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前言
「還有半杯水」的樂觀
▌樂觀是天性，也是大腦最狡猾的騙術
我當然也很想告訴你，我對於樂觀心態的研究，是出自對人性正向思維的興趣──「一個認知神經學者，致力探尋人類樂觀魂的生物學根據」，這樣的故事不是很討喜嗎？可惜這完全是虛構，再怎麼討喜也不是事實。我當初在調查人們對於當代最大恐怖攻擊事件的回憶時，無意中發現了「樂觀偏誤」（optimism bias）現象；在當時，我對大腦黑暗面的探索較感興趣，主要想探究創傷事件是如何塑造人們的記憶。人們往往相信自己能一清二楚地記得某件感觸很深的往事──例如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的恐怖攻擊──錯誤地認定自己的回憶和錄影帶同樣精確。而我想探討的，就是大腦在這樣的錯誤信念背後所扮演的角色。
還記得當美國航空十一號班機（American Airlines Flight 11）與聯合航空一七五號（United Flight 175）客機，突然以時速四百三十英哩（約六百九十二公里）的高速衝撞世貿中心時，我已經在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進行了一年多的研究工作。震驚、困惑和恐懼，是街頭巷尾人們臉上出現的共同表情。在如此強烈的情緒烘托下，人們會產生異常鮮明的記憶，且這樣的記憶怎麼也不會淡去。由於這種記憶不僅來得迅猛且腦海裡的畫面如照片般清晰，所以這類記憶被稱為「閃光燈記憶」（flashbulb memory）。我會在本書第九章述說閃光燈記憶，介紹大腦記住這些突如其來的意外事件的方式，以及大腦的內在結構如何「修圖」，為記憶調整出鮮明的對比、提高解析度，並添加或刪除特定細節。
發現此現象時，我心中相當納悶：人腦怎麼會發展出這樣的機制？為什麼要製造極度鮮明，卻不見得精確的記憶？大約在我和同仁發表對於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記憶的科學調查報告那段時期，哈佛大學的一群研究者，提出一個有趣的答案：最初大腦演化發展出這套神經系統，可能根本就不是為了回顧過去的事件；許多人相信這套系統是為了記憶功能而演化，但實際上，其核心功能可能是──想像未來。
大腦成像研究顯示，人們回顧過去時使用的大腦構造，也會在思考未來時活躍起來；也就是說回顧過去與思考未來都仰賴相同的大腦機制，以相似的資訊與基本程序為基礎。舉例而言，如果你想像即將前往位於加勒比海的島國巴貝多旅行，就需要大腦系統靈活地建構出前所未見的場景，而這一場景正是取材於過去記憶的點滴細節（如上次去溫暖國家旅行的回憶、在沙灘漫步的畫面、伴侶穿上泳裝的模樣），然後再把這些細節融合成新的場景，即還沒發生的事件（你和伴侶下個月會戴上草帽，走在巴貝多的海灘上）。由於人們回顧過去與想像未來會用到相同的神經系統，回顧過去時我們並不是像播影片那樣重溫過往事件，而是同樣重建了自己對過去的回憶，因此可能會出現不精確的情形。
以上的假說正確嗎？為尋求解答，我在人們想像未來事件與回顧過去事件時，記錄下他們的大腦活動，並比較兩者的大腦狀態。
▌當我們談論未來時，無法不美化
我的計畫相當簡單易行，然而我萬萬沒想到，當我請志願者想像未來的生活事件時，卻發生了出乎意料的狀況。即使只提供最平凡無奇的情境（如領身分證、玩桌遊），人們也往往會圍繞這個主題，衍生出曲折離奇的想像，就好像他們一再地將一面單調的灰牆，抹上明暗深淺不一的粉紅色。
