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 河洛文化與中國古代文明 預設稍大普通較大很大最大

河洛文化指的是中國古代河洛地區的文化。河洛地區指的黃河中游潼關至鄭州段的南岸，洛水、伊水及嵩山周圍地區，包括穎水上游登封等地，大致包括北緯34°至35°、東經110°至114°之間的地區，概言之就是今天河南省的西部地區。河洛地區南為外方山、伏牛山山脈，北為黃河，西為秦嶺與關中平原，東為豫東大平原，北通幽燕，南達江淮，在古代雄踞於中原，為「天下之中」（《史記‧周本記》），即所謂「中國」（西周何尊銘文），是古代中國東西南北的交通中樞，地理位置十分優越。

河洛地區自然條件優越，屬於溫帶大陸性季風區氣候類型，氣候溫和，四季分明，無霜期為7個月左右，1月平均溫度為 -2℃—2℃，7月平均溫度為24℃—27℃，年平均溫度為12.2℃—14.6℃，在古代可能還要暖和些。雨量適中，年平均降雨量為550—700毫米，集中於6至9月，適宜乾旱地農作物粟類的生長。河洛地區的土壤主要是第四紀沖積次黃土（褐土），黃土土質疏鬆，易於使用水、石工具進行開墾與淺種直播，利於開挖水井及水渠進行農田灌溉。黃土並具有自然節理，有利於毛細現象生成，可把下層的肥力及水分帶到地表，有「自然肥效」，肥力高，對於古代初期的農業是十分有利的條件。總之，河洛地區優越的自然環境條件適宜於人類的生存與發展，適宜於農業生產，在人類歷史發展的初期對於社會發展的速度與內涵有著重大的影響。

根據考古發現，河洛地區早在舊石器時代已有人類居住與生產，河洛文化從此伊始。在盧氏縣橫澗鄉鋤溝峪發現了距今10萬年左右的更新世晚期的4塊智人頭骨殘片及2枚牙齒化石。在三門峽市會興鎮會興溝及水溝（水磨溝）發現了砍斫器、大尖狀器、石球、礫石石核及石片等舊石器，其時代與北京周口店第1地點下層相當，屬於舊石器時代初期，距今約四、五十萬年前。此外，在陝縣張家灣與趙家灣、靈寶弘農澗河沿岸的朱陽鎮北，澠池縣黃河南岸的任村和青山村等地也發現了舊石器時代初期的石器。在靈寶孟村發現了舊石器時代中期的刮削器及石片。在洛陽市凱旋路東端「洛陽第1地點」發現了古納瑪象化石及石核石器13件、石片石器18件，其中有圓刮器、長刮器及尖狀器等，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距今約5萬年左右。此外，在靈寶黃河南岸邢家莊及函谷關北弘農澗河西岸也都發現了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石器。

到了新石器時代，河洛文化有了很大的發展。從考古發現來看，在新石器時代初期偏晚，距今約8千年前，這裡已分布有裴李崗文化。裴李崗文化是我國目前發現的時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之一，從密縣莪溝北崗裴李崗文化遺址的發掘來看，此時，河洛地區的農業已經產生，並且有了一定的發展，種植粟類作物。發現的農業生產工具有石斧、石鏟、鋸齒刃石鐮、下有四個矮足的石磨盤及石磨棒等，即從開墾、播種到收割、加工的工具都已經具備了，農業的產生是一場偉大的革命，從此人類從完全依賴大自然的賜予轉入依靠自己的生產勞動創造食物的來源，生活開始有保障，從而人類社會與文化有了長足的進步。此外，在裴李崗文化的遺址中還出土了豬骨與羊骨，說明當時家畜飼養業已經產生，由於農業的產生，人類開始定居，促使製陶業與陶器產生，陶器成為人類主要的日用器皿。裴李崗文化陶器的主要器類夾砂紅陶形鼎、泥質紅陶缽形鼎、小口雙耳壺、缽及罐等，其中以鼎的數量為最多。由於發現了陶紡輪，說明當時已經有了紡織。裴李崗文化的房屋為圓形或方形半地穴式。莪溝北崗發現的圓形房子直徑為2.2米至3.8米，屋內周圍有6—7個柱洞，屋內有燒火的灶址，復原後大約是圓錐頂的半地穴式草屋。當時人們死後埋葬在氏族公共墓地之中，排列有序。墓葬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一般為單人仰身直肢葬，有的有壁龕，裡面放有隨葬品。

