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本，批評者
The World, The Text , And The Critic

作者：愛德華．薩依德
原文作者：Edward W. Said
譯者： 薛絢
語言：繁體中文
出版社：立緒
出版日期：2009/10/12


內容簡介
　　本書為批評理論領域提出了新方向
　　榮獲美國比較文學協會（American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ssociation）之魏萊克獎（Rene Welleck Prize）。
　　本書是薩依德於1969至1981之間完成的系列文字，這些文字涵括了當代文學批評裡的四種主要類型，分別是實用批評、學院式文學史、文學賞析與闡釋和文學理論。薩依德在本書中更試圖超越上述四種類型所進行的嘗試，即對這些批評活動所奠基的專業和慣例賦予特色。
　　薩依德論述了文化的特質，認為文化權力絕不小於國家權力，文化常常與國家、家園、共同體和歸屬的一種盛氣凌人的含義相關聯。他認為假如文化創造了讓人們感到有所歸屬的環境和共同體，那麼，它也將一直存在著對於文化的抵抗。這種抵抗又往往出於宗教的、社會的或者政治的原因，而採取了徹底的敵視形式。
　　薩依德同時討論了文本與現實世界的關係，認為，文本生產是一種「世界化」的過程，不存在不食人煙的離世文本，文本一旦產出就構成了「文本世界」。文本「供應世界、占領空間、隨著讀者對它的謄寫和閱讀而坐大」，因此只有聯繫著文本與世界的「世俗批評」，著眼於文本背後政治權力的生產以及知識霸權的再現，通過誰的再現、如何再現和再現什麼的檢視，才能析離出文本在現實世界中的作用。
　　薩依德更主張批評家應與下面兩者保持距離，一是批評理論，二是權威體制的既有思考。他提倡批評家應對歷史、政治價值觀、社會價值觀與異於我們的生活經驗保持自由意識和獨立思考，不向權威靠攏，也不向權力低頭。而這些特徵在他的作品中展露無遺，更有別於其他的作家和作品。
　　學界咸認為薩依德在本書中為批評理論領域提出了新方向。

