李、黃亦派白崇禧到廣州具體商談。3月15日，達成軍、政、財統一的三項決議。3月24日，桂軍改編者按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李宗仁為軍長，白崇禧為參謀長，黃紹竑 為黨代表。兩廣統一，為北伐統一全國奠定了基礎。
五
1926年3月12日，北洋軍閥、湖南省長趙恒惕被湖南人民趕走，3月25日，唐生智接任湖南省長。4月19日，吳佩孚任命葉開鑫為湘軍總司令，4月21日，葉開鑫率軍向唐生智發起進攻，唐生智連連戰敗，遂致電李宗仁請示廣西出兵增援，並派劉文島赴桂請兵。李宗仁認為與其坐視唐軍敗退入廣西，葉軍追隨入桂，還不如先發制人，出兵援唐，這樣一則可保全統一的局面，二則可乘此機會向外發展。於是，先派一旅部隊先行援湘，這就是鐘祖培的第八旅。
5月20日，廣州國民政府派出葉挺獨立團作為北伐先遣隊，也赴湘援唐，揭開了北伐戰爭的序幕。7月9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誓師北伐，李宗仁率領第七軍亦開赴湖南。北伐軍與北洋軍在湖南戰場上展開激戰，攻佔了株州、醴陵，8月12日奪取長沙，北伐軍將領在長沙召開軍事會議，李宗仁及北伐軍副總參謀長白崇禧參加了會議，會議對作戰計畫作了重新部署，第七軍編入中央軍，分左、右兩縱隊，李宗仁任右縱隊指揮。中央軍的任務是直取武漢，李宗仁率右縱隊連續攻佔了平江、岳陽，又在汀泗橋、賀勝橋戰役大敗吳佩孚的主力，于9月1日攻至武昌城下。李宗仁對武昌發起三次攻勢，但未能攻下。後漢陽、漢口先後被北伐軍攻佔，9月14日，北伐軍司令部正式封鎖武昌，使敵軍糧草斷絕。10月10日，北伐軍發起總攻，收復了武昌，吳佩孚的勢力基本被消滅。
攻取武漢以後，蔣介石調李宗仁第七軍沿長江東下。李宗仁揮師轉戰於贛皖戰場，打垮了孫傳芳的精銳部隊，1927年3月初進駐安慶。隨著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桂系勢力也迅速擴大，除了李宗仁的第七軍外，白崇禧組建了第十三軍，黃紹竑 組建了第十五軍。
1927年3月中下旬，蔣介石正積極準備政變，桂系集團亦參與其事，李宗仁向蔣建議，將第七軍主力從安徽調到南京附近，以監視滬寧線的“不穩”部隊。4月3日，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 參加了上海反共秘密會議。4月12日，桂系集團配合蔣介石進行了反共政變。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後，蔣介石對於在北伐期間迅速崛起的桂系勢力深感不安，準備加以削弱和消滅。4月底，蔣介石不顧形勢的危急，密令何應欽解散李宗仁的第七軍，何應欽認為不妥，拒絕執行。這事，加劇了蔣桂之間的矛盾，促使李宗仁下了決心，對蔣採取不合作態度並準備逼蔣下臺。7月，武漢政府派唐生智率部東征討蔣，李宗仁便以討唐為名，將第七軍部署在南京以西地區，又聯絡浙江周鳳岐將二十六軍開到南京周圍，形成對南京的包圍。當武漢程潛部到達蕪湖以西時，李宗仁與程潛取得聯繫，相約互不攻擊。8月6日，蔣介石親自指揮的徐州戰役一敗塗地，津浦南線盡失，這不僅使蔣介石企圖以軍事上的勝利對武漢方面施加壓力的願望破滅，而且使南京政府陷入了腹背受敵的困境。李宗仁決定利用這一時機逼蔣下臺。8月8日，李宗仁領銜致電馮玉祥及武漢方面，聲言要寧漢和解，“整個善後”。蔣介石從徐州回到南京，令白崇禧部署軍隊與武漢作戰，但遭到白崇禧的公開頂撞，拒絕執行。蔣介石意識到桂系在“逼宮”，於是採取以退為守的辦法，提出“辭職下野”。不料桂系當即表示同意，連何應欽等也並不提出挽留，蔣介石被迫於8月12日通電下野。
蔣介石下野後，桂系控制了南京國民政府。8月下旬，孫傳芳部節節南逼，威脅南京。李宗仁、白崇禧以及何應欽等指揮部隊抗擊，在龍潭一帶與孫軍展開血戰，8月30日發動全線進攻，大敗孫軍，共繳獲槍械四萬餘支出，機關槍、迫擊炮各數千門，俘獲孫軍官兵三萬余人，使孫傳芳之精銳盡喪，也掃除了威脅南京國民政府的嚴重障礙，保衛了南京。龍潭之戰後，李宗仁的第七軍也擴編為第二路軍，下轄第七軍、第十九軍、第十八軍。
9月11日，李宗仁撮合寧漢滬三方在上海開會。會上，桂系與西山會議派聯合，排斥了汪精衛“正統”地位，把國民黨中央的領導大權搶到手，成立了一個由桂系控制的“中央特別委員會”。汪精衛憤而通電下野，暗中策動武漢的唐生智擁兵割據與特委會對抗，又聯合張發奎在廣州公開另立中央。
桂系早想奪取唐生智控制的武漢和兩湖，打通與廣西老巢的聯繫，趁此機會，李宗仁宣佈武裝討代唐生智，爆發了李唐之戰（又稱寧漢戰爭）。1927年10月，李宗仁、白崇禧爭取了與唐生智不和的譚延闓 、程潛的支持和配合，又得到馮玉祥、李濟深在河南、廣東的遙相呼應，率領西征軍討唐。開戰不久，唐軍紛紛潰敗，叛唐附桂。至11月11日，武漢危急難守，唐生智被迫下野，東渡日本，所部由劉興、李品仙、何健率部撤回湖南。11月15日，西征軍佔領武漢。武漢政治分會被取消，代之以湘鄂政務委員會，程潛任主席。唐軍各部相繼接受改編，桂系的勢力得到進一步的壯大。
李宗仁雖然在軍事上取得輝煌戰績，但在政治上的形勢並不好，他取代了蔣介石成了眾矢之的。此時，蔣介石又與汪精衛聯合起來，準備東山再起。馮玉祥在北方也籲請蔣介石出山，繼續北伐。一時間，“擁蔣複職”的呼聲四起，桂系也被迫公開表明“擁蔣”的立場。1928年1月4日，蔣介石回到南京，1月9日正式通電複職。2月2日，蔣介石主持召開了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蔣介石又把黨政軍權集于一身，桂系的發展遭到了挫折。
蔣介石複職後不久即宣佈繼續“北伐”，因要借助桂系力量統一北方，所以對李宗仁等暫採取忍讓態度。1928年4月，李宗仁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四集團軍總司令兼武漢政治分會主席。第四集團軍由桂系部隊和兩湖部隊所組成，共轄十六個軍又六個獨立師。參謀長為張華輔，前敵總指揮為白崇禧，轄魯滌平第二軍、胡文鬥第六軍、夏威第七軍、吳尚第八軍、葉琪第十二軍、白崇禧第十三軍、陳嘉佑第十四軍、周斕第十七軍、陶鈞第十八軍、胡宗鐸第十九軍、向成傑第二十一軍、魏益三第三十軍、何健第三十五軍、廖磊第三十六軍、李燊 第四十三軍、鄒鵬振第四十四軍以及羅啟疆、劉和鼎、陳漢章、劉春榮、周朝武、陳渠珍六個獨立師。此外，黃紹竑 的第十五軍留駐桂粵，轄黃旭初、伍廷颺 、呂煥炎、呂光烽、劉日福五個師。
1928年4月，李宗仁、白崇禧率第四集團軍沿京漢線北進，一路上接連大敗奉軍，5月底已攻下邯鄲、保定、石家莊等地，6月1日向京津地區推進，張作霖於6月3日退出北京，6月4日在皇姑屯被日軍炸死。國民革命軍佔領京、津，李宗仁還率部攻取唐山，其後，兵臨山海關，桂系勢力達到極盛。7月6月，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在北平西山碧雲寺孫中山靈前舉行北伐完全祭告盛典，蔣介石聲稱“統一大業完成”。
然而，桂系集團勢力的迅速膨脹及其咄咄逼人的氣勢，使得蔣介石寢食難不安，在“統一大業完成”之後，為消除後患，他首先向桂系開刀。1929年2月，蔣介石偷運武器給湖南省長魯滌平，策動反桂。李宗仁即與白崇禧、黃紹 等密商對策，決定與蔣介石對抗。2月19日，李宗仁在南京指示負責武漢政府分會的部下胡宗鐸，以政治分會的名義罷免魯滌平的湖南省主席兼第十八師師長的職務，同時派夏威、葉琪兩軍從武漢入湖南，魯滌平倉皇出逃。蔣介石即以“湘案”為由，打擊桂系。蔣介石首先折散粵桂聯盟，將廣東省主席兼第八路軍總指揮李濟深“請”到南京處理“湘案”，於3月21日將李濟深囚禁。3月22日，蔣介石發佈討伐令，並宣佈免去李宗仁、李濟深、白崇禧本兼各職及永遠開除三人黨籍。其時白崇禧正在河北，蔣介石派唐生智去策反其舊部，李品仙、廖磊等背叛白崇禧，白崇禧即乘日輪南逃上海。蔣介石獲悉後急電上海警備司令熊式輝，令其派快輪到吳淞口截留逮捕。熊式輝秘書王又庸將此事密告從南京逃入上海法租界的李宗仁，李宗仁通過日本關東軍司令宇都宮的幫助，在白崇禧到達吳淞口前將他接往日本。後白崇禧從日本經香港回到廣西。李宗仁也在3月25日夜間逃離上海法租界經香港回到廣西，與蔣介石展開蔣桂戰爭。
六
“湘案”是蔣桂戰爭的導火線。蔣介石借處理“湘案”之機發難，兵分三路討伐桂系。李過仁也拉開決戰的架式，委任何健、葉琪、夏威、胡宗鐸、陶鈞分別為第一、二、三、四、五路軍司令，將部隊佈防在湘東和湖北黃陂一線。1929年3月30日，蔣介石下達總攻令，蔣桂戰爭正式爆發。
戰爭開始，防守湘東的第一路軍總司令何健即聲明擁護中央反對桂系，使湖南落入蔣軍之手。防守黃陂、祁家灣一線的第三路軍代總司令李明瑞（總司令夏威因病未到職）及楊騰輝等，早已被蔣介石派余作柏所收買，於4月3日在考感地區陣前倒戈，反桂投蔣，使桂軍全線動搖。胡宗鐸、陶鈞、夏威等桂軍將領被迫放棄武漢，率軍向鄂西敗逃。蔣介石一面派兵追擊，一面進行招撫。4月21日，胡宗鐸、陶鈞、夏威聯名發表通電，表示服從中央，部隊聽候改編。隨後，胡宗鐸、陶鈞出國，夏威出走香港。蔣介石解決了桂系在兩湖的主力後，廣東的陳銘樞、陳濟棠亦聯名發表通電，反桂擁蔣。蔣介石令何健率軍由湘攻桂，佔領桂林；陳濟棠率軍從肇慶攻桂，佔領梧州；雲南的龍雲率軍經貴州南部南下攻桂，佔領柳州。
面對這不利的形勢，李宗仁只得讓黃紹竑 出面與蔣介石進行交涉，以爭取喘息之機。休戰一月之後，5月5日，李宗仁在梧州又打起“護黨救國軍”的旗號，自任總司令。隨即去香港聯絡反蔣勢力。白崇禧、黃紹 竑 則後分兩路，進攻正被蔣控制的廣東，雙方在廣州西北的赤坭、白坭地區展開連場激戰，5月21日桂軍被擊敗，退回廣西月2日，湘粵聯軍攻佔梧州。6月27日，俞作伯、李明瑞率軍進駐南京，白崇禧、黃紹 逃往國外，蔣桂戰爭結束。
蔣桂戰爭以後，李、黃、白流亡越南、香港等地，蔣介石任命俞作伯為廣西省主席，李明瑞為廣西區編遣主任。俞作伯，廣西北流人，1911年加入同盟會，保定軍校第三期畢業，曾入林虎部。1921年因林虎部敗於粵軍，遂率隊加入李宗仁部，曾任統領、縱隊司令、黃埔軍校南寧分校主任兼廣西省政府農工廳廳長等職。後因受新桂系排斥，出走上海。蔣桂戰爭中，為蔣介石策動第七軍李明瑞師、楊騰輝團擁蔣倒桂，所以被蔣介石任命為廣西省主席。俞作伯主政廣西後，啟用了許多進步人士，甚至請中共中央派鄧小平等去南寧協助工作，使蔣介石甚為震怒，密令陳濟棠準備發兵廣西。俞作伯感到形勢不妙，決定先發制人，於9月27日通電反蔣。但一經交戰，部隊便於前線倒戈，俞作伯只得于10月13日逃離南寧。這時，廣西境內無人主政，桂系軍人及民眾團何呼籲李宗仁、黃紹 竑 、白崇禧回廣西重整局面。
1929年11月間，李、黃、白又回到廣西，在南寧組織救党護國軍，李宗仁任總司令，黃紹竑 任副總司令，白崇禧任前敵總指揮。蔣桂戰爭後，粵軍將領張發奎在鄂西收容桂軍殘部，勢力日益膨脹，因識破蔣介石命其部移防的陰謀而起兵反蔣，這時也率部由宜昌取道湘西回到廣西。李宗仁決定聯合張發奎，東下進取廣東。11月中下旬，張發奎的第三路軍與李、黃、白的第八路軍，分別經廣東懷集、德慶到清遠會合，向廣州進攻。蔣介石除了佈置陳濟棠的譚道源、餘漢謀、蔡廷鍇、香翰屏、李揚敬各師迎戰外，還派朱紹良、毛炳文等三個師援粵，令何健的第四路由湖南進攻廣西，並以何應欽為廣州行營主任負責指揮。11月26日，李宗仁到梧州設立了大本營，桂張軍分別從橫石、洲心圩渡過北江，攻擊前進。12月4日，何應欽下令分五中知陸空協同下，向張桂軍進攻，雙方下麵戰場達八十華里，經過激烈戰鬥，張桂軍失敗，退回廣西。粵軍追擊至廣西境內作戰。1930年2月，黃紹 竑 指揮張發奎的第四軍、桂系的第十五軍與粵軍主力余漢謀、香翰屏、蔣光鼐三個師在北流一帶決戰，激戰四晝夜，桂張軍失敗。就在這時，粵系首領胡漢民被蔣介石扣留南京，粵桂達成休戰協定，粵軍撤兵。第二次粵桂戰爭（又稱桂張攻粵之戰或兩廣戰爭）結束。
在粵桂戰爭結束的同時，北方的閻錫山與馮玉祥又聯合起來對抗蔣介石。3月間，各地反蔣派雲集太原，組成了以閻錫山為中心的反蔣聯盟。3月15日，由晉軍將領商震和西北軍將領鹿鐘麟等五十七人聯合通電，擁戴閻錫山為中華民國海陸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為副總司令。4月1日，閻、馮、李分別在太原、潼關、桂平通電就職，中原大戰爆發。
李宗仁所部桂張聯軍被編為第一方面軍，李宗仁任總司令。李宗仁在南寧舉行會議，決定率軍入湘進攻武漢，與閻、馮會師中原。其作戰計畫是：由李宗仁、白崇禧、張發奎率第四、七、十五軍先行出發，由黃紹竑 率教導第一、二師作後衛跟進。並決定當桂張軍攻佔長沙時，黃紹竑 的後續部隊應佔領衡陽。5月下旬，桂張軍攻下衡陽，6月初進入長沙、岳陽。但黃紹竑 部行動遲緩，此時剛進抵湖南零陵，而蔣介石命粵軍蔣光鼐、蔡廷鍇部已先機佔領了衡陽，把桂張軍截成兩段。為解除後顧之憂，李、白、張即放棄長沙，退回耒陽，向粵軍反攻。7月1日，李、白、張部與黃紹竑 部，於衡陽五塘附近與粵軍激戰，結果被粵軍打敗，桂張軍只得退回廣西。
在桂張軍出湖南作戰時，蔣介石令滇系龍雲攻打廣西。1930年5月，龍雲令盧漢為總指揮，率領四個師約一萬九千人，先攻佔百色，5月中旬經果化圍攻南寧。南寧桂軍韋雲淞部只有三百人，以鎮寧炮臺為制高點，憑城固守，兩軍對峙至9月下旬。桂張軍退回廣西經整頓後，決定對湘粵方面敵人取守勢，全力反擊入侵之滇軍。9月底，桂軍在白崇禧指揮下回援南寧，經過兩周激戰，至10月中旬，滇軍失敗，退出廣西。第二次滇桂戰爭結束。
中原大戰以後，桂系集團發生了分化，黃紹竑 因與李宗仁、白崇禧常常意見相左，同時，也厭倦與蔣介石打內戰，在征得李、白的諒解，並表示並不出賣團體以後，離開廣西到南京附蔣。蔣介石即任命他為廣西軍務善後督辦，但他並沒有馬上到廣西就任，而是拿了蔣介石的錢在上海、香港、廣州等地閑住，直到1932年2月以後才出任國民政府內政部長。而李宗仁、白崇禧仍然留在廣西，堅持反蔣活動。
1931年2月，南京國民政府立法院院長、廣東實力派人物胡漢民因反對蔣介石集党權、軍權於一身，被蔣扣留。於是，反蔣派人物紛紛南下廣州。蔣粵反目，促成粵桂聯合。陳濟棠停止了對廣西的進攻，與李宗仁握手言和。5月27日，反蔣派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李宗仁出任國民政府委員及軍事委員會常委。廣西省經過改組，由第十五軍軍長黃旭初（廣西容縣人）出任省主席。桂軍改編為第四集團軍，李宗仁任總司令。9月初，粵桂聯軍進入湘南，向南京國民政府挑戰。但不久發生了“九•一八”事變，在全國人民要求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呼聲中，寧粵議和。迫于形勢，南京國民政府於12月改組，批准蔣介石辭職。廣州國民政府亦於1932年1月5日宣佈撤銷，另立西南政委員會和國民黨西南執行部。1932年3月蔣介石複職後，主要精力放在圍剿紅軍，無暇顧及解決桂系問題，使李宗仁能夠有機會整治廣西，積蓄力量，以圖日後東山再起。
1932年4月，李宗仁任廣西綏靖主任、白崇禧任副主任、黃旭初任省主席，他們三人成為桂系新的三巨頭。李、白、黃提出了自衛、自治、自給的“三自政策”和寓兵於團、寓將於學、寓征於募的“三寓政策”作為建設廣西的納。1934年，李宗仁、白崇禧還從上海禮聘胡訥生、萬民一、萬仲文、徐梗生、劉士衡、朱五健六人來廣西充當高級謀士，此六人被稱為“桂系六君子”。對於蔣介石要桂系堵截中央紅軍的命令，李宗仁、白崇禧則陽奉陰違，力求保境而“護送”中央紅軍通過湘桂邊境進入貴州。經過五年的慘澹經營，李宗仁等消除了廣西境內的匪患，建立了大量的民團組織，改革了餉捐制度增加了財政收入，創辦了各類學校培養了大量人才，桂系集團漸漸恢復了元氣。
1936年5月，胡漢民去世，蔣介石乘機要奪陳濟棠的廣東軍政兩權。以陳濟棠為首的廣東實力派，聯合李宗仁、白崇禧打起“抗日救亡”的旗幟，與之抗衡，激發了兩廣事變。6月初，兩廣組成軍事委員會和抗日救國軍，陳濟棠任委員長兼總司令，李宗仁副之。接著，以北上保衛華北為名出兵湖南。蔣介石在調兵彈壓的同時，對兩廣尤其是粵軍施以“銀彈”收買的攻勢。6月9日，粵軍主力第一軍軍長余漢謀通電擁蔣。7月4日，陳濟棠的空軍司令黃光銳率飛機數十架投蔣。7月18日，陳濟棠被迫通電下野去香港。
陳濟棠垮臺後，李宗仁即從廣州返回南寧。蔣介石又緊逼李宗仁，調他到南京，又電令白崇禧出洋考察。李、白對此堅決反對。蔣介石調集軍隊準備以武力解決，李、白也動員了十萬之眾準備應戰，蔣桂戰爭又即將爆發。但由於全國民人的強烈反對，加上馮玉祥等反復調停，蔣介石不得不收回成命，並於8月12日飛抵廣州，向廣西發出了和平信號。李宗仁也於8月17日飛到廣州，兩人會面協商，終於達成了中央接納李、白抗日救國的建議，日軍如再進逼，由蔣領導全面抗戰，廣西立即出兵參加抗戰等主項和平協議。至此，兩廣事變遂告結束。
七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爆發。以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桂系集團堅決主張抗日救國，桂軍立即開赴華北戰場，加入中國軍民抗戰的行列。
李宗仁被任命為第五戰區司令長官，負責津浦線南段蘇魯方面作戰，司令長官部設在徐州。白崇禧則被任命為副參謀總長兼軍訓部長，協助蔣介石指揮抗戰。在抗日戰爭期間，李、白二人指揮過不少重大的戰役，其功不可沒。
1938年3、4月間，李宗仁、白崇禧指揮中國軍隊在徐州附近的台兒莊地區圍殲日軍第十師團、殲敵二萬餘人。台兒莊戰役的勝利是抗日戰爭爆發以後，國民黨在正面戰場取得的第一個勝利，極大地振奮了全國人民的抗戰鬥志。當時武漢行都舉行十萬人遊行，並用卡車載著李宗仁、白崇禧的巨幅畫像為先導。
此外，李宗仁、白崇禧還參與指揮了1938年6月至10月的空前規模的武漢會戰。李宗仁還指揮了1939年4、5月間的隨棗戰役，消滅了大量日軍，收復了棗陽、隨縣。白崇禧還指揮了1939年11月至1940年2月的桂南戰役，兩度收復戰略要地昆侖關。還領導了南昌會戰、三次長沙會戰等。
桂軍在抗日戰爭中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同時也犧牲了無數忠勇的將士，如：陸軍第一七五師少將副師長夏國璋（廣西容縣人）、陸軍第一七一師第五一一旅少將旅長秦霖（廣西桂林人）、陸軍第一七0師第五一0旅少將旅長龐漢楨（廣西靖西人），都在1937年12月的淞滬抗戰中為國捐軀，後都被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陸軍第八十四軍第一三七師中將師長鐘毅（廣西扶南人），在1940年5月的棗宜戰役中率部與日寇血戰至彈盡糧絕，自戕殉國。桂林城防司令部中將參謀長陳濟恒（廣西岑溪人）、陸軍第一三一師少將師長闞維雍（廣西柳州人），在1944年11月的桂林保衛戰中，與日軍血戰至城破後壯烈犧牲，闞維雍後被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
抗日戰爭勝利後，李宗仁被任命為北平行轅主任，但這只是一個並無實權的閒職。白崇禧出任國防部長，但也並沒有部隊指揮權。以李、白為著的桂系集團不甘受制於蔣介石，在尋找機會與之爭鬥。
1947年初，國民政府聲稱從速召開行憲國大，選舉正副總統。當時，正值解放戰爭進入第二個年頭，蔣介石在軍事上處處失利，美國政府對蔣介石越來越感到失望，有意思以李宗仁取而代之。李宗仁獲此資訊，決定參加副總統競選。1948年3月，他在北平向報界首次發表競選副總統的談話，並在南京成立競選事務委員會，正式參加競選。除李宗仁外，競選副總統的還有孫科、于右任和程潛，而蔣介石則已內定孫科為副總統，勸李宗仁“顧全大局”，退出競選。但李宗仁根本不聽蔣的“勸告”，堅持參加競選。於是，蔣介石和李宗仁為副總統競選開展了明爭暗鬥。4月23日，國民大會選舉副總統開始。前兩次投票結束，李宗仁得票都是領先，孫科次之，程潛第三。但因沒有一人得票超過代表的半數，依法再進行選舉。但蔣介石指使親信要脅代表把投程潛的票改投孫科。李宗仁連夜召集白崇禧、黃紹竑 、黃旭初、程思遠等桂系頭目商議，決定聯合程潛以“罷選”爭回主動權。結果，蔣介石看到選舉將要流產，只好請回李宗仁重新出來競選，最終由李宗仁獲選副總統。
李宗仁獲選副總統，是與蔣介石鬥爭的一個勝利，當然也加深了與蔣的矛盾。一個多月後，蔣介石免去白崇禧的國防部長之職，調任華中“剿總”總司令。開始，白崇禧拒絕接受此項任命，跑到了上海。蔣介石派時任監察院副院長的黃紹竑 去勸說。黃紹竑 則從另一個角度勸說白崇禧：應借此機會脫離蔣的控制，掌握軍權，一旦時機成熟，逼蔣下臺，以李宗仁取而代之。白崇禧感到有理，即回南京和李宗仁商談後，於6月底到武漢就職。
1948年秋冬，蔣介石正處於焦頭爛額的境地，人民解放軍發動了遼沈、淮海、平津三大戰役，國民黨軍被殲一百多萬，美國已明確表示不再支持蔣介石，桂系乘機逼其下野。蔣介石在國內外一片譴責以及李、白的逼迫之下，不得不得出下野自咎。但是，他並沒立即付之行動，還想拖下去。1948年底，白崇禧從漢口拍來電報，依仗軍事上的軍力再次逼其下臺。除夕夜，蔣介石在南京總統官邸舉行晚宴，李宗仁及其他黨政軍高級官員應邀參加。宴會的氣氛異常冷清，人人神情沮喪，餐後蔣命張群宣讀了準備第二天發表的《求和聲明》，表示“個人的進退出處，絕不縈懷，而一惟國民的公意是聽”。蔣介石故意問身邊的李宗仁有何意見，李宗仁回答：“我與總統並無不同意見。”桂系其他將領也都表示贊同。谷正綱、張道藩等少數幾人反對蔣介石下野，蔣介石站起來恨恨地大聲說：“我並不是要離開……我志願下野，不是因為共產黨，而是因為本黨中的某一派系。”終於，蔣介石在1949年1月21日正式宣佈引退，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
李宗仁上臺後，即尋求與中共談判，希望儘快達到停戰而獲得喘息機會。李宗仁、白崇禧等更幻想依仗殘存的兵力，固守長江，與共產黨兩分天下，隔江而治。經過與中共的協商，4月1日，李宗仁派出張治中、邵力子、黃紹 竑 、章士釗、李蒸、劉斐等為和談代表，到北平與中共舉行談判。4月16日，黃紹竑 攜帶談判檔《國內和平協定》飛返南京。儘管中共已作了不少讓步，但因國民黨提出“就地停戰”和“劃江而治”兩點均被拒絕，李宗仁不肯在條約上簽字。這除了蔣介石的牽制和白崇禧的制約之外，李宗仁本人也過高估計了國民黨殘餘部隊的力量，相信其固守長江的能力。
4月20日最後簽字日期一過，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渡長江。4月23日，南京解放，李宗仁飛返廣西桂林。李宗仁在代行總統職權的三個月中，處處受到蔣介石的牽制和拆臺，使他氣憤難平，他表示：除非蔣介石切實履行諾言，保證不再干預政治、軍事和人事，否則決不下當時國民政府的所在地廣州。5月6日，蔣介石作出保證：“對於政治一切不復聞問。”5月8日，李宗仁才離開桂林飛抵廣州，為挽救殘局作最後的努力。他派人到美國爭取援助，派何應欽、白崇禧重新部署兵力，準備作長期頑抗，但均告失敗。7月14日，蔣介石從臺灣飛到廣州，又從幕後走到了前臺，李宗仁更加無所作為。
1948年8月，白崇禧率二十萬兵力退至湖南衡陽、寶慶（今邵陽）地區，憑藉湘江、資水佈防。人民解放軍採取長距離包圍迂回戰法，切斷了白崇禧部退向雲貴及廣東之路。10月7日，白崇禧部向湘桂邊界敗退，解放軍乘勢追擊。10月9日，白崇禧部主力四個師被合圍于祁陽以北地區。10月14日解放軍發起總攻，10月17日衡寶戰役結束，白崇禧部被殲四萬七千餘人。
白崇禧集團退入廣西後，解放軍又尾隨進入桂北，對其老巢廣西形成三面包圍的態勢。白崇禧以張淦、魯道源兩兵團共五個軍南下雷州半島，企圖與廣東國民黨殘部會合，以保持雷州半島的海上退路，但遭到解放軍的堅決阻擊，殘部退回廣西，於12月1日在博白地區被圍殲。解放軍于12月4日解放南寧，12月7日攻佔欽州，12月12日攻佔鎮南關，至此，逃入廣西的白崇禧部十七萬餘人，除五萬人逃入越南外，其餘全部被殲滅。曾經顯赫一時的桂系軍閥，也隨著蔣家王朝的覆滅而最終消亡了。
有趣的是，桂系三巨頭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 ，還有其後的首領之一的黃旭初，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刻，各走了一條完全不同的道路。先說黃紹 竑 ，在參加北平和平談判失敗後，看到國民黨政府已無可挽救，即於4月24日飛到廣州轉往香港。8月13日，他與劉斐、賀耀祖、龍雲等四十四位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發表聲明，表示與國民黨政府決裂，與中國共產黨合作。9月，黃紹竑 應邀到北平參加全國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新中國成立後，黃紹竑 歷任政務院政務委員、全國政協委員、民革中央常委等，為新中國的事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開始後，遭受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迫害，1966年8月31日，黃紹竑 自殺身亡。1982年12月29日，民革中央在北京為他召開了追悼會。
再說白崇禧，當初還迷信自己那點軍事力量，以為可以逼迫國民黨內部各派統一到桂系為中心的領導之下；同時，也可以向共產黨討價還價，隔江而治，形成南北朝的局面。但隨著他的部隊在廣西被全殲擊，他的軍事、政治生涯也宣告完結。他先乘飛機逃往海南島，此時，蔣介石“懇請”他到臺灣“共商善後”，他先是猶豫不決，但最終還是飛到了臺灣。白崇禧到臺灣後，出任“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任，但實際無職無權，甚至還受到特務的監視，過著孤獨寂寞的生活。白崇禧其實是被蔣介石騙到臺灣，加以控制。1966年12月2日，白崇禧在臺北寓所因心臟病逝世。不過，有些人因他死前曾痛苦地掙扎，死後屍體周身發綠等現象而覺得他的死有可疑。但不管怎樣，精明一世，有“小諸葛”之稱的白崇禧，晚年在臺灣過著半軟禁的生活，最後鬱鬱而終，這卻是事實。
而李宗仁，則于衡陽戰役桂系敗逃後感到完全失望，於1949年11月20日以治病為由從南寧飛往香港。以後又嚴辭蔣介石要他去臺灣的勸告，於12月5日由香港飛往美國。1950年3月1日，蔣介石在臺灣宣佈“復位”，李宗仁也開始了的流亡生活，並正式與國民黨陣營決裂。晚年，他渴望葉落歸根，回到祖國。在周恩來總理的關懷和程思遠（1949後居住香港）的幫助下，1965年7月18日，李宗仁及其夫人郭德潔排除險阻遠渡重洋飛回到祖國，受到政府和人民的熱烈歡迎，並受到毛澤東、周恩來等領導人的多次接見。分別十六年後，李宗仁與黃紹竑 等老友部屬又重新聚首，更是感慨萬千。此後，李宗仁到祖國各地參觀，對祖國的建設成就感到由衷的喜悅，並努力為祖國的和平統一事業貢獻自己的力量。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因患直腸癌和肺炎，在北京病逝。
桂系另一首領黃旭初，於1949年底赴香港，臺灣當局委其為總統府國策顧問。1975年11月19日，黃旭初在香港病逝。
琰容 2012-10-22 10:46
09章 粵系軍閥(陳炯明)
在上一章介紹桂系軍閥的時候，往往離不開粵系軍閥，是因兩廣毗鄰，淵源頗深，桂粵兩省軍人時合時離，時和時戰，造成了一場又一場的戰亂和事變。在近代史中，廣東又是一個異常獨特和複雜的地方，革命和反動的勢力混雜於此，派別眾多，事件繁蕪，本章試圖刪繁就簡，著重談談粵系軍閥形成、變化、發展、消亡的過程。
介紹粵系軍閥，似應從胡漢民談起。胡漢民並非軍閥，只因他是辛亥革命後廣東第一任都督，所以從他談起會方便些。
胡漢民，字展堂，廣東番禺縣人（祖籍江西吉安盧陵縣），1879年12月9日出生於一個並不富足的官宦之家。七歲入私塾，十五歲時，父母相繼去世，胡漢民一邊教書為生，一邊自學，與史堅如（廣東番禺人）等結識並交往，瞭解到孫中山的為人和他從事的革命活動，1898年，胡漢民出任《嶺海報》記者，逐漸產生了變革社會的思想。1900年10月，史堅如在廣州參加反清活動被捕殺，給胡漢民很大的震動，激發了出洋留學並從事革命活動的念頭。1902年，胡漢民終於得機會東渡日本留學，但不久即因參加留日學生的反清請願活動失敗，憤而退學回國，在梧州、香山等地教書。1904年，胡漢民再度赴日留學，與留日同學兼番禺同鄉汪精衛、朱執信、古應芬、胡毅生（胡漢民堂弟）等結成一個小團體，開始傾向於革命。1905年9月，胡漢民加入了孫中山組織的同盟會，不久擔任書記部長，受到孫中山的倚重。1905年11月26日，同盟會機關報《民報》在東京創刊，胡漢民又擔任編輯和主要撰稿人。
1907年3月，胡漢民隨孫中山離開東京前往南洋，此後在中國南部發動了多次反清武裝起義，尤其是鎮南關起義，他抱病參戰，表現出很高的革命熱情。1908年，胡漢民出任同盟會南洋支部支部長，1909年到香港，出任同盟會南方支部支部長，與黃興等策劃了廣州新軍起義和辛亥廣州黃花崗起義。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全國回應。胡漢民當時尚在西貢，聞訊後即返香港，派出朱執信、胡毅生等潛回廣東，策動民軍起義，運動清軍反正。廣東各地民軍蜂起，紛紛進逼省城。清廣東水師提督李准等也向同盟會輸誠，通電反正。清兩廣總督張鳴岐見大勢已去，只好召集廣東各界代表討論廣東獨立問題。11月9日，廣東宣佈獨立。各界代表原推張鳴岐為廣東都督，推第二十五鎮統制兼警衛軍副司令龍濟光為副都督，但張、龍二人均不肯就任，於是各界代表重新推舉胡漢民為都督，後又增被陳炯明為副都督。11月10日，胡漢民從香港返抵廣州，就任廣東都督，組成了以同盟會員為骨幹的廣東軍政府。
胡漢民出任都督後，即命財政部正、副部長李煜堂、廖仲愷著手解決財政困難；命胡毅生、李文范成立全省軍務處，管理舊軍隊，將最不穩定的龍濟光所部“濟軍”調往欽廉剿匪，解除軍政府的心腹大患；又命朱執信、胡毅生、何克夫、黃世仲等對各路民軍進行整頓和編練。胡漢民還領導軍政府粉碎了原清新軍標統黃士龍篡奪軍權的陰謀，回擊了英國軍艦對軍政府的挑釁行為，建立了臨時省議會。
待廣東局面稍為安定，胡漢民又以姚雨平為總司令、馬錦春為副司令，黃慕松為參謀長、鄒魯為兵站總監，組織了一支八千餘人的廣東北伐軍，北上與清軍作戰，該軍後來在宿州、固鎮、徐州戰役中大破清軍張勳部，為捍衛南京立下了赫赫戰功。
1911年12月21日，孫中山從歐洲返國途經香港，胡漢民與廖仲愷同往香港迎接。胡漢民擬留孫中山在廣東，但孫中山則以建立中央政府為當務之急，說服了胡漢民。胡漢民當即決定隨孫中山北上，將廣東都督一職交由陳炯明代理。
陳炯明，字競存，廣東海豐縣人，1878年出生于海豐縣城一個紳商之家。陳炯明從小接受封建教育，1898年考中秀才，1906年就讀于廣東法政學堂，1908年畢業。1909年，陳炯明在海豐縣一些官紳的支持下，當選為廣東省諮議局議員，成為立憲派積極分子。同年，各省諮議局代表在上海開聯合會，陳炯明是廣東代表之一，在上海期間，陳炯明與革命黨人有了聯繫，加入了同盟會。1911年辛亥廣州起義（黃花崗起義），陳炯明亦參加了這一戰役，但他貪生怕死，中途單獨逃跑出城，事後受到黃興等的嚴厲譴責。
武昌起義爆發後，陳炯明和鄧鏗（字仲元，廣東梅縣人）被同盟會南方支部派往東江組織民軍起義。他們組織了一支民軍到“循軍”（取惠州為古循州之義），陳炯明任總司令，鄧鏗為參謀長，于11月1日在惠州附近起義，聯合王和順組織的“惠軍”及清巡防營洪兆麟部，於11月9日光復惠州。陳炯明因有此功，故被推為廣東副都督。
胡漢民隨孫中山北上後，出任南京臨時政府總統府秘書長，陳炯明代理都督一職，獨攬了廣東的軍政大權。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排斥異己，殘殺同志，鎮壓民軍。他以“裁減”民軍以解決財政困難為由，用武力鎮壓和強行解散了王和順、黃明堂、關仁甫等各路民軍（只有李福林等部保留下來）；先後殺害了對革命有功的同志和民軍首領黃世仲、許雪秋、陳芸生、陳湧波、石錦泉、溫阿拱等人。為辛亥革命建立了卓越功勳的廣東北伐軍，在“南北議各”達成協定後，本擬調回廣東，但陳炯明不予接收，致使該軍被迫解散。而對“反正”的清將清軍，陳炯明委任潮梅綏靖督辦；龍濟光則被委任副綏靖經略，還讓他把“濟軍”帶到廣西梧州。
陳炯明的所作所為，是他軍閥面目的初次暴露，激起了廣東人民及同盟會員的極大憤慨，當時便有“革命成功，革命黨人死亡”的歌謠出現。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與袁世凱達成了“南北議和”的協定，孫中山把臨時大總統讓位給袁世凱。4月1日，孫中山離開南京，偕胡漢民等經上海、武漢、福州，於4月25日返抵廣州。陳炯明隔天即避居香港。胡漢民曾有意留學歐美，但孫中山所止，在孫中山的敦促下，胡漢民于4月27日複任廣東都督，後兼民政長及同盟會廣東支部長。而陳炯明則由朱執信等勸返廣州，兼任廣東總綏靖經略。陳炯明由此對孫中山產生不滿，認為孫中山信任胡漢民而不信任自己。
胡漢民複任廣東都督後，按照孫中山“造成一模範省”的指示，積極建設廣東。在軍事上，他主要依靠陳炯明、朱執信、鄧鏗等同盟會骨幹，積極整頓民軍和肅清盜匪。陳炯明出任總綏靖經略，後經略處改為全省綏靖總處，陳炯明改任督辦，又將全省分為廣陽、肇羅、南韶連、瓊崖四區，設置綏靖處。陳炯明由於和孫中山、胡漢民已產生矛盾，他儘量利用副都督兼全省綏靖督辦的身份總攬軍權，擴大自己的勢力，很快，他擁有兩師一旅的正規軍，還有警衛軍和地方部隊，成了廣東的實力派人物。
二
1913年3月20日，國民黨代理理事長宋教仁被袁世凱派人暗殺於上海車站，舉國驚駭。孫中山當時正在日本訪問，聞訊即趕回上海，與黃興等人商議起兵討袁，發動二次革命，並密電廣東陳炯明做好出兵準備。但陳炯明回電以“內部不一致，實力不薄弱”為藉口，拒不執行孫中山的指示。
袁世凱深知陳炯明與都督胡漢民不和，便用威逼利誘、分化瓦解的手段來阻止廣東的討袁運動。6月14日，袁世凱撤銷胡漢民的廣東都督職務，同時命陳炯明繼任都督。面對袁世凱這一明顯的分化手段，孫中山和黃興決定乘機讓陳炯明就任都督，然後起兵討袁。孫中山隨即到澳門，約見陳炯明，敦促他接任都督職並宣佈獨立討袁，但陳炯明猶豫不決。黃興也在上海一連給他三封電報，促他“就職討袁”。這時，袁世凱則通過他的親信、國務院秘書長梁士詒（廣東三水人）轉告陳炯明，三天內再不接任都督，過一星期中央即改派龍濟光接任。至此，陳炯明知道不能拖延，才於7月8日就任廣東都督，但仍不願宣佈獨立起兵討袁。
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鈞首先在湖口宣佈獨立討袁，接著，安徽都督柏文蔚和黃興、陳其美也分別在安徽、南京、上海舉兵討袁，陳炯明也被迫於7月18日宣佈廣東獨立討袁。袁世凱見狀，即另任龍濟光為廣東都督，令其率濟軍由廣西梧州向廣東進攻。同時，又派梁士詒等收買了陳炯明手下的主要將領第一師師長鐘鼎基、第二師師長蘇慎初、獨立旅旅長張我權、都督府參謀長覃鎏欽、副官長謝超、虎門要塞司令饒景華等。
陳炯明對龍濟光的進攻並沒有認真地部署抵抗，7月30日，龍濟光的三千軍隊一出梧州，陳炯明在西江的防線即不戰自潰，駐肇慶的肇軍統領李耀漢（廣東新興人）投降，宣佈脫離陳炯明，而就任袁世凱任命的羅肇陽鎮守使。8月4日，陳炯明的第二師師長蘇慎初宣佈取消廣東獨立，炮轟都督府，自立為廣東都督。陳炯明一聽到炮聲，即倉皇偕同副官黃強，攜帶鉅款避居於廣州石室天主教堂，在法國神父的庇護下，乘坐法國炮艇逃往香港，然後轉赴新加坡。蘇慎初隻做了三天都督，就被部下推翻，由獨立旅旅長張我權繼任都督。張我權只做了二、三天，也下了台。8月11日，龍濟光部在毫元抵抗的情況下進佔廣州。孫中山事後在總結廣東“討袁”失敗時說：“是自敗也，非袁敗也。”當然，主要的責任是在陳炯明的身上。
“二次革命”失敗後，開始了龍濟光統治廣東的時期。龍濟光何許人也？他並非廣東籍，也不是袁世凱的嫡系，他是雲南蒙自人，1867年生，彝族土司出身，後成為清軍將領。1903年任廣西右江道尹，鎮壓會黨起義。1907年12月任龍州兵備道時，配合陸榮廷部，鎮壓了孫中山、黃興、胡漢民、黃明堂等舉行的鎮南關起義，被擢升為廣西提督。1908年，率南寧防營，鎮壓革命党人領導的雲南河口起義。事畢，岑春煊奏准清政府將其部編為巡防營三十營，稱為濟軍。1911年6月，龍濟光調任廣東，任陸軍第二十五鎮統制。廣東獨立後，都督胡漢民為防止濟軍生事，將龍濟光調任高廉雷瓊宣撫使。其後，陳炯明又將濟軍調往梧州，使這支專事鎮壓革命的軍隊得以保存並繼續發展。二次革命時，龍濟光率濟軍進攻廣東，佔領廣州，出任廣東都督兼民政長，並授為陸軍上將，後又授為將軍府振武上將軍，所部亦改稱振武軍。
龍濟光治粵期間，充當袁世凱的爪牙，大肆鎮壓革命黨人和殘酷統治廣東人民，在經濟上橫徵暴斂，肆意勒索。當時的報紙揭露“全粵九十四縣無一人不受其禍，無一處不遭其災”。其殺人之多，“比諸前清之‘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亦有過之而無不及”，“或者湖南之湯屠戶（湯薌銘）可及其十分之五六”。因此，廣東“三千余萬同胞，無老無幼，無男無女，無一人不痛恨龍氏者”。龍濟光處處秉承袁世凱的旨意，亦積極支持袁世凱的稱帝活動。袁世凱稱帝后，龍濟被封為一等公加郡王銜。1916年袁世凱稱帝，遭到全國人民的反對，蔡鍔率先在雲南起義，護國戰爭爆發，雲南、貴州、廣西等省相繼宣佈獨立討袁。龍濟光的老上司岑春煊以及唐繼堯、劉顯世、陸榮廷這滇、貴、桂三督，紛紛致電龍濟光，以維持都督地位為條件，促其自動宣佈獨立。對龍濟光來說，更為可怕的還是廣東內部各派討袁驅龍民軍的進攻。當時的廣東護國軍分五大支：一支是任鶴年領導的護國軍（實際是打著護國軍旗號的奉孫中山為大元帥的中華革命軍），活動於香山等地。一支是以陳炯明（自稱廣東大都督）、林虎等為首的“十路十八支隊”的共和軍，活動于惠州、博羅、增城等地。再一支是以進步党人徐勤和會黨領袖王和順為首的護國軍（徐勤自稱廣東全省護國軍總司令），專力奪取省城廣州。此外，還有活動於順德一帶的魏邦平部，在潮州反正的莫擎宇部等。除了護國軍之外，還有朱執信、鄧鏗、葉夏聲、古應芬等人領導的中華革命軍，活動於南海、新會、江門等地，也是討袁驅龍的主要力量。
在護國戰爭之初，龍濟光奉袁世凱之命，派出其兄龍覲光（袁世凱任命為雲南查辦使）率粵軍第一師假道廣西，赴雲南鎮壓護國軍，在桂滇邊界與護國軍發生激戰，攻佔廣南等地。3月14日，龍覲光部被陸榮廷繳械，給龍濟光沉重打擊。在這內外壓迫的情況之下，廣東都督龍濟光以及巡按使張鳴岐被迫於4月6日宣佈廣東獨立。
在護國戰爭期間，舊官僚岑春煊、進步党首領梁啟超和國民黨政學系首領李根源等，聯合西南實力派唐繼堯、陸榮廷等，準備成立護國軍務院，以加強各派反袁力量和統一軍事，廣東宣佈獨立為軍務院的組織提供了條件。4月8日，陸榮廷、梁啟超應龍濟光及討袁民軍各方之請，由南寧啟程赴粵，幫助廣東內部的調停和統一。但是，他們行抵梧州時，廣州便發生了4月12日海珠慘案。以陸榮廷、梁啟超代表身份先期抵粵的湯覺頓及粵方陸軍少將譚學夔、員警廳長王廣齡、徐勤部中路司令呂仲銘等，在徐勤召集的海珠聯席會議上竟遭到龍濟光警衛軍統領顏啟漢等人的襲擊，上述四人皆中彈身亡。
龍濟光的所為引起了廣東各派尤其是護國民軍的極大義憤，陸榮廷也急令莫榮新率桂軍入粵。但是，陸榮廷與龍濟光是舊日同僚，且又是兒女姻親，並不想雙方交戰兩敗俱傷。事實上，陸榮廷、梁啟超到達肇慶後就駐足不前，莫榮新部也在三水停下。4月19日，岑春煊偕溫宗堯、章士釗、李根源、周善培、楊永泰等由滬、港同至肇慶，經商議後，決定採取逼龍濟光讓粵督位給岑春煊，使龍濟光率軍北伐的措施。龍濟光在軍隊的駐防上稍作讓步，但始終不肯讓出粵督的地位。
為了儘快結束廣東內部的混亂局面和出師北伐，梁啟超等人又煞費苦心地提出成立兩廣護國軍都司令部的新方案。5月1日，都司令部在肇慶正式宣告成立。岑春煊為都司令，梁啟超為都參謀，李根源為副都參謀，章士釗為秘書長，冷遹為參謀廳長，溫宗堯為外交局長，楊永泰為財政廳長，曾彥為餉械局長，楊其禮為副官長，兩廣都司令部直轄莫擎宇、林虎、李耀漢、莫榮新四師，程子楷、魏邦平兩混成旅以及張習的獨立團。龍濟光雖然仍然把持廣東軍財兩權，但名義上已在都司令部節制之下，這為軍務院的成立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5月8日，作為南方護國軍的統一指揮機構的護國軍務院在肇慶正式成立（龍濟光拒絕在廣州提供辦公地點），由唐繼堯任撫軍長，岑春煊任副撫軍長並代理撫軍長，梁啟超任政務委員長，撫軍由唐繼堯、岑春煊、梁啟超、劉顯世、陸榮廷、龍濟光、蔡鍔、李烈鈞、陳炳焜 、羅佩金、戴戡、劉存厚、呂公望、李鼎新等組成。另外，章士釗為秘書長，唐紹儀為外交專使，溫宗堯、王寵惠為副使，範源濂、谷鐘秀為駐滬委員，鈕永建為駐滬軍事代表等。軍務院直轄滇桂粵護國聯合軍，即雲南護國第二軍總司令李烈鈞部，兩廣新編第三、四、五、六軍總司令莫榮新、李耀漢、譚浩明、林虎部，兩廣新編第一師師長莫擎宇、第一混成旅旅長程子楷部，獨立團張習部以及龍濟光的振武軍等。聯合軍的作戰計畫分四期進行：第一期掃除贛閩邊界敵軍；第二期進佔贛閩；第三期進佔湘鄂；第四期直搗幽燕。
三
護國軍務院成立前後，曾發表一系列宣言和通電，對袁世凱展開政治攻勢。與此同時，軍務院還督率大軍，分湘、贛、閩三路北伐。陸榮廷率桂軍及湖南護國軍總司令程潛部負責主攻湖南，龍濟光部配合作戰；李烈鈞、莫榮新及林虎部主攻江西；莫擎宇部進攻福建。
龍濟光對於軍和院的北伐討袁不僅不熱心，而且還處處干擾阻攔。他威逼軍各院，責令廣東各路討袁民軍聽候改編，實質是想趁機取締民軍。當李烈鈞出師北伐，由粵出贛時，他增兵粵北，假託各界名義電拒李軍經過，駐在韶關的龍部振武軍甚至開炮轟擊李軍，引起了戰爭。龍濟光的所為，再次激起了中華革命軍及廣東民軍的義憤，紛紛要起兵驅龍，朱執信還提出：“必俟龍濟光離粵始允停戰”。但軍務院對龍濟光的倒行逆施卻一味遷就和容忍。
6月6日，袁世凱在全國人民的討伐聲中死去。皖系段祺瑞出任國務總理，黎元洪繼任大總統。為了緩和國內矛盾，北京政府於6月中作出恢復舊約法、召集國會的決定，南北雙方達成了妥協，7月14日，護國軍政府宣告撤銷。
龍濟光在袁世凱死後三天，即宣佈廣東取消獨立。他在韶關的振武軍與滇軍發生衝突後，即向段祺瑞求援。段祺瑞電令江西將軍李純集結兵力于贛南，準備出擊李烈鈞。但北洋軍尚未行動，振武軍已被滇軍擊敗。這時，陸榮廷也令桂軍乘勢由西路攻入三水，將龍濟光困在廣州。段祺瑞原想支持龍濟光出任廣東督軍（都督改稱督軍），但因各方反對，陸榮廷又兵臨廣州城下，於是，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陸榮廷為廣東督軍，朱慶瀾為廣東省長，龍濟光調任兩廣礦務督辦，在陸榮廷未到任前，仍以龍濟光暫署廣東督軍。陸榮廷於7月10日從湖南返回廣西。8月下旬，陸榮廷率兵入粵，以武力逼迫龍濟光交卸。龍濟光在桂滇大軍的壓力下，被迫放棄廣州，率部移駐海南島。
陸榮廷任廣東督軍，開始了桂系軍閥統治廣東的時期。1917年4月，陸榮廷長任兩廣巡閱使，廣東督軍由陳炳焜 繼任。同年11月，廣惠鎮守使莫榮新接替陳炳焜 任廣東督軍，直至桂系敗退離粵止。這段時間，廣東的民軍和地方實力派掌握的軍隊，不是被解散，就是依附于桂系軍閥。如陳炯明，自動把所部民軍交出，被改編為二十個營，分駐于東江各地。隨後，這二十營軍隊編入朱慶瀾的省長親軍中。陳炯明交出軍隊後，即上北京謁見黎元洪和段祺瑞，獲得“定威將軍”的封號，後回廣東充當督軍府高等顧問。但不久，陳炯明又感到鬱鬱不得志，便於1917年夏天到上海，投向孫中山門下，向孫中山“認錯”表示“竟誠擁護”。孫中山不咎既往，再度與他合作。
當時，北京政府發生“府院之爭”，繼而督軍團叛變，演成張勳復辟。段祺瑞重新控制北京政權後，拒絕召開國會和恢復約法。孫中山於是在上海倡議護法運動，先派胡漢民、朱執信等赴兩廣遊說桂系陸榮廷、陳炳 焜 以及滇系軍閥唐繼堯等。當時兩廣正打出“自主”旗號，表示歡迎孫中山南下。於是，孫中山於1817年7月與廖仲愷、陳炯明等率支持孫中山的海軍南下護法，隨後，部分國會議員也相繼來粵，於8月25日至9月1日，召開非常國會，會議通過《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大綱》，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唐繼堯、陸榮廷為元帥。這是孫中山第一次在廣東建立政權，與北洋軍閥政府相對抗，但當時統治兩廣的桂系軍閥以及滇系軍閥，並不是真心擁護護法運動。他們對孫中山的活動，採取不合作態度，甚至遇事加以掣肘，致使護法軍政府一成立，就隱伏著分裂的危機。
廣東省長朱慶瀾，因擁護孫中山，受到桂系的排擠，不得不去職，廣東省議會乃於9月6日推舉胡漢民為省長，但陳炳焜 不同意，後終推李耀漢為廣東省長。11月間，陸榮廷指派莫榮新接替陳炳焜 任廣東督軍。莫榮新對孫中山及其軍政府十分無禮，並指令部下捕殺孫中山大元帥府六十多人。孫中山強烈要求嚴懲肇事者和向軍政府謝罪，莫榮新置之不理。1918年1月3日，孫中山密令海軍、滇軍等炮擊觀音山廣東督軍署，並令朱執信、陳炯明等回應舉事。孫中山炮擊觀音山，教訓莫榮新，莫榮新也無可奈何，一時不敢還擊。隨後派代表向孫中山求和，接著又親赴大元帥府請罪。
護法軍政府除了內部有分裂行為之外，還受到龍濟光的進攻。1917年11月8日，段祺瑞任命駐瓊州的龍濟光為兩廣巡閱使，令其出兵進攻護法軍政府，龍濟光受命後，立即率二萬餘人分三路進攻：李嘉品為第一路，段雲源為第二路，馬存發為第三路，分別從陽江登陸準備攻取廣州，從雷州半島登陸準備攻取南寧。12月30日，莫榮新任命欽廉鎮守使沈鴻英為討龍軍第一軍司令，令其率所部在石城至化州一線阻擊龍軍；以原高雷鎮守使林虎為討龍軍第二軍司令，令其率警衛軍在恩平方向迎敵。1918年3月7日，莫榮新任命李烈鈞為討龍軍總指揮，率部反攻。3月16日，攻克恩平；3月25日，又攻佔陽江；4月12日，佔領電白，逼龍濟光集主力在高州、化州、石城一帶頑抗。討龍軍分水、陸兩路進擊龍軍，4月25日收復化州，4月27日攻克石城，4月28日拿下遂溪，龍濟光進退失據，被迫棄軍逃走。討龍戰爭成功。龍濟光後來跑到山東、安徽一帶招募土匪，組成振武新軍，準備重新攻粵，旋因部隊嘩變而未果。1921年1月，被免去兩廣巡閱使職，列名將軍府，授為隆威上將軍。1926年3月龍濟光在北京死去。
廣州護法軍政府除了在南面受到龍濟光的進攻之外，北面也受到北洋軍的進攻。1918年4月，東西督軍陳光遠遵照段祺瑞的指令，攻佔南雄。護法軍政府陸軍總長、靖國軍第五軍軍長張開儒（雲南巧家人），急調駐韶關等地兵力，增援南雄。由於援兵立足未穩，被贛軍擊潰，南雄陷落。莫榮新急調李根源為粵贛湘邊防軍務督辦，率所部滇軍從討龍戰場疾速北進。5月初，李烈鈞也奉命率討龍部隊增援北代，會同李根源整頓部隊，分三路於6月3日發動全面進攻，激戰四晝夜，逼使贛軍向江西敗退，靖國軍克復南雄。是役史稱為南雄之戰。
孫中山雖然是護法軍政府的大元帥，但在滇桂軍閥的排擠之下，當時毫無實權，他極想建立自己的一支陸軍。其時北洋軍從福建進攻潮汕，廣東告急。孫中山派胡漢民遊說桂系軍閥，請撥出省長親軍中的二十營粵籍軍隊，由陳炯明率領“援閩”（征討福建的北洋軍閥）。桂系軍閥開始不准，後因潮梅鎮守使莫擎宇投靠段祺瑞，宣佈獨立，形勢危急，才勉強同意。陸榮廷還有另一陰謀，想借此排擠國民黨的勢力出廣東，利用粵軍去和北洋軍閥互相廝殺，他可坐收漁人之利。於是，陸榮廷分別在1917年11月10日和27日于梧州和廣州召開軍事會議，商定了攻閩方略。
1917年12月2日，孫中山以大元帥名義任命陳炯明為援閩粵軍總司令，並派許崇智（廣東番禺人），鄧鏗等主要軍事幹部相助。1918年1月25日，陳炯明在廣州東郊舉行援閩誓師，出發東征。但陳炯明到達粵東後，即停滯不前，只是進行部隊的整頓和補充。從2月至4月間，孫中山多次去電函催其從速攻閩，但陳炯明仍不作行動。
此時在廣州，滇桂軍閥聯合起來排擠孫中山，改組軍政府的元帥制為合議制，並和北京政府實行妥協，迫使孫中山不得不於5月4日辭去大元帥職，並於5月21日離開廣州赴上海。孫中山的第一次護法運動，在南北軍閥的夾擊下失敗了。孫中山唯有將希望寄託在陳炯明的援閩粵軍之上，在赴上海途中，特於5月26日至三河壩粵軍總司令部會晤陳炯明及粵軍將領，力勸其攻閩。
在孫中山及粵軍將領的逼使下，陳炯明在5、6月間兵分三路攻閩。經過了大大小小的戰鬥，到8月底，援閩粵軍打敗了福建督軍李厚基的北洋軍，佔領了閩西南的汀州、漳州、龍岩等地共二十多個縣，建立了“閩南護法區”。這時，皖系控制的安福國會選舉徐世昌為總統。11月16日，徐世昌發佈停戰命令。11月22日，廣州軍政府也下令停戰。於是，援閩粵軍與北洋軍在福建前線劃界停戰。
四
粵軍攻閩成功，使孫中山和國民黨掌握了一支自己的軍隊，並且有了一塊閩南根據地。孫中山指示援閩粵軍利用停戰機會，從事擴編整訓。很快，粵軍發展兵員至二萬餘人，編成兩個軍，以陳炯明為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許崇智為第二軍軍長，鄧鏗為總部參謀長。但這時陳炯明已致力培植自己的勢力，其部屬多為自己的親信和家庭兄弟，擁陳過於擁孫，第一軍也漸漸變成了“陳家軍”。
孫中山由於第一次護法失敗，已認識到南北軍閥是一丘之貉，依靠滇桂軍閥不可能推行護法運動。1919年8月7日，孫中山又辭去軍政府總裁（七總裁之一）。以後，孫中山又多次主張取消由桂系軍閥及官僚政客所把持的軍政府。1920年，孫中山力主粵軍回粵，以肅清盤踞廣東的桂系軍閥，建立廣東革命根據地。但陳炯明對此並不熱心，只求與桂系和平共處。6月29日，孫中山特派朱執信、廖仲愷到漳州，力促陳炯明回師廣東。8月11日，桂系通過軍政府下了進攻福建粵軍的動員令，以沈鴻英為總司令，分三路進攻粵軍，這才使陳炯明下了回師廣東的決心。
8月16日，粵軍分三路進攻桂軍：左路由鄧鏗指揮，進攻饒平、潮安；右路由許崇智指揮，進攻大埔、梅縣、興寧。由於桂系治粵四年，作惡多端，廣東人民恨之入骨，紛紛支援粵軍回師。各地民軍也起義回應。廣東地方派軍人李福林、魏邦平等又宣佈脫離桂系。這樣，桂軍兵敗如山倒，狼狽潰退。粵軍於10月22日佔領惠州；10月28日攻克廣州。岑春煊、莫榮新等率桂軍殘部逃回廣西。是役，孫中山損失了一位親密戰友。9月21日，朱執信為調停虎門駐軍（叛桂反正）與東莞民軍的衝突時不幸遇難犧牲。
粵軍攻克廣東後，11月10日，孫中山在上海任命陳炯明為廣東省長兼粵軍總司令，廢除廣東督軍一職。11月25日，孫中山偕唐紹儀、伍廷芳等離開上海，28日抵達廣州，重組護法軍政府。1921年4月7日，非常國會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非常大總統。孫中山任命陳炯明為陸軍部總長兼內務部總長，又說服他加入國民黨，並任命他為國民黨廣東支部長。孫中山對陳炯明的抬舉和忍讓，並沒有使陳炯明與孫中山等同心同德，他反而更加飛揚跋扈，政治野心越來越膨脹。
孫中山組建政府後，主要目標是要進行北伐，打倒軍閥，統一中國。為鞏固廣東政權，首先要肅清桂系軍閥。但陳炯明卻提倡“聯省自治”，反對伐桂。而桂系軍閥退回廣西後，並不甘心失敗，1921年6月13日，桂軍分三路攻粵。至此，陳炯明才被迫進行反擊，和孫中山暫趨一致。
6月27日，孫中山下令討伐桂系軍閥，任命陳炯明為“援桂”粵軍總司令，兵分三路還擊桂軍。與此同時，總統府參謀總長李烈鈞與雲南唐繼堯、貴州盧燾也組成滇黔贛討陸聯軍，從桂西、北直搗桂林、柳州，配合粵軍作戰。在桂粵兩軍決戰於梧州之際，桂軍劉震寰部因事先受國民黨之運動，宣佈獨立響應，桂軍便兵敗潰退。粵軍長驅直入，協同滇、黔、贛各軍，只三個多月，全部攻佔廣西，陸榮廷、譚浩明等逃往越南河內。
