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羅馬帝國衰亡(decline of the Roman Empire)後，敘任權鬥爭之前，教會官員的任命儘管理論上是羅馬天主教會的任務，但實際上由世俗權威履行。由於大批財富和土地與主教或隱修院院牧(abbot)之位緊密相連，故販賣教會職位（即販賣聖事(simony)活動）成了世俗領袖的一個重要的收入來源。因為由於其識文斷字具備管理能力，主教們以及隱修院院牧們自己通常是世俗政府的一部分，故任命（或賣職給）忠心之人對世俗統治者有利。此外，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具備特別的任命教宗權能，而教宗則會任命和加冕下一位皇帝。因此，這樣一個對教會職位的世俗敘任便成了永不停止的周而復始。
批評開始於教會內部額我略改革的成員，他們決定將敘任權收歸教會以對付販賣聖事之罪。額我略改革者們知道在皇帝保有任命教宗權能的情況下，改革是不可能的，因此他們的第一步便是將教宗職位從皇帝的控制下解放出來。1056年機會出現了，當時亨利四世於6歲時成為了德國國王。改革者們抓住此時他還是孩童不能反對這一良機解放教宗職位。1059年，教會在羅馬舉行大公會議，宣布世俗領袖不再在教宗選擇中扮演角色，並創立了完全由教會官員組成的樞機團(College of Cardinals)作為選舉人團。自此樞機團負責選擇教宗。
當羅馬控制了教宗選舉後，現在是時候在更廣的戰線上對世俗敘任活動發動攻擊了。
敘任權鬥爭
1075年，教宗額我略七世在教宗訓令(Dictatus Papae)中聲言，[1]羅馬教會是由天主獨自建立的；教宗權力（教宗格拉修(Pope Gelasius I)的auctoritas（權威））是唯一的普世權力；特別是，於同年2月24-28日在拉特朗宮召開的大公會議，[2]詔令教宗獨自即可任命或免去教會人員之職，或將其從一個主教座位調到另一個。這個對中世紀早期（Early Middle Ages）的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帶有根本性的背離，在其他額我略改革之中，消滅了敘任——由神委派的最高統治者以世俗兼精神的權力之象徵任命教長的權利——的活動。
此時，亨利四世不再是孩童，他對此種宣稱進行反擊，致信額我略七世，在信中他用以下毫不含糊的用語收回了他作為皇帝對額我略當教宗的支持：該信開頭即「亨利，非經篡權而乃由上帝聖授之國王，致希德伯蘭，此刻非教宗而乃偽隱修士」(Henry, king not through usurpation but through the holy ordination of God, to Hildebrand, at present not pope but false monk)。該信要求選舉一位新的教宗。信尾如下：
朕，亨利，上帝恩眷之國王，同朕全體主教，曉諭爾，讓位，讓位，永被詛咒。(I, Henry, king by the grace of God, with all of my Bishops, say to you, come down, come down, and be damned throughout the ages.)
貫徹這些聲明是一件難事，但優勢逐漸落在額我略七世一方。德國貴族很高興聽到國王被罷免。他們利用宗教掩護作為借口以繼續自1075年朗根薩爾察第一次戰役(First Battle of Langensalza)開始的反叛，並圖奪取皇家保有地。貴族們主張地方對農民和財產的統治地位，建立要塞——這在過去是非法的，以及建立地方采邑制以保衛他們的自治權不受帝國剝奪。
亨利四世向托斯卡尼的馬蒂爾德(Matilda of Tuscany)以及隱修院院牧克呂尼的休(Hugh of Cluny)請求調停。因此，由於這些因素結合起來，亨利四世別無選擇只有後退，需要時間調動其部隊打擊叛亂。1077年，他行至義大利北部的卡諾莎覲見教宗，並以個人名義致歉。出於悔罪並重複他自己在朗根薩爾察第一次戰役之後對薩克遜人的懲罰，他戲劇性地披了件剛毛襯衣(cilice|hairshirt)並在數九寒冬赤腳立於雪中，這後來被稱為卡諾莎悔罪(Walk to Canossa)。額我略解除了絕罰，但德國的貴族們——其反叛被稱為大撒克遜起義(Great Saxon Revolt)——並不情願放棄他們的機會。他們選出了一位對立的國王，萊因費爾頓的魯道夫(Rudolf von Rheinfeld)。
亨利四世此後宣布克勉三世為教宗。1081年，亨利四世抓住並殺害了魯道夫，並於同年入侵羅馬以圖強行推翻額我略七世並安插一位更友好的教宗。額我略七世召來其同盟者們——義大利南部的諾曼人(Norman conquest of southern Italy)，1085年他們從德國人手中救下了教宗。諾曼人在此過程中洗劫了羅馬，而當羅馬市民們奮起反對額我略時，他被迫與諾曼人一同逃往南部。他很快便在那裡去世。
亨利一世委託約克總主教收集並呈交所有有關受膏者之王權的傳統。「由此產生的『約克的無名氏』條約是中世紀早期政治理論研究者們的研究樂趣之所在，但它們絕不是盎格魯-諾曼君主制的典型觀點，它代替了為過時的宗教意識形態服務的行政的和法律的官僚制的牢固基礎。」("The resulting Anonymous of York treaties are a delight to students of early-medieval political theory, but they in no way typify the outlook of the Anglo-Norman monarchy, which had substituted the secure foundation of administrative and legal bureaucracy for outmoded religious ideology")[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