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我們見不到》作者:W【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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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門電視文化研究的課上,教授給我們放過一集美國的某reality show。Show的主角是Paris Hilton和她的緋聞名媛們,她們被指派去做「普通人」的工作。節目一開場,主持人分配某名媛去沃爾瑪的倉庫推車,名媛問,沃爾瑪是什麼?
這樣的問題在我們普通人看來覺得不可思議,雖然很多像我一樣這種對巨大家庭裝牛排沒有需求的小體積人類從來不去沃爾瑪買東西,但不知道沃爾瑪是什麼?就像不知道H2O的意思是水。
這個世界上就是有0.01%的人類能夠認真地問出這個問題。他們為什麼要關心沃爾瑪是什麼呢?他們不知道自己餐桌上的食物是從哪裡來的,他們不看美國的電視節目,他們最與民同樂的時刻也就是關心一下總統選舉的結果。我們平時不記得他們的存在,因為我們見不到他們,甚至有人從來沒有意識到他們的存在。我們抽象地知道這個世界的上空懸浮著一小撮富有的人,我們以為,自己和他們的區別在於,我們攢了好久的錢才買得起的東西他們輕易就可以擁有。實際上,我們和他們的區別比這大得多也小得多,用一句話表述就是:他們根本不知道沃爾瑪是什麼。
前者只是財富的區別,而後者標記了階級的分野。
在社會主義中國長大,翻開歷史和政治課本,全是階級階級和階級,但我小時候一直以為「階級(好吧原來這是敏感詞)鬥爭」就是一場好人幹掉壞人的RPG遊戲,因為那時候我根本沒有機會知道階級是什麼。我和我的同齡人目之所及的社會,是一片含混的人群:有人窮一點,有人富一點,有人每天都有奶油冰棍吃,有人三四天才能吃上一個棒冰;但大人都看新聞聯播,小孩都看動畫城,住在一個地區的人都去同一個菜市場買東西,市裡只有一間百貨商店和郵政中心有空調,夏天的晚上大家都去那裡乘涼。我在大院里長大,和小賣部阿姨的女兒和油漆工的兒子一起玩過家家,一起拿著纏著父母討來的零用錢去買1塊錢一盒的大大卷,或者5毛錢的棒冰。過年的時候驅車一個小時就到了鄉下,和親戚的小孩一起玩摔炮,或是拿在手裡火星四濺的微型煙花。我偶爾嫌棄某親戚的小孩髒,父母就罰我一個人被鎖在屋子裡看電視,電視上放的是我已經看了七八遍的西遊記。過一會我就開始覺得無聊,嘟嘟囔囔地認了錯,被放出來去找堂姐玩。堂姐拿著連環畫書給我講葫蘆娃,帶我坐著很多小縣城裡用來替代的士的電動車去找廟裡的土道姑抽籤算命,來來回回一折騰,我也被馬路上飛揚的塵土弄得髒兮兮的,於是不再惦記自己的新衣服,自在地和其他鄉下小孩一起去捉小龍蝦。
我的童年當然不能代表同齡人的童年,北京上海人的90年代不一樣,廣東地區的90年代更加不一樣。但我相信所有年齡差與我在正負3歲之內的人,都還會記得麥當勞和肯德基最開始遍地開花的時候,我們想去嘗新鮮的心情,假如你從小生活在城市,你還會記得鄉下人在肯德基前排長龍的時候,我們是怎麼好奇地盯著他們。也許那是我們第一次意識到世界上存在著「他們」。在我慢慢長大的歲月裡,我從不知道「他們」和「我們」的分界線,到以小孩子特有的殘忍和無知嘲笑「他們」,到我漸漸忘記「他們」是什麼樣子。上一次回國的時候,我在某商場的麥當勞門口等人,忽然聽到一個有濃重北方口音的男人大聲叫嚷:「小姐你給我出來,這麥樂雞怎麼比畫上畫的小那麼多?你坑我呢!」周圍的人都盯著他偷偷地笑。我隔著玻璃門望著他,忽然想起自己八九歲的時候,曾經和表姐激烈爭論過「肯德基」是什麼。我堅持認為KFC是「肯德家的雞」,事後被表姐取笑了好久。
是的,那時候我的英文水平大概就跟我現在的拉丁文水平一樣。《鐵達尼號》第一次作為美國大片席捲了全中國的時候,我纏著已經上高中的表姐教我唱。表姐拿只認得ABC的我沒有辦法,於是用漢字逐字逐句地給整首歌標上了音。我還記得開頭是「愛未耐特硬買俊斯」。我和我的同齡人一起接受過「好好學英文,建設現代化國家」的教育,我們覺得托福考試高不可攀,我們學英文的榜樣是俞敏洪和新東方,我們心裡有一個神奇但永遠到不了的地方叫「外國」。
