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前言
西元前四十九年一月十日，也就是羅馬建城第七○五年，太陽早已落在亞平寧山脈（Apennine mountains）背後，第十三軍團的士兵在黑暗中排列成行軍隊形。那晚的天氣也許嚴厲，但他們已習慣這樣極端的情況。八年來，他們穿過風雪、頂著烈日，追隨高盧總督打了一場又一場血腥戰役，直到世界的邊緣。現在，從北方的蠻荒地帶回來，他們發現自己被部署在一個很不同的前沿，前方流淌著一條狹窄的河流，軍團一側是高盧行省，另一側是義大利和通向羅馬的道路。然而，如果踏上那條道路，第十三軍團將會犯下大不韙，不僅逾越他們行省的界線，還逾越了羅馬人民最嚴峻的法律，他們將不啻是挑起內戰。不過，當軍團向邊界開過來的時候，他們已心知肚明這種災難性的後果。他們一面跺腳抵禦寒冷，一面等待號角聲響起，呼喚他們採取行動：拿起武器向前進，越過盧比孔河（Rubicon）。
號角聲會在什麼時候響起？在昏暗的夜色中，盧比孔河因為山脈融雪的灌注而漲大，水聲隆隆，但仍然聽不到號角聲。第十三軍團的將士豎起耳朵，他們不習慣等待。通常他們前赴戰場的速度快如閃電，他們的將軍高盧總督以果敢、出其不意和行軍快速知名，而且當天下午才發布了越過盧比孔河的命令。所以，當他們最終到達邊界，為什麼忽然停住腳步？很少有士兵能在黑暗中看見他們的將軍，但在圍繞他四周的高級將領眼中，他備受猶豫折磨。凱撒（Gaius Julius Caesar）沒有指示人馬前進，反而默默無語地凝視盧比孔河的河水。他的內心在不平靜中靜默著。
羅馬人有一個形容這種時刻的詞語：discrimen，指的是非常危急和緊張得讓人痛苦的時刻。在其中，一個人的畢生成就懸於一線，就像任何追求偉大的羅馬人一樣，凱撒的事業由一連串這種危機時刻的前後相續構成。他一次次拿自己的未來冒險，又一次次從險境中勝出。對羅馬人來說，這正是一個男人的標記，然而，站在盧比孔河前面的凱撒面臨著一個特別讓人痛苦的兩難抉擇，而且這兩難是他先前的成功造成。之前他曾在不到十年之內，以武力迫使八百座城市、三百個部落和整個高盧投降。然而，這種過高的成就讓羅馬人民憂喜參半，畢竟他們都是同一個共和國的公民，沒有任何公民被容許永遠獨領風騷。凱撒的政敵嫉妒他的功勞，害怕他的權勢，早就策畫要剝奪他的指揮權。現在，在西元前四十九年冬天，他們終於成功把他逼到牆角了。對凱撒而言，見真章的時刻終於到來。他若不是選擇服從法律、交出指揮權及面對事業被毀，不然就是選擇渡過盧比孔河。
「骰子已經擲出。」只有成為一個賭徒，並出於一個賭徒的熱情，凱撒最終才能下令他的軍團前進。換成其他人，經過理性計算後一定都會覺得賭注太高，而不敢貿然行動。另外，後果也太過無法估計。凱撒知道，他進入義大利勢必要冒著引起一場世界大戰的風險，他對同伴如此吐露過，也對這樣的前景不寒而慄。雖有先見之明，但連凱撒也無法充分預期到，他的決定造成的全部結果。discrimen一詞除了有「危機時刻」的意義外，還可以指「分界線」。在各種意義下，盧比孔河都是一條分界線。越過它之後，凱撒除了讓世界陷入戰爭，還會導致古羅馬自由制度的毀滅，並在其殘骸上建立起君主制度──這些都是西方歷史上有著無與倫比意義的事件。即使在羅馬帝國崩潰了很久之後，盧比孔河勾勒出的對立──自由與獨裁的對立、無政府狀態和秩序的對立、共和國和專制統治的對立──將繼續縈繞羅馬後繼者的想像力。既狹窄又隱晦的盧比孔河如此重要，雖然它的座落地點最終被人遺忘，但它的名字至今仍然被銘記著。這並不奇怪，凱撒渡過盧比孔河的決定如此意義重大，以至於盧比孔河此後被用來指涉任何攸關生死的決定。
