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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怒的白人：直擊英國極右派！》作者：白曉紅

憤怒的白人：直擊英國極右派！
Angry White People: Coming Face-to-Face with the British Far Right

作者：白曉紅
譯者：葉佳怡
語言：繁體中文
出版社：南方家園
出版日期：2016/09/21




內容簡介
[b]英國脫歐，川普崛起
「極右派」狂潮襲來，世界將何去何從？

　　將種族主義描述為「瘋狂」當然很容易，把種族主義者稱為「暴徒」也無助於真正理解。

　　．來自英國的第一手報導，體驗仇恨政治，直視極右派！
　　．本書中，作者白曉紅觀察與追蹤英國極右派的街頭運動與組織，跟隨著其中成員，拼湊其生活背景、環境影響。有別於媒體非黑即白的報導，《憤怒的白人》探討他們的動機、政治策略、目標與社會影響。

　　在全球化時代，這是每個人必須正視的危機。　　[/b]

　　．「憤怒的白人」的仇恨反撲！
　　．法西斯、納粹、3K黨……皆是極右派代表，過去曾顛覆世界。如今川普銳不可擋，歐洲極右派強勢崛起，排外情緒日益高漲。在全球化時代，這是每個人必須正視的危機，並思考如何應對未來不可避免的種族與文化融合。

　　〈憤怒的白人語錄〉

　　1.    所有已知的穆斯林激進分子都該被遣返，包括他們的家人—無須經過法院審判，也不談人權，滾！
　　2.    必須接受我們的習俗，而不是我們接受他們的！
　　3.    所有人只要不能讀寫令人滿意的標準英文，立刻滾！
　　4.    不再接受移民，我們已經滿了！
　　5.    「我們應該開始試著找回彰顯英國價值的光輝歲月。每個人都得做出選擇，如果不堅持，只能等著完蛋。」

　　我們還有什麼扭轉情勢的可能選項？
　　極右派團體領導階層究竟如何吸引成百上千的人上街，就為了對抗一特定宗教及其習俗與教徒？
　　究竟是什麼樣的個人與社會條件導致他們做出這種基於偏見與迷思的決定？
　　他們所宣稱的目標背後是什麼？透過行動真正想達成的目標又是什麼？
　　能如何挑戰這類的種族意識形態？
　　如果光是藉由稱頌多元文化無法與其有效對抗，我們還有什麼扭轉情勢的可能選項？

各界聯合推薦

　　尹子軒｜The Glocal 副總編輯
　　王健壯｜資深媒體人、《上報》董事長
　　陳冠中｜作家、香港《號外》雜誌創辦人
　　張翠容｜戰地記者、國際時事評論員
　　張鐵志｜政治與文化評論人
　　曾柏文｜端傳媒評論總監
　　藍佩嘉｜《跨國灰姑娘》作者、台大社會系教授

好評不斷

　　《憤怒的白人》充滿啟發性且別具洞見，深入剖析極右派的動機、政治策略與目標，並探討他們如何獲取支持。—獨立報（Independent）

　　在英國風起雲湧的「新極右」勢力發展中，有兩個關鍵字：盧頓，以及英格蘭護衛聯盟（EDL）。
　　盧頓是倫敦以北的小鎮，居民來自多元族群，但二○○九年成立的組織「盧頓人民聯合」（UPL），讓這默默無聞的小鎮，從此變成杭廷頓文明衝突理論的現實樣本：患有伊斯蘭恐懼症的英國白人，將穆斯林定義為「國家的敵人」。UPL擴大成EDL後，全英國、全歐洲甚至全世界的穆斯林，都成為這股新極右派勢力必欲去之而後快的非我族類。
　　白曉紅與從盧頓崛起的憤怒白人，長期面對面對話，探索、質疑並紀錄他們的心路歷程，完成了一本調查採訪的經典，以及新極右政治的教科書。－王健壯｜資深媒體人、《上報》董事長

