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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歷史] 路德維希·范·貝多芬和沃夫岡·阿瑪迪斯·莫札特和約瑟夫·海頓(古典音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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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維希·范·貝多芬和沃夫岡·阿瑪迪斯·莫札特和約瑟夫·海頓(古典音樂家)

本文來自：☆夜玥論壇×§★http://ds-hk.net★ 轉帖請註明出處！發貼者：waterling 您是第1940個瀏覽者

路德維希·范·貝多芬（德文：Ludwig van Beethoven，1770年12月16日－1827年3月26日），是一位集古典主義大成、開浪漫主義先河的德意志古典音樂作曲家，也是一位演奏家和指揮家。他一共創作了9首編號交響曲、35首鋼琴奏鳴曲（其中後32首帶有編號）、10部小提琴奏鳴曲、16首弦樂四重奏、1部歌劇、2部彌撒、1部清唱劇與3部康塔塔，另外還有大量室內樂、抒情曲（Lieder）與舞曲。這些作品對音樂發展有著深遠影響。在華文世界，貝多芬被尊稱為樂聖。

童年

貝多芬一家原籍佛蘭德梅赫倫。他名字中的「范」（van）並非德語中的「von」（馮），不代表任何貴族封號，而是用來顯示其家鄉。貝多芬的祖父，也同名路德維希·范·貝多芬，20歲時遷居波恩，在科隆選帝侯宮廷內當一位樂隊長。父親約翰則是一位唱詩班男高音。母親瑪麗亞·馬達琳娜·凱維利希（Maria Magdalena Keverich）是宮廷御廚的女兒，在嫁給約翰之前曾結過一次婚並有一子，但前夫與兒子皆早逝。她與約翰婚後曾在1769年8月2日產下一子，名路德維希·瑪麗亞·范·貝多芬（Ludwig Maria van Beethoven），但六天後即夭折。

貝多芬的出生地1770年12月16日，這段婚姻中的第二個兒子路德維希·范·貝多芬以「Ludovicus van Beethoven」之名受洗。日後人們普遍認為這個孩子是在1770年12月16日在波恩的波恩衚衕（Bonngasse）街20號出生的，但是這種說法缺乏證據。路德維希的父母還生下了5個子女，但只有第2和第3個活了下去：卡斯帕·安東·卡爾·范·貝多芬（Kaspar Anton Karl van Beethoven）和尼古拉斯·約翰·范·貝多芬（Nikolaus Johann van Beethoven）。不幸夭折的三位則是：在1779年受洗的安娜·馬里亞·弗蘭切斯卡（Anna Maria Franziska，只活了四歲）、1781年出生的弗蘭茲·喬治（Franz Georg，兩歲時離世）、1786年受洗的馬里亞·馬格麗塔（Maria Margaretha，在周歲之年夭折）。

早期貝多芬家庭情況還算如意；約翰的經濟狀況不錯，老路德維希在經濟上也能幫助一下這個家庭。約翰有酗酒的習慣且脾氣暴躁，母親則體弱多病，這是日後作為長子的貝多芬必須挑起家庭重擔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正是因此，貝多芬愛母親遠勝於父親。貝多芬可能在5歲時患有中耳炎，但並沒有得到很好的治療，這可能為其日後的耳疾埋下禍根。

貝多芬很小就開始接受音樂訓練，啟蒙老師正是其父。6歲就能作曲的莫扎特無疑給貝多芬的父親立了一個榜樣。為了使自己的兒子貝多芬也成為一位神童，約翰很早就教貝多芬彈奏鋼琴。這樣的做法雖然使得貝多芬在1778年就能在科隆登台演出、11歲就在劇院樂隊演出、13歲就成為風琴師，並發表了3首奏鳴曲，但卻顯得揠苗助長。約翰有時甚至會在深夜將貝多芬從床上拉起，要他在朋友面前演示其音樂才能。貝多芬因此在上學時顯得注意力不夠集中。11歲的時候，他因父親財力不濟而被迫輟學，因此他在學校所學到的應該不會很多；而此時的貝多芬和其他11歲的孩子是沒有什麼差別的。

真正的音樂啟蒙
由於約翰的音樂教育缺乏系統性[5]，所以有同行說服了約翰，讓貝多芬另請高明以進一步發掘其潛能。1781年[8]（一說1782年[5]）貝多芬跟隨樂隊指揮克裡斯蒂安·戈特洛寶·奈弗（Christian Gottlob Neefe）學習鋼琴和作曲，另外還跟弗蘭茲·安東·裡斯（Franz Anton Ries）學習小提琴，這些新老師的努力使得貝多芬開始形成自己獨特的風格。奈弗是一位好老師，他不但看出了貝多芬的優勢所在，也能察覺其弱點：缺乏自制力，修養和紀律。他要求貝多芬研習前輩的作品，如巴赫的《平均律鋼琴曲集》；再來是同時代音樂家的名篇，如莫扎特的作品。1782年，奈弗發表了貝多芬的第一部作品《以戴斯勒先生一首進行曲為主題的羽管鍵琴變奏曲》（Variations pour le Clavecin sur une Marche de Mr. Dressler）。貝多芬在1783年（一說1782年）代表奈弗出任宮廷樂隊羽管鍵鋼琴演奏家。1783年，奈弗在一音樂雜誌撰文道：

這位年輕的天才應該在其藝術修養方面得到更多的幫助，只要他能堅持不懈，一定會成為莫扎特第二。

而貝多芬也是對這位老師深存愛戴，他在同一年寫信給奈弗的信中提到：

如果我有所成就，這一定是您的功勞。[5]

貝多芬16歲時剪影雖然貝多芬在波恩受惠非淺，但是該地的音樂資源無疑未能滿足他。1787年他決定帶著馬克思·弗蘭茲（約瑟夫二世的弟弟）的推薦信前往維也納，拜莫扎特為師。後人對這段時間發生的事情所知甚少，但是有一件事被廣為流傳的，就是莫扎特當時雖然忙於創作唐璜，仍然抽出時間給貝多芬一個主題做即興演奏，而貝多芬的演奏打動了莫扎特，因此說道：「注意這位年輕人，日後他會揚名天下。」

而事實上雖然貝多芬曾拜訪過莫札特，但是當時莫札特根本不在維也納，所以很明顯是傳言。

後來這兩位音樂家的交流不得不因為貝多芬母親的病危消息而中斷，貝多芬就此與莫扎特分別，日後就未曾再見過面。瑪麗亞的病情並未因貝多芬的歸來而有所改變；她的逝世，無疑將家庭整個託付給了路德維希。約翰的行為越發不近情理，致使路德維希向皇儲申請裁決取得兩個幼弟的撫養權，結果是約翰得從月薪中拿出一半供養子女。在接著的五年裡直到1792年12月18日臨終的那一刻，約翰一直未得到自己孩子和親友們的諒解與接納[9]。為了養家，1788年（一說1789年[4]）到1792年貝多芬在奈弗的一支歌劇院樂隊裡作中提琴手，從而接觸到當時的歌劇作品。

1789年5月14日貝多芬入讀波恩大學。受到教授歐洛吉奧·施內德（Eulogius Schneider）的影響，使他瞭解當時啟蒙運動和法國大革命的思想。這種影響，反映在貝多芬後來的作品中，特別是有著解放政治囚徒情節的《費德裡奧》裡面。1790年2月20日約瑟夫二世逝世，波恩讀書與休養協會準備在3月份舉行悼念，貝多芬在施內德的建議之下創作了一部《為約瑟夫二世逝世所作的悼念清唱劇》（WoO 87），這也是貝多芬第一部與政治沾上邊的作品。無人知曉這部清唱劇什麼時候完成，但是根據協會在3月17日的會議記錄，該劇並未如期上演。後來，貝多芬還為新皇帝利奧波德二世的登基寫了一部清唱劇：《為利奧波德二世登基而作的清唱劇》（WoO 88），這是一部身世更模糊的作品[10]。它們不但在當時沒得到上演的機會，現在也是鮮難聽到（克裡斯蒂安·蒂勒曼在DG公司錄製了它們）。雖然如此，並不意味著它們沒有可道之處；相反地，這兩部早期作品其實已頗具大家風範。特別是「利奧波德清唱劇」裡那首長大的詠歎調，大提琴托著女高音的行文樣式，讓人倍感新鮮的同時還有一種脫俗的美。不久之後，奧地利作曲家海頓在從維也納到倫敦的旅程中兩次在波恩逗留，接觸到貝多芬，並對前一首清唱劇大加讚賞[9]，海頓因此勸科隆大主教將貝多芬送到維也納深造[6]。而貝多芬也沒有錯過這個機會，於1792年再度踏上前往維也納的行程。

[ 本帖最後由 waterling 於 2009-10-28 01:41 編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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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根維也納

11月10日，貝多芬抵達維也納。他用了三周時間整理安排自己的事務，之後正式到海頓處上課，直到海頓1794年去倫敦為止，超過一年。海頓此時已年老，時間又緊，加上貝多芬出名的倔強性格，所以貝多芬究竟在海頓底下學到多少，並不清楚。美籍印度天體物理學家錢德拉塞卡在他的《真理與美》一書中提到，貝多芬在師從海頓這段時期，已經開始意識到自己的能力，並有時現出挑戰的意味。因此在據說海頓強烈批評他的Op.1裡面的第三首c小調三重奏時（它正是貝多芬自己認為三首裡面最好的一首），貝多芬會認為這是妒嫉使然[11]。但海頓可能並非詬病作品的質量，而是作品裡面的「大眾化」，就是一般的業餘演奏者也能對作品上手，而且其內容迎合了當時一般大眾的品味[12]。如果真是這樣的話，海頓的批評則體現了18世紀末古典主義與浪漫主義的衝突：音樂是否是專屬上層階級的奢侈品？貝多芬無疑正在努力打破這種貴族特權，夾在第二鋼琴協奏曲和第一交響曲的Op.20七重奏是一首優雅幽香的作品，貝多芬甚至「逼」出版商道：「快點將我的七重奏給這個世界吧，因為大眾正等着它。」 [13]海頓去倫敦後，貝多芬繼續他在維也納的深造，他得到約翰·申克（Johann Schenk）的指導，並且在約翰—格奧爾格·阿爾布雷希茨貝格（Johann-Georg Albrechtsberger）門下學習了一年的對位法。著名的薩列里也為貝多芬非正式地上過聲樂課。而阿羅伊斯·科斯打（Alois Forster）則教貝多芬弦樂四重奏。可以說，貝多芬在維也納不但學習到當時最先進的音樂理論，而且體會了前輩的音樂實踐經驗。他在此期間寫有三首鋼琴，小提琴和大提琴三重奏，作品1號，三首鋼琴奏鳴曲，作品2號，一首弦樂五重奏和兩首鋼琴和大提琴奏鳴曲[14]。