隨著凱撒跨出這一步，一個時代結束了。整個地中海地區一度星羅棋布著自由城市。在希臘地區和義大利，居住在這些城市的不是法老王或「萬王之王」的順民，而是公民，他們自豪於擁有別於奴隸的權利：言論自由、擁有私有財產和受到法律保護。然而，隨著一些新帝國的興起［最先是亞歷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和他繼承者們的帝國，然後是羅馬帝國］，各個地方公民的獨立性被抑制了。到了西元前一世紀，只剩下一個自由城市碩果僅存，那就是羅馬，隨著凱撒渡過盧比孔河，共和國崩盤後，便再也沒有任何一個自由城市了。
因此，維持了一千年的公民自治傳統自此結束，要等到漫長的千年之後才會再次出現。自文藝復興（Renaissance）以後，人們曾多次嘗試擺脫專制統治，回到盧比孔河的另一邊。英國、美國和法國的革命都是有意識地以羅馬共和國為榜樣。霍布斯（Thomas Hobbes）曾經抱怨：「對於那些反抗君主統治的叛亂，最常見的起因便是讀了古羅馬人和古希臘人論政策和歷史的書籍。」當然，我們能從羅馬歷史劇中學到的不只一個自由共和國的價值。畢竟，拿破崙也是先做執政官再做皇帝，而在整個十九世紀，最常用來形容波拿巴式（Bonapartist）政權的字眼便是「凱撒主義」（Caesarist）。到了一九二○、三○年代，當各地的共和國一一崩潰時，幸災樂禍的人馬上指出它們和古代先驅的相似之處。一九二二年，墨索里尼（Mussolini）蓄意宣傳他凱撒式進軍羅馬的神話。他不是唯一相信新的盧比孔河已被越過之人。希特勒（Hitler）日後承認：「若不是因為有黑衫隊，褐衫隊八成不會出現。向羅馬行軍，是歷史的轉捩點之一。」
隨著法西斯主義的出現，西方政治的漫長傳統抵達醜陋的高峰，然後絕跡。墨索里尼是最後一位受古羅馬榜樣啟發的世界領袖。法西斯份子會心儀古羅馬，當然是因為它的殘忍、狂妄自大和力量，但在今天，就連它最高貴的理想──一度讓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大受感動的積極公民生活理想──都已不再時興。它們太過一本正經與嚴以律己。在我們這個咄咄逼人的後現代時代，沒有比古典精神更令人厭煩之物，崇拜羅馬人有夠十九世紀調調。就像厄普代克（John Updike）所說，我們已經「從所有那些具壓迫性的羅馬價值裡解放出來了。」曾有好幾個世紀，它們構成現代公民權的主要成分，但現在不一樣了。在一個古人聞所未聞的大洲上，很少人會停下來好奇，為什麼第二間元老院（Senate）會蓋在第二座卡比托利歐丘（Capitol Hill）上。帕德嫩神殿（Parthenon）也許仍激盪著我們的想像力，但羅馬廣場（Forum）卻已黯淡無光。
然而，作為西方的民主國家，我們常常以為，我們的根源只能回溯至雅典。但事實並非如此，不論好壞，我們還是羅馬共和國（Roman Republic）的繼承人。若不是有人用過，我本來想以「公民們」（citizens）作為本書的書名，因為他們才是本書的主角，而且共和國崩潰的悲劇也是他們的悲劇。最後羅馬人民也厭倦了古代的價值觀，寧取被勞役與和平的好處，選擇「麵包和馬戲」而非無止盡的內戰。正如羅馬人自己所知曉的，他們的自由包含了自毀的種子──這種反省在尼祿（Nero）或圖密善（Domitian）統治的時期啟發了許多悲觀的教誨。並在後來的許多世紀，也從未失去讓人不安的力量。
