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解析的數千份埃及史料已確定無疑：《聖經》中描述的民眾大舉出走一事根本沒有發生過。這些文件鉅細靡遺地記載了該時代中迦南各地所發生的一切，毋庸置疑地證明了，根本沒有「征服迦南」一事，也沒有大衛與所羅門的王國。以色列與猶大兩王國佔據地中海與約旦之間的部分疆土，與周邊列國並無不同。巴比倫征服耶路撒冷後，猶大國的一些精英被放逐到巴比倫，他們在那裡接觸到了當時重要的文化源流。由此而產生了人類的偉大創造之一猶太教。從一開始，當「猶太人」從巴比倫歸國時，此地的猶太人就佔猶太總人口的少數。在整個「第二聖殿」時期（公元前518年－公元70年——譯者注），大多數猶太人居住在其他地方。現代猶太神話認為，今天的猶太人幾乎全是兩千年前居住於巴勒斯坦、在公元70年遭羅馬人驅逐的猶太人的後裔。這顯然無憑無據。
作者：Uri Avnery 2008.04.19
今晚全世界的猶太人將慶祝逾越節。這一獨特的儀式把各地的猶太人團結到「出埃及」這個神話之下，那是奠定猶太人身份的神話。
每年我都驚異於這個儀式的神妙。它令闔家一體，上至尊貴的祖父，下至最小的孩童，無不躬行其事。它涉及所有感覺：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與觸覺。高誦哈加達書的簡單條文、象徵性的食物、四杯葡萄酒、合唱、年復一年一絲不苟地重複，這一切在幼年孩童的意識裡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不論他們信奉宗教與否，都會將之帶入墳墓。合家圍攏在逾越節餐桌前，安逸而溫暖，這樣的感覺永難忘懷，到老仍令人追念不已。憤世嫉俗的人也許視之為洗腦的最佳範例。
這一神話如此深入人心，至於出埃及一事純屬子虛烏有，又有什麼關係？近年來解析的數千份埃及史料已確定無疑：《聖經》中描述的民眾大舉出走一事根本沒有發生過。這些文件鉅細靡遺地記載了該時代中迦南各地所發生的一切，毋庸置疑地證明了，根本沒有「征服迦南」一事，也沒有大衛與所羅門的王國。一百年來，猶太復國主義考古學家不知疲憊地工作，想要找到哪怕一件遺物來印證《聖經》中的敘述，卻全是空忙一場。
但這無足輕重。在「客觀」歷史與神話的較量中，符合我們需求的神話總能得勝，而且是大勝。歷史究竟如何並不重要，令我們浮想聯翩的東西才是重要的。迄今為止就是這些在為我們引道。
《聖經》的敘述只有一處與有據可查的歷史相印證，那就是公元前853年左右，以色列王亞哈的一萬名軍士與兩千輛戰車，參加敘利亞與巴勒斯坦諸國的盛大盟軍，與亞述作戰。此戰發生於敘利亞的Qarqar，於亞述史書中有述。亞述兵鋒遇挫，但未失敗。
（注：我不是歷史學家，但多年來我反思我們的歷史，想得出一些符合邏輯的結論，謹列於下。這些結論大都是世界各地獨立學者正在形成的共識。）
以色列與猶大兩王國佔據地中海與約旦之間的部分疆土，與周邊列國並無不同。就連《聖經》中也記載，其民「在各高岡上，各青翠樹下」向各種異教神獻祭。（《列王紀上》14章23節）
耶路撒冷是個極小的市鎮，又小又窮，《聖經》中記載的事當時根本不可能在那裡發生。在《聖經》涉及這一時段的各書中，「猶太人」（希伯萊語作Yehudi）一名幾乎未出現，僅見的幾處明顯僅指耶路撒冷周邊、猶大國的居民。當有人請求一位亞述將領「不要用猶大言語和我們說話」（《列王紀下》18章26節）時，猶大言語指的是猶大地方的希伯萊語。「猶太」革命發生於流亡巴比倫期間（前587年－前539年）。巴比倫征服耶路撒冷後，猶大國的一些精英被放逐到巴比倫，他們在那裡接觸到了當時重要的文化源流。由此而產生了人類的偉大創造之一猶太教。約五十年後，一些流亡者回到巴勒斯坦，也帶回了「猶太人」這一稱呼，系指一種宗教、意識形態與政治性的運動，很像當今的「猶太復國主義者」。故而，當今約定俗成的「猶太教」與「猶太人」二詞的意思，只能從那個時間算起。其後的五百年間，猶太一神教漸臻精煉。也正是在這期間，史上最傑出的文學創作希伯萊語《聖經》方才成書。《聖經》作者無意書寫當今意義上的「歷史」，他們只是在寫一部訓導性與啟迪性的宗教經文。
