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1981年3月

　　有個年輕的婦女坐在我們對面。她穿著一身橄欖綠服裝，黑色的披肩將面部包得嚴嚴實實，以抵禦深夜的寒意。每逢卡車急剎或顛簸過路面的凹陷，她就會出聲祈禱，每次汽車的高低起伏總伴隨著她的「奉安拉之名」。她的丈夫身材矮壯，穿著破舊的褲子、天藍色的長袍，一手抱著嬰兒，空出來的那隻手用拇指轉動著念珠。他嘴唇開合，默默祈禱。同行的還有其他人，總共十來個，包括爸爸跟我，行李箱放在我們兩腿之間，盤膝坐在被帆布包起來的後斗上，跟這些陌生人擠在一起，搭乘這輛破舊的俄國卡車。

　　我們凌晨兩點離開喀布爾，自那時起我的內臟就已經翻江倒海。雖然爸爸沒有說什麼，但我知道在他眼裡，暈車是孱弱無能的表現——這可以從他的臉色看出來，有好幾次，我的胃收縮得厲害，忍不住呻吟，他的表情很尷尬。那個拿著念珠的矮壯男人——在祈禱的那個婦女的丈夫——問我是不是要吐了，我說可能是。爸爸把頭別開。那男人掀起帆布的一角，敲敲駕駛室的窗門，要求司機停下來。司機卡林是個黑瘦的漢子，一張老鷹般的臉上留著小鬍子，他搖搖頭。

　　「我們離喀布爾太近了。」他大喊，「讓他撐住。」

　　爸爸低聲咕噥了幾句。我想告訴他我很抱歉，但剎那間我滿嘴唾液，喉底嘗到膽汁的苦味。我轉過身，揭起帆布，在行進的卡車一邊嘔吐起來。在我身後，爸爸正向其他乘客賠不是，彷彿暈車是犯罪，彷彿人們到了十八歲就不應該暈車。我又吐了兩次，卡林這才同意停車，大部分原因還是因為擔心我弄髒他的車，他賴以謀生的工具。卡林是個蛇頭，從被俄國人佔領的喀布爾，將人們偷偷運到相對安全的巴基斯坦，這在當時可是日進斗金的生意。他把我們載往喀布爾西南170公里外的賈拉拉巴特，他的堂兄圖爾在那邊接應，負責再送逃難的人一程，他有一輛更大的卡車，會載著我們通過開伯爾隘口（KyberPass，阿富汗通往巴基斯坦的重要隘口，長60公里。），去往白沙瓦（Peshawar，巴基斯坦中部城市。）。

　　卡林把車停在路旁，這時我們在瑪希帕瀑布以西數公里的地方。瑪希帕——它的意思是「飛翔的魚兒」——是一處山峰，壁立千仞，俯覽著下面1967年德國人為阿富汗援建的水電站。數不清有多少次，爸爸跟我路過那座山峰，前往賈拉拉巴特，那個遍地柏樹和甘蔗的城市是阿富汗人過冬的勝地。

　　我從卡車後面跳下去，跌跌撞撞走到路邊佈滿塵灰的護欄。我嘴裡漲滿了唾液，那是快要嘔吐的徵兆。我蹣跚著走近懸崖邊，下面的深淵被黑暗吞噬了。我彎下腰，雙手撐在膝蓋上，做好嘔吐的準備。在某個地方傳來樹枝劈啪作響的聲音，還有貓頭鷹的叫聲。寒風微微拂動樹枝，吹過山坡上的灌木叢。而下面，水流在山谷淌動，傳來陣陣微弱的聲音。

　　我站在路肩上，想起我們如何離開家園，那個我生活了一輩子的地方。彷彿我們只是外出下館子：廚房的洗碗盆堆放著沾有肉丸夾餅殘渣的盤子，盛滿衣物的柳條籃子擺在門廊，被褥還沒疊好，衣櫥裡掛著爸爸做生意穿的套裝。起居室的牆上仍掛著壁毯，我媽媽的圖書仍擁擠地佔據著爸爸書房裡的架子。我們出逃的跡像很微妙：我父母的結婚照不見了，爺爺跟納達爾國王站在死鹿之前合影的那張老照片杳然無蹤。衣櫥裡少了幾件衣服。五年前拉辛汗送我的那本皮面筆記本也消失了。

　　早晨，賈拉魯丁——五年來的第七個僕人——興許會以為我們出去散步或者兜風。我們沒有告訴他。在喀布爾，你再不能相信任何人——為了獲得懸賞或者因為受到威脅，人們彼此告密：鄰居告發鄰居，兒童揭發父母，兄弟陷害兄弟，僕人背叛主人，朋友出賣朋友。我想起歌手艾哈邁德·查希爾，他在我13歲生日那天彈奏手風琴。他和幾個朋友開車去兜風，隨後有人在路邊發現他的屍體，有顆子彈射中他的後腦。那些人無所不在，他們將喀布爾人分成兩派：告密的和沒有告密的。最麻煩的是，沒有人知道誰屬於哪一派。裁縫給你量身時，你幾句無心快語可能會讓你身處波勒卡其區的黑牢。對賣肉的老闆抱怨幾句宵禁，你的下場很可能是在牢欄之後望著俄制步槍的槍管。甚至在吃晚飯的桌子上，在自家的屋子裡，人們說話也得深思熟慮——教室裡面也有這樣的人，他們教小孩監視父母，該監聽些什麼，該向誰告發。

　　我三更半夜在這路邊幹什麼呢?我應當躺在床上，蓋著毯子，身旁放著一本毛邊的舊書。這肯定是一場夢，肯定是。明天早晨，我會醒來，朝窗外望出去：人行道上沒有那些陰沉著臉的俄國士兵在巡邏；沒有坦克在我的城市裡面耀武揚威，它們的炮塔活像責難的手指那樣轉動；沒有斷壁殘垣，沒有宵禁，沒有俄國軍隊的運兵車在市場上迂迴前進。這時，我聽到爸爸和卡林在我身後討論到了賈拉拉巴特的安排，持續了一根煙的時間。卡林一再向爸爸保證，他的兄弟有輛「很棒的、質量一流的」大卡車，到白沙瓦去可謂輕車熟路。「他閉上眼也能把你們送到那兒。」卡林說。我聽見他跟爸爸說，他和他的兄弟認識把守關卡的俄國和阿富汗士兵，他們建立了一種「互惠互利」的關係。這不是夢。一架「米格」戰鬥機突然從頭頂呼嘯而過，彷彿在提醒這一切都是真的。卡林扔掉手裡的香煙，從腰間掏出一把手槍，指向天空，做出射擊的姿勢，他朝那架米格吐口水，高聲咒罵。

　　我想知道哈桑在哪裡。跟著，不可避免地，我對著雜草叢吐出來，我的嘔吐聲和呻吟聲被米格震耳欲聾的轟鳴淹沒了。

　　過了二十分鐘，我們停在瑪希帕的檢查站。司機沒熄火，跳下車去問候走上前來的聲音。鞋子踏上沙礫。短促的低聲交談。火機打火的聲音。「謝謝。」有人用俄語說。

　　又一聲打火的火機聲。有人大笑，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劈啪聲讓我跳起來。爸爸伸手按住我的大腿。發笑的那個男人哼起歌來，帶著厚厚的俄國口音，含糊走調地唱著一首古老的阿富汗婚禮歌謠：

　　慢慢走，我心愛的月亮，慢慢走。

　　鞋子踏上柏油路。有人掀開懸掛在卡車後面的帆布，探進三張臉。一張是卡林，其他是兩個士兵，一個阿富汗人，另外的是一個咧嘴而笑的俄國佬，臉龐像牛頭犬，嘴巴叼著香煙。在他們身後，一輪明月高懸在空中。卡林和那個阿富汗士兵用普什圖語談了幾句。我聽到一點——有關圖爾和他的霉運。俄國士兵把頭伸進卡車的後鬥，他哼著那首婚禮歌謠，手指敲打著卡車的後擋板。雖然月色昏暗，我還是能看到他的炯炯目光，掃視過一個又一個的乘客。儘管天氣寒冷，他的額頭仍有汗珠滲出。他的眼光落在那個戴著黑色披肩的婦女身上，他眼睛死死盯著她，朝卡林說了幾句俄語。卡林用俄語簡略地回答。那士兵聽了之後轉過身，更簡略地咆哮了一下。阿富汗士兵也開口說話，聲音低沉，曉之以理。但俄國士兵高聲說了幾句，他們兩個畏縮了。我能感到身旁的爸爸變得緊張起來。卡林假咳幾聲，低下腦袋，他說俄國士兵想與那位女士單獨在卡車後面相處半個鐘頭。

　　那年輕的婦女拉下披肩，蓋住臉，淚如泉湧。她丈夫膝蓋上那個嬰孩也哭喊起來。那個丈夫的臉色變得跟天上的月亮一樣蒼白，他跟卡林說，求求那個「士兵老爺」發發善心，也許他也有姐妹，也有母親，也許他還有妻子。俄國佬聽卡林說完，連珠炮般叫囂了幾句。

　　「這是他放我們通過的代價，」卡林說，他不敢正視那丈夫的眼光。

　　「但我們已經付出可觀的報酬，他得到了一大筆錢。」丈夫說。

　　卡林跟俄國士兵交談。「他說……他說任何代價都有一點附加稅費。」

　　那當頭，爸爸站起身。這回輪到我用手按住他的大腿了，可是爸爸將其抹開，拔起腿來，他站立的身影擋住了月光。「我要你跟這個傢伙說幾句，」爸爸說，他在跟卡林說話，但眼睛直望著那個俄國兵，「你問他的羞恥到哪裡去了。」

　　他們交談。「他說這是戰爭。戰爭無所謂羞恥。」

　　「跟他說他錯了。戰爭不會使高尚的情操消失，人們甚至比和平時期更需要它。」

　　你每次都得充好漢不可嗎?我想，心怦怦跳。你就不能忍哪怕一次嗎?但我知道他不會——忍氣吞聲不是他的本性。問題是，他的本性正要送我們上西天。

　　俄國兵對卡林說了什麼，嘴角露出一絲邪笑。「老爺，」卡林說，「這些俄國佬跟我們不同，他們不懂得尊重、榮譽是什麼。」

　　「他說什麼?」

　　「他說在你腦袋射顆子彈一定很爽，就像……」卡林說不下去，但朝那個被士兵看中的女人努努嘴。那士兵彈掉手裡還沒吸完的香煙，取下他的手槍。看來爸爸要死在這裡了，我想，事情就會這麼發生。在我的腦海裡，我念了一段從課堂上學來的祈禱。

　　「告訴他，我就算中了一千顆子彈，也不會讓這齷齪下流的事情發生。」爸爸說。我的心思一閃，回到六年前那個冬天。我，在小巷的拐角處窺視。卡莫和瓦裡把哈桑按在地上，阿塞夫臀部的肌肉收緊放鬆，他的屁股前後晃動。我算哪門子英雄?只擔心風箏。有時我也懷疑自己究竟是不是爸爸的親生兒子。

　　臉龐像牛頭犬的俄國兵舉起他的槍。

　　「爸爸，坐下吧，求求你，」我說，拉著他的衣袖，「他真的會朝你開槍。」

　　爸爸將我的手打開。「我什麼也沒教過你嗎?」他生氣地說，轉向那個一臉壞笑的士兵，「告訴他最好一槍就把我打死，因為如果我沒有倒下，我會把他撕成碎片。操他媽的。」

　　聽完翻譯，俄國兵獰笑依然。他打開保險栓，將槍口對準爸爸的胸膛。我的心快要跳出喉嚨，用雙手把臉掩住。

　　槍聲響起。

　　完了，完了。我十八歲，孤身一人，在這世上舉目無親。爸爸死了，我得埋葬他。把他埋在哪裡呢?埋完之後我該去哪裡呢?

　　但我睜開眼睛，看到爸爸仍站著，腦裡這些盤旋的念頭停止了。我看見又一個俄國兵，還有其他人。他的槍口朝天，冒出一陣煙霧。那個要射殺爸爸的士兵已經把他的武器收好，立正敬禮。我從未像此刻一樣，又想笑又想哭。

　　第二個俄國軍官頭髮灰白，身材魁梧，用一口破法爾西語對我們說話。他為他手下的所作所為道歉，「俄國送他們來這裡戰鬥，」他說，「但他們只是孩子，一來到這裡，他們就迷上了毒品。」他恨恨地望著那個年輕的士兵，如同嚴父被兒子的行為不端激怒。「這個傢伙現在藥性發作。我會試試阻止他……」他揮手讓我們離開。

　　頃刻之後，我們的車開走了。我聽到一聲大笑，跟著傳來第一個士兵的聲音，含混而走調地唱著那古老的婚禮歌謠。

　　我們在路上默默行進了十五分鐘，那年輕婦女的丈夫突然站起來，做了一件在他之前我曾見到很多人做過的事情：他親了爸爸的手。

　　圖爾的霉運。在瑪希帕那邊，我不是從短暫的交談中聽到過這句話嗎?