貝多芬贊助人之一約瑟夫·羅伯克維茲王子之畫像初到維也納的兩年，貝多芬非常拮据，他住在一個地下室里。為了自己在音樂界立身，他不得不在服裝，樂器，傢具，還有社交方面花錢，例如，他的筆記本上記有這麼一筆「25個格羅申，為自己和海頓買咖啡」。他每花一個格羅申都要掂量一下。對此，有趣的是，人們在貝多芬身後發現一份未完成的迴旋曲隨想曲手稿，上面寫有標題「丟失一個格羅申的憤怒」，雖然上面的手跡並不是貝多芬的，也沒有證據顯示貝多芬同意給這首迴旋曲叫這個名字。迪亞貝利買下手稿並作了一些修改使之完整[15]。錢銀問題只能靠他自己的音樂來解決。他在沙龍里舉行小型音樂會，能得到一些貴族的賞識，獲得一些生活品。貝多芬的贊助人有很多，其中包括卡爾·馮·里希諾夫斯基（Karl Alois Johann-Nepomuk Vinzenz, Fürst Lichnowsky），安德雷·拉祖莫夫斯基公爵（Count Andrey Razumovsky），伊斯特霍茲（Esterházy）和約瑟夫·羅伯克維茲王子（Prince Joseph Lobkowitz）[16]。再後來，版權成為貝多芬的收入來源。他並不喜歡去當一名音樂老師，為貴族千金上課使他反感。但是他的確當過家教為人上鋼琴課，其學生中不乏有名的演奏家如特雷莎·布倫斯維克（Tereza Brunswik）和多羅蒂阿·維特曼（Dorothea Ertmann）[17]。

1795年他在維也納舉行了第一次音樂會，曲目是他於1794到1795年創作的《第二鋼琴協奏曲》（《第二鋼琴協奏曲》在時間上比第一號要早），由他本人演奏鋼琴。演出獲得了成功。這首鋼琴協奏曲，被普遍認為頗有「維也納味」 [18]。當時有人評論道，作為鋼琴家的貝多芬有着「火花，光彩，幻想還有深邃的情感。」這次音樂會，是貝多芬第一次向維也納展示自己[19]。此時的貝多芬已經開始看到成功的光芒，他不但被邀請出席一些有名的慈善音樂會，而他1795年為維也納美術協會年度舞會所寫的《12首德國舞曲》，甚至比海頓一過即逝的同類型創作得到更多的青睞。即使是兩年之後，仍可聽到人們對它們的贊勵之聲，還被以鋼琴版本的形式刊出[17]。就在這1795年，貝多芬向一位名叫馬達琳娜·維爾曼（Magdalena Willmann）的姑娘求婚，但後者拒絕了。

1804年的貝多芬，這是梅勒（W.J. Mähler）畫作中的一部分。1796年貝多芬的事業起升，他先後在布拉格和布達佩斯演出,途經紐倫堡，萊比錫和柏林等地，並創作了《大提琴奏鳴曲》Op.5和《鋼琴奏鳴曲》Op.2[20]。但正是此時貝多芬出現了耳疾的先兆，他描述道：「耳朵里常聞低鳴和呼嘯」[21]，後人還懷疑在1797年貝多芬曾得病，非常有可能成為其日後全聾的先着。但是，這並沒有讓貝多芬停下，他為其巡迴演出寫出了《C大調第一號鋼琴協奏曲》。而在1799年，貝多芬發表了可能是他最早的最受歡迎作品之一：c小調《悲愴奏鳴曲》（Pathétique，即第8號鋼琴奏鳴曲）。作品是獻給貝多芬的朋友卡爾·馮·里希諾夫斯基親王（Carl von Lichnowsky）的[22]。與後來的「熱情」和「月光」不同，這個「悲愴大奏鳴曲」（Grande Sonate Pathétique）名字是貝多芬自己命名的。奏鳴曲被認為是表現了貝多芬面臨耳疾的痛苦，準備承受命運所帶來的煎熬。與一般的奏鳴曲開章就是快板不同，「悲愴」先是有一段莊嚴緩慢的樂段，再進入快板。第二樂章徐緩甘美[23]。而一年之後，他的第三鋼琴協奏曲，被認為是貝多芬對現代協奏曲有重要影響的四部協奏曲第一部（3，4，5鋼琴協奏曲和小提琴協奏曲）完成。鋼琴的比重增加，整部作品非常恢宏，同樣，作品仍是貝多芬非常擅長的c小調[24]。但1800年最值得一提的作品，卻是《第5號小提琴奏鳴曲》「春天」。單從名字人們就可對音樂略感一二，但是這個春之名卻不是貝多芬的手筆，是後人因其幸福暖意洋溢，而加上去的。這種現象，日後還會在貝多芬的作品中出現[25]。同年，他在1799年下筆的第一交響曲完成[26]。這些早期的作品，都有着海頓莫扎特等人的古典主義風格：樂章內旋律的發展，樂章之間的鬆散關係，個人情感的隱藏等[27]。但是在這之後的不久，貝多芬就邁出了自己的步伐。

而比《悲愴》高出半個音的《月光奏鳴曲》則出自1801年。這首以升C小調作為基調的作品，比起《悲愴》更顯示出了一種新的風格。它還有一降E大調的姐妹篇，貝多芬將這種奏鳴曲新類型命名為「幻想般的奏鳴曲」（「Sonata quasi una fantasia」）[28]。作品是獻給貝多芬的鋼琴學生康泰斯·朱利葉塔·貴契阿迪（Comtesse Giulietta Guicciardi）的，但兩人之間可能不只是單純師生關係。甚至有人認為，她就是貝多芬那位「永恆的愛人」。而奏鳴曲的「月光」之名則是要等到貝多芬死後才有，這是因為德國詩人路德維希·萊爾什塔勃（Ludwig Rellstab）對它第一樂章做出了如此描述：「猶如在瑞士琉森湖月光閃爍的湖面上搖蕩的小舟一般。」這是來自詩人自己泛舟琉森湖之往事。那個廣為流傳的故事，即貝多芬為一盲女孩即興演奏，靈感忽至而成就了這首奏鳴曲，則為這首作品增添了幾分童話色彩[29][30][31]。

1801年貝多芬着手創作清唱劇《基督在橄欖山上》（Christus am Ölberge）。雖然這部作品在1803年就首演了，但是貝多芬堅持對之修改，直到1811年才發表。貝多芬學者邁納德·所羅門斯（Maynard Solomons）認為，這部作品有貝多芬暗示自身生活態度的意味，「對自己的個人，音樂和意識進行深刻思辯」[32][33]。到了1802年，貝多芬原擬將自己的A大調第九號小提琴奏鳴曲獻給喬治·布里治濤爾（George Bridgetower），但是後者一次酒後狂言，得罪了貝多芬的一位朋友。貝多芬一怒之下，將奏鳴曲獻給了當時非常優秀的小提琴家魯道夫·克羅采（Rudolphe Kreutzer）。於是，這首奏鳴曲便被冠以「克羅采奏鳴曲」之名。而克羅采卻終身未演奏過此曲，還嫌曲子是不可演奏的。也是在這一年，貝多芬到維也納的修養地聖城（Heiligenstadt），意圖靠當地礦泉水浴，以治療自己日益嚴重的耳硬化症。雖然前一年貝多芬還寫下過：

我決心掃除一切障礙，我相信命運不會拋棄我，我恐怕需要充分估量自己的力量，我要扼住命運的咽喉。[11]

的壯語[34]，但是在聖城他的情緒則一度陷入低谷，還寫下了一封寄給自己兄弟的信，後世稱之為《聖城遺書》（一譯海利根施塔德遺書）（Heiligenstädter Testament）[35]。這封信在1827年才被發現。信中的語氣如此悲觀可憐，可見貝多芬的耳疾導致其出現自殺的念頭，只有他的音樂，和一種模糊的對世人的使命感才讓他不致走上絕路。但是，和這封遺書幾乎同時殺青的《第二交響曲》卻是講述着另一種人生態度。交響曲意氣風發，全無惆悵陰霾，讓人看到更多的是對生命的歌頌。這首音符版本的宣言無疑讓前面說到的文字版本顯得真偽難定。但是，研究表明，遺書是真的，而且《第二交響曲》早在貝多芬休養前就已大體完成，聖城期間只是細節上的修改而已。這樣將兩者在時間上錯開可以勉強解釋事體，《第二交響曲》也因此得了個別名「英雄的謊言」。無論如何，《第二交響曲》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隱約可見日後貝多芬的身影，第一樂章迅厲的行進，緊湊的節奏，能給聽眾留下深刻的印象。而第四樂章，極快的快板，則被柏遼茲稱為第二諧謔曲[36]。《第二交響曲》很快在1803年就在維也納第一次與聽眾見面。同年貝多芬也得到了維也納戲劇院作曲家這一職位，並着手進行下一部交響曲的創作。

英雄
18，19世紀之交，法國大革命震動着歐洲大陸，搖搖欲墜的神聖羅馬帝國更是因此而走向歷史的終點，德意志民族在等待統一的時機。此時登上歷史舞台的拿破崙，首先以維護共和、捍衛革命的面目出現，一時間成為很多青年心目中的「普羅米修斯」，是革命的代表和革命原理的傳播者。據說早在1798年，駐維也納的法國大使貝爾納多特將軍曾建議貝多芬為拿破崙寫上一曲[26]。但貝多芬並未為之全力以赴，先在1802年（一說1800到1801年[37]）創作了芭蕾舞音樂《普羅米修斯的創造》，有應和這種波拿巴熱的意味。但是編舞者維加諾卻讓貝多芬失望，普羅米修斯的英雄氣概在舞台上並未得到充分表現。於是，有共和，民主和自由追求的貝多芬就要用自己的雙手，告訴世人，甚至是拿破崙本人，他心目中的英雄是何等形象。而為此誕生的，正是《降E大調第三交響曲》。這也是與之前海頓莫扎特式的作曲動機不同的，這不再是應某位有錢的侯爵，或為一個上流社會的小群體而寫的作品。貝多芬出自個人動機去寫它，獻給的是「永恆（的世界）」和「人類」。相比起以前，作品在大眾面前被奏響，而作曲者自己則退居幕後，而聽眾在《第三交響曲》中可聽到作曲家本人自己的心聲，願望，激情和世界觀，這也是音樂發展到當時，即使不是第一次，也是為數不多的第前幾次。綜上，也不難理解為什麼這部交響曲篇幅這麼長，達45分鐘左右，因為它裡面要包含比以往命題作曲更多的精神內涵。這部交響曲，是音樂史發展到當時為止所見的最宏大的器樂作品，不但是貝多芬自己創作史上的轉折點，更是交響曲發展史上的轉折點[38]。

