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十六世紀條頓騎士團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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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條頓騎士團是在十字軍東征期間成立的一個宗教軍事團體，初期的活動主要在地中海東岸地區，十字軍東征失敗後，將活動中心移到波羅地海沿岸，在那裏騎士團取得了極大的成功，成為一個具有相當影響力的國家性質的政治實體。1410年，騎士團和波蘭—立陶宛聯軍在坦能堡進行了一場決定性的戰役，結果以騎士團的失敗而告結束，此後騎士團元氣大傷。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對條頓騎士團來說是一個異常痛苦的時期:政治的危機，經濟的衰退，精神的頹廢構成了騎士團最主要的畫卷，“危機、衰退、敗落”成了用來描述騎士團在巧世紀狀況的最適當辭彙。‘雖然騎士團苦苦掙扎，然而回天無力。1525年，騎士團被迫進行世俗化，臣屬於波蘭。
一、條頓騎士團活動概況
1190年，一個由德國商人組織的醫院在距耶路撒冷不遠的阿卡城外成立，目的是救助聖戰中基督教戰士的病患。1198年，醫院吸收了約40個騎士加入，仿照醫院騎士團和聖殿騎士團的規章[注：醫護規章是仿照醫院騎士團，軍事規章是仿照聖殿騎士團]，在阿卡大教堂正式成立條頓騎士團，從而實現了軍事化。騎士團由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和教皇雙重領導，並得到雙方極大的支持:從皇帝那裏取得了大量地產，從教皇那裏取得了大量的特權，並且逐步從醫院騎士團的影響下擺脫出來。
早在騎士團與東方異教徒作戰的時候，就開始逐漸向東歐、北歐滲透，最初的嘗試是在匈牙利。1211年匈牙利國王安德雷斯二世邀請騎士團幫助抵禦中亞好戰的庫曼民族( Cumans )入侵，雖然擁有了5個屬於自己的城堡，然而騎士團卻企圖在匈牙利成立一個獨立的州，並從德國招募農民進行殖民活動。騎士團露骨的企圖遭到了強烈反對，在匈牙利武裝力量的逼迫下，被迫從匈牙利退了出來。在匈牙利的經歷使騎士團有了足夠的經驗把握下一次機會。當波蘭瑪佐維亞公爵康拉德同樣請求騎士團去幫助鎮壓異教徒普魯士人的反抗時，總團長薩爾紮表現的極為老練，他先是獲得了皇帝的保證，之後又得到了教皇的確認.在有了足夠的保證後，1230年，總團長派巴爾克率領一支小股部隊征討普魯士。騎士團在普魯士的征服非常艱苦，不過結局卻出人意料的好，半個多世紀的經略，不僅使他們完全佔領了普魯士，而且還意外地獲得了利窩尼亞——不比普魯士小的波羅地海東岸地區，這樣，條頓騎士團的實力大大增強。
騎士團的主要活動中心依然在中東地區。騎士團的任務是保衛聖地並為信仰而戰，在耶路撒冷建立基督教國家是他們的夢想。1229年薩爾紮和皇帝弗裏德里希一起進入耶路撒冷時，他們的夢想似乎就要變為現實了。然而，隨著德皇從東方的退出，這一夢想又化作了泡影，這是他們距離自己神聖目標最為接近的一次。在巴爾克支隊出征普魯士後，由於教皇和皇帝的衝突日益加劇，特別是在薩爾紮去世後，騎士團內部也分裂為兩派—教皇派和皇帝派，前者主張將聖地置於優先考慮，而後者則主張將主要精力集中在波羅地海地區。教皇派一直佔據著優勢，騎士團總部也一直在阿卡城。他們非常賣力地與穆斯林作戰，然而局勢卻越來越對他們不利，他們在東方的投資不但沒有回報，反而盡喪穆斯林手中。他們的執著並沒有換得他們的預期，隨著十字軍的節節敗退，他們的美好願景也越來越渺茫。1291年，阿卡城陷落後，他們的總部沒有退往馬爾他，而是遷到了威尼斯。騎士團的一貫政策受到了極大的挑戰，形勢變得於他們越來越不利[注：當時有一種趨勢是三大騎士團合併，以增強騎士團的實力，這樣勢必影響到條頓騎士團的獨立。同時，隨著教皇由羅馬遷到阿威農，教皇失去了對騎士團的保護，聖殿騎士團已經開始受到迫害.]，他們必須對自己的政策作出調整。 1309年，總團長Siegfried von Feuchtwangen (1302-1310 )將總部駐地由威尼斯遷到普魯士的馬林堡，從而完成了活動重心的轉移。此時，在波羅地海的條頓騎士團已經打造出一番新天地了。
事實上，普魯士支隊在騎士團的事業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並且成為日後條頓騎士團的中堅力量。在傑出領袖巴爾克的率領下，他們利用河流於1230年到達普魯士的庫爾姆，之後建立了一系列的城堡，托爾恩(1231)、庫爾姆(1232)、瑪利亞維爾德(1233),雷登(1234)、格勞登茨(1235)、瓦爾加(1239)。同時，從德國移入大批居民，在城堡周圍發展起德意志的城市居民點，對普魯士進行蠶食。事實證明這樣的做法是卓有成效的。1237年，與利窩尼亞的“聖劍騎士團”合併，波羅的海南岸和東岸大片土地盡歸條頓騎士團所有。只是1242年條頓騎士團在楚德湖受到羅斯人重創，其擴張勢頭才在東部受到遏制。1283年完全征服普魯士。1309年，騎士團獲得但澤走廊地區，1346年從丹麥人手裏購買了愛沙尼亞，1379年，條頓騎士團加入漢撒同盟(騎士團許多城市在剛成立不久就加入漢撒同盟)，14世紀末佔領格特蘭島，1402年得到諾伊馬克(原屬勃蘭登堡)領土面積達到3000平方普裏((1普裏=7532.5米)，人口達到100萬。’。在坦能堡戰役之前，條頓騎士團是波羅地海地區組織最為完善、權利最為豐富的一支力量。
條頓騎士團在波羅的海地區的活動，極大地損害了東北歐一些國家的利益，特別是波蘭和立陶宛，他們對騎士團國家非常的恐懼和憎恨。1386年，立陶宛和波蘭合併，從而改變了原來敵對雙方力量的對比。坦能堡戰役之後，雖然騎士團在普魯士和波羅地海倖存下來，但是領土越來越小，軍事力量也越來越衰弱.1525年騎士團總團長阿爾伯特解散了普魯士境內騎士團組織，建立了一個公國，臣屬波蘭。1561年11月28日，騎士團團長戈塔爾德•克特賴爾同齊格蒙特二世在維爾紐斯立約，把立窩尼亞交給立陶宛，騎士團還俗，在庫爾蘭和塞米加利亞建立公國，從屬波蘭和立陶宛。次年3月，立窩尼亞(寶劍)騎士團正式解體.這樣一個獨特的政治實體完成了其獨特的歷史使命。[注：條頓騎士團撤到南德和奧地利，軍事規模也小了很多，1683年，在維也納曾抵禦土耳其的入侵。其後，騎士團逐漸演變成存宗教的組織.1809年，拿破崙解散了騎士團，但在1834年騎士團又復活了。其後，騎士團繼續發揮其慈善和宗教的功能，直到現在.]
