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 明夷待訪錄 簡介

明末清初的「人權宣言」

　　明末清初，有位大思想家宣佈皇帝是「天下之大害

者」，主張「無君」。他就是近代民主主義思想的啟蒙

者、愛國者黃宗羲。他的代表作《明夷待訪錄》，比盧騷

的《民約論》還要早100年光景，有人稱它為「人權宣

言」。黃宗羲同時代的思想家顧炎武說：「讀了這部書，

可以知道過去歷史上所有帝王制度的弊端。」《明夷待訪

錄》反對君主專則，主張民權，對清末的維新變法運動影

響很大。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一文中說過：「梁啟

超、譚嗣同輩倡民權共和之說，則將其書節抄，印數萬

本，秘密散佈，於晚清思想之驟變，極有力焉。」

　　黃氏的民權思想，一直影響到辛亥革命時期的孫中

山、鄒容和陳天華等愛國志士。

　　黃宗羲（1610—1695年），字太沖，號梨洲，又號南

雷，浙江余姚人。他父親黃尊素，是有名的「東林黨

人」。黃宗羲14歲時考中秀才，就到北京和父親住在一

起。

　　1645年，當清兵大舉南下時，黃宗羲憤而毀家紓難，

和浙東人民團結在一起，展開轟轟烈烈的抗清運動。他組

織起一支抗清的「世忠營」，有3000多人。後來他又聯合

了太湖一帶的豪傑，抗拒清兵達半年之久。當他扼守的四

明山寨被攻破後，宗羲渡海到舟山，和張煌言等繼續搞復

國活動。1664年，張煌言殉難後，宗羲遂改名換姓回到故

鄉，聚眾講學，著書立說。

　　黃宗羲學識廣博，研究過天文、地理、算學、音樂、

歷史和哲學等。他留下了許多著作，有《南雷文定》、

《南雷詩歷》、《明夷待訪錄》，《明儒學案》、《宋元

學案》等。在他54歲時，寫下了劃時代的反帝制的光輝著

作——《明夷待訪錄》。《明夷待訪錄》計有《原君》、

《原臣》、《原法》、《置相》、《學校》、《取士

上》、《取士下》、《建都》、《方鎮》、《田制一》、

《田制二》、《田制三》、《兵制一》、《兵制二》、

《兵制三》、《財計一》、《財計二》、《財計三》、

《胥吏》、《奄宦上》、《奄宦下》，共21篇。

　　黃氏在《原君》篇中，無情地揭露了封建帝王的罪

惡，指出帝王是唯一的害民之賊。他說：「凡天下之無地

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

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

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

　　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

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

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

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這些

話在300年前，是沒有人敢說的，黃宗羲卻大聲疾呼：皇帝

是「天下之大害者」、「敲剝者」。因此有人稱讚《明夷

待訪錄》是「人權宣言」。

　　他對封建專制進行猛烈的批評，說它是公私不分，權

利義務不平，沒有公法可言。因此他反對「一家之法」，

主張「天下之法」，「有治法而後有治人」（《原

法》）。他為了求得人權平等，主張非廢除秦漢以來的

「非法之法」不可；要求得天下太平，非廢除專制的君本

制度，而改為民本制度不可。

　　他理直氣壯地呼籲，現今應當是「天下（人民）為

主，君為客」（《原君》）。他同時也提醒封建時代的臣

僚，不要再是皇帝「敲剝」百姓的服役者，而應該是「為

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天下之治

亂，不在一姓之興亡，而在萬民之憂樂」。他得出這樣的

結論：做官的人如果「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僕妾也；以

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原臣》）

　　黃宗羲的思想意識中已有責任內閣制的因素，他認為

宰相，一是賢人，二是有職有權的人；而君主的職位不過

是虛名罷了。他在《置相》篇中闡述了這一觀點，他認為

宰相既當責任內閣之權，「四方上書言利弊者……皆集

焉，凡事無不得達」。

　　黃氏也有近代代議制的意識，他在《學校》篇中，已

流露出議會政治的萌芽思想。他把東漢的太學清議的歷史

意義理解為近代的議會政治，這是托古改制。黃宗羲的理

想是，在中央政府，天子以至公卿都要在太學祭酒的面前

就弟子之列，祭酒（類似議長）有權批評政治的得失。在

地方政府，郡縣官都要在地方學官的面前就弟子之列，學

官對於地方政事缺失，「小則糾繩，大則伐鼓號於眾」。

　　明、清之際，隨著都市經濟的成長，出現了資本主義

的工場手工業，反映到意識形態上，產生了黃宗羲具有資

本主義萌芽思想的市民政治學說。我國封建社會，一向是

「重農抑商」的。而黃宗羲鑒於社會的變動，面對現實，

卻提出「工商皆本」的學說。他說：「今夫通都之市肆，

十室而九，……

　　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夫工固聖王之所

欲來，商又使其願出於途者，蓋皆本也。」（《財計

三》）在經濟學說上，黃氏也反映市民的要求，主張廢止

金銀貨幣，使用「寶鈔」，而以金銀作為寶鈔的基金。他

這種經濟思想，有利於商品流通，有利於工商業的發展，

並啟發了近代的經濟政策。在黃氏看來，明朝末年是封建

制度崩潰的前夜，此時，「土力日竭」了，市場停頓了，

人民生活的條件被皇帝奪去了，加稅加餉永沒有限制了。

他站在市民的立場，還呼籲減輕軍費負擔，主張實行徵兵

制度；反對募兵制。

　　當時農民無地可耕，而土地都被皇室、外戚、閹宦和

地方的豪強所霸佔，賦稅苛役特重，就拿江南一帶來說，

「一困於賦，再困於役，蓋已皮盡而骨存矣」（《復社紀

略》）。黃氏為了減輕農民的負擔，主張減賦稅。為了使

人民能生活下去，他又提出「天下大公」的制度。在黃宗

羲看來，土地制度的改革，其理想是恢復井田制度。所以

他主張「齊之均之」，認為土地應收回為國家所有，然後

再平均分配給農民耕種。他還主張「授田於民，以什一為

則。未授之田，以二十一為則。

　　其戶口則以為出兵養兵之賦，國用自無不足。」

（《田制三》）

　　宗羲「齊之」而「均之」的改革論，是在土地制度上

的民主主義。他所憧憬的前途是「富民」的世界。他認

為，如果按他的想法去做，這就可以取消封建土地的佔

有，給農民以土地，使之成為自由人。

　　《明夷待訪錄》文字的特點是，他對於封建的現狀，

批判很尖銳，而且是披著夏、商、週三代外衣的理想，托

古改制。

　　宗羲以勇敢的「異端」精神，批判舊的，設計將來的

新世界，是值得稱讚頌揚的。他不愧是中國近代民主主義

思想的啟蒙者、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