孫中山據有兩廣，決定乘勝出師北伐，並屢電陳炯明令他出師參加北伐，但陳炯明以準備不足為由加以反對。10月23日，孫中山親到廣西南寧會晤陳炯明，但陳炯明仍不聽勸請，最後，孫中山只得說：“兩廣請兄主持，唯無阻我北伐，並請切實接濟餉械。”陳炯明表面答應，然後返回廣州。12月10日，孫中山在桂林設立大本營，抽調軍隊，準備大舉北代。當時參加北伐的軍隊有許崇智的粵軍第二軍、李福林的福軍、朱培德的滇軍、彭程萬贛軍、穀正倫的黔軍等，共十三旅約三萬人。以李烈鈞為參謀長，胡漢民為民官長。而陳炯明的粵軍第一軍除抽出三營編為大本營警衛團外，都不參加北伐。
1922年2月3日，孫中山在桂林下令北伐。陳炯明留守廣州，不但不接濟餉械，反而與湖南督軍趙恒惕勾結，欲置北伐軍於死地。正如孫中山事後所說的：“綜此二者，一為阻我前進，一為絕我歸路”。3月21日，孫中山的親密同志，留守廣州的粵軍參謀長兼第一師師長鄧鏗，被陳炯明的親信部屬暗殺。孫中山聞訊，極為哀痛和義憤，決定回師廣東。在回師途中，孫中山在梧州和肇慶，兩度電召陳炯明前來會晤。陳炯明不但不來，反而以辭去本兼各職相要脅。孫中山震怒，於4月21日下令免去陳炯明廣東省長、粵軍總司令及內務部總長三職。陳炯明於即日宣佈下野，離開廣州赴惠州，令其部佈防于石龍、虎門等地；又密令在廣西的前敵總指揮葉舉（廣東惠陽人）率“陳家軍”主力，迅速回師廣州，以對抗孫中山。
4月22日，孫中山回到廣州。手下將領主張先消滅“陳家軍”，再進行北伐。但孫中山為避免引起內戰，同時仍希望陳炯明能回心轉意，故令北伐軍暫不進入廣州，改在韶關一帶集中。但這樣做，反使葉舉能率軍迅速從廣西回師，佔據廣州。陳炯明不但不回心轉意，而且和北洋軍閥達成反孫協定：發難成功，則授陳兩廣巡閱使職。
6月15日深夜，陳炯明公開叛變。他指令葉舉、洪兆麟率部圍攻炮擊總統府和孫中山的住地觀音山粵香樓，以及佔領省市機關。孫中山在部屬林直勉、林樹巍等護送下離開總統府，天明後登上永豐艦得以脫險。孫中山在永豐艦上堅守了五十五天，指揮廣州軍民與陳炯明作鬥爭，歷盡艱險，直至8月9日才離開廣州，經香港赴上海。8月15日，陳炯明從惠州回到廣州，自任粵軍總司令，對廣東實行其軍閥統治。
在陳炯明廣州發難的同時，陳軍另一將領，第四獨立旅旅長鄧本殷（廣東防城人），乘機在粵西攻城掠地，自樹一幟，成立高州、雷州、欽州、廉州、瓊州、崖縣、羅定、陽江“八屬聯軍總指揮部”，任總指揮兼第一軍軍長。後投靠北洋軍閥以自固，被封為高雷欽廉瓊崖羅陽八屬督辦，與陳炯明東西回應。
1922年10月19日，孫中山將進入福建的北伐軍許崇智部改為東路討賊軍。同年冬天，孫中山派人聯絡了在廣西的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部和駐梧州及西江的部分粵軍，組成西路討賊軍。1923年1月4日，孫中山發出討伐陳炯明的通電，西路討賊軍出梧州沿西江東下，“陳家軍”迅速潰敗。討賊軍於1月9日佔領肇慶，10日佔領三水，16日佔領廣州。陳炯明於15日通電下野，逃回老巢惠州，他的三、四萬殘兵也退到東江、潮梅一帶，繼續實行殘酷的軍閥統治，與革命政權對抗。
2月21日，孫中山從上海回到廣州，在廣州河南土敏土廠設立中華民國陸海軍大元帥府，並出任大元帥職。這是孫中山第二次在廣東建立政權。但這是國共合作時期建立的革命政權，孫中山把舊三民主義發展成為新三民主義，把他一生的革命事業推向更高的階段。
陳炯明對孫中山的革命政權恨之入骨，多次進行軍事圍攻。1923年4月，桂軍沈鴻英部在廣州北郊發動叛變，陳炯明配合沈鴻英，發兵進攻石龍、增城；同年11月，帝國主義出動軍艦，對孫中山收回粵海關稅款進行威脅，陳炯明又緊密配合，兵力四路進攻廣州。這兩次進攻，都被孫中山率領革命軍擊退。1924年9月，孫中山舉行第二次北伐，在韶關設立大本營，出師攻贛。10月10日，廣州商團武裝叛亂，陳炯明和商團分子陳廉伯（廣東南海人）互相勾結，陰謀裏應外合，顛覆革命政權，但商團叛亂很快被廣州軍民平息。1925年1月，陳炯明又會同江西北洋軍閥方本仁部，兵分三路進犯廣州，很快又被革命軍所擊退。
為了鞏固廣東革命根據地，消滅陳炯明武裝，1925年2月，廣州大元帥府組成了以黃埔軍校學生為主力，有粵、湘、滇、桂各軍參加的第一次東征，以許崇智為總指揮。東征軍先後佔領潮州、梅縣、汕頭等地，擊潰陳軍主力林虎部三萬余人，陳炯明率殘部退入江西、閩南。6月，桂軍劉震寰、滇軍楊希閔在廣州發動武裝叛亂，東征軍不得不回師廣州平叛。陳炯明趁此機會，又重占潮州、汕頭，謀攻廣州。9月，廣州國民政府以蔣介石為總指揮，又發動第二次東征。10月14日，東征軍攻佔惠州，11月初完全收復東江，全殲陳部一萬二千余人，陳軍殘部七、八千人，由劉志陸率領往北逃竄至山東，投靠張宗昌，被編為直魯聯軍第三路軍，至1928年夏，又被國民革命軍擊敗，被改編為陸軍新編第二師，劉志陸仍任師長。1930年後，劉志陸歷任軍事參議院參議，第四戰區長官司令部高等顧問、廣東省政府委員等，1941年病逝。
陳炯明在徹底失敗後逃往香港，後曾在香港組織洪門致公黨，任總理。1933年9月22日，陳炯明在香港病逝。陳軍重要將領葉舉，失敗後逃往香港，後客死香港。洪兆麟，兵敗後隻身逃往香港，同年12月，在赴上海途中，被人擊斃於舟中。還有林虎，兵敗後逃亡香港等地。抗日戰爭爆發後，出任國民參政員、國民黨立法委員等。1949年後留居大陸，曾任廣東省人民政府參事、廣西政協副主席、全政協常委等。1960年2月病逝。
在國民革命軍第二次東征時，盤踞廣東南路八屬的鄧本殷趁機率部大舉進攻廣州，策應陳炯明。國民革命軍以李濟深為總指揮進行南征，擊退鄧本殷部並乘勝追擊，將其趕至海南島，連續作戰，全殲鄧本殷殘部。鄧本殷僅帶隨從數人潛逃大陸，同年3月在上海病死。
五
在前面四節中，我們主要敍述了陳炯明如何從革命黨人蛻變為反動軍閥以及最終滅亡的經過。由於敍述之中難以兼顧兩頭，所以對粵軍的形成、發展及分化未能作系統的交待，而這又是十分必要的，因為以後的國民黨粵系新軍閥的部隊，正是由粵軍分化發展而形成的，在這一節中先作系統的回顧。
1917年11月，孫中山鑒於桂系軍閥把持護法軍政府，而自己又沒有軍事力量，決定利用援閩之機，以省長親軍（警衛軍）二十營粵籍軍隊為基礎，組建援閩粵軍。援閩粵軍以陳炯明為總司令，鄧鏗為參謀長，黃強為副官長（由羅翼群代），葉舉為參謀處長。此外，原陳其美的親信參謀蔣介石，前南京臨時政府的員警總監吳忠信等都被派往該軍任職。援閩粵軍編為五個支隊、一個預備隊、一個遊擊隊。第一支隊司令李炳榮，轄三營；第二支隊司令許崇智，轄四營；第三支隊司令羅紹雄，轄三營；第四支隊司令鄧本殷，轄三營；第五支隊司令洪兆麟，轄三營；預備隊司令熊略，轄二營；遊擊隊司令徐連勝，轄二營。後在潮梅地區集中整訓時，又加入楊坤如一營，共計二十一營，約六千人槍。
1918年6月，援閩粵軍正式攻閩，經過近十個月的戰鬥，建立了“閩南護法區”，後擴編為兩個軍，陳炯明以總司令兼第一軍軍長，轄李炳榮、洪兆麟、熊略、羅紹雄、鄧本殷五個支隊及梁鴻楷、黃鳳綸、丘耀西、陳炯光、羅翼群五個統領（相當於團）。許崇智為第二軍軍長（蔣介石後出任該軍參謀長），轄吳忠信、關國雄、蔣國斌、謝文炳四個支隊，以及孫本戎所率的盧興邦民軍。鄧鏗仍為總司令部參謀長，葉舉仍為參謀處長。
1920年8月，援閩粵軍回粵，10月底，將桂系軍閥逐出廣東。孫中山回粵重組軍政府，並將援閩粵軍及原在廣東的部隊進行整編，其編制是：陳炯明任粵軍總司令，鄧鏗任參謀長，葉舉任參謀處長，黃強任總參議。第一軍軍長陳炯明（兼），參謀長鄧鏗（兼），下轄鄧鏗（兼）第一師、洪兆麟第二師、魏邦平第三師；鄧本殷、翁式亮、楊坤如、熊略、陳炯光、李炳榮六個獨立旅以及李福林、鐘景榮、黃大偉、羅紹雄、黃明堂五路。第二軍軍長許崇智，參謀長蔣介石，下轄吳忠信、蔣國斌、謝文炳、關國雄四個旅。
鄧鏗在整編粵軍時，尤其對他的第一師進行徹底的整訓，提高官兵的思想覺悟和軍事技術知識，多方羅致如保定軍官學校畢業的青年軍官。後來成為國民黨軍隊重要將領的李濟深、鄧演達、陳可鈺、薛岳、黃鎮球、張發奎、黃琪翔、餘漢謀、李漢魂、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戴戟、李章達、葉挺、梁鴻楷、陳濟棠、鄧世增、鄧龍光、繆培南、李揚敬、徐景唐、香翰屏、朱暉日、錢大鈞、陳誠、羅卓英等，都曾先後在第一師中任過職（除李濟深、戴戟、錢大鈞、陳誠外，其餘均為粵籍）。
1922年6月，在孫中山進行第一次北伐的時候，陳炯明在廣州發動叛變，使粵軍發生了大分化。第一軍隨陳炯明叛變，後盤踞惠潮梅地區，主要有葉舉、林虎、洪兆麟三部分。葉舉為總指揮，林虎為各路總指揮，洪兆麟為潮梅總指揮，計有林虎第一軍，洪兆麟第二軍，尹驥第三軍，劉志陸第四軍，熊略第五軍，楊坤如第六軍，李易標第七軍，陳修爵獨立師，號稱五萬眾。陳炯明則居住香港，遙為節制調遣。陳炯明嫡系師長鄧本殷，在陳炯明叛變後，亦佔據南路八屬，出任八屬聯軍總指揮，申葆藩為副指揮，黃志恒為參謀長，蘇廷有為右翼指揮官，號稱二萬眾。
孫中山將北伐福建的粵軍改為東路討賊軍，許崇智任總司令，蔣介石任參謀長，下轄三個軍。第一軍軍長黃大偉（後投陳炯明），轄王懋功、陳得平、丘鴻鈞、龔師曾四旅；第二軍軍長許崇智（兼），轄許濟、孫本戎、黃國華、張民達四旅；第三軍軍長李福林，轄林駒、吳近、袁德穉 、鄭泳深四旅。
其餘粵軍，由大元帥府直轄，稱為中央直轄粵軍即第四軍，軍長梁鴻楷，轄兩師一獨立旅和一支隊。第一師師長李濟深，轄卓仁機第一旅、陳濟棠第二旅；第三師師長魏邦平（後陳章甫、鄭潤琦）；獨立旅旅長徐漢臣；支隊司令丘耀西。
當時，由大元帥府直轄的還有以楊希閔為總司令的滇軍，以劉震寰為總司令的桂軍，以朱培德為總司令的贛軍，以譚延闓 為總司令的湘軍，以樊鐘秀為總司令的豫軍。此外，還有于右任的陝軍，路孝忱的晉軍，但懋辛、熊克武的川軍，但都只有旗幟而無兵員。
粵軍經此分化和改編以後，力量大為削弱，但孫中山為了鞏固廣州革命根據地，為了統一兩廣進而北伐，仍在作不懈的努力，多次親率粵、滇、桂各軍，進擊東江陳炯明叛軍及平定沈鴻英叛亂。同時，孫中山又派中央直轄粵軍李濟深部入桂，扶助李宗仁、黃紹竑 、白崇禧收拾廣西局面。
1924年1月，在共產黨的幫助下，孫中山改組了國民黨，召開了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接著，孫中山即進行軍事上的整頓。3月間，決定將原屬中央直轄的粵軍和東路討賊軍，統一改編為建國粵軍。以許崇智為建國粵軍總司令，蔣介石為參謀長。除李福林的第二軍仍駐廣州河南，未另編師外，其餘各軍部隊，改編為四個師及若干獨立旅。計第一師師長李濟深，第二師師長張民達，第三師師長鄭潤琦，第四師師長許濟；另有徐漢臣、梁鴻林、卓仁機等獨立旅及吳鐵誠的警衛軍。建國粵軍以孫中山的新三民主義、建國大綱、建國方略作為教育課程，孫中山期望把它建設成一支新型的革命軍隊。
1924年5月，孫中山建立的黃埔陸軍軍官學校正式開學。黃埔軍校的建立，得到粵軍尤其是第一師在人力物力財力方面的積極支持。師長李濟深、團長鄧演達分任教練部正副主任，鄧演達還兼任學生總隊長，後又出任教育長等。一般的軍事幹部，大部分由粵軍第一師抽調任用，學生隊的班長大部分也由李濟深主辦的西江講武堂調來。
1924年間，孫中山一面繼續調遣部隊進擊東江陳炯明叛軍，一面繼續督師北伐。8月間，挫敗了廣州商團叛亂。10月，馮玉祥在北京發動政變成功。隨後，馮玉祥、張作霖、段祺瑞等電請孫中山入京共商國是。11月，孫中山令胡漢民留守廣州，代行大元帥職權；譚延闓負責大本營事務，駐守韶關，主持北伐軍事。然後，孫中山偕宋慶齡等北上赴上海，假道日本再轉抵津、京。
1925年2月，廣州大元帥府進行第一次東征，擊潰陳炯明軍林虎、洪兆麟等部。與此同時，大元帥府又派出建國粵軍第一師第二旅陳濟棠全旅、黃鎮球補充團、蔡廷鍇營以及滇軍范石生軍先後入桂，幫助李宗仁、黃紹竑 殲滅沈鴻英部及擊退攻入南寧的雲南的唐繼堯滇軍，統一了廣西。
在第一次東征期間，孫中山不幸於3月12日在北京病逝。廣東革命軍民，深切哀悼。而滇軍楊希閔、桂軍劉震寰兩部，卻乘機在廣州發動叛亂。6月，東征軍回師廣州，平定了劉楊叛亂。在東征軍回師之前，第二師師長張民達（廣東梅縣人）趕赴汕頭許崇智指揮部共商回師計畫，不幸在潮安舟覆殉難。
平定劉楊叛變後，廣州又發生了6月23日沙基慘案，接著，爆發了省港大罷工。國民黨中央為著對內對外一切急切需要，乃於7月1日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擴大其職權，以汪精衛為主席。國民政府決定改編駐粵各軍，取消過去帶有封建色彩的地方軍隊名稱，一律改稱為國民革命軍。
就在改編駐粵軍隊期間，8月20日，孫中山的親密戰友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在赴國民黨中央党部開會時，被國民黨右派暗殺身亡。廖案發生後，蔣介石即緊緊抓住這一時機，與汪精衛合謀，排斥了所謂廖案重大嫌疑犯胡漢民。接著又大施權術，逼走了建國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從而汪、蔣完全控制了黨政軍局勢。建國粵軍的權力則為蔣介石所掌握，不久，建國粵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一、二、三、四、五、六等軍。第一軍軍長蔣介石（後為何應欽），以原有黃埔軍為基礎，編成兩個師，將原許崇智一部改編為第三師；第二軍軍長譚延闓 ，以原有湘軍為基礎編成；第三軍軍長朱培德，以原有贛軍為基礎編成；第四軍軍長李濟深，以原有建國粵軍第一師為基礎編成；第五軍軍長李福林，以原有建國粵軍第三軍為基礎編成；第六軍軍長程潛，以廣東的地方軍如羅翼群統率的潮梅軍、吳鐵城的警衛軍以及原胡祥等部改編組成。後來，又將廣西李宗仁、黃紹 竑 部隊改編為第七軍，湖南唐生智部隊改編第八軍。
六
建國粵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分佈在第一、四、五、六各軍之中，而其中，又以由粵軍第一師改編而成的第四軍實力最強大，在後來的第二次東征和南征，第四軍都是主力部隊。在廣東統一之後，又按照國民革命軍三三制徹底整編，第四軍的戰鬥序列如下：
第四軍軍長李濟深，副軍長陳可鈺，參謀長鄧演達，政治部主任麥朝樞。第四軍轄有第十、十一、十二等三個師及一個獨立團。
第十師師長陳銘樞，副師長蔣光鼐，參謀長戴石孚，政治部主任李笠農（後徐名鴻）。轄蔡廷鍇、孫繩、戴戟三個團。
第十一師師長陳濟棠，副師長徐景唐（後鄧世增），參謀長李揚敬，政治部主任林翼中。轄餘漢謀、香翰屏、黃鎮球三個團及黃濤炮兵營。
第十二師師長張發奎，副師長朱暉日，參謀長李漢魂，政治部主任廖乾吾。轄許志銳、繆培南、黃琪翔三個團。
獨立團團長葉挺。
此外，屬第五軍建制的第十三師（師長徐景唐，副師長陳章甫），也撥歸第四軍節制。
1926年初，廣東統一以後，第十師調駐欽廉，第十一師調駐高雷，第十二師留駐瓊崖，從事地方綏靖和積極準備北伐工作。
1926年夏，廣東國民政府出師北伐。陳可鈺以第四軍副軍長名義，率領陳銘樞第十師、張發奎第十二師和葉挺獨立團參加北伐，稱前方第四軍；李濟深以國民革命軍總參謀長的名義統率陳濟棠第十一師、徐景唐第十三師留守廣東（尚有廣西黃紹竑 的部隊），稱後方第四軍。
前方第四軍經歷了衡陽、長沙、岳州、武昌等地，長驅直進，所向披靡，尤以汀泗橋、賀勝橋兩大戰役，將盤踞兩湖稱霸一時的北洋軍閥吳佩孚的主力擊潰，戰績顯著，被譽為“鐵軍”。不久，第四軍擴編成兩個軍，第十二師擴編為第四軍，張發奎任軍長，黃琪翔任副軍長，葉劍英任參謀長。第十師擴編為第十一軍，陳銘樞任軍長，蔣光鼐任副軍長。
正當北伐順利發展的時候，1927年4月12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在政變之前，留守廣州的李濟深及桂系李宗仁等已和蔣介石聯合，參與其事，出席了4月3日和5日在上海召開的反共秘密會議。“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4月15日，李濟深、古應芬、錢大鈞等立即策應，發動了廣州“四•一五”大屠殺。
隨著蔣介石、李濟深等的反共，不僅國共合作遭到破壞，而且國民黨及粵系部隊也發生了分裂。張發奎擁護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而陳銘樞、蔣光鼐、戴戟等擁護以蔣介石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先後離開武漢。於是，張發奎又兼任第十一軍軍長，蔡廷鍇則由團長升任第十一軍第十師師長。
張發奎率第四軍和第十一軍參加了武漢國民政府舉行的“第二次北伐”，一直攻至鄭州、開封，與馮玉祥的國民軍會師。後因鄂、湘的夏鬥寅、許克祥部叛變，於是，6月13日，張發奎隨唐生智班師回武漢，升任第二方面軍總指揮，轄第四軍、第十一軍和賀龍的第二十軍。
7月15日，汪精衛在武漢發動了反共的“七•一五”政變，在武漢地區對共產黨員、革命群眾進行大屠殺。張發奎屬下共產黨員最多，且為軍中的骨幹，他為了保存實力，並不熱心反共，後來只將各軍（除第二十軍）的共產黨員遣散。7月下旬，張發奎奉命東進討蔣，當部隊到達江西的時候，第二方面軍所屬的賀龍、葉挺以及蔡廷鍇等部，在共產黨領導之下，于8月1日舉行了“南昌起義”。張發奎開始是阻攔起義，後當起義軍退出南昌南下，張發奎即令所部進佔南昌。不久，汪精衛指使張發奎率部回粵，伺機佔據廣東。張發奎將部隊交黃琪翔率領，自己經上海轉道先去香港。9月中旬，張發奎部已悄悄回到廣東，時任廣東省主席兼第八路軍總指揮的李濟深，迫不得已派人去香港迎接張發奎到廣州主持軍政。張發奎回到廣州後，表面上聲稱擁護李濟深，實際上，與李濟深及廣西省主席兼第八路軍副總指揮黃紹 竑明爭暗鬥，並與第五軍軍長李福林及李濟深的基本部隊薛岳、黃鎮球兩師進行秘密勾結，以驅逐桂系出廣東為名（李濟深是廣西蒼梧人），暗中進行倒李、黃的活動。
再說蔡廷鍇率第十師參加南昌起義後，感到和共產黨信仰不同，於是率部離開南昌開往贛東。不久，蔣光鼐、陳銘樞應邀回到部隊，恢復第十一軍，重建第二十四師，陳銘樞仍任第十一軍軍長，蔣光鼐任副軍長，蔡廷鍇仍任第十師師長。這時，廣東的李濟深正受到張發奎脅迫，便電邀第十一軍開回廣東。於是，第十一軍從福建往廣東回師。
南昌起義的部隊，在江西失敗後，在賀龍、朱德、葉挺等率領下亦南下廣東，進駐潮梅一帶地區。李濟深急調薛岳師，協同陳濟棠、徐景唐兩師，在湯坑與起義軍展開激戰。交戰雙方多屬原第四軍的部隊，此時已為各自的階級在戰場上撕殺。在湯坑之戰中，開始起義軍取得勝利，幾乎全殲薛嶽部，後葉挺部營長歐震叛變革命，陣前倒戈，被薛嶽等抓住時機，與趕來增援的鄧龍光部協同下進行反攻，起義軍寡不敵眾，被迫撤退。
11月底，汪精衛從上海到達廣州，召集陳公博、張發奎、黃琪翔等開會，決定另立政府，與桂系控制的南京特別委員會對抗（此時蔣介石已下野），但遭到李濟深的反對。李濟深，字任潮，1885年出生於廣西蒼梧縣。早年就讀于廣東武備學堂、廣東陸軍速成學堂，後入保定軍官學校。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李濟深南下上海，加入姚雨平率領的廣東北伐軍。廣東北伐軍遣散後，返北京就讀于陸軍大學，畢業後留校任教官，後兼軍事編輯局編修。1920年應鄧鏗之邀回粵，歷任粵軍第一師參謀長、師長，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總參謀長等。李濟深是廣西人，是桂系的老大哥，因此不同意與李宗仁、白崇禧對抗。第四軍的將領雖支持張發奎、汪精衛的主張，但又感到李濟深是粵軍的元老，多年的老上司，不願與之兵戎相見，所以，張發奎等欲要舉事，唯有先設計將李濟深騙離廣州。
11月，從日本回到上海的蔣介石，以及南京的譚延闓 、孫科等均致電汪精衛赴上海，召開四中全會預備會，共商國是。張發奎與汪精衛便以此電邀，騙李濟深隨行。與此同時，張發奎帶電邀黃紹竑 從南寧到廣州，說是商討政局。李、黃均不知是計。
11月16日，張發奎、黃琪翔用兵艦將汪精衛、李濟深送離廣州。當天晚上，張發奎、黃琪翔即發動了反對李濟深、黃紹竑的所謂“護黨運動”的政變。李濟深的留守部隊被包圍繳械，黃紹竑寓所和其他軍政機關被包圍，黃紹竑化裝逃離廣州。駐粵桂軍其後亦退回廣西。17日，張發奎等宣言反對南京特委會，發表譴責桂系新軍閥的聲明。19日，廣東政治分會任張發奎為臨時軍委會主席，陳公博代理廣東省政府主席、黃琪翔為廣州衛戍司令。接著，張發奎集結大軍于東江、西江、北江，準備與李濟深、黃紹竑的部隊作戰。這事，史稱“廣州事變”，也稱“張黃事變”。
七
張發奎發動政變，掌握了廣東的軍政大權。張發奎，字向華，廣東始興人，1896年出生。早年就讀廣東陸軍小學堂、武昌第三陸軍中學。`1916年回粵參加討袁。1917年隨援閩粵軍去漳州。1918年8月回粵後，歷任營長、團長、旅長、師長、第四軍軍長等。隨同張發奎發動政變的黃琪翔，字禦行，廣東梅縣人，1898年出生。早年與張發奎一起就讀廣東陸軍小學堂、武昌第三陸軍中學。後入保定軍官學校。1922年回廣東，歷任粵軍參謀、營長、團長、國民革命軍第十二師長、第四軍副軍長兼第十二師師長等。張、黃聯合發動廣州政變後，在國民黨內部引起了一場混亂，南京政府動搖，給蔣介石複職製造了機會；而李濟深知道自己受騙，即調動廣東、廣西、福建的部隊，從東、西、北三面包圍廣州，使得張、黃面對一個複雜的局面。但他們把主要精力放在對李濟深作戰方面，沒有估計到剛剛失敗了共產黨人會有什麼大行動。
然而，就在1927年12月10日深夜，葉挺、葉劍英等共產黨人領導的廣州起義爆發，張發奎第四軍所屬的教導團和警衛團的大部分參加了起義。那天深夜，張發奎被黃琪翔喚醒，倉皇逃到珠江南岸李福林第五軍軍部，催促李福林部鎮壓起義軍，但李福林一時也無兵可調。張發奎即電調東、西江的薛岳、繆培南、李漢魂、黃鎮球、許志銳等部回到廣州，與起義軍激戰三天，起義軍被迫撤離廣州。張發奎、黃琪翔即乘“江漢”號輪回到廣州市里，對廣州革命群眾進行野蠻的屠殺。
共產黨在廣州發動起義，以及張發奎所屬的教導團和警衛團大部分參加起義，這給桂系和反汪派提供了攻擊汪精衛和張發奎的口實。12月14日，南京政府下令解除張發奎、黃琪翔等職務。與此同時，張發奎的部隊又受到陳銘樞、陳濟棠、黃紹竑 等的聯合進攻，損失慘重，師長許志銳陣亡，師長黃鎮球亦被擊傷。12月18日，張發奎、黃琪翔被迫通電下野出國，由繆培南任第四軍軍長，薛岳任副軍長，率部退出廣州。第五軍軍長李福林也因與張、黃有牽連，被迫辭職到香港作了寓公。
1928年1月4日，李濟深重返廣州任職，裁撤了廣州臨時軍事委員會，組織建設委員會辦理“善後工作”。為拉攏擁蔣的陳銘樞，後把省主席職位讓給他。李濟深又將駐粵軍整編為三個軍，將陳濟棠升任第四軍軍長，統轄余漢謀、香翰屏、陳章甫三個師，駐防廣州以及肇、羅各縣；陳銘樞第十一師駐防南路欽、廉、雷、瓊一帶；徐景唐第五軍駐防東江。
1929年1月，蔣、馮、閻、桂聯合擊敗奉系軍閥，全國“統一”之後，蔣介石在南京召開編遣會議，以裁兵遣設為名，削弱非嫡系武力，引起各路新軍閥強烈不滿。3月，蔣桂戰爭爆發。李濟深雖不敢公開聯桂反蔣，但和桂系互相響應。蔣介石決定拆散粵桂聯盟，派吳稚暉來粵，誘騙李濟深到南京出席國民黨中央執監會議。此時，陳銘樞和陳濟棠都有意取代李濟深在廣東的地位，但陳濟棠通過南京政府文官長古應芬、立法院長胡漢民的關係得到蔣介石的默許。於是，陳濟棠慫恿李濟深前往南京。為堅定李的信任，他與李同赴南京出席會議。
李濟深到南京後，於3月21日被蔣介石囚禁于南京東郊之湯山，陳濟棠則被蔣介石任命為廣東編遣區主任，南返廣州。當時，粵軍將領均主張武力解救李濟深，並推徐景唐為總指揮，出師討蔣。陳濟棠及擁蔣的陳銘樞極力說服眾人。陳濟棠還生怕有意外，回到廣州後一直呆在海虎號軍艦上，不敢上岸。4月初，桂系失敗，廣東各將領見反蔣大勢已去，只得聽命于陳濟棠。陳濟棠這時才從海虎艦上岸，接管廣東編遣區主任辦事處，接收李濟深的憲兵營，限令駐粵桂軍二十四小時內離境。不久，陳濟棠又被蔣介石任命為討逆軍第八路軍總指揮，取代李濟深統轄駐粵的陸海空軍，陳銘樞則仍任廣東省主席。
陳濟棠，字伯南，廣東防城人，1890年出生。早年就讀廣東陸軍小學、廣東陸軍建成學校。1920年應鄧鏗之邀入粵軍，歷任粵軍營長、團長、旅長、國民革命軍第四軍第十一師師長、第四軍軍長等。陳銘樞，字真知，廣東合浦人，1889年出生。早年就讀廣東陸軍小學，南京陸軍中學。武昌起義爆發後，加入姚雨平的廣東北伐軍，後入保定軍官學校。1915年回廣東參加反袁活動，後歷任肇軍營長、粵軍營長、團長、旅長、國民革命軍第十師師長、第十一軍軍長兼武漢衛戍司令、總政治部訓練部部長、廣東省南區綏靖主任等。二陳之中，陳銘樞是陳濟棠的老上司，但此時，陳濟棠已掌握廣東的軍權，實力當然已在陳銘樞之上。
蔣桂戰爭中，桂系失敗退回廣西，李宗仁、白崇禧、黃紹竑 轉而向廣東進攻，於5月上旬佔領了西江各縣。擁護李濟深的粵軍第五軍軍長徐景唐在東江也舉兵回應，直逼廣州。陳濟棠以保境安民為號召，調動全部粵軍與桂軍決戰。他以蔡廷鍇旅牽制徐景唐部，集中兵力於花縣的赤坭、白坭一帶向桂軍進行全力反攻，將桂軍擊敗，並乘勝追至廣西邊境，再以香翰屏旅會同增援的蔣軍分途入桂。當擊敗桂軍以後，陳濟棠又增兵粵東反攻徐景唐部，將徐部追至贛南，並於7月10日將徐部全部圍殲于信豐地區。陳濟棠取得兩廣戰爭的勝利後，將粵系部隊整編為五個師，即餘漢謀第五十九師、蔡廷鍇第六十師、蔣光鼐第六十一師、香翰屏第六十二師、李揚敬第六十三師。
再說張發奎部於1927年失敗後退出廣東，奉調北上，參加了第三期北伐。1928年8月在泰安整軍，張發奎部被縮編為第四師。1929年3月，蔣桂戰爭爆發，張發奎又被蔣介石起用，任第一路追擊軍司令官兼第四師師長。桂系失敗後，張發奎率部進駐鄂西宜昌、沙市。9月初，蔣介石令張發奎部移防隴海線，企圖在途中將該師繳械。張發奎拒不從命。9月22日，蔣介石電令免張發奎之職，由黃鎮球接任師長。張發奎於是聯同薛岳、黃鎮球在枝江通電反蔣，發起第二次“護黨運動”。由於反蔣的共同目標，桂系對張發奎的舉動表示歡迎。於是，張發奎率部南下，投奔桂系，所部歸李宗仁節制，與桂軍合稱“護黨救國軍”。
1929年12月，張桂聯軍為了奪取廣東，兵分兩路進攻。張發奎部由四會、清遠入花縣、從化；李宗仁率桂軍沿西江經肇慶攻軍田、佛山。陳濟棠急調蔣光鼐、蔡廷鍇兩師分路阻擊，又急電請蔣介石發兵支援。不久，朱紹良率蔣軍第三師入粵助戰，陳濟棠在赤白坭地區展開全面反攻，重創張發奎部，迫使張桂聯軍退回廣西。1930年3月，陳濟棠坐鎮梧州，指揮粵軍進攻廣西，雙方在北流一帶展開血戰，彼此傷亡重大。
1930年5月，中原大戰全面爆發。李、白、黃及張發奎決定放棄廣西，揮軍入湘，與馮玉祥、閻錫山會師中原。陳濟棠即將部隊調往粵北韶關一帶集結，伺機行動。6月3日，張桂軍攻佔長沙，前鋒進抵平江、岳陽，但黃紹竑 率領的後續部仍未到達衡陽。陳濟棠奉蔣介石令，即調蔡廷鍇、蔣光鼐、李揚敬三師入湘作戰，6月10日攻佔衡陽、衡山、安仁一帶，把張桂軍攔腰斬斷。張桂軍回師攻衡陽，雙方展開衡陽大戰。7月1日，張桂軍全線潰敗，損失一萬二千餘人，被迫退回廣西。而此時，蔣介石已令雲南的龍雲分兵兩路進攻廣西的南寧和柳州。陳濟棠擔心，桂系被消滅，滇系軍閥將會威脅廣東；保存並聯合桂系，還可以取得對蔣介石的抗衡作用。因此，他停止對張桂軍的追擊，並派人與李宗仁、張發奎聯繫，表示修好，使張桂軍能將滇軍擊退回雲南。
八
陳濟棠、陳銘樞自分管廣東的軍、政後，矛盾很快產生並激化。陳銘樞為了搞垮陳濟棠，獨掌廣東的軍政，挑撥餘漢謀等與陳濟棠的關係，並大力擴編由省政府直屬的保安隊。陳濟棠也不甘示弱，伺機削去陳銘樞的實力。衡陽之戰後，蔣介石為了加速打敗馮玉祥、閻錫山，要求陳濟棠抽調粵軍北上作戰。陳濟棠便乘機將陳銘樞的嫡系蔣光鼐、蔡廷鍇兩個師北調，擴編為第十九路軍。削去陳銘樞在廣東的軍事勢力，使得廣東軍隊成了清一色的陳濟棠嫡系。同時，陳濟棠又向蔣介石請求增編軍隊，軍費由廣東籌措，得到蔣的同意。陳濟棠便增編了兩個直屬獨立旅，三個直屬獨立團，三個師屬的教導團，六個旅屬的特務營，並秘密購買大批捷克、德國製造的軍火，以增強軍事實力。
1931年2月，蔣介石策劃召開國民大會，攫取大總統寶座，但立法院長胡漢民表示反對。蔣介石迫胡漢民辭職下野，但遭到胡漢民的拒絕。蔣介石便於2月28日，將胡漢民軟禁于南京西郊的湯山。消息傳開，輿論譁然。胡漢民的親信古應芬逃出南京到廣東，策動陳濟棠反蔣。
古應芬，字勷勤，廣東番禺人，不僅是國民黨的元老，也是陳濟棠的恩師，所以陳濟棠同意聯古反蔣，想乘此機會壯大勢力，獨霸一方。陳濟棠一面以鉅款接濟古應芬去聯絡各方勢力，一面派林翼中、香翰屏為代表與廣西李宗仁、白崇禧達到妥協，將駐桂粵軍撤回廣東，組成兩廣聯合反蔣陣線。陳銘樞得知陳濟棠的所為，只得借出巡為名，離職北上，到廬山投靠蔣介石，並企圖指揮第十九路軍回師廣東，消滅陳濟棠。陳濟棠指派民政廳長許崇清代理廣東省政府主席職務，派兵將陳銘樞的保安團繳械，另外，派香翰屏去遊說第十九路軍的蔣光鼐、蔡廷鍇，勸其勿為陳銘樞、蔣介石所利用，造成粵軍自相殘殺，得到蔣、蔡的同情和答允。
4月30日，國民黨中央四監委鄧澤如、肖佛成、林森、古應芬等聯名通電彈劾蔣介石。5月3日，由陳濟棠領銜，十名廣東高級將領通電表示擁護。5月26日，陳濟棠、李宗仁等兩廣將領二十余人聯銜通電，限令蔣介石於四十八小時內下野。該日，陳濟棠還發表了出師討蔣通電。5月27日，汪精衛的改組派、孫科的太子派、古應芬、鄧澤如、肖佛成的元老派、鄒魯的西山會議派以及陳濟棠的粵系、李宗仁的桂系等，在廣州召開了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非常會議，另組國民政府，推定唐紹儀、汪精衛、孫科、古應芬、鄒魯、鄧澤如、肖佛成、林森、李宗仁、許崇智、陳濟棠、唐生智、蔣尊 簋 、李烈鈞、陳友仁、熊克武等十六人為國民政府委員（後加伍朝樞）。推舉孫科、汪精衛、古應芬、唐紹儀、許崇智（全為粵籍）為常務委員，輪流但任主席，汪精衛首任廣州國民政府主席。同時，成立了由十九人組成的軍事委員會，以陳濟棠、李宗仁、唐生智三人為常委，將陳濟棠的第八路軍改稱為第一集團軍，李宗仁的桂軍改稱為第四集團軍。另任命張惠長為空軍總司令，陳策為海軍總司令。改組了兩廣政府，以林雲陔、黃旭初分任廣東、廣西兩省主席。
廣州國民政府成立後，粵桂軍即向湘贛進兵。蔣介石也調兵遣將南下，戰爭一觸即發。不久，“九•一八”事變發生，全國一致要求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收復失地。南京國民政府不得不實行改組，釋放胡漢民，批准蔣介石的辭職。11月初，雙方代表在上海議和，達成甯粵複合的協議書。1932年1月5日，廣州國民政府宣佈撤銷，另設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表面上，兩廣歸屬中央，但實際上仍維持半獨立局面。古應芬於1931年10月26日因拔牙中毒暴卒，胡漢民獲釋後回到廣州主持西南政務，而廣東的軍政大權則完全掌握在陳濟棠的手中，陳濟棠被稱為“南天王”。
由於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入侵，以及蔣介石忙於“圍剿”中央蘇區，無暇顧及廣東的統治地位。他把“整軍經武，改革政治，發展經濟，闡揚文化”作為治粵的方針，取得了顯著成效。
陳濟棠首先擴充軍力。他將餘漢謀、香翰屏、李揚敬三個師擴編為三個軍，各轄兩個師，另外又增編教導師一個、獨立師兩個、獨立旅五個、獨立團八個以及炮兵團、戰車營等，使陸軍兵力猛增至十五萬人。以後，他又多次增編和整編部隊。除餘漢謀、香翰屏、李揚敬外，繆培南、李漢魂、鄧龍光、李振球、葉肇、張達、張瑞貴、黃廷楨、黃質文、王任寰、莫希德、王贊斌、張枚新、譚朗星、陳漢光、陳章、羅梓材、李浩之、範德星、嚴應魚等人，都是他的師、旅長。
陳濟棠把歷來由陸軍節制的海、空軍劃出來，獨成體系並大力擴展。1932年4月，他突然下令撤銷陳策的海軍司令部和張惠長的空軍司令部，以武力接收，並以他的親信張之英和黃光銳分任海、空軍司令，獨攬了廣東海空軍大權。接著他購買了四艘魚雷快艇裝備海軍；將空軍擴充為四個飛行大隊，擁有各種飛機一百三十餘架，在全省各要地分建中型飛機場十多個，大大加強了海空軍的戰鬥能力。
另外，陳濟棠還創立第一集團軍軍事政治學校，因校址在燕壙，故又燕塘軍校。陳濟棠兼任校長，杜益謙為副校長，林翼中為政治部主任。軍校分設學生隊各兵科，並有軍官班、高級軍官班、政治深造班等，培養各類的軍事、政治人才。此外，還辦有海軍學校、空軍學校等。
陳濟棠十分注重廣東的地方建設。他自1931年全面掌握廣東的軍政大權後，經過一年的籌畫準備，於1932年秋正式頒行《廣東三年施政計畫》，從事廣東的省政建設。在省主席林雲陔、民政廳長林翼中、財政廳長區芳浦、教育廳長黃麟書、建設廳長何啟澧、廣州市長劉紀文等人的協助下，陳濟棠在建設城市、發展工業交通文教事業，整頓經濟，繁榮市場，清剿匪患等方面，均取得較好的效果。1980年9月，鄧小平同志在接陳濟棠的兒子，美籍華人、電子學家陳樹伯博士時說：“令尊治粵八年，確有建樹。有些老一輩的廣東人還懷念他。”這是對陳濟棠治粵八年所作出的中肯的評價。
陳濟棠在治粵期間，因他不是蔣介石的嫡系，時時怕被蔣介石搞掉，所以，他既要接近反蔣派，又要為蔣效力。他幾次奉命派兵入贛、閩“剿共”，甚至出任南路軍總司令。不過，陳濟棠在“剿共”過程中，十分注意保存實力，以“防共”為主。尤其是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時，陳濟棠並沒有奉命盡主力作堵截和追擊，使中央紅軍能順利通過湘粵邊境，這不能不說是陳濟棠做的一件好事。
在此，還應該為離粵北上的第十九路軍大書一筆。1930年夏，粵軍蔡廷鍇第六十師、蔣光鼐第六十一師組成第十九路軍被抽調北上與閻錫山、馮玉祥作戰，為蔣介石擊敗閻、馮立下了“大功”。1930年12月至1931年10月，以蔣光鼐為總指揮、蔡廷鍇為軍長的第十九路軍又被蔣介石調往江西，參與了對中央蘇區的二、三次“圍剿”，結果損失慘重。1931年10月下旬，由於寧粵合作，第十九路軍開赴京滬鐵路沿線擔任警衛，總指揮總設在南京兩廣會館。當時第十九路軍轄三師，第六十一師駐南京、鎮江；第六十師駐蘇州、常州；第七十八師駐淞滬、南翔。
1932年，日本帝國主義在上海、吳淞之間發動了新的侵略戰爭。1月28日夜間，日軍以“日本和尚被中國工人擊傷死於醫院”為藉口，向上海閘北一帶發動進攻。蔣光鼐、蔡廷鍇以及淞滬警備司令戴戟等，不顧國民政府要第十九路軍撤退三十公里的指令，率部奮起還擊，多次打退日軍的進攻，迫使日軍三易主帥。到二月底，日軍總兵力增至四萬四千人，發起全線總攻擊，國民政府只派張治中率兩師部隊赴滬，此外再無援兵。第十九路軍在淞滬抗戰三十三天，最後被迫全線撤退。5月5日，南京政府與日方簽訂了屈辱的“淞滬停戰協定”，規定上海不設防、不駐軍，將第十九路軍調防等。第十九路軍淞滬抗戰，給日軍以沉重的打擊，斃敵萬餘人，在中國人民抗日鬥爭史冊上寫了光輝的一頁。
5月23日，蔣介石下令將第十九路軍調離上海，派往福建“剿共”。蔣光鼐、蔡廷鍇等知道，這是蔣介石要借紅軍之手來消滅第十九路軍，於是，蔣、蔡決定聯合國民黨內的反蔣勢力，在福建另立政權，以達到反蔣抗日的目的。1933年11月20日，以蔣光鼐、蔡廷鍇為首的第十九路軍將領，以及原粵軍將領李濟深、陳銘樞、黃琪翔、李章達等，還有陳友仁、徐謙、餘心清（馮玉祥的代表）等，在福州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權，以李濟深為主席。這事，史稱“福建事變”。
福建事變發生後，蔣介石調集蔣鼎文第二路軍、張治中第四路軍及衛立煌第五路軍共二十五萬人開拔入閩，對只有五萬人的第十九路軍實行討伐。第十九路軍進行頑強的抵抗，但終因寡不敵眾，1934年1月，福州被蔣軍佔領。不久，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相繼離國。第十九路軍殘部被陳濟棠收編為粵軍獨立第三旅，但不久，蔣介石又命令陳濟棠將該旅繳械解散。
九
由於寧粵對立，蔣介石也想急於解決，於是，釋放被軟禁的胡漢民，派他赴歐洲考察。1936年1月，胡漢民歸國到香港時，並不理會南京蔣介石派去的迎接大員，卻回到廣州，這無疑為陳濟棠增加了反蔣法碼。但是，5月9日晚上，胡漢民在與人象棋對弈中突然腦溢血，延至12日晚去世。
蔣介石要趁“胡死”之機解決廣東一向處於半獨立狀態問題。5月中旬，蔣介石派王寵惠赴粵弔喪之機，向陳濟棠提出取消西南執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改組廣東省政府，將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改稱第四路軍總指揮，各軍師長由軍委會重新任命等五條。這實際上是要奪陳濟棠的廣東軍政兩權。在陳濟棠正感到焦慮不安之時，白崇禧也以弔喪為名來穗與陳濟棠會晤，極力慫恿陳濟棠聯合桂系，以“抗日救亡”為旗幟，與蔣介石抗衡。白崇禧分析當時的國內形勢時認為：蔣介石既要陳兵于黃河流域，防備日軍的進犯以及監視山東的韓複榘、山西的閻錫山、陝西的張學良、楊虎城，又要部署兵力向陝北共產黨包圍進攻，因而決無餘力南犯。如果兩廣聯合，再拉攏湖南的何健，憑著抗日的招牌，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拿下武漢，再採取昔日太平軍的戰略，馬上轉移東下襲取南京，就能奪取中央政權，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對白崇禧的分析，陳濟棠認為十分精確。陳濟棠有兄叫陳維周，擅長星相之術，曾於1935年春到南京見過蔣介石及到奉化看過蔣介石的祖墳，肯定蔣介石氣運將盡。陳濟棠十分相信其兄的星相之術，再經白崇禧的慫恿，便決心發動事變反蔣。5月16日晚，陳濟棠與粵軍向級將領余漢謀、張達、繆培南、黃任寰、黃廷楨等開會密商，對於聯桂起事，將領們的意見不一。5月19日，陳濟棠再次召集在穗粵軍將領近二十人進行密商，並請出白崇禧到會說服眾將，雖第一軍軍長余漢謀等仍不表支持，但陳濟棠已決定反蔣起事。
6月1日，陳濟棠授權西南兩機關作出決議，呈文南京政府和國民黨中央，籲請抗日。次日，又複電全國，請國民政府准予“北上抗日，收復失地”。接著，組成軍事委員會和抗日救國軍，陳濟棠任委員長兼總司令，李宗仁副之。另一方面，陳濟棠、李宗仁還暗中與日本聯絡，欲借日本的力量反蔣，並出兵湖南，企圖奪取國民黨政權。
面對兩廣事變（又稱“六一事變”）蔣介石一方面立即秘密調兵遣將向兩廣進逼，同時派人四出向廣東海陸空軍將領進行收買分化；另一方面，故作鎮靜，發出通電召開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作為對付之策。粵軍主要將領余漢謀等秘密接受了蔣介石的收買，決定背陳投蔣。7月4日，餘漢謀以接到第一軍將領電催回部主持軍事為名，取得陳濟棠的許可，由廣州回到駐地大庚，與參謀長羅梓材，政治部主任李煦寰，師長莫希德、葉肇、張瑞貴等會議討論反陳，取得一致意見。7月6日，餘漢謀以出席國民黨五屆二中全會名義，乘坐蔣介石派來的飛機前往南京，蔣介石隨即任命餘漢謀為第四路軍總司令和廣東綏靖主任，並派錢大鈞、陳誠、黃鎮球等同行，協助余漢謀回去收拾粵局。余漢謀於7月13日回到贛南，次日在大庚宣誓就職，並發表通電，敦促陳濟棠離職下野。同時，第一軍亦向韶關推進。
另外，7月6日，第二軍副軍長兼東區綏靖委員李漢魂在汕頭離職赴港，次日通電反陳。到7月17日，第二軍軍長張達也被蔣介石收買。粵軍其他將領以及西南機關要員蕭佛成、陳融、劉蘆隱、鄧青陽、楊熙績和廣東省主席林雲陔、廣州市市長劉紀文等亦紛紛走避以示決絕。
尤其給予陳濟棠致使打擊的，是他的空軍也被蔣介石收買而背叛。6月底已有一個中隊北飛南昌投蔣。7月18日早晨，空這司令黃光銳、參謀長陳卓林等分乘教練機三架飛赴香港機場降落；各大中隊飛機七十二架先後北飛投蔣。至此，陳濟棠完全絕望，於當晚借英國戰艦保護，攜帶家眷離開廣州前往香港，並通電下野。李宗仁亦於當天下午乘飛機回廣西，在廣西繼續堅持反蔣，李濟深以及原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區壽年、翁照垣等也入桂支持，但到9月間，李宗仁、白崇禧也和蔣介石達成協定。至此，曾經震驚中外，擾攘了五十多天的“兩廣事變”遂告結。同時，也結束了陳濟棠對廣東的統治。
余漢謀於7月24日由韶關進駐廣州接管了陳濟棠原有的軍權。南京國民政府任命黃慕松為廣東省政府主席，以王應榆為民政廳廳長，宋子良為財政廳廳長，劉維熾為建設廳廳長，許崇清為教育廳廳長，曾養甫為廣州市市長。蔣介石于8月來廣州座鎮了一個月，設置國民政府軍委會委員長廣州行營。至此，廣東的黨政軍大權完全歸蔣介石控制。
蔣介石解決了兩廣事變後，又飛赴西安督促張學良、楊虎城進攻陝北紅軍，結果爆發了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此後，全國抗日統一戰線建立。1937年7月7日“蘆溝橋事變”之後，抗日戰爭開始。
在抗日戰爭期間，粵軍及其粵軍將領也參加了這場偉大的戰爭。如張發奎，曾出任第八集團軍總司令、第四戰區司令長官、第二方面軍司令長官等；薛岳，曾出任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第九戰區司令長官等；余漢謀，曾出任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第七戰區司令長官等；黃琪翔，曾出任二十六集團軍總司令、第十一集團軍總司令、第六戰區副司令長官、十國遠征軍副司令長官等；蔣光鼐，曾出任第四戰區副司令長官、第七戰區副司令長官等；蔡廷鍇，曾出任第十六集團軍總司令、粵桂邊區總司令等；李漢魂，曾出任第三十五集團軍總司令、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等。而李漢魂，還從1939年元旦起，出任廣東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廳長以及廣東省保安司令，直至1945年8月由羅卓英繼任省政府主席止，長達六年又八個月，主政廣東期間，李漢魂能認真行使職權，經常巡視各地，對廣東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均有成績。到抗日戰爭結束時，國民政府發表的十六個受降主官中，就有粵籍張發奎（廣州、香港、雷州半島、海南島地區）、餘漢謀（曲江、潮汕地區）和薛嶽（南昌、九江地區）三人。
抗日戰爭勝利後，張發奎出任軍委會委員長廣州行營主任兼廣東綏靖公署主任，余漢謀、李漢魂等則被調離廣東。1947年9月，張發奎又被免職調京，由宋子文出任廣東省主席兼綏靖公署主任。宋子文邀請時任國防部次長的黃鎮球赴粵任廣州行營副主任兼廣東警保處處長。1948年4月，國民大會在南京召開。張發奎與餘漢謀、薛嶽、香翰屏、李揚敬等粵系將領，支持孫科競選副總統，結果失敗。
遼沈、淮海戰役之後，蔣介石被迫下野，張發奎、薛岳、餘漢謀等乘機提出“粵人治粵”的口號，反對宋子文主粵（宋也是粵人，但他屬蔣介石派系）。宋子文被迫辭職。1949年初，蔣介石下野前，任命餘漢謀為廣州綏靖公署主任，薛岳為廣東省政府主席，張發奎則接任餘漢謀的陸軍總司令之職。
1949年2月，張發奎又接受薛岳、餘漢謀的電請，回到廣州。他們以“團結大廣東”、“繼續第一師精神”為號召，大力收羅廣東舊軍政人員，擴編軍隊，企圖將廣東建成一個反蔣反共的基地。當時，國民政府已遷往廣州，張發奎還建議代總統李宗仁把蔣介石扣留，但計謀未成。7月，張發奎得知蔣介石將來廣州，便辭去陸軍總司令職務，出走香港。余漢謀、薛嶽則繼續部署兵力，企圖阻人民解放軍南下廣東。但解放軍勢如破竹，國民黨軍隊節節潰敗。10月14日，廣州被解放後，餘漢謀集團往粵西逃走，中途大部被殲滅，殘部退往海南島。李漢魂出走香港，後隨李宗仁飛往美國。黃鎮球亦出走香港，後逃往臺灣。香翰屏、李揚敬等亦逃往香港。
薛岳、餘漢謀則退往海南島，分別出任海南防衛總司令和副總司令。而陳濟棠於1949年4月被國民政府任為瓊崖行政長官，薛、余率部進入海南後，陳濟棠則專管民政。為阻止解放軍解放海南，薛岳在全島設立了三道防線，部署的兵力有十萬之眾，自稱為“伯陵防線”（薛岳字伯陵）。但是，1950年4月解放軍渡海作戰，薛嶽部兵無鬥志，一擊即潰，被殲五六萬之眾。4月底，薛岳、餘漢謀、陳濟棠率殘部逃往臺灣。至此，國民黨粵系軍閥完全瓦解。
還有另一批粵軍高級將領如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李章達、黃琪翔等，則走上另一條道路。抗日戰爭勝利後，他們從事反蔣民主運動，成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的主要組織者和領導者，並為新中國的建設事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而曾任粵軍參謀長的葉劍英，更成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元帥。
上述諸人均先後作古，似唯有薛岳仍健在臺灣，當已九十五歲了。
琰容 2012-10-22 10:47
10章 湘系軍閥(譚延闓、程潛、唐生智)
在前面兩章，我們介紹了桂系和粵系軍閥。桂、粵以北便是湖南，古有“三湘八澤”之稱。湖南地處南北要衝，歷來是南北軍閥爭奪的軍事重地。在中國近代史中，湖南是發生戰亂最多的省份之一。這一章，我們就來談談湘系軍閥。
先從辛亥武昌起義談起。1911年10月10日爆發了湖北武昌起義。武昌起義勝利的消息震動了全國，最先起來回應的，便是鄰近的湖南省。武昌起義以前，兩湖革命黨人已相約：若湖南首義，湖北立即回應；若湖北率先發動，湖南即日跟上。可是，武昌炮響，湖南巡撫余誠格當天就得到消息。為防止新軍起義，餘誠格收繳了新軍的子彈，並將其調離長沙，另調受革命影響較少的巡防營入防。湖南革命黨人三天后才得知武昌首義的消息，故未能及時發難，後經過多次組織發動，革命党人焦達峰、陳作新等才於10月22日領導起義成功，光復長沙，成立湖南軍政府，焦達峰、陳作新出任正副都督。
但是，湖南革命黨人缺乏政治經驗，沒有採取強有力的鎮壓反革命的措施，反而組織了純然由舊官僚和立憲派參加的參議院，使之掌握了軍政府的實權。10月31日，參議院議長、立憲派首領譚延闓 策動新軍中的反動軍人梅馨等舉行軍事政變，謀殺了焦達峰和陳作新，譚延闓自任湖南軍政府都督。
譚延闓 是個什麼人？如何當上立憲派首領和參議院議長？這裏還須作個交待。
譚延闓 ，字組庵（後改左庵），號無畏湖南茶陵人。1876年出生。其父譚詠麟曾任清朝總督、巡撫，是權傾一方的封疆大吏。譚延 闓 自幼從安化名儒黃鳳岐為師，熟習詩賦文章，且還善於騎射之術。1904年，譚延闓 進京參加會試，得中會元，被委為翰林院編修。後回湖南長沙辦“新學堂”，1909年，積極參與“立憲”運動，不久便以他的才學、名望、門第而被推為湖南諮議局議長，成為湖南立憲派的核心人物。辛亥革命湖南軍政府成立後，譚延闓 又被推為參議院議長。但是，他並不甘心只當一個實權不大的議長，於是，他利用革命黨人的軟弱，策動軍事政變，使焦達峰、陳作新遭叛軍殺害，革命軍政府被顛覆，湖南處於一種無政府的混亂局面。然後，他唆使黨羽發起各種請願活動，造成唯有他出任都督收拾殘局不可的假像。這位後來曾經當過國民政府主席的譚延 闓 ，正是踏著革命黨人的鮮血走上民國的軍政舞臺的。
譚延 畢竟是個文人，當上都督以後，手下的將領並不把他放在眼裏，私下稱他“譚婆婆”。為了顯示一下自己“文武兼資”的本領，譚延闓 故意搞了一次校場騎射的表演，他躍馬橫槍，十發十中，使眾將驚駭。當然，僅靠這些走馬騎射的小技是難以維持其統治地位的，譚延 闓 施展出各種本領。
首先，他知道革命黨人有一定的實力和影響，狡兔三窟，他於1912年加入了國民黨，並擔任了湖南國民黨的支部長。國民黨首領黃興（湖南善化人）回湘時，他為黃興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大會，儼然與革命黨人站在一起。另一方面，他也和袁世凱的御用工具“共和黨”、“進步黨”保持密切的聯繫，通過熊希齡（湖南鳳凰人）以結好袁世凱。此外，他與湖北黎元洪、廣西陸榮廷交結，以求自保。對於省內的一些下野軍人、政客，他也儘量收容，大都給以名義。正是依靠這種八面玲瓏的本事，譚延闓 在湖南維持了兩年的統治。
1913年3月，國民黨首領宋教仁（湖南桃源人）被袁世凱派人暗殺於上海，孫中山決定發動二次革命討袁。7月，革命党人李烈鈞、黃興、柏文蔚、胡漢民等相繼在江西、江蘇、安徽等地起兵討袁。在國民黨的壓力下，譚延闓 也不得已宣佈湖南獨立。袁世凱派大軍鎮壓南方的革命，當北洋軍大兵壓境時，譚延闓 慌忙宣佈取消獨立，通電下野。北洋軍進入湖南後，譚延闓 跑到北京向袁世凱負荊請罪，因有黎元洪等求情，譚延闓免受責罰。
湖南取消獨立，譚延 闓 通電下野後，袁世凱任命海軍中將湯薌銘為湖南查辦使、湖南都督兼民政長。湯薌銘，字鑄新，湖北蘄水人，1885年出生。其兄湯化龍是湖北省立憲派首領，後曾任民主黨幹事長、眾議院議長、教育總長、內務總長等。湯薌銘1903年中舉人，1904年留學法、英學習海軍。1905年在歐洲加入同盟會，但因偷割孫中山皮包盜取志願書，被開除會籍。1909年回國後，出任鏡清艦機長、南琛艦副艦長。1911年武昌起義時，隨海軍統制薩鎮冰至鄂鎮壓起義。其兄湯化龍密函勸其歸順民軍，適逢薩鎮冰離職東下，湯薌銘在海容艦組織起義。中華民國成立後，出任南京臨時政府海軍總次長兼海軍北代司令。袁世凱上臺後，湯薌銘即委身投靠，成為袁世凱的心腹，授海軍中將銜。二次革命爆發，湯薌銘受命率北洋軍入湘鎮壓討袁軍。譚延闓下野離湘，1913年10月，袁世凱任命其為湖南查辦使、湖南都督兼民政長，獨掌湖南的軍政大權。
湯薌銘入主湖南後，成為袁世凱在湖南的忠實代理人。他治湘三載，橫徵暴斂，瘋狂屠殺革命黨人和無辜群眾，據他自己呈報上中央的，所殺已達一萬一千餘人，因而，有“湯屠戶”之稱。他處處秉承袁世凱的旨意辦事，尤其在支持袁世凱稱帝方面，各省地方長官，唯他出力“最早最勇”。他所辦的報紙《大中報》，當時的人就這樣揭露：“日日排二號大字，鼓吹君憲不遺餘力。‘一人有慶’、‘萬壽無疆’、‘皇氣鬱蔥’、‘聖德汪洋’等各種奴婢口吻，連篇累牘，觸目皆是。而掐名勸進，製造民意，亦無所不用其極”。正因如此，所以時人又稱他為袁世凱的“屠戶幹兒”。由於他對袁世凱竭盡忠誠，所以也長期受到袁世凱的“特別超擢”和“異常信用”，1914年被授予將軍府靖武將軍，袁世凱稱帝時又受封一等侯。
但是，袁世凱恢復帝制，遭到全國人民的強烈反對，以梁啟超為首的民主派進步黨人掌握了反袁運動的領導權。1915年12月初，梁啟超的學生蔡鍔（湖南邵陽人）在昆明聯合各派反袁力量，發動了護國戰爭。12月25日，蔡鍔、唐繼堯等人聯名通電，宣佈雲南獨立。其後，貴州、廣東、廣西、浙江等省也相繼獨立。袁世凱派兵鎮壓無效，帝國主義這時也表示不支持稱帝，袁世凱在內外壓力下被迫於1916年3月22日宣佈撤銷帝制，但仍想繼續當大總統，又遭到各言反對，護國運動仍在進行。
作為袁世凱的親信的湖南將軍湯薌銘（當時都督改稱將軍），其時正陷於窘境，鄰省黔、桂、粵已宣佈獨立，湖南省內各縣亦獨立紛起，計有五十餘縣之多，湯薌銘所能控制的僅有二十餘縣。此外，在湘南靖縣還有以程潛為總司令的護國湘軍，與西面的護國黔軍和南面的護國桂軍互為聲援。湯薌銘的統治岌岌可危，自省以下各級官吏恐慌萬狀，紛紛潛逃。進入5月份，同屬袁世凱親信的陝西將軍陳樹藩、四川將軍陳宦也不得不宣佈“獨立”。在此形勢下，湯薌銘自知大勢所趨，如再不宣佈獨立，就會地位不保。於是，他通過躋身護國行列的長兄、進步党人湯化龍，與革命黨人取得聯繫，得知革命黨同意在他宣佈獨立後仍承認他的都督地位時，他才於5月29日宣佈獨立。袁世凱得知親信陳樹藩、陳宦尤其湯薌銘宣佈獨立的消息，重病之中更遭到沉重的精神打擊，6月6日便病死了。故時人有“催命二陳湯”之說。