二、研究動態
有關條頓騎士團的研究，目前在國內還非常薄弱，只是在一些德國史、世界通史或國外的一些譯著中偶爾有所提及。在國外情況相反，特別是在20世紀90年代以後出版了大量的英文論著，使這一領域的研究得到極大的充實和豐富，為我們進行相關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資料。與以往相比，這些研究成果涉及的內容更為深入、範圍更為廣泛。從深度上來看，不僅有條頓騎士團一般的發展，如早期在教皇和皇帝的影響下騎士團的政策;中期騎士團對立陶宛的戰爭;後期騎士團在利窩尼亞的發展等，而且更深入到諸如城市與騎士團關係的發展變化;騎士團招募戰士的條件以及政策的變化，甚至某個個人對騎士團的影響等等。從範圍上來看，則是將條頓騎士團的發展放到一個更加廣闊的空間歷史舞臺，如中世紀後期有關波羅的海以及十字軍國家(如普魯士、利窩尼亞、立陶宛、丹麥、瑞典、俄羅斯以及芬蘭)的研究、慈善救濟與佈道的研究以及騎士團軍事方面、文學方面的研究等等。但是對於條頓騎士團衰落的原因進行專門研究的論著並不是很多，主要還是美國學者湯普遜和哥德堡商學院教授E•倫羅特的觀點，而他們也主要是從經濟角度對騎士團的失敗做了一些分析。前者認為騎士團根本就不是一個國家，甚至也不是一個政府，它“只不過是一個聯合體，一個人為製造的產物，而不是一種傳統的制度。它甚至沒有一個延續性的王朝來體現它的願望和意志”而在中世紀，“國家就是由國王造就的”。正因為這樣，才使得條頓騎士團雖然強大，但卻是脆弱的，雖然富足，但卻是短視的，他們有野心卻沒有抱負，“他們生活在一個傻瓜的樂園中，一旦走出那個小天地，他們才猛然醒悟。”甚至一場戰役的失敗，便引發全面的危機，而自己又沒有辦法解決。倫羅特則是從中世紀晚期整個歐洲經濟發展變化出發做了分析，結論是:騎士團在14世紀顛峰過後他們的軍事優勢逐步喪失，而在經濟上卻不能有所作為，它反映了日爾曼小強權總體的衰落。反過來，“北部更大的非日爾曼王國在努力解決財政分裂問題時卻展現出來了新的能力。”此外從軍事角度出發進行的分析就比較少了，而從政治角度去分析條頓騎士團的衰落就更少了。
我認為條頓騎士團的出現不是偶然的，同樣它的衰落也不是偶然的，它的興衰集中反映了中世紀歐洲社會發展的內在要求。造成條頓騎士團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從微觀層面看，是騎士團軍事改革的滯後，使騎士團的軍事技術、軍事制度、軍事思想落後于對手，直接導致了戰爭的失敗，戰爭的失敗引起財政的破產，財政的破產使軍事更加難以為繼，這樣一個惡性循環最終導致了騎士團的徹底解體:中觀層面看則是歐洲經濟的發展與進步對上層建築提出的新要求，政治統治己經不能僅僅依靠軍事力量來維持，更需要對社會事務的管理和經濟活動的積極參與，政治集團和經濟集團只有形成一種良性互動，才能相互促進，共同壯大，在這方面騎士團更加落後于它的對手;從宏觀層面看，條頓騎士團是中世紀歐洲秩序重建漩渦中的一分子，它對這樣一個漩渦的運動起到了自己的助動作用，同時在這樣一個漩渦中它自己的命運並不能由它自己掌握.可以說條頓騎士團的衰落是必然的，正因為如此對條頓騎士團衰落原因的研究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認識在中世紀後期歐洲在軍事、經濟、政治方面究竟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甚至可以幫助我們很好地把握整個中世紀歐洲發展的脈搏。
第一章 條頓騎士團衰落的軍事原因分析
條頓騎士團是一個軍事騎士團，軍事是騎士團活動的重要內容。軍事支撐著騎士團，軍事的勝利通常給騎士團帶來繁榮和強盛，軍事的失敗也會造成騎士團的衰落。正因為如此，坦能堡戰役的失敗對於騎士團來說就不是一場戰爭的失敗，而是它發展過程中由盛而衰的轉捩點，成了騎士團100多年衰落的開始。
一、坦能堡之戰[注：這是西方的稱呼(Tannenberg)，在波蘭、俄羅斯、白俄羅斯稱為格林瓦爾德戰役(Grunwald ) ,在立陶宛被稱為紮爾瑞斯戰役〔Zalgiris )]
坦能堡戰役是波蘭—立陶宛為了擺脫條頓騎士團的威脅，與騎士團進行的一場決戰。戰爭的導火線是1409年條頓騎士團控制下的賽摩基地亞(( Samogitia )發動起義，並向波蘭—立陶宛求救，波蘭—立陶宛的應允遭到騎士團的強烈不滿，1409年8月14日，騎士團向波蘭—立陶宛宣戰。在歷時10個月的戰戰和和中，雙方都在為最後的決戰積聚力量。騎士團得到了西歐一些貴族騎士的支持，而波蘭—立陶宛則得到了羅斯人以及韃靼人的支持。在裝備上騎士團具有明顯的優勢，主要是裝備精良的重裝騎兵，而且還配有大炮;波蘭—立陶宛聯軍的裝備相比而言差的很多，波蘭軍有一部分重裝騎兵，但是步兵也有相當的數量，而立陶宛則主要是以輕騎兵為主，雖然也有大炮，但數量要比騎士團少的多[注：騎士團有大炮100多門，而立陶宛只有16門.]。然而在兵力上騎士團則處於劣勢。騎士團共擁有51個營的兵力，其中重裝騎兵20000人，步兵11000人，加上其他人員，共約35000多人。聯軍方面，波蘭有重裝騎兵18000人，輕騎兵11000人，步兵4000人;立陶宛有輕騎兵15000人，韃靼輕騎兵3000人，來自斯摸棱斯克的白俄羅斯僕從軍3個營，此外還有賽摩基地亞起義者以及捷克的自願者，共90多個營，約6萬多人.
1410年7月3日，波蘭—立陶宛聯軍在波蘭國王弗瓦迪斯瓦夫二世亞蓋洛的率領下，進入騎士團領地，向騎士團總部駐地馬林堡逼近。7月14日，當聯軍行進到坦能堡附近的森林時與騎士團部隊遭遇，雙方隨即展開戰鬥隊形。戰鬥在坦能堡、格林瓦爾德和路德維希斯多夫之間的平原展開，地形開闊而複雜，不遠處是盧本湖，湖畔是茂密的森林。騎士團在坦能堡和路德維希斯多夫之間2.5公里的正面三線配置，左翼為瓦倫羅德指揮的15個營，右翼是利希德斯泰因指揮的20個營，步兵和炮兵構成第一線，之後是兩線重裝騎兵，總團長雲金根指揮預備隊16個營坐鎮後方直接指揮戰鬥.騎士團左邊是坦能堡，右邊是格林瓦爾德，身後是沼澤地帶。聯軍兩線配置，右翼由立陶宛大公維托夫特指揮，韃靼輕騎兵保護其側翼;左翼由王家元帥茲比格涅夫指揮，在波軍和立陶宛軍的結合部是白俄羅斯的3個營和捷克自願兵組成的2個營。聯軍的預備隊分作兩部分，一部分在左後方，另一部分在中後方。此外聯軍在身後的密林中埋伏了幾個營的步兵，亞蓋洛和他的近衛軍包括一個立陶宛小分隊在這些埋伏單位附近駐紮，直接指揮戰鬥。
戰鬥在7月15日上午9點開始，立陶宛的輕騎兵首先發動衝鋒，騎士團大炮轟擊，但是由於淩晨大雨使火藥受潮，沒有給聯軍造成重大傷亡，反而騎士團的炮兵和第一線的步兵輕易被聯軍擊潰。瓦倫羅德的反擊雖然擊退了立陶宛的進攻，但對自己步兵的踐踏超過了對敵人的打擊。騎士團的右翼和波蘭軍隊也投入了戰鬥。大約一個小時之後，韃靼騎兵開始有計劃的向沼澤和森林地帶撤退，他們引誘騎士團部隊遠離戰場，至少有一個營，甚至更多的兵力中了他們的圈套。在主要戰場，雙方呈膠著狀態，戰鬥變成了雙方的猛擊比賽，但雙方的預備部隊都還沒有動用。
瓦倫羅德命令第二線部隊加入戰鬥，迫使立陶宛部隊逐漸後退，但是在聯軍結合部的3個白俄羅斯營和捷克的自願兵表現的異常英勇頑強，雖然他們的一個營完全被消滅，但聯軍右翼的陣線被保住了，只是陣線的位置和開始時放生了90度的變動。騎士團無組織的追擊後退的立陶宛軍，他們進入了沼澤和森林地帶，而立陶宛大公維托夫特己經作了重新部署，嚴陣以待了。左翼的聯軍還在和騎士團激烈的戰鬥，逐漸地，騎士團好象占得了上風。亞蓋洛命令預備隊出擊，一部分加強左翼，逐漸通過騎士團右翼向其後方遷回，另一部分加強右翼和中路，漫漫向騎士團的中部楔入。騎士團的追擊部隊遭到了伏擊，他們被趕入沼澤消滅，維托夫特重新集結的部隊開始向騎士團左後方包抄。雲金根相信自己的兩線重裝騎兵能解決戰鬥，他的16個營的預備隊始終沒有出動，當他決定準備投入他的預備隊時，他發現自己已經被分割包圍了。接下來便是聯軍殘酷的屠殺了。
坦能堡戰役，使騎士團遭到沉重的打擊，其主力損失殆盡。大約250人的騎士團騎士兄弟會成員損失205人，包括其領導核心。除了總團長雲金根外，還有大元帥瓦倫羅德，大考姆瑟[注：考姆瑟(Komthur)，騎士團城堡行政長官.]利希德斯泰因和斯瓦茨伯格，大財政官穆赫因姆，勃蘭登堡考姆瑟薩爾紮巴赫都在戰鬥中陣亡。騎士團宣佈陣亡18000人，波蘭方面宣稱俘虜騎士團1400()人。而聯軍方面陣亡5000多人，8000多人負傷。
二、騎士團的軍事制度
騎士團的中央機構主要由全體騎士大會、行政議事會、總團長組成。其中總團長(The Grand Master)為最高首領，是領土最高所有主，也是神聖羅馬帝國的諸侯，由選舉產生，終身執政。團長下設五大“總管”組成行政議事會，輔助執政:大統領((the grand commander)掌管土地、軍事統領(the supreme marshal)是軍隊的指揮官、財政官(the treasurer)是財政首腦、慈惠院檢察官官((the supreme hospitaller)掌管宗教事務、軍需官(the supreme draper)掌管軍糧供應，後來又監管貿易往來。行政議事會每年只開一次例會，或者在特別情況下臨時召集。騎士團在成立之初，成員由兩個階層構成:騎士兄弟會和教士兄弟會。騎士兄弟(Knight-brethren )嚴格遵守三項誓言:安貧、守貞、服從，而且必須幫助病弱並同異教徒作戰。騎士兄弟披的黑十字白披風，平日進行嚴酷緊張的軍事訓練。他們生活方式簡樸嚴格而且單調，“成員從團裏領得一把寶劍、一塊麵包和一件舊袍，不能佩戴家族的紋章，不能與凡俗之人同住，不能常去奢華的城市，也不能單獨騎馬外出、讀信或寫信;每晚要被鐘聲叫醒四次去唱詩，白天去做四次祈禱，星期五要受到修道生活的訓練，即使團長也沒有權力給任何人休假……，如果一個成員有任何不端行為，就召開秘密團會，決定對其懲罰。”騎士兄弟是騎士團的核心力量。教士會兄弟(priest-brethren)和騎士會兄弟不同，他們沒有三項誓言的約束，他們的主要職責是給民眾進行祈禱並從事一些宗教事務，他們為騎士和在醫院的病患主持聖事，並作為隨軍牧師同騎士們一起出征。教士兄弟在普魯士和立窩尼亞不能被選為團長、統領和副統領，但在德國可以被選為統領。後來，在這兩個階層之外又增加了第三個階層——軍士兄弟會(Sergeants，serving brothers )，他們披著灰色，上面有三角十字架的較小斗篷，這表明了他們在騎士團的地位。