這部《第三交響曲》完成於1804年，在它面前，《普羅米修斯的生民》更像是一次試手。舞劇音樂的終曲，一段快樂而又雄健的樂曲，貝多芬對之鐘愛有加，不但用它寫出了《降E大調英雄主題變奏曲》Op.35，還會將之放到《第三交響曲》的第四樂章中，可見「普羅米修斯」與《第三交響曲》之間樂思和政治理念的傳承。這部第三對他的意義非比尋常，而他自己則對這部投入了自己激情和理想的作品非常滿意。確實，也只有如此，貝多芬才有將之獻給法蘭西第一國民議會，甚至是拿破崙的心理基礎。

英雄交響曲總譜封面，可見貝多芬修改的字跡。維也納音樂之友協會藏。但接下來發生的事，卻是出乎了貝多芬的想象。 1804年5月，法蘭西第一帝國成立，這無疑是拿破崙稱帝的先兆，而稱帝的儀式在12月2日巴黎聖母院舉行。對貝多芬來說，這不單單是共和制被帝製取代，而是拿破崙背叛了革命。於是，指揮家費迪南·里斯（Ferdinand Ries）講述了一個可能有所誇張故事，貝多芬撕去了《第三交響曲》上寫有獻給拿破崙的扉頁。目前人們可在維也納音樂之友協會看到貝多芬1804年8月的親筆手稿，原來的「Sinfonia grande/intitolata Bonaparte」（為波拿巴而作的大交響曲）被劃去，取而代之的是模糊的鉛筆字跡「Geschrieben auf Bonaparte」（以波拿巴為題材而作）。交響曲中「英雄」一名，來得有點含糊。1804年8月26日貝多芬在寫往出版商的信中提到，交響曲的標題為《波拿巴》。但它在1806年第一次出版時，就已經被冠上「《英雄交響曲》為紀念一位偉人而作」的標題。就是說，這首交響曲更多的是獻給一位理想化的人物，他會為人類的解放而戰。當時的貝多芬不論對拿破崙有多反感，後來肯定有所緩和，在1809年一次拿破崙原定出席的音樂會上，貝多芬指揮了這首交響曲。而且他還考慮將自己的《C大調彌撒曲》獻給拿破崙[6]。當1821年拿破崙逝世時，貝多芬對此說道：「我早已為此變故寫好了合適的音樂。」[26]

作品的首演在1805年。《第三交響曲》是貝多芬進入個性創作期後的作品，閃爍着貝多芬的意志，有告別海頓莫扎特曲風之勢。音樂發展帶有強烈的戲劇衝突，四個樂章之間出現了內在的聯繫而構成整體，這是以往兩首交響曲中未有見到的。奏鳴曲式的第一樂章被羅曼·羅蘭稱為「神話般的戰鬥」，主要的樂思僅僅建立在降E大調和弦上，主題之間的反覆推敲，並轉了幾次調之後，圓號響起，望見彼岸[39]，結尾的三下和弦抖擻地為第一樂章降下末音。而第二樂章葬禮進行曲顯得深廣又宏大，被指揮家魏恩加特納描述為「埃斯庫羅斯式」的，大型的賦格將本樂章帶到其高潮[40]。經過稍輕鬆的諧謔曲之後，進入極快板的第四樂章。開章先是震撼有力的和弦，然後突然一收，弦樂的低鳴慢慢將樂思領入來自《普羅米修斯的生民》的主題變奏組，它佔領了樂章的整個中部，臨結尾處出現一下急落，沉寂，再隨一下銅管高奏湧起，歡樂的頌歌踏着莊嚴的步伐完成了這次音樂歷程。全曲一氣呵成，毫無拖沓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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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德里奧》
1802年，貝多芬受到經營維也納兩個大歌劇院的布勞溫男爵的委託，去創作一部歌劇。腳本由法國劇作家布依提供。這就是《萊奧諾拉》Op.72，但是他並沒想到，這部歌劇會如此要他翻稿數次，付上這麼多的心神疲累，而且成為他作曲譜上的唯一。歌劇第一稿完成於第三交響曲完成後的1805年，分為三幕。歌劇講述的是一位婦人為救身陷囹圄的丈夫而化身假扮成獄卒助手，在監獄里打聽丈夫下落，並最終救出了他。這正是18，19世紀之交非常流行的題材。

1805年法軍開進維也納，歌劇首演，但是可惜演出非常失敗，第三天就被迫停演。貝多芬只能不斷去修改。1806年，歌劇被壓縮為2幕，雖立刻被撤銷停演，但報界的評論變得溫和了些，並把失敗歸咎於腳本。直到1814年5月26日第四次公演，歌劇才獲得成功。反觀第一稿和最終稿，不但幕數改變了。一些曲目的順序也做出了調整，例如終稿里第一首二重唱最初是被放在馬澤琳的詠嘆調之後的。一些曲目也被刪除了。而且貝多芬寫了不下4首序曲，第四首簡短的費德里奧序曲最終被選作歌劇前奏。其餘三首被命名為萊奧諾拉序曲1，2和3號。第一首從沒被用上，後來作為Op.138號出版。第三號則被馬勒用在第二幕終場前，以贏得時間去轉換布景。非但序曲，歌曲中幾乎沒有沒被重寫的東西。例如第二幕弗洛倫斯坦的宣序調和詠嘆調被修改達18次之多。

相比起康塔塔，彌撒等單純頌唱福音的體裁，貝多芬在這部歌劇中可以說能直白很多。歌劇的題材已經帶有很清楚的民主自由意向，特別是其中的《囚徒的合唱》「噢！自由啊，自由，你會回來嗎？」，緊接着卻是一位囚徒的警告「小聲點，控制一下自己，我們是時刻有耳目監視的啊！」第二幕被認為完全是歌頌萊奧諾拉的英雄氣概和大革命的偉大人道主義。其終場，實在可堪比《第九交響曲》的第四樂章，兩者都是以合唱高歌的形式表達了喜悅感恩之心。而在《費德里奧》之後，貝多芬可能再也找不到合適的題材，而沒寫上第二部歌劇[41]。

1804-1815
自1804年起，貝多芬的創作進入了旺盛期，伴隨着《第三交響曲》的《華倫斯坦奏鳴曲》和《熱情奏鳴曲》都是他鋼琴奏鳴曲體裁中的名作。《熱情奏鳴曲》氣勢十分磅礴，列寧對之下過一評價：

我不知道還有比《熱情》更好的東西了，我願每天都聽一聽，這真是絕妙而非凡的音樂。我常常用自豪的，也許是幼稚的心去想，人能夠創造出什麼樣的奇蹟啊！[42]

而《英雄交響曲》則餘波未了，貝多芬本來打算以一首c小調交響曲為其續音。但當他完成了第一樂章後，就先停下了。1806年貝多芬做客里希諾夫斯基親王（Prince Lichnowsky）的格拉茲夏宮，認識了奧佩爾斯道夫（Franz von Oppersdorff）伯爵。伯爵要組建一支樂隊，因此委託貝多芬為他寫一首樂曲。貝多芬在當年9，10月間完成了這首陽光明媚的《第四號交響曲》。這部夾在兩首莊嚴雄偉詩篇之間的交響曲，被舒曼形容為：「在兩位挪威巨人之間的苗條希臘少女。」[26]在早先的5月，貝多芬和特雷莎·德·勃朗斯維克訂婚。此時安寧和愉快的心境卻在《第四交響曲》中留下了蹤影。可惜在1810年5月，貝多芬放棄了與特雷莎結合的一切希望[2]。

與《第三號交響曲》有《三重協奏曲》（雖然《三重協奏曲》Op.56的作品號緊接着《英雄交響曲》Op.55，但是前者是到了1814年才被創作的。）跟上一樣，而緊隨這首暖意綿綿的《第四號交響曲》則是貝多芬的《D大調小提琴協奏曲》。這首協奏曲被認為是三大小提琴協奏曲之一，也是貝多芬唯一的一首小提琴協奏曲。它是為維也納劇院第一小提琴手弗蘭茲·克萊門特而作的。曲風甜美，到了1808年，貝多芬接受了鋼琴家克萊曼蒂的建議，將小提琴協奏曲的小提琴獨奏部分改為鋼琴後出版。而1806年出現的3部拉祖莫夫斯基弦樂四重奏可能是貝多芬在弦樂四重奏這個範疇裡面最有名的作品，即使在今天，其風采也不減當年。四重奏是獻給俄羅斯大使的。這些作品都很有交響曲的特質[43]。值得注意的是，當時貝多芬已能正視自己耳聾這個事實，並且在自己的音樂創作事業面前極力將這個不利因素排除在外。他在第三首《拉祖莫夫斯基弦樂四重奏》的終樂章草稿上寫上了：

即使對於藝術，也不必再對它掩飾你的耳聾。

命運與田園

維也納河劇院外牆的牌板，上面寫有關於貝多芬作品在此的演出情況，還有貝多芬在1803到04年曾短暫居住於劇院里。1808年12月22日，在維也納河劇院（Theater-an-der-Wien）里的聽眾經歷了一場意義非常的音樂會。音樂會長達4小時，曲目全部是貝多芬的作品：開場先是F大調《第六號交響曲》（田園），再是C大調彌撒裡面的詠嘆調，然後是《第四號鋼琴協奏曲》，緊接着是《c小調第五號交響曲》，還有《合唱幻想曲》。且不論當晚首演的質量如何不盡人意，這裡上演的幾首曲目都是貝多芬曲譜里有分量的作品。好幾部作品在同一晚上首演是貝多芬多管齊下的創作習慣造成。兩首交響曲都是獻給約瑟夫·羅伯克維茲王子（Prince Joseph Lobkowitz）和安德雷·拉祖莫夫斯基公爵（Count Andrey Razumovsky）的。評論家在當晚聽過第五號交響曲之後，並沒做太多的評論。一年半之後，在當時最有影響力的音樂雜誌—萊比錫《綜合音樂報》（Allgemeine musicalische Zeitung）里，作家兼樂評人E.T.A.霍夫曼在這部作品再次上演之後用浪漫的筆法給了如下的評價：

強光射穿這個地區的夜幕，同時我們感到了一個徘徊着的巨大暗影，降臨到我們頭上並摧毀了我們內心的一切，除了無盡渴望所帶來的痛——在這種渴望中，本來在歡騰呼聲中燃起的那份喜悅倒下逝去。[45]

命運交響曲的「命運」動機交響曲的主導c小調再一次在貝多芬手下表現了強烈的情感掙扎，其強大的張力和綿密不透風的緊張節奏,讓人想起貝多芬在1807年為科林改編自莎士比亞同名歌劇而創作的的暴風驟雨式的《科里奧蘭》序曲。整部交響曲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統一，起三個樂章壓抑，到了第四樂章方見光明。第一樂章的前八個音符是如此引人注目。據說貝多芬曾說過，那是「命運的敲門聲」[26]。交響曲「命運」之名由此而來。而自此之後，前四個音符幾乎成了貝多芬的代名詞。凝練簡湊而又嚴峻凌厲，頗有概括貝多芬本人性格經歷的含義。1808年的貝多芬進一步失聰[21]。這很能讓人想起貝多芬在1801年寫給一位醫生的信內所說的