袁世凱死後，副總統黎元洪繼任總統，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的實權，以恢復舊約法和召集國會等為條件與南方所國軍務院達成和議。湯薌銘還想依仗黎元洪、段祺瑞繼續當湖南都督，但程潛統率的護國湘軍向長沙進逼，殺人如麻的“湯屠戶”驚恐萬狀，便於7月4日晚逃出長沙，結束了他在湖南的三年統治。湯薌銘其後投靠直系，直系兵敗亦下野。抗日戰爭中曾附敵。晚年研究佛學，直至1975年初才在北京病逝。
二
將湯薌銘逼離湖南的，是湖南護國軍，其總司令是程潛。程潛，字頌雲，湖南醴陵人，1882年出生。1900年，程潛入長沙嶽麓書院，1903年入湖南將弁學堂，1906年保送日本留學，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六期炮科，同年加入同盟會。1910年，程潛畢業回國，任陸軍第六鎮正參謀官。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程潛赴漢陽協助黃興作戰。湖南起義後，任都督府參謀部長、都督府軍務司司長、二次革命失敗後，程潛逃往日本，入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系。1914年參加李根源、李烈鈞等組織的歐事研究會。1915年10月回到上海，護國戰爭爆發後，被護國軍總司令部任命為湖南招撫使。1916年4月，率部從貴州進入湖南，攻克靖縣，就任護國軍湖南總司令。7月，程潛率部進逼長沙，驅逐湯薌銘。
段祺瑞執政心後，即調整各省軍政長官，以穩定北洋派，瓦解西南護國陣營，加強對地方的控制，實現北洋政權下的“統一”。對於湖南這樣重要的省份，段祺瑞當然要加以控制。7月6日公佈的各省軍政長官的名單中，湖南督軍兼省長就是前四川將軍陳宦（湖北安陸人）。而梁啟超則希望由黔軍將領戴戟（貴州貴定人）出任湖南省長（戴發表任貴州省長），雖經奔走，但段祺瑞並不理會。不過，對袁世凱走狗陳宦的任命，立即遭到湖南軍民的強烈反對。7月6日，程潛率軍進入長沙後，與曾繼梧、趙恒惕等湘軍將領及各界代表協議，于7日舉劉人熙為湖南臨時都督。劉人熙，湖南瀏陽人，曾任廣西道台，與陸榮廷有交，程潛等想通過他取得桂系的援助。而陸榮廷也從廣西的安全考慮，表示支持湖南抵制陳宦督湘。這時，黃興剛從日本回國，程潛等認為黃興是最合適的人選，於是，7月14日，程潛等聯名致電黎元洪、段祺瑞，要求任命黃興為湘督，但黃興力辭不就，推薦譚延闓 或蔡鍔出任此職。7月20日，蔡鍔表示願意回家鄉湖南任職。段祺瑞當然不希望由護國軍首領蔡鍔出任湘督，於是，他選中文人出身，且當時在湘軍中尚無很大實力的譚延闓 。
由於上述的原因，譚延闓再度回湘主政，出任督軍兼省長。譚延闓 吸取過去手下無兵的教訓，開始著手整編軍隊抓軍權，通過整編軍隊，他將趙恒惕等親信給以重任，而對湖南境內其他軍事力量如程潛的湖南護國軍宣佈解散，程潛被迫離開湖南前往上海。通過黨同伐異，譚延闓在湖南省內基本建立了自己的統治地位，也開始由政客變成了軍閥。
當時，段祺瑞準備武力統一中國，一直打算大兵南下，解決西南地方軍閥，只因“府院之爭”，還無暇實施。譚延闓 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時時結好總統黎元洪，望他在朝中為自己撐腰；另外，他聯絡廣西陸榮廷，結成湘桂攻守同盟。在省內，他多次提出“湘人治湘”的口號，以收取民心。
1917年7月，段祺瑞利用張勳復辟，趕走黎元洪，重新掌權。8月，段祺瑞決定武力討伐西南軍閥，因湖南必定是南北軍閥爭奪的主要戰場，所以段祺瑞急於將湖南控制。8月6日，段祺瑞以傅良佐為湖南督軍以代替傾向桂、粵的譚延闓 。傅良佐雖是湖南乾城人，但他與段祺瑞有姻親關係，更是段祺瑞手下的“四大金剛”之一。這時，譚延闓 僅剩下一省長名義，他一面向桂系陸榮廷求救，一面想組織力量與北洋軍決戰，但趙恒惕“丁擾”在籍不在軍中，其他將領反對用兵，而陸榮廷的桂軍一時也無法開到，所以譚延闓 只得放棄抵抗，被迫離任。
1917年9月，孫中山南下廣東，聯合滇、桂軍閥，成立護法軍政府，並就任海陸軍大元帥。孫中山準備發動護法戰爭，討伐北洋軍閥；而段祺瑞也調動大軍，急欲消滅護法軍政府，於是，湖南便是南北爭奪的主要戰場。
9月13日，湘督傅良佐撤去譚延闓 任命的零陵鎮守使劉建藩。9月18日，劉建藩和第一師第二旅旅長林修梅聯銜宣佈湖南自主，與護法軍政府一致行動。不久，湖南第一區守備司令吳劍學、第二區守備司令周偉、鐵道守備司令林仲麟、第五師第三團團長宋鶴庚等相繼宣佈自主回應。對此，孫中山專門致電劉建藩、林修梅等，表示祝賀，並派革命党人林祖涵（即林伯渠，湖南臨醴人）為湖南勞軍使，前往湘南慰勞舉義部隊。湖南自主揭開了護法戰爭的序幕。
9月底，北京政府調北洋第八、第二十師入湘，馮國璋、段祺瑞分別發佈討伐令。10月3日，兩廣援湘軍事會議在南寧召開。會上決定：出兵援湘，推桂督譚浩明為兩廣護國軍司令，兩廣共出軍隊八十營，組成五個軍，以陸裕光、林俊廷、韋榮昌、馬濟、林虎分任第一至第五軍司令。接著，譚浩明率軍入湘，與湘南的護法軍會同作戰。護法戰爭正式拉開戰幕。
桂系大舉援湘，段祺瑞也即下討伐令，傅良佐任命第八師師長王汝賢為湘南司令，第二十師師長范國璋為副司令，兵分三路夾攻湘南：正面攻衡山，右翼攻寶慶，左翼攻攸縣。湘南護法軍集結在衡陽地區，計有四十營兵一萬五千人。這時，程潛受孫中山的派遣，也從廣州抵達衡陽。10月6日，湖南護法軍各路將領在衡陽開會，決定組織“護法軍湘南總司令部”，公推程潛為總司令。於是，南北兩軍在湘南地區展開了廝殺，其大戰役計有衡山之戰、寶慶之戰和攸縣之戰。
就在南北雙方在湘南鏖戰之際，北軍王汝賢和范國璋於11月14日突然發出通電，主張停戰議和。原來王、範均是直系將領，皖系頭子段祺瑞一直要直系軍人打頭陣，為其“武力統一”服務。而直系首領馮國璋則主張“和平混一”，為保存實力，他授意王、範通電議和，並自行停戰，撤軍回長沙。湘督傅良佐遭此突變，不知所措，慌忙於14日晚攜帶印信乘坐軍艦逃離長沙。
王、範兩軍擅自停戰求和，猶如晴天霹靂，給段祺瑞當頭一棒，且“直系四督”亦通電回應，段祺瑞亦無可奈何，只得電令王汝賢以總司令代行督軍職務，維持長沙地方治安。但湖南護法軍趁北軍後撤，向北推進，連克湘潭、株州，直趨長沙。王、範被迫逃往岳陽。湘軍第一師師長趙恒惕搶先進入長沙。11月21日，程潛也趕到長沙。次日，湖南各界代表會議公舉陸榮廷為湘粵桂巡閱使，譚浩明為湖南督軍，程潛為省長。11月24日，程潛就任湖南省長，但譚浩明立即電令程潛“勿得擅自建立，致涉紛歧”。於是，程潛於12月8日解除省長職務。12月12日，譚浩明到達長沙。12月18日，譚浩明宣佈“暫以湘粵桂總司令名義兼領湖南軍民兩政事宜”。這樣，譚浩明把湖南劃入了桂系的勢力範圍，充分暴露了桂系軍閥“援湘”的目的。再說湖南前省長譚延闓 ，這時也出來爭取複職並兼署督軍，無奈勢單力孤，最後只好出走上海。
湘粵桂護法聯軍佔領長沙以後，由於桂系想保住已得的地盤，所以按兵不動，並沒有向北推進，引起了湘軍和護法軍政府的不滿。桂系軍閥迫于無奈，只得同意調兵北上，進攻湘北軍事重鎮嶽州。1918年1月16日，譚浩明、程潛、趙恒惕分路進兵嶽州。程潛對部隊慷慨激昂地指出：“奪得嶽州，湖南必生；不得嶽州，湖南必死。我勝敵人，國家必存；敵人勝我，國家必亡。生死存亡，在此一戰。凡我軍人，努力殺敵。”湘軍為解放故鄉，士氣大振。1月23日，護法聯軍開始五面攻擊嶽州，經過數天的激戰，擊敗了北軍王金鏡等部，於1月27日攻佔嶽州。
聯軍攻克嶽州後，西南各省人心振奮，紛紛要求乘勝進攻武漢，與湖北黎天才護法軍會師。但桂系軍閥從自己打算，又按兵不動，斷送了大好時機。
南軍奪取嶽州，皖系主戰派紛紛攻擊馮國璋，迫使馮國璋再向西南下討伐令，進行第二次攻湘之戰。1月30日，馮國璋令曹琨、張懷芝進兵湘鄂，以張敬堯為援岳前敵總司令。2月中旬，各路北軍分別向湘鄂、湘贛邊界進軍，並以杜錫珪 的海軍由水路策應進攻。護法聯軍方面，以湘軍趙恒惕部守岳陽，劉建藩部守平江，而桂軍馬濟、韋榮昌、陸裕光等部在岳陽至羊樓洞之間。桂系這種部署，其目的明顯在於勝則居功，敗則先退，並不打算與北軍力戰。
2月26日，北軍吳佩孚部抵達蒲圻，兵分兩路進攻岳陽，雙方展開連日激戰。由於桂軍沒有作積極的配合，反而先往南撤，至3月18日，北軍佔領岳陽。以張敬堯第七師為主的北軍，於3月11日分三路進攻長沙東北的重鎮平江，經過十天激戰，張敬堯於3月22日佔領平江。張敬堯縱容部下“三日不封刀”，大肆燒搶淫掠，慘狀前所未有。平江失守，譚浩明於3月25日棄長沙南逃。26日晚，吳佩孚部也隨後趕到。3月27日，段祺瑞任命張敬堯為湖南督軍兼省長，同時電令吳佩孚立即率部向湘南進軍。
4月下旬，譚浩明將大部分軍隊撤回廣東，湘軍也被迫往後撤。4月22日，吳佩孚不戰而佔領衡陽，不久，又攻下寶慶、安仁、攸縣、耒陽等。這時，吳佩孚沒有再往南推進，他是直系將領，南征的功勞最大，對段祺瑞把湘督兼省長一職授予皖系嫡系張敬堯十分不滿，意識到再戰下去，徒為皖系擴大地盤，所以有意停戰。陸榮廷也想保住兩廣的地盤，也希望和吳佩孚講和，於是，5月25日，雙方代表在耒陽談判。6月15日簽訂停戰協定。8月，吳佩孚通電主和，直系將領紛紛響應，段祺瑞被迫命令前線各軍暫取守勢，湖南戰事暫停息。
三
南北戰爭的結果，使湖南落入了北洋軍閥的手中。張敬堯的第七師駐紮長沙地區，吳佩孚的第三師駐紮在衡陽一帶。張敬堯任湖南督軍兼省長。張敬堯，安徽霍立人。保定軍官學校第一期畢業。清末曾任清軍管帶、統帶。民國成立後，歷任北洋陸軍團長、旅長、南昌衛戍司令、第三混成旅旅長、第七師師長等。張敬堯出任督軍兼省長後，對湖南人民進行殘暴的鎮壓，他的第七師號稱有七萬之眾，軍紀極壞，姦淫搶掠無所不為，湖南人民恨之入骨，稱之為“披著軍衣的活強盜”。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以後，湖南人民乘著這股民主愛國的浪潮，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驅張運動。由於張敬堯的統治極不得人心，所以湖南各界也參加了驅張運動。直系將領吳佩孚與張敬堯矛盾很深，對此坐視不理，何況當時他是“愛國將軍”的面孔出現，並且正醞釀著一個非常的行動。
譚延闓 這時也從上海回到湖南。他利用湖南人民的驅張情緒，以及吳佩孚與張敬堯的矛盾，周旋于直、桂軍閥及省內實力派之間。在桂系的支持下，他在永州重任督軍兼湘軍總司令，他積極拉攏各路湘軍，取得趙恒惕等將領的支持。
1919年後，由於直皖矛盾的進一步激化，吳佩孚決定率部北撤，奪取北京政權。為防止撤防時遭到皖軍的襲擊，他需要和西南軍閥取得進一步的聯合。8月下旬，吳佩孚起草了一份《救國同盟軍草約》，通過湘軍總司令譚延闓 轉致西南各派軍閥首領。經過三個月密談，11月下旬，西南各派軍閥與吳佩孚在草約的修改稿上簽了字，雙方締結了軍事同盟。草約簽訂以後，吳佩孚更加了北撤的決心。1920年5月25日，吳佩孚率所部第三師及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三混成旅一齊撤出湘南防地，其防地按協定由湘軍進駐。段祺瑞令張敬堯等於沿途堵截並消滅吳軍，但吳軍順利闖過多道險關，抵達武漢。
吳佩孚一走，湘軍在趙恒惕的指揮下，立即行動起來，步步緊跟，搶先接防。5月間佔領祁陽、耒陽。6月7日，進佔衡山，並由湘潭、湘鄉直逼長沙。張敬堯部軍紀腐敗不堪，毫無抵抗能力，不戰自潰。6月11日晚，張敬堯從長沙逃往嶽州。次日，趙恒惕率部進佔省城。後乘勝追擊，於6月26日攻下岳州，張敬堯率第七師殘部退往湖北，由王占元接管改編。至此，湘軍完全控制了湖南全境。6月17日，譚延闓 回到長沙，第三次主政湖南，出任督軍、省長和湘軍總司令的職務。
湘軍在驅張戰爭勝利後，實力大增，當時境內湘軍大致分為譚延闓 、程潛、趙恒惕三派。譚延闓 掛名湘軍總司令，其實並沒有自己的基本部隊。程潛掌握一部分軍隊，但他受到譚延闓 的排擠，無法在湖南立足，後來他南下廣東任孫中山大元帥府陸軍部次長等，他的軍隊也是支持孫中山政權的。趙恒惕是驅張戰爭的主要功臣，他的部隊也在此役中得到發展，所以趙恒惕是三派中實力最強大的。
譚延闓 回湘主政後，將其黨羽一個個都委以高官，這就與趙恒惕為代表的軍人發生的矛盾。隨著時間的推移，矛盾更加激化。最後，趙恒惕唆使中、下級軍人進行“兵諫”，逼譚延闓下臺。1920年11月，譚延闓 主政湖南僅五個月後，不得不自動下臺。年底，他悄然離湘赴滬，以後投靠孫中山，走上了另一條發跡的道路。
將譚延 逼走的趙恒惕，是湖南衡山人，1880年出生。早年入湖北方言學堂，後留學日本士官學校炮科。1904年與黃興等在東京組織革命同志會。1905年後加入同盟會。1909年回國在廣西陸軍幹部學校任職。武昌起義後被黎元洪任為左翼軍司令。二次革命時因反袁被捕，叛刑十年，1915年獲得釋放。1916年6月後，歷任湖南護國軍第一軍第一梯團長、第二師師長、湖南水陸軍總司令等。1920年11月，趙恒惕逼譚延闓下臺，廣東護法軍政府任命他為湖南總司令，任命林友宇為省長。林友宇，湖南武陵人，曾任湖南省員警廳長，只做了半年的省長，便被趙恒惕取代。1921年4月，趙恒惕兼任湖南省長。
為保住湖南的地盤，防止北洋軍閥的進犯，趙恒惕宣佈成立湖南制憲籌備處，發表“聯省自治”的主張。這時，在鄰省湖北，直系軍閥、兩湖巡閱使王占元貪污成性，克扣軍餉，激起兵變多起，尤以宜昌兵變和武昌兵變為烈。1921年5、6月，湖北人蔣作賓、孔庚等紛紛集中長沙，要求趙恒惕以武力援鄂自治。趙恒惕認為，這是擴張勢力的好時機，援鄂自治，無形中也為湖南建築起一道屏障。於是，6月20日，趙恒惕自任援鄂自治軍總司令，舉行援鄂誓師大會，以宋鶴庚為總指揮兼第一軍司令，魯滌平為第二軍司令，兵分三路：左路以唐榮陽為指揮，由澧縣攻湖北公安、石首；中路以夏鬥寅為先鋒司令官，由岳州攻湖北蒲折、咸寧；右路以葉開鑫為指揮，由平江攻湖北崇陽、通城。7月22日，在長沙還成立了湖北自治政府，蔣作賓為臨時省總監，夏鬥寅為湖北自治軍前敵司令。
7月30日，湘軍全線猛攻。31日佔領湖北趙李橋。8月5日，攻克通城。王占元派兵抵抗，同時急電曹錕、吳佩孚援鄂。曹、吳決定援鄂不援王，派靳雲鵬第八混成旅、蕭耀南第二十五師進駐漢口。王占元見大勢已去，遂於8月6日辭職。8月9日，北京政府任命吳佩孚為兩湖巡閱使，蕭耀南為湖北督軍。8月12日，吳佩孚抵達武漢，將五萬餘兵力分三路反攻湘軍。8月17日，兩軍各下達總攻擊令。吳佩孚命令海軍在金口決堤以淹湘軍，直軍乘水勢攻佔金口、 州、嘉魚、新堤，8月22日經過激戰奪回汀泗橋，8月28日佔領湘北重鎮嶽州，並水陸夾攻蒲圻湘軍。湘軍全線動搖。9月1日，經過英國駐漢口領事居間調停，吳佩孚、趙恒惕簽訂了嶽州休戰條約共九條。至此，湘鄂戰爭結束。
趙恒惕援鄂不成，反引狼入室，丟失了湘北重鎮嶽州。在吳佩孚的虎視之下，趙恒惕也只得依附直系軍閥，保住自己的地盤。在省內，他還是號稱“自治”，1922年1月，還正式公佈了湖南省憲法，主要內容有：湖南為中華民國之自治省；議員民選；省長由議會選舉，有統率全省軍隊、管理全省軍政、任免法官和行政官員等大權。憲法也規定了人民的一些權利，但趙恒惕實行的是軍閥統治，省憲僅僅是一種形式，並未對湖南的政治發生實質性的影響，倒是他在當年9月當選為湖南省長，以憲法的形式確立了他在湖南的軍政地位。
再說譚延闓 ，雖是1912年國民黨剛成立就加入了國民黨，並任湖南支部支部長，但實際上他和國民黨並沒有多少聯繫，與孫中山更在政見上有分歧。1920年底他被趙恒惕逼迫下臺後到了上海，與孫中山見了面，便決定利用孫中山的名望，來發展他的事業。1922年，他經孫中山介紹，在上海重新加入國民黨。1923年1月，孫中山回廣州聯合滇桂軍隊驅逐了叛將陳炯明，再度成立革命政府，任命譚延闓 為內政部長。當時有人勸孫中山，說譚延闓為人圓滑，不可大用，孫中山不以為然。不久，陳炯明部反攻廣州，孫中山攜譚延闓 赴石龍前線指揮作戰。譚延 闓 一時也不離孫中山的左右，躬冒矢石，十分鎮靜，這更加深了孫中山對他的信任。
但是，譚延闓 身在廣東，心卻在湖南，他覺得自己在孫中山身邊，充其量只是一位高級幕僚，沒有自己的軍隊，就難以有真正的地位，相反，程潛早年即追隨孫中山，曾任護法軍政府陸軍部次長。陳炯明叛變時，又被孫中山委為討逆軍總司令。而此時，正擔任大元帥大本營軍政部部長，手中握有軍權。如此一對比，譚延闓 更感到掌握軍隊的重要。也就在這時，湖南方面傳來消息，為譚延 闓 入湘討趙，重掌軍權提供了機會。
四
湘鄂戰爭後，趙恒惕北附直系軍閥，反對南方孫中山的廣州政府，引起了一些湘軍將領尤其是譚延闓系統的將領的不滿，他們準備反叛趙恒惕。譚延闓聞訊，決定抓這個機會，回湘討趙。
1923年6月，譚延闓 指令其舊部、湘西鎮守使蔡巨猷等在湘西宣佈獨立。7月，蔡巨猷等組成討趙軍，從湘西分三路討伐趙恒惕。7月16日，孫中山任譚延闓 為湖南省長兼湘軍總司令，入湘討趙。8月11日，趙恒惕組織護憲軍與討趙軍相對抗。當時，譚延闓 的主力是湘西鎮守使蔡巨猷、寶慶鎮守使吳劍學、衡陽鎮守使謝國光以及張輝瓚 、陳嘉佑等部。趙恒惕的主力則是賀耀祖第一旅、唐生智第二旅、葉開鑫第一混成旅。而湘軍第一師宋鶴庚、第二師魯滌平，原為譚延闓 舊部，此時名中立，實則傾向譚延 闓 。8月25日，雙方開始在衡山一帶接戰，趙軍初有所勝。8月31日，魯滌平部團長朱耀華突然引譚軍自湘潭乘虛襲攻長沙，趙恒惕倉皇逃離長沙，遠走醴陵。賀耀祖、唐生智、葉開鑫等亦退至衡山以下至湘陽、湘江東岸一線。9月13日，趙恒惕在吳佩孚的援助下，又攻入長沙。中立軍魯滌平見狀，建議譚趙雙方議和，以圖抵制直軍入湘。之後，譚趙兩軍夾湘江兩岸相持四十餘日。此時，吳佩孚又令馬濟等率大軍入湘，于嶽州組織兩岸司令部，吳自任總司令，湖北督軍蕭耀南任副司令。10月中旬，趙恒惕在直軍後援下，大舉反攻。正在戰爭重起的時候，盤踞廣東東江的陳炯明叛軍又進犯廣州，形勢危急，孫中山急電譚延闓 回師救粵。於是，譚延闓 即將自己的舊將宋鶴庚、魯滌平、蔡巨猷、吳劍學、謝國光、陳嘉佑及一萬多湘軍帶入廣東，譚趙之戰，因而結束。
此役，譚延 闓 雖然沒有在湖南立住腳，但總算也帶出了一支軍隊。有了軍隊就有了政治資本，憑藉著這支湘軍，他被孫中山委為湘軍總司令兼大元帥大本營秘書長。入粵湘軍在討伐陳炯明等叛軍以及拱衛廣州革命政府的確起了重要的作用。1925年7月1日，在孫中山逝世後，廣州國民政府成立，駐粵各軍一律改編為國民革命軍，譚延 闓 的湘軍編為第二軍，譚延闓 任軍長，魯滌平任副軍長，岳森任參謀長，共產黨人李富春（湖南長沙人）任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二軍轄張輝瓚 、譚道源、戴岳、陳嘉佑四個師。而程潛，則任第六軍軍長。1926年兩軍都參加了北代戰爭。
再說趙恒惕依附直系軍閥，對湖南實行獨裁統治，遭到湖南各界人民的反對。1925年後，湖南的群眾運動，尤其是農民運動蓬勃發展，人民希望打倒土豪劣紳，消滅北洋軍閥，但遭到趙恒惕的阻撓和鎮壓。趙恒惕的省長任期到1926年雙十節時將屆滿，根據省憲法，省長由議會選舉，趙恒惕自知已失盡民心，難以再當選，但他又不想息影下臺，於是修改了省憲法，規定省長可以連選連任，還想進一步把兵權、財權都抓到手中。趙恒惕的所為不僅激起湖南人民的憤慨，其部下唐生智等也加入反趙行列。
1926年3月2日，長沙各界舉行示威遊行，要求省政府出兵討伐吳佩孚，並公推共產黨人謝覺哉（湖南寧鄉人）等四人向省政府請願。3月8日，唐生智令所部從宜章、郴州向衡山集結，並請趙恒惕到衡州檢閱，實際上是向趙示威。3月9日，國民黨湖南省党部在長沙召開了各群眾團體參加的三萬人大會，並組成了湖南人民臨時委員會，組織全省人民起來驅趙。3月10日，唐生智兵分三路向北推進，迫進長沙。在民憤鼎沸和唐軍進逼的雙重攻擊之下，趙恒惕被迫任命唐生智為內務司長兼省務院長並代行省長職權。3月12日，趙恒惕離開了長沙，結束了他在湖南的五年統治。趙恒惕後來依附張作霖和蔣介石，1949年去臺灣，1971年在臺北病逝。
將趙恒惕驅逐下臺，是湖南軍民的勝利，當然，唐生智的作用最大。唐生智，字孟瀟，湖南安東人，1889年出生。早年就讀湖南陸軍小學、湖南陸軍中學。1911年參加了辛亥革命。1912年入保定軍官學校第一期步科。1914年畢業後入湘軍，歷任第二師第二旅旅長、第四師師長兼湖南善後督辦等。趙恒惕被驅逐後，唐生智代理湖南省長職務。此時，廣州國民政府即派陳銘樞、白崇禧與唐生智聯繫，唐生智表示擁護三大政策，參加北伐。
然而，湘軍其他將領未必都肯追隨唐生智服從廣州國民政府的領導，第一師師長賀耀祖（湖南寧鄉人）、第三師師長葉開鑫（湖南寧鄉人）就不服唐生智的指揮，唐生智不得不採取非常的行動。3月25日，就在唐生智正式宣佈接任代理省長的當晚，唐生智舉行軍事會議，以促使湘改統一為由，扣留了第二師、第三師的主要將領，並下令解除第三師師長葉開鑫等人的職務。在這一形勢下，直系軍閥吳佩孚決定起兵驅唐。他直接任命葉開鑫為討賊聯軍湘軍總司令，賀耀祖為副司令（擬任湖南省長）以合作驅唐，把湖南完全納入其勢力範圍。於是，葉軍開赴汩羅與唐軍隔江對峙。4月27日，唐生智起兵討伐葉軍，唐葉之戰爆發。4月28日，葉軍鄒鵬振部攻佔寶慶，並取道洪羅廟直趨衡州。同時，向常德、桃源移動，使唐軍陷開四面受敵的地位。5月1日，唐軍退出長沙。次日，葉軍進入長沙。
面對這種形勢，廣州國民政府決定提前北伐，派出第四軍葉挺獨立團及第七軍第一旅進入湖南增援，揭開了北代戰爭的序幕。6月2日，廣州國民政府把唐生智部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軍，唐生智任第八軍軍長兼北伐前敵總指揮、湖南省長。7月上旬，北伐軍到達湘境，唐軍分兵三路反攻湘鄉、寧鄉、湘潭，沿途農民配合作戰，北洋軍不戰而退，葉軍也無心戀戰。7月9日，唐軍佔領湘潭，次日佔領長沙。隨後，唐軍追至岳陽，迫使賀耀祖部接受改編。葉開金部敗退至汩羅江北岸據守待援。7月14日，唐生智宣佈廢除省憲法，解散省議會，湖南假自治的局面告終。唐葉之戰為北伐軍大舉北伐，進佔兩湖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趙恒惕被逐，唐生智崛起，使湘系又形成了譚延闓 、程潛、唐生智三大派，譚、程、唐三部分別被廣州國民政府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六、八軍，出師北伐。而譚、程、唐三人更在國民政府和國民革命軍中擔了重要的角色。
譚延闓 追隨孫中山之後，歷任大元帥大本營內政部長、建設部長、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建國粵軍北伐代總司令、國民政府常委兼軍事委員會委員、國民革命軍第二軍軍長。1926年3月，中山艦事件發生，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被迫出國，譚延闓 任代理國民政府主席、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等。北伐戰爭時，第二軍由副軍長魯滌平代行軍長職務參加北伐，譚延闓留守廣州。1927年1月，國民政府遷往武漢，譚延 闓 仍任代理國民政府主席。
程潛，1926年7月率第六軍參加北伐戰爭。第六軍參謀長為唐蟒（湖南自主軍首領唐才常之子），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為林伯渠，轄第十七、十八、十九三個師。第六軍為北伐總預備隊，隨第四軍後向北進發，很快攻至湘、鄂，然後進入贛境，11月佔領南昌。1927年1月，程潛任江右軍總指揮，統率第二、第六兩軍以及賀耀祖獨立第二師沿長江南岸東進，擊敗直魯聯軍及湘軍葉開鑫等部，於3月23日攻佔南京。
唐生智，1926年8月任北伐軍中路軍前敵總指揮，統率第四、第七、第八軍和葉挺獨立團等部直趨湖北，很快攻克平江、岳陽等地，進入湖北，經過汀泗橋、賀勝橋兩戰役，直抵武漢。唐生智與李宗仁、陳可鈺等策定攻城計畫，於9月7日先攻克漢陽和漢口，然後包圍武昌城。10月10日，唐生智命所部發起總攻，一舉攻下武昌。唐生智乘勢將第八軍擴編為第八、第三十五、第三十六、第二、第十七軍，分別以李品仙、何健、劉興、葉琪、周斕為軍長，成立第四集團軍司令部並自任總司令，控制了兩湖的軍事大權。1927年初，國民政府遷至武漢。北伐軍繼續分三路進軍，唐生智任西路軍總指揮，率部進入河南。
然而，正當北伐順利進行的時候，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極右派發動了反革命政變，使北伐遭到嚴重的挫折，同時，也使湘系三派捲入了國民黨新軍閥的混戰之中。
五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早在政變前，蔣介石的反革命陰謀已經顯露，3月10日，國民黨在漢口召開了二屆二中全會，通過堅持國共合作和將政治、軍事、外交、財政等大權集中於黨，限制蔣介石權力的決議。3月23日，程潛率部攻下南京，同時，也收到武漢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 派人送來的寫在一塊綢料上的密令，要他逮捕蔣介石。程潛覺得事關重大，且力不勝任，不便貿然行事。3月25日，蔣介石乘兵艦抵達南京下關，程潛等登艦歡迎，蔣介石卻不登陸，而直趨上海。3月27日，程潛赴滬參加蔣介石召集的會議，察覺蔣介石將會叛變，便找藉口急赴漢口報告。不料程潛離開後，負責南京衛戍的賀耀祖被蔣介石收買，蔣介石由上海到了南京。
由於第二軍、第六軍是譚延闓 、程潛的部隊，擁護武漢國民政府，蔣介石限令兩軍於4月6日前全部渡江北上作戰。二、六兩軍急電漢口請求程潛，程潛複電不許渡江，待他回南京處理。不料，程潛的複電被蔣介石扣留，待程潛回到南京，兩軍已被調往江北，而程潛已察知蔣介石即將叛變，情勢危急，倉促易服攜親信隨從四五人乘小火輪逃離南京。幾天之後，蔣介石發動了“四•一二”反革命政變。
程潛逃離南京後，蔣介石藉口揚州失陷，須保衛南京為名，又將程潛的第六軍調回南岸，包圍監視起來。到4月28日，又藉口驅逐共產黨，解除了第六軍的武裝，然後遣散改編。但不久，程潛在漢口重組第六軍，在林伯渠等協助下，整頓訓練，該軍很快又成為一支勁旅。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後，出現了寧漢分裂局面。4月17日，武漢國民政府免去蔣介石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之職，任命唐生智為總指揮，繼續北伐。唐生智指揮其第四集團軍進攻河南的奉軍，經過一個多月的激戰，唐生智部於6月1日與第二集團軍馮玉祥部會師鄭州，6月4日佔領開封。在唐生智率部北伐的同時，被蔣介石收買的夏鬥寅師和楊森部乘虛進攻武漢，葉挺率第二十四師奮力反擊，將夏鬥寅部擊潰。唐生智也急調第八軍在仙桃鎮將楊森部圍殲。而在湖南，第三十五軍軍長何健亦指使駐長沙的第三十三團團長許克祥發動“馬日事變”（5月21日），解散了湖南省工會、農會等一切革命團體，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事變發生後，武漢國民政府汪精衛、譚延闓、 孫科三位主席派周斕去湖南代理省主席，處理善後事宜。這個時候，武漢國民政府仍未公開反共。但是，到了6月10日，汪精衛、譚延闓 、唐生智、孫科、徐謙等人在鄭州同馮玉祥舉行秘密會議。會議決定公開反共。會後，唐生智率部返回武漢。6月26日，唐生智到達長沙，以許克祥擅自行動，要嚴懲之。許克祥聞訊，率部南逃，投靠了蔣介石。
7月15日，汪精衛與譚延闓 、唐生智聯合，公開反共，在武漢地區屠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武漢國民政府雖然公開反共，但寧、漢之間矛盾仍然尖銳。8月初，武漢國民政府下令東征討蔣，程潛受命任東征軍江右軍總指揮率部東進，當推進到蕪湖、宣城一帶時，8月12日，蔣介石在桂系的逼迫下被迫宣佈下野。於是，8月20日，寧漢雙方在廬山談判，於是寧漢合流。9月16日，寧漢滬三方在南京組成“中央特別委員會”，譚延闓 任成立大會主席，程潛、唐生智都被推為特別委員。
但是，汪精衛、唐生智等因未能取得特委會的實權，心懷不滿，乃於9月21日返回武漢，成立中央政治委員會武漢分會，與南京特委會對抗。桂系李宗仁、白崇禧聯合譚延闓、程潛共謀討唐。10月20日，南京國民政府下令討伐唐生智，由湘桂聯軍組成西征軍，李宗仁、程潛、朱培德分別為三、四、五路軍總指揮。此外，樊鐘秀、方振武、魯滌平、方鼎英、李福林、范石生等部也從四方合攻湘鄂。11月11日，唐生智只得準備下野，他召集李品仙、何健、劉舉等將領開會，佈置撤軍湖南事宜，並將暗中聯繫程潛的第八軍副軍長兼第一師師長張國威處決。當晚，唐生智乘日本軍艦前往日本。11月14日，西征軍佔領武漢，組織湘鄂臨時政委會，由程潛任主席，主持湖北政務。
1928年1月，程潛、白崇禧兵分三路，進攻湖南。1月17日，擊潰劉興第三十六軍，進佔岳陽。1月21日，西征軍強渡汩羅江，擊潰南岸守軍，直逼長沙。此時，第四十四軍軍長葉開鑫受蔣、唐指使，中途倒戈,會同李品仙部襲擊程潛第六軍，第六軍損失慘重。程潛急調部隊包圍葉部，激戰兩天，將葉部解決。之後，西征軍繼續進攻唐軍，1月25日進佔長沙。2月，連克衡陽、寶慶、津市、澧縣等，何健、葉琪、李品仙、劉興等相繼通電，接受程潛、白崇禧改編。至此，西征軍入湘作戰即告結束。
這場戰役，表面上是湘桂聯軍合攻唐生智，但實際上是桂系李宗仁為了打通與廣西的聯繫，奪取唐生智控制的武漢和兩湖而發動的一場戰役，譚延闓 、程潛的湘軍不過是桂系利用的反唐勢力而已，所以，史稱“李唐之戰”是準確的。當唐生智的第四集團軍被瓦解，兩湖地區奪到手之後，桂系又聯合蔣介石向程潛開刀。1928年3月，國民黨設立中央政治會議武漢分會，以李宗仁為主席，程潛只掛一委員的虛名。李宗仁還多次開會密議，要將程潛扣留撤職。5月是旬，李宗仁在漢口召集會議，程潛不顧左右反對由長沙前往參加。5月21日，李宗仁以所謂“專橫跋扈，把持湘政”的罪名為藉口，拘禁程潛，宣佈免除程潛本兼各職。與此同時，程潛的第六軍迅速被分化，剩下的兩師七個團由第十八師師長張軫率領撤往江西。蔣介石密令朱培德、金漢鼎、王均等部進行圍殲。結果第六軍僅剩一營突圍至福建，為盧興邦收編。至此，程潛十餘年艱辛組創的第六軍徹底被消滅。此後，程潛雖然在中國政治、軍事舞臺上再度被起用，但已沒有一支自己的嫡系部隊了。
至於譚延 闓 ，由於他不似程潛、唐生智那樣直接統領重兵，再加上他為人圓滑善變，所以在唐、程倒臺後他仍穩坐釣魚船。1927年12月，蔣介石與宋美齡結婚；1928年1月，蔣介石重新上臺。早在1921年，譚延 在上海投靠孫中山，就通過孫中山認識了宋氏家庭，並保持友好關係。譚的次女譚祥還認宋美齡為義母，譚延闓與宋美齡則兄妹相稱。因此，蔣、宋聯姻，使蔣、譚關係也無形中密切起來。在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譚延闓 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並擔任了國民政府主席。1928年7月，國民黨“二次北伐”成功，蔣介石統一了全國（其後東北易幟），譚延闓 感到自己再占著國民政府主席的高位勢必遭到蔣介石的猜疑，對己不利，所以自請辭職。同年10月，蔣介石委任譚延 闓 為行政院長。行政院長同樣是個極重要的職位，但蔣介石知道譚延闓 此時只會唯唯諾諾，感到十分放心。而譚延闓 的確也是一切唯蔣介石之命是從，恭順地充當蔣介石的“護印官”和傳聲筒。他抱定“三不”主義，一不負責，二不建言，三不得罪人。每次行政院開會，他都閉目養神，對討論的問題從來不置可否。在行政院“混”了兩年之後，1930年9月22日，譚延闓 因患腦溢血在南京逝世，時年五十五歲。
蔣介石對譚延闓 的死很難過，因為象譚延闓 這樣聽話的行政院長確實難以尋找。譚延 的葬禮辦得極為隆重，陵墓也僅次於中山陵。譚延闓 的次女由宋美齡作主，不久嫁給了蔣介石的親信將領陳誠。不過，國人對譚延闓 的評價則不高，認為他有五代馮道之滑，有明代嚴嵩之奸，送他一句話：“寫一筆嚴嵩字，做一世馮道官”。
六
湘系軍閥三巨頭之一的譚延闓 於1930年9月22日去世了，而程潛、唐生智還有東山再起的機會。此外，其後又冒起的何健，所以，湘系軍閥的歷史還須往下寫。
先說程潛。1928年5月21日，程潛被李宗仁拘禁免職。8月，國民黨二屆五中全會正式決議停止程潛的職權。直至他的第六軍被消滅之後，國民黨中央才于11月28日解除了對他的監視。此後，程潛寓居上海，過著憂憤的生活。直至1931年12月蔣介石第二次下野，程潛才能重登政界，選為國民政府委員、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1935年12月，程潛出任參謀總長，授二級陸軍上將銜，重新成為軍界要人，並在國民黨五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再說唐生智。1927年11月11日，唐生智在李唐之戰中下野赴日。1928年冬，唐生智回到上海寓居。1929年3月，蔣桂戰爭爆發，蔣介石利用唐生智與桂系的矛盾，請唐生智到唐山接收白崇禧所指揮的由唐軍改編的部隊。唐生智到了天津，白崇禧即乘船逃走。唐生智將舊部李品仙、劉興等部接收，蔣介石任他為第五路軍總指揮。桂系失敗後，蔣介石又於6月1日任命唐生智為軍事參議院院長，到南京任職，實質是對他存有戒心，剝奪了他的軍權。10月，蔣馮戰爭爆發，蔣介石又派他率舊部與馮軍作戰，11月，將馮玉祥擊敗。唐生智深知蔣介石對自己存有戒心，又要加以利用，十分不滿。11月底，唐生智與馮玉祥達成諒解，並與閻錫山、石友三、楊虎城、劉文輝、夏鬥寅、何健等策劃聯合反蔣，由閻錫山領銜通電。但石友三先在浦口起事，炮擊南京。唐生智害怕被人搶了頭功，於12月1日也迫不及待由自己領銜在鄭州通電反蔣，於是，蔣唐戰爭爆發。蔣介石一面派劉峙等主力部隊討唐，一面採取分化瓦解的策略，離間閻、唐、石的聯合。不久，閻錫山、石友三均背棄前約，投靠蔣介石，出兵討唐。劉文輝、夏鬥寅、何健則按兵不動。12月30日，蔣軍在平漢線發動總攻。1930年1月，閻錫山更親赴鄭州督部南下夾擊唐軍。楊虎城也被蔣介石收買，率部由南陽突然襲擊唐生智的總司令部，佔領了駐馬店，把唐軍攔腰中斷。1月9日，唐生智再次被迫通電下野，化裝逃往天津，然後流亡香港、澳門、新加坡等地。唐軍殘部被蔣介石、閻錫山改編。1931年，唐生智回國參加了陳濟棠、李宗仁在廣州成立的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甯粵合作後，唐生智到南京。1932年初，他被任命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兼軍事參議院院長，以後又兼軍事委員會第一廳主任、訓練總監部總監、軍事委員會執行部主任等。1935年4月，授一級陸軍上將銜。
程、唐二人，幾經曲折，雖然嫡系部隊已喪失，也還身負要職，不過已離開湖南。至於湖南本土，又誰來統治？
這裏要說到何健。何健，字雲樵，湖南醴陵人，1887年出生。早年入湖南崇古學堂和湖南公立政法學堂、湖南將校養成所。後相繼在南京入伍生隊、湖北陸軍第三中學、保定軍官學校學習。1916年畢業後，在湘軍任少尉排長。1918年3月北洋軍入湘，何健回家鄉組織遊擊隊。1919年接受收編，任營長。後所部擴大為騎兵團，任團長。1923年11月升任唐生智第四師第九旅旅長。唐生智任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何健升任第二師師長，參加了北伐戰爭。1927年春，第二師擴編為第三十五軍，何健升任軍長。同年11月，唐生智兵敗下野，何健率部回湖南。1928年春，程潛率西征軍入湘，何健利用與程潛的同鄉關係，與桂系將領葉琪、夏威的同事、姻誼關係，取得程潛和桂系的諒解和保護，他的三十五軍沒有被編遣，他也保住軍長的寶座，還兼任清鄉會辦。三十五軍留駐湖南，直接歸程潛指揮，而李品仙、劉興兩軍則被調往參加“二次北伐”。
1928年5月，程潛被桂系扣押撤職，何健即急電李宗仁、白崇禧，表示絕對服從桂系指揮。程潛被扣押後，譚延闓 的嫡系將領、第二軍軍長兼十八師師長魯滌平被委任為湖南省政府主席，何健繼續當清鄉會辦，掌握地方武裝。魯滌平，字泳安，湖南寧鄉人，1887年出生。湖南兵目學堂畢業，在湘軍中歷任連長、營長、旅長、師長、軍長、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副軍長兼代軍長，是譚延 闓 的嫡系將領，無疑與何健合不來。不久，魯滌平即將清鄉督辦公署撤銷，將何健打發到江西“圍剿”紅軍。
何健當然不甘心受排擠，他積極靠近桂系，與桂系將領密切來往，取得他們的好感和信任。當時桂系與蔣介石矛盾十分尖銳，蔣桂戰爭一觸即發，桂系認為湖南是戰略要地，也希望由何健取代親蔣的魯滌平。於是，1929年2月19日，桂系把持的武漢政治分會決議，撤免了魯滌平的湖南省主席兼十八師師長職務，任命何健為湖南省主席，並調李明瑞、楊騰輝兩旅開赴長沙，逼魯滌平去職。魯滌平倉皇退出湖南，桂系勢力控制了湖南。這事，史稱“湘案”。又稱“魯案”、“湘變”，是蔣桂戰爭的導火線。2月27日，南京政府任命何健為湖南省代理省主席。
何健上臺後，並沒有完全倒向桂系一方，3月初，他派人到南京見蔣介石和譚延闓 ，希望蔣、譚諒解並表示擁護中央。蔣介石任命何健為討逆軍第四路軍總指揮，並撥發給養七十萬元，參與討伐桂系。但是，何健並沒有通電任職，直到蔣介石討伐桂軍戰爭節節勝利，桂系失敗已定，他才於4月初發電任職。4月11日，何健赴漢口面見蔣介石。同日，南京政府任命何健為湖南省政府主席。
此後，何健完全倒向蔣介石一方，4月底，何健奉蔣介石之命，出兵入桂討伐桂軍，直到桂軍被打敗，何健才於7月中旬率部退回湖南。9月底，何健又參加圍堵反蔣入湘回桂的張發奎部，雙方在石門、武岡、寶慶等地激戰，傷亡慘重。1930年5月，中原大戰爆發後，李宗仁、白崇禧、張發奎為配合馮玉祥、閻錫山作戰，決定放棄廣西，北上中原與馮、閻會師。桂張軍入湘作戰，何健部節節敗退。5月28日，衡州、寶慶被桂張軍攻下。6月2日，湘軍又大敗於醴陵、淥江。6月4日，何健率領文武官員放棄長沙逃往岳陽。當晚，桂張軍佔領長沙。6月8日，桂張軍攻克平江。這時，何健奉蔣介石命令集中於湘西，桂張軍又佔領岳陽。正當桂張軍準備乘勝直下武漢時，蔣介石命令粵軍蔣光鼐、蔡廷鍇、李揚敬三師於6月9日進逼衡山、醴陵，桂張軍被攔腰截斷，李宗仁、白崇禧急忙回師進攻粵軍。6月11日，何健也自常德督軍三路，反攻長沙。6月18日，何健率省文武官員回到長沙。7月2日，湘軍與桂張軍激戰熊黑嶺，湘軍大獲全勝，繳槍五千支，俘虜約七千人。7月4日，何健攻佔永州，桂張軍全部退回廣西。
何健隊了投靠蔣介石，為蔣介石消滅地方勢力而效勞之外，還堅持執行蔣介石的指令，在湖南進行“清鄉鏟共”，並多次率部對革命根據地進行“圍剿”。早在1927年，何健便指使其部下、第三十三團團許克祥、教導團團長王東原、第三十五軍留守處主任陶柳等於5月21日在長沙發動了“馬日事變”，武裝襲擊了國民黨湖南省党部、長沙市黨部、省總工會、省農民協會、省黨校、党農講所等革命組織和機關，搶奪了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的槍支，劫掠了武漢國民政府採辦的軍米和購米鉅款，釋放了在押的土豪劣紳，到處捕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和工農群眾。這是何健反共反革命面目的初次暴露。1928年4月，何健任湖南省清鄉督辦署會辦後，繼續進行“清鄉鏟共”，他將全少劃為十一個“清剿區”，每區派一個師的兵力“清剿”，後又將十一區制改為五區制，各區各縣建立地方武裝清鄉隊。在清鄉中，何健本著“寧可錯殺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反動方針，採取“血洗火燒”和慘無人道的“三光政策”，大肆捕殺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在何健的反動統治和殘酷屠殺之下，湖南全省處於白色恐怖之中。
1929年元旦後，何健出任湘贛兩省“剿共”代總指揮，糾集了十八個團的兵力，對井岡山根據地進行“會剿”，曾佔領井岡山，受到蔣介石的嘉獎。1930年7、8月，何健與紅軍為爭奪長沙展開了兩個月的激戰。同年10月，何健參加了對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圍剿”，1931年又參加了第二次“圍剿”。1933年5月，何健出任贛粵閩湘鄂五省“剿匪”聯軍西路軍總司令，參與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1934年11月，中央紅軍開始長征後，何健任“追剿”紅軍總司令，率五路“追剿軍”，企圖堵截和消滅紅軍於湖南。但中央紅軍突破了四道封鎖線，進入貴州。1935年初，蔣介石委任何健為湘鄂川黔邊區“剿總”軍第一路軍總司令，進攻湘鄂川黔革命根據地，“圍剿”紅軍第二、六軍團。後紅軍第二、六軍團開始長征，何健命李覺縱隊隨後追擊至貴州普定。
七
抗日戰爭爆發後，湘系將領和湘軍也參加了這場偉大的民族戰爭。不過，程潛、唐生智、何健等的各自遭遇又有所不同。
還是先說何健。還在1936年，粵桂軍閥發動了反蔣的“兩廣事變”，何健為自身打算，曾與粵桂軍閥暗中聯繫。但蔣介石大兵壓境時，他又急忙倒向蔣介石一邊，他的兩面派手法，結果是把雙方都得罪，尤其是蔣介石，對他失去信任。抗日戰爭爆發後，蔣介石準備委任何健為東戰場戰區副司令長官（司令長官由蔣介石兼任），實際是要把湘軍推上第一線。何健明白蔣介石的用心，於是，提出一個人事安排和兵部署等計畫，故意把蔣介石的嫡系部隊配備到第一線正面，而把自己第四路軍的主力作為第二線的預備兵團。蔣介石見此計畫後，很氣憤地拋在一邊。1937年11月，蔣介石把何健調任內政部長，從此結束了何健統治湖南九年的歷史。1939年春，蔣介石又撤銷了何健的內政部長職務，調任撫恤委員會主任委員。從此，何健深居簡出，不問政事。抗日戰爭勝利後，何健因病辭去撫恤委員會主任委員的職務，此後長期在衡山南嶽休養。1949年春，解放軍逼近長沙，何健遷居香港，1950年夏去臺灣，被聘為臺灣“總統府”國策顧問。1956年4月25日，何健因腦溢血在臺北去世。
再說唐生智，在抗日戰爭爆發以後，積極參與抗戰的軍事策劃。1937年11月12日，上海失陷，日軍乘勝西進，直撲南京。當時，李宗仁、白崇禧、何應欽等主張放棄南京，而唐生智則主張死守。11月20日，蔣介石任命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組織衛戍司令部和調整防衛部署。唐生智以羅卓英、劉興為副司令長官，周斕為參謀長，部署十萬大軍守衛南京。11月25日，日軍以八師團分三路向南京進攻。唐生智指揮中國守軍與敵軍展開激戰，陣地屢失屢得，彼此傷亡慘重。中國守軍堅守了半個多月，到12月12日，南京終於陷落，日軍在南京進行了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中國軍民被殺約三十萬人。唐生智於12日晚上九時渡江，經滁州轉到漢口見蔣介石，自請處分。不久，他回到湖南東安，後又居住重慶，蔣介石派了憲兵加以“保護”，實則被軟禁起來。
而程潛，在抗日戰爭爆發後，受命擔任平漢線方面指揮，率領有限的兵力，與敵對陣相持達三月之久。1938年1月17日，程潛正式出任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統轄三十多個師，數十萬大軍，駐節鄭州。2月上旬，又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統一軍政。程潛指揮部隊，參與了徐州會戰和蘭封會戰，消滅了大量日軍。1938年11月28日，程潛改任軍事委員會天水行營主任，統一指揮北戰場的抗戰。1940年5月，程潛調任重慶國民政府軍委會副參謀總長，並繼李濟深之後接任戰地黨政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以後又一度代理參謀總長之職，直至抗戰勝利。
其他一些湘軍將領，在抗日戰爭中也出任了要職，如劉建緒（湖南醴陵人），曾任第十集團軍總司令、第十五集團軍副總司令、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福建省主席等；李覺（湖南長沙人），曾任七十軍軍長、第二十五集團軍總司令等；陶廣（湖南醴陵人），曾任第二十二軍團軍團長、第二十二集團軍副總司令、蘇浙皖邊區挺進軍副總司令等；劉興（湖南祁陽人），曾任第二十六集團軍總司令、江防總司令、南京衛戍司令部副司令長官、軍委會點驗委員會副主任等；周斕（湖南祁東人），曾任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司令部參謀長、湖南省民政廳長、湖南行署主任等。
抗日戰爭勝利後，湘系軍閥也被蔣介石捲入了內戰的旋渦。1946年5月，程潛改任軍委會武漢行營主任。9月，行營改稱國民政府主席武漢行轅，程潛仍任主席。1948年春，國民黨召開行憲大會，選舉總統、副總統。程潛在部屬、同僚的勸說下，決定競選副總統。後因蔣介石在幕後為孫柯拉選票，程潛憤而放棄競選，支持李宗仁擊敗了孫科。
李宗仁當選副總統後，白崇禧出任華中“剿總”司令長官，總部設在武漢。武漢行轅隨之撤銷，程潛於1948年7月回湖南任長沙綏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8月10日，他在省政府宣誓就職。
程潛一回到湖南，就抓緊擴充軍隊，編訓新兵，僅用了四個月時間，就擴充編組了兩個軍共五個國防師，又將保字部隊擴編為三個旅共九個團，掌握了近十萬部隊。同時，程潛又將長沙綏署主任、湖南省主席、省党部主任委員、省保安司令、省軍管區司令五大要職集於一身。但此時，程潛與蔣介石及桂系的矛盾也日漸加深。蔣介石企圖利用程潛牽制桂系，在他身邊安插了一批親信以作監視。白崇禧擁重兵在武漢，則常常對程潛施加壓力。程潛處境艱難，何去何從，舉棋不定。隨著國民黨軍在三大戰役中的慘敗，程潛及其部屬都意識到，湖南以及湘軍必須尋找自己的出路，否則會成為蔣家王朝的殉葬品。
1949年1月，桂系逼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理總統。此時，李宗仁、白崇禧仍企圖憑藉長江天險，與共產黨隔江而治。但程潛已決意走和平道路，他派族弟程星齡與中共地下黨取得聯繫。為了加強湖南的軍事實力，他派劉斐（湖南醴陵人）到漢口說服白崇禧，將第一兵團司令陳明仁（湖南醴陵人）部調到湖南。2月，陳明仁率第二十九軍和第七十一軍開回湖南，陳兼任長沙警備司令。陳明仁是程潛同鄉，又曾當過程潛的學生，與蔣介石有矛盾，經程潛開導，也同意走和平道路。
沉寂了多年的唐生智，這時也積極謀劃湖南的和平起義。抗戰勝利後，唐生智回到湖南東安老家辦學。1948年秋，他拒絕了蔣介石給他的衡州綏靖主任的任命，1949年2月，又拒絕了李宗仁、何應欽請他到南京任職的邀請，他公開呼籲“湖南人民走湖南人的路”，並會晤舊部劉興、周斕等人，告誡他們要走和平自救的道路。1949年4月底，他應程潛邀請到長沙共商和平解放大計，並出任湖南人民自救委員會主任委員。其弟唐生明也積極協助程、陳籌畫起義。
1949年5月，武漢解放，白崇禧率部退往長沙。白崇禧加緊對程潛的控制，將程潛擴編的五個師與陳明仁的兩個軍合編為三個軍九個師，並借機消滅了程潛一個嫡系師，引起了程潛及陳明仁的不滿與不安。7月14日，李宗仁又派人到長沙敦促程潛去廣州就任國民政府考試院長，程潛斷然拒絕。白崇禧想以武力強行裹脅程潛去廣州。程潛派長沙綏署副主任唐星（湖南新化人）找白崇禧設法開脫，白崇禧同意程潛和長沙綏署移駐邵陽。程潛於7月21日到邵陽後，暗中加緊與中共聯絡，籌備起義。7月26日，陳明仁通知程潛速回長沙。程潛回長沙後，即與陳明仁會晤，接著又和陳明仁同解放軍代表團代表李明灝（原國民黨將領、湖南醴陵人）會面，商討和平起義事宜。此時，人民解放軍已對長沙形成包圍之勢，白崇禧率桂系軍隊退守衡寶、湘桂一線，正是宣佈起義的好時機。
8月4日，湖南三十八名高級將領，由程潛、陳明仁領銜發表起義通電，前面提到過的湘軍高級將領劉興、周斕、李覺等都參加了起義行列。同時，唐生智亦領銜發表湖南各界人士一百零四人的響應通電。次日，人民解放軍進入長沙，湖南和平解放。至此，湘系軍閥的歷史也告結束。
原湘系軍閥的兩大首領程潛、唐生智，在1949年都選擇了和平起義的道路，投入人民的懷抱。新中國成立後，程潛歷任湖南軍政委員會主席、中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湖南省人政府主席、省長、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常委、國防委員會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1968年4月5日，在北京逝世。唐生智歷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長、湖南省政協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國防委員會委員、民革中央常委等。1970年4月6日，在長沙逝世。
琰容 2012-10-22 10:48
11章 黔系軍閥(劉顯世、王文華、袁祖銘、周西成)
貴州省簡稱黔，位於桂、湘、川、滇四省包圍之中。在中國近代史上，黔系軍閥也是西南軍閥中一支重要的力量。由於貴州是一個貧瘠、弱小的省份，經濟基礎薄弱，因而它具有依附性和掠奪性兩個突出的特點。所謂依附性，是指黔系軍閥在其形式和發展過程中，常常要依附鄰省如滇系軍閥等大勢力；所謂掠奪性，是指黔系軍閥在對外發展過程中，矛頭常指向四川、湖南等比較富庶的地區。
黔系軍閥的鼻祖叫劉顯世。劉顯世，貴州興義縣人，字如周（如舟），1870年出生于地主家庭。其堂兄劉顯潛，字如淵，1865年生，也是黔系軍閥的重要首領。劉顯世的父親劉官禮，以辦團練鎮壓回民起義受到清廷賞識，先後授遊擊、同知，後又以功擢升知府，賞戴花翎，控制了一支武裝力量，成為盤據興義的一霸。舊日部下，均為各屬大紳，興義知縣遇事非咨請不敢行。地方大小事項，由他一言而決，劉家儼然成為地方小朝廷。
1902年，廣西會黨起義軍進入貴州，攻陷興義府城。劉官禮與子劉顯世、侄劉顯潛乘機扯起團防局大旗，協同清軍收復府城，得到清政府嘉獎，劉顯世被委為靖邊團正營管帶。後劉官禮年老多病，劉顯世繼承了其父的衣缽。劉顯世比其父親更加陰險，有“笑面虎”之稱。劉氏父子不僅血腥鎮壓各族人民起義，還肆意兼併土地。時人寫了一副對聯，貼在劉氏團防局的大門上，上聯是：“縉紳諸公，狼公、虎公、饕餮公，公然辦公，公心何在，公理何存，無非借公圖私利。”下聯是：“團防總局，飯局、酒局、洋煙局，局中設局，局內人甘，局外人苦，何日了局慶升平。”這副對聯足見興義人民對劉氏父子的義憤。
1911年10月武昌起義爆發後，貴州巡撫沈瑜慶萬分恐慌，急電劉顯世速集團防軍入省城，協同鎮壓革命。劉顯世即招募隊伍，向省城進發。但劉顯世尚在途中時，貴州同盟會領袖張百麟（祖籍湖南長沙，生於貴陽）、貴州立憲派首領任可澄（貴州安順人）以及楊昌銘、周培藝、黃澤霖、譚西庚等人，於11月4日逼使沈瑜慶承認貴州獨立。各派經會議，推舉貴州新軍第一標教官兼講武堂堂長及陸軍小學堂總辦楊藎誠為貴州軍政府都督，趙德全為副都督，張百麟為樞密院院長，任可澄為副院長，周培藝為秘書長兼行政總長。
