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前言
2001年夏天，我的朋友出任某間大學歷史學系主任。九月新學期開始前，許多他所做的決定中，其中一個特別具有爭議性。不記得從什麼時候開始，系上學生都被要求畢業前提交一篇研究希特勒崛起的論文。現在，我的朋友卻要改弦易轍。他建議把希特勒換成為一個很不一樣的題目：十字軍東征（the Crusades）。這個極端的提議招來陣陣撻伐之聲。系上的同事質問，研究一個離開當代關懷那麼遠的題目意義何在？我的朋友回答，讓歷史系學生研究一個不是和二十世紀獨裁者完全有關的課題，也許對他們有所裨益。但是這個回答只引起了更大的憤怒。其他教師認為，極權主義是一個活生生的題目，十字軍東征從來不是。試問，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之間的仇恨，還有東方和西方之間的仇恨，與當下的世界有何關係？
當然，這個問題在幾星期後的9月11日便得到了回答。當時，十九個劫機者心懷某種源自中世紀的怨氣，讓自己和數以千計的無辜者化為灰燼。十字軍東征從來沒有結束──至少賓拉登（Osama bin Laden）這樣認為。早在1996年他便提醒過伊斯蘭世界：「你們不應該不知道，伊斯蘭百姓一直受到猶太復國主義──十字軍聯盟（Zionist-Crusaders alliance）加諸他們的侵略和不公不義。」雖然擅長利用現代世界的航空飛行和大眾傳媒進行威脅活動，但長久以來，賓拉登都是從中世紀的視角詮釋當今的世界。在他的宣言裡，過去和現在常常合而為一：撻伐美國或以色列令人生畏之傷害罪行的同時，也要求恢復穆斯林對西班牙的統治或中世紀的哈里發國（Caliphate）。無怪當小布希總統在一個沒有心防的時刻，形容他對恐怖主義的戰爭為「十字軍聖戰」時，他的顧問會要求他永遠別再使用這個要命的字眼。
當然，一位美國總統比一位沙烏地狂熱份子不了解中世紀歷史的種種細微之處，這並不讓人意外。「他們為什麼恨我們？」在九一一事件之後的幾星期，小布希總統不是唯一絞盡腦汁想回答這個問題的人。每份報紙都有學者試圖解釋穆斯林為何憎恨西方。有些人把原因歸咎於美國幾十年來的外交政策，有些人歸咎於歐洲殖民強權對中東的瓜分，還有些人順著賓拉登自己的分析，把原因回溯到十字軍東征。二十一世紀首次重大危機竟然可能來自一種古老的仇恨，這著實是個尖銳的諷刺。在此之前，全球化一直被認為會帶來歷史的終結，但現在，它似乎還將某些令人厭惡的幽靈自其古老的墳墓中喚醒。有整整幾十年，西方都是透過共產主義來界定東、西方的差異；但現在，它回到俄國大革命之前的習慣，改以伊斯蘭教來界定。伊拉克戰爭、反移民情緒（特別是反對穆斯林情緒）瀰漫歐洲，還有是否該讓土耳其加入歐盟的問題，這一切都和九一一攻擊事件加在一起，讓人痛苦地意識到，基督教西方和伊斯蘭教東方之間仍存在著一道鴻溝。
蓋達組織和哈佛學者都各自主張，文明在新世紀注定會發生衝突。情況是否如此仍充滿爭議。但無可爭辯的是，不同的文化（至少是歐洲和伊斯蘭世界的文化）都被迫檢視自己身分認同的基礎。吉朋（Edward Gibbon）曾說：「東西方的差異是武斷的並圍繞著全球變動。」但「東西方互不相容」卻可輕易成為歷史最持久的假設。這個假設比十字軍、伊斯蘭教和基督教都還古老，其血緣可上溯至近兩千五百年前。「他們為什麼恨我們？」──歷史本身就是隨著這個問題而誕生。因為正是東、西方的衝突，讓世界第一位歷史學家在西元前五世紀時發現了他畢生關注的主題。
這位歷史家名叫希羅多德（Herodotus）。他是希臘人，出生於今日土耳其的渡假勝地博德魯姆（Bodrum）──當時稱為哈利卡那索斯（Halicarnassus），因此他是在亞洲的邊陲地帶長大。他對東、西方的人為何那麼難和平共處大惑不解。表面上看來，答案很簡單。希羅多德指出，亞洲人把歐洲人看成為異類，「所以他們相信希臘人將永遠是他們的敵人。」但他也承認，一開始這種裂痕的產生是個謎，也許是因為希臘海盜曾綁架過一、兩位公主嗎？還是因為特洛伊遭縱火焚燬？「這至少是許多亞細亞民族主張的理由，但誰又能確定他們說得沒錯？」就像希羅多德深知的，世界如此之大，以至於什麼都是言人人殊。然而，東、西方衝突的起源雖不可考，但它的後果卻直到最近仍清楚明白，而且讓人悲痛。差異孕育出猜疑，而猜疑孕育出戰爭。