　　《憤怒的白人》一書説的不止一個有關白人勞動階層的故事，而是道出了英國社群中的裂縫如何慢慢由九十年代西方世界介入中東產生，到近年來澈底撕裂傳統英國社區的過程。作者細緻的觀察，剖析了來自貧困勞動階級任何種族的可憐人們，是如何因爲菁英階級多年來的漠視以致跟不上政經大環境的腳步而各自衍生出激進組織背後的思緒，最後孕育了極端主義的脈絡。這本書對在英國脫歐公投之後歐洲日益氾濫的排外情緒有比媒體上看見的非黑即白更爲深刻的理解，不止每位研究歐洲政治社會的學人需要細閱這本書，在全球化每天沖刷著傳統社會架構的今日，生活在地球村的每一位居民都應該在看完這部書後細心思考應該用什麽態度去應對不可避免的種族和文化融合。－尹子軒｜The Glocal 副總編輯

　　讓讀者近距離體驗仇恨政治，直面社會撕裂，無畏地真實！－陳冠中｜作家、香港《號外》雜誌創辦人

　　英國脫歐與川普崛起震驚世人，這背後的社會基礎都是憤怒的白人和民族主義，然而這不只是英美的問題，也是全球化時代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張鐵志｜政治與文化評論人

序
致臺灣讀者序

　　英國脫歐／留歐公投結果揭曉後，大家似乎突然發覺─他們並不認識自己成長的社會。投票選擇留歐的英國人都覺得似乎不認識另一半投票脫歐的公民。頓時，英國好像被劃成兩半。選擇脫歐者雖然不都是種族主義者，但大多數脫歐選民的出發點是反移民、排外。他們多為中年至老年，集中在全國各地工業蕭條地區。最讓英國另一半選民震驚的是，這些脫歐者都非常、非常地憤怒。
　　
　　其實，我們今日所處的世界就充滿了這樣憤怒的白人，他們之中有一部分的人已成為極右派運動的基層成員。這些正快速成長的運動，形成歐美社會不得不正視的危機。
　　
　　今日的極右派勢力在歐美各國都漸占優勢，這是有目共睹的趨勢。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半個世紀後，歐洲極右派政治運動的復甦可說已離一九三○年代的程度不遠了。盧森堡協會（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於今年二月曾發表報告，警示自金融危機以來極右黨派及其街頭運動在全球各地的成長。我們在英國自保守黨卡麥隆（David Cameron）加速的緊縮政策下，也目睹了極右派組織的動員和茁壯。
　　
　　英國獨立黨（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 UKIP）數年來就在緊縮政策的大環境下成長。在其民粹主義中，所謂「人民」是個幌子，「人民的自由」是個虛構概念。該黨黨魁法拉吉（Nigel Farage）在高談「人民自由」的同時，完全反對全國基本工資的上漲，並主張廢除一切反歧視的立法。在英國獨立黨政治架構裡真正的內容，只有對私有企業的保護與澈底地反移民、排外。
　　
　　法拉吉語道：「若人們覺得移民問題不能以民主方式解決，那麼下一步將會是暴力行動。」語出不久，工黨國會議員考斯女士（Jo Cox）於六月十六日在她西約克夏（West Yorkshire）的家鄉被謀殺。這是極右派勢力向任何代表多元文化者的宣戰，是他們對任何爭取民族平等者的最終攻擊。凶手是一名五十二歲的極右分子湯米．梅爾（Tommy Mair），常年受新法西斯思想影響，曾參與美國極右派組織「國家聯盟」（National Alliance）在英國舉辦的活動，並長期購閱該組織的出版物。在謀殺考斯女士時，他喊著「英國第一！」；在法庭上，當法官問他全名時，他面無表情地回答：「處死叛徒！為英國爭取自由！」。他指的「叛徒」，就是致力推動英國接收敘利亞難民，崇尚多元文化社會的考斯女士。大家都記得幾年前挪威的法西斯分子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屠殺了七十七名挪威左翼青年，在他眼裡，這些人是國家「叛徒」，因為他們歡迎移民，歡迎多元文化。
　　