但是，革命党人張百麟等人掌握政權以後，未能採取有力措施鞏固和加強自己的地位，反而對立憲派及舊官僚採取了妥協讓步的態度，如將奉沈瑜慶令率部入省城鎮壓革命的劉顯世委為樞密院軍事股長要職，同時，又把憲政預備會分子多人引進樞密院，客觀上鼓勵了他們奪權的欲望。任可澄、劉顯世及舊官僚郭重光等大肆破壞革命秩序、打擊革命力量。他們迫使都督楊藎誠率隊離省北伐，迫使樞密院院長張百麟離省城到各地巡視。1912年2月初，他們還把掌握省城治安巡防大權的貴州同盟會首領之一的黃澤霖殺害。當時張百麟巡視各地回來不久，也險遭殺害，不得不逃出貴陽。
革命力量雖然已大大被削弱，但任可澄、劉顯世、郭重光等人仍感到力量不足，不敢遽然發動政變，全面奪權。經郭重光獻策，他們決定派戴戡（貴州貴定人）到雲南找雲南都督蔡鍔，極力誣衊貴州軍政府和革命黨人，請蔡鍔派兵入黔“代定黔亂”。蔡鍔經過一番猶豫之後，令率師北伐的唐繼堯順路入黔，解決黔政。唐繼堯是滇軍的一名中級軍官，野心頗大，想趁入黔之機謀取個人的發展。當時，貴州同盟會領袖之一鐘昌祚由南京回省路過昆明，得知消息後，即親見蔡鍔，詳細介紹黔省兩派政爭的由來，勸蔡鍔不要干涉黔省內政。蔡鍔即改令唐繼堯取道四川入湖北，但唐繼堯已得到貴州反動勢力推其為都督的許諾，向蔡鍔報稱前隊已入黔，勢難改道，遂揮師直進貴州。鐘昌祚尾追滇軍，企圖說服唐張堯停止入黔，但在安順被暗殺。1912年3月初，唐繼堯率滇軍進入貴陽，武力推翻軍政府，自為都督，殘酷屠殺和迫害革命黨人，貴州政權落入唐繼堯及立憲黨人、舊官僚的手中。
1912年3月4日，唐繼堯出任貴州都督，劉顯世為軍政部長，這樣就形成了唐繼堯、劉顯世對貴州的聯合軍事統治。為了培養軍事人才，唐繼堯創辦了貴州陸軍講武堂，由滇軍將領韓鳳樓兼任堂長。講武堂的隊長、大隊長均由雲南講武堂畢業生充任，學員則從滇黔軍中各部隊抽調連長以下軍官進行輪訓。唐繼堯統治貴州後，為把貴州變為他的獨立王國，嚴禁外地進步思想傳入，積極扶持地方勢力，建立御用組織貴州統一黨。貴州統一黨的骨幹分子是劉顯世、任可澄、戴戡、何麟書、郭重光等人。唐繼堯以貴州統一黨來阻止國民黨在貴州省的發展，並為他的統治服務。
1913年11月，唐繼堯調任雲南都督。由於貴州省小，袁世凱撤銷都督一職而設護軍使，由劉顯世出任，這樣，劉顯世便接替唐繼堯統治貴州。1914年9月，袁世凱晉升劉顯世為陸軍中將。1915年，劉顯世擁護袁世凱復辟帝制，護國戰爭爆發，劉顯世首鼠兩端，後在大勢所趨的情況下，不得不於1916年1月27日宣佈貴州獨立，並自任貴州都督。6月，袁世凱死後，北京政府任命劉顯世為貴州督軍，戴戡為貴州省長。8月，戴戡調任四川省長兼軍務會辦，貴州省長一職由劉顯世兼任。自此，劉顯世集貴州軍政大權於一身，對內實行軍事統治，對外追隨唐繼堯向四川擴張，形成了以劉顯世為首的黔系軍閥集團。
由於劉顯世兄弟是貴州興義縣人，以劉顯世為首的軍閥集團稱為興義系，以區別于後來以周西成為首的桐梓系；又由於興義系中有“舊派”和“新派”之分，所以，以劉顯世為首、以劉顯治、劉顯潛等劉氏兄弟為骨幹，以熊范輿、何麟書、張協陸、郭重光為“四大台柱”的黔系軍閥集團稱為舊興義系。熊范輿於清末在興義為劉家襄辦學務，是劉顯治的長子劉公亮的岳父，又是劉顯世的秘書長兼中國銀行貴州分行行長；何麟書是清末貴州立憲派骨幹，又是劉顯治的次子劉君卓的岳父，曾任貴州政務廳廳長；張協陸於清末在興義為劉家主辦學務，曾任劉顯世的財政廳長；郭重光是清末舊官僚、貴州耆老會頭目、劉顯世的顧問。這幫人資歷較深，思想守舊，行動保守，被稱為“舊派”、“元老派”，亦叫“文派”或“劉派”。清末貴州立憲派是“舊派”的主心骨，它的三巨頭任可澄、唐爾鏞、華之鴻無論在省在外都是劉顯世政治經濟的積極支持者。在中央，劉顯世則通過其駐京代表劉顯和及貴州籍國會議員蹇念益、陳國祥、姚華等人與北洋軍閥及各政黨交往；在地方，以劉顯潛及其入居要津的子侄輩掌握全省地方遊擊軍，控制老巢黔西南，左右地方各級政權。舊興義系的主要成員，不是劉氏宗族姻親，就是門生故舊，它是貴州清末地方團練、立憲派和舊官僚“三合一”的組合體，代表了大地方大資產階級的利益。舊興義系對內實行封建軍閥統治，對外則依附滇系向外擴張，首先，就是利用護國戰爭之機協同滇軍進攻四川和湖南。
二
1916年1月27日，劉顯世在討袁形勢的壓迫下，不得不宣佈貴州獨立，加入護國戰爭的行列。劉顯世召開軍事會議，決定編滇軍炮隊、機械隊及黔軍第五、第六兩團為護國軍第一軍右翼軍，以戴戡為總司令，率部攻打四川綦江，威逼重慶。在四川的袁世凱北洋軍，以綦江為重心，集中五、六個團，右至江津、榮昌，左至南川、涪州，組成一道弧形防線。2月中下旬，兩軍在綦江一線展開激戰。由於兵微力弱，黔軍進取重慶的戰略計畫未能實現。綦江之戰後，黔軍退守川黔邊境松坎一線。
護國戰爭爆發後，湘西成了護國軍與袁軍的必爭之地。護國軍制定了由貴州出湘西，欲直搗武漢的戰略計畫，遂組織護國軍右翼軍東路司令王文華率黔軍第一、二、三團挺進湘西。袁世凱則調北洋軍經湘西欲進奪貴州，攻取雲南。1916年2月2日，兩軍在湖南晃州接火，拉開了湘西之戰的序幕。2月間，黔軍擊潰袁軍三個混成團，攻佔黔陽、沅州、麻陽等八座縣城。3月間4月初，袁世凱急調大軍反攻黔軍；收復沅州、麻陽。這時，程潛發動和領導湘西護國軍加入護國討袁行列，二十餘縣宣佈獨立。加入討袁行列的桂軍亦沿湘江直搗衡陽、長沙，袁軍被迫收縮戰線，未敢深入黔境。
袁世凱死後，護國戰爭結束。1916年7月，北京政府任命黔軍將領戴戡為貴州省長。8月，北京政府又任命戴戡暫署四川省長兼軍務會辦，四川督軍則由滇軍將領羅佩金暫署。羅、戴二人在護國戰爭期間率滇、黔軍不僅無意撤出四川，而且還繼續增兵。羅、戴入主四川，雙方的矛盾也立即暴露。戴戡在重慶就省長職，而在成都就督軍職的羅佩金不願手握兵權的省長和他同理軍務，便與川軍將領劉存厚相勾結，反對戴戡。戴戡不得不派人到成都疏通有關方面後，才於1917年1月14日率黔軍熊其勳一混成旅到達成都。
川軍劉存厚曾參加護國戰爭，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護國戰爭後，四川大權卻落入羅佩金、戴戡這些滇、黔外籍軍人手中，這正是段祺瑞分化瓦解西南地方軍閥的陰謀手法。果然劉存厚對此安排極為不滿，埋下了川軍與滇、黔軍矛盾的伏線。羅佩金在段祺瑞的支持下，於1917年4月召開了在川各軍將領的成都會議，中心議題是縮編川軍，引起了川軍將領劉存厚等的強烈不滿。戴戡則煽風點，挑動劉存厚與羅佩金的矛盾激化。戴戡還與劉存厚暗中約定，若劉存厚驅逐羅佩金後，即把軍務會辦一職讓與劉存厚。4月18日，劉存厚率部圍攻駐成都皇城的羅佩金部，劉羅之戰爆發，雙方以大炮、地雷等攻擊，巷戰達七晝夜。4月24日，羅佩金戰敗，從成都退往簡陽、自貢等地。北京政府電令免羅佩金四川督軍職，免劉存厚川軍第二師師長職，由戴戡暫代四川督軍。這樣，戴戡坐收漁利，一下子手執省長、督軍、軍務會辦三顆大印，令劉顯世十分高興。
按劉戴事先約定，擊敗羅佩金後，由劉存厚任軍務會辦。戴戡藉口劉存厚在查辦期間，拒不交出。劉存厚求官不得，反而被撤職查辦，劉戴矛盾加深。張勳復辟，任命劉存厚為四川巡撫。戴戡聞訊，乘機發難。劉存厚也欺入川，黔軍不過七千餘人，決定武力驅戴。7月5日，劉戴之戰爆發，川軍圍黔軍于成都皇城，雙方巷戰達十餘日。戴戡曾電請滇軍羅佩金支援，羅佩金恨戴戡在劉羅之戰中坐收漁利，以怨報怨，遲遲不予支援。戴戡被圍不支，向劉存厚交涉，願交出督軍、省長、會辦三印，撤兵回黔。劉存厚假意允許。7月17日，戴戡率部從成都南門撤出。7月21日，行至仁壽縣時卻遭到川軍伏擊，參謀長張承禮、財政廳廳長黃大暹被擊斃，旅長熊其勳被捕殺。載戡目睹情勢險惡，難以逃生，亦自殺身亡（一說被擊斃）。自此，入川黔軍瓦解。同年12月8日，北京政府任命劉存厚為四川督軍。
入川黔軍被逐，戴戡身亡，令劉顯世十分傷心，但黔系軍閥所處的政治、地理狀況決定了它只能繼續向外擴張。孫中山掀起反對北洋軍閥的護法運動時，滇系軍閥唐繼堯也打出了靖國的旗號，組織靖國聯軍，唐繼堯自任總司令。劉顯世追隨唐繼堯，加入靖國聯軍，出任副總司令。黔軍協同滇軍，進攻四川，取川東為立腳之地。黔軍的“靖國”，目的不過兩點，一是“出師四川，為戴戡復仇”，二是掠奪川省的財富。如1917年8月，黔軍就由重慶提取現款二十八萬元回省費。其後，黔軍又與川軍熊克武達成協定，每月取餉款十八萬元。黔軍主力就是這樣，分駐川、湘，寄食於人，由不足建制的六個團擴充到五旅十個團，兵力近二萬人。為了發展興義系勢力，1917年8月，劉顯世指派劉顯潛在貴州興義創辦了隨營學校，由劉桂初出任校長。學校開設以戰術、步兵操練、射擊、野外實習、精神講話等課程，採用日本軍事教育方法。學員主要來自興義、興仁、普安、盤縣、安龍等盤江八屬，其中多是權勢人家的子弟。劉顯世從此為其舊興義系不斷補充軍事骨幹。
就在舊興義系企圖進一步鞏固其在貴州的統治並繼續向外擴張的時候，以王文華為首的軍事集團——新興義系正在迅速崛起。王文華，字電輪，又字果嚴，貴州興義人，1888年出生，是劉顯世的外甥。1911年10月，隨劉顯世以隊官身份率團練到貴陽，追隨劉顯世竊奪貴州辛亥革命果實，協助滇軍鎮壓貴州革命派而步入軍界。1914年7月，王文華趁唐繼堯回滇之機，重建貴州陸軍六個團，利用唐繼堯督黔時留下的一批雲南講武堂畢業生領兵，王文華則以貴州護軍使署副官長身份統率全軍六個團，並兼任黔軍第一團團長。護國戰爭時，王文華任護國軍第一軍右翼軍東路司令，在湘西與北洋軍作戰，使他進一步得志於軍界。1917年3月，王文華組建貴州陸軍第一師，自任師長。貴州陸軍第一師的建立，標誌著興義系“新派”的正式形成。“新派”又稱“少壯派”、“武派”或“王派”。王文華羅致其妹夫何應欽以及朱紹良、穀正倫、張春圃、李毓華、王純祖等一批日本士官生，先後委為團長。何應欽、王純祖、朱紹良、穀正倫等還擔任貴州陸軍講武學校校長、教育長及教官。此外，還有附己的盧燾、竇居仁、李雁賓、袁祖銘等人，在王文華周圍形成了一個以日本士官學生為主，保定系和雲南講武堂畢業生輔之的年輕軍人集團。王文華之兄王伯群，與在京的國會議員牟琳、符經甫“二參議”，在省內的李仲公、張步先“兩秀才”以及黔軍駐滬代表雙清等人，成了新興義系的智囊。1917年9月，王文華任黔軍總司令，進一步掌握了軍權。
新興義系的主要骨幹大多是辛亥革命前後從戎或從政的青年知識份子，比較年輕，容易接受新思想，他們主張適應世界潮流，刷新貴州政治。1918年11月，何應欽、穀正倫等在王文華的支持下，成立了少年貴州會，何應欽任主任理事，這是興義系軍閥集團中，以少壯派為領導，青年學生為主體的小資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團體。愛國、民主、創新一度是該會思想的主流。興義系“新派”同“舊派”在對待北洋軍閥和孫中山、對待滇系軍閥關係、財政等問題上，存在著極大的矛盾，展開了激烈的爭鬥，終於爆發了“民八事變”和“民九事變”。
三
1919年，新興義系與上海華僑振興實業公司簽訂了從重慶經貴陽至柳州修築鐵路的條約和借款條約，但未獲得貴州省議會的通過，於是新派與舊派的鬥爭因“渝柳鐵路借款安全”愈演愈烈。新派從揭露貴州財政廳貪污舞弊著手，向舊派發起進攻。同時，又發動數百名黔軍傷兵集體到財政廳索要欠餉和恤金。傷兵三五成群，手持棍棒闖入財政廳長張協陸住宅吵鬧。王文華等人還借《勤報》刊出廣告，揚言要刊登《貴州財政廳黑幕大觀》。何應欽、穀正倫等還組織暗殺團，專門對付反對借款諸人。11月，政務廳長陳廷策遇刺負傷。張協陸要求辭職未獲批准，於12月3日服毒自殺。當時留下遺書六封，勸督軍兼省長劉顯世與黔軍總司令王文華雙方息爭，以地方為重，並勸劉顯世引退辭職。接著，省議會議長張彭年逃往上海，其他人物也紛紛避走。這次事件實際是新派向舊派奪權的一次預演。因這事件發生在民國八年，故稱“民八事變”。
民八事變以後，興義系中的新舊兩派的矛盾更加尖銳，劉顯世、王文華兩舅甥的關係也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當時，王文華以黔軍總司令的身份率黔軍佔領四川重慶等地，滇軍趙又新、顧品珍等部佔據成都等地。1920年8月，熊克武聯合劉存厚以及川軍各部驅逐入川的滇黔軍，爆發了靖川之戰（又稱川滇黔之戰）。8月6日，川軍夾擊成都，經過兩個月的激戰，將滇軍逐出四川。10月上旬，川軍分三路直攻駐重慶黔軍，展開重慶合圍戰。10月15日，川軍劉伯承部率先破城，擊斃黔軍一旅長，黔軍總司令王文華攜帶勒索得來的鉅款，搭輪東下逃往上海。黔軍殘部由盧燾代總司令率領，逃往貴州。
王文華因黔軍在川戰中失利，知道別無出路，決定黔軍全部回黔，以“清君側”名義推翻劉顯世政權。10月初，王文華在重慶召集穀正倫、朱紹良、盧燾、胡瑛等高級將領佈置行動計畫。王文華為避“以甥逐舅”之嫌，不便直接參與這次奪權，而避往上海。任命盧燾代理黔軍總司令，胡瑛為總指揮，谷正倫為副總指揮兼參謀長，配合在貴陽的何應欽行動。10月下旬，穀正倫派警衛營營長孫劍鋒率黔軍警衛營到貴陽實施計畫。11月10日，何應欽坐鎮員警廳指揮，孫劍鋒和副營長林子賢具體執行。黔軍首先將劉顯世調進省城的遊擊軍三千多人繳械，並殺掉了郭重光，熊范輿、何麟書等人逃離貴陽。11月13日，劉顯世被迫通電，解除貴州督軍、省長職務，流亡雲南。谷正倫、盧燾於事變後到達貴陽。盧燾代理黔軍總司令發佈安民告示，何應欽操縱省議會推選任可澄任貴州省長。事變結束，統治貴州七年的興義系軍閥舊派集團瓦解，新派執掌貴州大權。因這一年是民國九年，故稱“民九事變”。
民九事變的幕後策劃者是新興義系軍閥集團的首領王文華，如果在民九事變後，王文華能夠及時回到貴州，收拾局面，則貴局也不至陷入混亂。但是，王文華在尚未返省時，已在上海被人暗殺。暗殺王文華的，是黔軍另一將領袁祖銘。袁祖銘，字鼎卿，貴州安龍人，1889年生。1909年畢業于貴州陸軍小學。1911年初任興義縣團防局附設將弁學堂教練。辛亥革命爆發後，隨劉顯世進省城，任右隊隊官。1913年後，歷任黔軍營長、團長，入川黔軍縱隊長、黔軍第二師師長兼第四混成旅旅長、黔軍前敵總指揮等。因與王文華爭權奪利而發生矛盾，民九事變後，投靠北洋軍閥吳佩孚，旨在奪取貴州軍政大權。因王文華是新興義系的首領，袁祖銘與原貴州參議會議長張彭年合謀，於1921年3月16日派人將王文華刺殺於上海。王文華曾於1917年赴上海拜謁孫中山，加入中華革命黨。民九事變後，又被孫中山委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1940年3月，國民黨政府追贈其為陸軍上將。
王文華被刺殺後，黔軍內部發生混亂，代總司令盧燾無力控制貴州，王文華所部五旅互相爭鬥，都想奪取貴州的統治權。袁祖銘見時機已到，於1921年4月，由北洋政府撥款二十萬購買槍械，在湖北武昌小街正式成立了定黔軍總指揮部，袁祖銘任總指揮，張彭年任總參議。袁祖銘將兩湖巡閱使王占元調撥給的北洋軍組成一個縱隊，準備開赴貴州，但因川滇黔和旅居外省黔人反對甚烈，川湘兩省不准假道，貴州又無內應，該軍到5月份被解散，袁祖銘只得再等待時機。
這時，在貴州，貴州督軍兼黔軍總司令盧燾響應孫中山號召，出兵廣西，參與討伐陸榮廷。盧燾，廣西思恩人，壯族，1882年生。1905年加入同盟會。1909年入雲南陸軍講武學堂。1911年參加雲南辛亥起義。1912年隨滇軍入黔。1914年起，歷任黔軍營長、團長、旅長、代總司令、總司令。1921年5月，為響應孫中山伐桂號召，減輕貴州糧餉開支，緩和黔軍內部五旅的磨擦，盧燾應穀正倫、胡瑛之請，派其率軍入桂。6月，黔軍分兩路入桂。7月，孫中山任命穀正倫為援桂第四路司令、胡瑛為第五路司令，分別向柳州、百色進發。第四路彭漢章、王天培兩梯團，會同滇、贛、粵各軍攻下柳州。第五路援桂軍進抵百色，因虐疾流行，大部染病，又遭土匪襲擊，損失慘重。12月，孫中山在桂林設大本營，召集各路援桂軍籌商北伐大講，穀正倫、王天培到會。1922年1月，穀正倫被孫中山任命為中央直轄黔軍總司令、彭漢章為第一獨立旅旅長、王天培為中央直轄黔軍第二混成旅旅長、黔軍隸屬于李烈鈞第一路軍，擬北伐時攻擊贛南、鄂東。後由於黔軍內部紛爭，穀正倫、王天培、彭漢章、胡瑛先後回黔。至此，黔軍援桂之役結束。
1922年初，新興義系內部火拼更趨激烈，黔軍參謀長何應欽也因內訌被逐出省。黔軍將領王華裔在湘西洪江電請袁祖銘到洪江指揮隊伍入黔。袁祖銘已在漢口重組定黔軍，自任總指揮，3月5日，袁祖銘趕到洪江。同一天，穀正倫所部參謀長劉其賢、旅長王天培、彭漢章等公開發出通電，歡迎袁祖銘回黔，定黔戰爭爆發。
定黔戰爭在貴州東南部、西南和西北部、東北部三個地區進行。東南部是定黔戰爭的主戰場。3月下旬，袁祖銘進駐鎮遠，發佈了《定黔軍誓師詞》、〈〈定黔軍討逆檄文〉〉等文告，隨後會同西北兩路攻貴陽。穀正倫因實力所限，退往遵義，盧燾通電退職，避往安順，職務由張春圃代理。張春圃與孫勤梁、竇居仁等聯合抵禦定黔軍，但因戰略上失誤，使王天培、彭漢章於4月10日乘虛佔領貴陽。張春圃、盧燾、穀正倫在遵義組織行署抵抗，但無從可救，敗逃四川。袁祖銘於4月19日進駐貴陽，取得定黔戰爭的基本勝利。其後，在西南、西北、東北各戰場，定黔軍也取得勝利，定黔戰爭於6月全部結束。
定黔戰爭的結果，是袁祖銘掌握了貴州的軍政大權，新興義系瓦解。新興義系的幾個重要人物，如穀正倫、何應欽、朱紹良等，都先後投靠廣州國民政府，後來都成為國民黨的高級將領。
四
袁祖銘發動定黔戰爭，掌握了貴州的軍政大權，1922年8月，袁祖銘就任貴州省長。但是，貴州的局面並沒有因此而平靜，因為滇系軍閥這時又在凱覦貴州省。
雲南督軍唐繼堯，於1920年6月宣佈廢除督軍稱號，以靖國聯軍總司令名義行使職權，出兵四川。8月，滇軍在靖川之戰中被遂，滇軍將領顧品珍班師回滇驅唐，唐繼堯被迫於1921年2月通電辭職，出走香港。1922年3月，唐繼堯返回昆明，重新控制雲南軍政大權，擴編所部滇軍為“建國軍”，自任七省建國聯軍總司令。此外，唐繼堯還組織滇、黔聯軍，自任總司令，以流亡雲南的劉顯世為副總司令，決定重新控制貴州。1923年3月，唐繼堯以其弟唐繼虞為東南宣撫使兼滇、黔聯軍前敵總指揮，率軍進入貴州。3月12日，貴州省長袁祖銘不敵滇軍，退入四川，宣佈參加“武力統一”四川之戰。唐繼堯、劉顯世聯名委任唐繼虞為貴州軍事善後督辦，劉顯世恢復省長名銜。唐繼虞將貴州分為五區、十餘分區，設置衛戍司令，進行嚴密控制，貴州再次淪入滇系軍閥的控制。
滇系軍閥雖然控制了貴州，但其兵力也受到牽制，難以向外擴張。1924年，唐繼堯決定乘第二次直奉戰爭、吳佩孚下臺之機，擺脫困境，問鼎中原，向外擴張。為解除後顧之憂，唐繼堯與時任川黔邊防督辦的袁祖銘實行妥協。滇軍方面派出與袁、唐雙方均有故舊或親戚關係的毛鴻翔、何麟書、盧燾為代表，于1924年10月開始進行和平交接貴州的談判。同年12月間，雙方達成和解協定，主要內容為駐黔滇軍全部由黔入湘、桂，由袁祖銘派彭漢章回黔主政。12月25日，袁祖銘公開通電表示尊戴唐繼堯和派彭漢章回黔自治。1925年1月5日，唐繼堯通電黔境滇軍全部開拔，黔政概歸黔人自理。1月23日，彭漢章率黔軍進抵貴陽，接收軍民兩政。劉顯世恢復貴州省長名義一年多，這時也隨之下臺，歸家隱居。1927年10月病逝。其兄劉顯潛，在民九事變後赴雲南投靠唐繼堯。1922年任滇黔邊防督辦。1923年任滇黔聯軍前敵總指揮。重返貴州後曾代理貴州省省長。滇軍離黔時，任唐繼堯第一路軍第七軍總司令，入桂進攻柳州，失敗後回黔，後所部被彭漢章繳械，歸家隱居，1938年病逝。
1925年1月，彭漢章率黔軍進抵貴陽，主持黔政。2月，彭漢章出任貴州全省清鄉總司令、貴州省省長。彭漢章並非貴州人，而是四川潼川人。1890年出生。1902年在雲南入伍當兵，後進雲南講武堂學習。1912年初隨唐繼堯入黔。唐繼堯返滇後，彭漢章留黔隸屬袁祖銘所部，歷任連長、營長、團長。1922年6月，支持袁祖銘定黔有功，升任黔軍第一混成旅旅長。1923年3月，隨袁祖銘離黔，參加川戰，被北洋政府任命為黔軍第一師師長，後改任第二師師長。1924年1月，被授予將軍府志威將軍。由於彭漢章出身於滇系，又在黔軍中長期任職，所以他接收黔政，對唐繼堯和袁祖銘來說，均認為合適。
袁祖銘指派彭漢章率部分黔軍回黔主政，而他自己仍率黔軍主力參與川戰，與川軍劉湘部組成川黔聯軍，合駐重慶。1925年12月，川黔聯軍在自流井召開善後會議。為爭奪四川兵工廠、防區等，劉湘與袁祖銘交惡。當時，劉湘有潘文華、鮮英、李雅材、蘭文彬等師、旅，袁祖銘有二師及一警衛旅。1926年1月24日，袁祖銘返抵重慶，立即下令增調黔軍四個團入城，在浮圖關、兩路口、磁器口等要地配置重兵，一時全市人心惶惶。而這時，劉湘正滯留成都，處理善後會議未完事情。重慶各界深恐戰禍再起，乃分推代表，向川黔呼籲和平。袁祖銘佯裝接受民意，邀劉湘部駐重慶將領潘文華、王陵基、蘭文彬等會商，達成協定，城內除留少數軍警和警衛部隊外，所有川黔軍各部均於1月30日移駐城外。1月29日，劉湘部隊正移防時，袁祖銘突然策動鮮英、何金鼇部嘩變附己，鮮英僅率殘部一營突圍與蘭文彬會合。1月30日，袁祖銘又派兵攻擊劉湘部守城衛隊，佔據劉湘的川康邊務督辦公署，接收川軍各駐重慶的機關，收繳川軍守衛隊槍械，追擊已撤退至白市驛等地的蘭文彬、鮮英師，將劉湘勢力全部遂出重慶。劉湘各部且戰且退，分別退至壁山、墊江一帶。這事，史稱江巴事變（又稱渝變）。江巴事變成了其後驅袁之戰的導火線。
劉湘勢力被遂出重慶之後，劉湘與袁祖銘公開決裂。劉湘自度勢單力薄，決定聯合在“統一”之戰中兵敗奔赴漢口投靠吳佩孚的川軍將領楊森，共同驅袁。楊森也想趁此機會東山再起，於1926年3月1日返回川東萬縣，召舊屬六部來歸，漸達八萬餘眾。4月20日，劉湘部師長蘭文彬發出討袁通電，劉湘、楊森、賴心輝部師、旅長聯名通電回應，驅袁之戰爆發。5月5日，川軍兵上川東、下川東兩路，由劉湘、楊森分別統領，夾擊重慶，川軍另一將領劉文輝亦在川南發起進攻。5月18日，劉、楊聯軍兵臨重慶。面對川軍聯合進攻，袁祖銘自度無法抵抗，於5月19日、20日將黔軍全部退出重慶，移駐南岸。5月21日，川軍佔領重慶。5月24日，袁祖銘向川軍請求，准許黔軍於5月25日全部從南岸退出，取道回黔，希望川軍五日內不加攻擊。川軍允許。5月28日，黔軍全部退出南岸。6月上旬，黔軍全部離川返黔。
當袁祖銘被逐離川返黔時，貴州的軍政大權已被以周西成為首的桐梓系所控制。袁祖銘已無立足之地。周西成，貴州桐梓人，1893年出生。早年加入清軍。辛亥革命後，隨貴州軍政府都督楊藎誠之北伐黔軍援鄂。1913年入貴州講武堂學習。畢業後分入黔軍，歷任哨官、連長、營長等。1922年1月，周西成乘黔軍第一混成旅旅長竇居仁離職赴滬之機，逼走參謀長徐朝光，自稱旅長。同年6月，率部入川，任四川討賊第三混成旅旅長，並加入國民黨。1923年11月，周西成被孫中山委任為四川討賊軍第三師師長。1925年2月，周西成被北京政府委任為貴州軍務會辦兼第二十五軍軍長。1926年6月，周西成出任貴州軍務督辦兼省長，原省長彭漢章下臺。周西成是黔系軍閥桐梓系首領，周西成主黔，標誌著興義系的最後結束。
袁祖銘回黔後，已無力與周西成爭鬥。當時，廣州國民政府舉行北伐，袁祖銘亦乘機宣佈加入國民革命軍，參加北伐，被任為左翼軍總指揮。但袁祖銘當時仍擁有兩個軍四個師，號稱十萬之眾，一方面表示願意靠近革命政府，支持北伐，另一方面又與吳佩孚暗中勾結，企圖佔據湘西，進襲長沙。國民革命軍第八軍軍長兼前敵總指揮唐生智令其部進攻宜昌、沙市，但袁祖銘藉故不行。後查獲吳佩孚委任袁祖銘為靖國軍總司令並允許他組編十個師的秘密檔。國民政府令唐生智先剿滅袁祖銘，再圖北伐。1927年1月，唐生智命令教導師師長周斕，趁農曆年關請吃年飯之機，設宴誘殺了袁祖銘。其部屬經過兩晝夜激戰，亦被唐生智消滅。
袁祖銘部將彭漢章，原被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第九軍軍長，參加北伐。1927年8月12日，亦在漢口被唐生智槍決。另一部將王天培（貴州天柱人），原被任命國國民革命軍第十軍軍長。“四•一二”政變後，任南京政府軍委會委員、東征中路江左軍第二縱隊指揮、第三路軍前敵總指揮。1927年8月在徐州戰役後被蔣介石召回南京囚禁，9月2日，被蔣介石秘密處死於杭州。
五
周西成是桐梓系軍閥的首領。桐梓系的形成要追溯到1920年。當時，貴州桐梓縣人周西成任黔軍第一旅第十團第二營營長時，就將同鄉毛光翔、劉楷森、江國璠 、王家烈等人升為連長，為桐梓系集團形成打下了基礎。隨後，他們利用西南軍閥之間的矛盾，活躍在貴州、四川等地，抓住同鄉和親戚關係，逐漸發展。1923年，周西成組織“靖黔軍”，又糾集了猶國材、侯之擔、蔣在珍、車鳴翼等一批骨幹分子，在四川涪陵召集軍官會議，公開確定了“群（毛光翔號群麟）、紹（王家烈號紹武）、佩（江國璠 號佩璵 ）、用（猶國材號用儂）”的繼承序位，標著桐梓系集團正式形成。幾年時間，周西成由營長升任團長、旅長、師長、軍長，1926年6月1日，周西成擔任了貴州省省長，掌握了貴州的軍政大權。
桐梓系集團高級文武官員，非桐梓人不用，時人有“無官不桐梓”之說。周西成對內加強統治，擴充軍力，他將貴州陸軍講武學校改為貴州陸軍崇武學校，劉其賢任校長，彭鴻業任教育長，嚴余春、鐘山瑛等任教官，陳仲英、黃集成等任大隊長，大量培養各類軍事人材。對外，周西成聯合兩廣，對抗蔣介石。蔣介石對周西成這股割據勢力懷恨在心，欲除之而後快。蔣介石屢次挑起貴州內部和滇黔兩省的戰爭，但未能達到倒周西成的目的。1928年秋，蔣介石終於找到機會，指使第四十三軍軍長李燊 回黔倒周。
李燊 ，號曉炎，貴州貞豐人，1889年出生。早年入貴州陸軍小學，畢業後投黔軍袁祖銘部，歷任排長、連長、營長、團長、師長。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後，被委任為國民革命軍第七軍軍長。後所部被改編為第十六軍，後又改為第四十三軍，李燊 仍任軍長。袁祖銘、彭漢章、王天培相繼被唐生智、蔣介石殺害後，省外黔軍只有李燊 一個軍。李燊 率部長期在外征戰，深感孤軍在外的危險。周西在對李燊 部不僅不容，而且為了削弱李燊 的實力，派人收買其部屬，這就促使周李矛盾更加尖銳。當時李燊 的部隊駐守宜昌，旅漢黔人主張周李合作，共赴時難，進行了多方調解。周李雙方遂派代表協商，于1928年初達成了《周李協定》。該協定規定第二十五軍和第四十三軍在兵員、軍費、武器、情報等方面互相支持。根據協定，兩軍在宜昌組織了聯合辦事處。但是，此協定不過是周西成的緩兵之計，不久，即被周西成撕毀。在蔣介石的策動和支持下李燊 決定率這回黔倒周。
1928年10月，周李之戰（也稱黔東之戰）爆發。周李兩軍開始在四川酉陽、秀山及黔東之松桃、銅仁帶激戰，李軍戰敗，又在貴定石門檻遭到周軍伏擊，李燊 負傷，遂向西退入雲南，求援于雲南軍閥龍雲。1929年4月，李 燊 在龍雲的支持下，陳兵黔邊，伺機反攻。周西成分三路迎擊，自領一路從安順出發，親赴前線指揮。李燊 亦分兩路向盤縣進攻，相繼進戰盤縣、普安、花江等地。周西成率部進駐鎮寧，見情勢危急，親赴雞公背督戰，不料被李部包圍抄襲，在激戰中周西成中彈負傷，落水身亡。5月28日，李燊 率部到達貴陽，組成貴州省臨時政務委員會。不久，蔣介石明令李燊 為貴州省主席子。6月中旬，周西成舊部之毛光翔、王家烈、猶國材、廖懷中，聯合向李燊 發起反攻，逼使李燊 隨滇軍退出貴陽，西走雲南。李燊 將殘部交與龍雲，隻身去香港，不久在香港病死。
李燊 退出貴陽，桐梓系重新控制貴州大局，蔣介石不得不任命第二十五軍副軍長毛光翔為貴州省主席兼第二十五軍軍長，第二師師長王家烈升為副軍長。毛光翔是周西成的表弟，又是王家烈的妹夫，被定為桐梓系第一繼承人，毛光翔主持黔政，王家烈也無可奈何。但毛、王原來就有矛盾，此時矛盾則更為加深。毛光翔雖然不久又被蔣介石委任為第十八路軍總指揮，但他對蔣介石的態度，始終若即若離；對王家烈，毛光翔更是擔心他勢力得到發展，危及自己的統治地位，多次設計想奪取王家烈的兵權。蔣介石極力拉攏和支持王家烈，使他逐步佔據了黔東南和黔東北。另外，蔣介石又資助王家烈各類新式武器，擴充部隊，使王家烈在三年多的時間裏，新增加了幾個團。對蔣介石的“關懷”，王家烈也投桃報李，幾度奉蔣介石之命出兵湘西，“圍剿”紅軍。因他“剿共很有成績”，受到蔣介石的賞識。當王家烈認為自己的羽翼豐滿時，便公開與毛光翔決裂，決心奪取貴州政權。
1932年2月，王家烈在蔣介石的慫恿下，在洪江率領四團人馬，直趨貴陽，對貴陽形成包圍之勢，脅迫毛光翔交印讓權。當時，毛部不少師、旅長主張對王開戰，但受到毛光翔之母力阻。毛光翔權衡利害，也只得遵從母命，交貴州軍政大權交給了王家烈，自己專任第十八路軍總指揮，退往遵義。
王家烈脅迫毛光翔交印讓權後，國民政府立即任命王家烈為第二十五軍軍長兼貴州省主席。王家烈生於1893年，1914年8月起入黔軍當兵，後入桐梓同鄉周西成部，連年征戰，由排長逐級提升至第二十五軍軍長兼貴州省主席。大權在握之後，他不禁飄飄然，唯我獨尊，終日沉溺酒色，盡情享樂，昏庸度日，不理政事。其妻萬淑芬，貴州銅仁縣人，是個頗有野心的女流，趁此機會即肆無忌憚地干預政事。萬淑芬自幼飽讀詩書，雖是女流之輩，卻喜讀兵書，能屢屢給王家烈出謀劃策。許多以王家烈名義發表的文告文章，其實是出自萬氏之手。每當王家烈行軍打仗，萬淑芬又總是乘轎隨行，在軍中作參謀。這時，她把頭髮高束，戴上帽子，穿一身西裝，並穿著寬大而塞了棉絮的皮鞋，掩飾著一雙小腳，外人還不知她是女流。萬淑芬還有著“外交夫人”的美譽，她代表王家烈，到各地活動。她到廣西訪問李宗仁、白崇禧，協商貴州煙土輸入出境“通關稅”。她到廣東會見陳濟棠，代表王家烈訂立黔、桂、粵“三省互助條約”，暗中反蔣。她又到南京訪問蔣介石，爭取補助；到香港訪問胡漢民，分擔在西南政務委員會承擔的任務。蔣介石提倡“新生活運動”，她又在《貴州日報》增設副刊，親自撰稿提倡禮義廉恥。她還插手軍隊，很快掌握了八個團的兵力。在人事方面，她援引自己的兄弟子侄出任要職，其叔父萬稚新任省府秘書長，其兄萬載之任第二十五軍軍部經理處長兼省總金庫主任，萬式俊任縣長，萬式炯任團長，萬式楷任營長，萬式師、萬式德任排長，旅長蔣德銘、軍械處長黃集成都是侗仁人。這樣，就在王家烈的政權中形成了一個以萬淑芬為中心的銅仁人掌權集團。時稱這個集團為“銅仁派”。銅仁派從桐梓系骨幹分子手中奪去了相當部分權力，致使桐梓系骨幹深為不滿，兩派之間互相爭權奪利，鬥爭十分激烈。而王家烈對此不聞不問，致使貪官污吏比比皆是，兵匪橫行，稅收多如牛毛，軍隊成了手握步槍和鴉片煙槍的“雙槍兵”，人民陷入深重災難之中，怨聲載道。當時，有人作了一副對聯譏諷王家烈的統治：王綱墜地，萬惡滔天。對聯中的“王”指王家烈，“萬”指萬淑芬。
不久，“金克木”的輿論開始流傳。“金”代銅，指銅仁派；“木”代桐，指桐梓系，“金克木”顯然暗示銅仁派將取代桐梓系，使桐梓系分子更為不滿和恐懼。1932年8月9日，桐梓系將領江國璠 策動政變。政變雖然未遂，但一場更大的戰爭——王猶之戰在兩個月後即爆發了。
六
毛光翔被迫讓出貴州軍政大權給王家烈後，退避遵義，既受冷遇，又受限制，加上以萬淑芬為首的銅仁派不斷搶權奪勢，使他及其桐梓系將領十分惱怒。這時，黔西的猶國材和黔北的蔣在珍正在策劃倒王，於是，毛光翔、猶國材、蔣在珍聚集遵義密謀，擬邀請王家烈前往桐梓參加周西成祠堂落成典禮，借機達到目的。但王家烈恐生意外，托詞未往。毛、猶、蔣遂以王家烈“背叛長官，破壞團體，為害人民”以及“搞垮桐梓系”，“建立二十五軍新系統”等罪名，通電討王。蔣在珍首先在遵義宣佈獨立，隨即派兵封鎖烏江和鴨池河。王家烈也以“破壞行政系統，截留賦稅，封鎖烏江，以下犯上”為由，派簡文波、猶禹九兩個旅對蔣在珍進行戡亂，並急令駐湘西洪江的參謀長何知重率部回援。蔣在珍戰敗，退守遵義老城。毛光翔電促猶國材出兵支援。猶國材原先與王家烈的關係還不錯，但此時見蔣在珍已成了甕中之鼈，深恐一旦蔣在珍被殲之後，自身也難積極，故在“奉毛總指揮轉中央電令，為了解除人民痛苦，迅速平定貴州內亂，以安地方”的招牌下，於1932年11月5日，由安順起兵進攻貴陽，王猶戰爭正式爆發。
猶國材部以強行軍及汽車短途接運，快速進至距貴陽三十多裏的狗場附近。王家烈沒有想到猶國材會反對自己，直到前兩天，還接濟猶國材部三萬元，因此，對猶國材毫無戒備。雙方經過激戰，王家烈無力對抗，即率殘部取道平越、八寨、三合退至榕江。11月24日，猶軍進佔貴陽。12月5日，毛光翔亦從遵義返回貴陽。
1933年1月1日，蔣介石電令猶國材接任第二十五軍軍長，為此，毛光翔、猶國材、車鳴翼等在貴陽大肆慶賀，並議決組織聯軍全力進攻榕江，徹底殲滅王家烈勢力或迫其就編。接著，猶國材、蔣在珍、車鳴翼聯軍分兵兩路進逼榕江。王家烈亦在榕江整頓部隊，與何知重的部隊合兵反攻。聯軍在八寨大小登高首戰失利，被迫回救貴陽。在龍裏觀音山一仗，聯軍又遭敗績。王家烈隨即全力圍攻貴陽。1月17日，王家烈攻破貴陽東門，毛光翔、猶國材等向北敗走，王家烈進佔貴陽，重新恢復其統治，並派兵分頭追擊聯軍殘部，雙方又混戰了一年。1934年1月，王家烈收復銅仁。
王家烈由於連年作戰，部隊亟需休整，同時，又恐怕猶國材等狗急跳牆，勾結鄰省軍閥入黔；而猶國材等也多次戰敗，已無力與王家烈對抗，遂提出劃地罷戰。王家烈接受猶國材等要求，至此，歷時兩年多的王猶之戰結束。
王猶之戰後，毛光翔便隱退赤水，1947年11月在赤水病逝。不過，原屬毛光翔的幾個師長仍各霸一方，各自為政：猶國材割據盤江八屬；侯之擔割據赤水、仁懷、習水、綏陽等縣；蔣在珍割據正安沿河各縣。他們對王家烈口頭上表示擁護，但王家烈並不能直接調動他們的部隊，王家烈的防區僅轄黔南十幾個縣和黔東幾個縣，只掌握何知重、柏輝章兩個師計十五個團的兵力。
1934年10月以後，中央紅軍長征進入貴州境地，蔣介石電令王家烈率部堵截。王家烈自知力量單薄，難以與紅軍抗衡。同時，他也很清楚，因曾與陳濟常、李宗仁訂立三省互助聯盟，暗中反蔣的密約被蔣介石所獲，擔心蔣介石乘追擊紅軍之機派兵入黔，奪取貴州，吃掉自己。因此，他採取對策，以求自保。一面執行蔣介石的命令，儘量堵截紅軍，迫其早日離境；一面暗中與李宗仁、陳濟棠聯繫，求其援助。而蔣介石，早由餘漢謀告密得知王家烈與兩廣訂立密約，蔣介石已視王家烈為眼中釘，這次趁追擊紅軍之機派出薛嶽率八個師尾隨進入貴州，伺機除去王家烈，奪取貴州，控制西南各省。
11月上旬，王家烈在貴陽召開軍事會議，商議對策，決定侯之擔部四個團防守烏江以北，猶國材部兩個團防守烏江以南，王家烈指揮所部十五個團擔任東路的防禦。12月中旬，中央紅軍取道湘西進入貴州，薛嶽率八個師尾隨。王家烈覺察到紅軍的進軍意圖似不是奪取貴州，而是由余慶向北，企圖渡過烏江。為了自保，王家烈急忙與猶國材率軍部轉回貴陽，取觀望態度。
1935年1月初，紅軍分路渡過烏江，進逼遵義。侯之擔部很快被紅軍打垮，遵義被紅軍佔領。1月中旬，薛岳部進駐貴陽，接管了貴陽城防。中央軍反客為主，連王家烈進出城垣也經盤查。不僅如此，蔣介石還派何成浚到貴陽，迫王家烈在省主席和軍長兩職中選擇一職。王家烈迫於無奈，只好表示願意讓出省主席而專任軍長。蔣介石立即下令免除王家烈的貴州省主席職務，派其親信吳忠信接任，同時，任命王家烈為第二路軍追剿總指揮，繼續讓王家烈為他追剿紅軍賣力。王家烈在貴陽又難以立足，只好派出何知重、柏輝章兩師收復遵義作為安身之所。紅軍為了調動敵人，主動撤離遵義，何、柏兩師得以進駐遵義。
2月下旬，蔣介石電令王家烈率部往黔北堵截回師東下的紅軍，王家烈只好離開貴陽到了遵義。紅軍回師渡赤水，再入貴州，並於2月27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又攻佔遵義。王家烈率部逃往南郊，遇到增援的薛岳部吳奇偉師。28日上午，王家烈、吳奇偉兩部反攻遵義，結果被紅軍擊潰。王家烈率殘部逃至黔西，遇到滇軍將領孫渡率部至此，王家烈心灰意冷，請孫渡轉達給龍雲，求龍雲暫劃出雲南幾個縣作為他安身之所。
當王安烈敗逃黔西時，蔣介石命薛岳部以武力完全控制了貴陽，並改編了侯之擔師。接著，蔣介石以督師為名飛到了貴陽，決定徹底解決王家烈。當時，陳誠主張殺掉王家烈，但蔣介石考慮到王家烈的第二十五軍尚有二萬之眾，殺了王家烈，恐會使其部屬不服，所以決定採取逼其下臺的辦法。第一步先以軍餉卡他，使他的第二十五軍無餉可發；第二步就是煽動第二十五軍官兵鬧餉，反對王家烈，並用重金收買了何知重、柏輝章兩師長（何知重是王家烈的姨母兄弟）背叛王家烈。在內外逼迫下，王家烈自知無法維持，囑咐秘書連發四次辭職電給蔣介石。蔣介石即召他到貴陽，假作拘留，然後給他一個軍事參議院中將參議的空銜，讓他離開貴州。1935年5月3日，王家烈帶著愛妾梁氏飛往漢口，所部被蔣介石改編。至此，桐梓系在貴州的十幾年統治宣告結束，同時，黔系軍閥的歷史亦最後終結。
黔軍作為一支獨立的軍閥勢力，到此雖已終結，但黔軍的餘脈仍存在一段時期，尤其在抗日戰爭期間，黔籍子弟兵在各個戰場上，在隨時會被其他軍事集團併吞的情況下，仍英勇抗戰，為國家民族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在此仍要書寫一筆。
第25軍第2師，1935年5月在貴州威寧接受中央政府改編為第102師。改編後的建制為兩旅四團，共9000餘人，首任師長柏輝章。柏輝章，號健儒，貴州遵義人，貴州講武堂第二期畢業。後跟隨周西成累升至旅長，王家烈主政貴州時任25軍第2師師長，是逼王家烈下臺的高級將領之一。第2師改編為102師後，柏輝章被國民政府委任為第102師中將師長，在當時的幾個中將級師長裏，可算是資歷較深的一個。後曾任該師師長的還有貴州六枝人的陳偉光。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該師調往淞滬，參加了淞滬會戰，將士英勇抗擊日寇，部隊傷亡慘重。1938年5月，102師又參加了徐州會戰。戰況同樣慘烈，師長柏輝章之胞弟、師部兵站站長柏憲章因運送彈藥赴前線時在開封陣亡；304團在葦樓鐵路附近與敵發生激戰，團長陳蘊瑜陣亡。後國民政府予以表彰，柏憲章追贈上校；陳蘊瑜追贈少將。陳團長陣亡後蔣介石送挽詞“忠烈可風”、挽聯“裹革痛無屍，一夕葦樓埋碧血；報功原有典，千秋青史表丹心”。李宗仁題詞“不以履險而卻，不以臨危而避，殺身成仁，捨身取義，壯烈犧牲，足以泣鬼神動天地”。馮玉祥題詞“成功成仁”。何應欽題詞“毅魄英姿”。此後，102師又參加了南昌保衛戰、長沙會戰等。抗戰結束前，該師歸入粵軍薛嶽部，真正結束了其身為黔軍的歷史。柏輝章被任為贛南師管區司令、江西軍管區當參議、第88軍副軍長等職，未幾辭職閒居於上海。1946年通過何應欽的關係被授予國防部中將部員的虛職。1950年1月在第2綏靖區副司令官任內率部起義。1952年因鎮反喪命。
第25軍第1師，1935年5月奉令改編為第103師，首任師長何知重。何知重，字良權，貴州桐梓人，貴州講武堂第二期畢業。軍校畢業後服務於黔軍，毛光祥主政貴州時任25軍軍部副官長。王家烈主政後升任25軍第1師師長。是逼王下臺的高級將領之一。王家烈下臺後何知重改投何應欽，所部被改編為103師後出任該師的首任師長。
1937年8月，103師參加了淞滬抗戰。部隊亦傷亡慘重，第613團團長羅熠斌陣亡。羅熠斌是貴州台江人，在何知重部下征戰多年，為何之親信。在突圍至江陰縣城以西約十華里的一個公路橋時，遭到日軍一個中隊的襲擊，羅熠斌在率部反擊時不幸陣亡。羅是103師在抗戰期間陣亡的最高級軍官。12月，103師又參加了南京保衛戰、黃梅保衛戰、長沙會戰等；後又編入中國遠征軍序列，入緬作戰。
1938年7月，何知重調任86軍軍長，103師師長改由何紹周接任。何紹周，貴州興義人。黃埔軍校第一期、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十五期炮兵科畢業。是何應欽的侄子，參加過淞滬會戰。對於這次調職，不難看出，何應欽正逐漸將103師改編為他的嫡系部隊，103師從此脫離老黔軍的系統。 第86軍軍長何知重在軍部被裁撤後調任軍委會中將高參。何知重在脫離王家烈投靠何應欽後，希望在鞏固地位後進一步發展，而何應欽也確實將兩個黔軍改編的師合編為一個軍，委任何知重為軍長，這著實讓何知重高興了一陣子，但是這個軍長的位子未及一年就丟了。而且中央也乘此時將何的實權削去，虛委一個軍委會高參的職務給何。因此何知重憤而辭職，回家“養老”去了。建國後何知重被捕入獄，釋放後被聘為貴州政協資料室的顧問，攥寫過“圍剿”紅軍的回憶。1976年病逝于貴陽。
黔軍中原猶國材部被改編為121師，師長先後是吳劍平、牟廷芳、戴之奇和朱敬民。 吳劍平，貴州綏陽人，號吳謨。畢業于貴州講武堂。牟廷芳，貴州綏陽人。畢業於黃埔軍校第一期，後又留學日本步兵學校。戴之奇，貴州興義人，又名子奇。黃埔軍校潮州分校第二期步兵科畢業。朱敬民，貴州平壩人，黃埔軍校第六期步兵科畢業。121師參加了淞滬會戰、武漢會戰、隨棗會戰等大戰役，也湧現了不少抗戰英雄，如361團團長霍世才等。霍世才，貴州貞豐人，號敏文，抗日戰爭爆發後在121師任連長，因功累升至363團副團長，1941年升任為361團團長。不幸在湖南武崗地區遭日機掃射身負重傷，於5月16日傷重而亡。霍世才是121師在抗戰中陣亡的最高級軍官，死後被追贈為陸軍少將。同時《中央日報》、《新華日報》刊登了霍世才的英勇事蹟。
原25軍第3師，改編為新編第8師，師長先後為蔣在珍、陳牧農、馬叔明、胡棟成。蔣在珍，貴州桐梓人，號丕緒。貴州講武堂畢業。軍校畢業後從事於軍事教育。1926年後擔任團長、旅長。1932年王家烈任命蔣為25軍第3師師長。1939年1939年12月師長蔣在珍調升93軍副軍長，軍長劉戡以其親近的補訓處長陳牧農接任新8師師長。 蔣在珍是第一個被奪取實際軍權的老黔軍將領，這支黔軍也落入劉勘手中。新8師在抗日戰爭中參加了陝晉戰役、晉南戰役、長治戰役等。1939年， 22團團長彭鎮璞在晉南戰役中犧牲，被追贈陸軍少將。
原25軍教導師，改編為第140師。原師長為25軍副軍長侯之擔兼任，但很快被劉湘以“勦共不力”為由撤職，但蔣介石將該師撥歸薛岳，因而薛岳親信沈久成任師長。後何應欽趁沈久成調任、安插其姻親、王文華之弟王文彥繼任。此後的師長為宋思一、李棠、毛定松。140師參加了徐州會戰、武漢會戰等,也為抗戰作出了很大的犧牲。
此外，黔軍還改編為82師和85師。82師師長先後為羅啟疆、歐百川、吳劍平、王伯勳；85師師長先後為謝彬、陳鐵、陳弦秋、谷嘉、張際鵬、王連慶、王景淵、譚本良等，兩師都參與了抗日戰爭，在其後的軍事活動中或分化或被併吞。
在此，還須提及王家烈以後的去向和歸宿。1935年11月，蔣介石讓王家烈免試入南京陸軍大學高級班學習。抗日戰爭期間，王家烈曾任第二十軍團副軍團長（未及兩月）、軍事委員會高級參謀、軍政部參事。1946年5月，王家烈退役回遵義閒居，結束了他的軍事生涯。1949年7月，貴州省主席谷正倫委任他以綏靖公署副主任，但王家烈尚未上任，貴陽即告解放。新中國成立後，王家烈歷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委員省人委委員，省政協副主席等職。1966年8月11日，王家烈在貴陽病逝。
（注：當我寫完了此章後，我以為黔系軍閥的歷史也該結束了。2003年3月的某一天，我收到上海青年學者、民國戰爭史研究家胡博先生的電郵，胡先生除客氣地讚揚了我的這部書稿、並詢問能否在他們的網站中連接外，也中肯地提到了一些不足之處，就如“黔系”一章，黔軍的餘脈，尤其第二十五軍在抗日戰爭中的表現以及最後的分化，還有許多內容是應該作出交代的，而我只寫到1935年5月蔣介石改編黔軍即結束，顯然是有缺陷的。胡先生同時還郵來了大作《抗戰時期的黔軍作戰小史》供我參考。老實說，我感到既高興又驚訝。高興的是，研究歷史尤其研究民國史的，尚有繼承人；驚訝的是，胡先生年紀輕輕，即對民國軍事史戰爭史有如此深入的研究，能寫出如此洋洋灑灑、史料翔實的文章，實屬難能可貴！我參考了該文，並補寫了幾段；該文我亦略作整理，連接于後，讀者可從中更全面地瞭解到黔軍的最終結局。在此，感謝胡博先生提供的文章。）
琰容 2012-10-22 10:54
12章 滇系軍閥(唐繼堯)
在上一章，我們談到黔系軍閥具有依附性和掠奪性。黔系軍閥所依附的，主要是鄰省的滇系軍閥。在西南各軍閥派系中，滇系算得上是一股重要的勢力。要談滇系軍閥，不妨先從雲南陸軍講武堂談及新軍第十九鎮談起。
1907年8月，雲南創辦了一所新式的軍事學校，就是雲南陸軍講武堂。但是，到了1908年3月，講武堂又告停辦。1909年，當時的雲南總督錫良重辦，延聘李根源、李烈鈞、方聲濤、趙康時、沈汪度、唐繼堯、張開儒、庚恩暘 等一批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擔任教官，李根源任講武堂總辦。李根源，字印泉，又字雪生，雲南騰越人，1879年出生。1904年，李根源入日本振武學校，1905年加入同盟會，1906年升入士官學校，1909年畢業回鎮，即被聘任此職。雲南講武堂的規模較大，開設甲、乙、丙三個班。甲班學員第一期為一百二十人，來源於陸軍第十九鎮的管帶、督隊官、隊管、排長等。乙班學員第一期為一百人，來源於巡防營的管帶、幫帶、哨官、哨長等三十歲以下，文理通順者。丙班學員第一期為二百人，來源於貢生、稟生、中學學生，年齡在十六至二十二歲之間，學成後用來補充下級軍官。以後，又從丙班學員中挑選成績優秀者一百名，特授學術，為特別班。由於講武堂總辦李根源以及其他教職員工多為同盟會員和激進分子，雲南講武堂實際上成了培養民主革命戰士的新式軍事學校。辛亥革命前夕，講武堂甲、乙、丙三班畢業，特別班也提前畢業一百人，分配到新軍第十九鎮各營擔任下級軍官或見習軍官，成為辛亥雲南起義的基本骨幹力量。
雲南新軍從1902年開始編練，到1909年暫編成陸軍第十九鎮，共有步、馬、炮等二十一營。第十九鎮統制為鐘麟同，總參議為靳雲鵬，兵備處總辦為王振畿，都是清廷的鷹犬。但是，第十九鎮卻也聚集一大批革命黨人，充當各級軍官。如鎮參謀官殷承瓛 、統帶羅佩金、管帶李鴻祥、唐繼堯、劉存厚、雷飆、謝汝翼、韓鳳樓、李鳳樓等。他們都是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同盟會員。1911年2月，蔡鍔由廣西被調入雲南擔任第十九鎮第三十七協統領。
蔡鍔，字松坡，湖南邵陽人，1882年出生。蔡鍔是梁啟超的學生，戊戌政變後，追隨梁啟超到日本，1903年在士官學校第三期畢業。1904年回國後，先後在江西、湖南、廣西等省任軍職，做過廣西新軍混成協統領。蔡鍔在政治上雖然追隨梁啟超，但他是一位真誠的愛國者，具有強烈的民主主義理想。到雲南後，蔡鍔同李根源等革命黨人相處很融洽，同情他們的革命主張。
1911年武昌起義的消息傳到雲南，革命党人十分振奮，決心起義回應。蔡鍔等人頻頻在唐繼堯或劉存厚家裏舉行密談，商量起義計畫。大家公推蔡鍔任總指揮，決定舊曆九月初九重陽節（新曆10月30日）發動。雲南都督李經羲（李鴻章之侄）以及鐘麟同、靳雲鵬、王振畿等有所覺察，想將李根源、羅佩金、李鴻祥、謝汝翼等革命黨人調職或撤職，但九月初九夜，革命黨人發動了起義（史稱“重九起義”），次日上午攻佔了督署，中午控制了昆明全城。與起義軍頑抗的鐘麟同、王振畿被俘後處死，靳雲鵬化裝成轎夫逃出城外；李經羲以下很多官員被俘。蔡鍔、李根源等與李經羲有舊誼，饋送川資護送出境。雲南其他地方也先後發動起義，雲南全省很快被革命黨人控制。
11月3日，雲南軍政府成立，舉蔡鍔為都督，李根源為軍政部長兼參議院長，殷承 瓛 為參謀部總長，韓建鐸為軍務部總長，張惟聰為省議會議長。不久，李根源任滇軍第二師師長兼迤西國民軍總司令，羅佩金繼任軍政部長。雲南獨立後，軍政府立即著手整編軍隊，改革弊政，清理財務，平定匪亂，使全省政局很快趨於穩定。雲南與四川歷來關係密切，不但地理上互相鄰接，而且雲南的財政要靠四川協濟。而此時，四川的局面仍在混亂之中，雲南軍政府決定以援助四川獨立的名義，於11中旬組成謝汝翼、李鴻祥兩個梯團入川，並以韓建鐸為援川軍總司令。
雲南軍政府原來並無援黔計畫，但在已經宣佈獨立，組織了軍政府的貴州省，立憲派分子、舊官僚與革命党的矛盾和鬥爭十分激烈，立憲派和舊官僚為了打擊革命黨人，請求蔡鍔派兵入黔。蔡鍔命令率師北伐的唐繼堯，順路入黔解決貴州兩黨爭鬥。唐繼堯，字蓂賡，雲南會澤人，1882年出生。1904年留學日本，後加入同盟會，畢業於士官學校。1909年回雲南後，初在督練公所任參謀處提調兼講武堂教官，後任新軍第十九鎮第七十四標一營管帶。唐繼堯在雲南重九起義過程中起到相當重要的作用，起義後，他出任雲南軍政府軍政部次長、參謀部次長兼講武堂總辦、陸軍幹部學校校長等。唐繼堯頗善計謀，具有野心，這次能帶兵入黔，他當然想乘機謀取個人的發展。1912年2月，唐繼堯以“代平黔亂”為名率軍進逼貴陽。3月，在貴州立憲派的支持和配合下，唐繼堯指揮滇軍推翻了貴州革命政府，奪取政權，隨即被貴州立憲派控制的省議會推舉為貴州臨時都督。5月，袁世凱正式任命唐繼堯為貴州都督。就這樣，滇軍以武力在貴州建立了軍事統治，唐繼堯因此也跨進入軍閥的行列。
蔡鍔領導了雲南重九起義，出任雲南都督，在南北議和期間，他對袁世凱的陰謀活動曾有所揭露。但是，隨著清帝宣佈退位和袁世凱的上臺，他追隨老師梁啟超，變成了擁袁派。1912年2月，南北爭都事起，他是袁世凱建都北京的支持者。6、7月間，同盟會為組閣問題與袁世凱發生一系列衝突，他以政府擁護派自居，積極作袁後盾。在地方，他支持唐繼堯控制貴州，聯絡黔、蜀、桂各都督為袁世凱“保障西南”。在中央，他先後倡議軍人不入黨和解散一切政黨，以瓦解同盟會，並且極力反對《臨時約法》，主張給予袁世凱以自由解散議會和任命國務員之權。1913年3、4月，“宋教仁被刺案”和“善後大借款”事件相繼發生，他無視全國輿論，為袁世凱多方辯護。及至“二次革命”爆發，他又不顧孫中山、黃興等國民黨人對他的善意爭取，公然奉袁世凱之命派兵入川，參加鎮壓重慶熊克武的起義。
當然，蔡鍔的擁袁與其他的軍閥、政客的擁袁有不同，蔡鍔的擁袁始終堅持以愛國為前提，最終還是為了維護共和政體，為了改良政治。儘管蔡鍔屬於擁袁派，但仍然受到袁世凱的猜忌。袁世凱鎮壓二次革命之後，於1913年10月將蔡鍔調往北京，擔任陸軍部編譯處副總裁、全國經界局督辦等虛職，實則將蔡鍔監視起來。而雲南都督一職，蔡鍔力薦唐繼堯繼任，獲得袁世凱批准。11月，唐繼堯率部回滇任都督，掌握了雲南軍政大權，控制了全部滇軍，開始了以他為首的舊滇軍閥對雲南的統治。
二
唐繼堯出任雲南總督後，在雲南繼續奉行蔡鍔先前確立的方針。他雖然是老同盟會員，但是，此時，他和革命黨人已經不是一條心，他限制和阻止革命党人進入雲南，甚至親自審訊並殺害過孫中山派往雲南的革命黨人。但是，雲南畢竟不是袁世凱直接控制的地方，它經過辛亥革命血與火的考驗，同盟會的影響根深蒂固，民主共和觀念深入人心。因此，當1915年袁世凱帝制陰謀日益公開以後，不少雲南籍或與雲南有某種歷史關係的革命黨人，都利用雲南富於革命傳統而又地處邊陲等有利條件，紛紛假借各種名義奔赴雲南，從事反袁秘密活動。前雲南同盟會支部長呂志伊，暗中與軍界的羅佩金、李曰垓、楊蓁、鄧泰中等舊同盟會同志密敵反袁方略，聯絡滇軍中各級軍官和士兵，使滇軍上下統一了思想和行為。8月間，袁世凱使人組織籌安會鼓吹帝制的消息傳到雲南，雲南輿論公開反對，尤其是《覺報》，旗幟鮮明地公開反對帝制，發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與此同時，軍界也在加緊密籌武裝討袁，這時，爭取唐繼堯反袁，成為滇軍將領的首要任務。
唐繼堯出任雲南都督後，袁世凱又授他為將軍府開武將軍，極力拉攏，而唐繼堯也無反袁之心。當滇軍將領派出原旅長黃毓成、團長鄧泰中、楊蓁為代表向他進言時，唐繼堯仍以不瞭解在京的蔡鍔的意向和各省各方的真相，以及雲南只有兩師兵力，且財力匱乏等原因而不肯公開宣佈反袁。唐繼堯的曖昧態度，激起了滇軍將領的強烈不滿。10月間，他們開會決議：一、於適當時期，要求唐氏表示態度；二、如唐氏反對帝制，則仍擁其為領袖；三、如中立，則將他送往安南；四、如贊成帝制，則殺之。11月上旬，唐繼堯通過明查暗訪，發現如不再表示反袁的立場，兩師滇軍就不是他所能掌握的了。另外，他也瞭解到蔡鍔也轉向反袁，因此，他迅速改變態度，要把反袁的領導權抓到手，以鞏固自己在雲南的統治。1915年12月19日，蔡鍔歷盡艱辛，回到了雲南昆明。
蔡鍔自1913年10月奉調入京後，先後擔任過政治會議委員，約法會議議員資格審定會會員、參政院參政、將軍府將軍、全國經界局督辦等職。在籌安會發生前，蔡鍔還沒有公開反袁，而是力圖通過擁戴袁世凱以維護共和政體。1915年8月，由袁世凱一手操縱的籌安會成立，袁世凱要恢復帝制的野心昭然若揭，蔡鍔感到失望，從此追隨老師梁啟超走上積極反袁的道路。之後，蔡鍔秘密聯絡雲、貴舊部和各方反袁勢力，準備發動軍事討袁。為了麻痹袁世凱，他依約裝出與梁啟超分家的樣子；對所任各職，他比以前更為主動和積極；在生活上，他故意表現出沉迷酒色，與京中名妓小鳳仙時有往來。