當然，主張羅馬人的自由不是一種高調的冒牌貨，並非是主張，羅馬共和國是一個社會民主的樂園。絕非如此。自由和平等之於羅馬人是很不同的事。只有帶著鐐銬的奴隸才擁有真正的平等。對一個公民來說，人生的本質是競爭，財富和選票則是公認的成功標誌。建於其上的共和國，當然是一個超級強權，其幅員和霸權在西方歷史上都史無前例。即使如此，這些考量並沒有減低羅馬共和國對我們時代的相關性。也許正好相反。
的確，自從我開始撰寫本書後，將羅馬和今日美國相提並論變得尋常。對歷史學家來說，他們會被當代事件吸引的經驗比一般以為的更普遍。有那麼一些歷史時期，在時間和空間上都距離我們相當遙遠，卻因當代的事件而突然落入焦點。一九三○年代晚期，牛津大學著名的古典學家賽姆（Ronald Syme）曾經說過，凱撒的崛起預示了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獨裁者的時代。所以，羅馬一直根據世界的擺盪詮釋並再詮釋。賽姆所繼承的是一個漫長和備受尊敬的傳統，一路可追溯到馬基維利（Machiavelli）。馬基維利把羅馬共和國的歷史教訓用於自己的母城佛羅倫斯時這樣說：「審慎的人喜歡說，誰想預期將發生什麼事，便應反省已發生過的事，因為在這個世界上，任何時候發生的任何事，都與從前發生過的事非常近似。這番話並非輕率或無理。」若有哪些時代看來可適用這番見解，那麼現在顯為其中之一。羅馬是世界上第一個崛起成為世界強權的共和國，而我們真的很難想像，有哪個時代比羅馬時代與我們的鏡像更相像。這面鏡子讓我們瞥見地緣政治、全球化和「美國和平」（pax Americana）的大輪廓。另外，許多我們的流行和狂熱（從錦鯉熱到明星廚師熱）看在研究羅馬共和國歷史學者眼中，也會有似曾相識之感。
但有些類似之處是騙人的。無庸置疑，羅馬人生活在與我們截然不同的環境──物理、情感和思想的環境中。其文明中那些令我們感覺眼熟的部分，有時確實只是眼熟，但並非總是如此。事實上，這類事情經常發生：羅馬人讓我們感到最眼熟的方面正是我們最陌生的。當一個詩人為情婦的狠心而悲傷時，或當一個父親為死去的女兒哀悼時，他們似乎說出人性中某些永恆之物，然而，羅馬人對於性關係或家庭生活的假定，又如何與我們大異其趣。類似的，還有賦予共和國生命力的價值觀、其公民的欲望，以及他們的宗教儀式和行為準則。理解了這些之後，羅馬人那些讓我們深惡痛絕的行為將變得比較容易了解（但不代表可以被原諒）。在競技場上逼人互相廝殺、毀滅一座大城市和征服世界──在羅馬人的思考模式裡也許是輝煌成就，唯有透過理解箇中原因，我們才可望理解共和國本身。
當然，企圖進入一個逝去已久時代的心靈，是件高風險和唐吉訶德式的事業。湊巧的是，共和國最後二十年是羅馬史中資料保存最完備的時期，對古典學者來說是一個證據的寶庫：有演講詞，有回憶錄，甚至有私人書信。但它們仍然只算巨大黑暗中的幾縷微弱光線。有朝一日，當有關二十世紀的記錄變得就像古羅馬的紀錄一樣破碎時，一部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大概只能仰賴希特勒的廣播演講和邱吉爾（Churchill）的回憶錄寫出。它將會是切斷全部的經驗向度：沒有來自前線的家書，也沒有戰鬥人員的日記。這種寂靜是古代史研究者再熟悉不過的，借用莎士比亞筆下的佛魯倫（Fluellen）的話來說，就是：「聽不見龐培（Pompey）軍營裡的任何聲音。」我們也聽不見農民小屋裡的聲音、貧民窟民居裡的聲音或奴隸營棚裡的聲音。對，有時能聽到一些婦女的聲音（只限於非常高貴的婦女），但連這些聲音都一律由男人引用，有時還會誤引。要在羅馬史裡尋找統治階級以外任何人的細節，都像沙中淘金一樣困難。