騎士團對波羅的海地區的征服效率之高在當時來說令人驚訝，原因並不在人數的多寡。這一方面依賴于騎士們優良的裝備、勇敢的精神、優秀的作戰技能之外，另一方面也由於當地武裝力量裝備的低劣、防禦技術的低下以及軍隊組織的渙散。
在中世紀，由騎士組成的騎兵部隊在戰鬥中具有明顯的優勢，他們往往能決定戰爭的勝負，儘管許多學者對中世紀騎兵戰鬥力的優勢提出質疑[注：里昂認為“騎兵在軍事上從未勝過步兵”，巴赫拉赫認為，在中世紀的戰役中騎兵並不是戰術上的主導因素，因為沒有弓箭手或其他步兵支援的情況下，騎兵的衝鋒很少能夠成功。(轉引自《14一一17世紀歐洲的軍事革命與社會轉型》)中世紀“在絕大多數戰役中，徒步作戰的人數都遠遠超出馬背上作戰的人數:5: 1或6: 1的比例在西方看起來是正常比例，而拜占庭人的這一比例則接近4: 1”.]，但是騎兵在中世紀許多著名的戰役中仍是最終決定勝負的力量。在中世紀，每一名騎士在正式成為一名戰士之前，都要經過很長時間的體格、打鬥、騎馬以及作戰技能的訓練，這樣的訓練往往從小就開始。因此，騎士們往往具有健壯的體格、嫺熟的武藝，同時也培養了他們勇敢豪邁的英勇精神。由這樣的戰士組成的部隊，雖然組織紀律性可能不強，但戰鬥力是不可低估的。並不是每個騎士都可以參加騎士團，加入騎士團有非常嚴格的限制，這些要求和聖殿騎士團非常相似:必須是非常年輕(年滿14歲)，身體健康，沒有身體缺陷，不能有債務或其他義務的拖累，而且必須是騎士的後代。對騎士出身的要求，保證了騎士兄弟們諳熟騎術、格鬥等作戰技巧，並且在早期，他們還要經過良好的訓練，正因為如此，這些強壯、勇敢的年輕戰士在對普魯士、立窩尼亞的征服戰鬥中，才能夠屢戰屢勝。
騎士團的部隊主要是重裝騎兵，其裝備主要有長矛、劍，全身由厚重的盔甲保護，戰馬也披著愷甲，騎士騎在馬上揮舞著武器，橫衝直撞，威力無比。這些戴盔掛甲越馬揚鞭的武士，每個人都可成為一個獨立的作戰單位，而每人都是一座活動的堡壘。與這樣的敵人作戰，武器低劣、身無片甲的異教徒幾乎無任何取勝的希望。事實上，騎士團在成立之初，只有40名騎士加入;當巴拉克進入普魯士的時候，他只是率領20名騎士和200多名戰士:據《騎士團編年史》記載說，一次庫爾姆城被圍，守城部隊曾3次派人去雷登求援，他們所要求的僅是1名騎士，而當10名騎士趕到時，城中人大喜過望。即使在騎士團到達顛峰時期，普魯士和立窩尼亞的騎士一共也沒有超過1000人，可見騎士在當時的戰鬥力是如何之高。
和騎士團的狀況相反，當時東北歐地區，如普魯士、立陶宛、立窩尼亞等地，雖然從來就不缺少反抗的決心和戰鬥的勇氣，但其裝備卻是簡陋的可憐。他們很少有盔甲，武器也很糙，也談不上組織，因為他們的堡壘通常是由木頭圍成的柵欄[注：東北歐地區很少石頭，他們的堡壘多是用磚，而在之前只能是木頭。騎士團在普魯士最初建立的城堡如托倫等也都是木頭結構.在1263年，托倫被普魯士人燒毀之後，騎士團才開始建造磚石結構的城堡。]在防禦中，他們的堡壘是如此不堪一擊.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到了14世紀的時候，騎士團的軍事優勢逐漸的喪失。14世紀是西方騎士制度走向沒落的時代。騎士們開始沉溺於浮華、虛榮的追逐，頹廢、萎靡代替了向上、勇武，在戰鬥中，他們更重視自己的安全，而不是戰鬥的效率，他們的裝備雖然使騎士越來越安全，同時也成為沉重的裝備負擔，極大地影響了部隊的機動性，大大降低了部隊的戰鬥力。
同時，面對15世紀以來的軍事變革，騎士團更是無動於衷，在戰場上他們還是沿用15世紀以前的戰爭指導思想和作戰規則，講究原則、高貴和禮貌的作戰方式，這樣的觀念在戰場上越來越顯得不合時宜。城堡修築的越來越堅固，使得進攻一方愈為不利。儘管騎士團掌握了當時先進的火炮技術，但同時這也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重盔快馬的優勢。
另外一個對騎士團十分不利的因素來自騎士團內部:兵源的日益萎縮和離心力的日益加劇。兵源的日益萎縮主要由於對加入騎士團的條件更為嚴格，目的是要保持條頓騎士團為德國人的騎士團，而離心力的加劇則是由於權利下放和各省獨立活動的結果。雖然騎士團在上半期，即阿爾騰柏格(Dietrch von Altenburg1335-1341)時期就嚴格規定了加入騎士團的規定，強調了騎士的出身，但是總團長可以對這樣的規定靈活掌握，在必要的時候，他可以允許只要有貴族血統就可以加入。特別是儘管騎士團的成員絕大部分來自德國境內，但也有一些來自其他國家的非德語騎士，一直到14世紀晚期，還能找到來自義大利、瑞典、弗裏西亞(Frisians)甚至法國、波蘭和西班牙的騎士。但在15世紀的時候，這都成為了過去。首先，禁止國外騎士加入騎士團的呼聲越來越高，1449年當卑森(Biesen)統領吸收一名瓦倫人(Walloon)作為普魯士條頓騎士團的成員時，總團長給他寫信要他立即將這名騎士遣送回馬斯特李赫特(Maastricht )，並告誡他騎士團是純粹的德國騎士團，不能有非德語成員。其次，對即使是德國人加入騎士團也做了非常嚴格的限制，要求加入者必須父母雙方都是騎士出身，至少其祖父母為騎士出身。這樣騎士團中的一大批成員——來自貴族的兒子、私生子以及有一半出生貴族一一成為不受歡迎的人，而他們經常是戰場上的重要戰鬥力量。騎士團內部離心力很早就開始出現了。立窩尼亞雖然是騎士團的一個省區，但由於它並沒有和騎士團的其他領地相連，事實上卻是半獨立性的，開始的時候它的大團長每年要到總部述職，漸漸的發展到只是派自己的代表代替。再後來的發展更是到了立窩尼亞省、帝國，省各自招募自己的騎士兄弟，獨立發展自己的事業。在坦能堡戰役時，普魯士的騎士團兄弟焦急地等待他們立窩尼亞的兄弟們的援助，但是援軍卻始終沒有到達。另外，騎士團統治著普魯士人、波蘭人和日爾曼人，其中日爾曼人財多勢重，即使在日爾曼人中，差異也很大。在普魯士來自德國北部的法蘭哥尼亞人和士瓦本人與來自德國南部的萊茵蘭人和西華里亞人(Westphalians )幾乎勢不兩立，薩克森人對士瓦本人百般挑剔，而士瓦本人對巴伐利亞人又不屑一顧。在立窩尼亞西華里亞人又敵視萊茵蘭人。“到了15世紀，這些積怨與不和變得危險起來，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騎士團對敵人的抗擊。; 30而且此時的騎士團兄弟己經沒有了以往對信仰的堅定、宗教的熱情和對總團長的忠誠。他們更多關心的是攫取較好的職位，那些地位較高，有能力決定騎士升遷的官員經常網羅和自己關係密切的人，編織自己的勢力網，經常出現為了職位相互間爭吵不休。騎士團成了一些特權人物牟取利益的機構。
總而言之，到了巧世紀的時候騎士團已經喪失了以往的戰鬥力和向上精神，但是更為嚴重的是它的周圍卻逐漸出現了更加強大的敵人。
三、波蘭、立陶宛的軍事改革
在15世紀上半期之前波蘭和其他許多國家一樣沒有常備軍。當有戰事發生，基於封建制度的主從義務關係，國王會臨時召集一支扈從軍(the General Levy )，波蘭貴族根據對國王的義務，帶領自己的扈從應徵入伍，為國王作戰，而國王則要付給他報酬、給養以及當他被俘時所需要的贖金。和他的對手一樣，這時的波蘭以貴族和他們的扈從作為軍隊的核心。這些貴族自備戰馬、盔甲和兵器，他們往往身披笨重結實的愷甲，使用長矛，組成重騎兵，被稱為撒拉赤塔(Szlachta )，到了15世紀上半期的時候，由於他們受到立陶宛和韃靼輕騎兵的影響，他們的裝備有所減輕，但相對而言還是較重。每個撒拉赤塔擁有2— 5名自己的騎馬的扈從陪同，這些息從被稱為斯贊斯(Strzelcy )，意為射擊手，十字弓和盾牌是他們的主要武器，另外有少數也使用長矛，還有一些韃靼和立陶宛的移民扈從使用弓。通常這些扈從由貴族控制的村莊挑選產生，只有少數比較富裕的扈從能提供自己需要的武器和盔甲，即使如此，斯贊斯的愷甲也是非常簡單，比起貴族的愷甲要輕許多。在戰鬥中，他們往往組成一個個作戰單位，同時射箭，齊射的效果是打亂敵方的戰鬥隊形，以便重裝騎兵的攻擊展開。
在這一時期步兵通常被視作輔助部隊，然而波蘭卻能建立一支比較不錯的步兵隊伍。這些士兵一部分由斯贊斯的扈從組成，每個斯贊斯都要提供2-3名步兵，這些步兵的裝備極為簡單，很少甚至根本沒有任何愷甲，通常的武器是十字弓和弓，也有一些會帶有梭鏢和棍棒。另一部分由城市的雇傭兵組成。這些人主要來自波蘭西部邊境的波蘭城市，主要是波細密亞人和摩拉維亞人，也有一些是德國人，他們的戰鬥力要比由農民祖成的步兵更強。
波蘭也有少量的輕騎兵(light horse )，但這一兵種不被列入波蘭扈從軍的序列。在波蘭周圍的國家，以運用輕騎兵顯著的國家是北部的立陶宛和南邊的匈牙利、塞爾維亞等.其中以立陶宛最為顯著，這主要是他們經常和奧斯曼土耳其帝國(Orroman Empire)作戰的結果。波蘭主要從南方的匈牙利、塞爾維亞(Serbia )、瓦倫西亞(Wallachia)等國家雇傭輕騎兵，因為立陶宛的輕騎兵通常被認為組織紀律性很差。
反對騎士團的13年戰爭的開始，給波蘭軍隊的組成和戰鬥序列帶來了變化。波蘭的扈從軍對騎士團的戰爭進行的非常糟糕，主要是由於國王對軍隊的指揮調動能力不夠，如果國王不答應軍隊的政治要求，他是很難指揮動軍隊的。在13年戰爭中，波蘭的扈從軍沒有取得一次戰鬥的勝利，儘管扈從軍的表現非常糟糕，但波蘭還是贏得了戰爭，這主要得益于波蘭新式常備軍(mercenary)的出色表現。波蘭常備軍的出現主要是取代戰鬥力很弱而又不能讓人放心的扈從軍的需要，同時，經常叛亂的條頓城市轉向投奔波蘭，為波蘭提供了大量的現金，這為波蘭常備軍的建立提供了基礎.