要理解猶太教的誕生與發展，就須考慮兩個重要事實：（一）從一開始，當「猶太人」從巴比倫歸國時，此地的猶太人就佔猶太總人口的少數。在整個「第二聖殿」時期（公元前518年－公元70年——譯者注），大多數猶太人居住在其他地方，即今天的伊拉克、埃及、利比亞、敘利亞、塞浦路斯、意大利、西班牙等。當時的猶太人並非一個「民族」——那時還無此概念。利比亞與塞浦路斯猶太人的反羅馬起義，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並未參與，而巴勒斯坦猶太人的大起義，別國猶太人也未參與。「馬喀比派」不是民族戰士，而是宗教戰士，很像當今的塔利班，而且所殺的「希臘化」猶太人比敵軍多得多。（二）流亡猶太人並非獨一無二的現象。當時這很平常。「民族」觀念只存在於現代。「第二聖殿」期間及其後，主要的社會政治模式是享有自治權的宗教政治群體，並無任何特定的地域歸屬。亞歷山大港的猶太教男子可以娶大馬士革的猶太教女子，卻不能娶對門的基督教女子。該女子可以嫁羅馬的基督教男子，卻不能嫁她的希臘化鄰居。流亡猶太人只不過是諸多類似社群之一。這一社會模式在拜占庭帝國得到保留，後來為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繼承，現在仍能在以色列法律中覓得蹤跡。今天，以色列穆斯林不能與以色列猶太教徒結婚，德魯茲人不能與基督徒結婚（至少在以色列不能）——德魯茲人本身就是這種流亡社群延及今日的例子。猶太人只在一點上與眾不同：在歐洲各族漸漸轉向新式的組織架構，最終形成民族之後，猶太人仍是一個宗教流亡群體。
困擾史家的謎題是：一小群巴比倫流民何以變成了遍佈世界、有數百萬人之多的人群？足以服人的答案僅有一個：勸化。
現代猶太神話認為，今天的猶太人幾乎全是兩千年前居住於巴勒斯坦、在公元70年遭羅馬人驅逐的猶太人的後裔。這顯然無憑無據。「驅逐去國」是個宗教神話：神因猶太人的罪孽而厭棄之，將其從「本國」流放。但羅馬人沒有遷移人口的習慣，而且有確鑿的證據表明，在「狂熱者起義」與「巴爾庫克巴暴動」後，相當多的猶太人仍留在巴勒斯坦，而早在那之前，猶太人的大多數即居住在巴勒斯坦之外。在「第二聖殿」時期及其後，猶太教是勸化性宗教的典範。在公元後的幾百年間它與基督教激烈競爭。有著感人故事的基督教，對羅馬帝國的奴隸與其他底層民眾更具吸引力，而上層則偏好猶太教。在帝國各地，許多人皈依猶太教。
德系猶太人的由來尤為令人困惑。在第一千年末，一個龐大的猶太群體倏然間在歐洲出現，而之前並無他們存在的記錄。他們從何而來？
有幾種理論。傳統說法是，猶太人從地中海地區向北游走，定居於萊茵河谷，因遭大迫害而避居當時歐洲最自由的波蘭，後從那裡散入俄國與烏克蘭，並帶去一種日爾曼方言，即後來的意地緒語。但特拉維夫大學學者Paul Wexler則斷言，意地緒語的源頭非日爾曼語，而是一種斯拉夫語。根據他的理論，相當多的德系猶太人是Sorbs人後代，那是居於德國東部的一支斯拉夫族群，被迫放棄了其古老的異教信條。其中的許多人選擇信奉猶太教，而非基督教。
以色列史家Shlomo Sand寫有一本新書，其書名頗有挑釁性——《猶太人是何時、如何杜撰出來的》。與Arthur Koestler等之前的史家一樣，Sand稱德系猶太人其實大多是Khazar人之後。Khazar人是突厥人的一支，一千多年前曾在今天的俄羅斯南部創建大王國。Khazar王皈依猶太教，而根據這一理論，東歐猶太人大多是Khazar皈依者的後嗣。Sand還認為，西班牙系猶太人的祖先大都是北非一些未成為穆斯林、而是皈依猶太教的阿拉伯與柏柏爾部落，他們曾與穆斯林一道征服西班牙。
當不再勸化信眾之後，猶太人就成為一個封閉的、種族宗教性的群體（正如塔木德所言，「皈依者之於以色列，猶如癬疥之難。」）。
