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 析論唐歷安史之亂而能延祚，卒緣黃巢之亂而亡國之因。

安史之亂為唐由盛轉衰之始。安史亂後，北方殘破，國勢日走下坡。內有節度使尾大不掉，外有回紇、吐蕃入寇，可謂正處於內外交困之時。唐能歷安史亂後而能延祚，除其國基雄厚外，實為中央政府能保持中央安定，沒有嚴重變故，保障了中央財源所致。然唐政治日壞，宦官亂政，致民不聊生，終爆發黃巢之亂，破壞唐原有的維持因素而亡。現從析論唐安史亂後百年而亡之故。

安史亂際，唐室為求平亂，積極拉攏安史降將，授予節度使職，求賦以兵權，如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盧龍節度使李懷仙及武德節度使李寶臣等。最重要的是節度使職可私相授受，自選官吏，不向中央納賦，唐室無權過問，嚴重影響國家安定，故節度使難制為唐室保持中央安定的首要難題，而唐室在此方面非常成功。關鍵在於其能靈活運用各藩鎮之形態和藩鎮之間的關係。

藩鎮可分四大類，一者為河朔割據型，多是安史餘黨，不受中央控制，為唐室的大敵；二者為中原防遏型，是戰亂中新興的，主要是中央及河北三鎮之間的屏障；三者為邊疆型，作用是抵禦外族；四者為東南財源型，為唐室之經濟支柱。唐室便是利用藩鎮之間的特性來互相制衡。如河北三鎮對中央構成威脅，即與中原藩鎮擋之，江南藩鎮則為唐室作經濟支援。在此制度運作下，唐祚得以維持。

而此政策能成功運行，在於確保中央的威信與實力。這便歸功於唐室君主賢能及保障了財政收入之故。如德宗頗能勵精圖治，雖重用盧杞，致涇原兵變，但也知錯能改，起用賢臣陸贄，免除雜稅，以收民心；憲宗則有計劃地削藩，其先整頓江南財賦及漕運，再出兵討之。先後平定劍南、鎮海、淮西及淄青節度使，重振中央聲威，河北三鎮也懾其聲勢，史稱「元和中興」；稍後的宣宗成功解決朋黨之爭及壓抑宦官，政治清明，並能繼續打擊方鎮，恢復了唐朝聲勢，史稱「大中之治」。而最重要的是安史亂後，初期的唐主皆能控制宦官及神策軍，使其能對唐朝政治起整頓作用，以延唐祚。

確保中央收入，才可以有足夠的力量與方鎮周旋，故經濟是不容忽視的。但自安史亂後，北方殘破，難以收稅。可幸的是南方未受安史亂軍波及，此後南方便成為唐中央的經濟支柱。故此，中央必須保持運河暢通，以確保南糧北運。於是唐室作出改革，一是把徵夫制改為僱傭制；二是積極疏通運河水道；三是以武官負責押運，並在運河沿岸駐防，以保萬全，使中央得到充分支援。此外，唐西北交通受阻，廣州與阿拉伯的海路便成為東西交通的主道。廣州對阿拉伯的海路貿易收入可觀，故唐在廣州設市舶司，負責徵關稅，幫補國計。可見南方對中央的重要性。

可是中唐以後，社會殘破，收入大減，需訂下切合時宜的經濟政策，於是代宗從劉晏之議，實行鹽、鐵、酒、茶的專賣制度，以作彌補。此外，出售度牒也成為重要稅收。度牒即政府給僧尼的憑據。自天寶年間，政府以此募集軍費。此制一直沿用，為中央增補國庫。另一方面，安史亂後，大批農民失去耕地，若非莊園經濟發展蓬勃，吸納此批農民，使鄉村仍能維持生產，北方經濟早已崩潰，而且莊園經濟多能救濟社會，如補助同族子弟求學及贈醫施藥。然土地兼併日盛，戶口逃匿趨多，租庸調制無法實行，故德宗行兩稅法，徵及行商，分兩次繳交，官民兩便，政府財政問題稍有改善。兩稅制規定用錢納稅，但因銅錢缺乏，昭宣時有商人發明了飛錢，成為後世紙幣的雛型。飛錢方便攜帶，有利商業發展，唐朝稅收大增。可說唐室在安史亂後積極發展經濟，使其能有力治藩外，也舒緩了人民不滿的情緒，延續國祚。

處理內部問題的同時，唐室也能成功解決外患問題，以免安定的成果付諸東流亂起，邊兵外調，西北防務空虛。吐蕃黨項便乘亂進迫，代宗時，吐蕃更一度進入長安，加上北方回紇，成為唐室主要外患，故其用「聯回抗吐」政策，藉著賞賜、通婚和互市等利益，爭取回紇支持，抵抗吐蕃。此政策下，吐蕃受回紇牽制，未予唐室嚴重威脅。

由此可見，江南之財富實為唐在安史亂後的命脈，若江南經濟受挫，唐誓必土崩瓦解。而晚唐時期的黃巢之亂正把唐陷入此境。時南詔強盛，經常入寇。唐為了應付南詔而「徵兵運糧，天下疲弊。」南方藩鎮負擔加重，方鎮互制之局崩潰，並誘發了桂林戎兵叛亂及王仙芝、黃巢之亂。黃巢之亂長達十年，東南方鎮大受破壞，唐中央財政受空前打擊。中央再無法以節制財用方式控制藩鎮，於是藩鎮互制局面瓦解，割據局面便出現。

總的來說，安史之亂雖動搖國本，但唐國基雄厚，南方又未受破壞，加上唐主政策高明，唐國祚因此可延，但只是治標而已，結果使政治日壞，民不聊生。最終釀成黃巢之亂，破壞原有局勢之均衡，唐便因此亡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