儘管如此，袁世凱對蔡鍔秘密聯絡雲、貴舊部的消息已有所聞。10月14日，袁世凱派軍警突然藉故搜查蔡鍔住宅，雖未查出證據，但蔡鍔已深感北京不可久留，經和梁啟超等密商，決定儘快逃出北京回雲南發動起義。11月初，蔡鍔以喉疾為由，要求赴天津就醫，袁世凱沒有懷疑，准假七天，這樣，蔡鍔名正言順地到了天津。之後，蔡鍔避過了袁世凱派來的耳目，於11月18日乘船再往日本“治病”，12月初抵達東京。袁世凱無奈，只得准假兩月，並促他“早日回國銷假任事”。隨後蔡鍔悄悄離開日本，經上海、香港轉赴越南河內，途中挫敗了袁世凱幾次行刺陰謀，終於在12月19日到達昆明。
抵滇當日，蔡鍔便不顧旅途勞頓，立即開始了各項準備工作。12月21日，唐繼堯在其寓所召集了蔡鍔、李烈鈞、任可澄、羅佩金、劉祖武、張子貞、方聲濤、顧品珍、熊克武、黃毓成、殷承瓛 、由雲龍、籍忠寓、劉雲峰、楊蓁、唐繼虞、李曰垓、戴戡、孫永安、龔振鵬、戢翼翹、但懋辛、周官和、王伯群、李雁賓、瘐恩暘 等雲南省內外重要人士參加緊急會議，會上宣讀了梁啟超起草的討袁通電，決定成立“護國軍”討袁。至於都督人選，唐張堯和蔡鍔推讓不止，最後只好公決由唐繼堯任中華民國雲南都督府都督兼護國軍第三軍總司令，留守雲南，蔡鍔任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官，率部出征；並推李烈鈞任護國軍第二軍總司令官兼籌餉局總辦。其出兵總方略是，第一軍北出四川，第二軍東進廣西，第三軍居中策應，以四川為戰略進攻的重點。12月25日，唐繼堯、任可澄正式發出反帝制通電，限袁世凱25日10時以前答復。12月25日，未見袁世凱答復，唐繼堯、任可澄、劉顯世、蔡鍔、戴戡遂聯名發出二次通電，宣佈雲南即日起獨立，護國戰爭爆發。
護國戰爭的重要戰役有四川瀘納之戰、湘西之戰、滇桂邊之戰等，其中湘西之戰已在上一章談及，這裏主要介紹瀘納之戰和滇桂邊之戰。
雲南宣佈獨立次日，即12月26日，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部在昆明成立。總司令官蔡鍔，參謀總長羅佩金、參謀處長殷承瓛 、秘書處長李曰垓、副官處長何鵬翔、軍需處長陳之階，劉雲峰、趙又新、顧品珍各為第一、二、三梯團團長，鄧泰中、楊蓁、董鴻勳、何海清、祿國藩、朱德各為一、二、三、四、五、六支隊長。1916年初，蔡鍔率第一軍經貴州比節入川，取納溪、瀘州。1月5日，袁世凱令曹錕、張敬堯組織征滇軍，入川進攻護國軍，以張敬堯為統領。護國軍入川順利，接連攻佔燕子坡、橫江、安邊，於1月21日攻下敘州。2月2日，川軍劉存厚師在納溪倒戈反袁，劉自任護國川軍總司令，迎蔡鍔軍入納溪。2月5日，滇、川護國軍會攻瀘州，2月7日，張敬堯率征滇軍殺至，護國軍退回納溪，北洋軍窮追不已，護國軍攻瀘之役變為納溪保衛戰，在北起長江，南抵永寧，縱橫百里的廣闊戰場上展開頑強抵抗，戰況異常激烈。2月28日，護國軍發起總反攻，朱德率部直撲陶家瓦房吳佩孚司令部，打得張敬堯落馬，吳佩孚手足無措。但由於護國軍兵少彈乏，未能逆轉危局，3月7日，被迫退往永寧大州驛。3月17日，護國軍再次發起總反攻，得熊克武、但懋辛等四川義軍配合，進攻勢如破竹，不數日，克納溪、江安，圍張敬堯於瀘州城內。鑒於大勢已去5月22日，四川將軍陳宦宣佈獨立。同日，蔡鍔去電促張敬堯倒戈反袁，不久，親赴瀘州勸說張敬堯。張敬堯將北洋軍所餘軍械、子彈、馬匹、糧秣等悉送蔡軍，離部離川。6月13日，護國軍進駐瀘州。
1916年1月，護國軍第二軍總司令部在昆明成立，第二軍總司令官為李烈鈞，參謀總長為何國鈞，張開儒、方聲濤分任第一、二梯團團長。第二軍的戰略目標是東出桂、粵，轉道入贛。唐繼堯將準備開往湘西的第三軍一部也調往桂粵方向，以增加第二軍的兵力，保證攻粵計畫的完成。袁世凱令廣東陸軍第一師師長、龍濟光之兄龍覲光為雲南查辦使，率粵軍抵南寧，準備由百色、西林進攻雲南。於是，雙方軍隊在滇桂邊境的富州、廣南一帶展開激虞。2月底3月初，雙方互為攻守，呈僵持狀態。3月15日，廣西將軍陸榮廷宣佈獨立，使護國軍士氣大振。3月16日，方聲濤部舉行反攻，收復龍潭。這時，另一支護國軍從貴州興義進入廣西西隆，進而抄襲龍軍黃恩錫部的後路，迫使黃恩錫率部逃遁。坐鎮百色的龍覲光被馬濟、陸裕光等率領的桂軍包圍，繳械投降，接受改編。龍軍右翼軍司令李文富見狀，也率部投降。此後，護國第二軍進入廣東活動，成為護法軍政府的重要支柱。滇桂邊之戰粉碎了袁世凱迂回襲滇的計畫，保障了護國軍大後方的安全。
護國戰爭爆發之後，貴州、廣西、浙江等省也相繼宣佈獨立，袁世凱在內外壓力之下，於1916年3月22日被迫宣佈撤銷帝制，但仍想當大總統，結果又遭到各方反對。廣東、陝西、四川、湖南等省又相繼宣佈獨立。西南護國各省，還於5月8日在廣東肇慶組織護國軍務院，推舉唐繼堯為軍務院撫軍長，蔡鍔、羅佩金等滇系將領也出任撫軍。但由於唐繼堯坐鎮昆明，軍務院實際為桂系岑春煊、陸榮廷等把持。6月6日，袁世凱病死，護國戰爭勝利結束。不久，南北議和，護國軍務院也於7月14日宣告撤銷。
三
滇軍憑藉護國戰爭，將勢力擴展到了四川。袁世凱病死、護國戰爭結束後，以唐繼堯為首的滇系軍閥也正式形成。
護國戰爭結束後，以梁啟超為首的進步黨人希望在西南建立自己的根據地，所以梁啟超極力與北京政府段祺瑞接洽，為他的學生蔡鍔在四川謀取職位。7月6日，北京政府任命蔡鍔為四川督軍兼省長。
對於蔡鍔入主四川，唐繼堯並非很高興。早在護國戰爭之初，蔡鍔率軍入川作戰時，唐繼堯就唯恐蔡鍔部在與北洋軍作戰中發展壯大，於己不利，因而對蔡鍔的護國軍第一軍多方掣肘，無論在經費、兵員、武器各方面都未予必需的援助。蔡鍔被任命為四川督軍，鑒於蔡鍔的聲望，唐繼堯難以反對。對入川的滇軍，他更無法進行遙控。
然而，蔡鍔就任川督不久，病勢即日漸惡化，最後實在無法堅持正常的工作，只得電請北京政府准假養病。8月7日，北京政府批准蔡鍔暫離職休養。8月9日，蔡鍔離開成都，到瀘州等地休息治病。但是，蔡鍔的病日趨嚴重，不得不於8月底離川東渡日本治療。蔡鍔離川前，保舉入川滇軍總參謀長羅佩金暫署四川督軍，入川黔軍總司令戴戡為四川省長兼軍務會辦。蔡鍔到日本後，仍醫治無效，於11月8日在日本逝世，享年僅三十四歲。蔡鍔是中國近代史中一位重要的軍政界人物，尤其是他策動和領導了護國戰爭，推翻了袁世凱的統治，這功績是永垂史冊的。
蔡鍔病逝後，羅佩金出任四川督軍。羅佩金是雲南澄江人，1878年出生。1904年留學日本士官學校。1905年加入同盟會。1909年6月畢業回國後，曾任廣西武備學堂監督、新軍標統兼南寧講武堂總辦、滇軍督練處參謀兼陸軍小學堂總辦、新軍第七十四標標統等。1911年參加雲南重九起義，後歷任雲南軍政府軍政部總長、雲南民政長、護國軍第一軍總參謀長等。由於羅佩金早已傾向唐繼堯，因此唐繼堯得以遙控入川的滇軍。
當時，入川滇、黔軍佔據了四川省大片地方和成都、重慶等重要城鎮。羅佩金完全拋開蔡鍔的“重建四川”的計畫，秉承唐繼堯的旨意，盡力搜刮四川的財富，掠奪鹽稅，強令四川人民負擔入川滇、黔軍的軍餉，由此，與四川軍民矛盾日深。羅佩金又奉行“強滇弱川”政策，擴充入川滇軍，壓制川軍。1916年冬，羅佩金召開編遣會議，裁減川軍，激起川軍五師長聯名通電控訴。1917年3月，羅佩金又以武力解散川軍第四師，川軍將領深感禍將及己，第二師師長劉存厚乘機聯絡川軍各部共謀驅羅。
1917年4月18日，劉存厚率部圍攻駐成都皇城之羅佩金部，劉羅之戰爆發。滇軍用煤油噴射四周民房，聲言“亮城”，防止川軍憑藉民房伏擊。劉存厚亦以大炮、地雷進擊，很多炮彈落在民房區。雙方巷戰達七晝夜，死傷慘重。由於滇軍增援部隊趙又新部在資陽、內江地區遭到川軍第二師的阻擊，羅佩金孤立無援，被迫交出督印，於4月24日率部從成都退往簡陽、自貢等地。在戰爭期間，北京政府電令免羅佩金四川督軍職，調為將軍府超武將軍；免劉存厚川軍第二師師長職，調為將軍府崇武將軍，兩人停止戰爭，進京供職。同時任命劉雲峰為川軍第二師師長，戴戡暫代四川督軍。劉羅之戰是西南軍閥史上的第一次軍閥混戰。是役，成都民房被毀三千餘間，民眾死傷八千餘人，財產損失無數。
劉羅之戰後，緊接著又爆發了川軍劉存厚與黔軍戴戡的劉戴之戰，結果黔軍又被趕出成都遭殲滅，戴戡身亡。（劉戴之戰詳見第十一章第二節）滇黔聯軍在與川軍作戰中連連失利，退入川南，四川脫離了滇系軍閥的控制，使唐繼堯十分惱怒和失望。1917年7月，針對張勳復辟，段祺瑞解散國會，孫中山南下廣州領導反對北洋軍閥的護法運動。唐繼堯認為有機可乘，決定利用護法，把滇系勢力重新深入四川，於是通電回應護法。但是，唐繼堯並非站在孫中山的護法旗幟之下，而是另樹一幟，宣佈“靖國”，把滇黔所部八軍編成靖國軍，號稱“滇黔靖國聯軍”，唐繼堯自任總司令，以楊蓁為總參謀長，以顧品珍、趙又新、瘐恩暘 、黃毓成、張開儒、方聲濤、張熙、葉荃分任八個軍總司令，加上黔軍王文華第一師，共七十多營約四萬人。11月14日，唐繼堯以川軍劉存厚阻礙滇軍為名，率滇黔聯軍誓師出發，發動了靖國戰爭。
唐繼堯將滇黔靖國聯軍總司令部駐在貴州畢節，然後揮軍入川。滇軍顧品珍部由瀘州東下，聯合黔軍王文華部突襲重慶。12月3日，北京政府派入四川的四川查辦使吳光新和四川督軍周道剛撤出重慶。吳光新部一直退入湘鄂邊境，周道剛則敗走永川。12月4日，滇黔聯軍進入重慶，向川南進擊，於12月14日佔領瀘州。12月8日北京政府任命劉存厚為四川督軍，在成都令川軍第一、二、三師重新部署，以對付滇黔聯軍的進攻。12月21日，川軍熊克武、但懋辛、石青陽等通電加入靖國聯軍，推舉熊克武為四川靖國各軍總司令，並推舉唐繼堯為滇川黔靖國聯軍總司令。1918年1月9日，熊克武召集川、滇、黔靖國各軍將領在重慶開會，決定兵分三路，直取成都。東路由滇軍顧品珍、趙又新統領；中路由黔軍袁祖銘、王天培統領；北路由川軍第五師但懋辛統領。2月20日，三省聯軍攻入成都，劉存厚等部退往陝南漢中地區。至此，唐繼堯以奪取和控制四川為目標的靖國戰爭基本結束。
唐繼堯控制了滇、黔、川三省，聲勢顯赫，更加飛揚跋扈。2月25日，他自任熊克武為四川督軍兼省長。3、4月間，他借援鄂、援陝名義，又連續任命八個總司令，即以黃複生、葉荃、王文華、顧品珍為援鄂第一、二、三、四各路總司令；以石青陽、顏德基、李國定、丁澤煦為援陝第一、二、三、四各路總司令。此外，他還安插王文華為重慶鎮守使，趙又新為四川軍務會辦，顧品珍為敘瀘鎮守使，葉荃為夔萬鎮守使等。
唐繼堯為了牢固地控制四川，並進一步向陝西、湖北擴張，便以商討北伐為名，決定於1918年9月在重慶召開川、滇、黔、鄂、豫五省聯軍會議，並就任“五省聯軍總司令”職。會議除了川、滇、黔軍主要將領外，還有湖北靖國軍總司令黎天才、河南靖國軍總司令王天縱等。
9月10日，唐繼堯以貴州畢節到達重慶南面的綦江，故意逗留一周之久，以顯示“聯帥”的威風。9月17日，他才前呼後擁、戒備森嚴的情況下到達重慶。這一天，重慶全城戒嚴，唐繼堯在二十一響禮炮和盛大的儀仗伴隨下，乘坐八抬綠呢大橋入城，然後乘其黃驃坐馬，足登金鐙，浩浩蕩蕩，威風凜凜，進入行轅。
在重慶聯軍會議上，唐繼堯拋出一份早已草擬的以“準備北伐案”為題的《川滇黔三省同盟計畫書》。他和貴州督軍劉顯世早已簽了字，現在就等四川督軍熊克武簽字。這份同盟計畫書的主要內容有：四川兵工廠作北伐軍械彈藥補充，歸聯軍管轄支配，實則全歸滇黔軍所有；造幣廠亦歸聯軍管轄支配；四川全省厘稅，包括鹽稅、並稅、酒稅等，作北伐軍軍餉的補充，實則是作滇黔軍的軍餉；資中、資陽、簡陽、敘府、瀘州、重慶、萬縣及自流井、榮縣、威遠和會理、寧遠、酉陽、秀山各屬，凡川東南財富之區，悉作滇黔軍所有；上述各項由聯軍總部在重慶特設機構主持辦理。對於這份實則“亡川”的同盟書，熊克武拒絕簽字。唐繼堯無奈，於10月2日發佈援鄂援陝命令後，會議草草收場。唐繼堯也於10月8日離開重慶，經瀘州返回昆明。
四
唐繼堯利用孫中山護法這塊招牌，打著靖國的旗號，以滇、川、黔、鄂、豫、陝、湘、閩八省聯軍總司令自命，使他的聲威達到頂峰。這時，北洋直系軍閥為對付皖系段祺瑞，鼓吹以“和平”方式解決西南爭端，以唐繼堯、陸榮廷為代表的西南軍閥立即回應。1919年2月南北和議開始以後，直系吳佩孚與西南軍閥的勾結進一步加緊。隨後，雙方共同簽訂了《救國同盟條約草約》。這樣，唐繼堯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的距離愈來愈遠。
由於熊克武拒絕在《川滇黔三省同盟計畫書》上簽字，唐繼堯完全控制四川的野心未能實現。唐繼堯深感熊克武是他企圖控制四川的最大障礙，他想法分化拉攏熊克武的部屬，脅迫其就範。1919年6月22日，在唐繼堯的授意下，滇軍將領顧品珍、趙又新等在重慶發起成立了川滇黔俱進會。參加該會的，有黔軍將領袁祖銘等；熊克武的得力部將但懋辛、余際唐、呂超；與熊克武有矛盾的民軍首領黃複生、盧師諦等。公推顧品珍、余際唐、袁祖銘為會長，並發表了通電和成立宣言，主張維護西南護法政府，加強三省密切合作，促進共同利益的發展。其實該會的真正目的是為分化熊部並最終倒熊。
1920年春，川軍將領呂超、石青陽等策劃倒熊克武，反動了倒熊之戰，唐繼堯乘機鼓動支持。3月，唐繼堯下令免去熊克武四川靖國軍總司令職。5月，又任命呂超為四川靖國軍總司令。5月下旬，川軍呂超、石青陽等率部從綿陽、中江攻成都；滇軍顧品珍、趙又新部從川南攻成都；黔軍王文華部與川軍黃複生部在重慶、綦江一帶攻熊系余際唐部。熊克武見局勢於己不利，遂宣告辭去四川督軍職。後得舊川軍將領支持，發起反擊，但失利。7月10日，熊克武離開成都，退往川北保寧一帶。7月18日，呂超率軍入成都，通電就任川軍總司令，兼任川滇黔聯軍副總司令。
川軍呂超部雖然進入成都，然而，滇黔軍卻淩駕于呂超之上，並設立了三省聯軍總部，以唐繼堯為統帥，要把川省軍、民、財各政統歸聯軍總部管理，川省中央稅收及地方財政收與四川兵工廠、造幣廠，全歸聯軍總部支配，這是過去唐繼堯強令熊克武接受但遭到熊拒絕的條件，他又企圖強令呂超接受。呂超同樣深感事關重大，未予同意。
唐繼堯及滇黔軍對四川的侵入和壓迫，激起了川軍將領的普遍不滿和反對。熊克武、劉存厚等聯合起來，決定以武力驅逐滇黔軍，發動靖川之戰。1920年8月6日，劉存厚在漢中組織靖川軍，自任總司令，委任田頌堯為第一路司令，唐廷牧為第二路司令，張印本為第三路司令。熊克武部亦進行了整編，委任但懋辛為第一軍軍長，劉湘為第二軍軍長，劉成勳為第三軍軍長。熊、劉共推劉湘為前敵總指揮，兩軍分道出發，夾擊成都。川軍各部，亦相機通電回應。9月8日，川軍攻入成都，接著，川軍與滇軍趙又新、顧品珍部在成都近郊及龍泉山展開會戰。川軍集結兵力八十一營，滇軍及依附滇軍的川軍呂超部集結兵力六十三營，雙方激戰十二晝夜。9月21日，滇軍戰敗。隨即，川軍發起追擊戰，晝夜強行軍，連克簡陽、資陽、隆昌等縣。10月3日，川軍咬住潰敗的滇軍趙又新部，將其圍困於瀘州，擊斃了軍長趙又新，顧品珍無心再戰，率軍回滇。10月上旬，川軍分三路直攻駐重慶的黔軍，黔軍總司令王文華逃往上海，殘部由盧燾代總司令率領，逃回貴州。靖川之戰，滇黔軍完全退出川境。
入川滇軍將領顧品珍，雲南昆明人，早年留學日本士官學校。回國後，任雲南講武堂教官。1911年參加重九起義，後歷任滇軍第一師師長、雲南講武堂監督、護國軍第一軍第三梯團長、第五師師長、靖國聯軍參謀長兼第一軍總司令等。顧品珍原來就不滿意唐繼堯強驅滇軍入川混戰，更不同意倒熊之戰。這次率部離川返滇，決定乘機聯合第八軍軍長葉荃發動倒唐，與熊克武達成默契，並得其資助。1920年12月，先回滇的葉荃計畫襲取昆明。不料唐繼堯已得知葉荃部下告密，調集重兵迎擊，葉軍連遭敗績，幾乎全軍覆沒。後葉軍退往玉溪方向，而唐軍尾隨追擊。顧品珍乘唐軍兵力分散，遠離省城之機，於1921年2月初突然進軍昆明。唐繼堯措手不及，無力抵抗，於2月7日舊曆除夕倉皇逃至蒙自，企圖收集部隊反攻。2月8日，顧品珍率部進入昆明。顧品珍一面派民意代表“勸”唐繼堯出國遊歷，一面派兵進逼。唐繼堯不得已委任李友勳為第二衛戍區司令，龍雲為近衛團長，同駐蒙自地區，作為日後東山再起的力量，然後率少量親信護衛乘滇越鐵路火車向南出走，流落香港。顧品珍即以滇軍總司令名義總攬軍民政務。倒唐之戰的結果，使顧品珍取代了唐繼堯在雲南的統治地位。
顧品珍執掌雲南軍政大權後，起用了一些滇軍舊將。如羅佩金，在1917年劉羅之戰失敗後回滇閒居，顧品珍委任他為迤南巡閱使。但是，顧品珍也與某些將領不和，如葉荃（雲南雲州人），後來出走廣州，在孫中山大本營中，任參軍長。又如楊蓁（雲南昆明人），原任第三衛戍司令，也與顧意見不合，被逐入粵。對唐繼堯舊部親信，顧品珍更是處處防範並加以打擊。
唐繼堯到達香港後，積極籌畫，準備返回雲南奪權，返滇之戰隨即打響。1921年秋，唐繼堯親信李友勳、龍雲等部借回應孫中山討伐桂系軍閥陸榮廷的名義，進兵廣西，攻下柳州。這時，唐繼堯即令所有在兩廣的滇軍，迅速脫離北伐大本營，開往柳州，與李友勳、龍雲部匯合。1922年2月，唐繼堯將集中在柳州的四千餘人編為第一、二、三、四軍。李友勳任第一軍軍長、龍雲任第一軍的前敵司令，率部返滇攻打顧品珍部。在回滇途中，李友勳被廣西自治軍擊斃，龍雲即代理第一軍軍長，繼續向顧品珍部進攻。顧品珍率部在滇東抵抗。3月，顧品珍戰死于路南天生關鵝毛寨，餘部潰散。第八旅旅長范石生、第一梯團長楊希閔部到廣東投孫中山。羅佩金則逃亡迤西，5月3日，被土匪普小洪捕殺於苴卻。
1922年3月，唐繼堯返回昆明，重新控制雲南軍政大權。唐繼堯將所部滇軍擴編為“建國軍”，自任川、滇、黔、鄂、豫、陝七省“建國聯軍總司令”。1922年，在貴州軍閥內訌中，劉顯世下臺，流亡昆明，貴州實際已脫離了滇系軍閥的控制。這年底，唐繼堯已經在雲南重新站穩了腳跟，他組織了滇、貴聯軍，自任總司令，以劉顯世為副總司令決定重新控制貴州。1923年3月，唐繼堯以其兄唐繼虞為東南宣撫使兼滇貴聯軍前敵總指揮，率軍進入貴州。3月12日，貴州省長袁祖銘退入四川。唐繼堯、劉顯世聯名委任唐繼虞為貴州軍事善後督辦，劉顯世恢復貴州省省長職。唐繼虞將貴州分為五區、十餘分區，設置衛戍司令，進行嚴密控制，貴州再次淪入滇系軍閥的手中。
唐繼堯雖然控制了貴州，但是，其主力也被牽制在貴州這個貧瘠的省份，難以向外擴張。為了擺脫這種局面，唐繼堯只得和黔軍袁祖銘妥協。1924年，唐繼堯決定乘第二次直奉戰爭、吳佩孚下臺之機，擺脫困境，問鼎中原，向外擴張，於10月份派出毛鴻翔、何麟書、盧燾為代表，與袁祖銘進行和平交接貴州的談判。到12月間，雙方達成了《滇黔和解協定》，主要內容為：駐黔滇軍全部由黔入湘，由袁祖銘派彭漢章回黔主政。1925年1月5日，唐繼堯通電黔境滇軍全部開拔，黔政概歸黔人自理。不久，唐繼堯即為佔領兩廣而發動了第一次滇桂戰爭。
當孫中山在廣州組織大元帥府時，為了爭取唐繼堯，曾推舉他任副元帥職，但唐繼堯拒不就任。1925年初，唐繼堯趁孫中山北上病危之機，忽然通電就任副元帥，派出兩路大軍，假道廣西，聲稱前往廣州視事。1月下旬，龍雲率一路三萬余人由雲南廣南府進發，佔領廣西百色縣，沿各江直趨南寧。唐繼虞率一路二萬五千餘人由貴州榕江縣進入廣西，佔領三江縣、融縣、直趨柳州。當時，桂軍李宗仁、黃紹竑 部正在追擊沈鴻英，力量單薄，主動退出南寧。龍雲部即入駐南寧。桂軍以部分兵力牽制住南寧方面的滇軍，然而集中兵力，聯合半援的駐粵滇軍范石生部（總指揮楊蓁于6月在廣西遇刺身亡），先後在沙浦、慶遠、孫遠等地擊敗滇軍。柳州之唐繼虞部只好退回雲南。南寧之龍雲部也由於勢單力孤，被迫於7月上旬撤出南寧，退回雲南。
五
滇軍從廣西退回雲南後，雲南各界反唐繼堯的呼聲日高。當時，全國革命的激流洶湧澎湃，國民政府於1925年7月在廣州成立。1926年7月，廣州國民政府舉行北伐，橫掃兩湖和浙贛，北洋軍閥的統治已近末日。雲南人民對唐繼堯窮兵黷武，勾結北洋軍閥的行為十分憤恨。此外，自第一次滇桂戰爭後，唐繼堯乘機撤銷各軍番號，加強親信近衛部隊，寵信親族，排斥異己，也引起了不省滇軍將領強烈的不滿。1927年2月6日，蒙自鎮守使胡若愚、昆明鎮守使龍雲、昭通鎮守使張汝驥、大理鎮守使李選廷共同發動了雲南二•六政變（也稱雲南四鎮守使倒唐事件）。
2月6日，四鎮守使發出聯名通電，要求唐繼堯驅逐肖小唐繼虞、陳維庚、李伯勳、白之瀚、李秉揚、李子由等。同時，胡若愚、張汝驥兩軍即向昆明進發。2月10日，胡若愚、龍雲等在宜良開會後，又以四鎮守使的名義發出通電，提出立即改組省政府，確立會議制度，提前成立軍事機構，統一軍權，清發欠餉，懲辦貪污，與廣州方面合作等要求。聲稱各項要求如唐氏不採納，勢必以兵戎相見。唐繼堯在各軍的軍事壓力下，被迫同意了這些要求，令唐繼虞等人出走，同意改組省政府。2月中旬，胡、張兩軍先後到達昆明。經過多次協商，最後決定廢除省長制，採取合議制，於3月初由各法團聯合會擬定組織大綱。根據組織大綱，推唐繼堯為雲南省政府總裁，推胡若愚、龍雲、張汝驥、李選廷、王人文、王九齡、周鐘岳、馬聰、張耀曾九人為省和委員會委員。在省務委員會之下，設軍政、內政、財政、外交、司法、教育、實業、交通八個廳。3月8日，新政府成立，總裁及省務委員宣佈就職。在第一次省務委員會議上，公推胡若愚為省務委員會主席。
雲南二•六四鎮守使倒唐事件，名曰“兵諫”，實質政變，唐繼堯成了有名無實的“總裁”，他對雲南十四年之久的統治亦宣告結束。四鎮守使尤其是胡若愚、龍雲，都是唐繼堯一手提拔的部將，這次倒戈相向，令他氣憤交加。兩月後，即5月23日，唐繼堯病死，享年不過四十四歲。唐繼堯死後，舊滇系軍閥亦告結束。
二•六政變之後，蔣介石委任龍雲為國民革命軍第三十八軍軍長，胡若愚為第三十九軍軍長，張汝驥為獨立第八師師長。雲南的實際大權操縱在胡若愚、龍雲之手。張汝驥倒向胡若愚一邊；而李選廷只有一個團的兵力，只求自保，不敢參與相爭。唐繼堯死後，胡若愚、龍雲、張汝驥各懷野心，為爭奪雲南的統治權，矛盾日益尖銳，不久即發生了六•一四政變，龍雲被囚禁。
在此，有必要先簡介龍雲及其發跡史。龍雲，字志舟，原名登雲，彝族人，彝名納吉鳥梯。1884年11月9日，龍雲誕生于雲南昭通炎山。龍雲幼年時，父親病逝，家境淪落，流浪於昭通和四川涼山等地，學了一手好拳法。辛亥雲南起義時，龍雲已二十七歲，與盧漢、鄒若衡等投永善人魏煥章率領的義軍，不久加入滇軍謝汝驥梯團，隨部入川。回滇後，龍雲被保送到雲南陸軍講武堂學習。1914年秋，有一法國拳師在講武堂擺擂三天，頭兩天，均無敵手，到了第三天，龍雲上臺，擊敗法國拳師，轟動了昆明，也引起了雲南都督唐繼堯的注意。1915年底，蔡鍔率護國第一軍入川，要調唐繼堯身邊的隨從副官鄒若衡為副官。鄒若衡便推薦龍雲為唐繼堯的副官。唐繼堯想起龍雲打敗法國拳師的情景，即表示同意。從此，龍雲在唐繼堯手下，歷任侍從副官、警衛軍（稱為佽飛軍）中隊長、副大隊長、大隊長、近衛軍團長、第五軍軍長兼滇中鎮守使、昆明鎮守使等。1926年2月6日，龍雲參與了二•六政變，並出任國民革命軍第三十八軍軍長、雲南省務委員會委員兼雲南陸軍講武堂學校校長。
1927年6月14日夜，胡若愚聯合張汝驥，突然派兵襲擊龍雲在昆明翠湖東路的住宅及第三十八軍軍部。一顆小型炮彈在龍雲住宅的花園爆炸，擊毀了門窗。龍雲的一隻眼睛被玻璃片砸傷，頓時鮮血淋漓，束手就擒，被胡若愚並在鐵籠子裏。龍雲的眼睛由於沒有得到及時治療，後來成為終生殘疾。這就雲南六•一四政變。
在六•一四政變生時，龍雲部主要將盧漢、朱旭、高蔭槐、周文人等趁混亂之機逃到滇西，邀請滇軍元老胡瑛代理第三十領先軍軍長，指揮部隊反擊昆明，在祥雲、祿豐等地展開激戰，擊潰胡若愚軍，乘勝進逼昆明。7月24日，胡若愚被迫挾持龍雲撤離，並將省主席的印信交給周鐘岳，請周轉告第三十八軍切勿追擊，他將保證龍雲的人身安全。7月25日，胡瑛率第三十八軍進入昆明，胡若愚退至昆明東郊大板橋時，恐怕第三十八軍追擊，於是便向龍雲表示和解，雙方達成了“板橋協定”，商定龍雲回昆明主持省政，胡若愚、張汝驥即行北伐，由龍雲在後方補充餉械。8月13日，龍雲回到昆明，接任第三十八軍軍長兼代雲南省政府主席，重新改造雲南省政府。
龍雲重新掌權後，並不遵守“板橋協議”，命盧漢、朱旭等部將胡若愚、張汝驥部包圍于曲靖，準備加以消滅。但此時，逃亡大理的唐繼虞趁昆明城防空虛，發兵進逼昆明，昆明危在旦夕。龍雲一面指揮部隊固守，一面派代表向胡、張疏通，表示不再為難，維護“板橋協議”。說成後，即將朱旭部調回昆明，將唐繼開部擊退。
胡若愚、張汝驥被解圍後，也不執行“板橋協議”，卻與貴州周西成相勾結，聯合黔軍向昆明反擊。龍雲任命胡瑛為第三十八軍前敵總指揮，雙方在曲靖、宣威一帶反復混戰，龍雲部將周西成之黔軍擊退，進而將胡、張部趕至川、滇、黔邊境。1928年1月，龍雲被蔣介石任命為雲南省政府主席，並兼國民革命軍第十三路軍總指揮，從而在雲南的地位逐漸鞏固。
1929年初，龍雲為報周西成黔軍進犯滇東之仇，乃以胡瑛代理省主席，自率朱旭、張鳳春等師進軍貴州，發動了滇黔戰爭。與此同時，黔軍將領李燊 也在蔣介石及龍雲的支持下，由湖北宜昌率部回黔倒周西成。在龍雲和李燊 的聯合攻擊之下 ，周西成節節潰敗，4月間，周西成部在鎮寧一帶被擊潰，周西成也被擊斃。
滇黔戰爭爆發後，胡若愚、張汝驥認為有機可乘，聯合龍部叛將孟坤，分別從川南、滇東北合攻昆明，龍胡之戰又爆發。龍雲急調入黔之滇軍，星夜趕回昆明增援，與胡、張部激戰于昆明碧雞關。龍雲採用參謀長孫渡所獻之反間計，由胡瑛寄信給孟坤，卻故意將信送往胡若愚、張汝驥處，信中暗示與孟坤已部署當合擊胡、張，使胡、張對孟坤大為懷疑。當龍雲部發動反擊時，胡、張不增援孟坤，使孟坤部幾乎全這覆滅。待胡、張知道上當時，後悔已晚，只有退往滇西。龍雲揮師追擊，胡、張節節敗退，由華坪、寧蒗退入四川鹽源、木裏一帶。1930年春，張汝驥在鹽源戰敗被俘，押到雲南下關槍斃；孟坤在渡江進，翻船淹死；只有胡若愚隻身逃脫，後率殘部併入桂軍。
從1927年六•一四政變算起，這場龍胡之戰經歷了近三年。龍雲最後消滅了對手，統一了雲南，確立了他在雲南的統治地位，當上了“雲南王”，雲南從此也進入新滇系軍閥的統治時期。
六
舊滇系以清末陸軍第十九鎮為基礎發展而成，其首領是唐繼堯；新滇系則由舊滇系演化而來，其首領是龍雲，已屬於國民黨新軍閥之列。新滇系的主要將領有盧漢、孫渡、朱旭、張鳳春、張沖、劉政富、安恩溥、龍雨巷、龔順壁等。其中盧漢，也是彝族人，是龍雲的同鄉（昭通炎山人），與龍雲的家僅有一山之隔。盧漢原名盧邦漢，字永衡，1895年出生。辛亥革命時，盧漢剛十六歲，跟隨龍雲投身滇軍，以後歷任排長、連長、營長、團長、旅長、師長，成為新滇系軍閥中僅次於龍雲的實權人物。
龍雲掌握雲南軍政大權以後，即依附蔣介石，參與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的混戰。1930年中原大戰爆發，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及張發奎率部北上入湘，企圖與馮玉祥、閻錫山會師中原。蔣介石命令龍雲發兵討桂，並許諾如攻下南寧，則委派盧漢為廣西省政府主席。龍雲欣然受命，挑起了第二次滇桂戰爭。5月，龍雲令盧漢為前敵總指揮，率領三個師共十五個團二萬餘人進入廣西，抄襲李宗仁的後路。滇軍先攻佔百色，7月，包圍南寧。南寧守軍韋雲淞部憑城固守，而滇軍則因氣候惡劣，水土不服，疾病流行，致使軍心怠惰，士氣沮喪，攻打南寧城三月而未下。9月底，桂張軍從湖南撤回，白崇禧率部回援南寧。經過兩周激戰，至10月中旬，滇軍失敗，退出廣西。1931年2月，滇軍撤回昆明，經過整編，僅剩下六個團，損失大半。
這時，龍雲借整編部隊之機，削弱異己力量，提出“廢師改旅”的整軍方案，而他可以越過旅長直接指揮團長。盧漢、朱旭、張鳳春、張沖四個師長不服，于1931年3月10日以“清君側”為名，進行倒龍，演出了“四師長倒龍”一幕。龍雲為了避免“二•六政變”時唐繼堯的下場，以“掃墓”為名，離開昆明回昭通，實際只到尋甸羊街躲避風險。龍雲離開昆明後，四個師長由誰來當主席，議論紛紛，爭執不下。最後，盧漢、張沖只好把龍雲請回來當省主席。龍雲重返昆明後，宣佈四個師長以下犯上之罪，下令全部扣押起來，立即撤銷各師番號，實行廢師改旅。不久，他又將盧漢、朱旭、張沖釋放，另行安排工作。未獲釋的張觀春不服，說話激怒了龍雲，當場被打了兩耳光，一直關押到抗戰初期。
這之後數年，龍雲全力加強雲南的統治，並建立起忠於自己的滇軍系統，成立軍官學校，直接向法、德、比、捷等國購買軍火，武裝滇軍。此外，在1935年及1936年間，龍雲奉蔣介石之命，對長征路過滇黔邊境的中央紅軍進行防堵追剿，受到蔣介石的嘉獎。
抗日戰爭爆發之後，龍雲先後擔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昆明行營主任、國民黨陸軍副總司令。他在雲南積極組織人力物力，支援全國抗戰，並編成三萬人的第六十軍，以盧漢為軍長，安恩溥、高蔭槐、張沖為師長，開赴抗日前線。之後，又新編成第五十八軍和新三軍，與第六十軍合組成第三十軍團。之後，第三十軍擴編為第一集團軍和第一方面軍。滇軍在抗日戰爭中，參與了台兒莊戰役、武漢保衛戰等，為國家民族作出重大貢獻。出身於滇軍的第三軍中將軍長唐淮源、第三軍第十二師（追贈）中將師長寸性奇、第七十九軍（追贈）中將軍長王甲本、第四十八軍第一七一師少將副師長周元等，都是為抗戰而犧牲的烈士。1942年5月，日寇從緬甸入侵滇西，龍雲領導雲南軍民奮起抗戰，於1945年1月收復滇西。由於滇西抗戰及中國遠征軍入緬作戰，國民黨蔣介石的嫡系杜聿明、宋希濂、關麟征等部乘勢進入雲南，打破了由滇系軍閥統治的雲南這個獨立王國。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蔣介石任命第一方面軍總司令盧漢為中國戰區越南方面受降主官，令其率第一方面軍開往越南。當滇軍開拔後，蔣介石即坐鎮西昌，親自指揮昆明防守司令官杜聿明，於10月3日淩晨突然佔領昆明市各要害地區，包圍龍雲的住宅。龍雲在倉皇中逃上五華山。清晨，杜聿明派人給龍雲送去蔣介石的命令，免去他軍委會昆明行轅主任、雲南省政府主席及所兼各職；任命他為軍委會軍事參議院上將院長，由杜聿明接收雲南地方部隊。龍雲拒絕離開昆明去重慶任職。蔣介石先後派何應欽、宋子文來勸駕，又以武力相威逼。龍雲無奈，只得於10月6日乘飛機到重慶任職。蔣介石這次“小偷式政變”（龍雲語），從此結束了龍雲在雲南的十年統治。
此後，龍雲擔任軍事參議院院長、戰略顧問委員會副主任（代主任）等閒職，實質遭到蔣介石軟禁。1948年秋，龍雲得到消息，蔣介石要劫持他到臺灣，因而決心出走。在行政院救濟部署空運大隊隊長、美國人陳納德的幫助下，12月8日，龍雲乘飛機秘密離開南京，經上海轉廣州，於9月乘輪船到達香港。龍雲到香港後，即從事反蔣民主活動，加入中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為民革中央負責人之一。
再說盧漢，於是1945年9月20日率領總部人員直飛河內，9月28日在河內總部主持了日軍受降儀式。當幾乎全部滇軍進入越南以後，蔣介石發動了10月3日“小偷式政變”，以武力解除龍雲職務，改組雲南省政府。10月4日，何應欽以中國陸軍總司令身份飛往河內，名為視察，實則監視盧漢行動。接著，空軍副司令王叔銘飛往河內，向盧漢宣佈蔣介石的命令，任盧漢為雲南省政府主席，未接任前，由親蔣的新任民政廳長李宗黃（雲南鶴慶人）代理。對此事變，盧漢也無可奈何。
蔣介石原想以李宗黃取代盧漢，但李宗黃與警備司令關麟征鎮壓昆明民主運動，遭到雲南各界的強烈不滿。就在昆明“一二•一慘案”（毆打、殺害愛國請願的師生）的當天，盧漢回到昆明就任雲南省政府主席。但蔣介石要把滇軍調往東北參加內戰，盧漢此時受到控制，被迫同意。他將滇軍兩個軍即曾澤生的第六十軍和盧浚泉的第九十三軍交由孫渡指揮，合編為第六兵團，孫渡任兵團司令，于1946年春開赴東北參加內戰，孫渡還兼任東北“剿總”副總司令。但是，不到兩月，即5月31日，第六十軍第一八四師就在師長潘朔端的率領下在海城起義。到1948年10月，第六十軍二萬余人在軍長曾澤生率領下在長春起義。而第九十三軍則被東北解放軍消滅于錦州，軍長兼第六兵團司令官盧浚泉被俘虜，派到東北的滇軍就這樣瓦解了。
由於滇軍被調往東北打內戰，盧漢在統治雲南的幾年間，為了掌握自己的武裝，不斷建立和擴充新型的以保安團隊為牌號的滇軍。到1949年，已擴編有十七個保安團，組成了以餘建勳為軍長的第七十四軍和以龍澤匯為軍長的第九十三軍。6月，迫於形勢，蔣介石撤銷了由國民黨中央接近指揮的設在昆明的雲南警備司令部，成立雲南綏靖公署，盧漢以綏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正式合法地總攬了全省的軍政大權。
七
龍雲從南京逃到香港以後，積極參與反蔣民主活動，成為民革中央的負責人之一。他多次派人回雲南與盧漢聯繫，策動雲南起義。盧漢也看到人民解放軍戰爭的形勢迅猛發展，蔣家王朝崩潰在即，也不願充當蔣介石的殉葬品，暗中也在作起義的準備。他一面與中共地下黨和遊擊隊聯絡，一面派人與西康省政府主席劉文輝以及西南軍政副長官鄧錫侯、潘文華相約，在適當的時候共同舉行反蔣起義。因而，他在雲南開放了一定限度的民主運動，放鬆了新聞限制，拒絕國民黨中央軍和桂系部隊進入雲南境內，反對在雲南發行銀元券，撤銷軍師長管區和警務處，停止徵兵征糧等。
8月15日，龍雲與黃紹竑 等四十四位國民黨高級軍政人員，在香港發表《我們對於現階段中國革命的認識和主張》的聲明，表示脫離國民黨反動集團，歸向人民，受到中國共產黨和人民群眾的歡迎。這事，史稱“香港起義”。同一天，香港報紙登出“雲南在龍雲的策動下，已準備成熟，即將舉行起義”的消息。國民黨行政院長閻錫山獲悉後，主張即以武力解決雲南問題，代總統李宗仁也下令指派桂系部隊入滇震懾。蔣介石恐怕雲南落入桂系之手，於8月24日由臺灣飛往重慶，連續發電報召盧漢赴渝。
盧漢顧慮重重，怕被扣留，稱病不去，一拖再拖。蔣介石派俞濟時到昆明催促，盧漢無奈，只好派民政廳長楊文清、省政府秘書長朱景暄代表他前往。但蔣介石一定要盧漢親自去面商，同時派出中央軍余程萬第二十六軍、李彌第八軍、劉伯龍第八十九軍分路向雲南進逼，形成對昆明的包圍之勢。另外，西南軍政長官張群多次來電催促，表示願意擔保安全。盧漢迫於形勢，不得已於9月6日飛往重慶。臨行前，盧漢對安恩溥、龍澤匯等人說：“我這次去重慶，吉凶難卜，萬一被扣，就插紅旗，通電起義，不要管我。”他指定軍事由龍澤匯負責，政務由安恩溥負責。
盧漢到重慶後，即主動向蔣介石提出辭職。當時，蔣介石要利用雲南作為反共基地，需要穩住這塊大後方的秩序，因而他不僅沒有扣留盧漢，反而表示交給盧漢全權處理雲南問題，並撥軍費銀元一百萬元以及武器、彈藥裝備補充雲南兩個軍，但是，要盧漢逮捕黑名單上的一大批共產黨員及進步人士。盧漢表面上同意，於9月8日下午即飛回昆明，立即通知了黑名單上的一些共產黨員迅速轉移。
9月9日下午，雲南的特務在軍統西南特區區長徐遠舉等的率領下進行大搜捕，共逮捕近五百人之多。這就是“九•九整肅”事件。經過殘酷的審訊後，準備槍決的有一百多人，其餘的也大多判了刑。國民黨保密局局長毛人鳳企圖借刀殺人，嫁禍盧漢，將處理人員的名單送交盧漢，要他立即批准。盧漢採取復審拖延的辦法，直到11月初，李宗仁逃往香港路過昆明，經盧漢請求，李宗仁同意從寬處理這批人員，盧漢即下令一律釋放。
11月下旬，貴陽、重慶相繼解放，人民解放軍已迫近雲南，盧漢將其第七十四軍和第九十三軍調往昆明及其附近地區，作好起義的準備工作。12月1日，盧漢下令成立昆明警備司令部，加強治安管理，維持社會秩序。
盧漢準備起義這一情報，國民黨國防部駐雲南區專員兼軍統局雲南站站長沈醉已經掌握，他電告毛人鳳，請求指示。由於時局緊張，怕殺了盧漢會導致雲南人民更加強烈的反抗，毛人鳳遲遲沒有下達命令，只命令沈醉嚴密地監視盧漢。12月6日，深醉親自去見盧漢，對他進行試探，提出要在昆明進行一次大搜捕和大破壞，但盧漢搖搖頭說：“目前時局緊張，不能這樣做，免得人心混亂。”以此來應付沈醉。同一天，西南軍政長官張群飛到昆明，監視盧漢，要把雲南建成反共的基地。
12月8日，蔣介石召集駐滇各軍軍長余程萬、李彌等開會。盧漢即利用余程萬、李彌離開昆明的時機抓緊佈置，並決定於12月9日夜舉行起義。9日下午，張群、余程萬、李彌等又回到昆明。盧漢突然派兵把張群軟禁在自己家中，然後把張群的圖章抄走，並以張群的名義發出通知，邀請國民黨中央駐滇軍事首腦于當晚九時在盧漢公館舉行緊急會議。結果，當國民黨第八軍軍長李彌、第二十六軍軍長余程萬、師長石補天、空軍第五軍區副司令沈延世、憲兵副司令李楚藩、軍統雲南站站長沈醉等依時到達後，亦遭到軟禁。晚上十時正，盧漢在五華山雲南省政府主席辦公室宣佈了“雲南起義”的命令。同時向全國發出起義的通電，成立了以盧漢為主席的雲南人民臨時軍事委員會，作為臨時的最高權力機關。
12月10日，盧漢迫使李彌、余程萬、沈醉等發佈手令，命令國民黨中央軍及軍統特務停止一切的活動，服從盧漢的指揮。但是，第八軍和第二十六軍並沒有執行手令，從12月16日起，三面包圍昆明，全面發起攻勢。盧漢指揮昆明軍民，開始了艱苦的昆明保衛戰。由於戰況危急，盧漢不得已將李彌、余程萬、石補天釋放。他們出去之前都滿口答應，歸隊後，一定制止部隊攻打昆明。但是，他們歸隊後，不但沒有停止對昆明的進攻，反而打得更加激烈。國民黨軍一度進佔昆明飛機場，推進到昆明城邊，但仍被昆明人民和起義部隊擊退。到12月21日，敵軍得知人民解放軍即將進抵昆明，紛紛撤退，堅持了一周的昆明保衛戰勝利結束。不久，人民解放軍迅速進軍滇南、滇東，徹底消滅了國民黨在雲南的全部軍事力量。1950年2月20日，陳賡、宋任窮率領解放大軍進入昆明。3月，雲南省成立軍政委員會，盧漢任主任。
雲南起義，標誌著滇系軍閥的最終結束。新滇系軍閥的首領龍雲和盧漢，在歷史的轉折關頭，都站到了人民的一邊。
1950年1月3日，龍雲離開了避居一年的香港回大陸，於1月18日到達北京。在新中國期間，龍雲歷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國防委員會副主席、全國政協常委、民革中央常務副主席等。1957年，龍雲被錯劃為右派分子。1962年6月27日，龍雲在北京病逝。1980年7月，中共中央給予他徹底平反。
在新中國期間，盧漢歷任雲南省軍政委員會主任、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全國體委副主任、全國政協常委、國防委員會委員、民革中央常委等。1974年5月13日，盧漢在北京因肺癌逝世。
而擔任國民黨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的孫渡，兵敗後逃匿隱藏，1952年在清匪反霸運動中被人民政府逮捕，被關押改造，1963年獲特赦，曾任雲南省政協委員。1967年逝世。
還想加一段：曾任滇軍團長、少將旅長的朱德，1922年因厭倦軍閥混戰，為尋求救國真理，棄官離職，赴德國留學，認識周恩來並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後成了紅軍的創建者和領導者。建國後，成了共和國元帥、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
琰容 2012-10-22 11:02
13章 川系軍閥
在前面兩章中，我們都可以看到，黔系軍閥和滇系軍閥，都把四川省作為向外擴張的主要目標。在辛亥革命以後近十年中，四川省都被滇、黔軍閥所控制。這是因為，在西南數省中，四川是一個較為富庶的省份，自然成為鄰省軍閥掠奪的對象。四川軍閥同樣是西南軍閥中重要的一支，而且派系林立，爭鬥不息，形成了長期錯綜複雜的局面。本章試圖從紛紜蕪雜的事件中理出一個頭緒，談談川系軍閥的盛衰始末。
川系軍閥是辛亥革命以後逐漸形成的，但其來源可追溯到清末編練的四川第十七鎮新軍。1901年，清朝政府廢除綠營制度，建立新軍，規定全國各省共編練三十六鎮（鎮相當於後來的師）。四川因省區較大，兼控制康藏地區，決定編練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三個鎮。四川不僅負擔三個鎮的全部經費，每年還要定額接濟鄰省：西藏一百萬兩，雲南五十萬兩，貴州四十萬兩，甘肅、青海各三十萬兩。為了培養軍事人材，四川先後派遣周道剛、徐孝剛、胡景伊、張毅、劉鴻逵、徐海清六人到日本士官學校學習軍事。同時，四川相繼設立了武備學堂、陸軍小學堂、官弁學堂、陸軍速成學堂、陸軍講武堂等，培養中下級軍官。然而，到了辛亥革命前夕，四川計畫編練的三鎮新軍的任務並未完成，僅編成了第十七鎮。
1911年武昌起義前，爆發了一場規模浩大的“保路運動”（又稱“鐵路風潮”），四川人民是這場運動的主角。1911年5月，清政府假借鐵路國有名義，將民辦的川漢、粵漢築路權出賣給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激起了湘、鄂、粵、川等省人民的反對，四川尤為激烈。6月，川漢鐵路股東代表在成都開會，當場成立保路同志會，推選立憲党人蒲殿俊（四川廣安人）、羅倫（四川西充人）為正副會長，各縣保路同志會亦先後成立，很快發展至數十萬人。在革命黨人的推動下，至8月下旬，保路運動發展為罷課罷市和抗糧抗捐的群眾鬥爭。清政府下令鎮壓。9月7日，四川總督趙爾豐屠殺請願群眾，激起四川人民更大憤怒。同盟會會員乘機組織同志軍，在各縣發動武裝起義，把保路運動推向高潮，成為武昌起義的前奏。
然而，當武昌起義爆發以後，四川由於地域遼闊、交通不便，加下革命党人沒有形成強有力的領導中心，以及會黨眾多，鬥爭分散，未能迅速建立起一個統一的革命政權。直到11月22日，重慶地區同盟會首領楊庶堪（四川巴縣人）、張培爵（四川隆昌人）、謝持（四川富順人）聯絡新軍軍官夏之時、林紹泉、朱之洪等起義成功，才建立起蜀軍政府。楊庶堪謙讓都督，僅負顧問名義，由張培爵出任都督，夏之時任副都督。重慶蜀軍政府成立後，川南、川北、川東相繼發起起義。革命黨人發動民軍包圍省會成都，因趙爾豐指揮清軍頑抗，成都未能攻下。這時，立憲派首領蒲殿俊、羅倫等決定同趙爾豐以妥協談判的方式實現成都和全川的獨立。談判結果：四川政權轉交諮議局；趙爾豐交出政權後，仍帶兵辦理藏邊事務，但暫不離成都，以備顧問；以蒲殿俊為軍政府都督，以第十七鎮統制朱慶瀾（浙江山陰人）為副都督並統領軍隊。11月27日，趙爾豐宣告四川地方自治，大漢四川軍政府成立。
然而，革命党人對蒲、趙妥協成立大漢四川軍政府甚為不滿，重慶蜀軍政府商議組織西征。而在成都，蒲殿俊和朱慶瀾實際上也無力控制局面，新政權極其軟弱無能。12月8日，蒲殿俊和朱慶瀾在東校場閱兵，突然軍隊嘩變，蒲殿俑和朱慶瀾倉惶逃離成都，成都城中秩序大亂。這時，軍政部長尹昌衡急脫身出城，馳往鳳凰山找第六十三標標統周駿和營長宋學杲。周、宋即率部入城平亂。平亂後，由軍官和士紳共推尹昌衡為都督，羅倫為副都督。
尹昌衡，字碩權，四川彭縣人，1884年生。1902年入四川武備學堂。1904年留學日本士官學校。1909年回國，任廣西陸軍小學堂監督。1910年返回四川，歷任軍事編譯局總辦、督練處會力、代理陸軍小學堂總辦等。大漢四川軍政府成立後，出任軍政部長。尹昌衡因平亂有功，被推為都督後，立即著手組織軍政府，由周駿任軍政部長，其他各部門首腦由革命党人與立憲派分子分任之。軍隊重新加以編制：以原第十七鎮為第一師，宋學杲為師長；整編同志軍為第二師，彭光烈為師長；整編原巡防軍為第三師，以孫兆鸞為師長。這時，趙爾豐仍盤踞舊督署，擅發告示，並暗中召邊軍入省，妄圖奪權。尹昌衡遂召集軍事會議，決定逮捕趙爾豐。12月22日，尹昌衡派兵包圍舊督署，將趙爾豐抓獲，拉到明遠樓下宣佈其罪狀，梟首示眾。
大漢四川軍政府成立後，四川就出現了成、渝兩個軍政府並存。尹昌衡曾打算武力統一，蜀軍政府也曾邀滇軍入川幫助統一，後經各方調解協商，尹昌衡放棄武力統一，滇軍也退出四川，雙方於1912年1月派代表會商，于2月2日協定：以成都為政治中心，設四川軍政府，以成、渝兩處都督分任正副都督；重慶為重鎮，設鎮撫府。這樣，四川宣告統一，尹昌衡出任四川軍政府都督，張培爵任副都督，重慶鎮撫府以夏之時為鎮撫總長。
四川軍政府成立後，4月，尹昌衡即改編川軍為五個師：第一師師長周駿，第二師師長彭光烈，第三師師長孫兆鸞，第四師師長劉存厚，第五師師長熊克武。這裏要簡介劉存厚、熊克武兩人。劉存厚，字積之，四川簡陽人，1885年生。早年就讀四川武備學堂，後留學日本士官學校。1909年歸回後，任雲南講武堂戰術教官。辛亥革命爆發後，任援川滇軍總參謀，率兩梯團進駐敘府、瀘州和自貢鹽場。滇軍回師，四川軍政府成立，所部改編為川軍第四師，駐敘、瀘一帶。熊克武、字綿帆，四川井研人，1884年生。早年留學日本。1905年加入同盟會，同年12月回國，在四川各地密謀武裝起義。1911年參加廣州黃花崗起義。武昌起義後，在上海任蜀軍北伐軍總司令。1912年3月返川，任蜀軍第一師師長。4月，所部改編為川軍第五師，駐重慶地區。
對新改編的川軍五個師，尹昌衡交給胡景伊統轄，讓他出任川軍軍團長。胡景伊，字文瀾，四川巴縣人，1878的生。1901年官費留學日本，入士官學校。1903年畢業回國，任四川武備學堂教官。1907年調任雲南新軍督練處參議官兼雲南陸軍小學堂總辦及雲南講武堂總辦。1909年，雲南布政使沈秉堃 調任廣西巡撫，胡景伊亦隨調廣西任新軍協統，1911年廣西起義時潛回四川，受重慶蜀軍政府聘為顧問，並委為代表與滇軍談判。後經往成都，投靠尹昌衡，受到重用。四川統一後，胡景伊被委為軍團長，統轄各師。不久，重慶鎮撫總長夏之時辭職出國留學，胡景伊兼任鎮撫總長。
尹昌衡、胡景伊以及除熊克武外的四個師長，都是四川武備學堂的教官或畢業生。四川武備學堂是四川創辦的第一所軍事學堂，其畢業生分配到四川新軍，漸漸成為川軍中、上級軍官。尹昌衡、胡景伊掌握了軍政大權後，更進一步安置和重用武備生，以至武備生幾乎控制了川軍的各級領導權，開始形成了武備系。武備系是當時川軍中唯一的派系。軍中設有武備同學會以相聯繫，首腦人物為尹昌衡和胡景伊等。
1912年夏，因西藏發生暴亂，危及四川，都督尹昌衡電告北京政府，自請督師西征。袁世凱准如所請，委尹昌衡為征藏軍總司令，由胡景伊代理四川都督。尹昌衡親征藏邊，平息了邊境騷亂，駐紮在川西。1913年3月宋教仁案發生，孫中山決定領導國民黨人討伐袁世凱，發動二次革命。由於尹昌衡加入了國民黨，袁世凱擔心他也加入討袁行列，便蓄意扶植共和黨籍的胡景伊，而胡景伊也趁機投靠袁世凱。1913年6月，袁世凱正式任命胡景伊為四川都督，解除了尹昌衡的川督職務，任為川邊經略使。
四川革命黨人對此事十分憤恨，派出呂超等赴安雅安見尹昌衡，密邀他返省複政討袁。尹昌衡於7月3日回到成都，胡景伊被迫避居昭覺寺。但是尹昌衡不敢複政反袁，在袁世凱的嚴令催促下，於7月底又返回川西。二次革命後，尹昌衡還是遭到袁世凱構陷下獄，直至1916年袁世凱死後才出獄，一度追隨孫中山從事革命活動。後歸隱成都，以著書自娛，1952年病逝。
二
1913年6月，胡景伊被袁世凱任為四川都督。其時，正處在二次革命醞釀和爆發之際，胡景伊秉承袁世凱的旨意，鎮壓四川的革命黨人。首先，他企圖編遣由革命黨人組成的駐重慶的熊克武第五師。第五師是辛亥革命時在上海由川籍軍校學生組建的蜀軍演變而來，革命性較強。熊克武面臨胡景伊的壓迫，是否起兵反袁還猶豫不定，但重慶革命党人和第五師的旅團官兵群情忿怒，要求起兵，熊克武才最後下了起兵的決心。由於當時江西、南京、上海等地的討袁戰爭敗局已定，重慶革命黨人決定西上討胡。8月4日，熊克武在重慶宣佈獨立，重慶是二次革命最後宣佈獨立的重要地區。
熊克武成立重慶討袁軍總司令部，下設民政部、軍政部。熊克武任總司令，楊庶堪任民政部長，劉植藩任軍政部長兼參謀長，但懋辛任副參謀長兼督中路之師。討袁軍由原蜀軍兩個團，川軍第五師兩個旅共九千人合編為四個支隊，一個川江水師，一個炸彈隊。龍光、呂超、李樹勳、劉植藩分任四個支隊司令，余際唐任川江水師司令，曾子玉、顏德基分任炸彈隊隊長。討袁軍計畫兵分三路，由第一支隊取中路經永川、榮昌、隆昌，進取瀘州；由第二支隊扼守合川，防禦北路；第三、第四支隊防禦南路，分拒滇、黔軍。
與此同時，胡景伊令駐瀘州的第一師師長周駿發兵進攻重慶，由王陵基模範團及川軍第二、第三師編組為一支隊，由北路南下，由第四師師長劉存厚編組一支隊沿江東下。8月12日，袁世凱又命令鄂督黎元洪、陝督張鳳翽 、滇督蔡鍔、黔督唐繼堯派兵合攻重慶。四都督遵令撥隊援川。
戰爭開始後，兩軍在隆昌、瀘州一線展開血戰。開始討袁軍節節勝利，幾乎攻下瀘州，但終因兵力不足，傷亡嚴重。9月後，劉存厚部攻克資中、內江，王陵基部佔領南充、定遠、合川。與此同時，黔軍黃毓成部佔領綦江，逼近重慶，滇軍葉荃部進至宜賓，陝軍張鈁部後臨夔州。大本營重慶告急，呂超、余際唐率部還救，但熊克武等已於9月11日被迫撤退。9月12日，黔軍佔領重慶。川軍等殺戒大開，討袁軍或被殺，或逃亡，很快瓦解。四川討袁之役失敗，同時，整個二次革命戰爭也完全沉寂。
胡景伊投靠袁世凱，鎮壓了國民黨人發動的重慶起義，本以為可以穩坐川督的寶座。然而，其後，袁世凱準備復辟帝制，考慮到滇、黔兩省會反對，特派自己的親信陳宦于1915年3月以會辦四川軍務、四川巡按使的身份赴四川坐鎮。而胡景伊則被調到北京，任參政院參政，授以將軍府毅武將軍，從此失勢。抗日戰爭期間，胡景伊曾出任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解放後病逝。
陳宦是湖北安陸人，畢業于湖北武備學堂及日本士官學校。清末曾任武衛前軍管帶，四川新軍協統、雲南新軍協統、雲南講武堂堂長、奉天督練公所總參議、新軍第二十鎮統制等。民國成立後，任參謀次長，授以將軍府成武將軍，是袁世凱的親信將領，1915年5月底，陳宦受袁世凱派遣，率伍祥禎、馮玉祥、李炳之三混成旅以會辦四川軍務、四川巡按使的身份到達成都，後出任四川將軍（都督改稱將軍）。
陳宦到達四川以後，控制了全部川軍及全省政務。8月，帝制運動開始後，陳宦多次通電懇請袁世凱“迅擇吉辰，舉行大典”，是袁世凱稱帝的積極支持者。同年底，蔡鍔逃離北京回到雲南，組織護國軍，發動護國戰爭。1916年1月，護國軍第一軍總司令蔡鍔率中路主力軍經貴州畢節入川，進攻納溪、瀘州。陳宦急令川南鎮守使伍祥禎等部抗擊護國軍，同時急電袁世凱派兵增援。1月5日，袁世凱令曹錕、張敬堯組織征滇軍，入川進攻護國軍，由第二路總司令張敬堯統一指揮入川的北洋軍。
護國軍入川以後，連戰皆捷，1月21日擊敗伍祥禎旅，佔領敘州，並向瀘州進逼。由於護國戰爭聲勢浩大，護國軍在四川節節取勝，使得部分川軍將領也決定倒戈反袁。1月31日，劉存厚在納溪宣佈加入護國軍，自任護國川軍總司令，迎蔡鍔軍入納溪。2、3月間，滇、川護國軍與張敬堯、曹錕、陳宦的北洋軍在瀘州、納溪一線展開連場血戰。瀘納之戰在上一章中已有敍述，這裏不再重複。在戰爭的過程中，四川人紛紛組織起來，支援護國軍，甚至拿起武器，直接參戰。國民黨籍的川軍將領熊克武、但懋辛等組織四川義軍，配合護國軍作戰。到3月中下旬，護國軍攻克納溪、江安、圍張敬堯於瀘州城內。在這種形勢之下，四川將軍陳宦不得不求蔡鍔停戰議和，以保住自己在四川的統治地位。5月22日，陳宦宣佈四川獨立，和袁世凱斷絕關係。6月6日，袁世凱病死，護國戰爭結束，陳宦為川軍及四川人民所迫，無法留任，只得率部出川，蔡鍔出任四川都督兼署民政長。不久，蔡鍔因病赴日本治療，入川滇軍總參謀長羅佩金出任四川督軍，入川黔軍總司令戴戡為四川省長。這樣，四川落入滇、黔軍閥的控制之中。
當時，入川滇、黔軍佔據了四川省大片地方和成都、重慶等重要城鎮。羅佩金秉承唐繼堯的旨意，盡力搜刮四川的財富，掠奪鹽稅，強令四川人民負擔入川滇、黔軍的軍餉，由此，與四川軍民矛盾日深。羅佩金又奉行“強滇弱川”的政策，擴充入川滇軍，壓制川軍。1916年冬，羅佩金召開編遣會議，裁減川軍，激起川軍五師長聯名通電控訴。1917年3月，羅佩金又以武力解散川軍第四師，川軍將領深感禍將及己，第二師師長劉存厚乘機聯絡川軍各部共謀驅羅。1917年4月18日，劉存厚率部圍攻駐成都皇城之羅佩金部，劉羅之戰爆發。4月24日，羅佩金戰敗退出成都，北京政府免去羅佩金四川督軍職，由戴戡暫代。劉羅之戰後，緊接著又爆發了劉存厚與戴戡的劉戴之戰，結果黔軍又被趕出成都遭殲滅，戴戡身亡。1917年7月，北京政府任命周道剛為四川督軍。