同以往雇傭的軍隊不同，國王首先任命一些軍隊指揮官，讓其進行士兵的招募，並且規定隊伍的建制、薪金以及其他的義務。營(Banner)是騎兵的基本單位，大約由100名騎士組成。羅塔( Rota )是步兵的基本單位，大約有200名戰士。此外還有一些其他的兵種。每當一個單元的部隊組建完成，它都要對國王宣誓效忠，它的番號以及成員都要被記錄下來。這樣的部隊是可以信賴的，特別是由波蘭人組成的建制。他們的首領在國王不在的情況下，可以代替國王行使指揮權，以確保戰鬥的勝利。在13年戰爭中，度寧(Piotr Dunin)就是這樣一位被國王任命的常備軍指揮官，由於他的傑出表現，皇家軍隊統領(Crown Hetman Mercenaries)成為了一個固定的職務。
波蘭的常備軍仍然由重裝騎兵、輕騎兵和步兵組成。王室為騎兵各個營建立自己的番號，各營之間以“同志體系”( Comrade System)確立他們之間的關係。各營的指揮官再招募自己的騎士組建各自的單位，這些戰士被稱為“托瓦則”( Towarzysze，意為同志或同事)。通常從舊軍隊中的撤拉赤塔和下層人士中選拔。這些人通常是舊式庭從軍的反對力量。他們往往會帶自己2-5名的扈從一起加入隊伍，一般的來說，扈從的多少會決定自己所在營隊的性質。比如，一個托瓦則所帶的扈從不超過2名，這樣的營隊叫長矛營(Lancer Banner )，如果所帶的危從達到4--5名，這樣的營叫箭營(Volley Banner ) 如1471年的羅考索斯基營(Company Connander Rokosowski)就是一個長矛營，該營有32名騎士和63名扈從。1498年的考維茨基營(Company master Kotwicz)就是一個箭營，該營有19名騎士和73名雇從。在波蘭新軍中，騎士的甲胄要比舊式騎士的盔甲輕許多，他們的裝備通常只是比原來的斯贊斯稍微重一些，使用的武器一般是長矛。托瓦則的雇從被稱為普斯推(Pocztowi )，他們的武器主要是十字弓，到了1540年代以後，十字弓幾乎完全被東方的複合弓(composite bow)所代替。
波蘭在扈從軍時代，他的輕騎兵主要來自塞爾維亞和瓦倫西亞等地。但是，隨著這些國家被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征服，波蘭喪失了他的輕騎兵兵源，於是他不得不發展自己的輕騎兵(Cossacks)，主要模仿韃靼騎兵，採用韃靼騎兵的裝備和戰術。但是在1500年之前，輕騎兵在波蘭軍隊中並沒有扮演重要的角色。波蘭的步兵和扈從軍時代的城市民兵有相同的組織結構，戰鬥中往往排列成固定的整齊的隊形:前邊是4排梭鏢手，每排18個人，後邊緊接著十幾排弓箭手。此外，在波蘭的步兵中還有來自波細密亞的反胡斯派的軍隊，他們的車堡戰術也被納入到波蘭軍隊中，成為波蘭軍隊的一個重要的戰術。
立陶宛軍隊
立陶宛土地貧痔，人口稀少，貴族們往往依靠很大面積的領地才能提供一個騎士，但是中世紀後期的立陶宛是東歐最大的國家，領土包括白俄羅斯、部分烏克蘭和賽摩基地亞(Samogitian)，而且和波蘭相比，立陶宛的中央集權程度要高許多，所以儘管如此，仍然能夠組織一支龐大的軍隊。
立陶宛騎兵的裝備比西方重裝騎兵的盔甲要輕的多，他們的愷甲是由皮革和金屬片連綴而成，只有最富有的貴族才能備置的起西歐騎士的重盔厚甲。由於愷甲的防護功能較差，立陶宛軍隊使用盾牌的時間要比西歐國家更長。他們的主要武器是長矛(spisa ) 和西方國家騎兵相比，立陶宛騎兵的機動性要高出很多。立陶宛的輕騎兵主要由騎士的扈從組成，他們的裝備更為簡單，愷甲只是用厚厚的皮毛做成的坎肩，使用的武器主要由矛、弓箭和盾牌。由於長期和勒靶人作戰、接觸，他們能夠騎在馬上進行射擊.在立陶宛軍隊中，有許多單位是由不同的民族構成的，其中羅斯人和韃靼人組成的隊伍最引人注目。立陶宛南部和東部領土由羅斯族構成，羅斯人組成的部隊是立陶宛軍隊中戰鬥力最強的，他們往往在戰鬥中被作為中軍。大公維托伏特(Vyataus )統治時期，韃靼人在立陶宛的居民開始大幅增長，他們為王室提供輕騎兵和一些其他的義務，他們往往在自己領導人率領下，沿用自己習慣的作戰方式為大公作戰，在1396——1399年間，被廢黜的金帳汗托泰咪西汗(Tochtamysh)就為大公提供了一支很強的騎兵部隊。而大公經常有一支自己的私人韃靼衛隊.立陶宛的步兵在軍隊中處於次要地位，主要由來自北部的農民組成，他們的裝備最差，主要以梭鏢和弓箭為武器，當戰鬥有需要時，騎兵會下馬徒步和步兵一起作戰。
立陶宛軍隊最為顯著的一個特點是:非凡的戰略戰術。儘管他們的機動性要強於歐洲各國的軍隊，但還是非常重視戰鬥中戰略戰術的運用，這是他們和勒粗人學到的先進軍事技術。戰鬥中，他們會充分合理的運用戰場的地形地貌，各種障礙物、掩蔽體甚至氣候條件。戰鬥開始後，他們利用自己輕騎兵快速運動的特點，偵察敵軍的薄弱環節，然後發動小規模的進攻，以切斷敵軍各部分的聯繫。如果對手力量比較強大，他們會採用佯敗，引誘敵軍追擊，從而打亂敵人的陣型，進而展開圍殲。如果地形不適合於騎兵作戰，他們會下馬使用弓箭進行大規模的設伏。坦能堡戰役便是立陶宛軍隊戰略戰術運用最為充分的一場戰役。一位立窩尼亞的傳記作家曾描述騎士團戰士在沼澤被下馬的立陶宛騎兵砍殺的情景，騎士們“像女人一樣被紛紛砍倒”。
四、歐洲軍事制度的變化。
事實上，變化並不只是在波蘭和立陶宛身上發生。從14世紀開始，整個歐洲正經歷著重大的軍事變革，這些變革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軍事城堡的修築更加堅固、完善，二是步兵革命，三是火炮的出現和運用。這三項技術革命徹底改變了中世紀後期軍事進攻和防禦的優勢對比。在西歐，從9世紀開始城堡進入大發展時期，11世紀中到13世紀進入全盛。我們不能指望東北歐的發展與西歐有同樣的進度，但從13世紀後半期開始，那裏的堡壘建築達到了西歐的水平。表現在城牆更加堅固，厚而且高，並且城牆的的長度比以往更長。這樣大大增加了進攻一方圍城的難度和費用[注：增加城牆的長度開始於12世紀後期的西歐。儘管城牆的加長，需要更多的士兵來進行守衛，但城堡可以容納的居民更多。通常城牆每增加一倍，需要增加的士兵便會增加一倍，但容納的居民則可以增加四倍]。步兵革命始于14世紀初，是以瑞士方陣和英國長弓手為代表的步兵，取代重裝騎兵重新成為歐洲戰場上主宰的過程。通過戰士們長期集體的間隔訓練，依靠其嚴密的組織紀律性，相互間的密切配合和協作，以及團隊的凝聚力，極大的提高了戰鬥力，從而取得與紀律鬆弛，缺乏配合的騎兵優勢。在 1315年的摩爾嘉屯戰役(Battle of Morgarten)和1339年的牢彭戰役(Battle of Laupen)中，紀律嚴明的瑞士長槍兵依靠密集的方陣打敗了勃良第的封建騎兵，在1346年的克勒西戰役和1356年的普瓦提埃戰役中，英國步兵憑藉對長弓的良好運用，取得了對法國重裝騎兵的勝利。這些勝利表明重裝騎兵對歐洲戰場的統治己經結束，預示著步兵時代的再次來臨。步兵革命是導致了中世紀騎士制度衰落的一個重要原因。火炮出現的最早記載是1128年來自中國，歐洲最早出現大約在13世紀晚期——14世紀早期。在戰場上使用可能是14世紀上半期摩爾人在同西班牙人的戰鬥中。早期火炮威力小、射程近、不穩定，在戰鬥中的實際效能並不高，特別是在野外戰場，其作用更為有限。在圍攻堡壘的戰鬥中，主要被用來轟擊木制堡壘大門，或將石彈射入城中，摧毀房屋和教堂，而不是轟塌城牆，火炮的另外一個作用是使城中守兵必須時刻保持清醒戒備狀態，從而使守軍困乏不堪。15世紀中期以後，隨著火炮製造技術的不斷改進，威力逐漸增大，火炮帶來的己經不只是恐懼，而且它還帶來實際的毀滅，成為了攻城的有效武器。
總之，15世紀的時候，在歐洲戰場上己經有許多新的武器、新的兵種、新的作戰技術以及新的軍事理論和軍事觀念出現，這些新因素的出現，徹底改變了傳統的作戰方式和攻守雙方的優勢的轉化。
第二章條頓騎士團衰落的經濟社會原因分析