　　最近可看到的是在右派主導的脫歐／留歐公投之下，選戰中充斥著種族主義。中間偏右的主流種族主義，容納並收編了極右派勢力，直接與極右派組織互動，助長它的勢力。如今，極右派組織宣傳的種族主義已是英國每日政治的一部分。前一陣子當薩迪克．汗（Sadiq Khan）當選倫敦市長時，「英國第一」（Britain First）─這個新法西斯政黨即宣告「倫敦淪陷了」。「英國第一」不僅使用保守黨競選語言，說薩迪克．汗與「伊斯蘭激進者」有關聯，並宣傳強化脫歐陣營「移民入侵」的標準論述。對於薩迪克當選倫敦市長，「英國第一」這麼說：「倫敦曾逃過黑死病、大火和大戰期間轟炸的大劫，但今日卻被湧入的移民給謀殺了。」、「奪回我們的國家！」、「英國第一！」。這般高喊著，號召它的成員和支持者投入脫歐陣營的選戰。
　　
　　公投後，英國上下種族主義事件大為增加，極右派政治抬頭。公投後的頭一個星期內，就發生了三百多起種族主義騷擾和襲擊事件。不論是少數民族或移工，都覺得人身安全不再有保障。
　　
　　在歐洲各地，湯米．梅爾暴力行動背後的那類意識形態，也就是我們過去一直視為「極端種族主義」的思想，如今已進入主流。極右黨派在歐洲不再是「過街老鼠」，而在各國政壇上愈來愈看好。最近德國聯邦外務處資助的一份報告顯示，歐洲民眾對極右派政黨的支持度自一九九九年不斷增長，導致歐洲國會裡極右派的得勢：歐盟兩年前的選舉是歐盟極右政黨跨出的最大一步，極右派政黨在歐盟議會裡得到了一百七十二個席次，也就是百分之二十三的席次。據估計，下一回歐盟議會於二○一九年選舉時，極右派政黨有可能奪取三分之一的席次。
　　
　　極右派政黨在國家層次上的影響力，也已到達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從未達到的空前程度。德國的反移民政黨─「德國他途」（Alternative for Germany），也就是極右派街頭運動「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組織（PEGIDA）在議會政治上的代表，於今年三月份地方選舉中受到許多藍領勞動階級選民的肯定，如今是德國的第三大黨。在奧地利，極右派政黨─奧地利自由黨（FPÖ）今年五月底幾乎成為總統大選的贏家。由於奧地利自由黨和角逐對手綠黨的票數非常接近，奧地利自由黨提出選票處理不當的控訴，得到法官認可，奧地利將重選總統。結果如何很難說，但清楚的是，奧地利自由黨已是奧地利政治的主流，離執政不遠了。
　　
　　極右派組織目前信心十足，它們在街頭的活動頻率也增高了。「英國第一」這個政黨，在今年就已三度來到東倫敦清真寺（East London Mosque），騷擾教徒，並打傷一名穆斯林居民。德國最大型的極右派街頭運動—PEGIDA，每週一在德勒斯登（Dresden）這個城市聚集上千支持者。這個組織在歐洲各國已設有支部，如今已可說是一個跨歐的街頭運動。這些組織的成長，造成的直接結果就是移民、難民和庇護申請者的人身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不僅在大街上，甚至在他們的住處也不安全。比如在德國包森（Bautzen）這個城裡，就發生了難民庇護所被燒毀，而民眾在旁歡呼的情況。今年二月份，瑞典的納粹組織「瑞典反抗運動」（Swedish Resistance Movement）在攻擊難民兒童後，警告所有「外來者」，今年將是「以武力對抗移民」的一年。
　　
　　書寫《憤怒的白人》的動機，是從我個人經驗開始的─從個人與生活環境中人們對種族主義的親身體驗開始的。這促使我想要了解：究竟那些白人為何憤怒？他們的仇恨背後，究竟是有什麼樣的背景因素，什麼樣的社會經濟情況？
　　
