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 淺談清代散文之特色

淺談清代散文之特色



一、前言



清代，對於擁有悠久歷史的中國古典文學來說是最後的時代，而與此相稱地，過去的文學也以各式各樣的形式再度的被提出，產生了多采多姿的的文學面貌；在詩、詞、戲曲、小說等文體一一有所繼承及高度的發展下，遂成為有清一代文學的代表。反觀清代散文，在當時重視詩歌及通俗文學的情況中，其成就卻掩蓋了散文應有的光輝，又在五四新文化運動提倡「新文學、反對舊文學、提倡白話文、反對文言文」的口號中，使得清代散文首當其衝而遭受到了冷落，當時竟視「選學」為妖孽，「桐城」為謬種，古文價值被看做是“八股支流”。有些論者在評論清文時，亦喜歡將清代散文與唐宋做比較，並認為唐宋散文已經達到極盛的境界，以後不再可能有多大的發展及水平，也認為清代已經無法再出現有如唐宋那般優秀的作者及作品。然而，清代散文的發展當真如此萎靡不堪？其實我們若以客觀的方式去認識清代散文，或許我們可以得到一個較為清晰的詮釋。《文心雕龍．時序》說：「文章染乎世情，興廢系乎時序。」一代有一代的世情，一代有一代的文章，我們可從許多清代文獻中得知，如清末所編成的《國朝文匯》就收錄了作者一千三百五十六家，所收集文章一萬餘篇，可謂洋洋大觀，但所收集的也僅僅是清文的一小部份，在其《國朝文匯序》說到：



康雍之文醇而肆，乾嘉之文博而精。與古文為新，無美不具。而道咸期間，由於爭桑弄兵，四寓多故，男而多健，志士苦心，所以此時散文也，激昂峭厲，縱橫排霽。



清代散文與前代相比之下，作者確實輩出，如顧炎武、侯方域、魏禧、汪琬、戴名世、方苞、袁枚、姚鼐等人，其創作之量大，其題材之廣泛，其文章風格之豐富，這關乎社會環境給予的條件，亦是清代文人在文章創作上努力追求的成果，由此我們可以知道，清代散文在散文發展史上，當是繁榮昌盛的，而且並不能因詩歌及戲曲小說在清代有其亮眼的成績而忽視散文在清的文學地位，亦不能因唐宋散文的成就而抹剎清代散文的價值，當然也不可以因五四運動的負面評價而完全藐視清代散文的諸多優點。以下我將依王凱浮先生〈論清代散文的繁榮及其原因〉之專文作參考，試就淺談清代散文之特色，作為報告。



二、清代散文之特色



(一)、言之有物，注重實用



清初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以天下為己任，提倡「經世致用」之說，起初是為了抵制晚明理學末流「束書不觀，游談無根」的流弊，進而這種思想開始奠定清代的學風和文風的特色並且影響清代文壇許久。唐宋以降，散文家們大都以「載道」、「明道」為創作的原則，到了清代，這樣的原則有了更加切實的內容。如，顧炎武把「明道」與「紀政事、察民隱、樂道人之善」相提並論，並認為都是文章有益於天下中不可缺少的內容。又如，章學誠為了強調「道之為用」而作《原道》三篇，提倡「道不離器」、「及器以求道」，他贊成文章是具有「詠嘆抑揚」、「悅目娛心」的功能，但卻反對只是一味的「溺於文辭」，所以他主張「文貴明道」，但也反對離開「人論日常之事」而「捨器求道」。在這種對文章認識的基礎上，標示出了「作文立意，先求救世」口號，正如劉大櫆在《論文偶記》所說：「人無經濟，則雖累牘，不適於用。」



故此，清代作家大都與現實社會保持了較密切的關係，如在康熙中期以後，表面上社會雖然日趨穩定，民族階級的矛盾相對緩和。在這當中卻有一批中下層的知識分子，因著生活困頓、仕途坎坷，時時給予刺激，往往在這種情況下，所表現出的文章就能讓世人能看到在所謂“盛世”底下所掩蓋的真實社會的面貌，譬如戴名世、劉大櫆等懷才不遇，故所做散文，多藏鋒穎；汪中一生困頓，學問文章卻獨樹一格，其《哀鹽船文》、《過舊園吊馬守貞文》對下層人民的遭遇，表現極大的同情。也只有在如此熱切關心社會的氛圍中才能創作出如此大量言之有物的優秀散文。



