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同是篡位,為何獨有王莽被汙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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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莽在中國歷史上從來都是個反面人物,不管他有多大的事功,也不管他做沒做皇帝,後人在寫歷史時,王莽永遠免不了被臧否的命運。這一切都源自一個原因,他篡奪了漢朝皇帝的位子;篡了也就罷了,或許在中國以成敗論英雄的帝王世觀中,他還有皇帝的一席之地;然而王莽的運氣實在不好,天下大亂,自身又被綠林起義軍斬了首,可以說是晦氣到家,因而在中國歷史上王莽被擺在一個十分尷尬和難堪的位置上供人們嘲笑。
然而,只要人們認真的去研讀歷史,真實的王莽也許和人們印象中的王莽大相徑庭,因為在歷代統治者的不斷汙名化之後,真實的王莽既是有許多為人稱道之處,也都被官修的史書刪改得面目全非了。儘管這樣,在官修的史書中我們仍然可以看到部份沒被完全刪除乾淨的王莽為人所稱道的一面,如史書記載王莽作為東漢外戚,不因此以勢壓人,作威作福,而是低調做人,甘於清貧,和他大福大貴的兄弟們比起來實在樸實得夠可以,“莽群兄弟皆將軍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孤貧,因折節為恭儉。受《禮經》,師事沛郡陳參,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養孤兄子,行甚敕備。”《漢書•王莽傳上》不但為人十分樸素,而且熱愛學習,投身名師門下,認真作學問;看重親情,事親至孝,周到細緻地奉養母親和寡居的嫂子、撫養兄長的兒子。當然對官居高位的伯父王風,王莽自然也是以至孝至親盡其本份,“陽朔中,世父大將軍鳳病,莽侍疾,親嘗藥,亂首垢面,不解衣帶連月。鳳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為黃門郎,遷射聲校尉。”(同上)王莽以自已的真情和孝心,贏得了伯父王風的歡心,於是在王風的推薦下作了一個小官,不久又被升遷為射聲校尉,從此踏上了仕途,進入了朝庭。
做了官的王莽並沒有沾染中國人傳統上“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惡習,而是嚴格自律,自已和家人都不耍特權,如“ ……其中子獲殺奴,莽切責獲,令自殺。”《漢書•王莽傳》兒子犯了罪都不容情,可見王莽家風之嚴,為官之正,這是當皇帝前的王莽給人們留下的印象。應該說在後人刪改過的史料中,都無法把王莽說成一個壞人,我們自然可以想信,真實的王莽應該是個有能力、有抱負的人。至於後世有論者以為王莽篡位前的一切表現是“矯情”,同樣是汙名化王莽的不實之詞。矯情作態的人在歷史上不少,但從沒有聽說一個人矯情作態幾十年的;再說歷史上所謂經過禪讓登上皇位篡位者,那個不是矯情作態,讓來讓去的作戲給人看?所以,說王莽矯情是沒有道理的。