甚至對重大事件與非常人物的記載乍看豐富，事實上都是一些斷簡殘編──就像坎帕尼亞（Campagna）的輸水渠那樣，一會兒有高架的引水橋，一會兒又流淌於平地上。羅馬人常擔心，這也許就是他們的命運。正如羅馬第一位大歷史學家薩努斯特（Sallust）所說的：「毫無疑問，命運女神隨興地主宰一切：她能讓一個人大名鼎鼎，也能讓另一個人沒沒無名，毫不考慮他們的能力或許難分高下。」諷刺的是，他自己作品的命運坐實了這番哀怨的反省。作為凱撒的追隨者，薩努斯特記錄下他的恩主登上權力高峰前一些年的歷史──讀過的人一致讚譽這部作品的權威性。如果它留傳下來，我們就會得到一部同代人對西元前七十八年至六十七年之間的歷史記載（這些年間充滿了決定性與戲劇性的事件）。但薩努斯特這部傑作只有些斷簡殘編留傳下來，從這些斷簡殘編和其他一些資訊片段，我們仍然能夠重構該段歷史，但已失去的部分則永遠無法修復。
無怪古典學家常常擔心把話說得太滿，每寫一句話都會停下來想加上但書，就算是資料非常豐富的時候，不確定與前後不一貫的情況仍到處出現。以本書賴以命名的那件著名事件為例，真的就像我描述的那樣發生了嗎？大有可能，但不是百分百確定。一個資料來源說，凱撒在日出後涉水過河。另一個資料來源則暗示，當凱撒到達盧比孔河河岸時，他的前鋒部隊已經進入義大利。連渡河日期都只能從其他事件來推斷。學者間的共識是一月十日前後，但從一月十日到一月十四日之間的任何一天都有人主張──另外，根據儒略曆以前的羅馬曆法算法，他們的一月事實上是我們的十一月。
簡言之，本書對許多事實的陳述可能遭到反駁，但對此承認並不代表我自認失敗。它毋寧只是一個由支離破碎材料補綴而成的敘事所需的必要交代，要從導致羅馬共和國滅亡的事件中組織一連貫的故事不無可能，而這始終是這時期對古代史家的一大吸引力。我看不出來有為此道歉的必要。在狗屋裡待了一段長時間後，敘事史現在又恢復流行──即使（正如很多人主張的）它只能給隨機的歷史事件套上一個人工化的模式，它仍沒有必要自慚形穢。事實上，它也許能幫助我們更接近羅馬人的心靈。畢竟，極少數羅馬公民沒有自視自己為時代歷史的主角，正是這種心態才導致共和國毀滅，但它也賦予這段歷史特別絢爛和英雄主義的色彩。僅僅在一代人之後，人們便開始為曾經有過的、那麼不平凡的時代與那麼多巨人而驚嘆不已。提比略皇帝（Tiberius）的御用頌詞寫手帕特爾庫魯斯（Velleius Paterculus）在半個世紀後讚嘆道：「為一個有那麼多不凡個性的人物活過的時代著書立說，看來近乎是多餘之舉。」並立即著手著書立說。就像所有羅馬人一樣，他知道，其人民的才華在豐功偉績中才能獲得最璀璨的展示。也因此，這種才華可以透過敘事獲得最佳了解。
在羅馬共和國殞落兩千多年後，那些曾出演其中的男女之「不凡個性」至今仍令人驚嘆。羅馬共和國本身也是如此：雖然它不如凱撒、西塞羅（Cicero）或克麗奧佩脫拉（Cleopatra）知名，但比他們任何一人都出色。如果說它有許多事情是我們永遠不可能知道的，那就是仍有很多事情是我們可以再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