　　大約在太陽上山之前一個鐘頭，我們駛進了賈拉拉巴特。卡林匆匆將我們從卡車領進一座房子。那是單層的平房，位於兩條土路的交叉處，路的兩邊是平房，還有沒開門的商店，種著合歡樹。我們拖著行李走進屋子裡頭，我拉起衣領，以抵禦嚴寒。不知道為什麼，我記得有蘿蔔的味道。

　　我們剛進入那間昏暗且一無所有的房間，卡林就把前門鎖上，拉上那代替窗簾的破布。跟著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告訴我們壞消息。他的兄弟圖爾沒法送我們去白沙瓦。上個星期，他那卡車的發動機壞了，圖爾還在等零件。

　　「上星期?」有人叫道，「要是你知道這事情，為什麼還把我們帶到這裡來?」

　　我用眼角的餘光瞥見一陣急遽的動作。隨後有個模糊的身影穿過房間，接下來我看到的事情是，卡林猛然撞在牆上，爸爸的雙手掐住他的脖子。

　　「我來告訴你們為什麼，」爸爸憤怒地說，「因為他要賺這一程的車費，他只在乎這個。」卡林發出哽咽的聲音，唾液從嘴角流出來。

　　「把他放下來，老爺，你會殺了他的。」有個乘客說。

　　「我正要這麼做。」爸爸說。這個屋子裡面其他人所不知道的是，爸爸並非在開玩笑。卡林臉色漲紅，雙腳亂踢。爸爸仍掐著他，直到那個年輕的媽媽，被俄國兵看中那個，求他放手。

　　爸爸終於放手，卡林癱倒在地板上，翻滾喘氣，房間安靜下來。不到兩個鐘頭之前，為了一個素昧平生的女子的清白，爸爸甘願吃一顆子彈。而如今，若非同一個女人的求情，他會毫不猶豫地將一個漢子掐死。

　　隔壁傳來一陣敲打的聲音。不，不是隔壁，是地下。

　　「那是什麼?」有人問。

　　「其他人，」卡林呼吸艱難地喘息著，「在地下室。」

　　「他們等多久了?」爸爸說，眼睛盯著卡林。

　　「兩個星期。」

　　「我記得你說過那輛卡車是上星期壞的。」

　　卡林揉揉脖子，「應該是再上一個星期的事情。」

　　「多久?」

　　「什麼?」

　　「要過多久零件才會到?」爸爸咆哮了。卡林身子一縮，但啞口無言。我很高興身邊漆黑一片，我可不想看到爸爸殺氣騰騰的凶相。

　　卡林打開門，門後是通往地下室的破樓梯，一股像黴菌的潮濕臭味撲鼻而來。我們一個個下去，樓梯被爸爸壓得吱嘎作響。站在寒冷的地下室裡面，我感到黑暗中有很多雙一眨一眨的眼睛在看著我們。我看見房間到處有人蜷縮著，兩盞昏暗的煤油燈將他們的身影投射在牆上。地下室的人竊竊私語，除此之外，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傳來滴水的聲音，還有刮擦聲。

　　爸爸在我身後歎了口氣，把行李包扔下。

　　卡林告訴我們，應該再過幾天，卡車就可以修好了。那時我們便可前往白沙瓦，奔上那通往自由和安全的旅途。

　　接下來那個星期，地下室就是我們的家；到了第三晚，我發現了刮擦聲的來源：老鼠。

　　待得眼睛適應了黑暗，我數出地下室裡面約莫有三十個難民。我們肩挨著肩，倚牆而坐，吃著餅乾、麵包，配以椰棗和蘋果。第一天夜裡，所有的男人在一起禱告，當中有個問爸爸為什麼不加入,「真主會拯救我們所有人，你怎麼不向他禱告呢?」

　　爸爸重重哼了一聲，伸伸他的雙腿。「能夠救我們的是八個氣缸和一個好的化油器。」這句話讓其他人說不出話來，再也不提真主的事。

　　第一天夜裡稍晚的時候，我發現卡莫和他父親藏身在我們這群人之間。看到卡莫坐在地下室裡面，距我只有數尺之遙，這太讓我吃驚了。但當他和他的父親走到我們這邊來的時候，我看見了卡莫的臉，真的看見了……

　　他枯萎了——顯然沒有其他詞可以代替這個。他雙眼空洞地看著我，絲毫沒有認出我。他耷拉著肩膀，臉頰凹陷，似乎已經厭倦了附在下面的骨頭上。他的父親在喀布爾有座電影院，正在跟爸爸訴苦，三個月前，他的妻子在廟裡，被一顆流彈擊中，當場斃命。然後他跟爸爸說起卡莫，我零星聽到一點：不該讓他一個人去的……你知道，他那麼俊美……他們有四個人……他試圖反抗……真主……血從那兒流下來……他的褲子……不再說話……目光癡呆……

　　我們在地下室與老鼠做伴一個星期之後，卡林說沒有卡車了，卡車沒法修。

　　「還有另外的選擇，」卡林說，在一片哀歎之中，他提高了聲音。他的堂兄有輛油罐車，曾經用它偷運過幾次旅客。他就在這裡，在賈拉拉巴特，也許可以裝下我們所有人。

　　除了一對老年夫妻，其他人都決定上路。

　　那晚我們離開，爸爸和我，卡莫和他的父親，還有其他人。卡林和他的堂兄阿吉茲，一個方臉禿頂的漢子，幫助我們進入油罐。汽車發動了，停在那裡，我們挨個爬上油罐車的後踏板，爬上後面那條梯子，滑進油罐。我記得爸爸爬到一半，從梯子一躍而下，從口袋裡掏出煙盒。他把盒子清空，從土路中央抓起一把灰泥。他親吻泥土，把它放進盒子，把盒子放進胸前的口袋，貼著他的心。

　　驚惶。

　　你張開嘴巴，張得大大的，連顎骨都咯咯作響。你下令自己的肺吸進空氣，如今，你需要空氣，現在就需要。但是你肺裡的氣道不聽使喚，它們坍塌，收緊，壓縮，突然之間，你只能用一根吸管呼吸。你的嘴巴閉上，嘴唇抿緊，你所能做的，只是發出一陣窒息的咳嗽。你雙手抽搐，晃動。身體裡似乎某個地方有座水壩決堤，冰冷的汗水洶湧而出，浸濕你的身體。你想哭喊。如果你能，一定喊出聲來。可是你必須吸氣才能哭喊。

　　驚惶。

　　地下室已經夠暗了，油罐更是不見天日。我右看，左看，上看，下看，伸手在眼前揮動，可是什麼也見不到。我眨眼，再眨眼，不見五指。空氣不對勁，它太厚重了，幾乎是固態的。空氣不應該是固態的。我很想伸出手，把空氣捏成碎片，把它們塞進我的氣管。還有汽油的味道，油氣刺痛我的眼睛，好像有人拉開我的眼皮，拿個檸檬在上面摩擦。每次呼吸都讓我的鼻子火辣辣的。我會死在這樣的地方，我想。尖叫就要來了，來了，來了……

　　接著出現了小小的神跡。爸爸捲起我的衣袖，有個東西在黑暗中發出綠光。光芒!爸爸送的手錶。我的眼睛盯著那螢綠的指針。我害怕會失去它們，我不敢眨眼。

　　慢慢地，我對周邊的景況有所知覺。我聽到呻吟聲，還有禱告聲。我聽到一個嬰兒哭喊，母親在低聲安撫。有人作嘔，有人咒罵俄國佬。卡車左右搖晃，上下顛簸。大家的頭撞上金屬板。

　　「想著一些美好的事情，」爸爸在我耳邊說，「快樂的事情。」

　　美好的事情，快樂的事情。我放任自己思緒翻飛，浮現出來的是：

　　星期五下午，在帕格曼。一片開闊的草地，上面有繁花滿枝頭的桑椹樹。哈桑和我坐在淺及腳踝的野草上，我拉著線，卷軸在哈桑長滿老繭的手裡滾動，我們的眼睛望著天空中的風箏。我們默默無聲，但並非因為我們無話可說，而是因為我們之間無需交談——那些自出世就認識、喝著同樣奶水長大的人就是這樣。和風拂過草叢，哈桑放著線。風箏旋轉，降下，又穩定了。我們的影子雙雙，在波動的草叢上跳舞。草地那端，越過那低矮的磚牆，某個地方傳來談話聲、笑聲，和泉水的潺潺聲。還有音樂，古老而熟悉的曲調，我想那是雷巴布琴（Rubab，阿富汗民族樂器。）演奏的《莫拉曲》。牆那邊有人喊我們的名字，說到時間喝茶吃點心了。

　　我不記得那是何年何月的事情。我只知道記憶與我同在，將美好的往事完美地濃縮起來，如同一筆濃墨重彩，塗抹在我們那已經變得灰白單調的生活畫布上。

　　剩下的路程只在腦海裡留下零零碎碎、時隱時現的記憶，多數跟聲音和味道有關：米格戰鬥機在頭頂轟鳴；斷斷續續的槍聲；旁邊有驢子昂昂叫；一陣鈴鐺的聲音和羊群的咩咩叫；車輪壓上沙礫的響聲；黑暗中嬰孩的哭嚎；汽油、嘔吐物和糞便的臭味。

　　接下來我還記得的，是爬出油罐之後清早耀眼的光線。我記得自己抬臉向天，瞇著眼睛，大口呼吸，彷彿世間的空氣即將用完。我躺在泥土路一邊，下面是怪石嶙峋的坑壕，我望著清晨灰濛濛的天空，為空氣感恩，為光芒感恩，為仍活著感恩。

　　「我們在巴基斯坦，阿米爾。」爸爸說，他站在我身邊，「卡林說他會喚來巴士，把我們送到白沙瓦。」

　　我翻過身，仍趴在冰冷的泥土上，看到爸爸腳下兩邊放著我們的行李箱。從他雙腿間的三角形望去，我看到油罐車停在路邊，其他逃難的人正從後面的梯子下來。更遠處，大地在灰蒙的天空下宛如鉛板，土路伸延而去，消失在一排碗狀的山丘之後。有座小小的村落沿著馬路，懸掛在向陽的山坡上。

　　我把眼光轉回我們的行李箱，它們讓我替爸爸感到難過。在他打造、謀劃、奮鬥、煩惱、夢想了一切之後，他的生命只剩下這麼點東西：一個不爭氣的兒子和兩個手提箱。

　　有人在哭喊。不，不是哭喊，是哀嚎。我看到旅客圍成一團，聽到他們焦急的聲音。有人說了一個字:「油氣。」有人也說了。哀嚎變成撕心裂肺的慘叫。

　　爸爸跟我匆忙走到那堆圍觀者身邊，推開他們，走上前去。卡莫的父親盤腿坐在圍觀的人群中間，身體前後搖晃，親吻著他兒子死灰的臉。

　　「他沒氣了!我的兒子沒氣了!」他哭喊著。卡莫毫無生氣的身體躺在他父親的膝蓋上，他的右手軟軟垂著，隨著他父親的哭泣來回抖動。「我的孩子!他沒氣了!安拉，幫幫他，讓他活過來!」

　　爸爸在他身邊跪下，伸手攬住他的肩膀。但卡莫的父親把他推開，衝向跟他堂兄站在旁邊的卡林。接著發生的事情太快、太短，甚至不能稱之為扭打。卡林吃驚地大叫，朝後退去。我看見一隻手揮舞，一隻腳踢出。過了一會兒，卡莫的父親手裡拿著卡林的手槍站著。

　　「別殺我!」卡林哭喊。

　　但我們所有人還來不及說什麼或者做什麼，卡莫的父親將槍口伸進自己的嘴裡。我永遠不會忘記那聲迴盪的槍響，不會忘記那一道閃光和濺出的血紅。

　　我又彎下腰，在路邊乾嘔。

第十一章

　　弗裡蒙特，加利福尼亞，1980年代

　　爸爸愛美國的理想。

　　正是在美國生活，讓他得了潰瘍。

　　我記得我們兩個走過幾條街道，在弗裡蒙特的伊麗莎白湖公園散步，看著男孩練習揮棒，女孩在遊戲場的鞦韆上咯咯嬌笑。爸爸會利用步行的機會，長篇大論對我灌輸他的政治觀點。「這個世界上只有三個真正的男人，阿米爾，」他說，他伸出手指數著，「美國這個魯莽的救世主，英國，還有以色列。剩下那些……」通常他會揮揮手，發出不屑的聲音，「他們都像是饒舌的老太婆。」

　　他關於以色列的說法惹惱了弗裡蒙特的阿富汗人，他們指責他親近猶太人，而這實際上就是反對伊斯蘭。爸爸跟他們聚會，喝茶，吃點心，用他的政治觀念將他們氣瘋。「他們所不明白的是，」後來他告訴我，「那跟宗教毫無關係。」在爸爸眼裡，以色列是「真正的男人」居住的島嶼，雖然處在阿拉伯海洋的包圍之下，可是阿拉伯人只顧著出賣石油賺錢，毫不關心自家人的事情。「以色列幹這個，以色列幹那個，」爸爸會模仿阿拉伯人的語氣說，「那做些事情啊!行動啊!你們這些阿拉伯人，那麼去幫巴勒斯坦啊!」

　　他討厭吉米·卡特，管他叫「大牙齒的蠢貨」。早在1980年，我們還在喀布爾，美國宣佈抵制在莫斯科舉辦的奧運會。「哇!哇!」爸爸充滿厭惡地說，「勃列日涅夫入侵阿富汗，那個捏軟柿子的傢伙居然只說我不去你家的泳池游泳。」爸爸認為卡特愚蠢的做法助長了勃列日涅夫的氣焰。「他不配掌管這個國家。這好像讓一個連自行車都不會騎的小孩去駕駛一輛嶄新的卡迪拉克。」美國，乃至世界需要的是一個強硬的漢子，一個會被看得起、會採取行動而非一籌莫展的人。羅納德·裡根就是這樣的硬漢。當裡根在電視現身，將俄國稱為「邪惡帝國」，爸爸跑出去，買回一張照片：總統微笑著豎起拇指。他把照片裱起來，掛在入門的牆上，將它釘在一張黑白的老照片右邊，在那張照片裡面，他繫著領帶，跟查希爾國王握手。我們在弗裡蒙特的鄰居多數是巴士司機、警察、加油站工人、靠救濟金生活的未婚媽媽，確切地說，全都是被裡根的經濟政策壓得喘不過氣來的藍領工人。爸爸是我們那棟樓惟一的共和黨員。

