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前言
記錄一個基本上已經失去或被遺忘的世界
《鄉關何處》記錄一個基本上已經失去或被遗忘的世界，我早年生活的世界。數年前，我得到一個看來致命的醫學診斷，我覺得有必要為我在我生於斯、長於斯的阿拉伯世界所過的生活，以及我念高中、學院與大學在美國所過的生活，留下一本主觀記述。我在書裡回想到的人與地方，有許多已不復存在，但他們留在我心裡，纖悉畢現，具體之至，其數之多，我自己每每為之訝異。
在令人欲振乏力的疾病，治療與焦慮之中，我還能做事情，回憶是關鍵助力。幾乎每天，以及在走筆其他作品之餘，我與此稿的約會為我提供一種結構，和一套既愉快又嚴格的紀律。我寫此回憶錄的一條規矩，是避讀別人的回憶錄，別人的回憶錄可能給我一些我既不想受其影響，也不想媲美的啓示。我另外也發現，我的其他述作與教學工作似乎使我遠離此書涵蓋的世界與經驗：記憶如果不受專門要驅使人回憶的設計或活動擺布，顯然更能發揮，更為自由。不過，我寫了有關巴勒斯坦局勢的政治文字，作了關於政治與美學——尤其歌劇和散文小說——的關係的研究，還有一本談晚期風格的書，從貝多芬與阿多諾（Adorno）談起，仍在走筆，寫來自謂頗有會心：凡此種種，必定都曾不知不覺溜進這本回憶錄。
初稿收筆，我在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先至耶路撒冷，再到開羅：我住在耶路撒冷，到畢爾．塞特（Bir Zeit）出席一項以巴勒斯坦為主題的會議，再轉到開運出席我一個學生的博士論文答辯，這學生頗有才華，在開羅以北五十哩的塔塔大學（Tanta University）教書。我再度發現，我家族親戚住過的那些連絡如網的城鎮與鄉村，如今都成了一連串以色列地面，像耶路撒冷、海法，提伯利亞（Tiberias）、拿撒勒、艾克（Acre），巴勒斯坦人作為少數族裔，在以色列主權下生活。西岸與加薩一些地方，巴勒斯坦人享有自治或自主，但以色列部隊掌理總體安全事宜，在邊界、檢查哨及機場特別刺目。我處處被以色列官員問到的問題之一（因為我的美國護照寫著我在耶路撒冷出生），是我出生之後什麼時候離開以色列，我答說我一九四七年十二月離開「巴勒斯坦」，而且「巴勒斯坦」一詞都加重咬字。「在這裡有沒有親戚？」是下一個問題，我答道：「一個也沒有。」話方出口，觸發心中無限淒楚與歷劫難回的傷感。到一九四八年初春，我整個親族都已被掃離此地，從此流亡至今。一九九二年，我自我們一九四七年去國以來第一次重訪我在西耶路撒冷出生的祖宅，我母親在拿撒勒成長的房子，以及我舅舅在沙法德的房子，等等。諸宅如今都有新主，出於十分令人卻步，以及欲理還亂的情緒理由，我非常難，實際上也沒有再踏進門去，即使只是進去匆匆一瞥。
一九九八年十一月之行，在開羅期間，我尋訪我們的舊日鄰居納迪亞（Nadia）與胡妲（Huda），以及她們的母親京迪太太（Mrs Gindy）。我們住夏里亞．阿濟之．歐斯曼街一號（1 Sharia Ariz Osman）二樓，她們住我們家再上去三樓有許多年。他們告訴我，二十號，就是我們那一層。當時空著待售，他們建議我買回，我思考片刻。再無熱心購回我們將近四十年前搬離的處所。過了一會兒，納迪亞和胡坦說，趁我們還沒有吃午飯，有個人在廚房等我。我想不想見他？一個又小又細，穿著黑袍，頭戴頭巾，一身上埃及農夫正式衣服的男子走進客廳來。兩位女性告訴他，這就是他耐心等著見一面的愛德華，他聞言倒退，不斷搖頭。「不對，愛德華高高的，還戴眼鏡。這不是愛德華。」我很快就認出阿馬德．罕默德（Ahmad Hamed），我們家將近三十年的suffagi（僕役長），一個善說反話、誠實至極、忠心耿耿的人，我們全都當他是家中一員。