一個地區強權之所以一場戰役失敗就會導致完全的衰落乃至於崩潰，更重要的還在於經濟的原因。軍事力量的強弱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經濟實力，同時國家的統治不僅僅依靠軍隊的武力征伐和鎮壓，還必須要進行有序的管理和提供必要的服務。因此，除了軍隊之外，國家必須建立和完善一整套的管理、服務機構和隊伍，以及和國家休戚相關的精神紐帶。這其中經濟的發展以及財政的使用尤為關鍵。中世紀的後期，歐洲各國經濟有了長足進步，城市興起、市場發達、經濟繁榮，在這樣的有利情況下，各國紛紛找到了自己新的依靠力量，並且開始建立自己的財政體系，發展本國的實力，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而騎士團卻沒有能抓住這樣的好時機，他沒有遠大的政治抱負和雄才大略，只有目光短淺、變本加厲的巧取豪奪，他沒有承擔起作為一個強大的國家應有的地區責任，因而也沒有得到與之相應的尊重，相反，他成了闖入波羅的海地區的一個異端，一個有著武力後盾的經濟機構和貿易同盟集團，一個危害社會秩序的、人人痛恨的侵略者。
坦能堡戰役的失敗帶給條頓騎士團最直接的不利影響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騎士團喪失了在波羅的海地區的軍事優勢，由戰略的進攻態勢轉為了防禦態勢，特別是戰鬥部隊的大幅減員，更是騎士團在短時期無法彌補的。早期騎士團力量的一個主要源泉是精神資產，在那個時代幾乎帶有一種金錢價值:時刻準備忠誠作戰的決心和騎士兄弟們的軍事能力:大首領毫不費力地擁有的軍事力量對同時代任何一位統治者來說都是一筆不
小的費用。坦能堡戰役之後，騎士團主力損失過半[注： 1410年騎士團騎士兄弟會的成員:普魯士約700，立窩尼亞約300-350，帝國管區內共
362， Franconia80， Koblenz37， Utuecht約16，共約1500人左右:1451年，騎士團騎士兄弟會成員:立窩尼亞約200，帝國管區內226， Franconia約52； Koblenz約16. Utuecht約15，而普魯士在1438年則減為350人，因此到1451年騎士團核心成員共約810人]，迫使其不得不轉而依靠雇傭軍來擴充其軍事力量，這無疑給騎士團帶來極大的財政負擔。二是騎士團被迫付給波蘭一筆數額為600萬格羅申的鉅款[注：約合30萬英鎊，這相當於當時英國10年的財政收入]，這使得騎士團幣制崩潰，騎士團陷入了絕境。
一、騎士團的經濟成就。
在經過了漫長黑暗的幾個世紀的衰落蕭條後，歐洲的經濟逐步恢復並發展了起來，實際上這種發展到了十一世紀的時候已經發展到了一種令人驚羨的程度，以至於法國著名的歷史學家布瓦松納驚歎道“也許除了在我們自己的時代以外，歷史上任何其他時期都還沒有人想像過這樣偉大的事業，並使它得到那麼完滿和成功的實現”。經濟的發展依賴於飽受戰亂、饑餓之苦的歐洲各階層人民的辛勤勞作，同時經濟的發展也為歐洲新的變革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和廣闊的活動舞臺。騎士團作為一種積極的力量在這種經濟恢復活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聖殿騎士團在法國開闢了大片的耕地，而條頓騎士團在普魯士的成績更加突出。
1230年，巴爾克率領騎士團支隊首次到達普魯士的時候，就將對普魯士的征服和土地的開發結合起來。在騎士團征服之前的普魯士，不僅盛行異教，居民愚昧、兇暴，而且生產、生活方式比起歐洲其他地區更加落後。“他們以漁獵為生，而且像所有的斯拉夫人一樣，養蜂采蜜。他們住在環形村莊中，或者叫做‘圓村’。村莊都有圍欄，以保護家畜過夜。除了一點可憐的農業和家畜飼養外，他們唯一的手工業就是亞麻紡織”。為了阻止當地人的反抗，騎士團把自己的城堡和設防城鎮連成一系列的戰線，在這些線內的安全地區廣泛移民，以非常優惠的條件從帝國境內招募大批農民、手工業者到新征服的地區安家落戶。這些新來的居民不僅有力地防止了當地人的起義反抗，而且他們帶來先進的生產工具和先進的生產方法，他們以極高的工作效率很快改變了這個以前“連鬼都不願去的”不毛之地的面貌。騎士團以極大的熱情和非凡的管理才能領導了這一偉大的運動。它不僅給新來的拓殖者各種優惠—統治並不嚴酷，稅收和兵役也不苛重，教會的負擔非常輕[注：在普魯士只有3個主教，立窩尼亞也只有3個修道院也很少。雖然教皇擁有對騎士團的宗主權，但是教徒交給教皇的年金卻不在普魯士徵收]，積極鼓勵引進先進的農作物品種，而且熱衷於公共設施的建設，如鋪路、排幹沼澤、築堤修壩等。事實上在整個征服過程中，這種先進的生產方式和管理方式對當地居民的吸引力和騎士團軍事的威力起到了同樣重要的作用，50多年的征服活動不僅使這一地區的異教被剷除了，而且使當地的經濟生活極大繁榮起來。穀物產量大增，不但可以滿足自用，而且大量出口;牲畜的養殖也擴大了:加工業有了巨大的發展。在14世紀初的時候騎士團擁有16000匹馬、10500頭耕牛、61000只綿羊、19000頭豬:擁有390座磨坊，生產的麵粉足夠50萬以上的人口食用:大量出口穀物和木材，還有皮毛、鉀鹽、蜂蜜等。騎士團的活動中心北移後，繼續了原來開明的政策，近一個世紀的內部建設，在總團長克尼帕羅統治時期，達到興盛的頂點，被視為中世紀歐洲治理最佳的國家之一，不僅經濟上呈現出繁榮發達的景象，而且它以通貨可靠而堅挺，法律公正嚴明而名揚歐洲，成為歐洲的角柱。
起先騎士團是不允許進行經營活動的，最初的財富主要來自捐贈。因此它必須和世俗貴族們搞好關係，因為這些貴族能給它以物質上的支持，特別是帝國皇室。在薩爾紮前後的幾代領導人都十分謹慎的如此行事，當總團長Gerhard von Malberg試圖討好教皇而疏遠帝國時，皇帝果斷的沒收了騎士團西西里的地產作為懲罰。總之騎士團早期的經濟狀況是窘迫而被動的。這種狀況的最早改變在1263年，教皇烏爾班四世終於授權他們允許出賣產品以購回所需，但是不能進行獲利性經營。教皇的授權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騎士團的經濟狀況，但是離騎士團的要求相距甚遠，為騎士團進一步的發展提供充分的條件還得依賴于精明的總團長奧賽爾(1324——1330)偽造的教皇聖諭。在據說是教皇亞歷山大四世於1257年頒佈的聖諭中聲明，由於貧窮，特允許騎士團從事貿易。騎士團逐漸以一個商業機構的身份出現於北歐，在14世紀中後期的時候特別活躍。貿易主要集中掌握在馬林堡的財政官和科尼斯堡的軍事統領手中，他們被稱為最高經紀人。在最高經紀人之下有許多下級經紀人，每個重要的城市都有一個，在國外如盧貝克、布魯日、英格蘭、蘇格蘭以及諾夫哥羅德都設有經紀人，在經紀人之下有各式各樣的雇員。騎士團最重要的貿易商品是對玻拍貿易的壟斷性經營，此外重要的商品還有糧食和木材以及木製品。騎士團曾經企圖對糧食出口進行壟斷，這引起城市商人的強烈反對，對木材及木製品的貿易主要是作為中間人，將波蘭北部森林的資源經過但澤出口到英格蘭、荷蘭、佛蘭德、葡萄牙、西班牙以及諾曼第。進口的商品主要有鹽、布匹、香料、酒、水果等以及少許的鐵、銅。騎士團成了最大的消費者。
為了拓殖廣闊的不毛之地，騎士團給予那些殖民者建立的城市以絕對的自主權、自由貿易權和廣泛的免稅權，城市因而獲得很快的發展。騎士團並沒有因此使自己的經濟收入受到損失，相反它精明的經濟政策和稅收制度，不僅使它能夠很自如的維持自身機構正常運轉，而且在1346年，還有能力從丹麥人手中購買愛沙尼亞。在14世紀末它的貨幣收入達到275000英鎊，這是一筆非常可觀而令當時幾乎所有世俗統治者都豔羨的財富，這幾乎相當於英王同期年收入的10倍[注：直到15世紀，英國王室一年的正常收入也只有5萬英鎊，法國王室一年的賦稅收入為1200000裏特爾]。當歐洲的世俗君主們不得不依靠頻頻借債度日的時候，騎士團卻能有大量的貨幣投放貸款，它的財富在國際金融中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儘管其基督教的理念禁止它進行任何形式的高利貸。
二、城市的興起和它的重要作用。