　　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英國這幾年來最大型、影響力最深遠的極右派街頭運動—英格蘭護衛聯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 EDL）。吸引我的最大原因，不僅是它的規模，也是它與英國政治社會的互動關係，它的種族主義思想總與主流政治的種族主義起共鳴。極右派組織當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早在EDL於二○○九年成立之前的十多年裡，反穆斯林的種族主義就已充斥於國家機構，以及那些為國家工作的意識形態機構裡—如大多數的媒體。英國在外頭參與的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反恐措施，創造了這種需要：要在文化上征服它的敵人，用以正當化英國在國際上的軍事侵略，正當化它在國境內將整個穆斯林社區當作嫌疑犯來對待。英國主流社會和它的機構都參與了這項製造「穆斯林敵人」的文化形象的工程。在不久的過去，這文化形象的製造工程曾是針對愛爾蘭人和來自西印度群島的移民。
　　
　　這可說是西方社會自二次大戰後逐漸形塑的文化種族主義的一部分。在前殖民地獨立後，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和理論都不斷演化：生物種族主義逐漸褪色，那種基於歧視個人膚色的種族主義慢慢站不住腳，二次大戰後的種族主義逐漸集中它的注意力在文化上。文化本質與同化成為重心，「文化差異」成為排他思想的理論重點。過去三十多年來，文化種族主義成為主要的種族主義形式。
　　
　　國家機構和EDL這類的極右派運動，它們在談論或「面對」英國穆斯林時，採取的其實就是文化種族主義的理論角度。政府反恐的「預防」策略（Prevent strategy）的中心思想，就是「激進化」的神話。它將所謂「激進化」看作神學上的過程，以宗教信仰（以個人與宗教的距離為判斷標準）將穆斯林劃入兩個簡單的陣營─「溫和派」與「極端分子」。國家反恐的「預防」策略，就是要所謂「溫和派」去監視並譴責所謂的「極端分子」。在社區裡，國家的反恐「預防」策略做的就是將資源分給所謂「溫和派」的穆斯林組織，讓他們在社區裡依循所謂「英國價值觀」做「去激進化」的工作。
　　
　　EDL採用的理論同樣是以文化和「文化差異」為中心，將穆斯林當作一個文化同質的群體，將伊斯蘭的信奉者種族化。任何單一的事件都會被概化為固有的文化特質和文化實踐，而這就是他們排他和仇恨的根基。在這架構裡，一位穆斯林只有當他不再是穆斯林時，才有可能融合於英國社會。如果觀察EDL創始人湯米．羅賓森（Tommy Robinson）的社會媒體言論，就會發現對他而言，伊斯蘭是邪惡的，而唯一的一位「好穆斯林」，必定是已改信奉基督教的穆斯林。
　　
　　整體來說，EDL是一個極端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街頭運動，雖屬極右派組織，它的許多中心思想卻一直得到政治菁英階層的背書。這個運動的意識形態完全是由一群經驗豐富的極右派人士所操作，這些人裡面有來自新法西斯主義的極右派政黨組織背景，比如英國國家黨（British National Party, BNP），也有來自新近的反伊斯蘭、反穆斯林、跨國的極右派運動。而我對這些極右派街頭運動最有興趣的，是它們的基層成員—他們都來自藍領勞動階級，是這些運動的「肌肉」，是EDL展現其思想的草根力量。
　　
　　要進入這個圈子裡採訪，當然對我這樣少數民族背景的人來說相當地困難。而整個過程，包括我與基層成員之間的互動，也讓我看到他們的思想使行動中包含許多不為人知的層面。打自採訪的第一天起，我就相當明白自己在他們眼中必定是個外國人、外來者、「局外人」。而在與基層成員的互動中我發現，由於他們的經濟邊緣位置，他們同時視自身為英國社會的「局外人」。他們這些本土的「局外人」，是如何發展出仇恨社會位置在許多方面比他們更邊緣的穆斯林、移民或難民？
　　
　　在過去三十五年來，英國製造業，也就是過去工業的中心，失去了百分之六十的工作，低技術工作被轉移到勞力低廉的國家。自柴契爾時代，政府政策促成並加速製造業的萎縮。在新工黨（New Labour）執政期間情況持續惡化，製造業有半數的工人失去了工廠的工作，被迫轉行。工業的萎縮造成環繞製造業的勞動階級社區的逐漸凋敝。這些社區的成員當然不僅是白人勞工，也有少數民族勞工，而且後者過去是製造業的重要勞動力。長期失業是許多人（跨民族）的命運，他處再就職的勞工多處在低薪、臨時化、彈性高的就業環境，讓他們無法逃脫社區的蕭條。勞工過去在製造業環境裡的工業認同感不再，勞動階級的工業團結性在「零時工時 」的惡劣勞動環境中喪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柴契爾時代標榜的、自顧生存的個人主義。這些後製造業時代的英國勞工，成為了全球新自由主義下的「顛覆性的勞動階級」（precariat）的一部分。