我要向我的命運挑戰。

值得注意的是，命運一詞並非正式標題，與在日本和中國出品的不同，歐美的第五號交響曲唱片，都不會表明「命運」這一標題。

《命運交響曲》非常清晰明確地促使聽眾置身處地的去感受作曲者本人的情緒心境，這種互動，之前海頓莫扎特都沒做到的。1830年歌德在聽過孟德爾頌為他用鋼琴演奏過此曲之後，說道音樂太「狂野」[26]。而柏遼茲則對這首在法國被上演得最多的交響曲[46]說道：

在交響曲中他敘述了自己的個人感受，他自己隱蔽的痛苦，鬱積的憤怒，充滿傷心絕望的夢想，夜色底下的視像，還有激情的爆發。[47]

貝多芬第六號交響曲手跡貝多芬熱愛大自然是人所皆知的。身住維也納的他，每年夏季都要到一處鄉間或療養地暫住和散步。他正好利用散步的時機來進行創作：

你們會問，我的樂思從哪裡來？我可說不准：反正是不請自來，直接或間接的。我幾乎伸手就抓住它們，在大自然的懷抱里、在樹林里、在漫步時、在夜闌人靜時、在天方破曉時，應情應景而生，在詩人心中化成語言，在我心中則化為樂音，發響、咆哮、波浪湧起，直到最後具體化作一個個音符。

一次他跟一位朋友在海立根茲塔郊區散步時說：

就在這兒我寫下了溪邊的景色，而在那邊，黃鸝，鵪鶉，夜鶯，杜鵑則在樹梢上和我一起寫作。[46]

貝多芬創作第六號交響曲—想象畫他的這些話都印證在《第六號交響曲》的第二樂章「溪畔」中，那是音樂史里一個牧歌般的詩情畫意篇章。貝多芬可能在創作《第六號交響曲》時借鑒了前人加斯丁·海恩里希·奈西特（Justin Heinrich Knecht）的標題交響曲《自然的一音樂肖像》。和前者一樣，貝多芬不但親自將交響曲題為《田園》，而且還為每個樂章加上標題。但他對標題做了如下評論：「所有知道鄉間生活的人都不必藉助標題，就能明白曲中意思。[26]」而且他說，交響曲「繪情多於繪景」。不錯，第五樂章那種感恩聖潔的情感流露往往使人感動不已，而其中的博大胸懷也只有細細聆聽方能至真感悟。

貝多芬這種為交響曲乃至各樂章加標題的做法雖不是音樂史上的第一次，可肯定是最有名的例子之一。自此以降，標題音樂便蓬勃發展起來，佳作連連，白遼士的《幻想交響曲》，李斯特的交響詩，斯美塔那的《我的祖國》交響套曲還有理查·施特勞斯的音詩。相比起絕對音樂，標題音樂還是少數。但是不能否認，文字的加入，大大豐富了音樂的表現力，使之更具形象性。

1809年貝多芬給了世人最後一首編號的鋼琴協奏曲，第五號《皇帝》。該協奏曲在出版時只標明了「大型協奏曲」，而「皇帝」一名可能是出自協奏曲宏大輝煌的結構色彩，而為協奏曲之首。協奏曲與當時流行的軍隊協奏曲不無聯繫。催人向上的第一樂章，柔情款款的第二樂章加上富麗流暢的終樂章，使之成為唱片時代演奏家爭相灌錄的名曲。也是在同一年，歌德的劇作《艾格蒙特》上演，承擔演出的維也納柏格劇院委託貝多芬為之配樂。貝多芬為之寫了9段配樂。其中的序曲最有名。目前人們認為那首甜蜜的《給愛麗絲》是1808，或者1810年誕生的作品。對於這首鋼琴曲，有一個可能的解釋，就是當時貝多芬着情於自己的學生，年僅18歲的特雷莎·馬爾法蒂（Therese Malfatti），他將馬爾法蒂對他的尊重和愛戴視為愛情，而且認為這段「婚姻」十拿九穩，便寫信給好友韋格勒（Wegeler），向後者幫忙申請得到自己在波恩的出生證明。可惜，貝多芬這一夢想永未成真。他打算在一次由馬爾法蒂父親舉辦的宴會上向女方求婚，而且將寫好的一部小曲（Bagatelle）帶上，準備即席題獻。可是在宴會上的貝多芬喝醉了，不但忘了求婚，而且字跡潦草地在封面上寫上「Für Therese」。當人們在馬爾法蒂身後發現這部小曲的手稿時，便誤認為上面寫的是「Für Elise」（即《給愛麗絲》）[48]。

1812年夏貝多芬出外修養，在6月底離開維也納，經在布拉格短暫逗留後7月5日去到特普利斯（Teplice），並會見了歌德。但其實這次出行，貝多芬是打算去見見同樣是要外出到溫泉小鎮（Karlsbad）度假的弗朗茲·布倫塔諾一家的。在布拉格里貝多芬尋對方不遇。而當貝多芬到了特普利斯後，寫了一封神秘的信，信的開頭是：「我的天使，我的一切，我的我」，收信人是「永恆的愛人」（unsterbliche Geliebte）。信中維特式的語言充滿熱情，表達願意與對方結合，但同時也流露出不強求的語氣。裡面提到相互的忠誠和分離的痛苦。這封信是如此難以觸摸，這位「永恆的愛人」是誰，曾經引起爭議。目前基本上以邁納德·所羅門斯的研究作為此謎的最終解，他細查了信上一切出現的地址日期，確定收信地離特普利斯不出兩日路程，再加上貝多芬簡收信地名為「K」（正是Karlsbad的首字母），所以Karlsbad成為唯一候選地。而這位「愛人」的稱呼又以「A」或「T」開頭，這正好跟Antonie（Toni） Brentano相符。所以這位「愛人」非常可能是安東尼婭，但她已與法蘭克福商人弗朗茲·布倫塔諾成婚。安東尼婭很崇拜貝多芬，但是人們沒理由相信，兩者會發生戀情。而且，該信是否被寄出過並不清楚。該信也有可能是一種強烈願望的紙筆化。而在1994年拍攝的電影《Immortal Beloved》提出了又一種意見，指這位愛人就是弟婦約翰娜。

貝多芬1815年畫像，由威利波德·約瑟夫·馬勒所畫（Willibrord Joseph Mähler (1778 - 1860)）
威靈頓公爵在1813年6月21日在西班牙擊敗法軍，並最終將法國勢力趕出西班牙。而當時發明了節拍機的約翰·奈波穆克·梅爾澤斯（Johann Nepomuk Mälzels (1772-1838))發明了一種新的樂器，叫Panharmonicon。貝多芬於是便將兩者聯繫起來，為這種樂器創作了一部名為《戰爭交響曲》的作品，又名《威靈頓的勝利》。但梅爾斯則同時勸貝多芬將作品改編為管弦樂，與第七號交響曲在1813年12月8日一次慈善音樂會上首演，獲得了很大成功。作品的編製龐大，而在當日，樂隊中竟見薩列里之名。音樂會四天之後再上，總共為戰爭難民籌得4000古爾登[49]。與柴科夫斯基的1812序曲一樣，現代唱片製作這首戰爭交響曲時都會為之加入槍炮背景音。

第七號交響曲，在首演當時，不論是聽眾還是貝多芬本人，都認為只是其《戰爭交響曲》的陪襯。但是這部第七號交響曲卻正日益引起人們的重視和興趣。而且以唱片錄製的數量和對之演繹的多樣性來看，遠遠勝於《戰爭交響曲》。瓦格納稱之為「舞蹈的神化」，指的是交響曲的四個樂章都充滿了節奏強烈的律動。稍晚一點完成的《第八號交響曲》則是一首短小可愛的作品，被人稱作「小交響曲」，其風貌又讓人回想起古典維也納樂派。於交響曲首演當年出生的瓦格納則努力使之恢復到作為《第七號交響曲》姊妹篇應有的地位。柏遼茲還稱第二樂章「既找不到範本，也找不到副本，是天掉下來的[47]。」

1815年11月15日，其弟卡斯帕去世，貝多芬開始與弟媳約翰娜（Johanna）進行曠日持久的訴訟，為的是爭奪侄子卡爾的監護權。到了1820年，貝多芬勝訴[50]。但是這對叔侄關係並不理想。一方面，一直單身的貝多芬，在維也納曾遷居63次，自己生活不固定的他，最後也被證明不是一個及格的導師[51]。他對侄子要求過高過嚴格，超過了卡爾承受的限度。另一方面，卡爾縱使有天份，但是也有兩個大缺點：懶惰和不誠實[52]。縱使當時自殺是罪行，卡爾在1826年竟也不惜一試，他的企圖萬幸失敗未遂，事後卡爾背離叔叔去從軍[53]。但是這一切已對貝多芬造成了很大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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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谷，再起與隕落

奧古斯都·馮·克羅伯1818年所繪的貝多芬素描貝多芬的聽覺不斷喪失，其鋼琴演出也越來越少。1815年1月25日他最後一次以鋼琴演奏家的身份出現，是在宮廷音樂會中為自己所作的歌曲《阿德萊德》Op.46伴奏。早在1812年，貝多芬就表現出創作上的低產。他情緒低落，財政問題又再浮現，且見婚姻無望，感到孤獨。1816年他得了支氣管炎，長期臥床。所以1815年-1819年這4年，貝多芬的創作一度陷入谷底。而且在1819年他變成全聾，這無疑完全剝脫了他指揮和演出權。就是日常的溝通，也顯得非常的吃力。貝多芬從1818年起需要「談話冊」（Konversationshefte）才能與人「交談」。正是通過這種方式，很多貝多芬的話語被保留了下來，成為後人研究其為人的重要資料。

但這並不意味着期間貝多芬無所作為。1814/15年維也納會議期間他寫了一部《榮耀時刻》（Der glorreicher Augenblick，Op.136）的大型康塔塔和一部名為《平靜的海洋和幸福的旅程》（Meeresstille und glückliche Fahrt）的合唱作品。後者的歌詞取自於歌德，並且題獻與歌德。但詩人即使收到了貝多芬的一份手稿和一封后續的信，也沒有作出回復。1818年，貝多芬寫下了《槌子鍵鋼琴奏鳴曲》（第29號），標志著他新一輪創作的開始。度過危機之後的貝多芬，作品的精神面貌隨之一變。作品顯得內向反思，深邃，例如其晚期的弦樂四重奏和三首鋼琴奏鳴曲（30，31和32），而作品規模變得更宏大，如《莊嚴彌撒》和《第九交響曲》。他有意模糊分界線而獲得持續性，具體表現在樂章內引子與快板的相互滲透，有時引子本身成為了快板的一部分。樂章之間相互交叉。同時他又在試驗新的音響效果。有評論家認為，晚期的貝多芬並不注重作品是否諧美，是否可行，一切都要遵從他的構思，並歸咎於其耳聾[6]。貝多芬的學生車爾尼的話就是例證：