各位也許會認為想像「自己在未來去剪頭髮」這件事時，腦海中浮現的應該會是相當平淡無趣的情境，然而事實卻不然。如果你今天就去剪頭髮，那可能真的會很無聊；但如果你在未來會去剪頭髮，卻可能是值得慶祝的一件事。我的一位研究參與者，寫下了這段話：
我想像自己為了把頭髮捐給愛之鎖（Locks of Love，為脫髮兒童提供假髮的非營利組織）而去理髮。我得再花好幾年的時間，才能長出這麼長的頭髮。要去理髮那天，朋友們也都陪在我身邊為我打氣慶賀。我們去了布魯克林那間我最喜歡的理髮廳，之後還去了我們最愛的那家餐館享用一頓美味午餐。
我又請另一位研究參與者想像自己搭乘渡輪，她的回應是：
我想像自己在一、兩年後，搭乘渡輪去紐約看自由女神像。那天天氣很好、風很大，我的頭髮被風吹得在空中飛揚。
儘管只是一、兩年後的未來，那也是個比現在更美好的世界。我和學生花費數小時一同腦力激盪，盡量提出最平淡、最不有趣，絕對不會讓參與者感到高興或認為是值得慶賀的情境。然而那些明明怎樣都不可能會是值得慶祝的情境，人們最後卻還是能想像成是一次精采美好的事件。一旦人們開始想像未來，哪怕是最平庸的生活瑣事似乎都能戲劇性地變得美妙，讓生活顯得沒那麼平淡無奇。
人們給出的回應，就好像在我腦中開啟了紅色（或至少是粉紅色）警示燈，沒想到人們會似乎不由自主地產生強烈的幻想，把未來想像得光明又美好。既然所有參與者在想像未來時，都傾向朝正面的方向去想，那這個現象背後必然存在某種神經生物學的根據。於是，我們暫且將原本的研究計畫放到一旁，試圖找出促成人類樂觀傾向的神經機制。
大腦是如何讓我們滿懷希望，又會用什麼伎倆驅使我們繼續前進？在它的巧計失敗時，又會發生什麼事？樂觀者的大腦和悲觀者的大腦有什麼差異？
儘管樂觀心態對我們的身心健康十分重要，也對經濟造成重大影響，然而數十年來卻一直沒有人回答這些問題。我將在本書提出論述：人類並不是因為讀了太多勵志書才產生樂觀偏誤，也許樂觀是生存的必備技能，所以才會內建在我們身上最複雜的器官：大腦之中。
無論是當今的金融分析師、世界領導人、新婚夫婦（以上三者的案例請見第11章）、洛杉磯湖人隊隊員（請見第3章），甚至是鳥類（第2章），形形色色的人類與非人類的思想都會受到樂觀偏誤影響。樂觀心態挾持了理性思維，在缺乏證據支持的情況下引導人們往好的方向期待，令我們預期自己會看見較好的結果。
不妨閉上眼睛，想像自己五年後的生活。你的腦海中浮現了哪些情境與畫面呢？五年後的你，在事業上的表現如何？個人生活與人際關係的品質是高是低？也許每個人對「快樂」的定義不同，但還是會傾向預見自己朝成功的事業、美滿的人際關係、穩定的財務狀況與健康的身心道路邁進。我們很少會去想像自己失業、離婚、欠債、罹患阿茲海默症或遭遇其他不幸；而令人難受的是，以上都是人生中常見的現實場景。
那麼，這些不切實際的想像、腦海中幸福美滿的未來，僅限於碰到婚姻與升遷等人生中的重大事件時才會出現嗎？還是說，這樣的樂觀幻想還會延伸到更日常、更平凡的事件上？我們會不會期望明天比昨天更好？我們會不會認為下個月值得開心的事，會多過令人感到厭煩的事？
▌多數人沒意識到本身的樂觀傾向
二○○六年夏天，我準備先在以色列的魏茨曼科學研究所（Weizmann Institute for Science）工作數月，接著再去倫敦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開始新工作。不管我天性再怎麼樂觀，我並不指望去到英國後還能享受到充足的陽光，於是我打定主意在搬去倫敦前，先盡量沐浴在陽光下。