(二)、講求技法、重視美文



清代散文作家注重實用，卻不忽視散文的文學特徵。有許多作者對自己的文章藝術要求很高，是十分重視研究散文的創作方法及其前人創作的經驗，並且高度的實踐運用。因此有關於文章創作的專書、專著非常之多，其研究之精之細，遠遠超過前代。如，黃宗羲的《論文管見》、魏標瑞的《伯子論文》、魏禧的《日錄論文》、陳維崧的《四六金針》、李紱的《秋山論文》、劉大櫆的《論文偶記》、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林紓的《春覺齋論文》等，不下數十種，各各顯現出清代散文的創作已達到高度自覺的時代，並且也是自己創作的最高原則，像黃宗羲提倡文章要有「風韻」，侯方域主張「動色而陳」，袁枚標舉「自抒所得」、「非翻空不能見長」，方苞要求文章要「澄心無滓」、寫人須有「性姿風采」，姚鼐講求「神、理、氣、味、格、律、聲、色」八大要素，這些都表現了清代散文家的藝術要求。



此外，在對於散文藝術的高度追求也注重實用為特徵的清代，往往都避免文章質木無文的產生，進而在作品中帶有強烈的文學色彩，即便是一些實用性很強的文章如序跋、墓誌、書牘等，由於受到清代傳記散文的影響，有許多作品不再只是紀錄人物的生平，而是通過形象的刻劃，著重表現人物的精神。如，方苞的《陳御虛墓誌銘》、全祖望的《顧先生炎武神道表》、彭績的《袁隨園君墓誌銘》等，都是我們值得注意的。



(三)、重視義理、考據、文章的結合



清代學術空氣很濃，多數的散文作者都學有根底，因而形成了清代散文重視義理、考據、文章結合的特色。但三者關係結合的問題，在清代曾開展過一場很大的討論，袁枚、姚鼐、章學誠、戴震、錢大昕、段玉裁、孫星衍等一大批作家、學者都參與過了辯論。其中如主訓考據者乃強調學問要以六經道術為本，求其本離不開考證，因而立言寫作都要以考據為根柢，而文章乃等而末者。然而，此論點卻只看到了文章所以「載道」的功能，卻忽略了文章也需應有「自抒所得」、「純以神行」、「剪裁、提掣、烹煉、頓挫」的技巧，故袁枚就批評他們說：「蓋其平素神氣沾滯于雜染瑣碎中，翻擷多而思功少。」《與程蕺園書》。在這場辯論中，其中以姚鼐與章學誠的意見是較為客觀的，姚鼐說：



余嘗論學問之事有三端焉：曰義理也、考證也、文章也。是三者，茍善用之，則皆足以相濟；茍不善用之，則或相害。《述庵文鈔序》



章學誠反對漢學家只強調「記誦之學」也反對文章家只追求文辭光彩而「溺於器不知道」，更反對理學家「捨器而言道」的態度，他說：



義理不可以空言也，博學以實之，文章以達之，三者合於一，庶幾周、孔之道雖遠，不啻累譯而通矣。《文史通義．原道下》



又說：



學于道也，道混沌而難分，故需義理以析之；道恍惚而難認，故需名數以質之；道隱晦而難宣，故需文辭以達之。三者不偏廢也。《與朱少白論文書》



重視學術與文學的結合是清代文人創作上的追求目標，清初由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開其風氣，後起的作家、學者或有偏於文學或偏於學術，但都不否認兩者結合的重要性，所以清代學者多數亦通文章，文章作家也兼做學問。如，魏禧、汪琬、汪中的記勝、寫景之文，朱彝尊、劉大櫆的記游文，全祖望的史論、傳記文等著名散文家的作品，都可看見其學問淵博的痕跡，即使是被漢學家批評「空疏」的桐城派作家們，如姚鼐、方苞、劉大櫆等，他們對於經學、史學、文學都是有深入的研究的。



故此《國朝文匯序》說：



國朝文以康雍乾嘉之際為極盛，其時樸學竟出，文章多元，本經術雖微異其趣，要歸於有則，無前明標榜依附之習。



(四)、組織派別，發展流派



文學流派的形成，是文學成熟與繁榮的重要標誌。明清時期，文學團體和派別如林，這對於形成流派起了很大的作用。在中國文學史的發展上清代文壇更顯得熱鬧。以清代散文的領域而言，文壇派別的紛繁複雜就有以下兩種現象，第一、即清代古文與駢文之爭，駢文自隋唐開始式微，後雖經唐宋古文運動的打擊，但在宋元明三代的駢文仍有它一定的使用範疇（官場的應酬文字），然而形勢已經是涓涓細流了，格調也越來越卑下，直到了清代，有了一批文章家及學者，起而鼓吹駢文與駢文創作。如，乾隆間孫梅編有《四六叢話》三十餘卷，到了乾嘉時期，駢文家更加活躍，他們與桐城古文派在理論上互相批評，在創作上則是互相輝映，故袁枚說：「散行可蹈空，而駢文必徵典。駢文廢則悅學者少，為文者多，文乃日敞。」《胡稚威駢體文序》，在許多作家的努力之下，駢文在清代呈現了是復興的局面。此外，第二種現象乃漢學家與文章家在文章創作認識上的分歧之爭，漢學家因學以及文，重考據、學術而輕文章；文章家因文以及學，因文而見道，而偏於文，因此漢學家指責文章家空疏，文章家批評漢學家瑣碎。爭論的結果，便產生了義理、考據、文章三者互相濟之，實踐了創作理論與創作作品的二者協調的關係。