　　但交通的濃霧刺痛他的眼睛，汽車的聲響害他頭痛，還有，花粉也讓他咳嗽。水果永遠不夠甜，水永遠不夠乾淨，所有的樹林和原野到哪裡去了?開頭兩年，我試著讓爸爸參加英語培訓班的課程，提高他那口破英語，但他對此不屑一顧。「也許我會把『cat』拼出來，然後老師會獎給我一顆閃閃發光的星星，那麼我就可以跑回家，拿著它向你炫耀了。」他會這麼咕噥。

　　1983年春季的某個星期天，我走進一家出售平裝舊書的小店，旁邊是家印度電影院，往東是美國國家鐵路和弗裡蒙特大道交界的地方。我跟爸爸說等我五分鐘，他聳聳肩。他當時在弗裡蒙特某個加油站上班，那天休假。我看到他橫跨弗裡蒙特大道，走進一家雜貨便利店，店主是一對年老的越南夫妻，阮先生和他的太太。他們白髮蒼蒼，待人友善，太太得了帕金森症，先生則換過髖骨。「他現在看起來像《無敵金剛》了，」她總是這麼笑著對我說，張開沒有牙齒的嘴巴。「記得《無敵金剛》嗎，阿米爾?」接著阮先生會學著李·梅傑斯，怒眉倒豎，以緩慢的動作假裝正在跑步。

　　我正在翻閱一本破舊的麥克·漢默（MikeHammer，美國作家邁克·斯畢蘭（MikeSpillane1918∼）創作的系列恐怖小說主角。）懸疑小說，這當頭傳來一聲尖叫，還有玻璃碎裂的聲音。我放下書，匆匆穿過馬路。我發現阮先生夫婦在櫃檯後面，臉如死灰，緊貼牆壁，阮先生雙手抱著他的太太。地板上散落著橙子，翻倒的雜誌架，一個裝牛肉乾的破罐子，爸爸腳下還有玻璃的碎片。

　　原來爸爸買了橙子，身上卻沒有現金。他給阮先生開了支票，阮先生想看看他的身份證。「他想看我的證件，」爸爸用法爾西語咆哮，「快兩年了，我在這裡買這些該死的水果，把錢放進他的口袋，而這個狗雜碎居然要看我的證件!」

　　「爸爸，這又不是針對你。」我說，朝阮氏夫婦擠出微笑，「他們理應查看證件的。」

　　「我不歡迎你在這裡，」阮先生說，站在他妻子身前，他用枴杖指著爸爸，然後轉向我，「你是個很好的年輕人，但是你爸爸，他是個瘋子。這裡再也不歡迎他。」

　　「他以為我是小偷嗎?」爸爸抬高了聲音說，外面圍滿了旁觀的人，「這是個什麼國家?沒有人相信任何人!」

　　「我叫警察。」阮太太說，她探出臉來，「你走開，要不我喊警察。」

　　「求求你，阮太太，別叫警察。我把他帶回家，請別叫警察，好不好?求求你。」

　　「好的，你帶他回家，好主意。」阮先生說。他戴著金絲眼鏡，眼睛一直望著爸爸。我隔著門去拉爸爸，他出來的時候踢飛一本雜誌。我說服他別再走進去，然後轉身到店裡向阮氏夫婦道歉，告訴他們爸爸處境艱難。我把家裡的電話和地址給了阮太太，告訴她估計一下損失了多少東西。「算好之後請打電話給我，我會賠償一切的，阮太太，我很抱歉。」阮太太從我手裡接過紙片，點點頭。我看到她的手比平時抖得更厲害，那讓我很生爸爸的氣，他把一個老太太嚇成這樣。

　　「我爸爸仍在適應美國的生活。」我解釋著說。

　　我想告訴他們，在喀布爾，我們折斷樹枝，拿它當信用卡。哈桑和我會拿著那根木頭到麵包店去。店主用刀在木頭上刻痕，劃下一道，表示他從火焰升騰的烤爐取給我們一個囊餅。每到月底，爸爸按照樹枝上的刻痕付錢給他。就是這樣。沒有問題，不用身份證。

　　但我沒告訴他們。我謝謝阮先生沒叫警察，帶爸爸回家。我燉雞脖子飯的時候，他在陽台抽煙生悶氣。我們自白沙瓦踏上波音飛機，到如今已經一年半了，爸爸仍在適應期。

　　那晚我們默默吃飯。爸爸吃了兩口，把盤子推開。

　　我的眼光越過桌子，望著他，他的指甲開裂，被機油弄得髒兮兮的，他的手指刮傷了，衣服散發出加油站的味道——塵灰、汗水和汽油。爸爸像個再婚的鰥夫，可是總忍不住想起故去的妻子。他懷念賈拉拉巴特的甘蔗地，還有帕格曼的花園。他懷念那些在他屋裡進進出出的人們，懷念索爾市集擁擠的通道，他走在那裡，和他打招呼的人認得他，認得他的父親，認得他的祖父，那些跟他同一個祖宗的人們，他們的過去交織在一起。

　　對我來說，美國是個埋葬往事的地方。

　　對爸爸來說，這是個哀悼過去的地方。

　　「也許我們應該回到白沙瓦。」我說，盯著在玻璃杯裡面的水上浮動的冰塊。我們在那裡度過了半年的光陰，等待移民局核發籤證。我們那間滿是塵灰的房子散發出髒襪子和貓糞的氣味，但住在我們周圍的全是熟人——至少爸爸認得他們。他會邀請整條走廊的鄰居到家裡吃晚飯，他們中多數都是等待簽證的阿富汗人。當然，有人會帶來手鼓，也有人帶手風琴。茶泡好了，嗓子還可以的人會高歌一曲，直到太陽升起，直到蚊子不再嗡嗡叫，直到鼓掌的手都酸了。

　　「你在那邊更開心，爸爸，那兒更有家的感覺。」我說。

　　「白沙瓦對我來說是好地方，但對你來說不是。」

　　「你在這兒工作太辛苦了。」

　　「現在還好啦。」他說，他的意思是自升任加油站日班經理之後。但在天氣潮濕的日子，我總能見到他忍痛揉著手腕。也見過他在飯後，頭冒冷汗去拿止痛藥瓶子的模樣。「再說，我又不是為了自己才讓我們兩個來到這裡的，你知道嗎?」

　　我把手伸過桌子，握住他的手。我的是學生哥兒的手，乾淨柔軟；他的是勞動者的手，骯髒且長滿老繭。我想起在喀布爾時，他給我買的所有那些卡車、火車玩具，還有那些自行車。如今，美國是爸爸送給阿米爾的最後一件禮物。

　　我們到美國僅一個月之後，爸爸在華盛頓大道找到工作，在一個阿富汗熟人開的加油站當助理——他從我們到美國那天就開始找工作了。每週六天，每天輪班十二小時，爸爸給汽車加油、收銀、換油、擦洗擋風玻璃。有好幾次，我帶午飯給他吃，發現他正在貨架上找香煙，油污斑斑的櫃檯那端，有個顧客在等著，在明亮的螢光映襯下，爸爸的臉扭曲而蒼白。每次我走進去，門上的電鈴會「叮咚叮咚」響，爸爸會抬起頭，招招手，露出微笑，他的雙眼因為疲累而流淚。

　　被聘請那天，爸爸和我到聖荷塞（SanJose，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城市。）去找我們的移民資格審核官杜賓斯太太。她是個很胖的黑人婦女，眼睛明亮，笑起來露出兩個酒窩。有一回她跟我說她在教堂唱歌，我相信——她的聲音讓我想起熱牛奶和蜂蜜。爸爸將一疊食物券放在她的櫃檯上。「謝謝你，可是我不想要。」爸爸說，「我一直有工作。在阿富汗，我有工作；在美國，我有工作。非常感謝，杜賓斯太太，可是我不喜歡接受施捨。」

　　杜賓斯太太眨眨眼，把食物券撿起來，看看我，又看看爸爸，好像我們在開她玩笑，或者像哈桑經常說的「耍她一下」。「我幹這行十五年了，從來沒人這麼做過。」她說。就是這樣，爸爸結束了在收銀台用食物券支付的屈辱日子，也消除了他最擔心的事情之一：被阿富汗人看到他用救濟金買食物。爸爸走出福利辦公室時，好像大病初癒。1983年那個夏天，我20歲，高中畢業。那天在足球場上擲帽子的人中，要數我最老了。我記得球場上滿是藍色袍子，學生的家人、閃光的鏡頭，把爸爸淹沒了。我在二十碼線附近找到他，雙手插袋，相機在胸前晃蕩。我們之間隔著一群人，一會兒把他擋住，一會兒他又出現。穿藍色衣服的女生尖叫著，相互擁抱，哭泣；男生和他們的父親拍掌慶賀。爸爸的鬍子變灰了，鬢邊的頭髮也減少了，還有，難道他在喀布爾更高?他穿著那身棕色西裝——他只有這麼一套，穿著它參加阿富汗人的婚禮和葬禮——繫著那年他五十歲生日時我送的紅色領帶。接著他看到我，揮揮手，微笑。他示意我戴上方帽子，以學校的鐘樓為背景，替我拍了張照片。我朝他微笑著——在某種意義上，那日子與其說是我的，毋寧說是他的。他朝我走來，伸手攬住我的脖子，親吻了我的額頭。「我很驕傲，阿米爾。」他說。他說話的時候眼睛閃亮，那樣的眼光望著的是我，讓我很高興。

　　那晚，他帶我到海沃德（Hayward，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城市，近弗裡蒙特。）的阿富汗餐廳，點了太多的食物。他跟店主說，他的兒子秋天就要上大學了。畢業之前，我就上大學的事情跟他稍稍爭論過，告訴他我想工作，補貼家用，存些錢，也許次年才上大學。但他恨鐵不成鋼地盯了我一眼，我只好閉嘴。

　　晚飯後，爸爸帶我去飯店對面的酒吧。那地方光線陰暗，牆壁上散發著我素來不喜歡的啤酒酸味。男人們頭戴棒球帽，身穿無袖上衣，玩著撞球，綠色的桌子上煙霧升騰，裊裊繞著螢光燈。爸爸穿著棕色西裝，我穿著打褶長褲和運動外套，顯得格外引人注目。我們在吧檯找到位子，坐在一個老人身邊。老人頭上有個麥克羅啤酒的商標，發出藍光，將他那張滄桑的臉照得病懨懨的。爸爸點了根香煙，給我們要了啤酒。「今晚我太高興了!」他自顧自地向每個人宣佈，「今晚我帶我的兒子來喝酒。來，請給我的朋友來一杯。」他的手拍在那個老人背上。老頭抬抬帽子，露出微笑，他沒有上排的牙齒。

　　爸爸三口就喝完了他的啤酒，又要了一杯。我強迫自己，還沒喝完四分之一，他已經幹掉三杯了。他請那個老頭一杯蘇格蘭烈酒，還請那四個打撞球的傢伙一大罐百威。人們同他握手，用力拍他的後背。他們向他敬酒，有人給他點煙。爸爸鬆了鬆領帶，給那個老人一把二毛五分的硬幣，指指電唱機。「告訴他，來幾首他最拿手的。」他對我說。老人點點頭，向爸爸敬禮。不久就響起鄉村音樂，就像這樣，爸爸開始宴會了。

　　酒到酣處，爸爸站起來，舉起酒杯，將它摔在遍地鋸屑的地板，高聲喊叫。「操他媽的俄國佬!」酒吧裡爆發出一陣笑聲，大家高聲附和，爸爸又給每個人買啤酒。

　　我們離開的時候，大家都捨不得他走。喀布爾，白沙瓦，海沃德。爸爸還是爸爸，我想，微笑著。

　　我開著爸爸那輛土黃色的舊別克世紀轎車，駛回我們家。爸爸在路上睡著了，鼾聲如氣鑽。我在他身上聞到煙草的味道，還有酒精味，甜蜜而辛辣。但我在停車的時候，他醒過來，嘶啞的嗓音說:「繼續開，到街道那邊去。」

　　「幹嘛，爸爸?」

　　「只管開過去，」他讓我停在街道的南端。他把手伸進外衣的口袋，掏給我一串鑰匙，「那邊。」他指著停在我們前面的一輛轎車。那是一輛舊款的福特，又長又寬，車身很暗，在月光下我辨認不出是什麼顏色。「它得烤漆，我會讓加油站的夥計換上新的避震器，但它還能開。」

　　我看著鑰匙，驚呆了。我看看他，看看轎車。

　　「你上大學需要一輛車。」他說。

　　我捧起他的手，緊緊握住。淚水從我眼裡湧出來，我慶幸陰影籠罩了我們的面龐。「謝謝你，爸爸。」

　　我們下車，坐進福特車。那是一輛「大都靈」。「海軍藍。」爸爸說。我繞著街區開，試試剎車、收音機、轉向燈。我把它停在我們那棟樓的停車場，熄了引擎。「謝謝你，親愛的爸爸。」我說。我意猶未盡，想告訴他，他慈祥的行為讓我多麼感動，我多麼感激他過去和現在為我所做的一切。但我知道那會讓他不好意思,「謝謝。」我只是重複了一次。