魏茨曼研究所距離熱鬧繁華的特拉維夫市約二十分鐘車程，是以色列這個國家的科學綠洲。悉心照料得漂漂亮亮的綠色植物，令人聯想到美國加州的大學校園。然而研究所本身的寧靜祥和，無法掩飾以色列外頭劍拔弩張的政治情勢。魏茨曼研究所的大多數學生都是在服完義務兵役之後才來到這裡，這樣的經歷可不會把人變成樂天派。想到這點，我不禁好奇：該校的學生，受樂觀偏誤的影響程度是否會較低？我招募了一些學生組成實驗組，問他們對接下來一個月的預期。有些無聊問題，包括：「你認為自己受困於車陣的可能性有多高？」「你認為自己參加某活動時，遲到超過半小時的可能性有多高？」也有一些稍微值得期待的問題，包括：「你認為經歷令自己後悔的性愛的可能性有多高？」「你認為經歷令自己開心的性愛的可能性有多高？」「你能想像自己在未來一個月內燒一桌精緻的料理嗎？」「你能想像自己在未來一個月，收到出乎意料的禮物嗎？」我對他們提出一百道類似問題。
不得不說，調查結果令我十分詫異：絕大多數學生都預期自己遇到的正面事件，會多於負面、甚至是不好不壞的事件，兩者比例約是五○％對三三％。不僅如此，人們還預期正面事件會發生得比負面或無趣的事件早──學生們一般預期接下來幾天內會在某天晚上和伴侶約會、度過美好的一晚，即使預期自己會和男女朋友發生爭執，他們也通常認為那會發生在較接近月底的時候。
我不能排除實驗參與者度過的人生都很美好這種可能性，於是我在一個月後請他們回來，告訴我當初預期的一百道假想問題中，實際發生的事情有幾件。結果顯示，正面、負面與不好不壞的日常事件發生的機率相差不大，都約為三三％。魏茨曼研究所的學生並沒有找到讓人類從此快樂幸福的祕密，只不過是表現出再尋常不過的樂觀偏誤而已。
讀完這個案例，各位也許會產生一個疑問：樂觀心態，真的是主導大多數人的力量嗎？還是這只是年輕人特有的錯覺與妄想？這個問題很值得深究。
我想你可能會認為，隨著人們的年齡逐漸增長，勢必也會變得越來越睿智，因為增添多年的生命經驗積累後，對世界的認知想必會更加準確，也更有辦法區別滿懷希望的錯覺和真正的現實之間的差異。我們確實都會預設隨著年齡增長，應能增進人們預測未來的準確性……結果事實卻非如此。
無論是八歲孩童或八十歲老人，每個人臉上都戴著一副玫瑰色眼鏡看世界。研究顯示，小至九歲的學童對自己成年後的生活已抱有樂觀期待；而二○○五年發表的一篇調查則指出，無論是年長者（六十到八十歲）、中年人（三十六到五十九歲）或是青年人（十八到二十五歲），同樣會抱有「水杯半滿」的樂天態度。無論在哪個年齡層、種族或社經地位之族群，樂觀心態都普遍存在。
其實我們大多數人都沒意識到自己的樂觀傾向。樂觀偏誤的力量之所以如此強大，正是因為如同其他錯覺一樣，並非人們透過有意識的思考便可完全掌控。然而有研究數據也清楚地揭示，多數人會高估自身事業有成的機會；預期自家小孩會擁有過人天賦；高估自己的預期壽命（有時甚至超出實際壽命二十多年），認為本身的健康狀況能優於平均值；認為自己較同儕更為成功；大幅低估自己離婚、罹癌與失業的可能性，總覺得自己未來的生活會比父母經歷的更加美好。這就是所謂的「樂觀偏誤」──即高估未來遭遇正面事件之可能性、低估未來遭遇負面事件之可能性的傾向。
▌樂觀態度，不是緣起於美式文化