從11世紀到14世紀300年的時間裏，歐洲人口增加了一倍。人口的增長、農業的恢復促進了商業的發展。商業從11世紀起開始從歐洲南、北兩個方向興起，不僅使整個歐洲的經濟生活生機勃勃，而且使社會越來越變得和平，那些好戰的民族正慢慢習慣於放下武器，撒拉森人對地中海的控制結束了，斯堪的納維亞人的船隻遊弋在北海，不是從事海盜而是進行貿易。經濟的恢復和發展，不但使歐洲獲得了史無前例的繁榮，甚至比羅馬時代更加繁榮，而且最重要的一個後果是導致了城市的興起。然而，經濟發展的意義還不只在於他的獨自一個領域的進步，更重要的是他對其他各個領域的影響。他提供的不僅僅是物質的富足，更重要的還有觀念的、精神的改變二這對於新興的歐洲各種政治力量的整合，未來歐洲政治走向都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比利時歷史學家亨利。皮雷納認為在四世紀之後，一直到九世紀，除了拜占庭之外，歐洲不復存在真正的大城市，因為當時的歐洲不具備構成現代意義城市的兩個基本要素:市民階級的居民和城市組織。這個論斷是準確的，因為這兩個因素的出現依賴於商業貿易，在中世紀初期的五個世紀中歐洲基本上是以農業為基礎的，而不是商業的。商業的繁榮需要各種有利的條件:農業的保障，政治的穩定，交通的便利暢通，通貨的相對穩定，富裕階級的對外界消費品的需求等等。在生產力相對落後的時代，對於商業來說，交通顯得非常重要，而在沒有現代交通工具之前，水路又有著特別重要的意義，在羅馬帝國時代，地中海可以為帝國的商業繁榮提供廉價便利的交通.歐洲從不缺少商業的傳統。但是，隨著蠻族的入侵和帝國的崩潰，這一傳統一再被中斷，在幾個世紀的戰亂、破壞中，人口大量減少，土地荒蕪，帝國時代的先進的工藝失傳。商業雖然還在一定程度上進行著的抗擊，但是最終還是完全讓位於粗放的農業。一直到11世紀，在歐洲城市才又重新得以復興。
一開始城市就顯示出了強大的活力。他們是自由的，也是富足的，他們對社會的改變是巨大的。新的財富形式產生了，以前地產幾乎是唯一重要的財富形式，隨著城市商業貿易的發展，貨幣財富正在成為另一種重要的財富形式，在日常的經濟活動中，它的重要性正在超過地產。貨幣源源不斷地從四周流向城市，城市商人變得越來越富裕，越來越重要。市民階級越來越成為一個積極的力量，中世紀傳統的兩個積極力量—教士和貴族—在金錢的腐蝕下，正受到摧殘和分化。城市形成時期的生活費用是很高的，對於不能增加收入的地產擁有者來說是很難受的。教會利用它的便利條件，加緊搜刮，教士的生活受到人們的指責，教會喪失了進取心，愈益成為一切新生事物的障礙。貴族們則不得不出賣地產或者向城市借錢，甚至國王們也不得不仰仗城市金融家的幫助。貴族被分化為兩部分，一部分日益變得貧窮，最終淹沒在廣大的貧苦農民的洪流之中;另一部分接受了城市，得到了城市的支持和幫助，成為了社會運動的領導者。
城市財富增長還帶來了重大的政治後果。有些城市在需要時可以建立一支由裝各精良的上萬人的軍隊。1176年頭戴鋼盔身披鐵甲的倫巴第公社社員在來尼亞諾戰勝了皇帝紅鬍子菲特列率領的高貴的騎士軍隊。在法國國王最終確立王權的優勢過程中，城市也是功不可沒。在英國，由於城市沒有站到國王一邊，中央集權遠沒有法國強大.城市支持貴族反對國王，使英國議會政府發展的非常完善。然而，影響最大的還要數北德組成的城市同盟—漢撒同盟。同盟最初是北德一些城市為了自衛而形成的聯合組織，後來範圍逐步擴大，在顛峰時期參加同盟的有80多個城市。同盟不僅制定了嚴格的規則以約束其成員，保證成員的經濟利益，而且隨著財富的增加，還擁有了自己強大的軍事力量，不但用來保衛自己，而且還經常干預國際事務。為了壟斷波羅的海和北海的貿易，成功的發動了對丹麥的戰爭，一度佔領丹麥全境，迫使丹麥向同盟交納貢金，對丹麥統治者的推舉進行否決。將整個波羅的海和北海作為自己內海進行統治。甚至能夠對英國王室進行控制。
城市對於條頓騎士團的重要作用尤為突出，一來由於騎士團擁有的城市數量眾多，除去立窩尼亞、庫爾蘭、愛沙尼亞，僅在普魯士本土就有85各自治城市;二來這些城市基本都位於歐洲北方貿易的商道上，大多是漢撒同盟的成員城市，比較富足.在13, 14世紀的時候，為了促進生產、發展貿易，騎士團授予許多城市自治權，贏得了城市的支持。作為這些城市的大領主，騎士團每年可以得到相當可觀的漢撤關稅。而且還可以經常得到城市向騎士團重要的軍事遠征行動提供的捐贈。雙方在經過約一個多世紀的相互支持，和睦相處的甜蜜歲月後，逐漸變得疏遠，進而相互指責。騎士團由於軍事行動的擴大，逐漸增大了軍事費用的開支，同時更由於金錢的腐蝕，變得更加貪婪無度，它要求城市為自己提供更大的經濟的支持。而加入漢撒同盟的城市在將同盟和騎士團進行比較時越來越發現，獲得同等的利益保護，同盟的代價要比騎士團小的多，[注：14世紀後期，騎士團境內的漢撤城市向漢撤繳納的稅款平均每個城市為32.8塔勒，一塔勒相當於3馬克。(引自湯普遜著，徐家玲等譯:《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商務印書館，1992，第223頁)這無疑要比交給騎士團的少的多。而當時一名工匠要想加入漢撤同盟，還要接受是要交1馬克還是更多的費用的討論。]他們越來越對騎士團的沉重盤剝感到不滿。
1379年騎士團加入漢撒同盟，但是在進行對外貿易時，並不總是嚴格執行同盟的規則，而是表現出一種非常實用的兩面性，有時表現為一種關係密切的貿易夥伴，有時又裝成一個冷冰冰的負責任的國際大國，有時則公開地和同盟展開競爭。騎士團仰仗軍事的實力飛揚跋啟，而總團長經常執行一種獨立的貿易政策。騎士團同同盟爭奪波羅的海漁業;對諾夫哥羅德市場的爭奪，對英國實行貿易封鎖，自己卻通過走私打破英國對自己的封鎖等等。總之，騎士團的行徑不僅引起貿易國家的痛恨，也招致同盟的憤怒，甚至普魯士的城市也對它非常不滿。為了自己直接的經濟利益，騎士團不僅對外進行激烈的爭奪，對普魯士城市的剝削也越來越沉重，在1406年之前，普魯士城市徵收的磅稅1/3歸騎士團佔有，在1406年之後，騎士團強佔2/3.稅收成了城市的一項負擔，而且騎士團我行我素的貿易政策，使得與城市之間的矛盾也變得越來越尖銳起來，最終二者成了相互敵對的力量。忽視城市力量的作用，將它排擠在在政權建設之外，在當時日漸興起的各種政治勢力的角逐中是可怕的，而將城市置於政權的對立位置，結果證明是災難性的。城市對政權的破壞作用同它的建設作用同樣強大。城市本來是可以作為一個重要的依靠力量，它為騎士團提供了大量的經濟來源，然而，對城市的過渡盤剝，對城市利益的損害，帶來了非常嚴重的政治後果，坦能堡失敗後，城市紛紛脫離騎士團，使其喪失了重要的經濟來源。這是騎士團經濟破產的一個重要原因。
三、中央財政體系的建立
波蘭和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一直在13世紀之前還沒有建立起真正的中央財政體系。地方貴族勢力在國家的政治活動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中央影響微弱，12, 13世紀的一段時間裏，波蘭最大的行政單位是公國。因此在面對騎士團的壓力時只能是一退再退。王公們的政治活動和管理權直接依賴於他們的軍事實力，軍事的有效性主要取決於下屬的忠誠。當時的稅收顯然是有限的，在斯堪的納維亞國家和俄羅斯國家，政府的經濟來源主要是向周圍居民徵收“保護費”，這種經濟來源的不穩定，決定了其軍事實力的不穩定，一旦給養供應出現問題，王公們就只好任由對手或背叛的強盜首領擺佈。在波蘭，古老的實物稅最初交納的是豬、牛和羊，13世紀的時候交納糧食。此外還有兵役稅—城堡中代替複兵役的一種收費:伙食稅—代替王公及隨從出巡時各地伙食供應的一種收費:還有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收費為了維持王公及其隨從在城堡中生活以及政府的一些特殊活動，同樣來自司法管理的收入也很微不足道。這樣的政府收入很難發展成為充足的中央財政體系。特別在13世紀的時候，波蘭騎士特權建立起來，特權階級被豁免了這些義務，使得政府的收入日益減少。沒有建立在皇室定期收入基礎上的有效的行政管理體系，國王就不可能控制整個國家.