　　他微微一笑，靠在頭枕上，他的前額幾乎碰到頂篷。我們什麼也沒說，靜靜坐在黑暗中，聽著引擎冷卻的「嘀嘀」聲，遠處傳來一陣警笛的鳴叫。然後爸爸將頭轉向我,「要是哈桑今天跟我們在一起就好了。」

　　聽到哈桑的名字，我的脖子好像被一對鐵手掐住了。我把車窗搖下，等待那雙鐵手鬆開。

　　畢業典禮隔日，我告訴爸爸，秋天我就要去專科學校註冊了。他正在喝冷卻的紅茶，嚼著豆蔻子，他自己用來治頭痛的偏方。

　　「我想我會主修英文。」我說，內心忐忑，等著他的回答。

　　「英文?」

　　「創作。」

　　他想了想，啜他的紅茶,「故事，你是說，你要寫故事?」我低頭看著自己的雙腳。

　　「寫故事能賺錢嗎?」

　　「如果你寫得好，」我說，「而且又被人發掘的話。」

　　「被人發掘?機會有多大?」

　　「有機會的。」我說。

　　他點點頭。「那你在寫得好和被人發掘之前準備幹什麼呢?你怎麼賺錢?要是結婚了，你怎麼撐起自己的家庭?」

　　我不敢看著他的眼睛,「我會……找份工作。」

　　「哦!」他說，「哇!哇!這麼說，如果我沒理解錯，你將會花好幾年，拿個學位，然後你會找一份像我這樣卑微的工作，一份你今天可以輕易找到的工作，就為渺茫的機會，等待你拿的學位也許某天會幫助你……被人發掘。」他深深呼吸，啜他的紅茶，咕噥地說著什麼醫學院、法學院，還有「真正的工作」。

　　我臉上發燒，一陣罪惡感湧上心頭。我很負疚，我的放縱是他的潰瘍、黑指甲和酸痛的手腕換來的。但我會堅持自己的立場，我決定了。我不想再為爸爸犧牲了。這是最後一次了，我咒罵自己。

　　爸爸歎氣，這一次，扔了一大把豆蔻子到嘴裡。

　　有時，我會開著我的福特，搖下車窗，一連開幾個鐘頭，從東灣到南灣，前往半島區（東灣（EastBay）、南灣（SouthBay）和半島區（Penisula）均為舊金山城區。），然後開回來。我會駛過弗裡蒙特附近那些縱橫交錯、棋盤似的街道，這裡的人們沒有和國王握過手，住在破舊的平房裡面，窗戶破損；這裡的舊車跟我的一樣，滴著油，停在柏油路上。我們附近那些院子都被鉛灰色的鐵絲柵欄圍起來，亂糟糟的草坪上到處扔著玩具、汽車內胎、標籤剝落的啤酒瓶子。我駛過散發著樹皮味道的林陰公園，駛過巨大的購物廣場，它們大得足可以同時舉辦五場馬上比武競賽。我開著這輛都靈，越過羅斯·阿托斯的山丘，滑行過一片住宅區，那兒的房子有景觀窗，銀色的獅子守護在鍛鐵大門之外，塑有天使雕像的噴泉在修葺完善的人行道排開，停車道上沒有福特都靈。這裡的房子使我爸爸在喀布爾的房子看起來像僕人住的

　　有時候，在星期六我會早起，朝南開上17號高速公路，沿著蜿蜒的山路前往聖克魯斯。我會在舊燈塔旁邊停車，等待太陽升起，坐在我的轎車裡面，看著霧氣在海面翻滾。在阿富汗，我只在電影裡面見過海洋。在黑暗中，挨哈桑坐著，我總是尋思，我在書上看到，說海水聞起來有鹽的味道，那是不是真的?我常常告訴哈桑，有朝一日，我們會沿著海藻叢生的海灘散步，讓我們的腳陷進沙裡，看著海水從我們的腳趾退去。第一次看到太平洋時，我差點哭起來。它那麼大，那麼藍，跟我孩提時在電影屏幕上看到的一模一樣。

　　有時候，夜幕初降，我會把車停好，爬上橫跨高速公路的天橋。我的臉壓著護欄，極目遠望，數著那緩緩移動的閃閃發亮的汽車尾燈，寶馬，紳寶，保時捷，那些我在喀布爾從來沒見過的汽車，在那兒，人們開著俄國產的伏爾加，破舊的歐寶，或者伊朗出產的培康。

　　我們來到美國幾乎快兩年了，我仍為這個國家遼闊的幅員驚歎不已。高速公路之外，還有高速公路，城市之外還有城市，山脈之外還有峰巒，峰巒之外還有山脈，而所有這些之外，還有更多的城市，更多的人群。

　　早在俄國佬的軍隊入侵阿富汗之前，早在鄉村被燒焚、學校被毀壞之前，早在地雷像死亡的種子那樣遍佈、兒童被草草掩埋之前，對我來說，喀布爾就已成了一座鬼魂之城，一座兔唇的鬼魂縈繞之城。

　　美國就不同了。美國是河流，奔騰前進，往事無人提起。我可以進這條大川，讓自己的罪惡沉在最深處，讓流水把我帶往遠方，帶往沒有鬼魂、沒有往事、沒有罪惡的遠方。

　　就算不為別的，單單為了這個，我也會擁抱美國。

接下來那個夏天，也就是1984年夏天——那年夏天我滿21歲——爸爸賣掉他的別克，花了550美元，買了一輛破舊的1971年出廠的大眾巴士，車主是阿富汗的老熟人了，先前在喀布爾教高中的科學課程。那天下午，巴士轟鳴著駛進街道，「突突」前往我們的停車場，鄰居都把頭轉過來。爸爸熄了火，讓巴士安靜地滑進我們的停車位。我們坐在座椅上，哈哈大笑，直到眼淚從臉頰掉下來，還有，更重要的是，直到我們確信沒有任何鄰居在觀望，這才走出來。那輛巴士是一堆廢鐵的屍體，黑色的垃圾袋填補破裂的車窗，光禿禿的輪胎，彈簧從座椅下面露出來。但那位老教師一再向爸爸保證，引擎和變速器都沒有問題，實際上，那個傢伙沒有說謊。

　　每逢星期六，天一亮爸爸就喊我起來。他穿衣的時候，我瀏覽本地報紙的分類廣告欄，圈出車庫賣場的廣告。我們設定線路——先到弗裡蒙特、尤寧城、紐瓦克和海沃德，接著是聖荷塞、米爾皮塔斯、桑尼維爾，如果時間許可，則再去坎貝爾。爸爸開著巴士，喝著保溫杯裡面的熱紅茶，我負責引路。我們停在車庫賣場，買下那些原主不再需要的二手貨。我們搜羅舊縫紉機，獨眼的芭比娃娃，木製的網球拍，缺弦的吉他，還有舊伊萊克斯吸塵器。下午過了一半，我們的大眾巴士後面就會塞滿這些舊貨。然後，星期天清早，我們開車到聖荷塞巴利雅沙跳蚤市場，租個檔位，加點微薄的利潤把這些垃圾賣出去：我們前一天花二毛五分買來的芝加哥唱片也許可以賣到每盤一元，或者五盤四元；一台花十元買來的破舊辛格牌縫紉機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也許可以賣出二十五元。

　　到得那個夏天，阿富汗人已經在聖荷塞跳蚤市場佔據了一整個區域。二手貨區域的通道上播放著阿富汗音樂。在跳蚤市場的阿富汗人中間，有一套心照不宣的行為規範：你要跟通道對面的傢伙打招呼，請他吃一塊土豆餅或一點什錦飯，你要跟他交談。要是他家死了父母，你就好言相勸；要是生了孩子你就道聲恭喜；當話題不可避免地轉到阿富汗人和俄國佬，你就悲傷地搖搖頭。但是你得避免說起星期六的事情，因為對面那人很可能就是昨天在高速公路出口被你超車擋住、以致錯過一樁好買賣的傢伙。

　　在那些通道裡，惟一比茶更流行的是阿富汗人的流言。跳蚤市場是這樣的地方，你可以喝綠茶，吃杏仁餅，聽人說誰家的女兒背棄婚約，跟美國男友私奔去了；誰在喀布爾用黑錢買了座房子，卻還領救濟金。茶，政治，醜聞，這些都是跳蚤市場的阿富汗星期天必備的成分。

　　有時我會看管攤位，爸爸則沿著過道閒逛。他雙手莊重地放在胸前，跟那些在喀布爾認識的熟人打招呼：機械師和裁縫兜售有擦痕的自行車頭盔和舊羊毛衫，過道兩邊是原來的外交官、找不到工作的外科醫生和大學教授。

　　1984年7月某個星期天清早，爸爸在清理攤位，我到販賣處買了兩杯咖啡，回來的時候，發現爸爸在跟一位上了年紀、相貌出眾的先生說話。我把杯子放在巴士後面的保險槓上，緊鄰里根和布什競選1984年總統的宣傳畫。

　　「阿米爾，」爸爸說，示意我過去:「這是將軍大人，伊克伯·塔赫裡先生，原來住在喀布爾，得過軍功勳章，在國防部上班。」

　　塔赫裡。這個名字怎麼如此熟悉?

　　將軍哈哈乾笑，通常在宴會上，每當重要人物說了不好笑的笑話，人們就會聽到這樣的笑聲。他一頭銀髮整齊地梳向後面，露出平滑的黃銅色前額，濃密的眉毛中有撮撮白色。他身上聞起來有古龍水的香味，穿著鐵灰色的三排扣套裝，因為洗熨了太多次而泛著亮光，背心上面露出一根懷表的金鏈子。

　　「這樣的介紹可不敢當。」他說，他的聲音低沉而有教養。「你好，我的孩子。」

　　「你好，將軍大人。」我說，跟他握手。他的手貌似瘦弱，但握得很有力，好像那油亮的皮膚下面藏著鋼條。

　　「阿米爾將會成為一個了不起的作家。」爸爸說。我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他剛念完大學一年級，考試門門都得優。」

　　「是專科學校。」我糾正他。

　　「安拉保佑。」塔赫裡將軍說，「你會寫我們國家的故事嗎，也許可以寫寫歷史?經濟?」

　　「我寫小說。」我說著想起了自己寫在拉辛汗送的皮面筆記本裡面那十來個故事，奇怪自己為什麼在這個人面前突然有些不自在。

　　「啊，講故事的。」將軍說，「很好，人們在如今這樣的艱苦歲月需要故事來分散注意力。」他把手伸在爸爸的肩膀上，轉向我。「說到故事，有一年夏天，你爸爸跟我到賈拉拉巴特去獵野雞，」他說，「那次真叫人稱奇。如果我沒記錯，你爸爸打獵跟他做生意一樣，都是一把好手。」

　　爸爸正在用鞋尖踢著擺在我們的帆布上一把木製網球拍。「有些生意而已。」

　　塔赫裡將軍露出一絲禮貌而哀傷的微笑，歎了口氣，輕輕拍拍爸爸的肩膀。「生活總會繼續。」他把眼光投向我，「我們阿富汗人總是喜歡誇大其詞，孩子，我聽過無數人愚蠢地使用『了不起』這個詞。但是，你的爸爸屬於少數幾個配得上這個形容詞的人。」這番短短的話在我聽來，跟他的衣服如出一轍：用的場合太多了，閃亮得有些造作。

　　「你在奉承我。」爸爸說。

　　「我沒有。」將軍說，他側過頭，把手放在胸前表示尊敬，「男孩和女孩得知道他們父親的優點。」他轉向我，「你崇敬你的爸爸嗎，我的孩子?你真的崇敬他嗎?」

　　「當然，將軍大人，我崇敬他。」我說，要是他別叫我「我的孩子」就好了。

　　「那麼，恭喜你，你已經快要長成一位男子漢了。」他說，口氣沒有半點幽默，沒有諷刺，只有不卑不亢的恭維。

　　「親愛的爸爸，你忘了你的茶。」一個年輕女子的聲音。她站在我們後面，是個身材苗條的美人，天鵝絨般的黑髮，手裡拿著一個打開的保溫杯和一個塑料杯。我眨眨眼，心跳加快。她的眉毛又黑又濃，中間連在一起，宛如飛翔的鳥兒張開的雙翅，筆挺的鼻子很優雅，活像古代波斯公主——也許像拓敏妮,《沙納瑪》書中羅斯坦的妻子，索拉博的媽媽。她那長長睫毛下面胡桃色的眼睛跟我對望了一會兒，移開了視線。

　　「你真乖，我親愛的。」塔赫裡將軍說，從她手裡接過杯子。在她轉身離去之前，我見到她光滑的皮膚上有個鐮狀的棕色胎記，就在左邊下巴上。她走過兩條通道，把保溫杯放在一輛貨車裡面。她跪在裝著唱片和平裝書的盒子中間，秀髮傾瀉在一旁。

　　「我的女兒，親愛的索拉雅。」塔赫裡將軍說。他深深吸了一口氣，看來想換個話題了，他掏出金懷表，看了看時間。「好啦，到時間了，我得去整理整理。」他和爸爸相互親吻臉頰，用雙手跟我握別。「祝你寫作順利。」他盯著我的眼睛說，淺藍色的雙眼沒有透露出半點他心裡的想法。