因此,從王莽當皇帝前的表現來看,他至少是一個善良而有志向的人。如果不是他的善良,他就不會事親至孝,不會那麼心甘情願地給官居高位且久病在床的伯父侍奉湯藥。要知道侍候病人是最苦的一項差事,世間有多少人對自已的親生父母親都做不到這一點,有句俗語說:“久病床前無孝子”,王莽作為王風的侄子能做到連親生兒子都做不到的事,幾個月都得不到休息,實屬不易!至少裝是裝不出來的,要說是作秀,裝幾天或許有可能,但是要連續堅持幾個月如一日,那只有一個解釋:誠意,而不是矯情。所以,王莽得到他伯父王風的提攜引見、並因此進入朝庭權力中心是理所當然的,是王莽靠自已的艱苦努力得到的補償。這一點從王莽的幾個“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的堂兄弟們無一人官居高位就可以看出來,是王莽個人的才德兼備,才使他有機會進入西漢末年朝庭的權力核心。俗話說,打鐵還需自身硬,因為王莽所具備的傑出能力,才使得他獲取了最大的權杖。
同樣,當上皇帝的王莽,絕不是一個窮奢極俗、禍國殃民的人。相反,他是一個千方百計為國家富強、百姓富裕而不辭勞苦的人。就說他推行的托古改制,那也是為了強國富民的重要舉措,只不過方法失當而已。王莽托古改制的第一個目的無非是想通過停止土地和奴婢的賣買,緩和當時日益尖端的社會矛盾。然而,令他沒有想到的是,他的政策觸動了官僚富商們的利益,於是群起而攻之,迫使王莽不得不收回成命,使他的改革政策一出籠就遭遇了失敗。王莽改制的另一項是經濟政策。目的是通過“五均六筦”節制商人們對農民的過度盤剝,制止高利貸者的猖獗活動。這項改制同樣在富商巨賈的搗亂下沒有成功,更嚴重的是王莽推行的幾次貨幣改革屢屢失敗,導致了更大的社會動亂,王莽的政權也就笈笈可危了。是王莽執政的無能、特別是西漢末年積累的社會矛盾的總暴發,使王莽的政權垮了台,造就了王莽的悲劇。
實際上,現實中的王莽不僅僅只幹了篡漢一件事,假如篡漢就使王莽在歷史上遺臭萬年的話,那麼王莽此前的行狀,應有不少足以使後人效法之事,為何就得不到肯定呢?更何況中國自古就有天下為有德者居之,無德者當不了皇帝,按照“秦失其鹿,諸候逐之”的原則,既然劉氏家族已無人能擔當承繼漢家天下的大任,那麼由有能力人站出來擔負這個重任,豈不是合情合理之事?難道由一個幾歲的小孩大那裡當傀儡,任人擺佈,就保准是漢家劉氏的天下了?
要說篡奪前朝政權的者在中國歷史上大有人在,並不是王莽一人有此作為。東漢末年的曹丕篡漢稱帝,建立魏國,廢漢獻帝為山陽公。但人們對曹丕篡漢似乎寬容得多,而且對其建立的魏國也在歷史上給予了應有的地位,曹丕留給後人的形象遠比王莽好得多;曹家江山坐了45年後,便被司馬昭的兒子司馬炎篡了過去,建立了西晉。這個司馬炎當了皇帝便開始荒淫無度了,他為了自已享受,曾經於西元273年禁止全國婚姻,以便挑選宮女;滅亡孫吳之後又將孫皓後宮的五千名宮女納入後宮,於是司馬炎的後宮便有萬人規模,和統一中國的秦始皇不相上下。據史書載,司馬炎為臨幸的方便,便自己乘坐羊車在後宮內逡巡,停在哪個宮女門前便前往臨幸;而宮女為求皇帝臨幸,便在住處前灑鹽巴、插竹葉以引誘羊車前往;大名鼎鼎的唐太宗李世民,原本連太子都不是,繼承皇帝根本就沒有他的份。然而他通過發動“玄武門政變”殺了當太子的哥哥李建成,又逼他父親唐高祖李淵退位當了太上皇,李世民自已做了皇帝。當然,李世民當皇帝當得很好,很有政績,得到世人肯定。但他也是篡奪位者之一,只不過所篡者是李氏江山而已;宋太祖趙匡胤發動陳橋兵變得以黃胞加身,篡了後周柴氏江山,建立大宋王朝;明朝的永樂皇帝朱棣不也是以武力篡奪了本屬於他侄子朱允文皇位嗎?為什麼這些人在歷史上被說的堂堂正正,而獨有王莽被汙名化了呢?追根溯源,我以為有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是中國傳統上的皇家史觀容不得篡位者的事蹟載入史冊。