中央財政的建立主要歸因於軍事組織體系的變化。國家的建立和國家的保衛都要依賴於軍隊。中世紀各國的軍隊主要由對領主負有軍事義務的息從構成。隨著戰爭中封建義務的衰減和戰爭時間的延長，以及士兵們迫于經濟需要不願參與無利益戰爭的情緒，扈從對領主的忠誠已經變得不在可靠，需要有足夠的軍費來保證軍隊的效忠。在13世紀末期14世紀初期短期服務的雇傭兵制度就已經出現，士兵的薪鈉也逐年提高，在1275年 6000馬克可以輕易招募100名士兵，而100年之後6500馬克卻只能招募到30名士兵。大量軍費的籌集只有中央政權通過稅收來實現.而貿易和商品經濟的發展，貨幣地租逐漸代替了勞役地租和食物地租，為國家的財政體系的建立創造了條件。首先大規模的農業墾殖運動創造了一大批的小農戶，這些小農戶是自由土地的所有者，他們的土地是在國王或王侯的控制之下，而不是受地方貴族控制;城市的興起對政府財政的集中起了重要作用，大的城市成為自我管理的行政單位，他們通過向外投資，間接向王侯提供資材，有時還直接向王侯提供捐助和軍事援助:作為小城鎮的領主王侯則可以從其貿易中徵收稅費:一些新的經濟源的出現也為中央財政的建立提供了有利條件。在王權逐漸加強的過程中，中小土地貴族在商品貿易的有力衝擊下，卻紛紛破產，作為重要反對勢力等力量在逐漸減弱，這也有利於中央財政的建立。
波蘭在凱西米爾大帝統治時期(凱西米爾三世，1333 -1370在位)，實現了中央財政集權.在全國建立地方官員網路，每一位元官員代表國王管理他自己的地區，這樣全國國民都被納入到國王的財政體系之中，政府的財政收入不僅有了極大的提高而且有了保證。皇室領地的收入得到了有效的征繳:特權等級—教會、貴族、騎士—也被納入徵稅範圍，對寺院的稅收尤為沉重，幾乎是世俗貴族地產的2倍:自由城市為了表明願意和國王在政治上的合作，也願意主動繳納糧食稅:對國內貿易的監管，獲得重要的交易稅;對礦產的壟斷經營，為政府提供了巨大的財源。所有的稅費都要求繳納現金，造幣廠重新建立鑄造良好的國內貨幣。同樣，丹麥、瑞典、挪威也逐漸改變原來的封建義務為普通稅。中央財政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為進行穩步的國家建設提供了有力的經濟保障，各國不僅加強了軍隊建設，而且積極進行各方面事務的管理，發展農業、工商業，興辦公共設施，發展國民教育等。
新興的世俗政治實體的財政體系發展的趨勢是中央集中，目的在於保證行政管理和雇傭軍隊以保證國家的安全。騎士團相對更加容易的做到了財政的中央集中，組織的半宗教狀態很容易使高度發達的中央權力對地方收入予以控制:騎士團的最高權力機構是全體騎士大會(the chapter general)，由騎士的首領們，以及各個轄區司令、各個省的總督組成，位居總團長和行政議事會之上，具有無限的權力。在地方，騎士團實行兩級管理模式，即騎士團下設若干轄區(Bailiwick )，後來發展成省級(Pranvice)建制，共有20個省，轄區首領稱為團長(Master )，轄區下又分成許多管區(Commandery )管區首領稱為統領(commander )每個管區轄有一連串的城堡，每一個城堡都有一個“考姆瑟”(komthur)來管理，這些“考姆瑟”稱為“林業團長”或“漁業團長”等，以此來表明騎士團的經濟來源。國家的一個顯著特徵是權利下放和“考姆瑟”擁有最高自主權，以此來適應經濟結構各不相同的廣大地區的需要。隨著領地的不斷擴大，騎士團又派出若干支隊(Broanch )，主要有普魯士、立窩尼亞和帝國支隊三個主要支隊，他們雖然名義上隸屬總團長，但有各自的大團長，內部機構和騎士團中央機構類似.在1309年騎士團首府遷到普魯士之後，總團長直接領有普魯士和德國省的部分轄區[注：德國省共有12各轄區，其中4個歸總團長直接管理，稱為chamber-bailiwicks，它們是克不倫茨(Koblenz )、阿爾薩斯-勃良第(Alsace-Burgundy )、奧地利(Austria)和伯岑(Bozen)]。騎士團的財政來源主要有以下幾種途徑:1、對波羅的海地區的征服，使騎士團很容易獲得了對磨坊、客棧和琥珀貿易的壟斷權，這使騎士團聚積了一大筆錢財;2,騎士團一開始就獲得了對普魯士城鎮的領主地位，騎士團得到的一部分重要的漢撒關稅就是在這些城鎮中徵收的:3、在托倫它擁有鑄幣廠，鑄幣權無疑是一個很大的經濟權力:4、各城鎮還要向騎士團重要的遠征行動給予大量的捐贈;5、它自己還進行貿易、金融活動;6、它擁有龐大的地產，地產稅收也是騎士團一項重要的經濟收入。
雖然騎士團掌握有雄厚的財力，很容易做到財政的中央集中，然而對財政的運用卻是完全失敗的。騎士團不像一個政治實體，更像一個經濟機構，巨大的中央財政只是被用於商業和金融投資，而忽視了行政、國防以及教育諸如此類的國家建設。在14世紀後期的時候，科尼斯堡和馬林堡的兩個“最高經紀人”掌握了10萬馬克的資產，這在當時是一筆巨大的財富。然而騎士團在巨額利息的誘使下，不顧宗教禁律，也不顧義大利著名銀行破產的教訓[注：義大利兩家著名的銀行佩魯齊銀行和巴爾迪銀行先後在1343年和1346年破產，而英王分別所欠的44000英鎊貸款、27000英鎊利息和63000英鎊貸款、40000英鎊利息是造成這兩家銀行倒閉的直接原因.]，利用這筆巨額資產經營起了銀行業，公開以8%-10%的利率進行放貸，這無疑是一種賭徒心理。巨額貸款主要落入英法國王手中，這對維護王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對於騎士團來說卻是非常不利，一方面不能及時的進行軍隊改革，提高部隊戰鬥力，反而拉大了和周圍新興政治力量的差距;另一方面增加了其投資的風險，在當時信用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的情況下，貸款的追繳主要依靠放貸者的實力。實際的結果也是如此，當騎士團坦能堡失敗後，向英、法國王追討債務時，遭到了拒絕，而自己又無足夠的實力。這是騎士團經濟破產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章 條頓騎士團衰落的政治原因分析
在條頓騎士團衰落的過程中，政治原因比軍事原因、經濟原因更為深刻、深遠。歐洲1000年的中世紀史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是西羅馬帝國崩潰之後，歐洲秩序重建的歷史。條頓騎士團的興衰正是體現了這一秩序重建過程的特點。
教俗權力之爭
在西羅馬帝國崩潰之後的歐洲秩序重建過程中，基督教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進行了秩序重建的第一步，沒有基督教很難想像這個重建過程會是一個什麼樣子。基督教在經過幾個世紀的努力之後，到了英諾森3世時，達到了其發展的鼎盛時期.然而基督教除了在人民中間維持和發展精神生活，在人民中間傳播一些安慰和生氣之外，所能作的並不多。上帝在天國給人們以心靈的安慰，然而人們畢竟還是生活在地上。教士不能為農奴做什麼事，基督教也無法獨自建立世俗秩序。“對人類社會的駕駛和對人類事務的指導，一直由兩種勢力分擔著:一方面是信徒，即持有一般概念和原則的人、宗教狂熱者;另一方面是不理解一切理性原則的人們，他們完全按照周圍的情況行事，他們是實幹者、自由思想者”。在“宗教狂熱者們”主掌了世界幾個世紀之後，那些“實幹者、自由思想者”們開始向他們發起了挑戰。從而掀開了歐洲秩序重建的第二步。
教俗權力之爭是由教皇格裏高利7世挑起的，所謂“主教授職權之爭”。10世紀之前，各地主教的任職權歸皇帝所有，新任職的主教必須上報皇帝，皇帝親自出席他的任職典禮，授給他一枚戒指和一柄權杖，主教成為皇帝的附庸。奧托大帝的時候，將這項主教授職權運用于教皇，使教皇成為皇帝的附庸。10—11世紀天主教會開展了一次重大改革運動一一克呂尼運動，要求修士須過集體生活，教士不得婚娶，以防止教會被世俗社會腐蝕和侵犯，同時鼓吹教皇權力至上，主張教皇有權獨攬主教敘任權，甚至有權廢黝世俗君主。教皇以此為依據，同皇帝展開鬥爭，經過半個世紀的較量，1122年，雙方簽訂了《窩姆斯協定》。表面看來，第一次教俗權力之爭是由教皇挑起的，實際上是教皇對世俗力量對其挑戰的一個回應。第一次的教俗權力之爭雖然教皇贏得了一些勝利，但是它導致了世俗力量的覺醒，喚起了世俗力量為重建歐洲秩序的責任感。第二次的教俗權力之爭由世俗力量挑起，先是神聖羅馬帝國的皇帝，之後是英法國王.皇帝的挑釁沒有取得任何成就，但是國王們卻取得了巨大的突破。他們對教皇的禁令置之不顧，公開向教會和教士私人徵稅。而法王菲力浦則更進一步，他禁止法國金銀外流，斷絕了教皇大量的財政來源。法國的法學家們還提出了國家權力至高無上學說，給教皇以極大的打擊。之後幾十年的“阿維農之囚”，更使教皇的威望落到最低點。