　　在那天剩下的時間裡，我總忍不住望向那輛灰色的貨車。

　　在我們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來了。塔赫裡，我知道我以前聽過這個名字。

　　「是不是有過關於塔赫裡將軍女兒的流言蜚語啊?」我假裝漫不經心地問爸爸。

　　「你知道我的，」爸爸說，他開著巴士，在跳蚤市場出口長長的車隊中緩慢前進。「每當人們說三道四我都會走開。」

　　「可是有過，是嗎?」我說。

　　「你為什麼要問呢?」他猶疑地看著我。

　　我聳聳肩，擠出微笑:「好奇而已，爸爸。」

　　「真的嗎?真是這樣嗎?」他說，眼光露出一絲狡獪，看著我的眼睛，「你該不是對她有意思了吧?」

　　我把眼光移開，「拜託，老爸。」

　　他微微一笑，驅車離開跳蚤市場。我們朝680公路前進。有那麼一會兒，我們並沒有說話。「我所聽到的是她有過一個男人，而且事情……不是太好。」他神情嚴肅地說，好像跟我說她得了乳癌一樣。

　　「哦。」

　　「我聽說她是個淑女，工作賣力，待人也不錯。但自那以後，再也沒有媒人敲響將軍的家門。」爸爸歎氣，「這也許不公平，但幾天內發生的事情，有時甚至是一天內發生的事情，也足以改變一生，阿米爾。」

　　那晚我輾轉反側，老想著索拉雅·塔赫裡的鐮狀胎記，想著她那優雅的筆挺鼻子，想著她明亮的眼睛跟我對望的情景。我的思緒在她身上遲疑不肯離去。索拉雅·塔赫裡，我的交易會公主。

第十二章

　　在阿富汗，雅爾達是回歷中嘉帝月的第一夜，也是冬天的第一夜，一年之中最長的夜晚。按照風俗，哈桑和我會熬到深夜，我們把腳藏在火爐桌下面，阿里將蘋果皮丟進爐子，給我們講蘇丹和小偷的古老傳說，度過漫漫長夜。正是從阿里口中，我得知了雅爾達的故事，知道了飛蛾撲火是因為著魔，還知道狼群爬山是要尋找太陽。阿里發誓說，要是在雅爾達那夜吃到西瓜，翌年夏天就不會口渴。

　　稍大一些之後，我從詩書中讀到，雅爾達是星光黯淡的夜晚，戀人徹夜難眠，忍受著無邊黑暗，等待太陽升起，帶來他們的愛人。遇到索拉雅之後那個星期，對我來說，每個夜晚都是雅爾達。等到星期天早晨來臨，我從床上起來，索拉雅·塔赫裡的臉龐和那雙棕色的明眸已然在我腦裡。坐在爸爸的巴士裡面，我暗暗數著路程，直到看見她赤足坐著，擺弄那些裝著發黃的百科全書的紙箱，她的腳踝在柏油路的映襯下分外白皙，柔美的手腕上有銀環叮噹作響。一頭秀髮從她背後甩過，像天鵝絨幕布那樣垂下來，我望著她的頭髮投射在地上的影子怔怔出神。索拉雅，我的交易會公主，我的雅爾達的朝陽。

　　我製造各種各樣的借口——爸爸顯然知道，但只露出戲謔的微笑——沿著那條過道走下去，經過塔赫裡的攤位。我會朝將軍招招手，而他，永遠穿著那身熨得發亮的灰色套裝，會揮手應答。有時他從那張導演椅站起來，我們會稍作交談，提及我的寫作、戰爭、當天的交易。而我不得不管住自己的眼睛別偷看，別總是瞟向坐在那裡讀一本平裝書的索拉雅。將軍和我會彼此告別，而我走開的時候，得強打精神，掩飾自己心中的失望。

　　有時將軍到其他過道去跟人攀交情，留她一人看守攤位，我會走過去，假裝不認識她，可是心裡想認識她想得要死。有時陪著她的還有個矮胖的中年婦女，染紅髮，膚色蒼白。我暗下決心，在夏天結束之前一定要跟她搭訕，但學校開學了，葉子變紅、變黃、掉落，冬天的雨水紛紛灑灑，折磨爸爸的手腕，樹枝上吐出新芽，而我依然沒有勇氣、沒有膽量，甚至不敢直望她的眼睛。

　　春季學期在1985年5月底結束。我所有的課程都得了優，這可是個小小的神跡，因為我人在課堂，心裡卻總是想著索拉雅柔美而筆挺的鼻子。

　　然後，某個悶熱的夏季星期天，爸爸跟我在跳蚤市場，坐在我們的攤位，用報紙往臉上扇風。儘管陽光像烙鐵那樣火辣辣，那天市場人滿為患，銷售相當可觀——才到12點半，我們已經賺了160美元。我站起來，伸伸懶腰，問爸爸要不要來杯可口可樂。他說來一杯。

　　「當心點，阿米爾。」我舉步離開時他說。

　　「當心什麼，爸爸?」

　　「我不是蠢貨，少跟我裝蒜。」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啊。」

　　「你要記住，」爸爸指著我說，「那傢伙是個純正的普什圖人，他有名譽和尊嚴。」這是普什圖人的信條，尤其是關係到妻子或者女兒的貞節時。

　　「我不過是去給我們買飲料。」

　　「別讓我難看，我就這點要求。」

　　「我不會的，天啦，爸爸。」

　　爸爸點了根煙，繼續扇著風。

　　起初我朝販賣處走去，然後在賣襯衫的攤位左轉。在那兒，你只消花5塊錢，便可以在白色的尼龍襯衫上印上耶穌、貓王或者吉姆·莫裡森的頭像，或者三個一起印。馬裡亞奇?1?Mariachi，墨西哥傳統音樂樂團，主要使用樂器有小號、曼陀鈴、吉他、豎琴以及小提琴等，所演唱歌曲風格通常較為熱烈。?1?的音樂在頭頂迴響，我聞到醃黃瓜和烤肉的味道。

　　我看見塔赫裡灰色的貨車，和我們的車隔著兩排，緊挨著一個賣芒果串的小攤。她單身一人，在看書，今天穿著長及腳踝的白色夏裝，涼鞋露出腳趾，頭髮朝後扎，梳成鬱金香形狀的髮髻。我打算跟以前一樣只是走過，我以為可以做到，可是突然之間，我發現自己站在塔赫裡的白色桌布邊上，越過燙髮用的鐵髮夾和舊領帶，盯著索拉雅。她抬頭。

　　「你好，」我說，「打擾了，對不起。我不是故意打擾你的。」

　　「你好。」

　　「將軍大人今天不在嗎?」我說。我的耳朵發燒，無法正視她的明眸。

　　「他去那邊了。」她說，指著右邊，綠色鑲銀的手鐲從她的胳膊肘上滑落。

　　「你可不可以跟他說，我路過這裡，問候他一下。」我說。

　　「可以。」

　　「謝謝你。」我說，「哦，我的名字叫阿米爾。這次你需要知道，才好跟他說。說我路過這裡，向他……問好。」

　　「好的。」

　　我挪了挪腳，清清喉嚨，「我要走了，很抱歉打擾到你。」

　　「沒有，你沒有。」她說。

　　「哦，那就好。」我點點頭，給她一個勉強的微笑。「我要走了。」好像我已經說過了吧?「再見。」

　　「再見。」

　　我舉步離開。停下，轉身。趁著勇氣還沒有消失，我趕忙說:「我可以知道你在看什麼書嗎?」

　　她眨眨眼。

　　我屏住呼吸。剎那間，我覺得跳蚤市場裡面所有的眼睛都朝我們看來。我猜想四周似乎突然寂靜下來，話說到一半戛然而止。人們轉過頭，饒有興致地瞇起眼睛。

　　這是怎麼回事?

　　直到那時，我們的邂逅可以解釋成禮節性的問候，一個男人問起另外一個男人。但我問了她問題，如果她回答，我們將會……這麼說吧，我們將會聊天。我，一個單身的青年男子，而她是個未婚的少女。她有過一段歷史，這就夠了。我們正徘徊在風言風語的危險邊緣，毒舌會說長道短，而承受流言毒害的將會是她，不是我——我十分清楚阿富汗人的雙重標準，身為男性，我佔盡便宜。不是「你沒見到他找她聊天嗎?」而是「哇，你沒看到她捨不得他離開嗎?多麼不知道廉恥啊!」

　　按照阿富汗人的標準，我的問題很唐突。問出這句話，意味著我無所遮掩，對她的興趣再也毋庸置疑。但我是個男人，我所冒的風險，頂多是尊嚴受傷罷了，受傷了會痊癒，可是名譽毀了不再有清白。她會接受我的挑戰嗎?

　　她翻過書，讓封面對著我。《呼嘯山莊》。「你看過嗎?」她說。

　　我點點頭。我感到自己的心怦怦跳。「那是個悲傷的故事。」

　　「好書總是跟悲傷的故事有關。」她說。

　　「確實這樣。」

　　「聽說你寫作?」

　　她怎麼知道?我尋思是不是她父親說的，也許她曾問過他。我立即打消了這兩個荒謬的念頭。父親跟兒子可以隨心所欲地談論婦女。但不會有阿富汗女子——至少是有教養的阿富汗淑女——向她父親問起青年男子。而且，沒有父親，特別是一個有名譽和尊嚴的普什圖男人，會跟自己的女兒談論未婚少男，除非這個傢伙是求愛者，已經做足體面的禮節，請他父親前來提親。

    難以置信的是，我聽見自己說:「你願意看看我寫的故事嗎?」

　　「我願意。」她說。現在我從她的神情感覺她有些不安，她的眼睛開始東瞟西看，也許是看看將軍來了沒有。我懷疑，要是讓他看到我跟她女兒交談了這麼久，他會有什麼反應呢?

　　「也許改天我會帶給你，」我說。我還想說些什麼，那個我曾見到跟索拉雅在一起的女人走進過道。她提著塑料袋，裡面裝滿水果。她看到我們，滴溜溜的眼珠看著我和索拉雅，微笑起來。

　　「親愛的阿米爾，見到你真高興。」她說，把袋子放在桌布上。她的額頭泛出絲絲汗珠，一頭紅髮看上去像頭盔，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在她頭髮稀疏的地方露出點點頭皮。她有雙綠色的小眼睛，埋藏在那圓得像捲心菜的臉蛋上，牙齒鑲金，短短的手指活像香腸。她胸前掛著一尊金色的安拉，鏈子在她皮膚的褶皺和脖子的肥肉間忽隱忽現。「我叫雅米拉，親愛的索拉雅的媽媽。」

　　「你好，親愛的阿姨。」我說，有些尷尬，我經常身處阿富汗人之間，他們認得我是什麼人，我卻不知道對方姓甚名誰。

　　「你爸爸還好嗎?」她說。

　　「他很好，謝謝。」

　　「你認識你的爺爺伽茲老爺嗎?他是個法官。喏，他的叔叔跟我爺爺是表親。」她說，「所以你看，我們還是親戚呢。」她微笑著露出一口金牙，我注意到她右邊的嘴角有點下垂。她的眼睛又在我和索拉雅之間轉起來。

　　有一次，我問爸爸，為什麼塔赫裡將軍的女兒還沒有嫁出去。「沒有追求者，」爸爸說，「沒有門當戶對的追求者。」他補充說。但他再也不說了——爸爸知道這種致命的閒言碎語會給少女未來的婚姻造成什麼樣的影響。阿富汗男人，尤其是出身名門望族的那些人，都是見風使舵的傢伙。這兒幾句閒話，那兒數聲詆毀，他們就會像驚鳥般落荒而逃。所以不斷有婚禮舉行，可是沒人給索拉雅唱「慢慢走」，沒有人在她手掌塗指甲花，沒有人把《可蘭經》擺放在她頭巾上，每個婚禮上，陪著她跳舞的，總是塔赫裡將軍。

　　而如今，這個婦女，這個母親，帶著令人心碎的渴望，討好微笑，對眼中的希望不加掩飾。我對自己所處的有利地位感到畏怯，而這全都因為，我贏得了那場決定我性別的基因博彩。

　　我從來沒能看穿將軍的雙眸，但我從他妻子眼裡懂得的可就多了：如果我在這件事情上——不管這件事情是什麼——會遇到對手，那絕對不是她。

　　「請坐，親愛的阿米爾。」她說，「索拉雅，給他一張椅子，我的孩子。洗幾個桃子，它們又甜又多汁。」

　　「不用了，謝謝。」我說，「我得回去了，爸爸在等我。」

　　「哦?」塔赫裡太太說，顯然，她被我禮貌地婉拒她的得體舉止打動了。「那麼，給你，至少帶上這個。」她抓起一把獼猴桃，還有幾個桃子，放進紙袋，堅持要我收下。「替我問候你爸爸，常來看看我們。」

　　「我會的，謝謝你，親愛的阿姨。」我說，我用眼角的餘光看到索拉雅正望著別處。

　　「我還以為你去買可樂了呢。」爸爸說，從我手裡接過那袋桃子。他看著我，神情既嚴肅，又戲謔。我開始找說詞，但他咬了一口桃子，揮揮手:「別費勁了，阿米爾。只要記得我說的就行。」

　　那天夜晚，躺在床上，我想著閃爍的陽光在索拉雅眼裡舞動的樣子，想著她鎖骨上方那美麗的凹陷。我在腦裡一遍又一遍回放著我們的對話。她說的是「我聽說你是個作家」還是「我聽說你寫作」?是哪句呢?我捂緊被子，盯著天花板，痛苦地想起，要度過連續六個漫漫的雅爾達之夜，我才能再次見到她。