假如真的像Wittgenstein說的,我們的語言是我們存在的邊界,那麼現在我和當年與我一起吃棒冰的夥伴真的已經不在一個世界裡了。我和我的同齡人,我可以用這個主語來形容我和我的夥伴們從三歲到十歲一起經歷的事情,但越往後,這個詞就越來越slippery。我和我的一些同齡人離開了中國腹地的小城市,到傳說中的外國生活,我們喜歡在一起討論Wittgenstein或者Maison Martin Margiela for H&M。另一些同齡人,我在國外也能見到他們,他們住在賬戶裡必須有固定存款10萬美元才能承租的富人區,我和他們唯一的交集就是偶爾幫他們寫論文賺外快,或是去Chinatown僅有的廣式茶樓裡喝茶。還有的同齡人,長大後我只有很少的機會再見,他們從來沒有離開過我長大的那個大院,他們的老房子和大院一起變得年久失修,他們可能頭懸樑錐刺骨地上了大學,也可能直接去了南方打工。他們,最後變成了他們。我討厭自己和我的朋友被他們揶揄為高帥富白富美,我知道試圖和他們談論為獎學金奮鬥的艱難和visa到期的煩惱完全是雞同鴨講。交談的時候我結結巴巴,害怕不小心暴露了我許多語言夾雜的說話習慣引起對方的嘲笑。上一次聽到我小時候的好夥伴說,「哎,你在國外見過同性戀嗎?聽說國外很多變態啊」,我只能低頭一個勁地攪拌手裡1.5元一杯的綠豆冰——記得小時候,這樣的一杯用綠豆粉和冰糖水做成的飲料要一塊二毛錢,沒想到,在物價翻了十幾倍的之後,有些東西的價格居然沒怎麼變。
有段時間微博上很流行懷舊,題目是如果你認得下圖中的xxx你就已經老了。圖集中的許多東西我還是認得的:摔炮,跳跳糖,娃哈哈AD鈣奶(廣東地區的小孩請將之替換為益力多),步步高復讀機,索尼CD機,小浣熊乾脆面,瑞士糖。和朋友聊起來小時候的事情,大家都還記得當時的友誼商場或者免稅商場第一次有正版的日本高達和美國芭比上架的情形,還有家樂福第一次出現在中國內地,大家怎麼排著隊搶Baguette。我小時候生活的環境很封閉,很少有機會上街,但我能毫不費力地理解那個年齡在那個時刻會有的興奮和好奇。
但我不知道,我們的下一代還能不能這樣輕易地理解另一個同齡人的童年,我甚至不確定,現在七八歲的小孩子,還能不能理解跟他生活在同一個城市的小朋友的童年。我父母的一對年輕些的朋友,剛剛把自己五六歲的孩子從澳洲接回國,小孩中文很差,常常因此發脾氣,把ipad作為打人的武器扔來扔去。而他們家的鐘點工會不好意思地向女主人討要已經被小男孩摔裂了的快譯通,想要送給自己也是只有六七歲的女兒。
對於剛上小學的小朋友來說,這一切在最開始都只是財富的區別,在他們眼裡,ipad和快譯通的區別,不會比我小時候所感受到的,奶油雪糕和棒冰的區別更大。但雪糕和棒冰的區別本身並沒有改變我和我的同齡人的人生軌跡,而ipad和快譯通的區別漸漸地會變成階級的分野。玩ipad的小男孩回國來學兩年中文,又會跟著媽媽回到國外去,他會在大人們關切地注視下,選擇自己未來是想要成為律師還是從事金融。而他小時候見過幾面的小女孩,會在20歲的時候嫁入因為拆遷補償而分得了兩套廉租房的某一戶新晉城市人口,早早地開始供養弟弟妹妹。
我不知道這樣的兩條人生軌跡如何達成互相理解。在開頭的scenario下,不會說中文的小男孩長大了之後完全有可能問,什麼是淘寶?什麼是春節聯歡晚會?
記得剛上大學的時候,我父母把我託付給某朋友照顧。我一開始只是模糊地知道這位朋友是「很有錢的人」,喜歡帶我去連門牌都沒有一個私人會所吃飯。有一次他們叫我去家裡的Party,說是歡迎他們在國外的兒子女兒回家。我按照對通常party的理解,把T換成Blouse就去了。我一進門就見到客廳裡所有的家具都被搬走了,特意請來幫手的waiter端著酒穿行。主人家熱情地把我介紹給他們的女兒和女兒的朋友們,並交代說,你們年輕人要多交流。我尷尬地站在穿著LBD的「同齡人」中間,沒有高跟鞋,比人家矮了一個頭不止。我們勉強談了幾句英國的冬天真是冷和在淺水灣開車就是容易暈之類的話題後,就完全無話可說了。過了一會,我默默地走開去找東西吃,然後端著盤子坐在了樓梯上,邊吃邊祈禱沒有人注意到我。
那是我第一次具象地學會了「階級」這個詞。我不知道社會學家怎麼定義「階級」,對我來說,階級的意思,就是那一刻完全無法交流的尷尬,就是走進某群人中手足無措的慌亂,還有你和另外一個人類對視的時候那種強烈的陌生感和疑問:我是誰?他是誰?我們的交集在哪裡?
我坐在樓梯上狼狽地當唯一一個在cocktail party上吃雞翅的人的時候,我突然想起自己很小的時候,有一次拿著媽媽訂的時尚雜誌問,是誰那麼笨吶,要去買兩萬塊錢一個的包,你看我的書包比這個包大多了。媽媽用哄小孩的語氣打發我說,有人就是會買呀,只是我們見不到。
當我長大了,我果然再也見不到當年同班的,喜歡吹噓父母買下了一座飛機場的同學,我也再沒有見過跟著父母去北京賣豬肉的表親家的小孩。我們見到的中國,慢慢變成了好幾個我們見不到的中國。我們狹窄的視域,以及我們偶爾跳出自己的視域,遭遇他們和他們的時候帶來的震驚和困惑,可以被寫成我們這一代最好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