教俗權力之爭實質上是雙方就歐洲秩序重建領導權的進一步的爭奪。這場爭奪本身表明了基督教使命的基本完成和世俗力量的不斷壯大和覺醒，他們已經不滿足于在宗教領導身後的主力軍角色了，他們要求按照自己的意願進行秩序的安排，畢竟世間的事務應該由世間的力量解決。對於條頓騎士團來說，這為他們的發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條件:教俗雙方都竭力壯大自己的力量，而騎士團則奇貨可居，炙手可熱，它從教俗雙方得到極大好處，成為騎士團早期能夠迅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
波蘭與立陶宛的合併、宗教革命和條頓騎士團的解體
1386年，立陶宛大公亞蓋洛迎娶波蘭女王海德維西，波蘭和立陶宛合併，立陶宛接受基督教。波蘭立陶宛的合併對中世紀的歐洲影響非常深遠:它使歐洲最後的一塊異教領土飯依了基督教，使歐洲的政治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波蘭立陶宛的合併是條頓騎士團對兩國進行壓迫的直接後果，也是基督教在歐洲精神征服的最終完成，它標誌著基督教在歐洲的徹底勝利，我們不知道該為基督教的這種徹底的勝利歡呼還是悲哀，因為它同時也預示著基督教歷史使命的終結。合併後的波蘭和立陶宛以歐洲最大國家的身份出現，這給秩序重建中的歐洲增添了新的動力和活力，然而對於條頓騎士團來說卻是災難性的。騎士團本身是基督教進行秩序建設過程中產生的怪胎，它存在的基礎就在於異教勢力的存在和教俗力量的支持。聖殿騎士團由於過早的離開反異教徒的前線，最終成為法王的犧牲品。立陶宛的板依基督教，使條頓騎士團再也沒有存在的理由了，不僅如此，而且由於它控制的巨大的財富和資源，已經成為財政窘迫的新興世俗力量垂涎的目標。
14世紀的歐洲和中世紀前期的歐洲已經是完全不同了。外來入侵活動沒有了，流浪生活在整個歐洲內部停止下來，各族移民都己居有定所。財產成為固定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不再聽從暴力和命運的擺佈而天天變動。舊的社會因素和形式行將消失，新的更為集中、更為正規的權力在興起。在法國，通過百年戰爭和國王對貴族勢力的貶損，對市民和下層階級的扶植，民族國家和王權政府逐漸形成:英國隨著都鐸家族的亨利七世登上王座，開始了政治集中、王權勝利的時代:在西班牙卡斯蒂爾王國和阿拉貢王國的聯合，國家更集中化了。總之基督教不但失去了對歐洲秩序建設的領導權，而且必須得按照世俗力量的意圖從新設計自己的前途了。此時的條頓騎士團己經陷入了兩難的境地，作為異教徒的立陶宛不復存在，它己經無法得到教俗力量的支持了，如果它繼續高舉幕督教的大旗前進必然是死路一條，因為基督教的歷史使命已經終結:如果它背棄基督教，更為對它垂涎己久的世俗勢力提供討伐自己的口實，結果依然是死路一條.對於條頓騎士團來說可能最佳的選擇就是無所作為，坐觀時勢的變化，以待在有利於自己的時刻進行適時調整。
條頓騎士團意識到了自己面臨的嚴峻形勢，而且也抓住了主要的癥結。在波蘭和立陶宛聯合的過程中，它千方百計進行阻撓和破壞，一度使立陶宛和自己實現了聯合，據說在坦能堡戰役中立陶宛使用的大炮就是騎士團送給的禮物。而且在波蘭和立陶宛合併後，騎士團拒不承認立陶宛為基督教國家，說亞蓋洛是狡猾的欺騙。雖然騎士團診斷對了病，但是卻下錯了藥，它沒有靜默蟄伏，而是主動挑起戰端，這就使它的衰敗來的更早、更快。騎士團拯救自己的機會只能期待於基督教的改革，而基督教的改革此時已經開始了。不論引起基督教改革的原因是什麼，也不論基督教改革的目的是什麼，改革的結果是基督教適應了世俗力量的要求，放棄了在歐洲秩序重建中的領導作用，任由世俗力量進行秩序安排了。基督教改革為騎士團拯救自己提供了契機，然而當宗教改革的浪潮傳到波羅的海的時候，對於條頓騎士團來說已經太晚，此時的條頓騎士團已經是破敗不堪了。 1525年，最後一任總團長阿爾伯特抓住了挽救自己命運的最後一點機會，他擁護新教，解除了自己對教皇的臣服，把普魯士的騎士團世俗化，成為波蘭的一個公爵領.從此，騎士團統治了300年的普魯士重獲新生。
結語
引起條頓騎士團衰落的原因是錯綜複雜的。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騎士團是一個軍事組織，並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國家。讓一個軍事團體承擔一個國家的責任騎士團便顯得不堪重負了，即使它是強大的那它也是脆弱的。一些對於國家來說只能算作是突發事件的變化對於騎士團都可能會引起巨大的震動，甚至個人的原因都會決定它的命運.從軍事上來說，是騎士團造就了它自己的敵人。在騎士團的步步緊逼之下，波蘭、立陶宛等國不斷增強自己的軍事實力，與騎士團相比較他們的目的更加明確，而且能夠吸收最新的軍事技術、軍事思想成果。相反，騎士團卻過於迷信自己的實力而置新出現的軍事因素於不顧。早在1242年楚德湖戰役中，羅斯人就充分的利用了地形和步兵的巧妙配合，沉重的打擊了騎士團，然而在近2個世紀後的戰役中，騎士團還是重蹈了覆轍。在同它的對手此消彼長的對比中，騎士團愈來愈變得老態龍鍾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引起騎士團衰落的直接原因是強大的對手的崛起。從經濟上來說，條頓騎士團的衰落是世俗世界日益步入發展正軌的結果。軍事是騎士團的根本，如果軍事不再重要了，騎士團也就不再重要了。在基督教向波羅的海地區的荒蠻之地傳播的初期，面對鏢悍的野蠻人，軍事力量是至關重要的，因此條頓騎士團也便格外的引人注目。隨著波羅的海地區大片荒蕪之地逐漸的被開發，經濟不斷發展，城市生活日益繁盛，軍事的作用愈益減弱，騎士團也從一個地區建設中的積極力量變成了一種阻礙經濟進一步發展的反動勢力，這不僅遭到新興各種政治力量的強烈反對，也被傳統的政治力量所拋棄。總之，從15世紀或者更早的時候開始，條頓騎士團變成了眾失之的。從政治上來說，條頓騎士團是基督教重建歐洲秩序過程中出現的一個怪胎。它的出現推動了波羅的海地區國家王權建立的進程，它的興衰體現了西羅馬帝國崩潰之後歐洲秩序重建的艱巨性和複雜性。這種艱巨性和複雜性主要表現在拉丁地區人們存在的神築羅馬觀念和日爾曼人“對個人自由和人的獨立人格的熱愛”。這兩種因素形成對重建秩序的最大障礙和挑戰。對羅馬帝國昔日成就與光榮的回憶和神築羅馬的觀念是對重建秩序力量權威性的巨大挑戰;日爾曼人的自由和獨立本身就是秩序的反動，而當這兩種力量交織在一起的時候，世俗的維持秩序的力量便無法形成對秩序反抗力量的權威了，不論這種世俗的力量是多麼的強大.秩序的建立必須依靠一個有足夠威懾力的權威，歐洲人找到了這樣的權威——上帝.因此，歐洲秩序的重建經歷了兩個過程:由羅馬為中心向週邊的基督教逐步擴張的過程和由歐洲邊緣逐步向中心的世俗政治力量的整合過程。基佐又將這個過程歸結為三個階段:初創或形成階段;試驗探索階段;形成發展階段。中世紀的歐洲正在依靠上帝的力量逐步擺脫混亂，逐漸形成了構成新秩序的一切必要的因素一一國王、世俗貴族、教士、市民、勞動平民、宗教和世俗的權力。而這種新秩序的完成是民族國家的建立和在國家中除了政府和公眾之外不再有其他重大或起決定作用的政治勢力。到了14, 15世紀的時候，歐洲正是到了新秩序試驗探索階段的後期和形成發展階段的初期，條頓騎士團也成為了實現這一進程的最大障礙。從這點來看，條頓騎士團的衰落是必然的，其衰落的軍事原因和經濟原因與政治原因比較起來便顯得微不足道了。
一個地區強權隕落了，但這並不完全是絕望的，騎士團的結局與其說是失敗到不如說是新生。它為後世留下了兩個重要的遺產:一個是普魯士的名稱，一個是容克地主階級。普魯士這個波羅的海地區的荒涼之地，在10世紀之前還鮮為人知，除了野蠻的異教徒，簡單的勞作方式，艱苦的生活之外，很難想像它會在未來的世界裏會有什麼樣的作為。條頓騎士團對普魯士的征伐、開拓，使這一地區逐漸為歐洲人矚目，使它不僅成為經濟活躍的地區，而且成為政治活躍的地區。容克是Junker一詞的音譯，原意是對無騎士稱號的貴族子弟的稱呼，後來指普魯士的貴族莊園主。這些人是騎士團的後裔，他們一方面繼承了祖先粗獷、暴決、架鶩不馴、好勇鬥狠的作風，另一方面他們又野心勃勃，不乏政治的進取心和遠見。當普魯士和容克二者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歐洲乃至整個世界的政治面貌便因此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正因為如此，條頓騎士團在歐洲所起到的積極作用要比它的消極作用大的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