到了新石器時代晚期，河洛地區的文化發展為仰韶文化及廟底溝二期文化。仰韶文化1921年首先在澠池縣仰韶村發現而得名，距今約7千年到5千年前。仰韶文化分布廣泛，主要分布在河南、陝西、山東省南部及河北省南部等地區，各地區的文化面貌存在著一定的差異，目前學術界將仰韶文化分為不同的類型。河洛地區的仰韶文化可謂是真正的狹義的仰韶文化，可稱之為仰韶文化王灣類型，或稱為廟底溝類型、大河村類型。仰韶村遺址面積達30萬平方米，文化層厚2至4米，說明古代人民曾在此長期居住。洛陽西郊王灣遺址位於澗河右岸的第一台地上，其第一期及第二期早段屬於仰韶文化的遺存。在仰韶文化時期的房子F15出土夾砂小罐中發現有粟的痕跡，說明當時的農業生產仍然以種植粟類為主。出土的石器有石斧石鏟，石刀及石鏃等。仰韶文化時期的陶器以泥質紅陶為主、其次是夾砂灰褐陶。主要器類有鼎、釜、灶、甑、盆、罐、甕、缽、豆及小口尖底瓶等。其中最突出的是彩陶，有的是白色陶衣，彩繪多為黑色，也有黑、紅雙彩色。紋飾主要是以弧線三角紋與圓點紋相結合構成的圖案，還有X形紋、S形紋、肥狀紋、眼睛紋及波紋等。房屋為地上建築，以F15為例，平面近方形，南北長7.4米、東西寬7米，牆基用天然礫石在地上舖成，在其上直接築牆，牆內立木柱，兩邊塗以草拌泥。墓葬以長方形豎穴墓及小口尖底瓶葬為主，單人仰身直肢，但人頭骨塗朱較為普遍。

廟底溝二期文化以陝縣廟底溝遺址的發掘而命名，又稱龍山文化早期。廟底溝遺址在陝縣青龍澗南岸，面積達24萬平方米。房屋為半地穴式，居住面上面抹有一層厚3至5厘米的白灰，稱為白灰面，表面平整光滑。在一條灰溝的北壁上發現了雙齒木耒的痕跡，齒長約20厘米，齒寬4厘米，兩齒相距4至6厘米。發現的145座墓葬都是長方形豎穴墓，排列整齊，皆為頭南足北的單人葬，但大多無隨葬品。陶器主要是灰陶，口沿多經慢輪修整。種類有鼎、灶、斝 、罐、盆、豆、杯、碗等。紋飾以橫籃紋為主，還有繩紋、弦紋與方格紋等。彩陶數量已很少。石製裝飾品有璜、環等。家畜的數量大增，廟底溝二期文化26個灰坑中出土的家畜骨骼的數量大大超過了同地仰韶文化168個灰坑出土家畜骨骼的總和，而且出現了大家畜牛。

到了龍山文化晚期，即距今約4千餘年前時，河洛文化發展為河南龍山文化王灣類型，或稱為煤山類型。從考古發現來看，此時河洛文化的生產力有了一次突飛猛進的發展，發生了質的飛躍，出現了青銅禮器、文字和城市，在全國率先進入了文明時代,並從此在相當的時期內成為中國古代文明的核心。

洛陽王灣遺址的第三期屬於龍山文化晚期，此時的石製生產工具無論從數量上，還是從器形及制作技術上看，與以前相比，都發生了一次飛躍。突出的是有肩石鏟、穿孔石刀、石鐮及三稜鏃，制作精致，數量大增。又例如在登封王城崗遺址的屬於龍山文化晚期之中的一個小階段的王城崗三期，發現的石鏟，其數量佔全部出土石器的40%。其形狀多呈扁平長方形，中上部有1至2個圓孔，孔的正面上下有淺槽，利於捆緊木柄。通體磨製，單面弧刃，精致鋒利。工具的進步使勞動生產率大為提高，促使鋤耕農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此外，在洛陽矬李遺址等地發現了龍山文化時期的水井，圓形，口徑1.6米，深6.1米見水。水井的發明表示灌溉農業有了發展，並且，人們從此可以在距離河邊較遠的地方居住，這對於人類聚落的發展也有重要的意義。總之，這個時期進步的工具技術使上述河洛地區優越的自然環境條件的潛力和優勢得以進一步發揮出來，使河洛地區的農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飛速發展。