很多人相信，樂觀態度是美國人的特質，還有人認為這是因為太著迷巴拉克．歐巴馬而產生的副作用，我自己就經常遇到如此認定的人，尤其是在歐洲與中東講課時。我遇到的這些人會說：「是啊，為即將理一次髮而歡欣；幻想一趟陽光明媚的渡輪之旅；低估本身嚴重負債、罹癌或遭遇其他不幸事件的機率，確實都是樂觀偏誤的表現──但妳描述的這些情況，都只會發生在紐約人身上。」
我第一次調查人們的樂觀心態時，確實是以紐約曼哈頓居民為研究對象（在這之後我以憤世嫉俗的英國人和以色列人為研究對象，耗了不少精神）。各位若認為紐約市是致力研究樂觀心態的完美地點，那也無可厚非；我手上並沒有確切的統計數據，不過從流行文化角度也足以說服我們，紐約市似乎就是能吸引不少心懷美夢且有自信能實現夢想的人。無論是眺望自由女神像的新移民，還是艷羨第五大道蒂芙尼櫥窗裡的珠寶的荷莉．葛萊特利（Holly Golightly，電影《第凡內早餐》女主角。），紐約市彷彿充滿了希望──那裡車水馬龍，每個人都為了出人頭地而奔波忙碌。
然而「樂觀」這個概念的源頭，卻可追溯到十七世紀的歐洲。樂觀的哲學思想其實是起源於法國，而非美國。最先提出樂觀思想的人物之一是哲學家笛卡兒（Descartes），他相信人類能主宰自己的宇宙，從而享受大地的果實、維持優良的健康狀況。至於「樂觀主義」（optimism）一詞，多數人認為是德國哲學家哥特佛萊德．威廉．萊布尼茲（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所提出，他曾提出知名的論述，表示我們生活在一個「盡善盡美的世界」。
對未來抱持正向的期望，可能會導引至相當悲慘的結局──血流成河的戰爭、經濟崩潰、離婚與有疏漏的計畫（請見第十一章）。是啊，樂觀偏誤可能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但我們接下來也會發現，樂觀心態其實也是演化與適應的結果。就如人腦產生的其他錯覺（如在第一章會提到的眩暈錯覺與視錯覺），我們並不是沒來由地發展出樂觀錯覺，因為它其實是有功能的。
樂觀偏誤能保護我們，不讓我們精確地感受到埋伏在未來的痛苦與艱難，這或許也令我們不會常懷著「自己的人生選擇其實很有限」的想法。在樂觀偏誤的作用下，我們的壓力與焦慮程度會降低，身體和心理的健康水準則有所提升，同時行動和追求成效的動力也增強了。為持續進步，我們需要想像其他可能會出現的情況──不只是不同的情況，還必須是更好的情況，並且相信在未來將會成真。
我認為，人腦有「將預期轉變為現實」的傾向。大腦的構造允許樂觀信念改變我們看待世界及與世界互動的方式，亦使樂觀的想法成了一場自我實現的預言。如果少了樂觀思想，那麼第一艘太空船可能永遠都不會起飛；永遠不會有人嘗試促進中東的和平；人們的再婚率也會趨近於零；而我們的祖先可能永遠不會到離自身部落較遠的地區探索，人類或許到現在還是住在山洞裡，蜷縮在一起企求溫暖與光明。
幸好，人類祖先並沒有如此。本書將探討人類思維中最具欺騙性的能力──樂觀偏誤，並探究此種偏誤在什麼時候使人類擁有適應性，又會在什麼時候出現破壞性；並提出證據，證明適當的樂觀錯覺有助提升幸福水準。
本書將著重介紹大腦的具體構造，正是這些構造使人們產生不切實際的樂觀想像，進而改變人類的認知與行為。為能更深入地瞭解樂觀偏誤，我們須先探討大腦創造出虛幻現實的機制與原因。我們需要真正地認清一個現實──其實我們感知到的一切，並不是這世界真正的樣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