貝多芬的第三種風格起始於他逐漸耳聾的時期，這導致他最後三部鋼琴奏鳴曲的獨特風格，出現了許多不諧調的和音。

《莊嚴彌撒》
宗教音樂長久以來就是很多音樂家爭論的中心。其實問題的核心是，怎麼樣的音樂才是「真正的宗教音樂」，究竟宗教音樂是應該回歸到16世紀特倫托宗教會議後，帕萊斯特里那那種清澈的彌撒曲模式，還是應浪漫主義的要求，帶上更多作曲家個人的色彩。這反映了宗教音樂的兩種側面，一方面，它是宗教儀式的產物，唱詞有限定的來源，內容是重演教義，還要帶有陶冶教區民眾的功能。另一方面，它又要滿足作曲家本人的表達願望。這是很困難的，但是宗教音樂並未因此而貧產。各個時代都有傑作。而貝多芬的《莊嚴彌撒》無疑就是這些傑作中的一部。它模糊了那兩種針鋒相對意見之間的界限。

魯道夫大公爵，由約翰·巴提斯·蘭匹（Johann Baptist Lampi）繪製。1819年，貝多芬的學生兼贊助人魯道夫大公爵被封為奧洛穆茨大主教。貝多芬獻給了後者很多作品，包括第4，5號鋼琴協奏曲，《槌子鍵鋼琴奏鳴曲》，還有《B大調「大公」三重奏》Op.97。在1818年，貝多芬就開始為他的登位創作《莊嚴彌撒》Op.123。但是這部作品要等到4年之後，才交到魯道夫手上。首演則要到1824年4月7日，而且是在聖彼得堡，稿件是由貝多芬的一位貴族朋友格雷卿夫人送去的。而在貝多芬生前，維也納只上演了其中的三段，而且不是在教堂場合，而是與《第九交響曲》一起的音樂會場合。貝多芬開始的時候並沒打算出版《莊嚴彌撒》，而是將之獻給歐洲各大皇室。普魯士國王，沙皇，法國和丹麥的國王都認購了一份。路易十八1824年還制了一枚貝多芬金幣送給他。根據辛德勒的描述，貝多芬雖然並沒因這枚金幣有多大的好轉，但是卻深深以此金幣為榮。但到了1827年4月，《莊嚴彌撒》還是出版了。全歐洲各音樂中心訂購抄本數達200份以上。對作品的這種熱烈反響，可以看出當時歐洲對該類型作品的訴求。但開始時作品的上演的次數不多，就算難得有一次，也是節選。直到19世紀中，《莊嚴彌撒》的演出才開始變得頻繁起來，但很少是出自宗教場合，而是音樂會形式居多。其實作品自誕生起，已受到多方讚譽。而貝多芬多次在談話和信中提到，《莊嚴彌撒》是自己最偉大的作品。而辛德勒則寫道：

從創作一開始，他（貝多芬）就一脫老朋友印象中的那副精神面貌。我得承認，此前與此後我都再沒見過貝多芬顯出1819年時這般超凡脫俗之氣。[54]

全曲除了《慈悲經》使用希臘語外，其他篇章用的是拉丁語。這部彌撒較之以1807年的《C大調彌撒》顯得更宏大。而貝多芬對歌詞的處理顯得非常特別。在《信經》（Credo）中，當音樂進行到歌詞「從天堂降臨」時，樂聲下沉。而在「飛入天堂」處則顯得神采飛揚。「化為肉身」一句來臨時，音樂又顯出神秘的色彩。《聖哉經》里的獨奏小提琴如此輕靈飄逸，仿似天使走過[55]。《莊嚴彌撒》的題詞「生於心，而又念向於心。」也成為了維也納愛樂樂團的銘言。

第九號交響曲

貝多芬1823年畫像，由費迪南·喬治·華德梅勒（Ferdinand Georg Waldmüller）繪製早在1817年，倫敦愛樂協會委託貝多芬為之創作兩首交響曲，並前往指揮。他雖然回信答應1818年1月會完成，但是貝多芬不同意協會開出的條款，計劃因此落空。但是這份委託卻把他重新拉回到交響樂的創作中。他為這個計劃寫好了第一第二樂章。但直到1822年，他才真正重視這部第九交響曲的創作。此時他還有《莊嚴彌撒》寫作在身。交響曲大部分都是在1822到1824年完成的。其實貝多芬最晚在1793年，就有為席勒1785年的《歡樂頌》譜曲的打算。而在1808年那場傳奇的音樂會上首演的《合唱幻想曲》，其變奏部分則已隱約露出「歡樂」的主題。但他將詩篇與交響曲聯繫在一起卻是1822年的事。本來他只打算為這首交響曲寫一個器樂結尾（這個器樂版本的素材就用在他的弦樂四重奏Op.132裡面）。但好像連他自己對這種標新立異的做法都感到不安。就是在交響曲首演之後，貝多芬還自問，究竟為交響曲加一個合唱的終樂章對不對。

1822年愛樂協會再一次聯繫貝多芬，並為後者提供50鎊，等於是購買一首交響曲的專屬權。貝多芬勉強接受。他在1824年4月完成該交響曲，並且將一份手稿寄往協會，並寫上「為倫敦愛樂協會而作」。但很明顯，貝多芬對這個「專屬權」的理解是英格蘭的專屬，所以他讓交響曲在5月7日在維也納卡特納托劇院（Kärtnerthor-Theater）首演，由米雪埃·翁勞夫（Michael Umlauf）指揮。貝多芬則坐在舞台上，在每個樂章開篇時給出節奏速度方面的提示。當天晚上，首先以《雅典的廢墟》序曲打頭陣，再是《莊嚴彌撒》的三部分，然後才是壓軸的第九交響曲。雖然樂隊的素質不是最好的（臨時拼湊而成的樂隊），但演出很成功，盛況空前。辛德勒寫道：演奏結束後，背向觀眾的貝多芬並不知道身後發生何事[56]。這時，觀眾看到了最感人的一幕，一位獨唱演員卡羅琳娜·溫格（Caroline Unger）拉貝多芬轉過身，才讓他看到觀眾起立五次並瘋狂地在鼓掌。當時，即使是皇室夫婦出場，觀眾也只會起立三次表示敬意，而五次對於一位非受雇於皇室的人來說，是未有的。這甚至引來警方到達現場，去制止這種自發的致意[53]。貝多芬深受感動。

交響曲在1826年8月付梓出版，並且題獻給普魯士的腓特烈·威廉三世。取得「專屬權」的英國則要等到1825年3月21日才能聽到交響曲。而且英國首演中，終樂章是用意大利語演唱的[26]。

不少人認為，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是目前最「偉大」的交響曲，因為其中將管弦樂之美與人類歡樂大同的理想結合得如此美妙，整體氣勢磅礴，氣象雄偉。前三個器樂樂章的長度，只有《英雄交響曲》可與之一比。第一樂章是奏鳴曲式的快板，暗沉又充滿轉折，起於一弦樂漸強，又終於相似的過程。第二樂章是歡樂的諧謔曲。而第三樂章則是甘美的柔板，但結尾處卻換成了莊嚴的旋律。第四樂章，先是粗暴的弦樂陸續打斷前三個樂章的主題，表示否定，而後是微弱的，來自遠方般的歡樂頌主題，高潮時，主題用樂隊全奏得以加強，然後才進入合唱部分。合唱部分可以說是整部交響曲最精彩的，大約用了席勒《歡樂頌》中三分之一的詩句,長度可比古典主義時期一部典型的交響曲，編製是一個混聲四部合唱加上四位獨唱（SATB）。他們交替獻聲，頌唱人類的兄弟情誼。管弦樂色彩斑斕，起起伏伏充滿變化之感。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第九交響曲的原譜定為人類文化遺產。2003年原稿由一位英國人在倫敦索思比拍賣行以213萬英鎊購得[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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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世及死因
《第九交響曲》之後的1825/26兩年，貝多芬集中精力創作弦樂四重奏，完成了12到16號5首作品，還有一部大賦格，而其中的最後一首弦樂四重奏Op.135，是貝多芬的遺作。但可惜天不予壽，1826年貝多芬在跟兄弟爭吵後回家，在路上他着涼了。26年12月他帶着侄子去格內森道夫旅行，希望身體好轉。可惜旅行下來，他得到的卻是肺炎。後來加上慢性肝腸的疾病，又驚聞侄子試圖自殺的消息，使得他的健康迅速惡化。雖然如此，他想自己還是能再寫一些音樂的，他說：

我只希望自己能給這個世界一些美好的音樂，然後就像一個老頑童一樣，在各位體面的先生面前了結塵世上的事。

貝多芬在1827年1月3日立下遺囑，3月份健康明顯惡化。這一年他為肝硬化動了4次手術[58]。在他臥床之時，醫生安德雷阿斯·瓦烏希（Dr. Andreas Wawruch）給了他75瓶藥。雖然後世並不知道藥方是什麼，但辛德勒說到，正是瓦烏希「用藥物摧殘貝多芬」，而貝多芬也對醫生失去信心。當時一位德國指揮家費迪南·希勒，年方15歲，去看訪彌留之際的貝多芬。他說道，3月20日時貝多芬曾說：「我想我得準備上去了。」

1827年3月29日貝多芬葬禮，由Franz Stober（1795 - 1858）所畫
貝多芬在維也納中央公墓的墓碑1827年3月26日17:45貝多芬逝世。而舒伯特的朋友胡藤布倫勒（Huttenbrenner）則描述了貝多芬離去時戲劇性的一幕，當時空中雷鳴電閃：

貝多芬突然掙開眼睛，向空中伸出右拳並這樣過了幾秒鐘，神情嚴肅，臉帶怒氣。然後他身子跌回，半閉着眼睛，口中再沒一句話，心也不再搏動了。[59]

據說貝多芬在病榻上臨終之際說過「鼓掌吧，朋友，喜劇結束了。」最後這句話後來被意大利作曲家列昂卡瓦諾用在他的作品《丑角》中，以結束那假戲真做的慘痛悲劇。希勒在貝多芬頭上取下一縷頭髮。葬禮於29日舉行，據說有達10000（又說20000）名維也納市民出席了他的葬禮。舒伯特是38抬棺人之一。軍警需要出動到場以維護秩序。在他維令根墓園（Währinger Friedhof，現名維令根舒伯特公園，德語：Währinger Schubert-Park）起先的墓上有一座刻有他名字的方尖碑。到了1888年，他的棺木被取出，並改葬至維也納中央公墓，舒伯特墓旁，而當時奧地利作曲家布魯克納也在場。