在農業大發展的基礎上，促使農業與手工業分離，產生了社會第二次大分工，使手工業得到了大發展，根據考古發現，此時河洛地區手工業大發展中最突出的是出現了青銅鑄業。在登封王城崗龍山文化遺址中的灰坑H617中出土了龍山文化晚期的青銅容器殘片，殘高5厘米，殘寬5.5厘米，厚0.11——0.15厘米，胎質薄而均勻，重35克，部分表面有綠色銹及黑褐色土銹，經金相及掃描電子顯微鏡等分析，系含錫約7%、並含有一定量鉛的鑄造的青銅制品。該銅片呈圓弧狀，下部並有轉折，似為銅規之腹底部殘片。H617出土的木炭經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實驗室碳十四年代測定，距今3850±165年（樹輪校正）。因此，這件銅規殘片是目前在全國發現的時代最早的青銅容器殘片。青銅容器的鑄造需要使用包括外範與內範的多合範，而多合範鑄造法的出現是青銅治鑄技術發展成熟、青銅冶鑄業真正出現的標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銅規殘片的出土，說明此時青銅禮器已經出現，而青銅禮器十分發達是中國古代青銅器與中國青銅時代的顯著特點，青銅禮器的出現是中國古代社會正式進入青銅器時代的標誌，也是中國社會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標誌之一。此外，在臨汝煤山遺址龍山文化晚期灰坑H28、H40出土了溶銅坩鍋殘片，上面殘留有多層銅液，最多的達6層，說明當時坩鍋已經反復使用多次，這也是當時有力地說明了此時河洛文化已經率先進入了青銅時代，而中國古代社會正是在青銅時代進入文明時代的。

在農業、手工業大發展的基礎上，剩餸餘產品大增，交換有了進一步發展，私有制有了較大的發展，在此基礎上，階級和階級矛盾進一步發展，在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基礎上，作為國家出現的物質體現之一的城市也在河洛地區出現了，在登封王城崗遺址出現了龍山文化中晚期的城址。城址位於五渡河西岸，由東、西相連的兩座小城組成。東城大部分已被五渡河沖毀，僅餘西南城角及部分西牆與南牆，估計其平面為方形，大小與西城相若。西城呈方形，以東城的西牆為東牆；西牆長92米；北牆東段被山洪沖毀，僅餘西段約29米；南牆長82.4米，東端有10米寬的缺口，可能是城門的所在，南牆若加上缺口，總長92.4。西城面積約為8千余平方米，加上東城估計約為一萬六、七平方米。城牆建在夯土基槽之上，基槽呈現倒梯形，一般口寬4米餘，底寬2米餘，深2米餘，中填多層夯土。西城內中部與西南部發現數塊與城牆同時修築的較大面積的斷斷續續的夯土，可能是大型建築台基的遺存。在夯土下面並發現有奠基坑，其中埋有數具人骨。例如1號奠基坑，圓形袋狀，坑內填充著20層夯土，在下部第3層至第6層夯土中填埋有2具男性成年、2具女性青年及3具兒童的骸骨。城址的年代經碳十四年代測定，距今為4230±135年（樹輪校正）。這是目前中國發現的時代最早的城址之一。在古代中國，城市是伴隨著國家的產生而出現的，城市是奴隸制國家的象徵、王權的象徵。因此，王城崗城址的發現是此時河洛文化已經發展進入文明時代的重要標誌之一。

文字的產生是人類古代社會進入文明時代最重要的標誌。從全世界範圍來看是如此，古代中國也不例外。在龍山文化晚期時，從當時全國範圍來看，只有在河洛文化中出現了真正的文字，這就是在登封王城崗遺址中出土的陶器上的文字。例如，在登封王城崗遺址西城內龍山文化晚期灰坑H473出土的一件泥質黑陶薄胎平底器的外底上，發現了一個在燒製以前刻劃在陶胎上的文字，此字的形狀結構與商代甲骨文、西周金文的同類文字相似，系由左右兩部分組成。像兩手有所執持，當是一個會意字，可能就是「共」字，這已經不是符號，而是真真正正的文字了，它可能代表著器物所有者的族氏，這是目前我國考古工作中發現的確鑿的時代最早的文字，有力地說明此時河洛文化已經率先進入了文明時代。

河南龍山文化王灣類型的年代根據碳十四年代測定，約為公元前2600年──前2000年左右，其晚期約為公元前2000年左右，約當於文獻記載中的中國古代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王朝夏代 （約公元前2100年──前1600年）的初期。根據文獻記載，此時伊洛地區是夏王朝的中心地區。諸如《逸周書‧度邑篇》：「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無固，其有夏之居。」又如《史記‧夏本紀》：「夏後帝啟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上述登封王城崗遺址根據文獻記載，諸如《國語‧周語上》：「昔夏之興也，融降於崇山。」韋昭注：「崇，崇高山也，夏居陽城，崇高所近」。徐元誥《國語集解》：「段玉裁曰：《太平御覽》引此，解云：崇嵩古通用，夏都陽城，嵩山在焉。」又如《史記‧夏本紀》：「禹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集解引劉熙曰：「今穎川陽城是也。」因此，我們發掘者認為王城崗遺址可能是「夏禹都陽城」（《世本》）之所在。因此，我們認為這個時期的河洛文化就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第一個奴隸制王朝夏朝初期的文化。

原作者：李先登
來 源：《黃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