　　好幾個星期都是如此這般。我等到將軍散步離開，然後走過塔赫裡的貨攤。如果塔赫裡太太在，她會請我喝茶、吃餅乾，我們會談起舊時在喀布爾的光景，那些我們認識的人，還有她的關節炎。她顯然注意到我總是在她丈夫離開的時候出現，但她從不揭穿。「哦，你家叔叔剛剛才走開。」她會說。我真的喜歡塔赫裡太太在那兒，並且不僅是由於她和善的態度，還因為有她母親在場，索拉雅會變得更放鬆、更健談。何況她在也讓我們之間的交往顯得正常——雖然不能跟塔赫裡將軍在場相提並論。有了塔赫裡太太的監護，我們的約會就算不能杜絕風言風語，至少也可以少招惹一些。不過她對我套近乎的態度明顯讓索拉雅覺得尷尬。

　　某天，索拉雅跟我單獨在他們的貨攤上交談。她正告訴我學校裡的事情，她如何努力學習她的通選課程，她在弗裡蒙特的「奧龍專科學校」就讀。

　　「你打算主修什麼呢?」

　　「我想當老師。」她說。

　　「真的嗎?為什麼?」

　　「這是我一直夢想的。我們在弗吉尼亞生活的時候，我獲得了英語培訓證書，現在我每週有一個晚上到公共圖書館教書。我媽媽過去也是教師，她在喀布爾的高級中學教女生法爾西語和歷史。」

　　一個大腹便便的男人頭戴獵帽，出價3塊錢，想買一組5塊錢的燭架，索拉雅賣給他。她把錢丟進腳下那個小小的糖果罐，羞澀地望著我。「我想給您講個故事，」她說，「可是我有點難為情。」

　　「講來聽聽。」

　　「它有點傻。」

　　「告訴我吧。」

　　她笑起來,「好吧，在喀布爾，我四年級的時候，我爸爸請了個打理家務的傭人，叫茲芭。她有個姐妹在伊朗的馬夏德。因為茲芭不識字，每隔不久，她就會求我給她姐妹寫信。每當她姐妹回信，我會念給茲芭聽。有一天，我問她想不想讀書識字。她給我一個大大的微笑，雙眼放光，說她很想很想。所以，我完成自己的作業之後，我們就坐在廚房的桌子上，我教她認字母。我記得有時候，我作業做到一半，抬起頭，發現茲芭在廚房裡，攪攪高壓鍋裡面的牛肉，然後坐下，用鉛筆做我前一天夜裡給她佈置的字母表作業。」

　　「不管怎樣，不到一年，茲芭能讀兒童書了。我們坐在院子裡，她給我念達拉和沙拉的故事——念得很慢，不過全對。她開始管我叫『索拉雅老師』。」她又笑起來，「我知道這聽起來很孩子氣，但當茲芭第一次自己寫信，我就知道自己除了教書，別的什麼都不想做。我為她驕傲，覺得自己做了些真正有價值的事情。您說呢?」

　　「是的。」我說謊。我想起自己如何愚弄不識字的哈桑，如何用他不懂的晦澀字眼取笑他。

　　「我爸爸希望我去念法學院，我媽媽總是暗示我選擇醫學院。但我想要成為教師。雖然在這裡收入不高，但那是我想要的。」

　　「我媽媽也是教師。」我說。

　　「我知道，」她說，「我媽媽跟我說過。」接著因為這句話，她臉上泛起紅暈。她的答案暗示著，我不在的時候，她們曾經「談起阿米爾」。我費了好大勁才忍住讓自己不發笑。

　　「我給你帶了些東西，」我從後褲兜掏出一卷訂好的紙張，「實現諾言。」我遞給她一篇自己寫的小故事。

　　「哦，你還記得。」她說，笑逐顏開,「謝謝你!」我沒有時間體會她第一次用「你」而非用較正式的「您」稱呼我到底意味著什麼，因為突然間她的笑容消失了，臉上的紅暈褪去，眼睛盯著我身後。我轉過身，跟塔赫裡將軍面對面站著。

　　「親愛的阿米爾，抱負遠大的說故事的人，很高興見到你。」他說，掛著淡淡的微笑。

　　「你好，將軍大人。」我囁嚅著說。

　　他從我身旁走過，邁向貨攤。「今天天氣很好，是嗎?」他說，拇指搭在他那間背心的上袋，另一隻手伸向索拉雅。她把紙卷給了他。

　　「他們說整個星期都會下雨呢。很難相信吧，是嗎?」他把那卷紙張丟進垃圾桶。轉向我，輕輕地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們並排走了幾步。

　　「你知道，我的孩子，我相當喜歡你。你是個有教養的孩子，我真的這麼認為，但是……」他歎了口氣，揮揮手，「……即使有教養的男孩有時也需要提醒。所以，我有責任提醒你，你是在跳蚤市場的眾目睽睽之下做事情。」他停住，他那不露喜怒的眸子直盯著我雙眼，「你知道，這裡每個人都會講故事。」他微笑，露出一口整整齊齊的牙齒,「替我向你爸爸問好，親愛的阿米爾。」

　　他把手放下，又露出微笑。

　　「怎麼回事?」爸爸說，接過一個老婦人買木馬的錢。

　　「沒事。」我說。我坐在一台舊電視機上。不過還是告訴他了。

　　「唉，阿米爾。」他歎氣。

　　結果，剛才發生的事情沒有讓我煩惱太久。

　　因為那個星期稍晚一些時候，爸爸感冒了。

　　開始只是有點咳嗽和流鼻涕。他的流鼻涕痊癒了，可是咳嗽還是沒好。他會咳在手帕上，把它藏在口袋裡。我不停地求他去檢查，但他會揮手叫我走開。他討厭大夫和醫院。就我所知，爸爸惟一去醫院那次，是在印度染上瘧疾。

　　然後，過了兩個星期，我撞見他正把一口帶血絲的痰咳到馬桶裡面去。

　　「你這樣多久了?」我說。

　　「晚飯吃什麼?」他說。

　　「我要帶你去看大夫。」

　　雖說爸爸已經是加油站的經理，那老闆沒有給他提供醫療保險，而爸爸滿不在乎，沒有堅持。於是我帶他去聖荷塞的縣立醫院。有個面帶菜色、雙眼浮腫的大夫接待了我們，自我介紹說是第二年的駐院醫師。「他看起來比你還年輕，但比我病得還重。」爸爸咕噥說。那駐院醫師讓我們下樓去做胸部X光掃瞄。護士喊我們進去的時候，醫師正在填一張表。

　　「把這張表帶到前台。」他說，匆匆寫著。

　　「那是什麼?」我問。

　　「轉診介紹。」他寫啊寫。

　　「幹嘛用?」

　　「給肺科。」

　　「那是什麼?」

　　他瞥了我一眼，推了推眼鏡，又開始寫起來。「他肺部的右邊有個黑點，我想讓他們複查一下。」

　　「黑點?」我說，房間突然之間變得太小了。

　　「癌症嗎?」爸爸若無其事地加上一句。

　　「也許是，總之很可疑。」醫生咕噥道。

　　「你可以多告訴我們一些嗎?」我問。

　　「沒辦法，需要先去做CAT掃瞄，然後去看肺科醫生。」他把轉診單遞給我。「你說過你爸爸吸煙，對吧?」

　　「是的。」

　　他點點頭，眼光又看看我，看看爸爸，又收回來。「兩個星期之內，他們會給你打電話。」

　　我想質問他，帶著「可疑」這個詞，我怎麼撐過這兩個星期?我怎麼能夠吃飯、工作、學習?他怎麼可以用這個詞打發我回家?

　　我接過那張表格，交了上去。那晚，我等到爸爸入睡，然後疊起一條毛毯，把它當成禱告用的褥子。我把頭磕在地面，暗暗念誦那些記不太清楚的《可蘭經》——在喀布爾的時候毛拉要求我們背誦的經文——求求真主大發善心，雖則我不知道他是否存在。那時我很羨慕那個毛拉，羨慕他的信仰和堅定。

　　兩個星期過去了，我們沒有接到電話。我打電話過去，他們告訴我說找不到那張轉診單，問我究竟有沒有把它交上去。他們說再過三個星期，會打電話來。我勃然作色，經過一番交涉，把三個星期改為一個星期內做CAT，兩個星期內看醫生。

　　接診的肺科醫師叫施內德，開頭一切都好，直到爸爸問他從哪裡來，他說俄國。爸爸當場翻臉。

　　「對不起，大夫。」我說，將爸爸拉到一旁。施內德大夫微笑著站起來，手裡還拿著聽診器。

「爸爸，我在候診室看過施內德大夫的簡歷。他的出生地是密歇根，密歇根!他是美國人，遠比你和我更美國。」

　　「我不在乎他在哪兒出生，他是俄國佬。」爸爸說，做出扭曲的表情，彷彿那是個骯髒的字眼。「他的父母是俄國佬，他的祖父母是俄國佬。我當著你媽媽的面發誓，要是他膽敢再碰我一下，我就扭斷他的手。」

　　「施內德大夫的父母從俄國逃亡出來，你懂嗎?他們逃亡!」

　　但爸爸一點都沒聽進去。有時我認為，爸爸惟一像愛他妻子那樣深愛著的，是阿富汗，他的故國。我差點兒抓狂大叫，但我只是歎口氣，轉向施內德醫師。「對不起，大夫，沒有辦法。」

　　第二個肺科醫師叫阿曼尼，是伊朗人，爸爸同意了。阿曼尼大夫聲音輕柔，留著彎曲的小鬍子，一頭銀髮。他告訴我們，他已經看過CAT掃瞄的結果，接下來他要做的，是進行一項叫支氣管鏡檢查的程序，取下一片肺塊做病理學分析。他安排下個星期進行。我攙扶爸爸走出診室，向大夫道謝，心裡想著如今我得帶著「肺塊」這個詞過一整個星期了，這個字眼甚至比「可疑」更不吉利。我希望索拉雅能在這兒陪著我。

　　就像魔鬼一樣，癌症有各種不同的名字。爸爸患的叫「燕麥細胞惡性腫瘤」。已經擴散。沒法開刀。爸爸問起病況，阿曼尼大夫咬咬嘴唇，用了「嚴重」這個詞。「當然，可以做化療。」他說，「但那只是治標不治本。」

　　「那是什麼意思?」爸爸問。

　　阿曼尼歎氣說:「那就是說，它無法改變結果，只能延遲它的到來。」

　　「這個答案清楚多了，阿曼尼大夫，謝謝你。」爸爸說，「但請不要在我身上做化療。」他露出如釋重負的神情，一如那天在杜賓斯太太的櫃檯上放下那疊食物券。

　　「可是，爸爸……」

　　「別在公眾場合跟我頂嘴，阿米爾，永遠不要。你以為你是誰?」

　　塔赫裡將軍在跳蚤市場提到的雨水姍姍來遲了幾個星期，但當我們走出阿曼尼大夫的診室，過往的車輛令地面上的積水濺上人行道。爸爸點了根煙。我們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車裡抽煙。

　　就在他把鑰匙伸進樓下大門的鎖眼時，我說:「我希望你能考慮一下化療，爸爸。」

　　爸爸將鑰匙放進口袋，把我從雨中拉進大樓破舊的雨棚之下，用拿著香煙的手戳戳我的胸膛:「住口!我已經決定了。」

　　「那我呢，爸爸?我該怎麼辦?」我說，淚如泉湧。

　　一抹厭惡的神色掠過他那張被雨水打濕的臉。在我小時候，每逢我摔倒，擦破膝蓋，放聲大哭，他也會給我這種臉色。當時是因為哭泣讓他厭惡，現在也是因為哭泣惹他不快。「你二十二歲了，阿米爾!一個成年人!你……」他張開嘴巴，閉上，再次張開，重新思索。在我們頭頂，雨水敲打著帆布雨棚。「你會碰到什麼事情，你說?這些年來，我一直試圖教你的，就是讓你永遠別問這個問題。」

　　他打開門，轉身對著我。「還有，別讓人知道這件事情，聽到沒有?別讓人知道。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憐憫。」然後他消失在昏暗的大廳裡。那天剩下的時間裡，他坐在電視機前，一根接一根抽煙。我不知道他藐視的是什麼，或者是誰。我?阿曼尼大夫?或者也許是他從來都不相信的真主?