但歷史真相終歸是無足輕重的。神話強於事實，而神話說猶太人被從這塊土地上驅逐。這是現代猶太意識的重要層面，什麼學術研究都無法動搖。
三百年來，歐洲「民族化」了。現代民族國家取代了之前的社會構架，如城邦、封建社會與世襲帝國。民族理念承載著之前的一切，包括歷史。這些新民族都為自身制訂了一種「臆想的歷史」。換言之，每個國家都重新編排了古老的神話與歷史事實，以形成一種「民族歷史」，倡言其重要性，凝聚民眾。
如前所述，流散的猶太人在兩千年前是「正常」的，嗣後就變得「不正常」、特別了。在基督教歐洲流行的對猶太人的仇恨，也因此而強化。由於歐洲民族運動幾乎都有些反猶，許多猶太人覺得他們成了「局外人」，在新歐洲無處立足。一些人認定，猶太人必須遵行新的時代精神，把猶太群體變成一個猶太「民族」。
為此就需要對猶太歷史做修訂和重述，把一個宗教種族流散群體的編年史變成一部「民族」史詩。肩負其責的人是一位德國猶太人Heinrich Graetz，可把他認作猶太復國主義理念的教父。他受德意志民族主義影響，創造了猶太「民族」史。他的觀念直至今日仍在影響猶太人的意識。
Graetz把《聖經》當作一部史書，收集所有的神話，提出了一套完整連貫的歷史敘述：先祖時代、出埃及、征服迦南、「第一聖殿」、巴比倫之囚、「第二聖殿」、聖殿被毀、大流亡。這就是我們在學校中學的歷史，也是猶太復國主義賴以立身的根基。
猶太復國主義在許多方面代表一場革命，但其精神革命是不徹底的。猶太復國主義的意識形態把猶太群體解釋成一支猶太族群，又解釋猶太族群為一個民族，但從未釐定其間的差異。為贏得東歐傾向宗教的猶太群眾，猶太復國主義又向宗教妥協，最終成為一個大雜燴——宗教即民族，民族即宗教。猶太復國主義後又斷言，以色列不僅是屬於其公民（猶太公民？）的「猶太國」，而且是世界各地「猶太人」的「猶太國」。以色列的官方說法以以色列為「猶太人的民族國家」，但以色列法律定義的「猶太人」卻狹窄，只是猶太教民。
赫茨爾及其後繼者的勇氣，不如創建現代土耳其的基馬爾。基馬爾在土耳其國家與伊斯蘭之間明定疆界。並施行徹底的政教分離。但在以色列，一切仍混雜在一起。這對現實生活有許多影響。
例如，倘如我國法律條文所言，以色列是「猶太民族」的國家，則以色列猶太人加入加州或澳洲的猶太社群，即不應受阻礙。故而幾乎所有以色列領導人都有子女遷居國外，便不足為奇了。
區分以色列民族與流散猶太人為何如此重要？回答之一就是，與一群宗教種族流散人口相比，一個國家對己對人的態度均有差別。
譬如：諸獸對危險的反應不同。瞪羚見有危險即竄逃，而自然又予其必要的稟賦與技能。獅子則堅守領地，抵禦入侵者。兩種方法都成功了，否則世上就沒有瞪羚與獅子了。
流散猶太人逐漸形成了一種有效的、適應形勢的應對方法：猶太人一嗅到危險即四散逃離。正因如此，流散猶太人才能躲過無數的迫害，就連納粹種族滅絕也未將其毀滅。當猶太復國主義者決定建國，並真正在此地建國時，他們採取了國家性的應對方式：自衛並攻擊危險源頭。因而，流散人群與國家不可兼具，正如瞪羚與獅子不可兼具一樣。
我們以色列人如欲鞏固國家，就必須從子虛烏有的神話中解放自身，重新界定我們的民族史。出埃及紀是個很好的神話故事，也是個很好的寓言——它倡揚自由的價值，但我們必須承認神話與歷史、宗教與民族、流散人群與國家之間的區別，以找到我們在這一地區的位置，並逐漸與相鄰族群建立一種正常的關係。
（作者為以色列前議員、作家、和平主義者。譯者劉波。原題做《獅子與瞪羚》。
http://zope.gush-shalom.org/home/en/channels/avnery/1208648191/。翻譯已預得對方同意。）
http://liubo.blshe.com/post/176/195185
Concerning Uri Avnery：
http://en.wikipedia.org/wiki/Uri_Avnery
http://www.avnery-news.co.il/english/uri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