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真的像Wittgenstein說的,我們的語言是我們存在的邊界,那麼現在我和當年與我一起吃棒冰的夥伴真的已經不在一個世界裡了。我和我的同齡人,我可以用這個主語來形容我和我的夥伴們從三歲到十歲一起經歷的事情,但越往後,這個詞就越來越slippery。我和我的一些同齡人離開了中國腹地的小城市,到傳說中的外國生活,我們喜歡在一起討論Wittgenstein或者Maison Martin Margiela for H&M。另一些同齡人,我在國外也能見到他們,他們住在賬戶裡必須有固定存款10萬美元才能承租的富人區,我和他們唯一的交集就是偶爾幫他們寫論文賺外快,或是去Chinatown僅有的廣式茶樓裡喝茶。還有的同齡人,長大後我只有很少的機會再見,他們從來沒有離開過我長大的那個大院,他們的老房子和大院一起變得年久失修,他們可能頭懸樑錐刺骨地上了大學,也可能直接去了南方打工。他們,最後變成了他們。我討厭自己和我的朋友被他們揶揄為高帥富白富美,我知道試圖和他們談論為獎學金奮鬥的艱難和visa到期的煩惱完全是雞同鴨講。交談的時候我結結巴巴,害怕不小心暴露了我許多語言夾雜的說話習慣引起對方的嘲笑。上一次聽到我小時候的好夥伴說,「哎,你在國外見過同性戀嗎?聽說國外很多變態啊」,我只能低頭一個勁地攪拌手裡1.5元一杯的綠豆冰——記得小時候,這樣的一杯用綠豆粉和冰糖水做成的飲料要一塊二毛錢,沒想到,在物價翻了十幾倍的之後,有些東西的價格居然沒怎麼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