站在統者的立場上,反對、醜化篡位者,並使之得到人人唾駡、留下萬世駡名的結果是統治者夢寐以求的願望。統治者們都害怕出現篡位者,因為這樣會給它們的政權產生威脅,弄不好還會江山易色,皇權易手。因此,歷代統治者都千方百計地通過一切手段,給臣民們灌輸篡位者種種不齒,以使人們從內心深處對篡位者產生厭惡感。這一點,在官修的史書中最為明顯。為了達到醜化和貶低篡位者的目的,在史書中可以抹殺事實,顛倒黑白。如司馬遷在《史記》中,對凡是做過皇帝或具備同等地位的人,都被傳之以“本紀”,項羽雖然沒有做過實際上的皇帝,但司馬遷還是給他以皇帝的待遇,給項羽作傳稱“本紀”。而在後來班固修的《漢書》、宋人鄭樵撰的《通志》、司馬光的《資治通鑒》、清人撰的《綱鑒易知錄》等史書中,把做過十五年皇帝的王莽,只列入一般大臣名士的“傳記”之中,而其他做過皇帝的人,那怕是只做了幾個月的皇帝,都被列入“紀”這種只有皇帝才享有的文體,從歷史的記錄中抹殺王莽曾經做十五年皇帝的事實,不承認王莽的皇帝身份。
二是王莽政權的後繼無人,使王莽歷史由他人任意篡改,因而使王莽被汙名化。 王莽是在任上由於天下大亂,被攻入京城的起義軍所殺,所以他的政權後繼無人。王莽沒有機會像李世民、趙匡胤、朱棣那樣,篡位之後,建立起穩固的政權並傳之于後代子孫。他們的子孫為了說明自已繼位的合理性,自然千方百計地替他們的老祖宗塗脂抹粉,大肆篡改歷史,誇大或虛構他們篡位的正當和合理性,從而也證明自已的合法地位。而王莽由於任上被殺,後繼無人,所以他篡位的歷史只能任由他人篡改醜化,每個朝代翻開歷史都要拿他做反面教材,這樣看來王莽被汙名化的命運,註定了是逃不掉的。
三是國人崇尚所謂秩序,而不承認“弱肉強食”之自然規律的文化習性使然。幾千年來深受儒家教化的中國人,在思維上形成了一種定式,即習慣于認可已經成為現實的秩序,而不管這種秩序好不好;習慣於反對易於打破舊秩序的力量,而不管這種力量會給人們帶來何種結果。比方在中國古代家天下的時代,那怕繼承皇位的是一個繈袍中的嬰兒,因為符合現成的秩序,所以不管這個嬰兒有沒有治理國家的能力,人們都會對他頂禮膜拜,奉其為君王;反之,如果有人想取代這個嬰兒成為皇帝,不管這個人能力多強,那都不行,都會遭遇強大的反對勢力。如三國時期蜀國的諸葛亮,他輔佐的後主劉禪根本不是個當君主的料,但雄才大略諸葛亮就是不敢取代劉禪自攝其位,因為不敢背篡位自立的駡名。不管這個君王是如何糊塗透頂、混張到家,也不管他是如何的不稱其職,但人們必須守在秩序內,任由這樣的君主禍國殃民、流禍四方,別人就是不能取代他,因為他是現成秩序的產物,變不得,誰改變了,誰就是篡位自立,必負千秋駡名,如王莽故事。
實際上,王莽篡位之時,西漢皇室已無堪擔大任之人,朝政大權全委之于外戚,總之于王莽之手。處此境地,既是王莽不願當皇帝,他周圍那一幫人也不會同意。就像後來的宋太祖發動陳橋兵一樣,他和王莽都是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這個皇帝你不做也不行。
當然,從王莽後來的結果來看,他輔政倒是頗有能耐,但做皇帝就非其所長了。他皇帝沒有做好,最後弄到不但失了天下,而且還使自已掉了腦袋,更不合算的是背上了千秋萬世的駡名,連子孫也跟著受累,實在不值。儘管這樣,王莽卻是通過自已的努力,在那個時代成為一個大國的皇帝,在史冊上給後人留下了值得深思的記錄。雖然沒有史家給他一個“紀”的皇帝該有的書體,但他留給後人的“傳”也是沉甸甸的,在中國歷史上自有其獨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