周道剛，字莑 池，四川雙流人，1877年生。1901年留學日本士官學校。1903年回國後，歷任四川武備學堂教習、四川新軍管帶、標統、代理協統、四川陸軍小學堂監督等。辛亥革命後，歷任總統府諮議、川軍第一師師長等，是繼尹昌衡、胡景伊之後，川軍武備系首腦之一。周道剛出任四川督軍不久，雲南軍閥唐繼堯借護法之名；發動了靖國戰爭，率滇黔聯軍進攻四川。12月3日，周道剛與四川查辦使吳光新戰敗撤出重慶，周道剛率殘部敗走永川、資中，從此脫離軍界。12月8日，北京政府任命劉存厚為四川督軍，在成都令川軍第一、二、三師重新部署，推舉熊克武為四川靖國各軍總司令。1918年2月20日，川滇黔靖國聯軍攻入成都，劉存厚等部退往陝南漢中地區。2月25日，唐繼堯自任熊克武為四川督軍兼省長。3月，孫中山正式任命熊克武為四川督軍，楊庶堪為四川省長。
熊克武雖然出任督軍之職務，但是，當時四川已在唐繼堯的控制之下，滇黔軍將領佔據了重要職位和地區，如趙又新任四川軍務會辦，王文華任重慶鎮守使，顧品珍任敘瀘鎮守使，葉荃任夔萬鎮守使等，熊克武實權不多。唐繼堯為了牢固控制四川，並進一步向陝西、湖北擴張，於1918年9月以五省靖國聯軍總司令的身份到重慶召開了聯軍會議，並拋出一份《川滇黔三省同盟計畫書》。對這份實則“亡川”的同盟書，熊克武感到難以接受，拒絕在上面簽字。唐繼堯暫也無奈，只得於10月8日離開重慶返昆明。上述劉羅之戰、劉戴之戰以及靖國戰爭等，均在前兩章中詳述過，此處只作扼要勾勒。
三
川軍武備系首腦人物前期為尹昌衡、胡景伊等，後期主要為周道剛、劉存厚等。自從靖國之役周道、劉存厚相繼被逐出四川，武備系已日漸沒落。在1918年及1919年間，主政四川的，是以熊克武、楊庶堪為首的國民黨勢力。然而，四川國民黨勢力卻又分裂為“九人團”和“實業團”兩個派別。兩派不斷磨擦鬥爭，終於爆發了倒熊之戰，實業團失敗被逐出四川。
九人團是指四川國民黨內以熊克武為首的派別。成員有熊克武、但懋辛、李蔚如、喻培棣、余際唐、張沖、吳秉均、劉光烈、龍光等九人。九人在早年均留學日本東京，因都是同學、同鄉，過往甚密，遂被大家稱為九人團，久而久之，形成派別。1917年熊克武任四川靖國各軍總司令和1918年任四川督軍時，任李蔚如為參謀長，但懋辛為第一師師長，喻培棣為第一旅旅長，余際唐為全川江防司令兼重慶鎮守使，張沖為督軍署警衛團長及第二混成旅旅長，吳秉均為兵工廠兼造幣廠廠長，劉光烈為政務廳長，以此掌握四川的軍、民、財大權。九人團在發展中，竭力排擠四川國民黨另一派別——實業團，激起尖銳爭鬥。
實業團是指四川國民黨內以謝持為首的派別。謝持是四川富順人，字慧生，1876年生。1906年加入同盟會。次年赴成都，成為四川同盟會主要領導人之一。同年11月，與熊克武密謀發動武裝起義，事泄逃往廣東。1909年，謝持等到陝西組織一牧場，計畫以實業為根據，容納更多同志，待機而動，遂成立四川同盟會內第一個小團體實業團，設機關于成都。實業團成員主要來自同盟會中四川高等學堂和通省師範學校學生以及四川教育界同盟會黨人。骨幹人物有謝持、張培爵、夏之時、顏德基、黃複生、盧師諦等。辛亥革命後，這批人投身軍政界，成為長衫子軍人，佔據要津，漸與熊克武、但懋辛為首的九人團發生矛盾。
熊克武出任四川督軍後，利用整編軍隊之機，對實業團石青陽、呂超、盧師諦、顏德基、黃複生等部軍民多所排擠，雙方矛盾激化。另外，熊克武對孫中山任命楊庶堪為四川省長亦心感不滿，熊、楊之間亦矛盾重重。實業團遂與楊庶堪聯合，擁楊倒熊。其時，謝持在廣州大元帥府任內務部長、秘書長等職，對此亦有表示支持。1920年春，實業團與楊庶堪聯合滇黔軍發動了倒熊之戰。3月，唐繼堯下令免去熊克武四川靖國軍總司令職。5月，又任命呂超為四川靖國軍總司令。5月下旬，呂超、石青陽等率部從綿陽、中江攻成都；滇軍顧品珍、趙又新部從川南攻成都；黔軍王文華部與實業團黃複生部在重慶、綦江一帶攻熊系余際唐部。熊克武得劉湘等部的支持，與滇黔軍及呂超等部展開連場激戰，開始聲勢頗振，取得不少勝利。但到7月，熊部遭到全面反擊，難以抵擋，熊克武宣佈辭去四川督軍職，于7月10日率部離開成都，退往川北閬中進行整編。7月18日，呂超率軍入成都，通電就任川軍總司令，實業團取得了暫時的勝利。
熊克武退往閬中後，將部隊進行整編，以但懋辛為第一軍軍長，劉湘為第二軍軍長，劉成勳為第三軍軍長。劉湘向熊克武建議，把劉存厚在漢中請回四川，合作驅逐滇黔軍及呂超等部。熊克武表示同意，與劉存厚聯絡，劉亦應允。雙方商定：在戰事未決勝負之前，熊克武、劉存厚均不作四川督軍，以劉湘為四川軍前敵各軍總司令，負責統一指揮。8月6日，劉存厚在漢中組織靖川軍，自任總司令；率田頌堯、唐廷牧、張印本、賴心輝等部返川，熊、劉聯合發動靖川之戰。
8月下旬，劉湘指揮各部由閬中向三臺地區戰略開進：劉存厚部及但懋辛的第一軍為右方面軍，經綿陽、羅江、瀋陽、廣漢向成都進攻；第二軍為左方面軍，經中江、金堂與右方面軍會合，然後合攻成都。9月8日，川軍攻佔成都，熊克武、劉存厚兩司令部相繼入城。接著，川軍與滇軍趙又新、顧品珍部在成都近郊及龍泉山展開決戰。川軍集結兵力八十一營，滇軍及呂超部共六十三營，雙方激戰十二晝夜。9月21日，滇軍戰敗。隨即，川軍發起追擊戰，晝夜強行軍，連克簡陽、資陽、隆昌等縣。10月3日，川軍咬住潰敗的趙又新部，將其圍困于瀘州，趙又新被擊斃，顧品珍和熊克武商定，准其回滇倒唐，滇軍全部退出四川。10月上旬，劉湘指揮川軍分三路直攻駐重慶的黔軍。黔軍抵抗，節節失敗。10月15日，川軍攻佔重慶，黔軍總司令王文華倉皇乘輪船隻身逃往上海，殘部由盧燾代總司令率領，逃回貴州。
熊、劉聯合發動的靖川之戰，將滇、黔軍全部趕出四川，結束了滇、黔軍閥控制四川的局面。同時，實業團的勢力亦遭到嚴重的挫敗，戰後，所有實業團高級軍官一律被逐出四川，楊庶堪亦辭去省長職離川赴廣州。
熊克武、劉存厚聯合發動靖川之戰勝利後，熊、劉之間的矛盾立即產生並尖銳，驅劉之戰隨之展開。1920年9月10日，劉存厚在成都設立北京政府任命的四川督軍公署。10月30日，熊克武在重慶設立廣州軍政府任命的四川督軍公署。熊、劉勢不兩立。這時，川軍實力派劉湘等便成了關鍵人物。結果劉湘擁熊反劉，使熊克武在軍力上壓倒劉存厚。11月5日，但懋辛、劉湘會同各軍將領商定了解決川局善後的六項辦法，主張川人治川，實行地方自治。12月10日，但懋辛、劉湘、劉成勳等二十余位川軍將領在熊克武授意下，聯名分別致電劉存厚、熊克武，正式提出自治主張，請兩人在五日內作出決定。12月16日，熊克武通電擁護，並於29日通電自解四川督軍職。劉存厚依仗北洋軍閥，反對自治。12月30日，北京政府任命劉存厚為四川督軍，熊克武為四川省長，劉湘為重慶護軍使。1921年1月，熊克武、但懋辛、劉湘等通電反對。2月28日，熊克武、但懋辛、劉湘、劉成勳等聯名通電，宣佈劉存厚依附北洋軍閥，違反民意，反對自治，應予驅逐。隨即，熊克武命令但懋辛率第一軍，劉湘率第二軍，劉成勳率第三軍，以劉湘為前敵各軍總司令，分三路夾擊成都，發動了驅劉之戰。戰爭開始後，劉存厚部即節節敗退，賴心輝部前線倒戈，鄧錫侯、田頌堯 、劉斌、唐廷牧四部離心，劉存厚自知無法抵抗，於3月20日通電下野，率護衛營離開成都，間道離川逃往陝南寧羌。劉湘、但懋辛督軍追擊劉存厚部在四川的殘敵。這時，第一軍第五師師長何光烈通電勒兵停戰。前線各部通電回應，驅劉之戰停息。劉存厚遺留在四川的部隊被各軍收編。
從上述幾場四川軍閥大戰中，我們注意到劉湘的崛起，這裏要介紹劉湘其人及以他為首的川軍速成系。
劉湘，字甫澄，四川大邑人1889年生。1906年入四川陸軍弁目隊。1908年入四川陸軍速成學堂。1909年保送四川陸軍講武堂深造。畢業後在川軍中任職。1916年在護國戰爭中，因阻擊護國軍有功，得袁世凱嘉獎，升任團長、旅長、授以陸軍少將銜。1918年升任川軍第二師師長。1920年在倒熊之戰中站到熊克武一方，升任川軍第二軍軍長。其後在靖川之戰和驅劉之戰中，地位拉高，實力膨脹。
速成系則是指川軍中主要以四川陸軍速成學堂出身的軍人結成的派系，其首腦人物便是劉湘。速成系的骨幹人物有楊森、唐式遵、潘文華、王纘緒、張斯可、徐孝剛、王陵基、喬毅夫、傅常、鮮英等。主要包含兩部分：一是四川陸軍弁目隊與四川陸軍速成學堂的學生，稱為老速成；一是四川軍官速成學堂的學生，稱為新速成。此外，還包括與他們有師生關係的軍人。速成系形成於1918年6月，當時熊克武整編川軍為七個師，劉湘任第二師師長，大量吸收速成系同學以代替其他學堂畢業生擔任中、下級軍官，並在合川開辦軍官傳習所，以為羽翼，提出了“統一四川，問鼎中原”的遠景目標。這樣，速成系勢力形成並不斷膨脹。當時，武備系已經隨劉存厚被逐出川趨於沒落，第三軍軍長劉成勳雖是武備生，但卻不用武備系而用第三軍名義相號召。保定系和軍官系（均在後面介紹）尚未形成強大勢力，能與速成系抗衡的，只有熊克武的九人團。
驅逐劉存厚之後，1921年6月，川軍各將領在重慶召開善後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劉湘被推舉為四川各軍總司令。6月24日，劉湘又被四川省議會和川軍各將領選為四川省省長。7月2日，劉湘在重慶通電就職，第二軍軍長由楊森代理。此時的第二軍，下轄三個師、四個混成旅、兩個獨立旅，實力與熊克武不相上下。
四
劉湘出任四川各軍總司令和四川省省長不久，原鄂軍總司令李書誠和鄂西總司令潘政道特致電川湘兩省當局，請求出兵支援，協力驅逐直系軍閥兩湖巡閱使兼湖北督軍王占元，以使湖北實行自治。湘督趙恒惕有機可乘，決定出兵。劉湘亦考慮若進佔宜昌，即可獲取一處問鼎中原的前哨要塞，於是決定出兵，川鄂戰爭爆發。8月中旬，劉湘自任援鄂軍總司令，出動兩師四混成旅，兵分兩路攻鄂。唐式遵為第一路總指揮，由長江北岸東進；但懋辛為第二路總指揮，由長江南岸東進。北京政府免去王占元本兼各職，特任吳佩孚為兩湖巡閱使，另派肖耀南為湖北督軍，對付川湘軍。8月19日，川軍攻佔巴東，隨即奪取姊歸，進逼宜昌。9月初，川軍兩次猛攻宜昌，不克。吳佩孚攻下湖南嶽州後，即回師西援，於9月14日趕赴宜昌，發起反攻，於9月22日解宜昌之危，隨後收復鄂西。11月下旬，劉湘又調集大軍三路攻鄂。吳佩孚恐奉軍南下和南軍北進，遂與劉湘議和。雙方代表訂立川鄂停戰分防條約，吳佩孚部孫傳芳第二師駐宜昌。12月下旬，川軍陸續撤出鄂境。1922年3月7日，川鄂和約正式簽訂，共七條。主要內容有：川鄂兩軍，各退回原來駐地，川鄂兩軍會同派軍剿滅川鄂邊境匪患。川鹽運銷楚岸，川鄂兩省平均分配鹽稅收入。至此，川鄂戰爭結束。
在川鄂戰爭中，川軍並沒有得到什麼利益，但劉湘卻與孫傳芳勾結上，結拜為盟兄弟，訂立攻守同盟的密約。同時，劉湘還與肖耀南拉上關係，在漢口設立了辦事處，派喬毅夫為駐漢口代表。熊克武雖於1920年12月30日宣佈辭去四川督軍職，但仍控制第一軍，一直企圖東山再起，總攬四川軍政大權。對劉湘實力的大增，熊克武深感威脅。早在驅劉之戰後，熊克武、但懋辛就暗中支持劉湘的參謀長兼第二師師長陳能芳背叛劉湘，但陳能芳事泄被劉湘扣押。此時，熊克武獲知劉湘與孫傳芳結盟後，深感於己不利，便煽動川軍各部聯合與劉湘為敵。劉湘鑒於川軍各部多已站在熊克武一方，只得採取以退為進的手法，於1922年5月14日通電辭去本兼各職，由王陵基代理總司令，向楚代理省長，而暗中，卻在調兵遣將，準備與第一軍作戰。6月，劉湘電令漢口的喬毅夫速往宜昌與孫傳達室芳密談，請孫傳芳即時派兵入川支援。但是，在劉湘尚未部署妥當，孫傳芳也未派兵的情況下，7月初，第二軍軍長楊森突然提前進攻駐忠縣和萬縣的第一軍一主力。於是，四川一、二軍之戰爆發。
7月12日，成都各軍組織省聯軍，推第三軍軍長劉成勳為四川軍總司令兼省長，推第三師師長鄧錫侯，四川邊防軍司令賴心輝為正、副指揮，決定進攻重慶，支援第一軍。戰爭初期，第一軍實行有計劃撤退，接連讓出梁山、開縣、綏定、渠縣等。然後在渠縣、蓬安縣交界處集結精銳，與楊森決戰，雙方激戰六日。8月1日，劉伯承率軍衝破楊森部中央陣地，全軍乘勢猛攻，楊森大敗，潰不成軍。8月9日，省聯軍攻破重慶，楊森率殘部退往夔府。敗兵如驚弓之鳥，在黑夜中，一萬多士兵竟被二百名追兵繳械。8月20日，楊森再退到湖北利川、宜昌，依附吳佩孚。此時，劉湘以在野之身，避居重慶王家沱義新紗廠。他通過大邑同鄉劉成勳及第九師師長劉文輝等出面疏解，取得各方面同意，被允許率領隨身衛隊，由劉文輝派兵護送回到大邑縣安仁鎮老家暫作棲隱。
一、二軍之戰後，第三軍軍長、川軍總司令兼省長劉成勳主持四川軍政。劉成勳，字禹九，四川大邑人，1883年生。早年畢業于四川武備學堂。後在雲南新軍中任隊官、管帶等。辛亥革命後回四川，歷任川軍旅長、第一混成旅旅長。熊克武任督軍後，被委為第四師師長。1920年在倒熊之戰中通電擁熊，後被熊克武任為第三軍軍長。1922年一、二軍之戰中，劉成勳被川軍各部推為總司令兼省長，支援第一軍擊敗了第二軍。
1922年10月，劉成勳在成都主持召開善後會議。第三師師長鄧錫侯、第七師師長陳國棟自恃有功，要求升任軍長。劉成勳、但懋辛及四川邊防軍軍長賴心輝為鞏固既有勢力，不願他人提升軍長，與己抗衡，在會上提出廢軍長制和分期裁兵方案。鄧錫侯、陳國棟及第二十一師師長田頌堯竭力反對，因第一、三、邊軍人多，遂獲通過，這樣雙方結下仇怨。1923年1月5日，劉成勳以川軍總司令名義通令全軍裁兵。1月29日，劉成勳藉口陳國棟擅自收編何金鼇部，電令解除陳國棟第七師師長職，派兵武力解決陳部。鄧錫侯與陳國棟同為保定軍校同學，又一起反對廢軍長制，唇亡齒寒，於是起兵援陳。2月10日，劉成勳下令討伐陳、鄧，但懋辛、賴心輝舉兵回應，形成一、三、邊軍與三、七師之戰。2月，鄧錫侯、陳國棟揮師西上，圍劉成勳于成都。後賴心輝邊防軍開到，鄧、陳解圍而退。一、三、邊軍推賴心輝為總指揮，率兵追擊。鄧、陳退至德陽，田頌堯率第二十一師支援。於是，形成一、三、邊軍與三、七、二十一師之戰。鄧、陳、田退至潼關，得到老長官劉存厚奉吳佩孚令，帶來大批軍火補充，士氣轉旺，在黑虎寨堅守七天七夜，賴心輝久攻不下，師疲而退。鄧、陳、田乘機追擊，至綿江、中江一帶雙方呈膠著狀。3月下旬，鄧錫侯突發奇兵，間道偷襲成都，圍熊克武、劉成勳於孤立無援的空城。這時，第九師師長劉文輝率兵抵成都，雙方協商，劉成勳等讓成都與劉文輝，劉文輝網開一面，讓劉成勳等部出城。3月30日，劉成勳通電辭職停戰，率部撤離成都。4月2日，劉文輝入成都。4月5日，鄧、陳、田部也開入成都。至此，這場四川軍閥大混戰宣告結束。
然而，這場大混戰剛一結束，另一場更大的戰爭——四川討賊之戰隨即爆發。而這場戰爭的性質有些不同，這是吳佩孚支持的楊森、劉湘等川軍及五省北軍與孫中山任命的四川討賊軍總司令熊克武等西南軍隊之戰，是南北在四川的最大一次戰爭。
就在四川一、三、邊軍與三、七、二十一師混戰時，直系軍閥吳佩孚為武力統一中國，乘機動員直、豫、鄂、陝、甘五省兵力，組成援川軍，以趙榮華任總司令，擁楊森回川，兵分鄂、陝、甘、黔四路入川。鄧錫侯、陳國棟、田頌堯、劉存厚等川軍呼應，擁護劉湘出山，並推舉他為四川善後督辦。1923年4月，孫中山回粵複任大元帥，興師討賊。孫中山說服熊克武，與四川國民黨實業團聯合討賊，雙方表示同意。6月，孫中山任命熊克武為四川討賊軍總司令，劉成勳為川軍總司令兼省長，賴心輝為前敵總指揮，統率一、三、邊軍與石青陽、呂超、顏德基等部。雲南唐繼堯、貴州劉顯世亦派兵入川助熊討賊，形成南北大戰。
戰爭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楊森率部沿長江入川，4月6日攻佔重慶，繼續率大軍沿成渝大道直取成都。其他北軍亦分別從陝、甘、黔入川。5月，楊森主力在資中縣被討賊軍主力擊潰，退回重慶。9月，討賊軍會集重慶，晝夜圍攻，達一個多月，死傷慘重。10月16日，討賊軍攻克重慶，楊森退往萬縣。第二階段戰役開始後，討賊軍內部矛盾顯露，追擊不力。而吳佩孚調整部署，撤趙榮華職，任命黔軍總司令袁祖銘為援川軍總司令，任命劉湘為川康善後督辦。吳佩孚又補充北軍大量彈藥，士氣複振。11月，援川軍攻梁山、墊江、長壽，討賊軍潰敗，總指揮賴心輝差點被俘虜。12月14日，援川軍又攻下重慶。1924年1月27日，楊森出奇兵直撲三台縣熊克武總指揮部，熊克武縋 城逃脫。2月2日，熊克武通電辭去四川討賊軍總司令職。同日，楊森、劉湘圍攻成都。2月8日，劉成勳通電辭去四川省長職。2月9日，成都被攻破，劉成勳率殘部退往川南及康定地區。劉湘、袁祖銘率部緊追熊克武殘部。3月，熊克武率四川討賊軍殘部離川入貴州，輾轉赴廣州。從此，第一軍在四川勢力瓦解。孫中山發動的四川討賊之戰亦告失敗。
5月，北京政府任命楊森為四川軍務督理，鄧錫侯為四川省長，劉存厚為川陝邊防督辦，劉湘為川滇邊防督辦。
五
討賊之戰後，楊森被委任為四川軍務督理（相當督軍），大權在握。楊森，號子惠，四川廣安人，1884年生。1908年加入四川陸軍弁目隊，1908年入四川陸軍速成學堂。畢業後在第十七鎮任職，並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後，在王陵基部任營長。二次革命時，私下跑到熊克武部參加討袁，兵敗後被滇軍俘虜，得滇將黃毓成賞識，後在滇軍中任靖國二軍參謀長、混成團團長等。1920年在靖川之戰中轉投川軍，任川軍第九混成旅旅長，第九師師長，靖川軍第二軍總敵總指揮，楊森在速成系中嶄露頭角。1922年，劉湘將第二軍軍長一職交給楊森，楊森乘機發展自己的勢力，李樹勳、王兆奎、王纘緒、郭汝棟、范紹曾等都是他的部將。於是，速成系分裂成劉湘的舊二軍和楊森的新二軍兩個系統。在一、二軍之戰中，楊森部慘敗，退往湖北投靠吳佩孚。在討賊之戰中，楊森在吳佩孚的支持下卷土重回，擊敗了熊克武的討賊軍，掌握了四川的大權。
對於楊森的後來居上，劉湘表面上不動聲色，但暗中聯絡劉成勳、劉文輝、賴心輝等，形成“三劉一賴”的反楊聯盟，並對楊森之王纘緒等部進行策反。而楊森入據成都後，正躊躇滿志，對此產並不覺察。他把持四川兵工廠、造幣廠，獨佔自貢鹽稅，並趁機擴充部隊，準備以武力稱霸全川。1924年10月，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直系曹錕、吳佩孚倒臺，段祺瑞重新執政。劉湘等即決定投靠段祺瑞，派張斯可、喬毅夫到京，通過國務院秘書長鄧漢祥（曾任四川都督府副官長）向段祺瑞要求，撤免楊森，還川政予劉湘。段祺瑞知道劉湘已歸心，決意扶劉抑楊。1925年2月7日，段祺瑞參照劉湘的建議調整四川軍政首腦，特任劉湘為川康邊務督辦，節制全川部隊，委任楊森督辦四川軍務善後事宜；免去鄧錫侯省長之職，由賴心輝繼任；免去田頌堯幫辦之職，由劉文輝繼任；又任命劉成勳為西康屯墾使兼管民政。這樣，劉湘策劃的“三劉一賴”聯盟隱然形成。3月，劉湘等又聯名致電段祺瑞政府，要求調楊森赴京任職。楊森決定發動統一之戰，以武力統一四川。
4月12日，楊森下達對賴心輝、劉成勳兩部討伐令，分兵五路，向賴心輝、劉成勳以及劉文輝、陳洪范、陳國棟等部進攻，連戰告捷，很快就佔領了七十二個縣，其軍隊也擴充到十九個師又十二個混成旅。段祺瑞見楊森咄咄逼人，於5月明令免去他在四川的職務，調往北京署理參謀總長。楊森不肯離川，只在成都遙領參謀總長職。
被擊敗的賴心輝、劉成勳、劉文輝等部退往重慶，依靠劉湘，聯合鄧錫侯以及黔軍袁祖銘，組成川黔聯軍，共同倒楊。公推袁祖銘為聯軍總司令，鄧錫侯任前敵總指揮，劉湘只任後勤總司令，居幕後操縱。7月1日，聯軍下達作戰令。7月8日，楊森亦下達作戰令，向聯軍進攻。7月中旬，兩軍在永川、大足、榮昌一帶激戰。開始，楊森獲勝。後來，他急於尋找聯軍主力決戰，因大意而使王兆奎師被鄧錫侯部擊潰。7月21日，聯軍全線發起進攻，楊森被迫退往沱江右岸。正當楊森調集兵力，準備反攻之際，7月31日，早已被劉湘收買去的楊森部主力師師長王纘緒背叛楊森投靠劉湘，通電停戰，使楊軍全線震動。8月4日，聯軍強渡沱江，全線推進，楊軍潰敗，逃往樂山。8月10日，聯軍攻克成都。楊森派人與聯軍談判停戰。聯軍一定要他交出全部兵權，只留一個營護送其至奉節。9月4日，楊森被迫通電將所部交由劉湘節制，自率殘兵到宜賓。9月9日，楊森將曾逼他交出兵權的第三軍軍長李樹勳伏殺，再逃往橫江、萬縣。11月1日，楊森自奉節乘船往漢口，再投吳佩孚。
劉湘聯合黔軍袁祖銘將楊森擊敗後，於9月在自流井召開善後會議。但在會議上，劉湘與袁祖銘因分贓不均，關係迅速惡化。當時，重慶由劉湘、袁祖銘合駐。劉湘有潘文華、鮮英、李雅材、蘭文彬等師、旅，而袁祖銘亦有兩師一警衛旅。1926年1月24日，袁祖銘返抵重慶，立即下令增調黔軍四個團入城，在浮圖關、兩路口、磁器口等要地配置重兵，戰爭一觸即發。而這時，劉湘正滯留成都，處理善會議未完事情。重慶各界深恐戰禍再起，乃分推代表，向川、黔軍呼籲和平。袁祖銘佯裝接受民意，邀川軍將領會商，達成協定，城內除留少數軍警和警衛隊外，所有川、黔軍各部均於1月30日，移駐城外。但1月29日，劉湘部隊正移駐時，袁祖銘突然策動鮮英師何金鼇部嘩變投袁，鮮英僅率殘部一營突圍與蘭文彬會合。1月30日，袁祖銘又派兵攻擊劉湘部守城衛隊，佔領駐渝機關，收繳川軍守衛部隊槍械，追擊已撤退至白市驛等地的蘭文彬、鮮英師，將劉湘的主力部隊全部逐出了重慶。這事，史稱江巴事變（又稱渝變）。江巴事變成為驅袁戰爭的導火線。
劉湘主力被袁祖銘逐出重慶以後，劉湘決定驅逐袁祖銘出川。但是，當時劉湘的部隊被分別隔於上、下川東，無法集結，被迫又向在統一之戰中戰敗赴漢投靠吳佩孚的楊森謀求合作。楊森亦想乘機再起，加上川軍將領鄧錫侯、田頌堯等因與劉湘分贓失和，亦歡迎他回川。於是，劉、楊在武漢簽訂了“丙寅公約”。公約規定：歸還原來楊森所屬的兵權，與劉湘合作收復重慶後，下川東則為他統治範圍。
3月1日，楊森返回川東萬縣，召舊屬六部來歸，很快得八萬餘眾。4月20日，由劉湘部師長蘭文彬發出討袁通電，接著，劉湘、楊森、賴心輝部師、旅長聯名通電回應。5月5日，川軍兵分上川東、下川東兩路，由劉湘、楊森分別統領、夾擊重慶，劉文輝亦在川南發起進攻。5月18日，劉、楊聯軍兵臨重慶。5月21日，川軍進佔重慶。袁祖銘於5月下旬和6月上旬率黔軍全部離川返黔。
驅袁之戰後，楊森控制了下川東各縣，勢力與劉湘不相上下，彼此都尋找吃掉對方，進而獨統全川。然而，全國政治形勢的發展，迫使川軍將領要作出何去保從的抉擇。1926年6月，廣州國民革命軍出師北伐，深入湖南，攻克長沙、岳陽，兵鋒直指武漢，川省震動。懾于北伐軍威力，四川軍閥亦投機革命，派代表與北伐軍聯繫。8月13日，劉湘、賴心輝、劉成勳、劉文輝聯名發出討伐吳佩孚的通電。儘管如此，川軍各部仍首鼠兩端，坐觀時變。當時，北伐軍為了防止川軍援助吳佩孚，派出了四川籍共產黨員朱德、陳毅到楊森部做工作。9月初，中共四川省委負責人之一，原川軍將領劉伯承領導瀘順起義，以武力迫使川軍易幟。10月，北伐軍攻克武漢，聲威大震，四川軍閥見大勢所趨，亦表示服從國民政府。11月，廣東國民政府分別委任楊森、劉湘、賴心輝、劉成勳、劉文輝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軍軍長。12月，任命鄧錫侯、田頌堯為第二十八、二十九軍軍長。至此，川軍全部易幟（劉存厚於1929年7月被蔣介石任命為新編第十五師師長），改掛青天白日滿地紅旗幟，歸屬國民政府統轄。
川軍雖然易幟，但其內部派別之爭依然如故。除了劉湘的速成系，當時又已經形成了保定系和軍官系。
保定系是由川軍中四川陸軍小學、陸軍中學、陸軍預備學校和這三校升入保定軍官學校的軍人結成的派系。1921年熊克武發起驅逐劉存厚之戰，鄧錫侯、田頌堯、劉斌三個師戰敗退保寧，因三人為保定軍校同學，又同為劉存厚部下，加上當時同處困境，利害一致，初步形成保定系。1925年在驅逐楊森之戰中，保定生劉文輝嶄露頭角，躋身保定系首腦之列。之後，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同駐成都，形成保定系三首腦。川軍易幟後，劉、鄧、田三軍在成都設立三軍統率辦事處，後改名三軍聯合辦事處，劉文輝為處長，鄧錫侯、田頌堯為副處長，實行省城之軍政、民政、財政三統一，與駐重慶的劉湘速成系相對抗。
軍官系是川軍中四川陸軍軍官學堂出身的軍人結成的派系。由於四川陸軍軍官學堂的畢業生比起保定軍官學校的畢業生待遇明顯差，使得四川軍官學堂的畢業生以同學相號召，互相聯繫，彼此照應，初步形成軍官系。軍官系實際形成並具有相當實力是在1926年間。當時，軍官生李家鈺由川軍第一師師長升任四川邊防軍總司令，他與第十一師師長羅澤洲等在成都組織群益社，以聯絡四川陸軍軍官學堂及蜀軍將弁學堂速成隊的同學，不斷接收來自各方面的軍官學堂同學，兩人成為軍官系的首腦。李家鈺駐遂甯，羅澤洲駐南充，並與駐萬縣的楊森合作，與成都的保定系、重慶的速成系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六
川軍易幟後，內戰不僅沒有消除，而且還更激烈，在此後的數年間，又爆發了連場大戰。
先說楊森，在易幟之前，即已進行投機，出兵配合吳佩孚部作戰，進攻鄂西，奪取了枝江、松滋、公安、石首等縣，還想往東推進，結果被國民革命軍擊敗，狼狽逃回萬縣。易幟之後，楊森感到四川各地已難插足，念念不忘再往鄂西發展。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發動了反革命政變，建立了南京國民政府，與武漢國民政府相對抗。蔣介石指使粵、桂、川、黔軍閥兵分六路，會同兩湖軍閥會攻武漢。劉湘被任命為第五路總指揮，楊森被任命為第五路前敵總指揮。蔣介石私下對楊森許諾，攻下武漢後，漢陽兵工廠歸楊森管轄。楊森見有機可圖，自然積極賣命。
5月5日，楊森率四萬五千人自萬縣東下，以范紹曾部為先鋒。駐宜昌的夏鬥寅部背叛武漢國民政府，乘機順流而下，為楊軍開路。5月21日，楊軍佔領武漢週邊仙桃鎮，夏鬥寅部佔領汀泗橋、賀勝橋，武漢震動。當時，武漢國民政府的主力部隊已赴河南作戰，留守武漢的葉挺部急赴前線，擊潰夏鬥寅師。同時，武漢國民政府急調唐生智第八軍李雲傑師包圍進犯仙桃鎮的楊森部。6月8日，李雲傑部發起進攻，楊軍大敗而逃至潛江，立足未穩，又遭到追擊。仙桃鎮之戰，楊森被殲七個團，其直轄第九師幾乎全軍覆滅。武漢國民政府又調動鄂北一帶的部隊截擊西逃的楊軍。楊森唯恐歸路被截斷，於6月24日率范紹曾、白駒等搶先上了福川輪，逃回四川。不及上船的殘部或逃散或被殲，向成傑一師被湘軍程潛部收編。
正當楊森準備退回萬縣時，發現劉湘已派兵進駐萬縣，將他拒於夔門之外。劉湘雖然接受蔣介石之命出任第五路軍總指揮，但出兵攻打武漢國民政府的，卻是楊森的部隊，他自己沒有受到損失。及至楊森潰敗，他又企圖佔有楊森的駐地。正當楊森走投無路，進退為難的時候，鄧錫侯、劉文輝等乘虛進襲重慶，劉湘見勢不利，即讓回萬縣給楊森，回師擊退鄧錫侯等的進襲。
11月，直系軍閥頭子吳佩孚被北伐軍擊敗後，輾轉入川，投靠楊森。楊森對吳佩孚倍加關照。此舉遭到四川各界人士激烈反對和指責。蔣介石也甚為惱火，明令免除楊森本兼各職，由師長郭汝棟取代其第二十軍軍長之職。但楊森不肯交權，與部將的矛盾激化。
1928年1月，劉湘奉蔣介石命令，接收楊森所屬各部。劉湘認為倒楊時機已到，但又不便出面，於是指使賴心輝、郭汝棟、范紹曾、吳行光，組織“四部倒楊”。2月，借范紹曾為父親做六十大壽之機，四部在長壽舉行倒楊秘密軍事會議，組織“討楊逮吳聯軍”，由賴心輝兼任總司令。4月，賴、郭、范、吳四部對萬縣形成戰略包圍，楊森退出根據地，將主力向開江轉移。劉湘以為大功告成，即電告蔣介石邀功。但5月18日，倒楊聯軍在開江任市鋪附近與楊森部決戰，卻慘遭敗北。劉湘借四部倒楊的目的未能達到，但也坐收漁利，得到了范紹曾師的全部武裝和江北一線的防地。
劉湘自易幟後，對外積極投靠蔣介石，對內則大力發展勢力，不斷分化和打擊異己。他長期佔領四川繁榮富庶之區重慶，控制長江，勢力不斷坐大。1928年9月23日，劉湘與保定系劉文輝、鄧錫侯、田頌堯三軍長在資中縣舉行會議，就統一意志，裁編軍隊及組織省政府三大問題達成了協議，由劉湘出任川康裁編軍隊委員會委員長，劉文輝為四川省政府主席，鄧錫侯、田頌堯等為委員。這次會議將川軍其他各部屏之於外，激起各軍怨恨。10月10日，楊森、劉存厚、賴心輝、郭汝棟、黃隱、李家鈺、陳書農、羅澤洲八部聯合成立“國民革命軍同盟各軍軍事委員會”，簡稱“八部同盟”，推楊森為主席，李家鈺、陳書農為副主席。八部同盟決定聯合向重慶劉湘進攻，發動了下川東之戰。
劉湘聞訊後，即拉攏劉文輝，讓劉文輝等牽制同盟各部，致使真正能向重慶進攻的僅得楊森、羅澤洲兩部。楊、羅原計劃聯合同時進攻，不料羅澤洲為搶佔重慶，於10月中旬率先出兵，以至孤軍突進。10月17日，劉湘集結主力，親自督戰，在江北一碗水地區迎戰羅澤洲，激戰兩日，羅部潰敗。10月19日，劉湘揮師東下，截擊來犯的楊森部。10月20日，劉湘在長壽鐵山坪發起猛攻，楊森部大敗，逃入李家鈺防區。劉湘連克梁山、忠州、萬縣等二十三縣，盡收楊森下川東防區，收編了楊森近三萬人以及郭汝棟部，勢力大振。
八部同盟在反劉湘的下川東之戰失敗後，深怨劉文輝支持劉湘，牽制李家鈺等部不敢動作，導致戰爭失敗，決心報復。同時，羅澤洲、楊森在下川東之戰失去防地後，與李家鈺部同處一隅，僧多粥少，也必須往外發展。1929年4月，李家鈺、羅澤洲、楊森、黃隱四部在順慶組織同盟軍，推李家鈺為總指揮，決定兵分三路進攻劉文輝的資中、內江防區，發動了上川東之戰。4月16日，同盟軍出動，由遂甯經甯至向資中、內江發起進攻。4月19日，兩軍交戰，劉文輝部守將向傳義先收縮兵力，後發制人。激戰兩天后，突然全軍出擊，同盟軍敗北，退出遂寧。
下川東、上川東之戰，劉湘、劉文輝擊敗了八部同盟，勢力大增，四川成了“二劉”天下。這裏，需要簡介劉文輝其人。
劉文輝，字自乾，四川大邑縣安仁鎮人，1894年出生于一個大地主家庭，與劉湘同族，雖然比劉湘小四歲，論輩份卻是劉湘的嫡堂叔。劉文輝幼年念私塾。十四歲後，先後就讀四川陸軍小學、西安陸軍中學、北京陸軍第一中學。1914年考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二期。1916年畢業回四川，在川軍中歷任參謀、營長、團長、混成旅旅長、第九師師長等，在四川軍閥混戰之中不斷發展自己的勢力。1926年底，劉文輝隨川軍各部易幟，被國民政府委任為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四軍軍長，不久又兼川康邊防總指揮，並成為川軍保定系第一號巨頭。1928年9月，劉文輝與劉湘在資中舉行會議，劉文輝被推舉為四川省政府主席。10月，南京政府正式發佈此任命。下川東、上川東之戰後，四川省政府改組，劉文輝仍任省主席。在十年之間，劉文輝不斷擊敗對手，所部發展到十二萬之多，防地除西康十幾個縣外，在四川則據有上、下川南，上川東等六十餘縣，等於大半個四川，且多是富庶之區。此時的劉文輝，不僅圖謀統一四川，還想囊括西南，問鼎中原。
然而，劉文輝想統一四川又談何容易！當時，劉湘也是擁兵十余萬，同樣想獨攬四川大權。此外，還有大大小小的軍閥也在謀求發展，未肯輕易俯首稱臣。還有，1929年後，蔣介石又與唐生智、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等打得不亦樂乎，也加速了劉湘與劉文輝關係的惡化。1929年3月至6月蔣桂戰爭時，劉湘認為蔣介石大有前途，通電擁蔣並出兵助蔣討伐武漢的桂軍。而劉文輝則支持桂系，與唐生智聯繫通電討蔣。1930年蔣、馮、閻中原大戰，劉湘根據駐京代表鄧漢祥的密報，知道張學良率部入關助蔣，於是極力支持蔣介石。而劉文輝估計馮、閻將會獲勝，則通電公開反蔣，並聯合鄧錫侯、田頌堯，準備出兵武漢，作為策應。結果，劉湘兩度擁蔣，得到蔣介石的信任和支持，而劉文輝兩度失算，陷於被動，雖還能保住四川省政府主席一職，但已成為蔣介石必欲除去的眼中釘。
1930年11月，羅澤洲師內部嘩變，羅澤洲被扣，羅部隸屬鄧錫侯第二十八軍，鄧早有去羅之心，即升陳鴻文為師長，到順慶接管該師。1931年2月，羅澤洲逃到李家鈺部，李、羅聯合楊森，向順慶進攻，企圖以武力強迫陳鴻文交出該師，挑起了北道之戰。結果，陳鴻文敗退成都。3月，鄧錫侯率兵進攻李、羅，劉文輝、田頌堯亦派兵助戰。李家鈺兵敗，求劉湘援助，於是，劉湘出兵援李。5月間，在順慶城周圍，全川大小軍閥隊伍雲集，形成互相對峙和牽制的局面，被迫罷戰言和。
北道之戰，李家鈺退據營山、蓬安兩縣，實際已依附劉湘，軍官系從此衰落。鄧錫侯失去所屬劉、羅兩部隊及其防地，勢力大弱。而劉文輝乘勢佔有了樂至、安岳、遂甯、潼南、蓬溪、南充各縣，勢力大增，川中僅乘下劉湘、劉文輝兩強了。
七
北道之戰後，四川呈現二劉對峙的局面。俗語說：“一山難藏二虎”，雖然二劉都在大唱“統一川政”，但又互不相讓。1931年夏，二劉談判合作，但毫無結果。當時，擺在他們面前的出路只有三條：一是一方主掌大權，一方為副手；二是一方向外發展，一方坐鎮四川；三是兵戎相見，勝者為王。談判的結果，唯有第三條路可走，雙方都在厲兵秣馬，調兵遣將，準備在戰場上見高低。
1932年春夏間，劉湘得到了蔣介石的支持，擬定了攻打劉文輝的“安川”計畫。與此同時，劉湘盡力拉攏和收買川軍將領，壯大自己的陣營。劉湘還利用劉文輝與田頌堯的矛盾，拉攏田頌堯反對劉文輝。繼而又加緊與鄧錫侯聯絡，致使田頌堯、鄧錫侯都願意站到劉湘一邊，保定系分裂。當一切都準備好以後，劉湘已下決心向劉文輝開戰。而劉文輝也別無選擇，唯有積極應戰。1932年10月，二劉大戰爆發。這是四川歷史上規模最大軍閥混戰，戰線綿亙千餘裏，川北、川西、川南戰火紛飛達一年多，四川大小軍閥鄧錫侯、田頌堯、楊森、劉存厚、李家鈺、羅澤洲等均捲入其中。雙方投入兵力約三十萬人，死亡達六萬餘人，耗資五千萬元，四川人民的慘狀可想而知。由於二劉大戰經歷的時間很長，其間又分成若干個大戰役，所以需要從頭細說。
1932年10月初，劉湘唆使四川邊防軍總司令李家鈺和新編第二十二師師長羅澤洲，首先從南充下游李渡場向劉文輝部林雲根部開火，但遭到第二十四軍的反擊，揭開了二劉大戰的序幕。10月12日，以劉湘部師長唐式遵為首的全川九十四名師旅長通電討伐劉文輝，並向劉文輝駐防的順慶、隆昌、瀘州等進進攻，二劉大戰正式爆發。
戰爭開始，田頌堯在劉湘的支持下，乘勢力脅迫劉文輝撤出成都，劉文輝決定解決田頌堯，免除後顧之憂，再集中力量對付劉湘，於是，集結兵力於東大街、春熙路和少城一帶備戰，劉、田雙方爆發了省門之戰（又稱劉田成都巷戰）。11月16日，兩軍打響，戰鬥在市內進行，自西到東，無街不戰，無巷不爭。經歷了煤山爭奪戰、東郊之戰、北門簸箕街決戰幾個階段，田頌堯部被困於城內西北一隅。這時，鄧錫侯玩弄“中立”手段，出面調停，劉文輝急於結束戰爭，也同意鄧的調停。11月22日，劉、田雙方達成休戰協定：三軍重新合作；劉軍讓出北道交通線；田軍向新都撤退；城內兩軍恢復原狀，由鄧軍執行中立任務。11月25日，省門之戰結束。這場成都浩劫，劉軍死五千余人，田軍死四千餘人，雙方傷者一萬餘人，因戰禍受災的成都難民則達二萬七千餘人。
在省門之戰結束後，劉文輝急將大部分兵員東調，劉湘與劉文輝又在沱江流域打了一場大混戰。劉湘以唐式遵為東路軍總指揮，潘文華為南路軍總指揮，王纘緒為北路軍總指揮，兵分三路攻打永川、江津、潼南、大足等縣。劉文輝則退守隆昌、瀘州一線，以資中、內江、富順、瀘州縣城為主要據點，企圖扼沱江之險以抵擋劉湘之師。10月28日，劉湘出動飛機、軍艦轟擊瀘州。11月18日，劉湘越過沱江，王纘緒攻打內江、唐式遵攻打富順，潘文華攻打自流井。11月31日，唐式遵、王纘緒聯合李家鈺、羅澤洲、楊森三部沿沱江進攻瀘州。劉文輝之師長夏首勳率第二、第三師主力阻擊，劉湘久攻不下，只好放棄圍攻瀘州重鎮，集中主力攻打富順、內江。兩軍對峙，戰線長達四十餘裏。在劉湘的強攻之下，劉文輝終將資中、富順、內江等地丟失。劉湘秘密買通瀘州守軍，加緊進行炮擊轟炸。12月23日，瀘州守軍軍心動搖，被迫接受劉湘收編。12月26日，劉湘進駐瀘州並溯江而上，直取宜賓，劉文輝敗退榮縣、威遠，沱江大戰結束。
沱江大戰之後，劉文輝以夏首勳為一路，張清平為二路，林雲根為三路，陳鴻文為四路，冷寅東為第一預備總指揮，唐英為第二預備總指揮，集中主力于樂山、井研、仁壽、榮縣、威遠一帶，以榮、威為重點，設總指揮部于眉山。劉湘以一路總指揮唐式遵在自流井、榮縣、威遠一線；二、三路總指揮王纘緒、范紹曾在資中、內江一線；四路總指揮潘文華在富順、宜賓一線迎戰。12月4日，榮威之戰在寶馬場打響。12月10日，全面戰鬥展開，劉文輝投入七萬兵力，劉湘出動五萬人馬，雙方展開連場血戰，傷亡慘重。由於劉文輝部頑強抵抗，劉湘部節節後退，轉攻為守。這時，劉湘見戰局對自己不利，於是派人向劉文輝議和。劉文輝打算乘勝進擊，消滅劉湘，但12月19日，劉文輝旅長陳鳴謙突然在資中倒戈叛變，所部被劉湘改編為師。鄧錫侯、田頌堯又背叛成都協議，出師援助劉湘，襲擊劉文輝後路。楊森、李家鈺也有進攻之動向。劉文輝權衡利害，不得不於12月21日令冷寅東在老君台與劉湘簽訂停戰書：劉文輝前線部隊移駐樂山之筍子山及井研一線，其餘部隊仍屯原地，軍部仍回省城；劉湘前線部隊移駐榮縣之白石溝、老林口、文昌宮一線。兩軍形成隔岷江而峙的膠著狀態。
榮威之戰後，劉文輝內部軍心渙散，將領不和。1933年春，劉文輝在成都召開軍事會議。劉文輝及不少將領都認為，在省門大戰和榮威之戰中，鄧錫侯都在暗中作祟，應該加以討伐，但這意見遭到保定系軍官的反對，認為保定系互相殘殺，實屬不明智之舉。劉文輝一意孤行，於4月間以川西平原為中心，重新佈置兵力，與鄧錫侯展開了毗河之戰。5月6日，劉文輝開始發動進攻。鄧錫侯沿毗河佈防，並主動放棄溫江。鄧錫侯部師長黃隱為阻止劉軍進攻，將都江堰調劑流量的榪槎砍去，毗河水頓時猛漲，兩岸氾濫成災。劉軍數次強渡未成，兩軍對峙一個多月。鏖戰之際，鄧錫侯決定依附劉湘，其部由劉湘指揮。6月25日，劉湘、田頌堯、劉存厚、楊森、李家鈺、羅澤洲六人聯名通電，準備武力制止劉、鄧紛爭。劉、鄧兩軍內保定系同學已無心再戰，於新都三河場開會，簽訂和約，保定系內部停戰議和，並打算脫離劉文輝。7月2日，劉湘指揮聯軍向劉文輝進攻。7月3日，劉文輝放棄井研，自知無法取勝，遂由冷寅東出面于同日致電劉湘，稱“二十四軍退出成都，擁戴其促進川事的統一”。7月8日，劉文輝率部撤出成都，通電辭去四川省政府主席職。7月14日，鄧錫侯返回成都。7月21日，劉湘率部進入成都。
劉湘進入成都以後，蔣介石委任劉湘為四川“剿匪”總司令，進擊入川紅軍。劉湘為徹底消滅劉文輝，乘勢力提出“先安川後剿赤”的口號，聯合全川大小軍閥在成都成立了安川軍，分東、南、北三路，共一百一十個團，開赴岷江東岸與劉文輝對峙，岷江大戰（又稱安川大戰）爆發。8月1日，劉文輝退集岷江右岸，發起反攻，但徒勞無功。雙方隔江炮戰，均無進展。劉文輝派參謀長劉吉甫到成都請劉湘息兵，要求政治解決爭端，但談判未成功。8月13日，劉湘下令總攻。鄧錫侯派人收買了劉文輝河防部隊營長葉青蓮投誠，岷江防線開了一個缺口，鄧軍主即搶渡過江，劉軍守江部隊驚惶潰敗。此時，旅長彭韓又倒戈，劉軍全線軍心動搖，土崩瓦解。8月16日，劉文輝退至雅安。師長陳鴻文、旅長石肇武在邛崍被俘，石肇武被槍決。8月17日，劉文輝又撤離雅安，其所部夏首勳、林雲根、張清平、冷寅東等被劉湘改編。劉湘見大局已定，也顧念叔侄之情分，不忍置劉文輝於絕路，便令各軍停止追擊。9月，兩軍媾和，劉湘同意將雅安、滎經、天全、蘆山、寶興、名山、洪雅等縣劃給劉文輝，劉文輝總算能偏安西康一隅，有個立足之地。而劉湘，則佔有川東、川南、川西地區八十餘縣，軍隊擴展至十余萬人，登上了四川霸主寶座，為全川歸於統一奠定了根基。至此，二劉大戰宣告結束，而長達十七年的四川軍閥混戰亦告結束。
八
二劉大戰結束後，劉湘即在成都宣誓就任四川“剿匪”總司令，奉蔣介石之命，先後對付入川的紅四方面軍和中央紅軍。10月，劉湘將川中各軍編為六路，分別以鄧錫侯、田頌堯、李家鈺、楊森、王陵基、劉存厚出任一至六路總指揮，對紅軍各方面軍展開圍攻，然而，卻遭到失敗，劉湘先後將劉存厚、王陵基撤職查辦。
1934年間，劉湘又在南充設立四川“剿匪”總部前方軍事委員會，推出“神仙”軍師劉從雲為委員長。劉從雲原是鄉間測字算命先生，曾創立了一個“孔孟道”，自稱道主，有道徒一萬多人，劉湘等川軍將領也入了道，營以上軍官有百分之九十也是道徒，皆尊劉從雲為軍師。故此，時人諷刺劉湘擁有陸、海、空、神四大兵種。這次，劉從雲用“神術”指揮“剿共”軍事，結果被紅軍擊潰二十多個旅。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自江西突圍，開始長征。蔣介石想趁此機會派出中央軍十個師到四川“援助”劉湘，電邀劉湘到南京面商機宜。劉湘到漢口時，即與從上海約來的鄧漢祥密商，決定無論如何，要阻蔣介石派兵入川。10月20日，劉湘抵達南京。經過反復磋商努力，取消了蔣介石派兵入川的提議，達成了三項決定：一、仍由劉湘擔任四川“剿匪”總司令，負計畫、指揮全責，中央儘量補助餉款彈藥；二、改組四川省政府，以劉湘為主席；三、組成南昌行營駐川參謀團，任命賀國光、楊吉輝為該團正副主任。12月10日，劉湘返加四川。1935年間，劉湘在蔣介石派去的參謀團的監督之下，積極參與了對紅軍的堵截和圍追。
這裏要談談參謀團的情況。蔣介石早想控制四川和西南，在派中央軍入川“援助”劉湘“剿共”的提議遭到劉湘抵制後，即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駐川參謀團（簡稱參謀團）的名義派其親信進駐四川，1935年1月20日開始在重慶辦公。參謀團以賀國光為主任，楊吉輝為副主任，下設第一處、第二處、政治訓練處和總監處等機構。參謀團率康澤的別動隊入川，指導監督四川的反共軍務，實際控制了全川軍隊。它規定川軍中師長以上軍官要定期向參謀團彙報軍事；向劉湘總部報告軍情必須分報參謀團；參謀團向四川各路派員督察，實行監軍；參謀團政訓處派員到川軍各軍師設立政訓處，還在峨眉山開辦軍官訓練團，調訓川軍中營以上幹部，進行分化和拉攏。參謀團別動隊深入川康各地，進行“組訓”民眾，監視地方官吏活動。參謀團入川後對川軍恩威並施，監督“圍剿”入川紅軍，但遭到失敗。1935年5月，蔣介石主力部隊進入四川，形成了中央軍控制四川的局面。6月，參謀團著手整頓川軍，規定各軍、師一律按現額縮減三分之一，軍費減發三分之一。8月，參謀團又成立點驗委員會，點驗川軍，核實名額。11月1日，蔣介石為了進一步加強對四川和西南各省的控制，改設軍委會委員長重慶行營，以顧祝同為主任，賀國光為參謀長，參謀團即行撤銷。參謀團在四川近一年的活動，為蔣介石控制四川打下了基礎。
面對蔣介石勢力進入四川，控制和瓦解川軍，劉湘深以為慮，不得不想辦法對抗。首先，他在改組省政府時，儘量任用自己的親信，如省府秘書長鄧漢祥、財政廳長劉航琛、民政廳長甘績鏞、總參議鐘體乾、川軍參謀長傅常等，都是他的親信幕僚。另外，劉湘還宣佈廢除近二十年的防區制，原防區內一切政權交給省府。在軍隊方面，劉湘仿效蔣介石組織黃埔同學會的方法，健全原先已有的鬆散組織武德學友會，作為團結、考核、控制軍隊的工具。同時，著手聯絡民主人士和共產黨人，共同抵制蔣介石。馮玉祥系統的汪導予、李蔭楓、高興亞，共產黨人郭秉毅、張曙時、黃子谷、羅世文、李一氓等先後到劉湘部工作。其後，劉湘在武德學友會的基礎上，又組織核心組織“武德勵進會”，自任會長。武德勵進會對外保密，會員全為實職營長以上親信軍官。武德勵進會在川軍中每團設有小組，起著團結、監視、控制部隊，防範蔣介石收買部隊將領等作用。在川軍縮編點驗中，劉湘的第二十一、二十三、四十四軍共九十六個團，縮編為六十個團，但劉湘將其餘部隊又納入於省府保安部隊，改成二十四個保安團，實力削弱甚微。
1937年日寇正策動大舉侵華，全國抗戰的呼聲甚高，中菜中央明確提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主張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劉湘認為，一致對外，可以轉移蔣介石對準自己的矛頭，決定改變擁蔣反共的方針，聯共結友，參與抗戰。這年春天，他派張斯可為代表赴廣西，與中共代表及李宗仁、白崇禧簽訂了一個旨在“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的《川、桂、紅協定》。此時的劉湘，激於民族義憤和對蔣介石排斥異己的不滿，積極準備抗戰，要讓川中子弟為民族、為國家爭光。
七•七蘆溝橋事變爆發後的第二天，劉湘即電呈蔣介石，請纓抗戰。同時通電全國，籲請一致抗日。8月7日，劉湘飛赴南京參加國防會議，力主抗戰。他表示：“抗戰，四川可出兵三十萬，供給壯丁五百萬，供給糧食若干萬石。”回成都後，按南京政府部署，劉湘組編了兩個縱隊，分兩路徒步出川抗日。他以四十五軍軍長鄧錫侯、四十一軍軍長孫震為第一縱隊司令、副司令，下轄六個師；二十一軍軍長唐式遵、二十三軍軍長潘文華為第二縱隊司令、副司令，下轄五個師，兩個獨立旅。10月15日，劉湘被任命為第七戰區司令長官，兼任第二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唐式遵為副總司令；鄧錫侯為第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震為副總司令。部隊組編雖然沒有變，但兩集團軍卻被蔣介石調往各處。11月12日，劉湘抵達南京，設長官部于赤壁路，由參謀長傅常主持事務，劉湘則急於和出種部隊取得聯繫。11月中旬，日軍沿京滬鐵路和太湖南岸，分兩路向南京進攻。劉湘當即向蔣介石請求將川軍兩個集團軍調集起來，保衛南京，但蔣介石沒有同意。劉湘本來是抱病出征，此時，舊疾突發，生命垂危。不久，被送往蕪湖，再送往漢口萬國醫院就醫。
劉湘在病中，不忘抗戰，稍有好轉，即與來訪者暢談抗日大計。1938年元旦，劉湘特發表題為《長期抗戰中的四川》的元旦論文，重申四川支持抗戰的決心。1月7日，劉湘在揮毫遣興時，寫下兩句古詩：“思親淚落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在某一天，他又在一張紙上寫上杜甫《蜀相》詩中的最後兩句：“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他又寫下遺囑，勉勵出征川軍英勇殺敵，“敵軍一日不退出國境，川軍則一日誓不還鄉”。1月13日，劉湘先後和馮玉祥、何應欽談過話，不久吐血半痰盂，從此昏迷不醒。1月20日，劉湘逝世，終年四十八歲。
劉湘逝世後，國民政府明令褒恤，追贈陸軍一級上將，1939年9月19日在成都舉行國葬典禮。劉湘是四川的大軍閥，有反人民反共的罪惡，但是他能結束四川近二十年的軍閥混戰，應算一件功績，尤其是他力主抗日，抱病出征的壯舉，為他晚年寫下光彩的一筆。
由於劉湘力主抗戰，且“出師未捷身先死”，也極大地激勵了川中子弟。在國民黨軍隊中，川軍是抗戰最英勇的部隊，無數川軍將士戰死在抗日的疆場。我們前面提到的川軍軍官系首領李家鈺（四川蒲江人），在抗戰開始後歷任第四十七軍軍長、第四集團軍副總司令、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1944年5月21日在豫湘桂戰役中英勇殉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上將，在成都南郊修建李將軍陵寢。第二十一軍第一四五師師長饒國華（四川資陽人），1937年11月30日在安徽廣德保衛戰中，舉槍自戕，以死報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上將，後在成都中山公園內鑄銅像一座，並豎立“饒上將國華紀念碑”。第四十一軍前敵總指揮、代軍長王銘章中將（四川新都人），1938年3月17日在山東滕縣保衛戰中壯烈犧牲（滕縣保衛戰為台兒莊大捷創造了有利條件）。王將軍遺體安葬于新都家鄉的國葬墓園。成都少城公園鑄豎了王將軍的騎姿銅像一座。第二十九集團軍第一五0師師長許國璋（四川成都人），1943年11月3日在常德會戰中，身負重傷，舉傷自戕，以身報國。國民政府追贈陸軍中將。
此外，川軍中的很多將領都參加了這場偉大的民族戰爭，擔任過重要的職務。如鄧錫侯，曾任第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唐式遵，曾任第二十三集團軍副總司令、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孫震，曾任第二十二集團軍總司令、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楊森，曾任第二十七集團軍總司令兼第二十軍軍長；潘文華，曾任第二十八集團軍總司令；王纘緒，曾任第二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第六戰區副司令長官；王陵基，曾任第三十集團軍總司令，第九、六戰區副司令長官；范紹曾，曾任第八十八軍軍長、第十集團軍副總司令；黃隱，曾任第九十五軍軍長；陳書農，曾任第四十五軍、第四十七軍軍長；羅澤洲，曾任第四十七軍副軍長等。
九
1937年八•一三淞滬抗戰後期，國民政府預感到首都南京難保。1937年10月29日，蔣介石在國防最高會議上發表了“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演講。30日，國民政府決定遷都重慶。11月16日，國民政府主席楊森乘海軍艦艇從南京沿長江西上，政府和黨部各機關也陸續出發。11月26日，楊森一行抵達重慶，開始辦公。國民政府雖遷到了重慶，但自南京陷落後，國民黨政治、軍事、經濟中心實際上卻在武漢。武漢失守後，其軍政重心一度又遷移至長沙、衡山。直到1938年底，蔣介石及國民黨最高軍事機關才遷抵重慶。
抗戰開始後，劉湘抱病出征，川政交由第四十四軍軍長王纘緒處理。1938年1月，劉湘在漢口病故之後，王纘緒就想繼承劉湘的軍政職務並積極進行活動。蔣介石打算以重慶行營主任張群接任四川軍政，但又擔心四川的留守軍人不滿。後來，蔣介石聽取了重慶行營參謀長賀國光的建議，讓其實並不孚眾望的王纘緒接任，以便隨時可取代。3月，王纘緒升任第二十九集團軍總司令。4月，代理四川省主席。為了進一步控制四川政局，蔣介石又于同年2月委任鄧錫侯為重慶行營副主任兼川康綏靖公署主任。不久，鄧錫侯從前線回到四川主持川康軍務。
王纘緒，字治易，四川西充人，1885年生。1908年，王纘緒考入四川弁目學堂，與劉湘、楊森等同學，後成為速成系重要將領，為劉湘統一全川立下了汗馬功勞。王纘緒志大才疏，威望不高，當上省主席不久，逼走了省政府高等顧問張瀾。他借整頓吏治和財政，任用親信，排斥異己，使得不僅劉文輝、鄧錫侯的保定系軍人反對，就連劉湘速成系的軍人也對他不滿。面對這種形勢，王纘緒只有進一步投靠蔣介石，以保住自己的地位。1938年7月，鄧錫侯、潘文華、王纘緒及西康省主席劉文輝在成都一雲南省主席龍雲秘密簽訂了一個川康滇三省政治、軍事、經濟實行合作的盟約，以期相互支援，聯合抵制蔣介石的宰割。事後，王纘緒全盤向蔣介石密電報告，使鄧、潘、劉對其恨之入骨，於是策動川康軍人反對王纘緒。1939年8月10日，鄧錫侯等指使川康彭煥章、陳蘭亭、劉樹成、周成虎、謝德堪、楊曬軒、劉元瑭七師長倒王，發出通電，列舉王纘緒十大罪狀。同時，調動軍隊進逼省城。蔣介石乘此機會，以平息事態為由，勸王纘緒率部出川抗日，自兼四川省主席。到了1940年，蔣介石則把省主席職務交給了張群（兼成都行轅主任）。
張群，字嶽軍，四川華陽人，1889年生。1907年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年底赴日本士官學校，與蔣介石同學，並加入同盟會，是國民黨的元老及蔣介石的親信。張群主政四川，意味著四川的政務完全由蔣介石中央所控制。留在四川而擁有一定實權的川軍將領，則只有鄧錫侯了。
鄧錫侯，字晉康，四川營山人，1889年生。1909年入四川陸軍小學，後入南京第四陸軍中學堂及保定陸軍軍官學校。1911年回川入川軍。1912年入劉存厚部，逐升至旅長。1918年依附熊克武，升任第三師師長。1922年參與倒熊。後歷任四川省省長、四川清鄉督辦、國民革命軍第二十八軍軍長，是川軍保定系第二號人物。1932年至1933年，參與反對劉文輝的戰爭。劉文輝敗走西康，劉湘病逝漢口後，鄧錫侯便成了川中軍界第一號人物，被蔣介石任命為川康綏靖公署主任。