　　
　　所謂「顛覆性的勞動階級」，是自一九七○年代全球市場開放，新自由主義當家，工資全球性地受到壓縮下產生的階級結構。自此時，階級之間收入差異增大，勞動階級加速貧窮化，造成勞動階級的分層化，形塑了這支位於最底層的勞工生力軍。學者史丹丁（Guy Standing）將這最底層稱作「顛覆性的勞動階級」，由於他們的最大特質是不穩定的勞動力、「現金經濟」（工資的支付經常是現金形式，沒有記錄）、不享有權利和安全感，且經常負債累累。在柴契爾政權下，英國勞工階級組織遭到最大打擊，工會在過去三十年來整體衰弱，因而這「顛覆性的勞動階級」是憤怒且分歧、缺乏組織、無所適從，被稱為「遊牧的勞動階級」。這社會疏離感強烈的勞動階級，可說是「class in itself」（勞工對資產階級抱有不滿，但尚未意識到自身整體的階級利益），而非「class for itself」（勞工意識到自身階級位置和利益，產生出與資產階級的對立階級意識）。
　　
　　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我的採訪對象多來自這些已沒落的製造業勞工階級社區。他們來自傳統的工黨選民家庭，一輩子都一直跟著工黨，直到生計遭受打擊，社區在缺乏投資的情況下蕭條。他們看不到自己的未來，畏懼兒女未來面臨的困境。他們充滿著焦慮和極度的躁鬱不安，為自己的現狀感到憤怒，覺得工黨背叛了他們。
　　
　　他們的「顛覆性」，可以是朝任何一方向而去─若在工人階級組織強大的狀況下，他們可能成為反抗緊縮政策，反抗新自由主義的最前線。但在英國，工會力量早自柴契爾時代大為削弱，甚至在某些工會裡民族主義仍存，這展現於部分工會倡議的「英國工作給英國工人」之主張。工會裡的民族主義反映的是勞工組織的衰弱和工運的多年挫敗。這使「顛覆性的」勞動階級在經濟逆境中朝向另一方向發展：他們成為右翼民粹主義最理想的群眾。當他們多年工資不上漲，「零時工時合約工資」成為正常勞動報酬時，許多英國白人勞工最終訴諸於他們的「想像工資」─民族主義。他們的帝國懷舊情緒被挑起，在媒體和政客的牽引下，這民族主義可進一步發展成強烈的排外、仇外思想。他們視多元文化主義和移民的進入為工黨對他們的背叛。事實上，工黨這三十多年來對他們的真正背叛是未能挑戰保守黨的一切政策，從公共設施的私有化到公共部門經費的縮減、福利國家體制的削弱、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工黨已不再是勞工階級的政黨。
　　
　　如上所說，當然英國勞工的極端民族主義並不是必然的發展。勞工的社會疏離感和經濟弱勢，並不一定會帶領他們走進極右派街頭運動。關鍵在於他們是否有別種選擇：他們是否能理性分析自己所處的狀況，還是依賴商業媒體給予答案？他們能從哪裡找到別種選擇？我個人認為，傳統勞工階級組織扮演著關鍵角色。倘若工會能看懂、看清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並主動提供反民族主義、反種族主義的對現狀的詮釋，與所有勞工（包括少數民族勞工和移工）站在一起，那必定會對英國白人勞工的思想發展產生作用。這一點我們已可在過去反抗極右派的地方運動裡看到範例：當勞工組織能夠持有明確的反種族主義立場，動員白人勞工參與反抗極右派行動時，在勞工階級的團結下，最有可能擊敗極右派街頭運動。本書中記錄了在跨民族的反種族主義行動裡勞工組織的重要角色。
　　
　　盼本書能透過許多個人的故事經歷，來呈現出英國極右派政治及其組織的樣貌，描繪這些組織和街頭運動為何能夠號召基層，動員起上千上萬憤怒的白人，將他們引向絕望的政治。而同時，也盼能透過個人的故事經歷，見到英國社會裡反抗這潮流的契機。

白曉紅
二○一六年七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