對貝多芬早逝的原因，眾說紛紜。當時的醫生下結論，死因是肝硬化[60]。有人認為他是死於梅毒。而貝多芬的頭髮則成了了解其死因的重要線索。這縷頭髮一直由希勒家族保存到20世紀。到了1943年，丹麥醫生凱·亞歷山大·弗萊明（Kay Alexander Fremming）醫治躲避納粹的猶太人，他的病人以頭髮為診金，因而頭髮易手。1994年12月頭髮被拍賣。目前頭髮保存在多個地方,包括聖荷西州立大學的貝多芬研究中心（The Ira F. Brilliant Center for Beethoven Studies）,華盛頓國會圖書館(Library of Congress, Washington, D.C.),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大學(the University of Hartford, Connecticut),倫敦不列顛圖書館(the British Library, London),維也納音樂之友協會(the Gesellschaft der Musikfreunde),還有波恩貝多芬博物館(the Beethoven-Haus)。

洛杉磯的精神化學公司為貝多芬的頭髮作過放射—免疫測試，以確定貝多芬在最後幾個月內是否服用過止痛劑，如阿片製劑。但是測試結果為陰性，即是這些樣本不含嗎啡之類的鴉片。

伊利諾伊州的HRI & Pfeiffer研究中心威廉·瓦施博士為貝多芬遺留下來的頭髮進行金屬化驗，結果顯示，髮中鉛含量很高。雖然這一發現對梅毒致死的推測有一定的支持作用，但是現在普遍認為，這是由於當時工業污染了多瑙河的魚，而貝多芬又很喜歡吃該地段的魚，因此魚體內的鉛在其身上沉積。並非是貝多芬為了治療梅毒而將含鉛的藥物服用到體內所致。貝多芬性格方面狂躁，生理方面受慢性腹瀉和腹痛的折磨，甚至是其死亡，都可能是由鉛引起的[61]。

音樂成就及特色
貝多芬的作品包括32首鋼琴奏鳴曲，9部交響曲，5部鋼琴協奏曲，小提琴協奏曲，三重協奏曲和弦樂四重奏。帶Op編號的作品有138部。至於帶有WoO.標籤的作品則有205部，表示該作品是「Werke ohne Opus-Nummer」（不帶Op編號的作品），這些作品雖然有很多在他生前都被發表了，但是他並不認為這些作品值得配上一個Op號[62]。而比較少見的是帶「Hess」編號的作品，共14卷，這些作品是由瑞士作曲家威利·黑斯（Willy Hess）為貝多芬作品全集作出的補充[63]。

貝多芬最著名的作品包括《第三交響曲（英雄）》、《第五交響曲（命運）》、《第六交響曲（田園）》、《第九交響曲》、《悲愴奏鳴曲》和《月光奏鳴曲》等等。其32首編號鋼琴奏鳴曲，包括《悲愴》和《月光》等被漢斯·馮·彪羅尊稱為鋼琴的「新約全書」（「舊約全書」為巴赫的《平均律鋼琴曲集》）[64]。他早期的音樂，受海頓和莫扎特的古典主義風格影響很大，如第一交響曲。而在早期鋼琴奏鳴曲，如《悲愴》中，其和聲特點，八度的頻繁以及豐富厚實的織體，體現了穆齊奧·克萊門蒂和楊·杜賽克對貝多芬的影響[65]。到了中後期，作品越發表現出他強烈的個人風格，貝多芬甚至借音樂直白自己的理想和訴求。

貝多芬可以說繼承了德奧作曲家巴赫，海頓和莫扎特的音樂精髓，將古典主義音樂在形式方面做到了極限。當時巴赫的音樂還有待人們的發掘。但貝多芬的老師內弗在教學中已經讓貝多芬感受到這位「歐洲音樂之父」的過人之處，貝多芬曾說過「他不是小溪（Bach），而是大海。」

1855年，W·德蘭茲提出了對貝多芬創作時期的著名三分法。雖然這一劃分不斷遭受批評，說其中有過分絕對化和不夠確切的現象，但是它卻非常有助於人們體會貝多芬創作風格的發展。第一階段是1804/05年前，是早期階段。這期間，貝多芬非常明顯的顯示出他對古典主義傳統的依賴。1805到1814年則是旺盛的中期。貝多芬大部分有名的作品都誕生於此時期。經過低谷之後，1819年的貝多芬顯示出晚期的創作特徵，自省而神秘，作品規模進一步被擴大。

交響曲
貝多芬的交響曲大大擴展了音樂藝術的表現力。他的交響曲，除了第六交響曲分為五樂章，其餘的八部都是四樂章，遵照海頓、莫扎特確立的交響曲結構，即第一樂章快板，第二樂章慢板，第三樂章小步舞曲或諧謔曲和第四樂章急板或快板寫成的。而在第三交響曲開始，形式和內容開始統一，一個分明的線索主題或思想貫穿整部交響曲，這在第五和第九交響曲里特別鮮明，而這，是貝多芬之前的的作曲家沒有做到的。這樣的結果是，貝多芬的交響曲有更多的現實表現力和情感刻畫。聽眾不再是單一地去享受美麗的旋律，而且需要去思考揣摩，作曲家的意圖和動機。這大大豐富了音樂的內涵。可以說，這也正是浪漫主義音樂的基礎。他賦予了交響曲「神」，使之形神兼備。第六交響曲用標題對內容進行描述和在第九交響曲裡面加入了人聲，都是一大創舉，後世紛紛效仿。

有人認為，貝多芬的交響曲有「奇數」和「偶數」之分，奇數的交響曲是革命性的，節奏強烈，而偶數的則是柔美和典雅的[66]。

神秘的《第十交響曲》
貝多芬在創作《第九交響曲》後，就開始在1824年構思創作《第十交響曲》。他在筆記中以及給別人的書信對話中提到過這部作品，他說，第一樂章以「古代調式的宗教歌曲」開始，以「酒神的盛宴」結束。

1844年，貝多芬的助手的安東·辛德勒發表了一篇關於該交響曲的文章，這篇文章引起了當時廣泛的關注和猜測。從那時起，有關這部交響曲的新發現的線索和推測就層出不窮，但其實並沒有什麼突破性的進展。

甚至還有人說自己聽過《第十交響曲》的第一樂章，但並無證據支持這一說法。

現在存有很多關於其中第一樂章的草稿和筆記。而第三樂章則是「急板」諧謔曲，其草稿在1825年被發現[67]。巴里·庫珀博士(Barry Cooper)根據各種搜集得到的稿件，重構了第十交響曲的第一樂章。但該作品並沒有得到音樂界的普遍認可[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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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爾夫岡·阿馬德烏斯·莫扎特（德文：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年1月27日－1791年12月5日）,又譯莫差特，莫差爾特，摩擦耳提，出生於神聖羅馬帝國時期的薩爾茲堡，是歐洲最偉大的古典主義音樂作曲家之一。

35歲便英年早逝的莫扎特，留下的重要作品總括當時所有的音樂類型。根據當代的考證顯示，在鋼琴和小提琴相關的創作，他無疑是一個天份極高的藝術家，譜出的協奏曲、交響曲、奏鳴曲、小夜曲、嬉遊曲等等成為後來古典音樂的主要形式，他同時也是歌劇方面的專家，他的成就至今不朽於時代的變遷。

生平
童年（1756年—1772年）

幼年莫札特，1763年匿名的油畫作品，可能由 Pietro Antonio Lorenzoni所繪

莫札特於1756年出生於薩爾斯堡，在當時這是薩爾斯堡總教區（Archbishopric of Salzburg）的首府，屬於神聖羅馬帝國。父親列奧波爾德·莫札特（1719年—1787年）是薩爾斯堡大主教教廷交響樂隊的演奏員和作曲家，母親為安娜·瑪麗亞·波特爾（Anna Maria Pertl）（1720年—1778年）。身為家中第七個小孩，在他姊姊瑪利亞·安娜（Maria Anna，暱稱南妮兒（Nannerl））1751年出生之前，以及之後至他出生之間的這段時間，分別有三位及兩位不幸夭於年幼。

出生受洗時，他被命名為「Joannes Chrysost[omus] Wolfgangus Theophilus」。「Theophilus」意為「天主之愛」，這個名字相當於德語的「Gottlieb」，義大利文「Amedeo」以及拉丁文「Amadeus」，但生前卻從未有人以此名號稱呼他。現在，我們所認識莫札特的名字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為莫札特在正式場合用的名字。

莫札特三歲便展現出他音樂奇特才能，他不僅具備絕對音準更有超出常人的記憶力，五歲時更請求父親教授大鍵琴，隨後亦獵及小提琴、管風琴和樂曲創作，至此他的能力宛若平地一聲雷響徹雲霄，在學會閱讀、書寫或計算甚至能懂得樂譜視讀、巧弄拍律。六歲，時值1762年，已譜出三首小步舞曲（KV.2、4、5）和一曲快板（KV.3）。

1762年至1773年間，莫扎特隨父母經常在歐洲做演出旅行。

1766年，他開始與受聘於到架構交響曲的技巧。

1767年，年方十一，他寫出第一部歌劇《阿波羅與希亞欽杜斯》（Apollo et Hyacinthus，K.38）並由薩爾斯堡大學附屬高級中學的學生們演出這齣拉丁喜劇。返回奧地利後，他定期往返維也納，且於1768年夏天寫出另外兩部歌劇，名為《牧羊人與牧羊女》（Bastien et Bastienne, K.50）與善意的謊言（La finta semplice），當時莫札特年僅十二歲。隔年便受大主教提名為樂團首席。

他父親為了使他能夠與鄰近義大利有所接觸，特地申請留職停薪的假期。從1769年至1773年，莫札特便規律地遠赴他鄉，並在當地研習歌劇，寫出Mitridate re di Ponto，Ascanio in Alba和Lucio Silla三部歌劇。在義大利他結識了馬蒂尼，並且破例成為波隆納愛樂學院（Accademia Filarmonica de Bologne）的會員，該組織大致上只接受二十歲以上的成人加入。教宗克勉十四世甚至冊封他為金馬刺騎士（Cavaliere del lo speron d'oro）。

1771年12月16日和藹可親的大主教施拉頓巴赫辭世，隨後由親王柯羅雷多Colloredo繼任該職位並成為莫札特的新僱主。

莫札特在家鄉的生活並不幸運，新的僱主柯羅雷多並不樂見他出遊，並要求他的作品必須為了宗教儀式而寫。十七歲，他心有不甘地接受這個限制，使得接下來的三年他與親王大主教之間的關係持續惡化。所幸那段時間他在維也納結識了海頓，並且和海頓通信，建立了彼此惺惺相惜的友誼。

海頓對列奧波爾德·莫札特說道：
「在上帝面前、還有作為一個誠實的人，我告訴你，你的兒子是我個人或我的聲望所知道最偉大的作曲家，他很有品味以及最偉大的譜曲學問。」

莫札特對海頓的描述：
「只有他具備了能使我歡笑並且深入我心靈的秘密。」

1776年莫札特二十歲，並決定離開薩爾斯堡，然而親王大主教拒絕讓他離開父親並要解除他樂團首席的身分。經過一年的準備，他和母親先到了慕尼黑，但並未找到工作，又經奧格斯堡輾轉到了曼海姆建立為數不少音樂界的友誼。不過他尋求工作的腳步依然無所進展。同樣在曼海姆，他瘋狂地愛上了女歌唱家阿羅伊齊亞·韋伯爾，這引發了他父親的怒火，他要求他不要忘記了自己的事業。負債纍纍後，莫札特明白了他必須重新尋找工作，並於1778年8月前往巴黎。