　　有那麼一陣，即使是癌症也沒能阻止爸爸到跳蚤市場去。我們星期六仍搜羅各處車庫賣場，爸爸當司機，我指路，並且在星期天擺攤。銅燈。棒球手套。壞了拉鏈的滑雪夾克。爸爸跟在那個古老的國家就認識的人互致問候，我和顧客為一兩塊錢討價還價。彷彿一切如常。彷彿我成為孤兒的日子並沒有隨著每次收攤漸漸逼近。

　　塔赫裡將軍和他的太太有時會逛到我們這邊來。將軍仍是一派外交官風範，臉帶微笑跟我打招呼，用雙手跟我握手。但是塔赫裡太太的舉止顯得有些冷漠，但她會趁將軍不留神，偷偷低頭朝我微笑，投來一絲歉意的眼光。

　　我記得那段歲月出現了很多「第一次」：我第一次聽到爸爸在浴室裡呻吟。第一次發現他的枕頭上有血。執掌加油站三年以來，爸爸從未請過病假。又是一個第一次。

　　等到那年萬聖節，星期六的下午剛過一半，爸爸就顯得疲累不堪，我下車去收購那些廢品時，他留在車上等待。到了感恩節，還沒到中午他就吃不消了。待得雪橇在屋前草坪上出現，假雪灑在花旗松的枝椏上，爸爸呆在家裡，而我獨自開著那輛大眾巴士，穿梭在半島地區。

　　在跳蚤市場，阿富汗人偶爾會對爸爸的消瘦議論紛紛。起初，他們阿諛奉承，問及爸爸飲食有何秘方。可是詢問和奉承停止了，爸爸的體重卻繼續下降。磅數不斷減少，再減少。他臉頰深陷，太陽穴松塌，眼睛深深凹進眼眶。

　　接著，新年之後不久，在一個寒冷的星期天早晨，爸爸在賣燈罩給一個壯碩的菲律賓人，我在大眾巴士裡面東翻西找，尋找一條毛毯蓋住他的腿。

　　「喂，小子，這個傢伙需要幫忙!」菲律賓人焦急地喊道。我轉過身，發現爸爸倒在地上，四肢抽搐。

　　「救命!」我大喊，「來人啊!」我奔向爸爸。他口吐白沫，流出的泡泡浸濕了鬍子。他眼珠上翻，只見一片白。

　　大家都朝我們湧過來。我聽見有人說發作了，另外有人說「快打911!」，我聽見一陣跑步聲。人群圍過來，天空變得陰暗。

　　爸爸的泡沫變紅了，他在咬自己的舌頭。我跪在他身旁，抓住他的手臂，說我在這裡爸爸，我在這裡，你會好的，我就在這裡。好像如此這般，我就能減緩他的病痛，讓它們不再煩我爸爸。我感到膝蓋一片潮濕。爸爸小便失禁了。噓，親愛的爸爸，我在這裡。你的兒子就在這裡。

　　那個白鬍子的大夫頭頂油光可鑒，把我拉出病房。「我想跟你一起看看你爸爸的CAT掃瞄。」他說。他把菲林放在走廊的燈箱上，用鉛筆帶橡皮擦的那頭指著爸爸的癌症所在的圖片，好像警察將兇手的大頭像展示給罹難者的家屬看。在那些照片上，爸爸的大腦看起來像個胡桃的切面，點綴著幾個網球狀的灰色陰影。

　　「正如你看到的，癌症轉移了。」他說，「他必須服用類固醇，以便縮減他大腦裡的腫塊，還得吃抗中風的藥物。我建議做放射線治療，你明白的我意思嗎?」

　　我說我明白。我已經熟悉癌症的相關術語了。

　　「那就好，」他說，看看他的尋呼機，「我得走了，不過如果你有任何問題，可以給我打傳呼。」

　　「謝謝你。」

　　那天晚上，我徹夜坐在爸爸床邊的椅子上。

　　翌日早晨，走廊那端的候診室擠滿了阿富汗人，有紐瓦克來的屠夫，爸爸建造恤孤院時的工程師。他們紛紛走進來，語調沉痛地向爸爸表達他們的敬意，祝福他盡早康復。那時爸爸已經醒了，他虛弱而疲倦，但清醒。

　　早晨過了一半，塔赫裡將軍和他太太也來了。索拉雅跟在後面，我們對望了一眼，同時將眼光移開。「你好嗎，老朋友。」塔赫裡將軍說，捂著爸爸的手。

　　爸爸示意他看著臂上的輸液管，露出孱弱的微笑。將軍回以微笑。

　　「你們不應如此麻煩的，你們大家。」爸爸呻吟著說。

　　「這不麻煩。」塔赫裡太太說。

　　「一點都不麻煩。更重要的是，你需要什麼嗎?」塔赫裡將軍說，「什麼都行，請把我當成你的兄弟。」

　　我記得有一次爸爸跟我說起普什圖人的事情。我們也許頭腦頑固，我知道我們太過驕傲，可是，在危難的時刻，相信我，你會寧願在身邊的是普什圖人。

　　爸爸在枕上搖搖頭:「你能到這裡來已經叫我很高興了。」將軍臉現微笑，捏捏爸爸的手。「你怎麼樣?親愛的阿米爾?你需要什麼東西嗎?」

　　他竟然那樣看著我，眼中充滿慈愛……「不，謝謝，將軍大人。我……」我喉嚨一哽，淚水止不住掉下來，衝出病房。

　　我站在走廊的燈箱邊上哭泣，就在那兒，前一天晚上，我看到了兇手的真面目。

　　爸爸的門開了，索拉雅從他的病房走出來。她站在我身邊，穿著灰色的長衫和牛仔褲。她的頭髮傾瀉而下。我想在她懷裡尋求安慰。

　　「我很抱歉，阿米爾。」她說，「我們大家都知道事情很糟糕，但卻拿不出什麼主意。」

　　我用衣袖擦擦眼睛，「他不想讓任何人知道。」

　　「你需要什麼嗎?」

　　「不。」我擠出微笑。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這是我們第一次碰觸。我捧起她的手，拉到我的臉上，眼睛上，然後任她抽走。「你最好還是回到裡面去，不然你爸爸會出來找的。」

　　她笑著點點頭，「那我回去。」她轉身離開。

　　「索拉雅?」

　　「怎麼啦?」

　　「我很高興你來了。這對我……意味著一切。」

　　隔了兩天，他們讓爸爸出院。他們請來一位放射線腫瘤學專家，遊說爸爸接受放射線治療。爸爸拒絕了。他們試圖讓我也加入到遊說的行列中去。但我見到爸爸臉上的表情，對他們表達謝意，在他們的表格上簽名，用那輛福特都靈將爸爸帶回家。

　　那晚爸爸躺在沙發上，身上蓋著一條羊毛毯。我給他端來熱紅茶和烤杏仁，把手伸在他背後，輕而易舉地將他扶上來。他的肩側在我手中感覺就像鳥兒的翅膀。我把毛毯拉到他的胸膛上，那兒瘦骨嶙峋，膚色很差。

　　「需要我為你做些什麼嗎，爸爸?」

　　「不用，我的孩子，謝謝你。」

　　我坐在他身旁:「我想你能不能替我辦點事情，如果你身體還撐得過去的話。」

　　「什麼事?」

　　「我想你幫我提親，我想你到塔赫裡將軍家裡去，向他提親。」

　　爸爸的干嘴唇綻放出微笑，宛如枯萎的樹葉上的一點綠色。「你想好了嗎?」

　　「我從來沒有這麼清楚過。」

　　「你仔細考慮了嗎?」

　　「當然，爸爸。」

　　「那把電話給我，還有我那本小筆記本。」

　　我眨眨眼:「現在?」

　　「不然還等什麼時候?」

　　我微笑:「好的。」我把電話給他，還有爸爸用來記錄他那些阿富汗朋友的電話號碼的本子。他找到塔赫裡的號碼。撥號。把聽筒提到耳邊。我的心臟在胸口怦怦跳。

　　「親愛的雅米拉?晚上好。」他說，他表明身份。停下。「好多了，謝謝你。你去看望我，真是太謝謝了。」他聽了一會兒，點點頭，「我會記住的，謝謝。將軍大人在家嗎?」停下。「謝謝。」

　　他的眼光射向我。不知何故我直想發笑，或者尖叫。我的手握成拳頭，塞在嘴裡，咬著它。爸爸輕輕哼笑。

　　「將軍大人，晚上好……是的，好多了好多了……好的……你太好了。將軍大人，我打電話來，是想問，明天早上我可不可以去拜訪你和塔赫裡太太，有件很榮譽的事情……是的……十一點剛剛好。到時見。再見。」

　　他掛上電話。我們看著對方。我突然笑起來，爸爸也跟著加入。

　　爸爸弄濕頭髮，將其朝後梳。我幫他穿上乾淨的白襯衫，替他打好領帶，發現領口的紐扣和爸爸的脖子之間多出了兩英吋的空間。我在想當爸爸逝去，該留下多大的虛空。我強迫自己想別的。他沒逝去，還沒有，今天應該想些美好的事情。他那套棕色西裝的上衣，我畢業那天他穿著那件，鬆鬆垮垮掛在他身上——爸爸消瘦得太厲害了，再也不合身了。我只好把袖子捲起來。我彎腰替他綁好鞋帶。

　　塔赫裡一家住在一座單層的平房裡面，那一帶是弗裡蒙特知名的阿富汗人聚居地。那房子有凸窗，斜屋頂，還有個圍起的門廊，我看見上面有幾株天竺葵。

　　我扶爸爸下福特車，再溜回車裡。他倚著副駕駛座的車窗:「回家去吧，過一個小時我打電話給你。」

　　「好的，爸爸。」我說，「好運。」

　　他微笑。

　　我驅車離開。透過觀後鏡，爸爸正走上塔赫裡家的車道，盡最後一次為人父的責任。

　　我在我們住所的客廳走來走去，等待爸爸的電話。客廳長15步，寬10步半。如果將軍拒絕怎麼辦?要是他討厭我那又如何?我不停走進廚房，查看烤爐上的時鐘。

　　快到中午的時候電話響起。是爸爸。

　　「怎麼樣?」

　　「將軍同意了。」

　　我鬆了一口氣。坐下，雙手顫抖。「他同意了?」

　　「是的。不過親愛的索拉雅在閣樓她的房間裡面，她想先跟你談談。」

　　「好的。」

　　爸爸對某個人說了幾句話，接著傳來兩下按鍵聲，他掛了電話。

　　「阿米爾?」索拉雅的聲音。

　　「你好。」

　　「我爸爸同意了。」

　　「我知道。」我說，換手握住聽筒。我在微笑。「我太高興了，不知道說什麼。」

　　「我也很高興，阿米爾。我……我無法相信這是真的。」

　　我大笑:「我知道。」

　　「聽著，」她說,「我想告訴你一些事情。一些你必須事先知道的事情……」

　　「我不在乎那是什麼。」

　　「你必須知道。我不想我們一開始就有秘密，而且我寧願親口告訴你。」

　　「如果那會讓你覺得好一些，你就告訴我吧。但是它不會改變任何事情。」

　　電話那端沉默了好久。「我們在弗吉尼亞生活的時候，我跟一個阿富汗人私奔了。那時我十八歲……很叛逆……愚蠢……他吸毒……我們同居了將近一個月。弗吉尼亞所有的阿富汗人議論紛紛。」

　　「最後爸爸找到我們。他站在門口……要我回家。我歇斯底里，哭喊，尖叫，說我恨他……」

　　「不管怎樣，我回家了，並且……」她在哭，「對不起。」我聽見她放低話筒，擦著鼻子。「對不起，」她又開始了，聲音有點嘶啞，「我回到家裡，發現媽媽中風了，她右半邊臉麻痺……我覺得很內疚。她本來不會這樣的。」

　　「過後不久，爸爸就舉家搬到加利福尼亞來了。」跟著一陣沉默。

　　「你和你爸爸現在怎麼樣?」我說。

　　「我們一直有分歧，現在還有，但我很感激他那天去找我。我真的相信他救了我。」她停頓，「那麼，我所說的讓你為難嗎?」

　　「有一點。」我說。這次我對她說了真話。我不能欺騙她，在聽到她跟男人上床之後，說我的尊嚴毫髮無傷是假的，畢竟我從來沒把女人帶上床。這讓我非常為難，但在讓爸爸替我求婚之前，我已經想了好幾個星期。而每次到最後，總是回到同一個問題：我憑什麼去指責別人的過去?

　　「你很為難，要改變主意嗎?」

　　「不，索拉雅。沒那麼嚴重。」我說，「你無論說什麼，都不會改變任何事情。我想娶你。」

　　她又哭起來。

　　我妒忌她。她的秘密公開了，說出來了，得到解決了。我張開嘴巴，差點告訴她，我如何背叛了哈桑，對他說謊，把他趕出家門，還毀壞了爸爸和阿里四十年的情誼。但我沒有。我懷疑，在很多方面，索拉雅·塔赫裡都比我好得多。勇氣只是其中之一。

結局

　　我與索拉雅結了婚，然後爸爸去世，生活如常，直到有一天接到電話。

　　2001年6月

　　我把話筒放回座機，久久凝望著它。

　　「你臉色蒼白，阿米爾。」索拉雅說。

　　「我得去一趟巴基斯坦。」

　　她當即站起來:「巴基斯坦?」

　　「拉辛汗病得很厲害。」我說著這話的時候內心絞痛。

　　「叔叔以前的合夥人嗎?」她從未見過拉辛汗，但我提及過他。我點點頭。

　　「哦，」她說，「我很難過，阿米爾，要我陪著你嗎?」

　　「不用，我想一個人。」

　　「來吧。這兒有再次成為好人的路。」拉辛汗在掛電話之前說了這句話。不經意間提起，卻宛如經過深思熟慮。

　　再次成為好人的路。

　　一周之後，我上了巴基斯坦國際航空公司的飛機。

　　與拉辛汗的會面，讓我陷入極度的震驚中。哈桑是我同父異母的兄弟。我知道我要把他正在受難的孩子找到。

　　想辦法救出哈桑的兒子，想辦法把他帶到美國，經歷了常人難以想像的磨難……

　　我終於把哈桑的兒子從阿富汗帶到美國，讓他飛離那業已過去的淒惻往事，降落在即將到來的未知生活之中。索拉雅到機場接我們。我從未離開這麼長時間，當她雙臂環住我脖子的時候，我聞到她頭髮上的蘋果香味，意識到我有多麼想念她。她將身子蹲到跟索拉博一樣高，拉起他的手，笑著對他說:「你好，親愛的索拉博，我是你的索拉雅阿姨，我們大家一直在等你。」

　　我看到她朝索拉博微笑，眼噙淚水的模樣，也看到假如她的子宮沒有背叛主人，她該會是什麼樣的母親。

　　索拉博雙腳原地挪動，眼睛望向別處。

　　索拉雅已經把樓上的書房收拾成索拉博的臥房。床單繡著風箏在靛藍的天空中飛翔的圖案。她在衣櫥旁邊的牆上做了刻度尺，標記英尺和英吋，用來測量孩子日益長高的身材。我看到床腳有個裝滿圖書的柳條籃子，一個玩具火車頭，還有一盒水彩筆。