鄧錫侯從抗日前線回川任職後，除了策動川康七師長驅逐王纘緒外，對一切嫡系、非嫡系的部屬都能以他所說的“公、誠、和、信”四個字來對待，因而威信大大提高。為了抗日大局，他還要常常調和國民黨中央政府與川康地區以及地方各實力派之間的矛盾。此外，在動員四川軍民支援抗戰以及爭取美國、印度對四川的援助等方面都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抗日戰爭勝利後，1946年5月5日，國民政府正式宣佈，從重慶還都南京。鄧錫侯仍任川康綏靖公署主任。1948的春，蔣介石裁撤了川康綏靖公署，鄧錫侯出任四川省主席，統兵權被大大削弱。不久，蔣介石要鄧錫侯從四川調運十萬石軍糧和加征十二萬名壯丁以增援胡宗南打內戰。鄧錫侯對蔣介石苛刻徵調不滿，擔心造成官逼民反的局面，於是婉言拒絕。蔣介石很惱怒，加上鄧錫侯處理學運不力，便強迫鄧錫侯辭職“養病”。4月，蔣介石任其親信另一川軍將領王陵基出任四川省主席。
王陵基，字方舟，四川樂山人，1886年生。四川武備堂畢業，後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回國後歷任四川陸軍學堂副官、隊官等。民國成立後，王陵基歷任團長、師長、重慶衛戍司令、四川第五路剿匪總指揮、四川保安司令等。抗日戰爭時期任第三十集團軍總司令、第九、六兩戰區副司令長官，抗戰勝利後，任第七綏靖區司令、江西省政府主席。王陵基調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後，著手實施所謂“安川應變”計畫。他自恃有蔣介石為靠山，一上任就著手打破省政府派系分贓的辦法，獨攬省政大權。接著，他利用兼省保安司令職權，以主要精力整頓、擴充保安團。後來，他將保安團擴充到近二十個團。隨著解放戰爭形勢的發展，國民黨的敗局已定，但王陵基仍然叫囂反共到底，誓不投降，並且打出“四川反共救國軍”的旗號，在各縣、市成立“自衛總隊”。
與王陵基一樣死心為蔣介石賣命的川軍將領，還有重慶市市長兼衛戍司令楊森、重慶綏靖副主任兼川鄂邊區綏靖主任孫震，以及王纘緒、唐式遵等。1949年春，蔣介石在三大戰役和西北戰場都遭到慘敗，人民解放軍又發起渡江戰役後，為確保四川，特命胡宗南集團扼守川東北，宋希濂、羅廣文兵團扼守鄂西北，孫元良兵團扼守川東大門，何紹周兵團扼守川南貴州，組成一道可謂堅固的西南防線。王陵基亦與駐重慶的楊森，駐萬縣的孫震組成一條成、渝、萬防線，妄圖保住自己在四川的統治地位。
1949年4月，蔣介石將西南綏靖公署改為西南軍政長官公署，由張群出任長官。為了拉攏川軍將領，他先後發表鄧錫侯、潘文華、楊森、王纘緒、唐式遵為副長官。鄧錫侯、潘文華並無什麼實權，他們看到國民黨統治的最後崩潰已是指日可待，不甘心為蔣介石集團殉葬，他們與西康省主席、第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都接到中共周恩來等的電報，望劉、鄧、潘等川軍將領率部起義。此外，民革、民盟及原川軍將領熊克武、但懋辛、呂超、鐘體乾、鮮英等人士都在四川召集舊部，做策反工作。劉、鄧、潘決心走起義的道路，他們三人經常秘密聚會，商量起義的準備工作。
1949年10月以後，人民解放軍發起西南戰役。兩個月的時間，蔣介石的西南防線便徹底崩潰。11月30日，重慶解放，蔣介石倉惶逃往成都。為了作最後的頑抗，蔣介石派張群對劉、鄧、潘進行安撫和拉攏，劉文輝等只作搪塞應付。12月7日，蔣介石在撤離大陸的前夕，又以召開緊急會議為名，邀請劉、鄧、潘到自己住地北較場，準備將他們挾持到臺灣。在此緊要關頭，劉、鄧、潘於當天上午逃出成都，到達新繁縣龍橋。蔣介石又派王纘緒從成都趕往龍橋，勸劉、鄧、潘回心轉意，但遭到嚴辭拒絕，王纘緒無功而返。為防止蔣介石派飛機轟炸，劉、鄧、潘又率部轉移至彭縣。
12月9日，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在彭縣龍興寺總指揮總聯名發出起義通電，宣佈脫離國民黨政權，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領導。參加彭縣起義的川軍將領還有國民政府軍事參議院上將參議、原川軍保定系首領之一田頌堯，第九十五軍軍長黃隱，川湘鄂邊區綏靖副主任陳蘭亭以及四川省財政廳長、省銀行董事長鄧漢祥等。四川挺進軍總司令范紹曾亦於同月在渠縣通電起義。成都市冷寅東亦宣佈起義。
除了上述人員，原川軍將熊克武、但懋辛、呂超、余際唐、鮮英、鐘體乾、羅澤洲、陳國棟、郭汝棟、鄧國璋、陳家農以及尹昌衡、胡景伊等，1949年後都留居大陸。其中熊克武、但懋辛、余際唐、鮮英、鐘體乾以及劉文輝、鄧錫侯、范紹曾等，都擔任了人民政府以及民革、民盟等的重要職務，為新中國的建設作出了積極的貢獻。其中，鄧錫侯曾任西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四川省副省長、民革中央委員、國防委員會委員等，1964年逝世。熊克武曾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等，到1970年才病逝。劉文輝，曾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四川省政協副主席、林業部部長、國防委員會委員、全國人大常委、全國政協常委等，1976年才病逝。八十年代以前，這批人物已先後作古了。
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西南遊擊第一路剿匪總司令王纘緒，迫於形勢，也於12月14日率部在成都起義。但王纘緒本人於起義後，以“年老”為詞，拒絕參加人民政府安排的工作。1957年王纘緒潛赴深圳企圖越境，被逮捕關押，1960年病死於監獄，是川軍起義將領中最不光彩的一人。
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兼西南遊擊第二路剿匪總司令唐式遵，率部與解放軍頑抗，後退往西康。1950年2月在西昌被臺灣當局任為四川省主席。3月28日，在流竄至西康越崔縣境內時被解放軍擊斃。
四川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王陵基，負隅頑抗失敗後，於12月25日化裝成軍醫隻身外逃，經樂山、宜賓，走到江安時被捕，成為級別最高的國民黨被押戰犯（上將省主席）。1964年12月28日獲人民政府特赦。1967年3月17日在北京病逝。
能夠逃往臺灣的川軍高級將領，只有劉存厚、楊森、孫震等。三人均擔任臺灣總統府國策顧問等閒職。劉存厚於1960年6月病逝。楊森於1977年5月17日病逝。孫震于1985年9月9日病逝。
還想加上一句：曾在川軍中擔任過團長的劉伯承（四川開縣人），以及參與過四川軍閥混戰的滇軍將領朱德（四川儀隴人），還有在楊森部工作過的陳毅（四川樂至人），1927年後都成了共產黨紅軍的高級將領，建國後成了共和國的元帥。
隨著國民黨在中國大陸的徹底失敗，川系軍閥的歷史也宣告結束。
琰容 2012-10-22 11:03
14章 馬家軍閥(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
在前十三章裏，我們已把中國近代主要的軍閥派系分別作了敍述，這一章所談到的馬家軍閥，嚴格地說並沒有形成一個統一的派系，而是同出於源，分作數支。民國時期，在我國西北的甘、寧、青地區，存在著數股強大的回軍武裝力量，由於其首領皆為甘肅河州回族馬姓，故稱“馬家軍”。馬家軍原為家族武裝勢力，它們參與了當時中國政壇的紛爭，先後依附清政府、北洋軍閥、馮玉祥、蔣介石等，統治了西北地方數十年，產生了一批顯赫一時的馬姓軍閥。由於馬家軍的起源及派別比較複雜，本章試將“西北諸馬”的關係，尤其是“西北三馬”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這三支主要的馬家軍作個介紹。
要談馬家軍閥，就應追溯到清朝同治年間。清同治二年即1863年，甘肅河州（今臨夏縣）人阿訇馬占鼇會合馬悟真等回民首領，舉行了反清的河州暴動，攻破河州，勢力在甘肅迅速擴大。河州白藏鄉人馬海晏也參加了這場暴動。馬海晏早年貧窮，靠在河州、蘭州之間“馱腳”（畜力運輸）為生，尚武，廣交遊。參加河州起義後，馬海晏作戰勇敢，不久即成為馬占鼇的左右手。
1872年，左宗棠率湘軍入甘肅鎮壓，在太子寺戰役中，馬占鼇先誘敵深入，後以“黑虎掏心”戰術，一舉打敗了清軍三十個營。在太子寺戰役之後，起義群眾要求乘勝攻取清軍統帥左宗棠設在安定（今定西縣）的大營時，馬占鼇卻主張投降清軍，說：“打了勝仗，比打敗了投降好得多。”馬海晏亦力贊其議，但很多起義群眾表示反對。這時，一個四十來歲的漢子、河州韓家集陽窪山村人馬千齡出來說話，支持馬占鼇降清。馬占鼇是馬千齡的同族侄女婿，看到有馬海晏及馬千齡等支持，便決計降清受撫。結果，左宗棠改編馬占鼇部為馬隊三旗，委任馬占鼇為三旗督幫，以馬占鼇之子馬安良（原名馬七五，左宗棠賜名“安良”）為中旗正旗官，馬海晏為中旗副旗官。此外，清廷又授馬安良、馬海晏七品軍功頂戴。馬千齡因勸降有功，被左宗棠稱讚為“良回”，也受到重賞。就這樣，馬占鼇、馬海晏、馬千齡等用起義人民的鮮血給自己換取了“紅頂子”和清廷的賞賜，從此成為了清廷的鷹犬，這也是“河州三馬”的子孫們得以發跡的因由。
馬占鼇降清以後，過了十餘年即1886年死去，其職務由兒子馬安良繼任。馬海晏有兩個兒子：一名馬麒，1869年生；一名馬麟，1873年生。兩兄弟自幼隨父軍中，熟習軍旅生活。後來，馬安良、馬海晏這支馬隊併入董福祥的甘軍。
再說馬千齡，亦有兩個兒子十分出眾：次子馬福祿，生於1853年，在1880年中武舉人、武進士，使馬千齡家更增添光彩；四子馬福祥，生於1873年，從小隨父兄習武學文，已顯露出不凡的氣度。
1895年，河湟地區（今甘肅臨夏及青海東部黃河、湟水流域）的回族、撒拉族人民再次發動反清起義。馬海晏父子隨清軍參與了鎮壓。而馬千齡父子也在家鄉組織了民團“安寧軍”，對抗起義軍，曾解救被圍清軍總兵湯彥和。憤怒的群眾將馬千齡家宅院付之一炬，並到處“捉拿馬進士家的人”，馬千齡避走藏區，其子馬福祿、馬福祥則率安寧軍輾轉到蘭州，被陝甘總督陶模收編為步騎兩營，加入進攻河州之清軍，不久，也歸入了董福祥的甘軍，馬福祿任督帶統領，馬福祥任幫統。
1897年，清政府整治軍隊，編建精銳軍，分中、前、左、右、後五軍，由榮祿、聶士成、馬玉昆、袁世凱、董福祥五人分別率領。不久，董福祥之後軍奉調北京附近駐防，馬海晏父子及馬福祿、馬福祥兄弟也隨軍前往。1900年八國聯軍進犯津、京，馬海晏、馬福祿等曾參加廊坊之戰，重創敵寇。當八國聯軍進攻北京時，馬海晏、馬福祿等率河湟子弟守衛正陽門（今前門），與攻城之侵略軍展開多日血戰。8月13日晚，馬福祿乘雨夜率敢死隊襲擊敵軍，在激戰中身亡。同時戰死者還有其族弟馬福貴、馬福全等百餘人。
這時，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逃離北京，馬海晏父子及馬安良、馬福祥等率眾護駕。行至宣化，馬海晏病死。馬麒由哨官提升接任了其父的旗官職務。在晉南風陵渡過黃河時，馬安良、馬麒親自掌舵，護駕過河，搏得了慈禧的賞識。在馬安良、馬麒、馬福祥等的護衛下，慈禧和光緒總算平安逃到了西安。
由於護駕有功，不久，馬麒升任花翎頂戴副將銜循化營參將，駐兵甘肅紮巴鎮。其弟馬麟也升任管帶、都司等職。而馬福祥，則升任甘肅靖遠協副將，1904年又升任西寧鎮總兵兼阿勒泰護軍使，1910年率所部昭武軍移防寧夏。
辛亥革命爆發，陝西革命黨人舉行起義，陝西巡撫升允逃往蘭州，與陝甘總督長庚組織“東征軍”討伐，並妄圖迎鑾西來，把西北作為重振清室的基地。當時，馬安良出任精銳西軍總統，馬麒任幫統，馬安良之子馬廷勷 任分統。他們組織了一支有步兵五千、騎兵一千共二十四個營旗的隊伍，鎮壓革命。1912年清帝退位，民國成立，這支精銳西軍也發生了分化，馬安良父子及馬麒、馬麟兄弟都轉而依附北洋軍閥袁世凱，馬安良出任甘肅提督，而馬麒，則攫取了西寧鎮總兵一職，從此，馬麒兄弟拋開了依靠多年的馬安良，另樹一幟。
馬安良父子也是馬家軍閥的一支，由於後來這支武裝退出西北，在此，我們只作簡略介紹。民國成立後，馬安良出任甘肅提督。後來，馬安良加入中國國民黨，並任中國國民黨甘肅支部長。1920年，馬安良病逝，終年65歲。馬安良之子馬廷勷 ，貢生出身，1913年8月任甘涼觀察使。1914年後，任北京大總統府侍從武官。1918年後，歷任涼州鎮總兵、涼州鎮守使，1924年7月，授北京政府將軍府勖威將軍。1926年，馬廷勷 舉兵反對馮玉祥，1928年10月在甘肅河州戰敗，逃往西寧。1929年赴南京投蔣介石，蔣介石任其為討逆軍第十五路軍總指揮，令其召集舊部未成，後被撤職，又去投靠馮玉祥，結果被馮玉祥殺於鄭州（一說焦作）。馬安良四子、馬廷勷 之弟馬廷賢，1896年生，青年從軍曾任西北軍營長、團長、旅長，1928年11月與其兄馬廷勷 退往青海藏區，聯合馬仲英殺害許多無辜藏民。不久隨馬廷勷 投蔣介石，任討逆軍第十五路軍第一路縱隊司令。1930年利用中原大戰之機，率部回西北，攻下天水縣城，自稱西北回民聯軍總司令，屠殺縣民數千人。1931年3月，其部接受改編，被南京政府任命為隴南綏靖指揮。1932年1月與川軍作戰失敗後逃往天津。抗日戰爭期間，馬廷賢被日軍委為“西北長官”，後一度去包頭，又化裝回天津，改名換姓藏匿於民間。1941年回甘肅河州。新中國成立後，馬廷賢被人民政府逮捕，後獲釋出獄。1958年再次被捕。1959年10月病死。
再說馬麒，於1912年8月出任西寧鎮總兵後，著手創建完全由自己掌握的軍隊，又多方羅致漢族官紳知識份子，組成自己的智囊團，開始了家庭割據事業。1915年，北洋政府裁撤青海辦事長官，改設甘邊寧海鎮守使，統轄甯、海地區軍政，馬麒又當上了寧海鎮守使，幾年時間，馬麒組織了一支有三十六個營的家庭武裝，號稱“甯海軍”。甯海軍由馬麒及親屬馬麟、馬寶（堂弟）等指揮，他的兒子馬步青（1898年生）和馬步芳（1903年生）雖然尚還年青，但已在軍中擔任營長之職。
辛亥革命爆發後，馬福祥在寧夏、內蒙一帶鎮壓反清義軍，後因大勢所趨，也宣佈“贊成共和”，民國成立後，出任寧夏護軍使。這時，馬福祥的左右手，是其侄馬鴻賓及其子馬鴻逵。
馬鴻賓是馬福祥之兄馬福祿之子，生於1884年。馬福祿在北京陣亡時，馬鴻賓年僅十六歲，還在家鄉練武習文。馬福祥比先兄馬福祿整整小二十歲，全由馬福祿一手提攜而發跡於軍政界，為報答先兄之恩情，他一意栽培侄子馬鴻賓，而馬鴻賓亦少年老成，對叔父馬福祥十分孝敬和尊重，馬福祥更是喜歡。1905年，馬福祥任西寧鎮總兵，成立西寧礦務馬隊，交由馬鴻賓率領，這支小隊伍以後發展成了馬鴻賓的基本武裝力量。1910年，馬鴻賓隨馬福祥的昭武軍到寧夏，任騎兵營營長，後任甘肅新軍司令，授陸軍少將銜。1921年初，馬福祥調任綏遠都統，馬鴻賓出任寧夏護軍使（後改鎮守使）兼新軍司令，晉升陸軍中將銜。
馬鴻逵為馬福祥之子，生於1892年。馬鴻逵八歲時在西安行營中得見慈禧、光緒等人。十二歲由其父以一千兩紋銀捐得一“藍翎知縣”的虛缺。1909年，馬鴻逵結束在家塾的中學學習，考入蘭州陸軍小學堂。1912年畢業後在其父部下任營長，後升任寧夏親軍統領。馬福祥為了進一步依附袁世凱，於1914年將馬鴻逵送到北京，擔任袁世凱的侍從軍官。袁世凱死後，馬鴻逵又擔任黎元洪的侍從武官。1917年7月，馬鴻逵潛離北京，跑到天津，參加段祺瑞的馬廠誓師，年僅25歲的馬鴻逵，當了討逆軍的中將參謀。段祺瑞重新上臺後，使其回寧夏擴編寧夏新軍。1919年馬鴻逵升任寧夏第五混成旅旅長。
二
在上一章，我們將馬麒、馬麟以及馬福祥兩大河州馬姓家庭的發跡史作了介紹，並引出了馬步青、馬步芳、馬鴻賓、馬鴻逵等後來威震西北地方的馬家軍閥。由於他們有各自的派別，難以合在一起來寫，所以二、三、四小節，我們分別重點講述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三支馬家軍的發展情況。
1921年7月，馬鴻賓出任寧夏鎮守使，開始了對寧夏的統治。此時，馬鴻賓的勢力已比較壯大，所部除原有步騎十二營和使署衛兵馬隊一個營外，又新擴編了步兵三個團共七個營。當時，寧夏屬甘肅管轄，甘肅共分八個鎮，鎮守使中漢人、回人各半，即隴東張兆鉀，隴南孔繁錦，肅州吳桐仁，河州裴逮淮，寧夏馬鴻賓，西寧馬麒，涼州馬廷勷 ，甘州馬璘 （非馬麒弟之馬麟）。前四人為漢族軍人，後四人為回族軍人。甘肅督軍，則是江蘇人陸洪濤。馬鴻賓憑著自己的勢力，加上得到擔任綏遠都統的叔父馬福祥的照應，能夠統治寧夏數年。1923年12月，被北京政府授予將軍府銳威將軍。
1925年，馮玉祥就任西北邊防督辦，有意聯合西北回軍勢力，遂以馬福祥為會辦。馬福祥懾于馮玉祥人多勢眾，只得表示依附，還將綏遠都統一職讓出。這樣，馬鴻賓也就成了馮玉祥隸下的寧夏鎮守使。1925年9月，馮玉祥派部將劉鬱芬代理其甘肅軍務督辦職務。1926年初，直、奉軍閥聯合攻打國民軍，隴東鎮守使張兆鉀乘機通電聲討劉鬱芬，並聯合隴南孔繁錦與劉鬱芬開戰。馬鴻賓擔心張兆鉀取勝會危及自己利益，企圖通電調解消弭戰亂，想在平番召集各方會議。但由於張兆鉀提出了苛刻的條件，會議無法開成，使馬鴻賓十分尷尬，最後還是馮玉祥派孫良誠、梁冠英、吉鴻昌等打敗了張兆鉀。
1927年4月，馮玉祥取銷寧夏鎮守使建制，改馬鴻賓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二十二師師長兼甘邊剿匪司令。9月，馮玉祥又將馬鴻賓第二十二師與鄭大章騎兵師合建第四方面軍第二十四軍，由馬鴻賓任軍長，但鄭大章師遠在河南，馬鴻賓實際上只掌握一個師而已。
1928年春，蔣介石複職後，與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聯合北上進攻奉系張作霖。馬福祥預感到蔣介石的勢力會不斷壯大，所以設法靠近蔣介石，希望將來在國民黨內撈取更大資本。他趁蔣、馮率部北上之機，秘密離開馮玉祥，到徐州晉見蔣介石，陳述其“統一安定北方”大計，搏得蔣介石的好感。不久，即被蔣介石任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編遣委員會委員等職。1929年5月，馮玉祥、閻錫山聯合反蔣。這時，馬福祥已站到蔣介石一邊，他暗中策動了馮玉祥部韓複榘、石友三、馬鴻逵等倒馮投蔣。而馬福祥自己，也在馬鴻賓的巧妙安排下，脫離了馮玉祥的控制，由陝西到達南京。7月，馬福祥即被蔣介石任命為青島特別市市長，不久，又升任安徽省主席。
馬福祥、馬鴻逵父子倒馮投蔣，馬鴻賓仍留在馮玉祥部。對馬鴻賓，馮玉祥既使用又戒備。寧夏於1928年設省，馮部將領門致中、吉鴻昌先後任省主席。1930年5月，中原大戰全面爆發，馮玉祥要調吉鴻昌部到河南前線，派馬鴻賓繼任寧夏省主席，但只准帶五個營及手槍隊等約兩千人回寧夏。馬鴻賓回到寧夏後，一面招兵買馬，一面對眾多的地方雜牌部隊進行安撫和打擊，暫時穩定住寧夏的局勢。
1930年11月，中原大戰結束，馮玉祥戰敗，當時，馬福祥已升任民國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馬鴻賓因馬福祥的關係，不僅為蔣介石所諒解，而且立即被委任為暫編第七師師長兼甘涼肅邊防司令，接著又命代理甘肅省主席。1931年1月15日，馬鴻賓趕到蘭州就職。
馬鴻賓為了鞏固寧夏的地盤，只帶一個步兵團、一個騎兵營、一個手槍營赴蘭州，中途又讓步兵團駐紮靖遠，只以約兩營兵力進入蘭州。駐守蘭州的西北軍暫編第二旅旅長雷中田，表面歸附蔣介石，實際上還秘密受馮玉祥的指使，有電臺與馮保持聯繫。馬鴻賓到蘭州以後，由於不善理財和處理各方關係，漸漸與甘肅的地方大紳以及省保安司令馬麟等發生矛盾，以致政令不出省城，陷於孤立地位。馮玉祥密令雷中田，準備發動政變，在蘭州奪權，一舉而推翻馬福祥在甘、寧兩省的勢力。8月初，馬鴻賓正式被蔣介石任命為甘肅省主席。這時，由蔣介石派往甘肅視察國民黨黨務的視察員馬文車，富有政治野心，和雷中田相勾結，企圖取馬鴻賓而代之。8月25日，雷中田、馬文車發動政變，率部隊封鎖城門，扣押了馬鴻賓，並組織了甘肅臨時政府，馬文車為主席，雷中田為保安司令。此事，史稱“雷馬事變”。
雷馬事變發生後，馬福祥即在南京積極活動解救馬鴻賓。這時，蔣介石也電令雷中田、馬文車釋放馬鴻賓。這時，馬麟已回到青海省任主席，也出面調停。臨時省政府成立後，雷中田實力有限，難以左右局勢。正當他騎虎難下之時，原北洋直系軍閥頭子吳佩孚由四川突然到蘭州活動，力勸雷中田釋放馬鴻賓，以撈取政治資本。雷中田、馬文車見有臺階可下，同意放人，條件是馬鴻賓率部回寧夏。11月9日，由吳佩孚出面宴請蘭州各界要人，特邀馬鴻賓參加，既宣佈已獲釋，又表示餞行。蔣介石深恐吳佩孚利用甘肅政局東山再起，遂令軍隊進攻蘭州，雷中田、馬文車、吳佩孚倉惶出逃。1932年，蔣介石任邵力子當甘肅省主度，漸漸控制了甘肅。
馬鴻賓獲釋回到寧夏後，集中精力整頓部隊，擴充兵力，企圖再主政寧夏，但蔣介石不允許。後來，蔣介石發表馬鴻逵為寧夏省主席，而馬鴻賓則前往河南任第三十五師師長，馬鴻賓藉故仍留在寧夏。1932年8月，馬福祥在涿州琉璃河旅途中病逝。馬福祥病逝後，馬鴻賓、馬鴻逵在國民黨中央失去了靠山，而蔣介石也深恐“諸馬”在西北坐大，想法讓他們與地方軍閥火拼而相互消滅。1933年冬，蔣介石命令孫殿英為青海西區屯墾督辦，率部前往柴達木屯墾。孫殿英數萬之眾西進，使西北諸馬感到威脅。蔣介石派往西北的甘肅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也從自身利益著想，暗中指示三馬合兵堵截，阻止孫部進入西北。1934年春，馬鴻賓、馬鴻逵與馬步芳、馬步青聯合起來和孫殿英在寧夏打了一場大仗，史稱“四馬拒孫”戰役，雙方損失慘重。三個月之後，孫殿英退歸太原，所部三萬余人由胡宗南、閻錫山整編。
1935年和1936年，馬鴻賓奉蔣介石的命令，率第三十五師移防隴東，參加堵截和追擊北上陝西的紅軍。馬鴻賓指揮部隊先後與徐海東紅二十五軍團及紅軍西征軍進行了多次交鋒，但都損兵折將，屢次被紅軍打得大敗。
1937年“七•七事變”後，馬家軍也參加了抗日戰爭。馬鴻逵、馬鴻賓兩部合編為第十七集團軍，馬鴻逵為總司令，馬鴻賓為副總司令兼第八十一軍軍長。第八十一軍下轄馬騰蛟第三十五師、馬獻文獨立第三十五旅及馬培清騎兵團。1938年5月，馬鴻賓兼任綏西防守司令，率部在狼山、烏拉山一帶與敵軍激戰。1939年至1941年，馬鴻賓部駐防在伊克昭盟北部達拉特旗、黃河南岸灘地及沙窩地帶、新民堡等地，與日寇進行大大小小無數戰鬥，給日寇及偽蒙軍沉重的打擊。1942年，蔣介石任命傅作義為綏西防守總司令，馬鴻賓被任為副總司令，駐防在包頭之南。1943年，馬鴻賓率部撤回寧夏休整。
三
馬鴻逵是馬福祥之子，1912年馬鴻逵二十歲時，已在其父部下任營長，繼升寧夏新軍都統。1914年至1917年，馬福祥為了討好袁世凱、黎元洪，將馬鴻逵送到北京先後當袁、黎的侍從武官。由於有這一段經歷，馬鴻逵對統治階級最高層官場的活動頗多瞭解，漸漸養成了奸謀善變的性格。1917年7月，馬鴻逵跑到天津投靠段祺瑞，參加馬廠誓師。段祺瑞重新上臺後，使其回寧夏擴編寧夏新軍。1919年，馬鴻逵升任第五混成旅旅長。
馬鴻逵雖然投靠皖系段祺瑞，獲得了一定的權勢，但是，1920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馬福祥、馬鴻逵一直保持中立，直系獲勝後即倒向直系，想攫取甘肅督軍一職，但未成功。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戰爭爆發，雙方都想拉攏馬福祥父子，但馬氏父子模棱兩可，待直系取勝，即通電討伐張作霖。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中，馬鴻逵被曹錕、吳佩孚任為騎兵總指揮，率部開往熱河。馮玉祥發動北京政變，馬鴻逵權衡利害，也尾隨馮玉祥撤退，把部隊帶到北京。1925年3月，馮玉祥就任西北邊防督辦，馬福祥父子迫于馮軍勢力，對馮玉祥表示順從。馬福祥還將綏遠都統一職交給馮玉祥手下大將李鳴鐘，自己只擔任沒有實權的西北邊防會辦。馮玉祥為安慰馬氏父子，委任馬鴻逵為國民軍新編第七師師長，駐防寧夏的金積、靈武。
1926年9月，馮玉祥從蘇聯回國，舉行五原誓師，宣佈回應南方北伐。馬鴻逵部擴編為國民聯軍第四路軍，馬鴻逵任總司令，率部進軍甘、陝，參加了西安解圍戰。1927年初，馬鴻逵部又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一方面軍第四軍，馬鴻逵任軍長。5月，馮軍東出潼關參加北伐，馬鴻逵部亦參加了戰鬥，他的騎兵由龍門以南登封通過京廣線，迂回到開封以東，破壞隴海鐵路，切斷奉軍後援，使馮玉祥部佔領鄭州、開封。此後，馬鴻逵部又被調往山東一線作戰。
1929年，馮玉祥與蔣介石的矛盾已經很深，國民黨新軍閥之間的戰爭開始醞釀。馬福祥、馬鴻逵父子開始既怕冒犯馮玉祥，又不敢貿然投靠蔣介石。但是，隨著馮玉祥和蔣介石的關係日益惡化，馬氏父子決定向有英、美作後盾的蔣介石輸誠，表示“決不參加背叛中央之任何軍事行動”。5月，馮玉祥決定反蔣，命所部由山東、河南向鄭州、洛陽集中。馬福祥策動馬鴻逵，從山東回到開封後，即與韓複榘密議反馮投蔣之事。然後，兩部兵馬集中洛陽，聯合石友三、龐炳勳等通電擁護“中央”，維持和平。韓、馬、石、龐的倒戈，打亂了馮玉祥的作戰計畫。
馬鴻逵公開投靠蔣以後，為擺脫馮玉祥的圍追，率部東走鄭州，沿途炸毀橋樑，使馮軍無法追擊。馬鴻逵控制了鄭州，獲得了大批軍火、糧草。馮玉祥見追擊無效，則屢電馬鴻逵，好言勸慰，望其回心轉意。蔣介石聞訊，即派出錢大鈞、賀耀祖、邵力子等前往鄭州宣慰，給馬鴻逵帶去百萬元重賞。其後，蔣介石又在南京召見馬鴻逵，款待的宴會十分隆重，宋美齡及各院、部長均出席。之後，蔣介石又撥款幾十萬元補充馬鴻逵的部隊，至此，馬鴻逵便鐵了心投靠蔣介石。不久，馬鴻逵部奉蔣介石之命調駐徐州。同年12月，唐生智聯合韓複榘反蔣，韓複榘爭取馬鴻逵支持。馬鴻逵表面應諾韓的要求，暗中立即向蔣介石報告一切。蔣介石一面設法分化唐、韓的聯繫，一面急調大軍進攻唐生智並將其擊敗。1930年5月，中原大戰爆發，馮玉祥、閻錫山聯合反蔣。蔣介石擔心馮玉祥舊部馬鴻逵、韓複榘會被馮玉祥重新拉過去，所以盡力攏絡馬、韓。他將馬鴻逵部正式擴編為討逆軍第十五路軍，又發表韓複榘為山東省主席。最後，馬鴻逵等協助蔣介石打敗了馮、閻。蔣介石論功行賞，馬鴻逵增加了兩個旅的編制。1931年1月，馬鴻逵部被調往河南許晶、漯河一帶，參與參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進攻。馬鴻逵為保存實力，行動遲緩，招致蔣介石的不滿。後來，馬鴻逵部又丟失了雞公山，河南省綏靖公署主任劉峙大為震怒，派兵包圍了馬鴻逵設在信陽的總指揮部。後經馬福祥出面斡旋，劉峙才撤兵甘休。
1932年8月，時任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馬福祥在涿州琉璃河旅途中病逝。馬鴻逵失去了靠山，劉峙乘機壓迫他，要將他逼離河南。於是，蔣介石任命馬鴻逵為寧夏省主席，馬鴻逵在河南的部隊基本不動，由馬鴻賓接帶，馬鴻賓在寧夏的部隊則交馬鴻逵，雙方互換番號。馬鴻逵借蔣介石允許他可帶直屬部隊返寧夏為理由，連夜選拔精壯，密藏優良武器，乘寒冷冬日，將部隊運往包頭，再由包頭步行，星夜兼程進程寧夏。留在河南的士兵，僅剩一些老弱病殘而已。馬鴻賓知道這個情況，也托詞不去河南而留在寧夏。二馬的關係原來就不好，馬鴻逵一向不滿父親悉習栽培堂兄馬鴻賓而忽視自己。馬福祥在世時，還可以調和兄弟倆的關係，但馬福祥去世後，尤其是二馬同處寧夏，彼此之間為地盤和軍餉產生了越來越多的矛盾。最後，馬鴻賓部僅駐在甘肅固海一帶。
1933年初，馬鴻逵正式就任寧夏省主席。寧夏可以說是馬福祥家庭的“領地”，民國成立後，馬福祥就出任寧夏鎮守使，馬鴻賓繼任寧夏鎮守使和寧夏省主席，現在，又由馬鴻逵主政寧夏。馬鴻逵上任之後，擺出一副勵精圖治的姿態，提出了“實行三民主義”、“消滅煙毒土匪”兩大施政目標，而實際上，馬鴻逵的一切活動，無非是“擴軍”、“抓權”、“刮錢”。馬鴻逵上任時，手下兵員有一萬二千，他不斷地抓壯丁當兵，的部壯大至數萬之眾。為了獨自控制地方政權，馬鴻逵處處安插親信，他以軍管政，以政管党，儼然成為“寧夏王”。馬鴻逵嗜財如命，想盡各種辦法抓錢，如橫徵暴斂，走私煙土， 尅扣薪餉，強佔房地等，寧夏人民怨聲載道。
1934年初，孫殿英在蔣介石誘使下，移兵西來，聲言借寧夏前往就任其青海柴達木屯墾督辦之職。馬鴻逵深恐孫殿英到來奪取了自己的地盤，於是聯合馬鴻賓及青海馬步青、馬步芳兄弟，全力阻止孫殿英西進，爆發了四馬拒孫之戰。四馬一方面說動甘肅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請求蔣介石收回成命，另一方面調集大軍，嚴陣以待。蔣介石並沒有馬上收回成命，拒孫之戰全面展開。馬鴻逵以重金收買了幾個孫軍將領，孫殿英部隊全線動搖，孫殿英不得不於3月19日下令總退卻。這時，閻錫山出兵截擊孫軍後路，何應欽指揮五省兵力進剿。孫殿英只得宣佈離開部隊，余部三萬余人被閻錫山、胡宗南收編。馬鴻逵借拒孫之戰，增編了三個團級警備大隊，以及收編了孫殿英之楊幹卿旅，實力大增。
1935年底，中央紅軍到達陝北，馬鴻逵極力防備和阻遏紅軍在陝甘寧邊區的發展，多次向蔣介石呈進意見書，使蔣介石很滿意，決定親自飛往寧夏，佈置防務。馬鴻逵即趕在蔣介石到來之前，在省城中山公園內專修“懷遠樓”，以宣揚蔣介石“關懷”邊陲省份。蔣介石到寧夏後，馬鴻逵親自擔任守衛，竭盡忠誠。蔣介石走後，馬鴻逵立即劃分全省為三個警備區，不斷騷擾陝甘寧邊區，一度攻佔三邊（安邊、定邊、靖邊），但很快被紅軍逐出。
抗日戰爭爆發後，馬鴻逵、馬鴻賓兩部合編為第十七集團軍，馬鴻逵出任第八戰副司令長官兼第十七集團軍總司令。然而，整個八年抗戰期間，馬鴻逵直接掌握的部隊並未進入對日寇作戰的戰場，他除了鞏固寧夏地盤，就是對付陝甘寧邊區的共產黨、八路軍。馬鴻逵將寧夏省政府和第十七集團軍總司令合在一起辦公，其屬下每天早上依次向他問安、彙報請示，馬鴻逵則高坐在太師椅上，他的辦公桌旁不另設椅凳，召入者只能站著說話。馬鴻逵因事外出，軍政事務則由其次子馬敦靜代行。抗戰八年，國民黨將領或多或少都參與了戰鬥，但馬鴻逵卻掛著個戰區副司令長官兼集團軍總司令的空名，過了八年土皇帝的生活。
四
如果說寧夏是馬福祥父子的“領地”，那麼，青海就是馬麒父子的“獨立王國”。馬鴻逵被稱為“寧夏王”，馬步芳也被稱為“青海王”。
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慈禧、光緒離京西遁，馬海晏、馬麒父子參與護駕。途中，馬海晏病逝，馬麒接任父親的旗官職務。由於護駕有功，馬麒、馬麟兄弟受到清廷的賞識，率部回甘肅駐紮。民國成立後，馬麒、馬麟兄弟投靠北洋軍閥，馬麒攫取了西寧鎮總兵一職，1915年，又改任甘邊寧海鎮守使，建立了一支號稱“甯海軍”的家庭武裝。
馬麒之子馬步青，1898年生，自幼隨父入軍旅，馬麒建立甯海軍後，十七、八歲的馬步青出任馬隊管帶。馬麒另一兒子馬步芳，1903年生，自幼在家中成長，九歲時被送到西寧東關清真寺當“滿拉”（學習經文的小學生）。年紀稍大些，馬步芳看到兄長馬步青挎槍佩劍，前呼後擁，何等威風，與自己在清真寺的孤單生活形成強烈對照，他當然不安心於在寺院學經，一再請求父親安排軍職。終於，1917年，馬麒讓十四歲的馬步芳給馬步青當了幫帶，不久，升任步兵第十五營管帶。1920年，17歲的馬步芳轉任騎兵營長。
馬步芳進入軍中以後，很快便表露出他的軍事才能以及政治手腕，雖然年紀輕輕，但已深得馬麒的信任。馬麒為了鞏固勢力，把老巢河州與西寧聯成一氣，令馬步芳駐兵河州與西寧之間的重鎮化隆。馬步芳到化隆後，招兵買馬，仿照新式方法訓練部隊，練成了一支自己的“孩兒軍”。他利用民族、宗教關係，使用“以教治回”、“以回制漢”、“以藏制藏”等統治手段，建立了自己的絕對權威。漸漸，馬步芳在他的兄弟之中已取得領導地位，連馬步青也要讓他三分，別的兄弟只有受他的指使。例外的是他有個堂弟叫馬步英（1909年生），也是個年少有為的軍官，後因與馬步芳鬧矛盾，一怒之下離隊出走，另立門戶，甚至把名字也改為馬仲英。
1925年3月，馮玉祥就任西北邊防督辦，馬麒父子也不得不依附馮玉祥，以保住西寧鎮守使的職位。1925年9月，馮玉祥派部隊劉鬱芬代理其甘肅軍務督辦職務。1926年初，隴東鎮守使張兆鉀聯合隴南鎮守使孔繁錦，乘直、奉軍閥攻打國民軍之際，起兵攻打劉郁芬，馬麒父子沒有參與起事。1927年6月，年僅十八歲的馬仲英成立黑虎吸馮軍，自任軍長兼第一師師長。同年冬，劉鬱芬以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第七方面軍總指揮兼甘肅省政府主席的身份，再次入甘。1928年5月，馬仲英在涼州馬廷勷 、甘州馬璘 等地方軍閥的支持下，發動了河州事變，率軍圍攻河州，與劉鬱芬展開大戰。這時，馬麒已被馮玉祥任為國民軍暫編第二十六師師長，仍駐防西寧，對馬仲英發動河州事變，馬麒父子也沒有支持。劉鬱芬從陝西調來孫連仲部參戰，將馬仲英擊敗。11月，馬仲英率部退出甘肅，轉入青海。河州事變後告一階落。河州事變後，甘肅自民國初年來八鎮割據的局面結束了。
馬麒父子雖然沒有參與河州事變，然而，馮玉祥卻以追擊馬仲英為由，命令孫連仲部挺進西寧，馬麒父子極不情願，但亦無可奈何。孫連仲到達西寧後，馬麒迫於形勢，交出大權，西寧政局遂由國民軍控制。同年12月，國民政府決定寧夏、青海分別建省，孫連仲任青海省主席，馬麒只能省個省府委員兼建設廳長。對此，馬麒父子採取忍耐的態度，馬步芳極力拉攏孫連仲部將高樹勳，很快得以從團長升任旅長，並允許擴編甯海軍。1929年，馬步芳在化隆、循化大肆招兵，組編了三個團，兩個獨立營，實力大增。
1929年10月，馮玉祥調孫連仲部東移，準備參加中原大戰。孫連仲、高樹勳離開青海前，將馬步芳調入西寧，並讓馬麒代理青海省主席一職。1930年1月，馬麒被正式任命為青海省主席，實現了馬麟父子要控制青海全省的願望。馬麒出任省主席後，馬麟則任甘肅省保安總司令，馬步青任旅長，而馬步芳則出任青海暫編第一師師長。
中原大戰中，馬麒雖派出馬步青一旅隨馮玉祥部參戰，然而，他也在暗中與蔣介石聯繫，為自己鋪設後路。1930年9月，中原大戰結束，馮玉祥反蔣失敗，馬麒父子立即通電擁蔣，又請時任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長的馬福祥在蔣介石面前說好話，蔣介石終因青海鞭長莫及，也很快承認了馬麒父子在青海的統治地位。
馬麒父子投靠蔣介石後，積極為蔣介石效勞，馬步芳以他在西寧所組編的青海暫編第一師，向國民軍的余部進攻。1931年4月，馬步芳又率部眾，追剿馬仲英部。馬仲英節節潰敗，最後走避新疆。
1931年8月5日，馬麒在西安病逝。青海省地方官員黎丹等人推舉馬麟繼任省主席，但馬步芳雖只有二十八歲，也謀圖其父的地位。不料，南京方面傳來消息，蔣介石打算接受于右任建議，準備讓青海民政廳長王玉堂暫代省主席。在此時刻，馬步芳權衡利害，不想先輩創立的基業拱手讓人，於是與青海官員以聯名推薦形式，舉馬麟繼任。終於，蔣介石任命馬麟繼任青海省主席，馬步芳任新編第九師師長。
馬麟雖然當上了省主席，但青海的軍政大權實際掌握在馬步芳、馬步青之手。馬步芳一邊擴充軍力，一邊與叔父爭權。馬麟深知其侄兒心狠手辣，難以與之爭鋒，只有處處回避。1932年初，胡宗南的中央軍第一師進駐天水。胡宗南深感馬步芳勢力日增，決心剪除。馬步芳為了阻止蔣介石、胡宗南進佔青海，利用玉樹藏僧和青海商人因貨物價格問題發生糾紛之機，故意擴大事態，迫使藏僧轉請昌都藏軍於6月進入玉樹地區，爆發了青藏戰爭。由於馬步芳大造輿論，故意造成緊張局勢，蔣介石只得命令馬步芳出兵反擊藏軍。雙方經過幾個月的戰鬥，至10月初，藏軍全線潰敗，馬軍逼進昌都，並與四川劉文輝部聯合出擊，進軍昌都，藏方被迫要求停戰。1933年4月10日，藏方與南京政府簽訂了《青藏和約》。青藏戰爭不僅使馬步芳渡過難關，而且還鞏固了他在青海的統治地位。
青藏戰爭剛結束，馬步芳又遇到孫殿英率部前來“開發”青海柴達木的威脅。青海是馬步芳兄弟的一統天下，當然容不得孫殿英來占去一部分地盤。寧夏的馬鴻逵、馬鴻賓以及甘肅省主席兼甘肅綏靖公署主任朱紹良都擔心孫殿英到來會惹起事端。於是，四馬聯合朱紹良發起拒孫之戰，於1934年3月將孫殿英打敗。拒孫之戰後，馬步芳又派人到何應欽、朱紹良等處活動，使其新編第九師擴編為新編第二軍，下轄一師兩騎兵旅，兵力增至二萬五千餘人。
1935年下半年，紅軍長征到達川、康時，蔣介石急令馬步芳在青海、甘肅南部阻擊紅軍，馬步芳為了保存實力，守住青海，採取了消極敷衍的態度。但是，到了1936年10月，紅四方面軍組成西路軍，在甘肅靖遠西渡黃河，進軍河西走廊時，馬步芳唯恐青海有失，傾其所部對西路軍圍追堵截。在這場河西戰役中，西路軍與馬步芳部進行了連場血戰，傷亡慘重。1937年4月，二萬一千八百人的西路軍只剩下七百多人，從安西星星峽進入新疆。馬步芳殺害了數不清的西路軍戰士，僅在張掖，就殺害了西路軍俘虜三千二百多人，有活埋、槍殺、火燒、扒心、取膽、割舌等多種殘忍手段，對被俘女紅軍戰士，還進行強姦，然後分給部下做妻妾丫環，甚至轉賣多處。
河西戰役期間，馬步芳趁機擴充實力。蔣介石為了進一步利用馬步芳，1937年夏將其部擴編為第八十二軍，下轄一00師和三個騎兵旅。同時，也將馬步青的騎兵第五師，擴編為騎兵第五軍。我們在前面已經提過，馬步芳、馬步青的叔父馬麟雖然擔任省主席，但卻是有名無實。1936年，馬麟乾脆跑到上海、南京訪問，並遠赴阿拉伯之麥加朝聖，其省主席一職由馬步芳代理，到1937年才歸國。終於，1938年3月，南京政府正式任命馬步芳為青海省主席，馬麟只掛了個國民政府委員的空銜。1941年後，馬麟乾脆卸職作了寓公，1945年1月26日病逝。
抗日戰爭期間，馬步芳對抗日採取消極、觀望的態度，卻集中精力鞏固和發展自己在青海的統治力量。抗戰初期，蔣介石令馬步芳派出一個騎兵師上前線，馬步芳不動用自己的隊伍，卻從馬步青騎五軍中要一旅又一團人馬，再補充一些民團，組成一個八千人的騎兵師派往前線應付。1943年7月，第八十二軍與騎五軍合編為第四十集團軍，馬步芳、馬步青分任正副總司令。1944年春，馬步芳把八十二軍軍長一職交給兒子馬繼援接任，乘機勸說馬步青把騎五軍軍長一職交給處甥馬呈祥。馬步青不知是計，表示同意。但馬步青交權後，逐漸受到馬步芳的冷落，成了個光杆副司令。最後，馬步青只好以養軍鴿為消遣，不久，帶了一營老弱殘兵去察漢烏蘇開墾，轉而到重慶向蔣介石投狀“控訴”馬步芳，但已無被於事，只掛了個國民政府蒙藏委員會委員的空銜。這樣，馬步芳實際吞併了馬步青的騎五軍。1945年，馬步芳派馬呈祥率騎五軍進入新疆，向新疆發展。
五
在二、三、四這幾小節中，我們分別介紹了馬鴻賓、馬鴻逵、馬步芳這三支馬家軍閥武裝的形成、發展過程。從前四小節中，我們可以瞭解到，西北諸馬的先人都是借鎮壓“回亂”而發家的，他們先後依附和效忠清政府、北洋軍閥和蔣介石等歷代統治者。他們以“甘、河、回、馬”（即甘肅人、河州人、回族、馬姓）這四條為用人標準，核心權力採取父死子繼，兄終弟及的封建繼承方式，經數十年的發展，逐漸成為左右西北局勢的軍閥武裝。
抗戰勝利後，蔣介石準備發動全面內戰，他極力拉攏西北三馬為打內戰而效命，先後任命馬鴻逵、馬鴻賓為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長官為張治中），對馬步芳，他撥給了一個整師的美式裝備。1947年3月，蔣介石集中三十四個旅對陝甘寧邊區實行重點進攻，三馬亦奉命派兵參與行動，其中馬鴻賓部一個團在環東縣的將台被西北野戰軍圍俘；馬鴻逵部佔領了三邊地區，馬步芳部攻下了合水等地。同年7、8月，蔣介石計畫成立陝甘寧邊區剿總司令部，以馬鴻賓為總司令，馬鴻逵、馬步芳為副總司令，希望促成三馬合作進攻陝北的局面，但是，三馬矛盾重重，互不相服，這事終無結果。
隨著國民黨在各個戰場軍事上的失敗，西北的局勢亦岌岌可危，此時，三馬亦開始了分化。馬鴻賓於1948年7月出任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後，第八十一軍軍長職務由其子馬惇靖接任。1949年初，蔣介石想以第八十一軍和甘肅白海風的騎兵師合編為固海兵團，以馬惇 靖為司令，希望馬鴻賓部配合馬鴻逵、馬步芳部抵抗人民解放軍解放大西北。對蔣介石的命令，馬鴻賓不能不執行，但是，此時，馬鴻賓已愈來愈感到前途無望，他約束部隊，靜觀局勢發展再作出抉擇。
1949年4月，張治中作為國民黨方面和談首席代表到北平與中共談判，遺下西北軍政長官一職，成了馬鴻逵與馬步芳爭奪的目標。西北軍政長官一職，在二馬的眼中，就如同“西北王”，是他們夢寐以求的寶座，雖然在蔣家王朝分崩離析之際，二馬仍不放過這一機會。當時，甘肅省主席郭寄嶠以副長官名義暫時兼代理軍政長官職務。馬鴻逵認為，要想獲得西北軍政長官之職，必須要到蘭州活動，同時，要想辦法擠走郭寄嶠。於是，4月下旬，馬鴻逵以養病為名住到蘭州，每日宴請各方大員，請他們為自己製造輿論。他還邀請馬步芳、馬鴻賓來蘭州，共商西北大局，儼然以“西北王”自居，但馬步芳、馬鴻賓並不買他的賬，來電拒絕。與此同時，馬鴻逵抓住郭寄嶠準備發行三百萬元公債一事，大肆揭露和指責，弄得郭寄嶠狼狽不堪。就在馬鴻逵得意洋洋，以為大功告成之際，忽然從廣州方面得到消息：代總理李宗仁和行政院長閻錫山打算委任馬步芳為西北軍政長官。
原來，就在馬鴻逵在蘭州大肆活動的時候，馬步芳卻悄悄地走上層路線，施展“黃金外交”。青海生產黃金，馬步芳依靠手中掌握的黃金，很輕易打通了李宗仁、閻錫山等的門路，李、閻等認為：馬步芳是匹野馬，馬鴻逵是匹滑馬，在此“戡亂”的緊要關頭，只能用野馬。當然，黃金有很大的效用，而馬步芳的實力勝於馬鴻逵，這也是李、閻任用馬步芳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馬鴻逵比馬步芳長十一歲，是馬步芳的長輩，1936年9月加授陸軍上將銜，1945年12月即任西北軍政副長官，軍銜、職位都比馬步芳高，敗在馬步芳手下，令他十分惱怒。然而，自己的實力終遜一籌，只得讓步，另做打算。5月上旬，馬鴻逵約馬步芳到西寧與蘭州之間的享堂會面，經過討價還價，雙方達成“君子協定”：馬鴻逵保舉馬步芳為西北軍政長官，馬步芳保舉馬鴻逵當甘肅省政府主席，並且將寧夏兵團開赴隴東，與馬步芳之子馬繼援率領的青海兵聯合作戰，阻止人民解放軍西進，以保住甘寧青。於是雙方各懷鬼胎分了手，馬鴻逵回到蘭州後，一面致電國民黨中央保舉了馬步芳擔任西北軍政長，一面電令寧夏第一二八軍軍長盧忠良出兵隴東，與青海兵團組成寧夏聯合兵團合力進攻陝西。
5月18日，國民黨行政院明令發表馬步芳代理西北軍政長官（不久又實任）。馬步芳率領自己的一套班底從西寧趕到蘭州上任，原長官公署的要員幾乎全部撤換，只留下屬桂系的副長官兼參謀長劉任等人。另外，馬步芳故意留下甘肅省政府主席郭寄嶠，以抵制馬鴻逵，等時機成熟再逼他讓位。與此同時，馬步芳還發動各地大肆獻馬獻旗，派代表來蘭州祝賀，為自己大造聲勢，完全把馬鴻逵撂到一邊。
馬鴻逵在蘭州左等右盼，也不見馬步芳保舉自己當甘肅省主席，一怒之下電令寧夏兵團往後撤。此時，寧夏兵團近十萬人由馬繼援指揮，正在進攻陝西，但由於二馬交惡不和，彼此無法協同行動。馬繼援在進軍時，故意把寧夏兵團擺到正面第一線，而寧夏兵團則只聽命于馬鴻逵，對馬步芳父子的命令根本不理。這樣，寧夏兵團進攻陝西很快遭到失敗，兩部爭相往後撤退。青海兵團撤退在先，想截住寧夏兵團退路。寧夏兵團一夜猛衝，沖過了馬繼援的警戒線。
馬鴻逵當不成甘肅省主席，心裏感到很氣憤，又無從發洩，還是最得專寵的四姨太劉慕俠給他出了主意，趁馬步芳暫回西寧之機，到廣州見李代總統。馬鴻逵到了廣州，見到李宗仁，但李宗仁並不支持他，想飛往臺灣見蔣介石，但李宗仁又不予批准。馬鴻逵唯有再電令寧夏兵團繼續後撤，結果，很快丟失了長武、涇川、平涼等重鎮。
面對這種局勢，李宗仁、閻錫山經商議認為，西北只有二馬還有點力量，不籠絡住馬鴻逵，馬步芳的勢力更孤立，於是決定讓馬鴻逵當甘肅省政府主席。馬鴻逵得知這消息十分高興，即去電次子、寧夏兵團司令長官馬敦靜，第八十一軍軍長馬惇靖（馬鴻賓之子）以及一二八軍軍長、甯青兵團副指揮官盧忠良，要他們死守住寧夏的門戶固原和瓦亭，為自己爭回面子。然而，就在8月1日馬鴻逵正式被任命為甘肅省主席的當天，寧夏兵團及各部陣地相繼被解放軍摧毀，盧忠良下令全軍後撤，向寧夏潰逃。解放軍乘勢向西挺進，直壓蘭州地區。
李宗仁、閻錫山為消除二馬之間的對立情緒，挽救西北危局，電召馬步芳到廣州，在愛群酒店安排與馬鴻逵見面，又請出馬全欽（馬占鼇孫、馬安良之子）從中說合調解，二馬因解放軍大兵壓境，處境相同，因而表面上又言歸於好，甚至還抱上古蘭經發誓，要同生死，共患難，並商定次日一起乘飛機回蘭州。然而，到晚上，馬鴻逵即後悔，擔心跟馬步芳去了蘭州，會被當作人質扣起，所以第二天，他不顧馬全欽的勸阻，坐飛機直飛回寧夏。隨後，馬步芳亦飛回蘭州。
馬步芳回到蘭州後，積極部署兵力，將全部精銳部隊四、五萬人馬，憑藉蘭州南北二山上的國防工事固守。8月20日，解放軍在蘭州城外會合成東、西、南三面包圍之勢，發動了蘭州戰役。馬步芳請求胡宗南部從漢中來援，尤其派出親信馬驥專程飛到銀川向馬鴻逵求救後。這時，馬鴻逵故意刁難，討價還價，馬驥知事不諧，逕自飛往重慶逃命。不過，馬鴻逵還是命令馬全良率領一支剛剛拼湊起來的賀蘭軍，進駐甯甘邊境，坐山觀虎鬥。
馬步芳知道援軍不會來，蘭州亦不保，便於8月24日隻身飛往西寧，再攜眷逃往重慶，所部交由兒子馬繼援（升任西北軍政副長官）指揮。25日，解放軍發起總攻，26日，蘭州即告解放，馬步芳四、五萬人馬被殲滅，馬繼援率少數親信逃往西寧。9月5日，西寧亦解放，馬步青、馬繼援亦逃往重慶。馬步芳進入新疆的騎五軍，也在9月下旬參與了陶峙岳、包爾漢的起義，軍長馬呈祥不願參加起義，被“禮送”出境。至此，馬步芳家族擁有的武裝力量全部瓦解。
蘭州解放後，馬鴻逵決意死守寧夏。然而，9月1日，蔣介石電召馬鴻逵到重慶。馬鴻逵將寧夏軍政大權交給次子馬敦靜，匆忙飛到重慶。原來，蔣介石打算把寧夏部隊調往四川，馬鴻逵當然不願意。但不幾天，馬鴻逵長子、騎兵第十師師長馬敦厚攜眷從寧夏飛到重慶，告之寧夏敗局已定。9月19日，馬敦靜也逃到重慶。就在這一天，寧夏的馬鴻逵部隊在馬全良、盧忠良率領下宣佈起義。同一天，馬鴻賓及其子馬惇靖、馬惇信率第八十一軍與解放軍在中寧縣城簽訂了和平解放的協定，改編為解放軍第一野戰軍獨立第二軍，馬惇靖、馬惇信分任正副軍長。至此，西北馬家軍閥的歷史宣告結束。
還須交待西北三馬的最後蹤跡。新中國成立後，馬鴻賓歷任寧夏省副主席、甘肅省副省長、西北軍政委員會副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委員會委員等。為新中國的建設事業和統一大業作出了有益的貢獻。1960年10月20日，馬鴻賓在蘭州病逝。
1949年9月底，馬鴻逵及其妻妾兒子飛到了臺灣，馬鴻逵即受到臺灣“國防部”次長郭寄嶠及馬步芳父子的指控，要他對西北敗局負責。不久，臺灣當局發表給予他“撤職查辦”的處分。馬鴻逵心灰意冷，決定出走。他先把四姨太劉慕俠送到香港“治病”，不久報稱病危，馬鴻逵以此請假離台赴港，接著“赴美就醫”，以後長期居留美國洛杉磯。1970年1月14日，馬鴻逵在洛杉磯病逝。
1949年9月下旬，馬步芳及馬步青、馬繼援等飛到了臺灣（後馬呈祥也到了臺灣）。到台之前，馬步芳已因“擅離職守”受到“撤職議處”的處分。到台後他預料會有不利，於是以三千兩黃金賄賂蔣介石的幾位親信，取得了出國護照，飛到埃及開羅做寓公。後來，又移居沙烏地阿拉伯。1957年，臺灣當局任命他為“駐沙烏地阿拉伯大使”，1960年辭職。1975年7月31日，馬步芳在沙烏地阿拉伯病逝。
琰容 2012-10-22 11:07
15章 張宗昌
張宗昌是山東軍閥，人稱“狗肉將軍”，又稱“混世魔王”，足見其人劣跡斑斑，罪惡滿盈。
張宗昌，字效坤，山東掖縣人1881年出生於一個窮苦家庭。其母親祝氏，年輕也算是女流中的一個人物。她生得體軀高大，健壯結實，諢號“大腳”，是當地有名的“女光棍”，曾隻身闖關東，跑遍三關六碼頭，見多識廣；後來回到家鄉，自稱“黃二仙姑”附體，幹起巫婆行當，自此人稱祝巫婆。張宗昌出生以後，家裏還是窮得叮噹響，少年時代，張宗昌即在母親祝巫婆的默許下，跟著土匪頭子混飯吃。到十六歲那年，帝俄侵略東北，正修築中東鐵路，張宗昌得母親大力支持，和一班老鄉闖關東去修路，增長了不少見識。後來鐵路不修了，張宗昌又回到家鄉一帶，繼續當土匪，而且拉起了一支人馬。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當時張宗昌已三十歲，趁著辛亥革命的浪潮，拉隊伍投山東民軍都督胡瑛，不久，即隨軍到上海，在陳其美部下任光復軍的團長。1913年，張宗昌升任江蘇陸軍第三師師長。二次革命時，江蘇是國民黨人討袁的主要省份，張宗昌第三師被派往徐州防禦袁世肯南下的北洋軍。然而，張宗昌卻在前線倒戈，投降北洋將領馮國璋；從此成為直系之一部。1916年11月，馮國璋出任代理總統，張宗昌則任侍衛武官長。1918年，張宗昌又出任江蘇第六混成旅旅長，隨張懷芝赴湘參加對南方軍隊的作戰，結果大敗而逃，改任暫編第一師師長。1921年，張宗昌又奉命率部入江西，與江西督軍陳光遠交戰，結果，在吉安地區被陳光遠打敗，所部也被陳光遠解散，張宗昌在江蘇已無立足之地，只得隻身北上直隸省城保定，投靠直魯豫巡閱使曹錕。曹錕本想收留張宗昌，但吳佩孚等將領容不得這位土匪出身的師長，一怒之下，張宗昌和曹錕手下一名失意軍官許琨，遠赴奉天投靠張作霖、張學良父子，由直系轉到奉系。
投靠奉系之後，張宗昌也只能從頭幹起，先任憲兵營營長。不久，吉林軍旅長高士儐（原吉林督軍孟恩遠外甥）聯合胡匪盧永貴，要和張作霖作戰。當時張作霖剛在直奉戰爭中戰敗，無大兵可派，便決定派張宗昌率憲兵營去應戰。這本來是一場勢力懸殊的較量，但由於盧永貴手下的大小頭目，很多都是和張宗昌當年一起闖關東的同鄉，憑著這種關係，張宗昌兵不血刃，即把胡匪收編成三個團，張作霖很高興，任命他為吉林省防軍第三旅旅長兼吉林省綏寧鎮守使。這樣，張宗昌有了一塊立足之地。不久，俄國內戰，白衛軍敗逃到中國，大多投靠了張宗昌，不多久，張宗昌已有近萬人馬。
由於人多槍多，張宗昌的軍費開支龐大，雖然張作霖不斷從奉天撥款資助，也是入不敷出，無奈，張宗昌便在自己轄區內讓士兵種植鴉片，彌補不足。這事引起奉軍各部不滿，要求張作霖遣散這支隊伍。1923年秋，張作霖趁陸軍各部演習，派出校閱委員郭松齡到張宗昌第三旅，名為校閱，實則遣散。但張宗昌想法攏絡住郭松齡，郭松齡不僅沒有實行遣散，反而在張學良、張作霖面前為張宗昌說好話，於是，張作霖對張宗昌大加寵愛，立即把他從吉林調到瀋陽，並將張宗昌部改為奉天陸軍第三個旅，下轄四個團。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張宗昌被提升為第一軍副軍長（軍長李景林），率部由熱河到朝陽，然後向關內進擊。10月，直軍第三路總司令馮玉祥回師北京，發動北京政變，囚禁賄選總統曹錕。奉軍乘勢進逼津、京，李景林首先搶了個直隸省軍務督辦的頭銜，不久，皖系鄭士琦被任為山東省善後督辦，張宗昌只獲任第一軍軍長。
張宗昌雖然當上軍長，但在奉系控制的東北及直隸、山東等省都沒有了自己的地盤，要想當個督軍、省長，唯有向南爭奪江、浙。當時，江蘇督軍是齊燮元，浙江督軍是孫傳芳，江、浙是直系的勢力範圍，段祺瑞任命親信盧永祥為江浙宣撫使，準備消滅齊燮元，奪加地盤；張作霖也想向江南擴張，於是，支援張宗昌南下。張宗昌與參謀長王瀚鳴、隨軍參謀長李伯仁以及部將許琨、畢庶澄、吳致臣、褚玉璞等商議後，即率部從天津動身南下。直軍徐州鎮守使陳調元，原為張宗昌部將，受過張宗昌很多恩惠，這次張宗昌南下，他不忘前恩，讓出大路，使張宗昌長驅直進江蘇，齊燮元倉惶逃離南京，張宗昌輕而易舉得到江蘇，命部前進駐蘇南要地，自己親率一部進入上海，擺出大舉進攻浙江的姿態。
孫傳芳知道自己的實力難以抵抗奉軍，早已派人向張作霖輸誠，張作霖也有意籠絡孫傳芳，保證消滅齊燮元後，停止向浙江進軍。當張宗昌進入上海後，孫傳芳知道他流氓成性，即派心腹趕往上海，把所有妓院、賭場、酒市都包下來，供張宗昌天天花天酒地，尋花問柳。隨後，孫傳芳親到上海，結識張宗昌，並盡力拉攏，還結拜為兄弟。這樣，張宗昌放棄了攻取浙江的打算。