序
緒論
俗世批評
Secular Criticism
　　現行的文學批評分為四種主要形式。第一種是書評和文學性新聞學中所見的 實用批評。第二種是學院裡的文學史，這是十九世紀的古典學術、語文學、文化 史等專門科目傳承下來的。第三種是文學賞析與解讀，主要為學院性質，但是與 前兩者不同，並不限於專業人士和經常發表文字的人。文學賞析乃由大學的文學 教師傳授執行，受益者則是數以百萬計的學生。他們在課堂上學會如何讀詩、如 何欣賞玄學詩派之奇喻、如何思考文學與譬喻法修辭有獨一無二性，而非簡化成 道德的或政治的訊息。第四種是文學理論，是比較新的科目。它在美國成為引人 注目的學術性話題，時間上比歐洲晚：例如，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和年少的盧卡奇（Georg Lukacs）在二十世紀早期就提出理論研究，寫作的語法即使不是公認通用的，也是大家熟悉的。反觀美國的柏克（Kenneth Burke），雖然早在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有首開先河的研究，文學理論仍要到一九七○年代才臻成熟，而且明顯可見是因為刻意向歐洲的範本（結構主義、符號論、解構觀念） 看齊。
　　本書收集的各篇散論包括上述各種批評，不過新聞性書評和課堂文學賞析兩 類並不是直接的呈現。寫成這些散論的十二年中（一九六九至一九八一年），我 實地涉入了這四種文學批評。這當然是很平常的事，如今文學批評界的多數人都 是如此。但是，如果我在本書之中講的批評或批評意識有什麼貢獻可言的話，應 該就是有意要走到以上界定的四種批評形態之外。這些散論著手的批評作業雖然 緣起於不同的類別，卻都突顯了這一番努力（即便還算不上是努力的成績）。
　　批評界現行的局面是四種形態各自專化（雖然文學理論走得偏了），呈現非 常精確的學識分工。此外，按假定，文學和人文學科通常都是文化之內的東西（ 往往是指「我們的」文化而言），而文化憑著文學和人文科學而有了崇高度和效 力。不過在專業人文學家和文學批評家諄諄教誨的這個文化版本之中，高雅文化 在社會上的地位須退居嚴肅政治議題的邊緣才稱得上恰如其分。
　　這便帶動了崇拜專業本領的風氣，造成全面的不良影響。就知識階級而言， 本業專長一向是為社會的中心權威效勞，出賣給中心權威。這就是班達（Julien Benda）在一九二○年代所說的「文人的背叛」（trahison des clercs）。以外交事務為例，專業本領照例是指外交行為的正當化，更扼要地說，是持續不懈地投資以更新專家在外交事務上的有效性。文學批評家和專業人文主義者的情形亦然，不同的只在於專業本領的立足點是不干預，維科（Giovanni Battista Vico）曾經鄭重其事說的「國家的世界」，按我們的白話不妨稱之為「世事」。我們告訴學生和一般支持大眾，說我們是在捍衛經典文藝、自由化教育的美德、文學的寶貴樂趣，即便我們對於發生這些好東西的歷史社會世界同時沉默以對（也許是無能為力）。
　　文化領域和這個領域的專業本領，和它們與權勢的真實關係到底脫節到什麼 程度，恰恰可以從我與一位大學時代老友的一席談話中看出來。他曾於越戰期間 任職美國國防部。當時美軍正全力進行轟炸。而我卻天真地想要理解，是怎樣的 一個人會以捍衛自由與扼止共產黨為由下令B-52每天為了美國的利益去攻擊一個遙遠的亞洲國家。我的朋友說：「其實，部長是很複雜的一個人：不符合你心中所塑造的冷血帝國主義兇手的圖像。上一回在他的辦公室看到他桌上放著杜瑞爾（Lawrence Durrell）的《亞歷山大城四重奏》（Alexandria Quartet）。」他意味深長地打住，好像是要讓放在桌上的那本杜瑞爾作品自行發揮作用。這位朋友敘述中更進一步的言外之意是，一個人只要能讀小說而且大概能欣賞小說，就不會是別人可能假定的那種冷血屠夫。多年以後，這似乎不合情理的一幕（我已忘記當時對於杜瑞爾與下令轟炸的錯綜連結是如何回應了）令我覺得，它正足以代表現在通行的一種觀念：人文主義者和知識分子承認，你可以既讀高雅小說又傷人害命，因為文化世界現成就有這麼一種偽裝手段可用，也因為文化的類型按理不應當干預社會體制未批准他們干預的事務。這一幕實例所證明的是，把高階官僚和閱讀價值不明而有確定地位小說的人區分開來是對的。
　　不過，文學理論在一九六○年代給自己提出了新主張。當時歐洲文學理論的 知識起源，說是源於造反應該是正確無誤的。傳統的大學、決定論與實證主義的 霸權、意識形態的小資產階級「人文主義」具體化、學院各個專科的涇渭分明： 是因為對於這一切不客氣地回應，才把現今文學理論的諸位舉足輕重的前輩，如 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盧卡奇、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李維史陀 （Claude Le+'vi-Strauss）、弗洛依德（Sigmund Freud）、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馬克思（Karl Marx），都串聯起來。理論以綜合體自居，地位高於知識生產界之內的各個小地盤，因此當然可以期望能把人類所有領域的活動視為一個統一體，當作單一的事來體驗。
　　不料局面生變，也許是不可避免的。美國文學理論本來是跨越專門化界線的 勇敢的干預主義運動，卻在七○年代晚期退縮到「文本」的迷宮裡，並且把歐洲 鼓吹革命性文本理論的新興大將──德希達（Jacques Derrida）與傅柯（Michel Foucault）──也拖進去。遺憾的是，他們顯然也助長此風在大西洋兩邊既神聖化又馴化。如果說，美國的或甚至歐洲的文學理論現在明白地接受了不干預的原則，它們獨具的「挪用」題材（這是套用阿圖塞〔Louis Althusser〕之語）的方式就是，不挪用任何世俗物質的、源於環境的、受社會汙染的題材。「文本性」（textuality）乃是有些許神祕性的、消毒淨化過的文學理論題材。
　　所以，文本性已成為與我們所謂的歷史正好相反的東西而且取代了歷史。按 說文本性是會發生的，但是它又不會在任何時地發生。它是被製造出來的，卻不 是任何人在任何時候的作品。它可以被閱讀譯解，雖然閱讀和譯解照例都要以誤 讀誤解的形式出現。如此列舉下去可能沒完沒了，但要點仍是同一個。美國學院 裡實踐的文學理論大體上是將文本性孤立，隔絕了文本性之所以產生的環境條件 、事情過程、具體感覺，看不出是人類作為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