　　索拉博看著我們，神情冷淡。

　　那晚夜深人靜的時候，我悄悄下床，走到索拉博的房間。我站在他身旁，望下去，看到他枕頭下面有東西突出。我把它撿起來，發現是拉辛汗的寶麗萊照片，那張我們坐在費薩爾清真寺附近那夜我給索拉博的照片。我在想索拉博究竟躺在床上將手裡拿著的這張照片翻來覆去地看了多久。

　　我看著那張照片，陽光打在哈桑露出缺了兩個門牙的笑臉上。爸爸的另一半，沒有名分、沒有特權的一半，那繼承了爸爸身上純潔高貴品質的一半，也許，在爸爸內心某處秘密的地方，這是他當成自己的真正兒子的一半。

　　隔日，將軍和雅米拉阿姨前來一起用晚膳。看到索拉博，雅米拉阿姨喜形於色:「安拉保佑!親愛的索拉雅告訴我們你有多麼英俊，但是你真人更加好看，親愛的索拉博。」她遞給他一件藍色的圓翻領毛衣。「我替你織了這個，」她說，「到下個冬天，奉安拉之名，你穿上它會合身的。」

　　索拉博從她手裡接過毛衣。

　　「你好，小伙子。」將軍只說了這麼一句，雙手拄著枴杖，看著索拉博，似乎在研究某人房子的奇異裝飾。

　　用過晚飯之後，將軍放下他的叉子，問:「那麼，親愛的阿米爾，你是不是該告訴我們，你為什麼要帶這個男孩回來?」

　　「親愛的伊克伯!這是什麼問題?」雅米拉阿姨說。

　　「你在忙著編織毛衣的時候，親愛的，我不得不應付鄰居對我們家的看法。人們會有疑問。他們會想知道為什麼有個哈扎拉男孩住在我女兒家。我怎麼跟他們說?」

　　我轉向將軍，「你知道嗎，將軍大人，我爸爸睡了他僕人的老婆。她給他生了個兒子，名字叫做哈桑。現在哈桑死掉了，睡在沙發上那個男孩是哈桑的兒子。他是我的侄兒。要是有人發問，你可以這樣告訴他們。」

　　他們全都瞪著我。

　　「還有，將軍大人，」我說，「以後我在場的時候，請你永遠不要叫他『哈扎拉男孩』。他有名字，他的名字叫索拉博。」

　　大家默默吃完那頓飯。

　　如果說索拉博很安靜是錯誤的。安靜是祥和，是平靜，是降下生命音量的旋鈕。

　　沉默是把那個按鈕關掉，把它旋下，全部旋掉。

　　索拉博的沉默既不是來自洞明世事之後的泰然自若，也並非由於他選擇了默默不語來秉持自己的信念和表達抗議，而是對生活曾有過的黑暗忍氣吞聲地照單全收。

　　他身在曹營心在漢，人跟我們共同生活，而心跟我們一起的時候少得可憐。有時候，在市場或者公園裡面，我注意到人們彷彿甚至沒有看到他，似乎他根本並不存在。我曾經從書本抬頭，發現索拉博業已走進房間，坐在我對面，而我毫無察覺。他走路的樣子似乎害怕留下腳印，移動的時候似乎不想攪起周圍的空氣。多數時候，他選擇了睡覺。

　　索拉博沉默的時候，世界風起雲湧。「九一一」之後，美國轟炸了阿富汗，北方聯盟乘機而進，塔利班像老鼠逃回洞穴那樣四處亡命。突然間，人們在雜貨店排隊等待收銀，談著我童年生活過的那些城市：坎大哈、赫拉特、馬扎裡沙裡夫。阿富汗人的羊皮帽和綠色長袍變得眾所周知。

　　索拉博依然夢遊般地度過這段日子。

　　然而，4天之前，2002年3月某個陰冷的雨天，發生了一個小小的奇跡。

　　我帶索拉雅、雅米拉阿姨和索拉博參加弗裡蒙特伊麗莎白湖公園的阿富汗人聚會。上個月，阿富汗終於徵召將軍回去履任一個大臣的職位，他兩個星期前飛走——他留下了灰色西裝和懷表。雅米拉阿姨計劃等他安頓好之後，過一兩個月再去和他團聚。

　　上個星期二是春季的第一天，過去是阿富汗的新年，灣區的阿富汗人計劃在東灣和半島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

　　我們是在中午到的，發現地面插了六根柱子，上面搭了長方形的塑料布，裡面有一些人。有人已經開始炸麵餅；蒸汽從茶杯和花椰菜面鍋冒出來。一台磁帶播放機放著艾哈邁德·查希爾聒噪的老歌。我們四個人衝過那片潮濕的草地時，我微微發笑；索拉雅和我走在前面，雅米拉阿姨在中間，後面是索拉博，他穿著黃色雨衣，兜帽拍打著他的後背。

　　索拉博在雨棚下面站了一會，接著走回雨中，雙手插進雨衣的口袋，他的頭髮貼在頭上。他在一個咖啡色的水坑旁邊停下，看著它。似乎沒有人注意到他，沒有人喊他進來。隨著時間流逝，人們終於仁慈地不再問起我們收養這個——他的行為怪異一目瞭然——小男孩的問題。而考慮到阿富汗人的提問有時毫不拐彎抹角，這當真是個很大的解脫。人們不再問為什麼他不說話，為什麼他不和其他小孩玩。而最令人高興的是，他們不再用誇張的同情、他們的慢慢搖頭、他們的咋舌、他們的「噢，這個可憐的小啞巴」來讓我們窒息。新奇的感覺不見了，索拉博就像發舊的牆紙一樣融進了這個生活環境。

　　下午，雨晴了，鉛灰色的天空陰雲密佈，一陣寒風吹過公園。更多的家庭來到了。阿富汗人彼此問候，擁抱，親吻，交換食物。我正在跟那個原來當外科醫師的人聊天，他說他念八年級的時候跟我爸爸是同學，索拉雅拉拉我的衣袖:「阿米爾，看!」

　　她指著天空。幾隻風箏高高飛翔，黃色的、紅色的、綠色的，點綴在灰色的天空上，格外奪目。

　　「去看看。」索拉雅說，這次她指著一個在附近擺攤賣風箏的傢伙。

　　我買了一隻黃色的風箏。我試試風箏線，像過去哈桑和我經常做的那樣，用拇指和食指捏著拉開。它被血染紅，賣風箏那人微微發笑，我報以微笑。

　　我把風箏帶到索拉博站著的地方，他仍倚著垃圾桶，雙手抱在胸前，抬頭望著天空。

　　「你喜歡風箏嗎?」我舉起風箏橫軸的兩端。他的眼睛從天空落到我身上，看看風箏，又望著我。幾點雨珠從他頭髮上滴下來，流下他的臉龐。

　　我舔舔食指，將它豎起來。「我記得你父親測風向的辦法是用他的拖鞋踢起塵土，看風將它吹到那兒。他懂得很多這樣的小技巧。」我放低手指說，「西風，我想。」

　　索拉博擦去耳垂上的一點雨珠，雙腳磨地，什麼也沒說。

　　「我有沒有跟你說過，你爸爸是瓦茲爾·阿克巴·汗區最棒的追風箏的孩子?也許還是全喀布爾最棒的?」我一邊說，一邊將卷軸的線頭繫在風箏中軸的圓環上。「鄰居的小孩都很妒忌他。他追風箏的時候從來不用看著天空，大家經常說他追著風箏的影子。但他們不知道我知道的事情，你爸爸不是在追什麼影子，他只是……知道。」

　　又有幾隻風箏飛起來，人們開始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手裡拿著茶杯，望向天空。

　　「好吧。」我聳聳肩，「看來我得一個人把它放起來了。」

　　我左手拿穩卷軸，放開大約三英尺的線。黃色的風箏吊在線後搖晃，就在濕草地上面。「最後的機會了哦。」我說。可是索拉博看著兩隻高高飛在樹頂之上的風箏。

　　「好吧，那我開始了。」我撒腿跑開，運動鞋從水窪中濺起陣陣雨水，手裡抓著線連著風箏的那頭，高舉在頭頂。我已經有很久、很多年沒這麼做過了，我在懷疑自己會不會出洋相。我邊跑邊讓卷軸在我手裡轉開，感到線放開的時候又割傷了我的右手。風箏在我肩膀後面飛起來了，飛翔著，旋轉著，我跑得更快了。卷軸迅速旋轉，風箏線再次在我右掌割開一道傷痕。我站住，轉身，舉頭，微笑。我已經有四分之一個世紀沒有放過風箏了，但剎那之間，我又變成十二歲，過去那些感覺統統湧上心頭。

　　我感到有人在我旁邊，眼睛朝下看：是索拉博。他雙手深深插在雨衣口袋中，跟在我身後。

　　「你想試試嗎?」我問。他一語不發，但我把線遞給他的時候，他的手從口袋伸出來，猶疑不決，接過線。我轉動卷軸把線鬆開，心跳加速。我們靜靜地並排站著，脖子仰起。

　　一隻綠色的風箏正在靠近。我沿著線往下看，見到一個孩子站在離我們三十米外。他留著平頭，身上的恤衫用粗黑字體印著「ROCK RULES」。他見到我在看著他，微微發笑，招招手。我也朝他招手。

　　索拉博把線交還我。

　　「你確定嗎?」我說，接過它。

　　他從我手裡拿回捲軸。

　　「好的。」我說，「讓我們給他一點顏色瞧瞧，教訓他一下，好吧?」我俯視著他，他眼裡那種模糊空洞的神色已經不見了。他的眼光在我們的風箏和那只綠色風箏之間來回轉動，臉色有一點點發紅，眼睛驟然機警起來。甦醒了。復活了。我在尋思，我什麼時候忘了?不管怎麼說，他仍只是一個孩子。

　　綠色風箏採取行動了。「我們等等，」我說，「我們會讓它再靠近一些。」它下探了兩次，慢慢朝我們挪過來。「來啊，過來啊。」我說。

　　綠風箏已經更近了，在我們稍高的地方拉升，對我為它布下的陷阱毫不知情。「看，索拉博，我會讓你看看你爸爸最喜歡的招數，那招古老的猛升急降。」

　　索拉博挨著我，用鼻子急促地呼吸著。卷軸在他手中滾動，他傷痕纍纍的手腕上的筋腱很像雷巴布琴的琴弦。我眨眨眼，瞬間，拿著卷軸的是一個兔唇男孩指甲破裂、長滿老繭的手。我聽見某個地方傳來牛的哞哞叫，而我抬頭，公園閃閃發光，鋪滿的雪多麼新鮮，白得多麼耀眼，令我目眩神迷。雪花無聲地灑落在白色的枝頭上，現在我聞到了蕪青拌飯的香味，還有桑椹干、酸橙子、鋸屑和胡桃的氣味。一陣雪花飛舞的寂靜蓋住了所有聲音。然後，遠遠地，有個聲音穿透這片死寂，呼喊我們回家，是那個拖著右腿的男人的聲音。

　　綠風箏現在就在我們正上方翱翔。「我們現在隨時可以把它幹掉了。」我說，眼睛在索拉博和我們的風箏間飛快地轉著。

　　綠風箏搖搖晃晃，定住位，接著向下衝。「他玩完了!」我說。

　　這麼多年之後，我無懈可擊地再次使出那招古老的猛升急降。我鬆開手，猛拉著線，往下避開那只綠風箏。我側過手臂，一陣急遽的抖動之後，我們的風箏逆時針劃出一個半圓。我突然佔據了上面的位置。綠色風箏現在驚惶失措，慌亂地向上攀升。但它已經太遲了，我已經使出哈桑的絕技。我猛拉著線，我們的風箏直墜而下。我幾乎能聽見我們的線割斷他的線，幾乎能聽見那一聲斷裂。

　　然後，就那樣，綠風箏失去控制，搖搖晃晃地摔下來。

　　我們身後的人們歡呼叫好，爆發出陣陣口哨聲和掌聲。我喘著氣。上一次感到這麼激動，是在1975年那個冬日，就在我剛剛割斷最後一隻風箏之後，當時我看見爸爸在我們的屋頂上，鼓著掌，容光煥發。

　　我俯視索拉博，他嘴角的一邊微微翹起。

　　微笑。

　　斜斜的。

　　幾乎看不見。

　　但就在那兒。

　　在我們後面，孩子們在飛奔，追風箏的孩子不斷尖叫，亂成一團，追逐那只在樹頂高高之上飄搖的斷線風箏。我眨眼，微笑不見了。但它在那兒出現過，我看見了。

　　「你想要我追那只風箏給你嗎?」

　　他的喉結吞嚥著上下蠕動。風掠起他的頭髮。我想我看到他點頭。

　　「為你，千千萬萬遍。」我聽見自己說。

　　然後我轉過身，我追。

　　它只是一個微笑，沒有別的了。它沒有讓所有事情恢復正常。它沒有讓任何事情恢復正常。只是一個微笑，一件小小的事情，像是樹林中的一片葉子，在驚鳥的飛起中晃動著。

　　但我會迎接它，張開雙臂。因為每逢春天到來，它總是每次融化一片雪花；而也許我剛剛看到的，正是第一片雪花的融化。

　　我追。一個成年人在一群尖叫的孩子中奔跑。但我不在乎。我追，風拂過我的臉龐，我唇上掛著一個像潘傑希爾峽谷那樣大大的微笑。

　　我追。



<全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