正當張宗昌還在上海尋歡作樂時，段祺瑞政府任命盧永祥為江蘇軍務督辦，張宗昌想奪取江蘇地盤的願望落空，一怒之下，把部隊撤往江北，集中徐州。張宗昌撤兵，張作霖著急，向段祺瑞求情，要求把由皖系鄭士琦管的山東讓給張宗昌。當時，段祺瑞要靠張作霖抗衡馮玉祥，以維持自己執政的地位，迫不得已免去鄭士琦的軍務督辦而改任張宗昌。但是，鄭士琦雖被免職，但並不離任。張宗昌等了三個月，最後，派許琨率兩個旅入山東，又派參謀長王瀚鳴到濟南拜會鄭士琦，軟硬兼施，鄭士琦不得已離開濟南。1925年4月，張宗昌從徐州率大隊人馬進入山東，出任山東省軍務督辦。接著，張宗昌又武力逼走省主席龔伯衡 ，自兼省主席。
張宗昌獨掌山東軍政大權後，利用山東的富庶，大力擴張自己的武裝力量，很快達十萬餘人馬。同時，他殘酷鎮壓工農運動，如鎮壓青島日本紗廠工人大罷工，造成了震驚全國的青島慘案。但是，在當時中國政局十分混亂的情況下，張宗昌要保住自己的地盤也不容易。他到山東不久，馮玉祥的國民一軍兵臨直隸，緊逼李景林；河南軍務督辦岳維峻的國民二軍也趁機進攻山東，兵鋒直指山東南大門徐州。張宗昌準備親臨前線指揮戰鬥，誰知他在濟南尚未動身，徐州鎮守使孫缽傳已棄城逃路，濟南危急。張宗昌率部奮力反擊，死傷慘重，總算把濟南保住，把國民二軍趕出山東。
不過，1925年，奉軍幾次入關，取得很多利益。繼李景林、張宗昌先後任直隸、山東軍務督辦之後，奉軍以天津為據點，向南擴張至長江下游，以邢士廉師駐上海，丁喜春師駐南京，後又派劉翼飛、趙鳴臬兩旅開赴上海。9月，張作霖又迫使段祺瑞任命楊宇霆為江蘇軍務督辦，姜登選為安徽軍務督辦。至此，津浦沿線各省區全部為奉系所佔有。
然而，就在奉系得意忘形之時，孫傳芳聯合陳調元突然起兵反奉。10月，奉浙戰爭爆發，奉軍毫無準備，大敗而逃，東南半壁全數丟失。張作霖不甘心失敗，召集張宗昌及山東軍務幫辦施從濱等將領開會，即任命張宗昌為江蘇善後督辦，施從濱為安徽善後督辦，領兵南下收復江蘇、安徽。12月，張宗昌、施從濱等在北京領到大批餉銀和給養。張宗昌任命施從濱為前敵總指揮，率兵攻安徽蚌埠，自己則率白俄軍由濟南沿津浦路東側開進，掩護施部向南急進。結果，施從濱部在蚌埠遭慘敗，張宗昌的白俄軍也受到重創，施從濱本人也被孫傳芳俘虜後斬決，張宗昌率部逃回山東。不久，李景林被馮玉祥國民軍打敗，由天津退往山東，與張宗昌聯合組織直魯聯軍，張宗昌任總司令，李景林任副總司令。
1926年夏，廣州國民革命軍北伐，吳佩孚首先遭到沉重打擊，孫傳芳決定和奉系重新修好，共同對付北伐軍。11月，孫傳芳派楊文愷先後去見張宗昌和張作霖，取得了諒解。隨後，張作霖、張宗昌、孫傳芳齊集天津，由張宗昌、孫傳芳聯合提議，推張作霖為安國軍總司令。12月1日，張作霖宣誓就職，任命張宗昌、孫傳芳為副司令。同時，決定派張宗昌率直魯聯軍南下支援孫傳芳。
1927年初，張宗昌調集十余萬軍隊南下援助孫傳芳，進駐南京、上海等地。在上海，直魯聯軍大舉屠殺工人、學生，鎮壓上海工人武裝起義。但是，隨著北伐軍向華東的進逼，北洋軍將領陳儀、周鳳岐、陳調元、王善等先後歸附北伐軍。北伐軍佔領了浙江及安徽的安慶、蕪湖等地，直取南京、上海。孫傳芳見大勢已去，遂將寧滬防務移交張宗昌的直魯聯軍，自己率部逃往江北揚州。張宗昌的王翰鳴第十一軍在壽州遭到慘敗，張宗昌親征合肥，圍了三個月也未攻下。3月下旬，北伐軍先後佔領南京、上海，後又渡江北進，直魯聯軍節節敗退，5月，北伐軍攻下了蚌埠、徐州，張宗昌率殘部退回濟南。
對張宗昌的敗退，張作霖十分惱怒，要追查責任。就在這時，張宗昌得到一個情報，說第八軍軍長兼海軍司令畢庶澄和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暗中有聯繫，於是，決定殺畢庶澄。由於畢庶澄手握軍權，張宗昌不便明殺，更不願自己下手，便指使時任直隸軍務督辦的部將褚玉璞，於4月4日在濟南將畢庶澄誘捕殺害。張宗昌既借刀殺了人，又搪塞了南下戰敗的罪責，把失利原因推到畢庶澄通敵之上。
直系吳佩孚、孫傳芳兩支軍閥勢力在北伐軍的打擊之下，已被消滅瓦解，剩下奉系軍閥還想負隅頑抗。1927年6月18日，張作霖在北京中南海懷仁堂就任安國軍大元帥，並宣佈成立安國軍政府，張宗昌被任為安國軍副總司令兼第二軍團軍團長。張作霖趁寧、漢分裂之機，派張宗昌率軍開赴隴海線一帶對付馮玉祥軍隊，雙方在徐州交戰，張宗昌部損失慘重。張作霖急電嚴斥張宗昌“久戰無功”，張宗昌惱羞成怒，於10月上旬，與馮軍再激戰于河南蘭考一帶。張宗昌師長潘鴻鈞用計誘降了馮軍之旅長姜明玉率部倒戈，逮捕了馮軍第八方面軍副總指揮、軍長鄭金聲，押解濟南。張宗昌獲勝，大喜，下令槍殺鄭金聲，眾幕僚勸阻，但張宗昌執意要殺。而這一殺，也象孫傳斬殺施從濱一樣，使自己在數年之後招來了殺身之禍。
1928年春，國民黨四大軍事集團聯合北伐，奉軍節節潰敗，張宗昌在山東的日子已很不好過，山東地方勢力多派聯合，逼張宗昌脫離張作霖，自成山東省保安總司令部。不久，又聽說南京政府委任陳調元為山東省主席。張宗昌受到內外逼迫，只得於4月底率直魯聯軍離開山東撤入直隸之德州、天津至冀東灤州。
6月初，張作霖知道京、津已不可保，決定退出關外。但6月4日，他乘火車離開北京後，于皇姑屯被日軍炸死。張作霖死後，張宗昌悲痛萬分，手下尚有五萬人馬不知何去何從。他向張學良懇求出關，張學良深怕他出關後取而代之，不令不允許出關，反而派於學忠等部將其控制。北伐軍佔領京、津後，9月，白崇禧率部到達冀東，包圍了張宗昌部。張宗昌感到大勢已去，化裝從一條小巷走出，找到一條小魚船，從灤州口逃往大連，再乘船東渡日本，殘部五萬人被白崇禧全部收編。
張宗昌雖然流亡日本，但仍不甘心失敗，尋機卷土重回。1929年，他在日本帝國主義支持下，糾合魯東餘部在煙臺登陸，結果遭到失敗，仍逃回日本。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寇侵佔東北，張學良率東北軍退入關內，出任北平綏靖公署主任。1932年春，張學良擔心張宗昌充當汗奸，電邀他立即返回中國，暫居北京鐵獅子胡同。
張宗昌回國後，則想返回山東招集舊部，東山再起。然而，當時的山東省主席是國民黨冀豫魯“剿匪”總指揮、第三路軍總指揮韓複榘，哪里能讓張宗昌卷土重回？8月，張學良召集華北駐軍諸將領到北平參加軍事會議。在會議期間，經石友三的介紹，張宗昌認識了韓複榘。其後，又經石友三的撮合，張宗昌、韓複榘、於學忠、張學良結成盟兄弟。張宗昌比韓複榘年長幾歲，遂以大哥自居，曾在席間向老弟說了這麼一段話：“俺的許多老部下現在都散駐在山東各處，俺只要去招呼一下，立即可以匯合成一支隊伍！”聽了這話，韓複榘表面不動聲色，只陪笑敷衍，然而，內心已動了殺機，他知道張宗昌會對自己在山東的統治構成威脅。
兩天后，韓複榘由濟南返回北平。又過了幾天，張宗昌便收到韓複榘派出人送來的許多禮物和一封親筆信，邀請張宗昌速到濟南，“共謀大事”。張宗昌看信後，覺得機會來臨，決定南下山東。然而，張宗昌的舊部金壽昌、徐曉樓、他的母親祝巫婆、下野軍閥吳佩孚、孫傳芳，還有張學良等，全都反對張宗昌回山東，認為韓複榘不懷好意。但張宗昌東山再起之心急切，並不理會眾人的勸阻，於8月底攜帶原參謀長金壽昌到達濟南。
張宗昌到濟南後，受到韓複榘的盛情款待，石友三也被邀來作陪。但是，幾天下來，也沒聽韓複榘提到“共謀大事”，張宗昌感到很失望。再說，張學良得知張宗昌南下山東，十分著急。9月2日，張學良借張宗昌姨太太之名給張宗昌發一電報，假稱祝巫婆病危，讓他馬上返回北平。3日上午，張宗昌接到電報，萬分焦急，即向韓複榘說明及辭行。韓複榘也顯得很焦急和同情，當即派人為張宗昌訂了下午5點37分的火車票。
下午5點鐘，韓複榘通知了山東省軍政要員在濟南火車站為張宗昌送行。張宗昌與韓複榘等握別，返身登車時，突然遭到刺客的槍擊，當即死亡。刺客舉槍高呼：“我是鄭金聲的兒子鄭繼成，為父報仇！現在投案自首！”原來，韓複榘邀張宗昌到濟南時，即已計畫由省議員鄭繼成在張宗昌離開時將其槍殺，鄭繼成為報仇（叔父，過繼為子），也樂於擔當此任。
9月4日後，鄭繼成為父報仇，刺殺張宗昌，投案自首的消息傳遍全國，鄭繼成成了人們心目中的英雄人物，經馮玉祥等奔走幫助，一個月後，鄭繼成被國民政府特赦。鄭繼成無罪釋放，說明“狗肉將軍”張宗昌的確罪大惡極，死有餘辜。
琰容 2012-10-22 11:07
16章 韓複榘
“狗肉將軍”張宗昌是被韓複榘誘殺的。韓複榘是繼張宗昌之後的山東的“土皇帝”。韓複榘作為一個國民黨雜牌軍閥，能夠統治山東達七年之久，這在中國近代軍閥中也是少見的。
韓複榘，字向方，河北霸縣人，1890年生於一個小康之家。幼時入私塾，1900年韓複榘十歲時，義和團運動爆發，因其叔接觸過洋人，被義和團視為“二毛子”而斬首，韓家宅院被焚燒，從此家境淪落，被迫輟學。十四歲時，父母為他娶妻高藝珍。成家後，韓複榘不務正業，嗜賭如命，常常使得債主臨門。1909年他十九歲那年，為了躲債，出走東北，想投奔早年到東北謀生的大哥。結果大哥找不到，盤纏花光，只得在新民府入清軍第二十鎮第四十協第八十標第三營為兵。該營管帶是馮玉祥，見韓複榘外表斯文，還能寫得一手好字，頗為喜愛，就叫他當了司書生。從引，韓複榘在馮玉祥手下，逐級提升，與石友三、孫良誠、劉汝明、孫連仲等成為馮玉祥的得力戰將，被稱為“十三太保”。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韓複榘參加了馮玉祥領導的北京政變。之後，出任國民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旅旅長。192年11月國直戰爭，韓複榘因功晉升第一師師長。1926年，韓複榘先後出任第八軍司令官、第六軍司令官，參與抗擊北洋軍閥各派對國民軍的聯合進攻。南口大戰後，國民軍遭到很大挫折，當時馮玉祥已被迫出洋，韓複榘不服代總司令張之江的指揮，聯合石友三一起投靠了晉軍，被閻錫山委任為晉軍第十三師師長。同年9月，馮玉祥自蘇聯回國，重召舊部，整軍誓師五原，韓複榘和石友三脫離晉軍複投馮玉祥。1927年4月，韓複榘隨馮玉祥入潼關，7月抵鄭州，出任第三方面軍總指揮。10月，韓複榘率部參加了對抗進魯聯軍的第一次蘭封大戰。11月，又參加了第二次蘭封戰。1928年4月，韓複榘率部參加了國民黨的二次北伐，一路過關斬將，於6月6日首先進抵北京南苑，被稱譽為“飛將軍”。這時，蔣介石已決定將平津地盤委于閻錫山，電令韓部不得入城，分駐南苑、通州一帶。接著，晉軍入城，將奉軍留駐北京的鮑毓麟旅換出。鮑旅是應各國公使的請求並征得南京政府同意留駐北京的，擔保日後和平退回奉天。但當鮑旅行至南苑時，被韓複榘包圍繳械，引起各國外交使團的指責，惹起一場外交糾紛，這事，史稱“鮑旅事件”。不久，韓部被南京政府縮編為第二十師，開赴河南漯河駐防。
韓複榘到漯河後，心情很不舒暢，二次北伐後，馮部將領宋哲元、孫良誠、劉郁芬、鄧哲熙都當了省主席，鹿鐘麟到南京當了部長，而韓複榘反而降職師長，駐防漯河，所以他認為是馮玉祥對己不公。在漯河，他終日沉緬酒色，遇漯河名伶紀甘青，於是納為大妾，成為他的“外交夫人”。同年12月，馮玉祥為安撫韓複榘，委他為河南省主席，但同時又撤去他第二十師師長職，派與他素來不和的石敬亭接任師長。
韓複榘雖然當上了河南省主席，但馮玉祥仍然對河南省政發號施令，石敬亭又不斷撤換他在部隊中的親信，使得韓複榘十分苦惱，只有拋開政務，終日吃喝嫖賭。不料，馮玉祥於1929年2月視察河南省，又把韓複榘訓斥一頓。3月，蔣桂戰爭爆發，韓複榘重任第二十師師長，並出任討逆軍第三路總指揮，統率七個師南下，馮玉祥並沒有明確指令他是援蔣還是援桂，其實是想坐收漁利。當韓部行至湖北孝感，蔣桂戰爭已告結束，蔣介石派人前往慰勞，又邀韓複榘到漢口會晤，蔣介石、宋美齡親自設宴招待韓複榘和紀甘青，極力拉攏，使韓複榘受寵若驚，已有投蔣之意。5月，馮玉祥策劃反蔣，在華陽會議上決定將部隊先行西撤，然後尋機反擊。韓複榘不肯西撤，遭到馮玉祥的斥責。於是，韓複榘聯合石友三、馬鴻逵叛馮投蔣，率第二十師等由甘棠步行東進。
韓複榘通電擁蔣後，被蔣介石任命為中央軍第三路討逆總指揮、西北軍總指揮，仍任河南省主席。蔣介石又是送錢，又是送軍火，還先後派宋子文、宋美齡到韓部慰勞。
韓複榘雖然投靠蔣介石，但也並非死心塌地為蔣效力。同年10月，蔣馮戰爭爆發，他極力避免與馮玉祥交戰。12月，蔣唐戰爭爆發，他開始擁唐反蔣。所以，1930的3月，中原大戰爆發之前，蔣介石將韓複榘調往山東，出任冀魯豫剿匪總指揮，使他遠離馮、閻及石友三，而韓複榘也樂得往山東發展，避免夾在蔣、馮、閻之間，於是，即率部進駐濟寧、泰安、濟南、青州等地。中原大戰爆發後，韓複榘奉命率部在山東與晉軍展開連場惡戰，牽制了晉軍的主力，使蔣軍能夠取得戰爭的主動權。為使韓部更加賣力作戰，9月5日，蔣介石正式任命韓複榘為山東省主席。從此，韓複榘登上了山東“土皇帝”的寶座。
韓複榘主政山東以後，立刻密鑼緊鼓地實行他的治魯方針，他趁蔣、馮、閻還陷於中原混戰之機，迅速將山東的軍、政、法大權集於一身。他大力發展軍事實力，治魯之初，他的第三路軍僅剩下兩萬來人，韓複榘通過徵兵拉夫和收編土匪，很快就將三個師擴編為五個師又一個旅，這五個師即孫桐萱 第二十師、谷良民第二十二師、曹福林第二十九師、李漢章第七十四師和展書堂第八十一師。此外，韓複榘還在山東建立了五支地方民團武裝，自任總指揮。由於他不斷擴軍，到抗戰爆發前夕，他已擁兵十萬，成為一個實力強大的地方軍閥。
韓複榘當山東省主席時，膠東地區實為劉珍年所控制。劉珍年，直隸南宮人，1898年生。保定軍官學校畢業，先後在李景林、褚玉璞、張宗昌部任職。1928年投蔣介石，被委任為第十七軍軍長兼山東省政府委員，在膠東統連十八個縣市，自成系統。韓複榘為稱霸全山東，於1932年8月揮師東進，向劉珍年部發動進攻，爆發了韓劉之戰。9月，雙方在昌邑、掖縣一帶展開激戰，死傷慘重。劉珍年向蔣介石求救，蔣介石電令韓複榘停止軍事行動，但韓複榘並不執行。蔣當即調集兩路大軍援劉攻韓，後在張學良、丁惟汾等的干預和調解下，韓劉雙方達成協定，劉珍年部移防浙江，膠東的稅收由南京方面派員徵收，至此，膠東戰事告平息。
韓複榘在驅逐劉珍年的同時，誘殺了企圖重返山東謀求東山再起的前山東軍閥張宗昌（詳見上一小節）。此外，華北悍匪劉桂棠（劉黑七）率匪眾兩萬人進入山東，攻城掠地，韓複榘出動大部隊進剿，將劉匪趕出山東。在剿匪的同時，韓複榘也殘酷鎮壓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起義，槍殺了鄧恩銘、劉謙和、郭隆真等著名的共產黨人。
韓複榘主政山東後，很快改組了省政府提出了“澄清吏治”、“根本清鄉”、“嚴禁毒品”、“普及教育”四項施政計畫。張紹堂、李樹春、何思源等是他的主要幕僚。韓複榘治魯七年，多少還是有點政績。但是，他在治魯期間，自訂法律，隨意斷獄，草菅人命，則招至怨聲載道。他常以山東省主席和第三路軍總指揮的名義干預司法，親自坐堂審案，隨心所欲地判決。有時，他又微服私訪，遇有訟獄，即升堂審斷，如同兒戲，人稱“青天草包”。
蔣介石在中原大戰後期把山東地盤交給韓複榘，是迫不得已。中原大戰結束後，韓複榘已在山東站穩了腳跟，蔣介石也無可奈，但是他千方百計要破壞韓複榘的統治，派出親信張葦村任國民黨山東省党部主任委員，監視韓複榘的行動。對此，韓複榘也有辦法應付。1932年元旦，張葦村被刺殺，經偵查，殺人兇器竟在省黨部調查室主任諶峻岑家搜出，諶被捕，不久又暴死獄中，於是，“張案”就此了結。蔣介石安設在山東的這個情報機關被剷除，蔣介石氣得牙疼病復發，卻又無可奈何。1936年12日西安事變發生後，韓複榘居然致電張、楊表示支持，蔣介石更加痛恨在心。
1937年七七事變發生，抗日戰爭開始，韓複榘被任命為第五戰區副司令長官兼第三集團軍總司令，負責津浦路北段和山東省的防務。在抗戰前，韓複榘夾在蔣介石和日本人之間，為求自保，他採取了兩面政策。抗戰爆發後，韓複榘的態度有了改變，表示對日“決絕”，積極進行抗戰，他的部隊編為三個軍五個師又一個旅。他以孫桐萱、李漢章兩師擔任濟南以北黃河防務，以谷良民師擔任膠東煙臺及周村以北黃河防務；曹福林、展書堂兩師在魯北駐防；手槍旅警戒濟南。此外，以東北軍於學忠的第五十一軍和沈鴻烈的青島守備隊與第三艦隊在青島擔任海上防衛。韓複榘還組成以何思源為團長的“戰時工作團”，分設宣傳、情報、經濟、救護、慰勞等小組，赴黃河以北鐵路沿線及其東西各縣開展工作。
9月，蔣介石命韓複榘撥出兩師歸華北第六戰區司令長官馮玉祥指揮，韓複榘極不情願，但也無可奈何，只得勉強派曹福林第二十九師和展書堂第八十一師開往華北。10月，在冀、魯戰場正處於緊要關頭時，蔣介石卻以加強淞滬戰場為名，將輔助山東防守的一個重炮旅撤走。韓複榘得知後大怒，急令展書堂連夜回撤，致使第六戰區的形勢由勝轉敗，德州、寧津等地相繼失守，馮玉祥憤怒地向南京告韓複榘的狀。
11月中旬，日軍逼近黃河北岸，韓部官兵義憤填膺，一再要求出戰，韓複榘被迫親自率曹福林、李漢章、展書堂等師渡河迎戰，與日軍進行連日激戰，傷亡慘重。當時，韓複榘派人給妻子高藝珍送去一信，說“生死存亡難以預料”，請高藝珍照顧好孩子，使高藝珍讀後大哭。其後，韓複榘拼死從濟陽突圍而出，下令撤退河北防線，拆毀黃河大鐵橋，改在黃河南岸設防。日軍很快就逼進到黃河北岸，但並未渡河，只是隔岸與韓軍對峙。韓複榘也不出擊，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再三催促亦無濟於事，結果，日軍在攻下南京後，對濟南發起攻擊。日軍僅有千余人渡過黃河，而韓複榘有四個軍十幾萬人，為保存實力，竟放棄濟南，向南退卻，使日軍長驅直進。
12月27日，日軍佔領濟南。1938年1月1日，日軍佔領泰安。4日，佔領曲阜、兗州。8日，佔領濟寧。韓複榘退到魯西曹縣一帶，方才安下陣腳。
由於韓複榘對日軍抵抗不力，十天之內，山東大半即淪入敵手。蔣介石與何應欽、白崇禧、陳誠等會商後，決定誘捕韓複榘。蔣介石假借1月11日於開封召開軍事會議，電召韓複榘與孫桐萱參加。韓複榘不知是計，欣然前往。在會議上，蔣介石怒斥韓複榘丟失山東，韓複榘不服而反駁，氣氛緊張。這時，劉峙拉著韓複榘的手，假意勸他到會場外，上了汽車，兩位憲兵用槍對著他，韓複榘方知上當。
韓複榘被押往火車站，上了專列，由戴笠押送到武漢。1月19日，國民政府組織高等軍事法庭會審，何應欽為審判長，鹿鐘麟、何成浚為審判官。1月22日，審訊正式開始，簡單審問即判處死刑。1月24日晚，韓複榘在禁閉室被特務及憲兵槍殺，身中七彈，當場斃命，死時四十八歲。這位地方軍閥、山東土皇帝就此結束了他可恥的一生。
琰容 2012-10-22 11:08
17章 石友三
近代軍閥尤其是實力較弱小的地方軍閥，在複雜的政治風雲之中，為求自保，總是見風駛舵，叛主倒戈是常有的事，張宗昌、韓複榘便是如此。然而，因倒戈頻繁而獲得“倒戈將軍”綽號的，則是他們的結拜兄弟石友三。
石友三，字漢章，吉林長春人，1891年生。石友三幼時家貧，曾在長春城畢家糧坊當學徒，結識畢家少年畢廣垣，得以入東關龍王廟小學讀書，與該校教員商震有了師生之誼。1908年，石友三輟學從軍，入陸軍第三鎮吳佩孚營，隨營移駐河北廊坊。不久，第三鎮發生兵變，石友三離隊流落北京。1912年再次投軍，編入馮玉祥營，充當馬夫。因於他天性機伶，善於察言觀色，不久，被調去充任馮玉祥的貼身護兵，從此，隨著馮玉祥的升遷而擢升，與韓複榘、劉汝明、孫連仲、孫良誠等被稱為馮玉祥的“十三太保”。
1924年10月，馮玉祥在北京政變，所部改稱國民軍，石友三任第八混成旅旅長，後升任第六師師長、第六軍軍長兼第六師師長。1926年春，奉軍、直軍、直魯軍、晉軍聯合向國民軍發動進攻，國民軍四面受敵，石友三奉馮玉祥命令進攻晉軍，攻佔左雲、岱嶽，但在雁門關受阻，部隊傷亡較大，且又得不到馮玉祥接濟，為保存實力，石友三通過與晉軍前敵總指揮商震的師生關係，雙方達成休戰協定。後馮玉祥離開部隊赴蘇聯，國民軍由張之江、鹿鐘麟、宋哲元代理指揮，經南口大戰失敗，沿京綏線向西潰敗。晉軍乘機夾擊，國民軍各部潰不成軍，由於石友三與晉軍早有妥協，一路上未受阻攔，反而收容了許多散兵，第六師增編為三個師。國民軍撤至歸綏、包頭後，張之江等決定再向西進入甘肅，石友三不願西行，趁張之江等無法制約自己，便聯絡韓複榘，投降閻錫山。這是石友三第一次叛背馮玉祥。
這年9月17日，馮玉祥從蘇聯回國，決定于五原誓師，響應北伐，電召石友三到五原開會。石友三開始有顧慮，後經馮玉祥派人規勸，表示概不追究，石友三又脫離晉軍，回歸馮玉祥。他跪在馮玉祥面前，痛哭流涕地悔罪。石友三回歸馮玉祥後，被任為第五路司令，1927年參與對奉軍的作戰；1928年參加了國民黨的第二次北伐。
石友三雖然立有戰功，但畢竟背叛過馮玉祥，馮玉祥及其親近將領張自忠、高敬亭等對他都有戒心。二次北伐結束後，在馮玉祥論功行賞時，石友三什麼實惠也沒有撈到，反而在其後的編遣中，所部被縮編為陸軍第二十四師，他降為師長，移駐河南信陽。
1929年3、4月間，蔣桂戰爭爆發，蔣、桂雙方都想拉攏馮玉祥，而馮玉祥則想坐收漁利，命石友三率部向襄樊推進。桂軍全線潰敗，馮玉祥通電擁蔣，又命石友三和韓複榘向武漢進軍。蔣介石急電石、韓停止進發，同時以勞軍為名，派人攜鉅款收買石、韓。石、韓在蔣介石的利誘下，又生反叛之心。5月，馮玉祥通電反蔣，反部改稱護黨救國軍，石友三被任為第三路總指揮，統率自己的第二十四師以及第二十六、第二十九師、總兵力五萬餘人。馮玉祥命令各部暫往西撤。韓複榘首先反對這一命令，發表通電擁蔣，擅自率部進入洛陽。當時石友三在南陽，也決定叛馮附蔣。6月1日，石友三率部開往許昌。到許昌後，蔣介石的私人代表錢大鈞也到達許昌勞軍，設盛宴款待石部軍官，交給石友三五百萬元犒賞費，並宣佈蔣介石的命令，任石友三為反逆軍第十三路總指揮。為表示感激，在第二天的閱兵儀式上，石友三大罵馮玉祥，宣佈其“十大罪狀”。此舉引起不少下屬軍官的不滿，其後，幾個軍官暗中串聯，密謀殺死石友三，重歸馮玉祥，但事泄未成，石友三於是撤換了許多軍官。
石友三投蔣後，被派駐山東德州。這年秋天，安徽省主席方振武因反蔣解職，石友三被任為安徽省主席，率部往安徽就任。但是，石友三剛到蚌埠，蔣介石又命令石部開赴廣東討伐李宗仁、陳濟棠，並許諾事成後委其為廣東省主席。石友三及其部屬不願離開北方南下，更擔心在途中被蔣軍消滅。這時，兩廣及唐生智也派人來遊說，聯合討蔣。石友三同意，被委任為“護國救國軍”第五路總指揮。12月1日，唐生智領銜通電討蔣。2日晚，石友三命令排列在長江北岸的數十門大炮一齊炮轟南京，造成南京城極大的混亂。
石友三反蔣後，自知實力薄弱，即撤往安徽，再撤往河南商丘、新鄉一帶，與韓複榘、馬鴻逵連通一氣。不久，唐生智被蔣介石擊敗，12月21日，閻錫山發表反唐擁蔣通電。為求自保，石友三通電投靠閻錫山。蔣介石見石友三歸閻指揮，也暫時不追究他炮轟南京的反叛行為。
1930年春，馮、閻醞釀討蔣，拉攏石友三，許以山東省主席和第四方面軍司令之職。石友三權衡利害，決定與馮、閻聯合，這樣，他又一次回到馮玉祥的麾下。5月，中原大戰爆發，石友三率第四方面軍十萬之眾，從河南進攻山東，8月，又轉入隴海線作戰。隨著戰爭的發展，石友三見自己一點實惠也沒有撈到，不禁消極觀望起來。這時，馮、閻軍已呈敗勢，又聽說張學良要出兵助蔣，石友三又在盤算自己的退路。9月18日，張學良率大軍入關，石友三即通電回應，投靠張學良，這是石友三第三次背叛馮玉祥。在中原大戰中，石友三由於投機取巧，兵力基本沒有受到損失，成了北方軍閥中勢力比較完整的一個。他率部進據豫北冀南三十餘縣，自任縣長，就地籌餉，佔據了一塊地盤。
中原大戰後，張學良負責收拾華北殘局，1931年春節，石友三親赴瀋陽謁見張學良，以東北同鄉的關係，儘量向張學良輸誠。張學良也有意收容石部，以擴充自己的勢力。蔣介石得知石友三到了瀋陽，密電張學良將他扣押。石友三得知，急忙辭行，但張學良挽留了他一個多月，在此期間，與蔣介石往來電商，替其開脫，石友三不解其意，反而對張產生怨恨。石友三回到歸德（邢臺）後，張學良將其部收編為第十三路軍，石友三為總指揮，轄六師又五個團以及一個鐵甲車大隊，擁有兵力六萬四千餘人，每月領取定額軍餉六十萬元。
石友三表面歸順張學良，暗中卻又積極備戰，準備向北擴展，爭奪“華北王”的寶座。5月，汪精衛、陳濟棠、李宗仁在廣州另組國民政府，特派李漢魂見石友三，委他為委員和第五集團軍總司令，石友三接受此任命。這時，張學良的堂弟張學成，與張學良素有積怨，從北平到歸德，告之張學良病重住進北平協和醫院，正宜舉事。石友三派駐北平辦事處處長畢廣垣（即石友三幼時當學徒的畢家糧坊的少爺）力勸他不要反張，石友三不聽勸告，差點將畢廣垣殺害。6月，石友三加緊備戰，為防備洩露真情，他下令將張學良派到部隊的秘書長張雲責活埋。隨後，石友三將部隊擴編為九個軍，以孫光前、米文和、程希賢、沈克、張學成、梁方起、王心齋、唐幫植為軍長。
7月18日，石友三在歸德宣誓就任廣州政府所委任的第五集團軍總司令職，並發出討張通電，督率各部沿平漢路北進，準備一取石家莊，二占保定，三進平津。7月24日，南京政府下令免去石友三本兼各職，以劉峙、張作相為總司令組成南、北兩路集團軍，以及晉軍商震等部，聯合討伐石友三，討石之戰爆發。石友三進佔石家莊，再往北推進時，即受到南北夾擊，雙方激戰三晝夜，石部傷亡慘重。7月31日，石友三下令轉路退回山東。時逢天降大雨，山洪暴發，河水猛漲，石部在渡滹沱河時人馬淹死無數，七萬之眾，大部被殲，餘部被俘，軍長孫光前被俘後遭槍決，石友三僅率少數隨員逃往德州，歸附韓複榘。
石友三起兵討代張學良失敗，把多年來各累起來的老本一下子蝕光了，只好依附老友韓複榘，過著寄人籬下的寓公生活。1932年秋，石友三説明韓複榘誘殺了張宗昌。但是，石友三不甘過蟄伏的日子，總想尋找機會東山再起，不久，他和日本特務機關勾搭上，避開韓複榘，扮成日本人，在日本特務湊開一的保護下，從煙臺乘船潛入天津，住進了日租界。在天津，石友三與日本特務頭子土肥原拉上關係，他借助日本勢力，勾結失意的軍人政客，組織隊伍在冀東活動，為日本侵略軍開闢道路。1933年5月，國民黨政府與日本簽定了喪權辱國的〈〈塘沽協定〉〉，蔣介石在華北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將石友三收為己用，任冀北保安司令，不久，石友三掌握了三個旅的兵力。
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後，石友三部改編為宋哲元的第一集團軍第一八一師，石友三任師長。年底，石友三又被任為第六十九軍軍長，高樹勳的新六師劃歸該軍建制。1938年，石友三部受命在山東和北南敵後抗戰，石友三明白，這是蔣介石拿他作擋箭牌使用，為求自保，他積極和共產黨八路軍取得聯繫，並聘請共產黨人張克威、張友漁任軍政治部主任，吸引一些進步青年到團、營、連充當政工人員，這年底，石友三兼任第三十九集團軍司令，轄第六十九軍和高樹勳第八軍。
由於石友三和共產黨八路軍合作抗戰，蔣介石極不放心，1939年4月，把親信臧伯風以及石友三族弟石友信、畢廣垣等派往第六十九軍，並帶去口信：清除共產黨、八路軍，則華北由石友三主持。石友三即搖身一變，由聯共變為反共，大力排斥和清除共產黨人及進步人士，以臧伯風為政治部主任，強迫全體官兵一律加入國民黨。蔣介石見石友三積極反共，大加嘉獎，除補充彈藥、餉銀外，還加委他為冀察戰區副總指揮兼察哈爾省主席。石友三見蔣介石對自己如此器重，受寵若驚，更加賣力反共。在1939年底至1940年初蔣介石發動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石友三不斷派兵進襲抗日根據地，殺害抗日軍民，被時人稱為“石閻王”。
1940年3、4月，石友三率部進犯冀南八路軍，遭到八路軍的迎頭痛擊，激戰三晝夜，所部損失慘重，最後突圍撤往山東曹縣一帶。石友三在反共失敗後，又在為自己謀劃退路：與八路軍已經鬧翻，蔣介石只是利用自己反共，要保存實力，唯有與日偽勾結。他派石友信往見偽軍的日本顧問松室孝良和日本駐軍司令佐佐木，在開封簽訂了互不侵犯、互通情報、互相協助為內容的“共同防共協定”，石部暫不改換偽軍名義，先聯合打走八路軍，再談投降問題。之後，石友三積極配合日偽軍，進犯八路軍根據地，乘機再發展自己的勢力。
石友三與日偽軍勾結後，其部屬十分不滿，師長米文和、張雨亭等不願當汗奸，準備伺機除去石友三。受石友三節制的新八軍軍長高樹勳，因不願進攻八路軍，石友三便挑動日軍襲擊高部，這樣，石、高之間的矛盾日深。石友三第六十九軍政治部主任臧伯風及總參議畢廣垣，利用這些矛盾，與高樹勳策劃，尋機殺掉石友三，以除大患。
1940年11月，石友三與日方商談投降條件，石友三投敵只是時日問題，臧伯風、畢廣垣、高樹勳等感到形勢緊迫，決心趕快下手。他們請出原西北軍將領、時任魯西行署主任兼遊擊主任的孫良誠，由他出面請石友三到高樹勳部面談，以消除兩人的隔閡。石友三見是老長官出面邀請，便表示同意。
12月1日，石友三率一連騎兵隨孫良誠到高樹勳部駐地河南濮陽柳下屯。高樹勳率旅長以上軍官將他們迎進會議室，大家談笑風生，共敘往事。不一會，有一勤務兵入內對高樹勳說：“太太有事相請”。高樹勳即離室而去，突然，四名衛兵進入會議室，將石友三架走。孫良誠這時才知受了利用，大罵高樹勳不講信義，但已無可奈何，只得獨自離去。當天夜裏，高樹勳命士兵將石友三活埋于黃河於岸邊。隨即，高樹勳等人又設計殺掉了石友信，掌握了石友三的部隊。
縱觀石友三的一生，曾三度叛馮，投閻反閻，投蔣反蔣，投張反張，聯共反共，抗日投日，堪稱“倒戈將軍“。當他最後想徹底當汗奸時，卻倒而未成，反做了河畔孤鬼，遺臭萬年。
琰容 2012-10-22 11:09
18章 孫殿英
石友三因反復無常，四處投機，被稱為“倒戈將軍”。在民國時期，有一位軍閥同樣是多次倒戈，與石友三不相上下，不過，他更是因盜墓而出名，被人罵作“盜墓將軍”、“東陵大盜”，此人就是孫殿英。
孫殿英，乳名金貴，字魁元，河南永城人，1889年生。孫殿英父親是個遊手好閒之徒，後因與人鬥毆，將人打死入獄，死於獄中。孫殿英從小受母親溺愛和嬌慣，也養成頑劣好鬥的性格。七歲入私塾，常與同學鬥毆，有一次受老師責罰而不服氣，竟放火燒了學屋，被趕出校門。後母親帶他回娘家，窮困潦倒，靠乞討度日。不久，孫殿英染上天花，留下滿臉麻坑，被人喚作“孫大麻子”。年長一些，孫殿英結識了一些流氓、賭棍，出入賭窟、錢莊，漸成為賭場高手，以賭為業，發了不少財。
1914年孫殿英二十五歲那年，投到河西悍匪張平手下，初當伙夫，後當勤務，以後又幹起鴉片買賣，甚至自己動手製造鴉片，印上“殿鷹”商標，銷往各地，賺了大錢。1916年，豫西地方紛紛組織各種封建公道門，這些公道門在民眾中頗有影響，一旦有事，便可糾集百千人進行活動，孫殿英覺得大有可為，便加入了豫西公道門之一的廟會道。憑著他裝神弄鬼的手段，不久，他便當上了廟會道的頭目，收了不少徒子徒孫。
1922年，吳佩孚駐防洛陽，嚴令禁毒，逮捕制毒犯，孫殿英逃往陝州，不久，投入河南陸軍第一混成團團長兼豫西鎮守使丁香玲部，在丁香玲保護下依然販運和製造鴉片，並從副官升任機關槍連連長。有了一點兵權。孫殿英趁機收容豫西土匪、流氓、賭棍及廟會道會徒，掌握了一支亦兵亦匪的武裝。1924年第二次直奉戰爭時，駐豫西直軍開赴前線，利用這個機會，孫殿英率領機關槍連及丁香玲部一個騎兵連在陝州嘩變，東竄洛陽，到處搶掠並招兵買馬，隊伍擴大至數千人。
1925年春，鎮嵩軍將領、豫陝甘剿匪副總司令憨玉崑 與國民軍胡景翼部爆發大戰，孫殿英部被憨玉崑 收編，編為第五混成旅，孫殿英任旅長，駐防密縣。不久，憨玉崑 戰敗，孫殿英又改投國民三軍副軍長兼第二師師長葉荃部，任旅長，不久升任師長。隨後，國民三軍由河南開赴陝西，孫殿英不肯離開自己有影響力的地頭，中途脫離國民三軍率部竄入伏牛山，繼續招收土匪、道徒入夥，擴大隊伍。
孫殿英雖然拉起了一支隊伍，但在軍閥混戰的局面下，不投靠大軍閥就難以生存。孫殿英知道當時的山東軍務督辦張宗昌也是土匪出身，可以說氣味相投，於是派人請求張宗昌收編，張宗昌也欣然應允。1925年秋，孫殿英率部開始了大流竄，由豫西竄往山東，沿途所經之地，大肆姦淫擄掠，給人民造成極大的災難。孫殿英竄往山東濟寧後，被張宗昌委為第五師師長，下轄兩下旅共五六千人。
1926年春，孫殿英率部在河北滄縣一帶參加了張宗昌與李景林聯合向國民軍反攻的戰鬥，孫殿英襲擊了國民三軍所屬徐永昌部，為張宗昌立下了第一次戰功。事後，張宗昌將孫部改編為直魯聯軍第三十五師，不久又擴編為第十四軍，孫殿英任軍長。1927年春，孫殿英在直隸軍務幫辦徐源泉的指揮下，在南京附近參加了孫傳芳對北伐軍的戰爭。不久，又調往直隸大名，兼任大名鎮守使。這年秋天，孫殿英又被張宗昌派往豫北，與馮玉祥部交戰。不久，奉軍與直魯聯軍被國民革命軍打敗，向北潰退。孫殿英率殘部退往天津，後又退往薊縣、馬蘭峪一帶。這時，何成浚奉蔣介石之命策動孫殿英投降。孫殿英見走投無路，只得接受改編，被蔣介石任命為第六軍團第十二軍軍長。就這樣，土匪出身的孫殿英，數年之內，四易其主，最終成了“國軍”的一部分。
1928年6月，國民革命軍第二次北伐成功。其時，孫殿英率部駐防在薊縣的馬伸橋，此地離清朝的東陵僅一山之隔。當時有個慣匪馬福田，探知東陵地區無人看守，就夥同其他匪徒竄到東陵盜寶。孫殿英聞訊，抓住這個時機，調動一團兵力，開到馬蘭峪，打跨了馬匪後，藉口防匪護陵，又聲稱“舉行軍事演習”，把東陵三十裏內戒嚴，這個大土匪軍長便指揮部下挖墳盜墓，幹出了一樁震驚全國的醜惡事件。
6月下旬，孫殿英命令工兵執行挖墓的任務，先挖開慈禧的墳墓，再挖開乾隆的墳墓，盜出珍珠、翡翠、玉石、象牙、雕刻、字畫、書簽、寶劍等稀世珍寶一大批。挖開這兩座墳墓整整用了三夜的時間，寶物滿滿地裝了五隻大皮箱。孫殿英親手將皮箱加封、蓋章，送往薊縣的司令部。
不久，馬蘭峪的滿族人民發現慈禧、乾隆墳墓被人挖掘，即報地方當局查辦，這樣，孫殿英盜挖東陵的消息很快傳到全國，各地報紙紛紛揭載，要求嚴辦孫殿英。孫殿英拿出寶物中的一部分送給宋美齡、蔣介石、宋子文、孔祥熙、戴笠等，因而得到保護，可以逍遙法外。雖然國民政府命津衛戍司令閻錫山組織軍法會審，以商震為審判長主持其事，但也不過逢場作戲，最後不了了之。數年之內，孫殿英或送或賣，使這批價值連城的國寶失散殆盡。
孫殿英盜墓之後，率部移駐延關、南口一帶。不久，全世界軍隊縮編，各軍縮編為旅，孫殿英任四十二旅旅長。1929年初，孫殿英又率部開往膠東，蔣介石命其開赴皖北，他拒絕執行，反而與張宗昌、褚玉璞勾結在一起。蔣介石為拉攏孫殿英，並未責怪於他，還把孫部擴編為新編第十師，將防地改為河南商丘，這樣，孫殿英又率部移駐河南。
1930年春，在中原大戰醞釀期間，孫殿英看到馮、閻勢力較大，便有意依附于馮、閻。馮、閻也希望將孫殿英爭取過來，於是，委任他為第四方面軍第五路總指揮兼安徽省主席，這樣，孫殿英叛蔣而改投馮、閻，令所部開赴豫東、皖北佈防，自率一部進駐亳州。在此期間，孫殿英常與馮、閻部重要將領鹿鐘麟、宋哲元、孫良誠、徐永昌、徐源泉、石友三等大賭麻將，還故意輸錢討好。不原大戰開始後，蔣介石派出大軍八九萬人向孫部防區進攻，4月，亳州城被圍，孫殿英一邊抵抗，一邊向馮、閻求援，馮玉祥派孫連仲率五個師馳援亳州，至7月，亳州才被解圍，歷時九十餘日。亳州解圍後，孫殿英率部退至朱仙鎮。不久，所部被蔣軍擊潰，狼狽逃往黃河。中原大戰結束時，孫殿英看到馮、閻敗局已定，為求出路，派人赴瀋陽見張學良，表示輸誠。不久，張學良率部入關，馮、閻失敗，孫殿英率部退到山西，駐防晉城一帶，張學良將孫部改編為第四十師，孫殿英任師長。這樣，孫殿英又投到張學良麾下。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孫殿英升任第四十一軍軍長。1932年2月，日軍三萬余人向熱河進攻，孫殿英奉張學良之命率第四十一軍由山西馳援熱河，向赤峰前進。當時，駐守熱河的東北軍湯玉麟部和萬福麟部與敵一觸即潰，日軍如入無人之境。孫殿英部進抵赤峰，即展開阻擊戰，相持達七晝夜，後退往猴頭溝門，繼續與敵作戰十餘日，最終戰敗而後撤察哈爾。孫殿英熱河抗戰，可算得是他一生中唯一光彩的一頁。他的部隊雖在抗戰中受到很大損失，但他吞併了湯玉麟的兩個騎兵旅、一個步兵團以及其他義勇軍，依然保存著一定的實力。為了擴大影響，抬高自己的地位，他請出進步人士李錫九為高等顧問，韓麟符為政訓處處長，中共黨員宣俠父為秘書長，還吸收了不少中共党、團員和左派青年到部隊。
1933年5月，馮玉祥、方振武、吉鴻昌等在張家口成立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孫殿軍防地與同盟軍的防地接壤，馮玉社派人與孫殿英接洽談，爭取他加入抗日同盟軍。蔣介石也派人以察哈爾省主席為餌唆使他攻打同盟軍。孫殿英左右為難，對雙方也不表態。蔣介石為了杜絕他和馮玉祥的聯合，發表他為青海屯墾督辦，令其部離開察哈爾，前往邊遠的青海，準備在中途將其部解決。1934年春，孫殿英率部向西北推進。當時，青海軍閥馬步青、馬步芳，寧夏軍閥馬鴻賓、馬鴻逵都不願孫殿英染指西北，他們聯合起來，發起了“四馬拒孫”之戰。孫殿英久攻寧夏城而不克，旅長楊幹臣、於世銘等陣前倒戈，正在進退兩難之際，閻錫山又出兵斷其歸路，蔣介石又趁機明令撤銷其本兼各職，孫殿英被迫東撤，於4月初返抵包頭，後前往太原晉祠暫時隱居，殘部被閻錫山收編。
1936年2月，在冀察地區的宋哲元，邀請孫殿英到北平，發表他為察北保安司令，但不過是空銜而已。1937年七•七事變後，宋哲元又加委他為冀北民軍司令。孫殿英設司令部於房山縣城，大批收容由北平潰退下來的士兵、員警、土匪，很快即由一個“光杆司令”發展到三四千人馬。其後，孫殿英撤退到冀南山區，隊伍又發展到一萬多人。1938年夏，孫殿英在武漢經戴笠引薦見到蔣介石，蔣介石給了他一個暫編第五軍的番號，孫殿英感激得倒地便拜，稱蔣為“再生父母”。1939年，孫殿英由冀南撤至豫北林縣一帶，所部改為新編第五軍，以刑肇棠、康祥為副軍長，歸龐炳勳指揮。孫殿英盡力討好龐炳勳，親自為他熬制用海洛英和鴉片混合的煙膏，他利用龐炳勳的保護，避免與國民黨嫡系部隊直接衝突；利用刑肇棠和八路軍的關係，從八路軍處解決一些服裝、彈藥。同時，他又和日本人暗中來往，為日後投敵作準備。在他的新五軍軍部附近，他開設了三個招待所，分別招待國民黨將領、八路軍和日本人，可謂“狡兔三窟”。
1943年4月，日軍出動二十萬人進攻太行山區。4月23日，日軍將孫殿英部防地四面包圍，孫殿英率部公開投敵，當了汗奸。之後，日軍將他送到新鄉，在新鄉設偽新五軍司令部。隨後，日軍要孫殿英誘降龐炳勳。孫殿英知道龐炳勳抽慣了自己特製的煙膏，必然會派人到鎮上購買煙土，因此而將龐炳勳誘捕，龐炳勳投敵。日軍給他們以“第二十四集團軍”的番號，龐任總司令，孫任副總司令，均駐在新鄉。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孫殿英又向蔣介石輸誠，而蔣介石也需要利用漢奸部隊，於是，將孫部改編為新編第四路軍，調動京漢線新鄉至安陽間牽制八路軍。這段時間，孫殿英勾結國民黨控制運輸飛機的要員，大做黃金買賣，發了一筆財。全面內戰開始後，孫殿英部改編為第三縱隊，駐防湯陰。孫殿英抓民夫，拆民房，構築工事，積極為蔣介石打內戰賣力。1947年春，解放軍圍兒湯陰，孫殿英據險頑抗，竟誓不投降，以為蔣介石會派兵替他解圍。5月1日，解放軍攻佔湯陰，孫殿英束手就擒。
在剛被俘的日子裏，孫殿英經常歇斯底里地破口大駡蔣介石不仁不義。孫殿英一生狡詐多變，反復無常，可以說是罪惡滿盈，但共產黨還是會念及他抗戰時期曾有過好的表現，對他非常寬待，生活上給予照顧，不計前嫌。由於孫殿英感到徹底失敗，精神沮喪，整日抑鬱寡歡，加上他吸食了幾十年的鴉片，患上了當時屬不治之症的煙後痢。儘管如此，共產黨仍著人道主義精神，為他求醫治病。這種人道精神和寬大為懷的行動，深深觸動了他的心。在病危之際，他懺悔說：“我過去做了許多壞事，對不起民眾，對不起共產黨。共產黨寬宏大量，不計怨仇，比蔣介石不知好多少倍啊！”這年秋天，孫殿英病重死去，結束了他的軍閥生涯。
琰容 2012-10-22 11:09
19章 陳樹藩
陝西是位於中國華北與西北之間的一個省份。歷史上稱為關中之地，秦、漢、唐等王朝都以陝西為統治中心。在中國近代軍閥史上，陝西同樣是各派勢力爭奪的要地。在本章五、六節中，我們要介紹曾經先後控制陝西數年之久的軍閥陳樹藩和劉鎮華。
陳樹藩，字柏森（柏生），陝西安康人，1885年生於一個販綢商人家庭。父親陳聲德，四十歲出頭才得他這根獨苗，從小教他練習儒家經典，望他考取科舉，踏上仕途。陳樹藩十八歲時，光緒帝突然下詔廢科舉，陳聲德的願望落空。1905年，陝西成立陸軍小學，陳聲德靈機一動，將陳樹藩送到該校學習。第二年，北京陸軍部成立保定陸軍速成學堂，陝西陸軍小學決定保送三十名優材生前往深造，陳樹藩也得到保送，與同學經張鈁等，進入保定陸軍速成學堂炮科。1910年，陳樹藩畢業返陝西，被分配到陝西陸軍混成協炮兵營當排長，不久又調任軍械官。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消息傳到陝西，陝西革命党人井勿幕、井岳秀、張鳳翽 、錢鼎、張鈁聯合洪門幫會首領萬炳南、張雲山、馬玉貴、劉世傑等密謀發動西安起義。陝西護理巡撫錢能訓、將軍文瑞等極度恐慌，為了防止西安新軍起義，他們收繳了新軍的子彈，同時派出偵騎四處捕捉革命党人，西安城內空氣緊張。由於張樹藩是軍械官，西安起義前夕，同盟會陝西支部長井勿幕約陳樹藩密談，勸其加入革命陣營。此時，陳樹藩已意識到清王朝氣數已盡，加入同盟會對自己會有好處，於是，同意加入同盟會。
10月22日上午，西安起義爆發，陳樹藩領著起義新軍及時沖進軍裝局彈藥庫，取出急需的子彈和炸彈，經過一天一夜的激戰，兩千旗籍騎兵被殲，將軍文瑞投井自殺；六營巡防兵繳械投降，護理巡撫錢能訓被俘，西安光復。
西安光復後，同盟會和洪門幫會為領導權問題而意見分歧。為穩定局勢，防止內部火拼，西安起義的主要領導者、同盟會員、原新軍管帶張鳳翽 於10月25日召集各界重要人物到軍裝局開會，陳樹藩也參加，經過一番爭議，最後，雙方勉強達成一致協定：以張鳳翽 為大統領，萬炳南、錢鼎為副大統領，組成了秦隴複漢軍革命軍政府，其他人員也有一定職務，如張鈁任東路軍大都督，張雲山任兵馬大都督，馬玉貴任糧餉大都督，劉世傑任軍令大都督。張鈁提出任陳樹藩為張雲山的參謀長，但遭到萬炳南、張雲山的反對，張鳳翽 、錢鼎也不表態。結果，自認為立了大功的陳樹藩撈不到一官半職，一怒之下，跑到渭北投左井勿幕，幫助井勿幕組織民軍。不久，山西革命黨人電請張鳳 派兵援晉，張鳳 才任命陳樹藩為河東節度使，指揮陳樹發、嚴飛龍、王飛虎三個標，渡過黃河，佔領了山西運城。
陳樹藩佔領運城後，正盤算著如何擴大勢力，突然接到張鳳翽 緊急命令，回師陝州增援與清軍作戰的張鈁部。陳樹藩派陳樹發等率部增援，自己坐鎮運城。陳樹發也盯著運城這塊肥肉，按兵不動。結果，誤了戰機，使張鈁戰敗，丟失了靈寶、閿鄉、潼關。陳樹藩十分恐慌，只得向張鈁請罪。最後，靠著“刀客”出身的嚴飛龍，陳樹藩攻克禮泉，擊退新任陝西巡撫升允率領的西路甘軍，陝局平定。民國成立之後，袁世凱將陝軍編為兩個師（師長張雲山、張鈁）和四個獨立旅，陳樹藩所部被編為獨立混成第四旅，陳樹藩任旅長。
民國成立後，張鳳 翽 任陝西都督兼民政長，張鈁任陝西陸軍第二師師長，袁世凱對革命黨人控制陝西很不甘心。1914年春，袁世凱命令張鳳 翽 、張鈁等率部鎮壓追剿白朗農民起義軍，同時，又派心腹爪牙陸建章率北洋陸軍精銳第六師入陝。不久，袁世凱調張鳳翽 、張鈁入京任職。6月，袁世凱任命陸建章為陝西都督。
陸建章，安徽蒙城人，北洋武備學堂畢業，1895年加入袁世凱的新建陸軍，歷任幫統、協統、總兵、鎮守使等。民國成立後，任袁世凱的執法處、警衛軍統領，是袁世凱的親信心腹。陸建章心狠手毒，殺人如麻，有“陸屠戶”之稱。陸建章督陝，首先是要改編和吞併陝軍，面對這種形勢，陳樹藩即見風駛舵，給陸建章及其子陸承武送去一批上等煙土和古玩珠寶，還和陸承武結拜為兄弟。這樣，陝西兩個師三個旅先後被裁減吞併，唯獨陳樹藩的第四旅得以保存。
陳樹藩依附陸建章，引起陝西革命黨人的強烈不滿和指責，陳樹藩一面為自己辯護，一面秘密收留一些被裁下來的民党官兵，掩護一些被陸建章追捕的民党人士，漸漸得到民党人士的諒解。但是，這樣一來，陳樹藩又受到陸建章的猜疑，陸建章密令陳樹藩逮捕軍中的反陸分子，陳樹藩權衡得失，將王飛虎、郭堅等軍官暗中放跑，然後謊報王等已潛逃，陸建章雖懷疑和不滿，一時也無可奈何。
1915年，陸建章積極擁護袁世凱稱帝，被封為一等伯爵，陝西人民對他十分痛恨。1916年5月初陝西模範監獄犯人越獄，陸建章派軍警沿途搜捕逃犯，就地正法，許多行人、乞丐亦被誤殺，西安城內屍橫街頭，血水四流，慘不妒忌睹。陝西人民怒不可遏，發起了一場“反袁逐陸”運動。尤其是渭北各縣，聲勢浩大。
陳樹藩當時任旅長兼陝南鎮守使，陸建章命陳樹藩率部由同州、蒲城向西，陸承武率“中堅團”由西安往北，兩下夾攻，圍剿渭北郭堅、曹世英等反陸“股匪”。陳樹藩感到陸建章已失盡民心，倒臺是遲早的事，因此，暗中也參與反陸運動。陳樹藩還未出發，忽接到部下胡景翼的密報，說陸承武率“中堅團”已進駐富平，他們準備乘對方立足未穩之時發動夜襲，活捉陸承武。對此，陳樹藩感到左右為難，“中堅團”是陸建章手下最精銳的部隊，有一旅之眾，而胡景翼只率遊擊營三百餘人，阻止已來不及，增援又怕戰敗而連累自己，因此，陳樹藩只派親信崔式卿率便衣百餘人，子彈數萬發，到富平觀戰。不料，胡景翼夜襲成功，“中堅團”繳械投降，陸承武被活捉。陳樹藩又驚又喜，即奔赴富平。有了陸承武這個人質，他敢於公開反陸建章。在胡景翼、郭堅等人的擁戴下，陳樹藩於5月9日就任陝西護國軍總司令，宣佈陝西獨立。他任命胡景翼為左翼支隊長，向西安以東地區挺進；委任郭堅為右翼支隊長，向西安以西地區挺進；他則指揮其餘部隊向西安附近集中，對西安實行大包圍。
與此同時，陳樹藩派人見陸建章，軟硬兼施，陸建章見大勢已去，只好答應和平解決，最後達成兩項交易：陸建章向北京政府保薦陳樹藩取代他出任陝西督軍；陳樹藩則負責釋放陸承武，保護陸家生命財產安全，送出潼關。隨後，陳樹藩親自護送陸承武回西安，又親自護送陸家老少出潼關，但他等不及北京政府的委任，便於5月18日自任陝西督軍，通電全國。不久，北京政府也發表陳樹藩督理陝西軍務的命令。這樣，陳樹藩初步掌握了陝西的軍政大權。
6月6日，袁世凱在全國人民的唾駡聲中死去。6月7日，陳樹藩即通電全國，取消陝西獨立，吹捧袁世凱為“中華共戴之尊，民國不祧之祖”。陳樹藩的行為，即遭到于右任等陝西革命人士的斥責。然而，袁世凱的繼任者段祺瑞對陳樹藩卻大加讚賞。6月10日，段祺瑞發出命令，委任陳樹藩為將軍府漢武將軍，7月，正式任命陳樹藩為陝西督軍。自此，陳樹藩完全背叛了革命，投靠段祺瑞，成為北洋軍閥皖系軍閥的得力幹將。
1916年7月，黎元洪繼任大總統，為削弱內閣總理段祺瑞的軍事勢力，提出各省“軍民分治”，任命老同盟會員、雲南騰越人李根源為陝西省長，段祺瑞暗中授意陳樹藩發動陝人反對李根源赴會。先是指使旅京陝西同鄉會中的陝南老鄉請願，反對李根源任省長；接著又操縱陝西省議會致函黎元洪，不歡迎李根源來陝。但兩計不成，李根源還是入陝就任省長。之後，陳樹藩處處與李根源作對，並派親信監視李根源的行動。1917年5月，“府院之爭”的結果，段祺瑞被黎元洪免職，陳樹藩作為段祺瑞皖系的幹將，當即通電宣佈陝西獨立，脫離中央。6月，陳樹藩將李根源趕出陝西。7月，段祺瑞平定了張勳復辟，“再造共和”，重新組閣，陳樹藩兼任陝西省省長，集陝西軍政大權於一身。
陳樹藩當上陝督之後，便積極扶植個人勢力，打擊革命力量，他把同學、老鄉劉世瓏、曾繼賢、張寶麟、張飛生、張丹屏等提升為團長、旅長，而反袁逐陸立了大功的民党人士胡景翼僅委以團長，高峻為副團長，曹世英部連正規軍也沒編上。刀客出身的郭堅，因所部缺乏政治頭腦，易為利用，所以編為遊擊營，後又改為警備軍，負責監視李根源。但警備軍統領郭堅受李根源感召，誠心擁戴李根源領導，使陳樹藩惱羞成怒，借討伐張勳為名，命郭堅率部出征。郭堅剛過黃河，陳樹藩即電請山西督軍閻錫山出兵堵剿，又命胡景翼、王飛虎截斷郭堅歸路。王飛虎部下楊虎城深明大義，網開一面，使郭堅逃回陝西咸陽。陳樹藩將警衛軍副統領耿直提升為統領，令其率部圍殲郭堅。耿直與郭堅是患難之交，暗中夜入咸陽，面見郭堅，經過計議，決定郭堅敗走鳳翔 ，耿直回城後，再派人與渭北的高峻等聯繫，協同行動，舉義反陳。
1917年12月，陝西國民黨人士響應孫中山護法反皖的號召，高峻首先在渭北白水宣佈獨立，通電討陳。陳樹藩大為震驚，急令胡景翼、王飛虎等率部前往圍攻。警備軍統領耿直趁西安城空虛，準備舉事。後耿直聽取騎兵連長劉錫麟的建議，派出排長連安兒行刺陳樹藩，但行動稍有疏忽，被陳樹藩逃脫。接著，耿直率六百人與陳軍三千之眾激戰一晝夜，然後退出西寧，與郭堅所部會師雩縣一帶，並當即召開軍事會議，成立陝西靖國軍總司令部，率軍圍攻西安，拉開了陝西驅陳運動的序幕。為解燃眉之急，陳樹藩以陝西省省長為餌，引河南鎮嵩軍統領劉鎮華入陝，西安之圍方解除。但是，陝西靖國軍不僅沒有被消滅，反而越來越壯大，胡景翼也在三原起兵反陳。1918年8月，三原籍人士、老同盟會員于右任抵達三原，被推舉為陝西靖國軍總司令。
為了增強實力，擴充軍隊，打擊靖國軍，保住督軍的地位，陳樹藩決定在陝西大種鴉片以征款。1918年春開始，陳樹藩通過各縣縣長明令農民公開種煙，強令各縣按耕地面積的百分之五十交納煙款。開放煙禁後，陳樹藩從中撈到了巨額款項，但給陝西人民帶來的痛苦和損失則無法估算。陝西的糧田逐年減少，從產糧區變成缺糧區，陝西吸食鴉片煙的人數達二、三成，造成了極大的危害。陝西人民對陳樹藩恨之入骨，驅陳運動持續深入地發展。
1920年7月，直皖戰爭爆發，幾天之間，皖系戰敗，段祺瑞下臺，陳樹藩失去靠山。為了保住地位，他又派親信攜重禮奔走張作霖、曹錕、王占元門下，改投直奉軍閥。同時，為了討好靖國軍，陳樹藩將1918年9月誘捕囚禁的靖國軍第四路司令胡景翼釋放回三原。但是，陝西人民驅陳的呼聲高漲，教育界首先行動。9月，西安各校教職工為抗議陳樹藩克扣經費，摧殘教育，聯合發動陝西教育界第一次索薪罷教風潮，受到各界人士尤其是青年學生的廣泛支持。11月6日，為此再次罷教，各省立學校校長亦聯名總辭職。
與此同時，陝西各縣商民代表也于9月間彙集西安，抗議陳樹藩強派捐款兩百萬兩，印發紙幣五百萬元並強換現金的暴斂行為。代表們在西安湖廣會館召開驅陳大會，成立陝西各界驅陳聯合會，決定派代表赴京請願，要求撤免陳樹藩職務，否則停止納稅。
在此期間，陝西旅京學生也在北京中山公園召開驅陳大會，遙相聲援。10月旅京陝西學生同學會和三秦公民救陝會分別上書北京政府，要求立即撤免陳樹藩職務。11月，兩會再在關中會館召開緊急聯席會議，決定再次上書，召集同鄉大會開展大規模驅陳運動，並致電陝西靖國軍總司令于右任，請予支持。為保住自己的地位，年底，陳樹藩提出陝人治陝的自治主張，企圖拉攏民心，但遭到陝西各縣各界人士的相繼抵制。
1921年3月，陳樹藩為改變困境，率部襲擊靖國軍，但遭到失敗，驅陳鬥爭更趨高漲。陝西旅京、旅滬學生紛紛集會，決心鏟隊陝西禍根陳樹藩。4月，陝西靖軍各路將領通電北京，痛斥陳樹藩禍陝罪行，呼籲各界“共剪凶頑”。在這種形勢之下，把持北京政權的直、奉軍閥也無法再保陳樹藩。5月25日，北京政府宣佈免去陳樹藩職務，由直系將領、第二十師師長閻相文出任陝西督軍。
對於北京政府的任免令，陳樹藩拒不接受。曹錕、吳佩孚被激怒，決定調閻相文第二十師和吳新田第七師入陝。當時，陳樹藩手下有三個師，劉鎮華的鎮嵩軍也有三個師，此外，還有地方軍，兵力有十幾萬，陳樹藩認為足以抵擋入陝的直軍。然而，他做夢也想不到，和他稱兄道弟的省長劉鎮華，早已暗中投靠了曹錕、吳佩孚。當直軍一進潼關，劉鎮華便引導直軍直逼西安，陳樹藩如夢初醒，由於劉鎮華部下張治公網開一面，才能倉皇逃出西安到了眉縣。7月5日，直軍進入西安。陳樹藩還想指揮部隊反撲，然而，駐守咸陽的劉世瓏師和駐守興平的張金印師很快戰敗投降，陳樹藩只得率衛隊騎兵連逃奔漢中，到陝南鎮守使張寶麟處，仍以陝西督軍名義對漢中各縣發號施令。然而，他同樣做夢也想不到，張寶麟也暗中投靠了曹錕。
8月23日，陝西督軍閻相文在督署內突然吞服鴉片煙自殺，第十一師師長馮玉祥接任陝西督軍。馮玉祥派第十一、第七師由寶雞、安康兩路夾攻漢中府，陳樹藩倉皇逃往四川，在四川各地流竄。最後，陳樹藩撇下殘部，經萬縣到漢口，再轉上海。
此後，陳樹藩憑藉著陝西時侵吞的錢財，在津、滬、杭等地當寓公。抗日戰爭開始後，拒絕當汗奸，避走四川。抗戰勝利後回杭州居住，曾反對蔣介石發動內戰。1949年11月2日，陳樹藩在杭州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