他希望能夠從梅勒西奧·格林處得到支援（他曾負責他七歲時的巡迴演出），未果。他沒有找到工作，在危機中的法國他甚至難以找到人為他的作品付錢。他母親在這段期間不幸病倒，並於7月3日離開人世。莫札特後來回到薩爾斯堡，他的父親已說服親王大主教重新聘用他。他途中經過韋伯爾一家生活的慕尼黑，但阿羅伊齊亞愛上了別一位歌劇導演，沮喪的莫札特在1779年1月29日回到了薩爾斯堡重拾舊職。

這幅肖像被稱為「波隆納的莫札特」，由一位無名畫家成畫於1777年薩爾斯堡，是波隆納的馬蒂尼神父為他的作曲家肖像畫廊而訂購的。這幅肖像現存於波隆納市音樂博物館。關於這幅肖像，列奧波爾德·莫扎特在1777年12月22日一封致馬蒂尼神父的信中寫道：「這件作品藝術創作的價值不怎麼吸引人，但以相似度的觀點來說我向你保證，它很完美」1780年11月，他從慕尼黑收到一份歌劇的請求，這個創作名為「依多美尼歐，克里特之王」，在1781年1月29日首演時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回到薩爾斯堡，便意味著莫札特必須順從維也納的僱主，在那兒，親王大主教解僱莫札特之前甚至還經常公開地以「飯桶、智障」揶揄他。莫札特後來便以獨立作曲家的身分進駐奧地利首都，並接受韋伯爾女士的補助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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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
少了他父親和僱主的牽制管束，莫札特終於能夠更自由地作曲。1782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約瑟夫二世要求他完成一部歌劇。這便是後來的《後宮誘逃》（德語：Die Entführung aus dem Serail），使維也納作曲家兼公眾音樂會指揮克里斯托夫·維利巴爾德·馮·格魯克非常感動，並對莫札特讚譽有加。

莫札特認識了 Franz Fridolin Weber 及其夫人Cäcilia Cordula的小女兒，康絲坦茲（Constanze），未等到父親書面同意，便決定與她共結連理。婚禮於1782年8月4日 Saint-Étienne 教堂舉行。後來，由於受到von Svieten 男爵的影響，莫札特開始認識巴赫和韓德爾的作品。莫札特受到巴赫對位法的強烈吸引，進而直接影響後來《c小調大彌撒》（KV.427）以及數首相關作品。同一年，他開始譜曲一系列的六首弦樂四重奏獻給海頓，並於1785年結束這一系列的創作。

1784年，莫札特加入共濟會，並迅速地晉升為會長（1785年4月）。他創作許多作品獻給共濟會弟兄，其中有Maurerische Trauermusik（共濟會葬禮音樂）（K.477）。

1786年，莫札特認識了劇本作者洛倫佐·達·彭特，維也納劇場的官方詩人。後者說服了皇帝批准創作一部基於博馬舍的《費加洛婚禮》（意大利文：Le Nozze Di Figaro）的歌詞。但後來皇帝認為該劇具顛覆性，禁止其上演。莫扎特將達·彭特的歌詞配上音樂，《費加洛婚禮》於1786年5月1日在維也納展開首演，但該劇的成功並不能阻止其海報被迅速撤下。然後莫札特便前往了布拉格，在那裡這個「婚禮」又成功博得滿堂采。為了對這個城市致意，他寫下了D大調第三十八號交響曲（K. 504）。

他隨後收到布拉格劇院指揮的要求，希望他能夠為接下來的一季再寫一齣歌劇。莫札特再次請達·彭特填寫《唐·喬望尼》（Don Giovanni）的歌詞。1787年5月28日他父親列奧波爾德過世。這個惡耗嚴重打擊了莫札特，並接著影響他正在進行的歌劇的創作。首演於1787年10月28日布拉格的《唐·喬望尼》一炮而紅，但後來在維也納並沒有獲得同樣的成功。

在生命最後幾年間，莫札特身體欠佳，儘管有不少酬金豐沛的成就，卻越加陷入拮据的窘境。他創作許多的奏鳴曲、協奏曲、交響曲、歌劇（例如《女人皆如此》（Così Fan Tutte），他最後的與 Lorenzo da Ponte 合作的作品)。1790年時值約瑟夫二世駕崩（他的繼位人利奧波德二世既不喜歡莫札特，也對共濟會不懷好感）當時他的好友交響樂之父海頓也去了倫敦，使得這段時間的莫札特意志格外消沉。

1791年一位共濟會弟兄兼維也納一個知名小劇院導演Emanuel Schikaneder託他寫一齣歌劇。他提供了一本關於這本歌劇的小冊子，而莫札特也為他譜出一折《魔笛》（德語：Die Zauberflöte），這部作品於9月30日一炮而紅，也是莫札特最後一齣歌劇。

7月，一位不知名人士要求他創作一首《安魂曲》，且必須匿名。今日我們知道是瓦爾塞根伯爵，人們猜想或許他想讓他的朋友們猜作者的名字，又或許想將著作權據為己有。因疾病和貧窮而衰弱的莫札特，還必須面對工作的重負，因為他在八月初收到一份關於為波希米亞國王利奧波德二世的加冕創作歌劇的請求（狄托的仁慈 K.621），而且必須於三週內寫完。三十五歲的莫札特於十二月辭世，留下未完成的《安魂曲》（Requiem K.626）（受其妻子康絲坦茲之託，後來這首曲子由他的學生完成，Franz Xavier Süssmayer而後又由Sigismund von Neukomm接手）。Neukomm的集成版只於1819年在里約熱內盧演奏，之後就被人們忘記了。第二次演奏於2006年3月10日在Liévin為紀念Courrières礦難而進行。

有個傳奇故事說莫札特在《安魂曲》裡見到了自己即將死去的先兆，這個傳說被用在福爾曼的電影《阿瑪迪斯》裡，這其中浪漫的想象多過於事實。

莫札特的遺體，根據利奧波德二世皇帝下達之有關葬禮的法令，最後在維也納郊區的聖馬克思墓園，葬於莫札特家族與他朋友共有的靈位。與民間相傳不同的是，莫札特其實並未被草率地葬在公共墓園的靈位。那一塊共有的靈位則是事先購得，可容納十具遺體（成人八位、小孩兩位）。同年12月14日布拉格舉辦了一場追思會，參加者成千上萬。Emanuel Schikaneder則在維也納籌畫了一場《安魂曲》的首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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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扎特的死亡之謎
莫扎特在一個風雨交加的雨夜病故。但他死後不久就出現了神秘傳言，說他死之前有一位「黑衣人」到訪，託付他寫《安魂曲》。而這個黑衣人就是他同時代的義大利作曲家薩列里。德國作家弗倫伯格的小說《莫扎特的故事》、俄國詩人普希金的詩劇《莫扎特和薩列裏》都強化了這一傳說。甚至到了20世紀，英國當代劇作家彼得·謝弗的著名舞臺劇本《上帝的寵兒》（Amadeus）將莫扎特描寫為一個天性放縱，奢侈揮霍，滿地亂爬的頑童天才，而更對安東尼奧·薩列里如何一步步厭恨莫扎特，直至假扮「黑衣人」將其殺死做了驚心動魄的描寫。此劇後來由美國導演福爾曼翻拍成電影《莫札特傳》（Amadeus），一舉奪得了1984年的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影片。

但事實並非如此。歷史學家指出，薩列里年紀較莫扎特長，當時已經是功成名就的老樂師，如著名的米蘭斯卡拉歌劇院落成揭幕所演出的歌劇，就上演了他的作品。這樣一位作曲家完全沒有必要加害莫扎特。而這種謠傳的形成，可能反映了當時義大利作曲家和奧地利作曲家之間的集體矛盾。

至少以下史實是清楚的：

《安魂曲》並非「無名氏」或「黑衣人」所委託，而是瓦爾塞根伯爵委託莫扎特為悼念伯爵的亡妻所寫，當時他剛剛完成《魔笛》的創作不久。
莫扎特在給父親的書信中倒屢次提到他對死亡的預感。如他在1787年4月4日給父親的信中寫道：
「嚴格說來，死亡是人生的真正的終結目的，死亡是人類的忠實的、最好的朋友，這幾年來我和這位朋友的關係變得親密起來，他的形象不僅不再使我害怕，而且能使我感到安寧，獲得安慰。感謝上帝使我認識到死亡能帶來真正的幸福。我雖年輕，可是我每天上床都會想到也許我活不到明天；認識我的人誰也不能說我流露出過抑鬱、憂傷的心情。」

可見莫扎特對於死亡的態度甚至是相當悲觀的。

作品
莫扎特的短暫一生寫出了大量的音樂作品，體裁形式涉及到各個領域，留下了許多不朽的傑作。其中包括二十餘部歌劇、五十部交響曲、五十餘部協奏曲、17部鋼琴奏鳴曲、6部小提琴協奏曲、35部鋼琴小提琴奏鳴曲、23首弦樂四重奏、以及數部嬉遊曲小夜曲、舞曲及宗教樂曲。

對後世的影響
莫扎特效應
有關莫扎特效應的論文於1993年發表於《自然》期刊（NATURE 365, 6447, 611-611, 1993)），論文指實驗證明每天聆聽十分鐘莫扎特奏鳴曲，可增長智力。1998年，佛羅里達州甚至通過立法，要求托兒所每天播放半個小時古典音樂。

歐元頭像
奧地利視莫札特的童年為其一生最佳特寫，因此在該國鑄造發行之一歐元硬幣便採用了他童年的半身像。

莫札特巧克力
莫札特巧克力是1890年由莫札特出生地薩爾斯堡的皇家點心商 PaulFurst 以杏仁糕、榛子糕和牛奶製成外觀成球狀，內部豐富可達三四層、口味獨特的巧克力，包裝紙印上印有莫札特肖像，1905年在法國巴黎世界博覽會上勇奪金牌後開始風靡全球，如今奧地利觀光客幾乎都會特地找機會品嘗這種特色美食，而許多國家以舶來商品為導向的食品、點心類商店也偶而可以找到進口的莫札特巧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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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茨·約瑟夫·海頓（德文：Franz Joseph Haydn，1732年3月31日－1809年5月31日），奧地利音樂家。海頓是繼巴赫之後的第一位偉大的器樂作曲家，是古典主義音樂的傑出代表。被譽稱交響樂之父和弦樂四重奏之父。