我這就用心讓他相信的確是我。不見踪影三十八年，得了病，加上年紀，不復當初面貌。突然，我們相擁而泣，為快樂的團聚，也為一段只堪緬懷，不能復返的歲月。我們談起他如何把我頂在肩上，我們如何在廚房聊天，全家慶祝聖誕節和元旦的情景，道不盡多少往事。阿馬德不但記得我們七人——父母和五個子女，還記得我每一個姑姑阿姨、叔伯舅舅、堂兄姊、我祖母，加上一些家族朋友，而且談起來察微入細，令我驚奇。老人家已退休，住在阿斯萬（Aswan）附近的城鎮艾德福（Edfu）。他傾吐往事之際，我又想到那段歷史與那些環境多麼脆弱無憑、珍貴又稍縱即逝，非但一去不返，而且基本上無人回憶，未留紀錄，只在偶爾的回想與斷續的聊天中浮現。
這次偶遇使我更強烈覺得，我盡我的力量，以此回憶錄表達那些年代的生活，主要是我出生的一九三五年以迄我大致完成我博士論文的一九六二年間的生活，為中東那些紛擾年代留一非官方的個人紀錄，具有相當的意義。我回顧生平，走筆不知不覺與二次世界大戰、巴勒斯坦失陷與以色列建立，埃及君主制度結束、納瑟時代、冷戰、一九六七年戰爭，巴勒斯坦運動的浮現、黎巴嫩內戰，以及奧斯陸和議過程等構成的大背景相互襯托。這些背景在這本回憶錄中只有典故指事之用，但也此起彼落行走於我字裡行間。
以寫作者的身分而言，則饒富意趣的是我總是想辦法，不僅翻譯我在一個遙遠環境裡的經驗，也翻譯我在另一種語言中的經驗。人人都在一種特定的語言中生活；因為人人的經驗都是在那種語言中產生、吸收及回憶。我生命中的一個基本分裂，是阿拉伯語和英語之間的分裂，一個是我的母語，一個是我受教育及後來治學與教學的表達語言。用一種語言敘述發生於另一語言中的故事，是一件複雜的工作，至於我好幾種語言紛然並用，在好幾個領域中出入來去，其複雜尤不待言。例如，以英文解釋阿拉伯人口語上在叔伯與舅舅之間所作的識別（及其豐富的聯想），就很困難；不過，這些言外曲致在我早年生活中扮有明確的角色，因此我在這裡還是勉力為之。
語言之外，地理——尤其在離鄉背井的離去、抵達、流亡、懷舊、思鄉、歸屬及旅行本身之中出現的地理——也是我這本回憶錄的核心。我生活過的各個地方——耶路撒冷、開羅、黎巴嫩、美國——都是一套複雜、密緻的價值網，是我成長、我養成認同、形成自我意識與對他人的意識的非常重要部分。在各個地方，學校都占重要位置。我父母找到並且將我放進去的那些學校，是那些學校所在城市或小鎮的縮影。我自己如今從事教育工作，因而自然而然覺得學校環境特別值得描寫或交代，但我把我早年上的那幾個學校記得這麼清楚，以及比起我在美國念大學或上寄宿學校時代的朋友和相識，早年那些學校裡的朋友和相識在我人生裡更加重要，我都始料未及。我這本回憶錄裡沒有明言，但我無形中在探討早年那些學校經驗對我的影響。那影響為什麼歷久猶新，以及我為什麼至今覺得那些經驗迷人又有意思，事過五十年還值得寫給讀者。
不過，寫這本回憶錄的主要理由，當然還是我今日生活的時空與我昔日生活的時空大有距離。這一點，我作為一個自明的事實提出來，不必處理或討論。在這裡，我只表明一點：這距離的結果之一，是我重建一個遙遠的時空與經驗時，態度與語調上帶著某種超脫與反諷。書中寫到的有好些人還健在，可能會不同意或不喜歡我對他們或別人的刻劃。我極不願傷人意，但我的首要義務不是親切怡人，而是忠於我也許有點奇特的回憶、經驗與感受。要為我所憶所見負責的是我，而且只有我，不是別人，他們不可能知道他們對我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我希望從書中可以明白看出，種種反諷與尷尬，我並未自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