古文是清代散文的主流，古文家內部也有許多派別產生。如，以侯方域為盟主的「雪苑社」是清代最早出現的文學社團。為了振興家鄉文學創作，在商丘地區兩次組織「雪苑社」，先後參加的有徐作霖、賈開宗、徐作肅、等十餘人。侯方域的散文風流倜儻，雪苑社大都以他為宗，學習他的風格。此外，以魏禧為首的「易堂九子」也在清初時結為文社，他們遁跡山林，寄情山水，一同研究學問與古文創作，文風名重一時，除了魏禧最負盛名之外，亦有彭士望、林時益等人在散文表現上有相當不錯的成績，也因為他們的思想與創作傾向，頗能與清初文人的思想情緒合拍，因而影響很大。



在文學流派盛行的清代，最具影響力而且影響清代文壇最久的，當首推以方苞、劉大櫆、姚鼐為首的「桐城派」。自康熙中期至五四之前，延綿了二百餘年，作者之多，聲勢之大，影響之深，為中國歷代文壇所罕見。故有美言：「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桐城派對於散文創作上的貢獻，主要在二個方面。第一、他團結了一大批作家，創作了一批有物有序、文情並美的散文作品。如，方苞、劉大櫆、姚鼐、梅曾亮、曾國藩以及之後的管同、姚瑩、吳敏樹、王拯、張裕釗、薛福成、吳汝綸、林紓等人，都能自成一家，創作出許多膾炙人口的好作品。第二、桐城派有系統地總結了中國古代散文的創作經驗，完善了散文創作理論。如，方苞的「義法」說，劉大櫆的「神氣」論，姚鼐的風格論、文體論、文章要素論等，都提供了很大的貢獻。



三、結論



何寄澎先生把清代在文學發展史上的詮釋，歸類為「古典文學之總結、總整理」的時代，這一點也沒錯，看到文壇上各種文體以各樣的面貌於清代一度再被提出來，以復興的姿態呈現。如，駢文和詞在清代的成就，遠遠可與隋唐和宋代相與媲美。然而身為中國最重要的文體之一散文，雖繼承了唐宋古文高度典範的發展之後，在明代之際卻開始走上摹擬仿古的萎靡路子，如，前後七子擬古復古運動一度盛行，雖後有公安、竟陵一派提倡「性靈」、「童心」之說反駁，但在晚明內憂外患頻仍之際，使得散文寫作披上了政治意識的外衣，直接抹煞了散文應具有的文學美感。直到了明末清初時，散文才慢慢地有了轉變，這除了是文體內在起伏發展的必然結果，外在政治環境的推波助瀾也是造就散文能在清代盛行的原因。前野直彬先生曾指出：「清雖是異族統治的王朝，但朝廷卻較諸漢民族的明朝採取更熱心的文化政策。我們可以感受到他欲證明在其統治下也能建設不亞於漢民族統治的文化國的熱忱…。」《中國文學史》，就是在此種環境下，朝廷對文化的熱忱，雖有其政治目的，但間接的卻也助益了清代文學能在如此穩定的環境中持續發展(雖在康雍時期有文字獄對文人展生政治性的迫害，但其後果卻沒有影響文人減少創作，反而更為熱衷)。如，直接由政府出力編輯的《四庫全書》對於文獻保存的貢獻非常之大。



清代文人在這種大環境之下，一來吸收了歷代以降散文創作的經驗，捨其糟粕，整理了出了珍貴的創作理論而加以實踐，提昇了作品本身的精緻度及深度。二來是文學流派的形成，大批文人參與創作，為此豐富的清代文壇，提供了一種詮釋文學理論，發展獨特風格的空間，這些都是散文在清代文壇二百多年來仍可維持一定地位的因素，當然到了清末，古文寫作的流弊使得古文生命力日趨枯竭，進而受到五四運動的抨擊而完全被白話文體所取代。但是當我們回顧清代散文的時候，這樣如此繁榮昌盛的局面，絕不是一種迴光返照的假象，而是在最終總結古典文學的時代裡，綻放出最為耀眼的成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