海頓出生於奧地利和匈牙利邊境的一個小村莊羅勞，出身於一個貧窮的車匠家庭，27歲時受聘擔任匈牙利艾斯台爾哈奇親王的樂長，任職達30年之久，他一生寫作了104首交響曲，兩部清唱劇《創世紀》和《四季》，同時也寫作了大量的弦樂四重奏，鋼琴奏鳴曲，以及一些歌劇、輕歌劇、12部彌撒曲和聲樂作品。

海頓的音樂幽默、明快，含有宗教式的超脫，他將奏鳴曲式從鋼琴發展到弦樂重奏上，他是器樂主調的創始人，將傳統對位法的獨立聲部完全同化了，將主題發展自行展開。後期他訪問英國，接受牛津大學授予的音樂博士頭銜，受到了亨德爾的影響，也受莫扎特的影響，產生旋律優美的抒情色彩，出現類似巴洛克的風格。他用弦樂四重奏代替鋼琴，用管弦樂代替管風琴，創造了兩種新型的和聲演奏形式。

他同莫扎特和貝多芬三人為維也納古典樂派的傑出代表，綽號為「海頓老爹」。

青少年

海頓出生在當時奧匈邊境的一個叫做羅勞的村子，父親是車匠。儘管父母親不識譜，但在海頓的記憶里，一家人還有鄰居們經常一起唱歌。在海頓很小的時候，人們就發現了他的音樂天賦。他五，六歲時，也就是1737或1738年，被送到海茵堡附近的親戚家，以接受那裡教堂唱詩班的訓練。1740年，在當時維也納的斯蒂芬大教堂音樂總監喬治·羅伊特爾下鄉選苗子的時候被相中。羅伊特爾把海頓帶到了維也納，在其後的九年裡海頓一直在兒童合唱團唱歌。在最後的四年是和他的弟弟邁克爾在一起。其間海頓學習唱歌，鋼琴和小提琴。羅伊特爾修改了海頓的第一首作曲，但並未給他正規教授作曲課。儘管如此，海頓還是學到了很多——主要是通過自學，另外他很小就開始享受維也納音樂環境的熏陶，這對一個音樂家來講是至關重要重要的。關於他是否在那時已經研習了Johann Mattheson的Der vollkommene Capellmeister和Johann Joseph Fux的Gradus ad Parnassum 歷史還無定論。但這兩首作品成為海頓以後成長的基石。

1749年，海頓身體已經成熟，已經無法唱齣兒童合唱團要求的童聲，於是被找了個借口趕出合唱團。據說他在公園長凳上過了一夜，但隨後被朋友收留，開始了他的自由音樂人的生涯。在這之後十年的艱難歲月裡，海頓做過很多不同的工作，當過意大利作曲家尼考洛·波爾波拉的隨從。他努力學習，以填補自己專業上的不足之處。並寫出了他的第一首四重奏和第一首歌劇。在這期間，海頓的專業造詣逐漸提高，羽翼漸豐。

從1754年海頓開始擔任維也納出生的當時10歲的Marianna Martines 的鋼琴教師。在他開始教她的時候Marianna Martines已經彈得很好了。海頓住在學生家，不收學費以抵房費。

大概在1757年，海頓得到了他的第一個重要職位，即擔任在Pilsen的Lukavec城堡的公爵Karl von Morzin的樂長。在他擔任這一位置的那些年裡，他寫出了第一首交響樂作品。作為樂長他指揮一個小樂隊，並為之寫出他的第一首交響樂，弦樂三重奏，卡薩欣（Cassationen），弦樂四重奏。這些曲譜多為手寫，並沒有印刷。

Morzin公爵不久出現財政困難，於是不得不解散樂隊。但很快海頓就在1761年在Esterházy家族找到了一個類似的副樂長位置。 Esterházy家族在當時的奧匈帝國地位顯赫。後來樂隊的老樂長Gregor Werner與1766年去世，海頓升任正職。

在Esterházys擔任樂長時期

作為身穿制服並擁有官銜的宮廷樂長，海頓跟隨這個家族住過三個地方：大約離維也納50公里的艾森施塔特; 維也納冬宮，以及一個叫做Eszterháza的新城堡。這座城堡於1760年在匈牙利地界修建。海頓當時的職責主要是作曲，領導合唱團，為宮廷成員演奏室內樂，以及組織歌劇創作。儘管眾多職責在身，海頓感覺很充實和快樂。 Esterházy的王公們(先是保羅二世－Paul Anton，然後尼古拉一世－Nikolaus I.)都很懂音樂，欣賞海頓的工作並給他創造必要條件以使他的才能得以發揮。他們每天都去聽合唱團的演出。

1760年，在擁有一份穩定樂長工作後，海頓與Maria Anna Keller結婚，但婚後感情不好。Maria Anna不生育，這讓海頓很失望。有傳聞他與同是Esterházy樂團的歌唱演員Luigia Polzelli有染，並是她的兒子Anton的生父。

海頓在Esterházy三十多年擔任樂長期間，不但創作出大量音樂作品，風格也不斷有所創新，而且名聲在外。逐漸地開始不但為僱主，也為公眾寫曲。這期間他的著名作品如巴黎交響曲 (1785–1786) 和最早為合唱版本的臨終七言就應國外邀請而作。

在1781年海頓和莫扎特成為好朋友，並從那時起對他以後的作品有了很深的影響。兩人經常喜歡一起演奏弦樂四重奏。眾所周知，海頓在那時已經停止創作歌劇和交響樂，而這正是莫扎特的強項。莫扎特為此特意寫了首四重奏，以配合海頓剛剛完成的Op. 33系列。莫扎特將這首作品獻給了海頓。

海頓於1785年2月11日加入共濟會所Zur wahren Eintracht。莫扎特未能參加他的入會儀式，因為當天他必須出席他父親列奧波德·莫扎特的音樂會。莫扎特也是該組織的成員。正是這種關係更加加深了海頓和莫扎特之間的深厚友情。

不要活得太累，不要忙得太疲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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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terl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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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大中小發表於 2009-10-28 01:45 只看該作者

獨立音樂人
1790年Nikolaus大公去世，他的繼承人沒有絲毫的音樂品位，因此解散了宮廷樂隊並讓海頓退休。海頓隨後接受了德國音樂經理人Johann Peter Salomon的邀請前往倫敦，加入他新組建的交響樂團及合唱團。

這兩次出行(分別於1791–1792, 和1794–1795)取得了極大成功。聽眾為看海頓的演出蜂擁而來，使海頓名利雙收。在倫敦期間，海頓還完成了一些他的一些重要作品，如交響樂鼓聲, 軍隊, 倫敦, 騎士四重奏和吉普賽人三重奏。

海頓曾經考慮加入英國籍並在那裡長期生活，但未能如願。他回到維也納，蓋了新房，並改變其作曲風格，開始寫氣勢宏大的合唱和交響樂作品。他完成了清唱劇「創世紀」和「四季」的創作，並為Esterházy家族寫了六首教堂樂作品。Esterházy家族那時的王子很喜歡音樂。海頓還完成了他的弦樂四重奏系列的最後九首，如皇帝四重奏, 五度四重奏和日出。儘管海頓已經不年輕，他還是對未來充滿憧憬。在一封信中他寫道：「在這美妙的藝術中還有那麼多要做啊！」。

1802年，海頓感覺到一種多年困擾他的疾病開始惡化，以至於他身體上已經不能繼續作曲創作。這對海頓來講無疑是一次重創：正如他自己所說，有如此多的新鮮的音樂創意，如潮水般源源湧來，等着他去完成。儘管海頓在最後的幾年裡被僕人精心照顧，經常有人登門造訪，並得到了許多榮譽，但這絕不是他最快樂的時光。在生病期間，他經常靠彈奏奧地利國王頌（Österreichische Kaiserhymnen）來尋找精神安慰。這首曲子是他1797年以一個愛國者的熱情創作的。

海頓在拿破倫攻陷維也納後不久去世。他最後的遺言，竟是在鄰居遭到炮轟後他安慰僕人們不要害怕。

海頓被葬在Hundsturmer墓地（現在的海頓公園，維也納Meidling）。而Esterhazy家族對此竟然不聞不問。直到後來von Cambridge公爵和Nikolaus II.大公說起，才華橫溢的海頓曾在他家做過多年的樂長，他在1820年決定把海頓的墳遷到Eisenstadt的海頓教堂。當海頓的棺材被打開時，人們發現頭顱不見了。後來調查發現，Esterhazy大公的秘書 – Joseph Carl Rosenbaum, 是當時頭骨學者Franz Joseph Gall的崇拜者。他買通了監獄管理人和其他兩個公務員，在海頓下葬八天後，把棺材打開，偷走了頭顱。因為當時找不到被盜的頭骨，人們只能將無頭的遺體運到Eisenstadt下葬。後來監獄管理人Johann Peter交給警察一個所謂的海頓頭骨，但真的頭骨在秘書Rosenbaum哪裡。他讓好友Peter將頭骨轉交音樂學院。但直到Peter死也沒有完成這個任務。Peter的遺孀還是沒有做到。頭骨後來經過多人的手，直到1895年被維也納音樂家之友協會收藏在它的博物館里直到1953年。又幾經周折，終於在1954年頭骨從維也納被運到Eisenstadt與身體合為一體，經歷了145年，海頓總算是有了全屍。

性格和相貌
海頓在他同時代人中是出了名的善解人意和樂觀。他非常幽默，喜歡開玩笑，他的幽默不僅體現在他的惡作劇嗜好，人們還可以從他的音樂作品中體會到。Esterházys樂隊的人都特別尊敬他，因為他總能創造和諧的工作氣氛，並且為爭取手下人的利益敢於出頭與僱主交涉。海頓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在他作曲不順時，會念玫瑰經祈禱，似乎很靈驗。在他完成一首曲後，總是在手稿的結尾寫上「讚美上帝」之類的句子。海頓最鍾情的業餘愛好是打獵和釣魚。

海頓個子不高。和當時許多人一樣，他得過天花，臉上留下了許多疤痕。他人不漂亮，難怪在倫敦那麼多女樂迷追捧他時，海頓簡直是受寵若驚了。不同的肖像畫家為他畫像時，都着重表現他的人格魅力，而盡量避免寫實他的醜陋的外貌。結果任何兩張他的肖像都不相象。

成就
海頓被公認為交響曲和弦樂四重奏之父，並且是鋼琴協奏曲和鋼琴三重奏的開創者。儘管一些早期古典派如卡爾·菲利普·埃曼努埃爾·巴赫（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兒子)之於鋼琴協奏曲，以及約翰·克里斯蒂安·巴赫（同是約翰·塞巴斯蒂安·巴赫的兒子）和雷歐波得·莫札特（莫扎特的父親)之於交響曲，都有重要的貢獻，但海頓的地位是無人可及的。

另外海頓將奏鳴曲式從原來的簡單的「兩步式」改進成為一種精巧靈活的風格。海頓還發明了奏鳴迴旋曲式，一種帶有兩個主題的曲式。他還是第一個將賦格和對位法引進古典音樂的傑出作曲家。

海頓是德意志之歌（德國國歌）的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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