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 王安石的生平簡介

王安石的生平簡介：



一、生平簡介：

王安石生於宋真宗天禧五年冬月十二（1021年12月18日）的臨川（今屬江西省撫州市東鄉縣上池村），字介甫，號半山，諡號文，封荊國公，政治家、思想家也是著名文學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出身官宦之家，父親為王益，於宋仁宗慶曆二年（1042年）曾考中進士第四名，去鄞縣當知縣。「起隄堰，決陂塘，為水陸之利」。十九歲前的王安石隨父四處遊歷，接觸社會現實，深深了解民間疾苦。嘉祐二年（1057年），任常州（今江蘇省常州縣）太守，得與周敦頤相知，聲譽日隆。嘉祐三年十月下旬，被召回京。

嘉祐三年（1058年），王安石向宋仁宗上萬言書針砭時弊、要求改革，「因天下之力以失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嘉祐五年（1060年），為三司度支判官，「聞者莫不喜悅，」。熙寧變法時，王安石提出「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1069年宋神宗時，王安石任參知政事，推出了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和募役法等新法。1070年升任宰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熙寧五年（1072年）八月，派秦鳳路沿邊安撫使王韶用兵西夏，發動「熙河戰役」，收復了收復河湟（青海省東北部）失土。對外戰爭轉敗為勝。

由於新法中關於土地改革影響到地主與相關的官僚，變法遭到他們的強烈抵制，在民間由於改革推行難度大，反而對一般民眾的生活產生不利影響，又遭到知識分子的敵視。司馬光去信叫王安石不要一意孤行，停止變法。王安石在回信中說：「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眾為善。」《宋史》上說：「於是呂公著、韓維，王安石藉以立聲譽者也；歐陽修、文彥博，薦己者也；富弼、韓琦，用為侍從者也；司馬光、范鎮，交友之善者也：悉排斥不遺力。」慈聖、宣仁兩太后也在宋神宗前哭說：「王安石亂天下。」使得他在民間形象一直不佳。在1074年、1076年兩次被罷免職務。宋神宗死後，原反對派司馬光（曾因與王安石政見相左而被排擠）任宰相，幾乎廢除了所有法案。變法失敗後，退居江寧（今江蘇南京）。元祐元年，王安石在江寧府的半山園去世，皇帝趙煦追贈王安石為太傅，並命中書舍人蘇軾撰寫《王安石贈太傅》的「制詞」。

王安石是唐宋八大家裡唯一沒有遭逢貶謫他處命運的。

二、軼聞：

王安石為人特立獨行。據載，他常不梳洗就出門會客，看書入神時則會隨手拿東西吃，吃了魚食也不知道。署名蘇洵但普遍認為是偽作的《辨姦論》就是影射王安石的，其中寫道：「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此豈其情也哉？」蘇軾和王安石也歷來不睦，王安石喜好驚人之言，蘇軾曾作文譏諷。民間也有不少兩人鬥智的故事。

三、歷史對於「王安石推行的變法」評價：

(一)北宋：

元佑元年（1086年），王安石去世，司馬光曾說：「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方今……不幸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朝廷宜加厚禮，以振浮薄之風。」。司馬光對王安石的道德文章進行了肯定，而對作為政治家的王安石，進行了全盤否定。

北宋時期，其反對派就以修史的方法進行批評，朱熹多次批評王安石及其後學：「學術不正」，「壞了讀書人」，但是朱熹對王安石個人是給予了相當肯定的。

(二)南宋至晚清：

王安石本以「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銳行變法,但因性格,運氣，舊黨及富豪反對和用人不當，導致變法失敗，其人亦被舊黨標上「變亂祖宗法度，「禍國殃民」」，所促成的黨爭更加速了北宋亡國。宋高宗為開脫父兄的歷史罪責，以靖康元年以來士大夫們的議論，把「國事失圖」由蔡京上溯至王安石。紹興四年五月宋高宗詔命重修《神宗實錄》以否定王安石變法為基調，這一定讞對於後世產生了深遠影響。王安石作為北宋亡國元兇的論調，經宋國史至元人修《宋史》所承襲，成為封建時代官方定論。

南宋以後，王安石變法總體上是被否定的，但對王安石的部分新法措施則有不同程度的肯定看法。在諸新法措施中，尤以科舉改革、免役法、保甲法、保馬法得到較多的肯定。

持肯定者在南宋有陸九淵，元朝有吳澄、虞集，明朝有陳汝錡、章袞，入清後有顏元、李紱、蔡上翔、楊希閔、龔自珍、陸心源等。王夫之認為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說是「禍天下而得罪於名教」[7]。如蔡上翔以為「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開國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佑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黨禁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於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於溫公。而龜山之用，又由於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

他們給王安石以高度評價的原因主要有兩點：其一，他們大都是江西臨川人，對王安石的褒揚，實際上是中國古代尊重和敬仰「鄉賢」優良傳統的一種表現；其二，顏元、龔自珍肯定王安石及其變法，與他們和王安石有著相近的思想理路分不開。

(三)晚清到現代：

歷史發展到近代，中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變故，改革的呼聲日益提高，所以對王安石變法開始進行正面的評價，主要的人物有梁啟超、嚴復等，他們從社會現實需要出發，呼籲改革精神。例如梁啟超曾評價王安石「三代以下唯一完人」。以後對王安石變法的研究越來越多，並在民國時期有所推廣。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對王安石的評價一度主要從階級等角度出發，以後又更多的從具體的利益角度來看他的變法。主要研究者有漆俠、鄧廣銘等。

(四)國外：

20世紀俄國共產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列寧稱讚王安石為「中國十一世紀的改革家」。

美籍華裔歷史學家黃仁宇認為，王安石的多項改革，涉及將當時的中國進行大規模的商業，以及數目字管理，但不見容於當時的官宦文化，亦缺乏有關技術能力而無法取得成功。按黃仁宇先生的說法是他可以把中國歷史一口氣提前1000年。因為變革是對以往的體制或法律的部分否定。最初是少數敏感的發現者覺察到了原有制度中不合理的地方，通過努力，更多人有了變革要求，這種要求不只是給朝廷方面造成必要壓力促其革新，也提示朝廷順應多數人的要求來進行改革。王安石的變革思想，在他之前和在他之後所有的改革家的思想，是人類思想反抗的文明成果，正是這些成果，使人類有了擺脫野蠻統治的可能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