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推薦序
二戰前後的臺灣人異國經驗
日治時期臺灣人的海外經驗，近年來對此研究頗多，成果十分豐碩。此跨域臺灣人的研究，讓我們得以了解，到底二戰前臺灣人到海外都到哪些國家？為什麼而去？在戰爭期間的遭遇為何？戰後有沒有回到臺灣來？而異域的經驗對他們往後的人生有何影響。去年（二〇二〇）中研院臺史所出版鍾淑敏的《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可謂集其大成，她所使用的重要史料之一即「旅券」（護照）資料。
近十年來中研院臺史所由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陸續取回臺灣總督府所核准的旅券下付返納表，內容依五州三廳的次序，表列申請者的姓名，出生年月日、本籍寄籍，前往的國名地方，前往的目的，核准的日期 ，期間由一八九七年至一九四二年。臺史所依此予以數位化，建置成「臺灣總督府旅券系統」，呈現二十萬餘筆臺灣人申請出境的紀錄。另外還包括前此一般研究者較少知道，一九二六－一九四四年間近四千筆日本帝國駐中國領事館、總領事館的核准紀錄。這一系統提供基本查詢、進階檢索、延伸查詢，以及「依法規時期分件瀏覽瀏覧」、「依申請官廳分年瀏覧」等功能，即將對外開放，相信對研究海外臺灣人的活動有所助益。對一般社會人士，可以用家族長輩的名字上網搜尋看看，他們有沒有出國的記錄，可以找找看哪個人最先用「旅遊」作為目的申請旅券？去了哪些城市？甚至有哪些人一起去玩？有哪些女性也申請過旅券？這些答案的獲得，趣味橫生。
旅券資料雖然好用，但也不是萬能，因為不申請旅券也可以出國（尤其中國依對日不平等條約開放的通商口岸），亦即臺灣人到日本後，不需旅券即可前往中國各通商口岸，因此有出國、名字卻不在旅券表上可能還有很多。被徵召出征海外的軍人名單，在旅券中亦找不到，本書陳以文的資料就不會在旅券上。目前所呈現的旅券資料，前往的地點以廈門、上海、香港、汕頭為多，去南洋的也不少，但最少的是前往歐美，遑論前往西伯利亞。
為了彌補檔案資料的不足，我個人在一九九〇年代後不斷進行臺灣各類人物的訪談，聽過有滿洲經驗的長輩說，臺灣人在那個時候最遠到過蒙古，也有人去西伯利亞，但都沒有具體的人名，無從著手，相關的參考資料也不多。最早看到臺灣人以軍人的身分被俘虜到西伯利亞的事蹟，首推一九九七年出版有關賴興煬的訪問紀錄、接著就是本書作者為祖父陳以文的口訪。據我所知，戰後臺灣人被中華民國政府宣稱，自日本投降那天起，臺灣人就已恢復中華民國籍。按理說除非在滿洲國中任職科長以上，或當警察、協和會事務長，否則不會像日人般被交送到西伯利亞。比如說臺灣人鍾謙順（加入關東軍，一九四五年駐防滿州里），在撤退到哈爾濱被蘇聯軍解除武裝時，即告知自己是臺灣人而免被送往西伯利亞。一樣也加入關東軍的鄒族湯守仁，被送往西伯利亞後，在一個月後就因其臺灣人的身分被遣回。也有就讀滿洲最高學府建國大學學生賴英書入伍，被迫在西伯利亞三年後才被送回。畢業於東京工業大學金屬學科，擔任滿洲航空機整備部隊配屬及大尉的許敏信，被抑留在西伯利亞前後六年才能回家。目前即便還有一些去過西伯利亞者的名單，但都已無法訪問了。聽說海參崴檔案館還有些相關資料，苦於不懂俄文，而無法再進一步。
在上述的情況下，本書作者非常用心尋找有相似背景的日本方面的資料，盡情融入其祖父的口述歷史中，成為重要的背景資料，並在細節上多所增補，令人讀來興味盎然，這是作者令人欽佩之處。舉例來說，什麼是「陸軍特別幹部候補生」？簡言之，因為考上後陞遷較快，這在同樣通過此一考試的賴永祥的口述訪問中得到證實。前往滿洲、駐在杏樹，有次陳以文和班長到牡丹江出差，作者利用《滿洲朝鮮復刻表 附台湾．樺太復刻時刻表》，列出杏樹到牡丹冮隔著十六個站，要花七小時多，並推測可以搭乘的兩個班次。如果陳以文知道牡丹江有一些從臺南師範學校演習科、講習科畢業，和滿洲人合作經營建築業、伐木業的吳深池、黃清舜都住在那裡，也許可以前往拜訪。對蘇聯在八月九日進攻滿洲，當時蘇軍的兵力，包括陳以文所看到的飛機架數，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及之後軍隊的撒退的情形，都有所補充。八月十八日溥儀退位，關東軍將領、溥儀和陳以文等人都被送到蘇聯。只是下級軍士必須徒步七天走到有火車可搭的牡丹江，載往西伯利亞，渡過約三年的歲月。三年中的修路、伐木等苦差事，作者利用西伯利亞戰俘營的紀錄，被抑留者的回憶錄，表現在描述戰俘營中的起居、飲食，豐富了對生活狀態的了解。作者特別加筆的是，參考另一戰俘營泰舍特的氣溫，冬天的最低温度達零下六十八度，這是活在亞熱帶的臺灣人一輩子也不可能碰到的超級寒冬，有滿洲經驗的臺灣人（以在南滿的為多）在接受我訪問時，表示零下的天氣已令他們難以調適，何况零下六十八度。光由溫度，就知道陳以文們在滿洲吃了多少的苦。作者以《零下六十八度》作為書的主題，深獲我心。