那確實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戰爭。西元前480年，也就是大約在希羅多德寫作他的《歷史》（編按：又稱《希臘波斯戰爭史》）四十年前，波斯國王薛西斯（Xerxes）率領大軍入侵希臘。這類軍事冒險一直是波斯人的專長。那幾十年間，勝利──快速壯觀的勝利──看來是他們與生俱來的特權。他們戰無不勝的氛圍反映在他們前所未有的征服範圍與速度上。波斯人原本只是沒沒無聞的山地部落，生活範圍侷限於今天伊朗南部的平原和山區。然後，在僅僅一代人的時間裡，他們橫掃中東，粉碎大批古老王國和著名城市，建立起一個從印度延伸至愛琴海海岸的帝國。經過這一系列的征服活動，薛西斯成了世界上最有權勢的統治者。他能動用的資源看似無窮無盡，多到讓人感到麻木。歐洲將要等到一九四四年夏天的諾曼第登陸（D-Day），才會歷經另一次同等規模的入侵。
與波斯這個空前未有的世界主宰相比，希臘人儼然是小國寡民，而且嚴重分裂。希臘只不過是個地理名詞：不是一個國家，而是由一批爭吵不休和經常互相暴力相向的城邦所構成。的確，希臘人自視為一個民族，由相同的語言、宗教和風俗統一起來；然而，耽溺於彼此攻伐看來才是各城邦最大的共通點。波斯人在崛起早期時發現，要征服住在今日土耳其西部的希臘人（包括希羅多德的故鄉）十分輕鬆容易。就算是希臘本土的兩大強權──初生的民主國家雅典和軍事化的國家斯巴達──看來都裝備低劣，難以有效作戰。所以當波斯國王決定征服生活於其龐大帝國西部邊境的分裂民族時，結果看似已然注定。
令人震驚的是，面對這支有史以來最龐大的遠征軍，本土的希臘人成功擋住了進攻。入侵者被趕了回去，希臘捍衛了自己的自由。在希臘人自己看來，他們如何打敗一個超級強權，始終是個最不尋常的故事。他們究竟怎麼做到的？為什麼做得到？起初又是什麼原因，導致波斯人想入侵希臘？這些問題在四十年後依然緊迫，促使希羅多德運用全新的體裁對這段歷史展開研究。歷來首次，有位歷史家不是把一場衝突歸因於傳說中的古代或某些神明的喜怒，而把它解釋為一些他可以親自驗證的原因。他因為只採用尚在人世的報導人或見證人提供的材料，而成為第一個人類學家、調查記者和海外通訊員。他好奇心不知疲倦的成果不只是一部論述，還是對一整個時代氣度恢弘、多樣化且兼容並蓄的分析。希羅多德形容自己從事的工作為「探問」（historia）──這是「歷史」一詞最初的含義。他在人類第一部歷史著作的開篇這樣寫道：「我在這裡寫下它們，是為了讓過去的記憶得以保存下來。我的手段是記述希臘人和異族人的非凡功績，首先是再現他們如何走向戰爭。」
當然，歷史學家總愛主張自己處理的課題意義重大。希羅多德的情況則是，他的主張歷經了兩千五百年的考驗。在這段期間，這些看法依靠的假設──波斯人和希臘人的大戰具有無可比擬的重要意義──得到了確認。例如穆勒（John Stuart Mill）指出，即使被看成為英國史的一部分，馬拉松之戰仍比黑斯廷斯之戰（Battle of Hastings）更重要。出乎人們對一個德國哲學家的預期，黑格爾（Hegel）以一種更雄渾的口吻宣稱：「整部世界史的利益戰慄地懸於一線。」事實的確如此。任何有關不屈反抗的傳奇故事都讓人熱血沸騰，更何況故事中的取勝希望是如此渺茫。當波斯人試圖征服希臘本土時，攸關重大的不只是那個被薛西斯視為恐怖主義的國家──雅典的存亡。若被一個外族的國王征服，雅典人將永遠沒有機會發展出他們獨一無二的民主文化。很多讓希臘文明非常殊異的特徵將消失不見。如此一來，羅馬繼承與再傳遞給現代歐洲的遺產將變得無比貧乏。若希臘人戰敗，西方不只將輸掉它爭取獨立和生存的第一場鬥爭，甚至也不可能有「西方」這樣的實體出現。
無怪波希戰爭的故事會成為歐洲文明的起源神話，並被視為自由戰勝奴役、公民美德戰勝專制主義的原型。顯然在宗教改革之後，隨著基督教失去號召力，馬拉松和薩拉米斯戰場上的英雄事蹟開始激勵許多理想主義者，並被認為足以完全取代十字軍，成為西方美德有教育性的典範。它們也更符合原則性，因為畢竟是出於防衛而非侵略，是為自由而非宗教狂熱而戰。其中一個插曲──「四千人對抗三百萬人」的溫泉關之戰──特別具有神話力量。出於一時之念發起戰爭的亞細亞大軍；決心不成功便成仁的斯巴達國王李奧尼達（Leonidas）；還有他手下三百勇士視死如歸的勇氣：在這則故事中一應俱全。早在十六世紀，法國大文章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即主張，雖然希臘人打過的其他勝仗「都是天底下最輝煌的勝利，但加在一起都比不上李奧尼達國王和他的戰士們在溫泉關的光榮犧牲。」兩百五十年後，拜倫勳爵（Lord Byron）驚見，當日的希臘淪為土耳其蘇丹（Turkish Sultan）治下的一省，確切知道從歷史書的哪個部分才能找到最激昂人心的戰爭號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