本書以「二戰後的臺灣人西伯利亞經驗」為副標題，其內容稍可彌補學界無人寫出相關專著的遺憾。作者這本書的讀者群，應該是鎖定喜歡歷史、愛了解臺灣的人，這樣的作品也相當符合公共史學所要達成歷史知識化、普及化、可親近化的目的。作者自認自己不適合走上學術這條路，轉而往另一條能走得有聲有色的路走，不啻是個重要的決定。以他這本書的表現，相信再過幾年的磨練下，觸角會更廣，取材、書寫會更加精進，應該可以筆耕為生，好好發揮。
我和作者力航認識，實因他的碩士指導教授鍾淑敏的牽線。力航碩士論文寫的是日治時期到中國的臺灣醫生，我因寫過〈日治時期在滿洲的臺灣醫生〉，就被找去擔任口試委員。我對他找資料的能力相當肯定，論文言簡意賅，容易閱讀，是篇不錯的碩士論文。後來聽說他去了東京，幾年後在中研院碰到他，才知道他早已回臺灣，決定走一條不平常的路。期間他提供溥儀的醫藥顧問黃子正就讀臺大醫科特科的資料給我，特別感謝。最近他告訴我，他重新加料祖父陳以文的西伯利亞訪談紀錄，成為另一本書，請我為序。我通覧此書，發現力航藉著撰寫此書，和祖父愈加接近，更能體會那一代人面對戰爭的無奈；也藉著此書的纂寫，企圖為自己打造另一條歷史人可走的路。壯哉斯舉，因以為序。
許雪姬（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二〇二一／四／七
作者序
相信不少臺灣人的長輩，可能曾前往南洋從軍，或是在中國戰場與日軍搏鬥。我的祖父陳以文，也有類似的經驗。他比較特別，他去的是滿洲，其後更被拘留在西伯利亞。我祖父的經驗，印證了過去臺灣人的海外活動路線，遠比今日想像的還要多元。而他從西伯利亞輾轉返臺的過程，也顯示臺灣人在不同政權交替下的無奈與悲哀。
如此特別經驗，也是我孩提時期的床邊故事。有一段時間，我就睡在祖父旁，還記得床頭擺著一臺收音機，旁邊有一箱紅露酒。收音機播著日語廣播（臺灣收得到沖繩的訊號），祖父帶著酒氣，緩緩地告訴我，西伯利亞最低溫是零下六十八度，同袍的鼻子、耳朵，如果暴露在外面太久，一碰就會掉。這樣的情節，不要說年幼的孩童，即使是大人，想必也會很驚訝吧。這樣的故事，一直埋藏在我心裡，當我就讀成大歷史的時期，系上恰巧有一門「口述歷史」課程，趁著這機會，我就以祖父為口訪對象，將其整理為〈陳以文先生訪問紀錄〉，刊載在《宜蘭文獻雜誌》。可能是冥冥之中有注定，〈陳以文先生訪問紀錄〉刊出不久，祖父就仙逝了。
祖父個性海派，對我這個長孫非常疼惜，我從小在他的陪伴下，聽了許多家族故事、早期臺灣的掌故，受他的薰陶，我後來選擇研究臺灣史，而且對日本史深感興趣。當我從成大畢業，進入政大臺史所，我就對臺灣人的海外活動很有興趣，拿到碩士學位之後，我接著前往東京大學留學，不過在東京期間，我發覺自己似乎不適合走學術這條路，幾經思考後，決定返回臺灣。
剛回臺灣時，其實有點徬徨，此時妻子告訴我，為何不將祖父的故事，以非虛構寫作的方式，重新擴寫成一本書呢？於是，我開始重讀這份訪問紀錄，構思可以延伸的方向，逐步開始書寫。在這過程中，我發現許多有趣的史料，也重新享受到寫碩士論文時的愉悅感。
祖父過世多年，有時我會去買他最喜歡的日本甜點「最中」來享用，藉此懷念和他相處的時光。然而，就在初稿完成的當晚，我夢到自己站在宜蘭舊家的客廳，我告訴祖父說，書的初稿已經完成了。他抽著七星淡菸，微笑著用日文說：「寫了這麼多，真是厲害。」說完，他的視線轉向電視，而我也醒了過來。
從初稿寫完到出版，中間歷經許多波折，但我始終堅信，這本書對自己的家族和臺灣社會有其價值所在。所幸經過許多人的協助，才得以出版。很感謝路那、世界柔軟的辰漁，以及前衛出版社的君亭、佩穎，若沒有他們的牽線與協助，就沒有這本書。此外，感謝與我討論書名的好友炳達，書中的九五式練習機照片，是我同事德真的傑作。感謝學弟昱丞與玠志的協助，讓我得以一窺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間，泰舍特的氣溫數據。我的妻子許雅玲，應該是聽過這故事最多次的聽眾，很感謝她當初的鼓勵，促成這本書的誕生。
最後，謹將這本書獻給我的祖父陳以文（一九二七—二〇一二），以及他的日本戰友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