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歷史] 間諜之王理查•佐爾格

　　
　　理查•佐爾格(1895-1944)出身於德國一個中上層家庭，青年時參加過一戰，並三次負傷，後入柏林大學、基爾大學學習，獲得博士學位，期間思想發生左傾，最終加入蘇聯共產黨，並成為一名諜報人員。
　　
　　他先後在歐洲各國、中國、日本為蘇聯搜集情報，無數次出色完成任務，其在日本獲得的“日本將向美國宣戰”的情報，對挽救蘇聯甚至扭轉二戰戰局都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代諜王的隕落
　　
　　1944年11月7日，在日本東京的巢鴨監獄——一所二戰期間專門關押政治犯的監獄中，一個名叫佐爾格的人坦然走向了絞刑架，結束了自己神秘而又輝煌的一生。
　　
　　讓人不解的是，佐爾格至死都保持著淡定和鎮靜，甚至在走向絞架時，還向行刑的人說了聲“謝謝”。但對於他的死，在日本和德國卻引起巨大轟動，這是為什麼呢？
　　
　　原來，佐爾格不是一個普通的政治犯，他的身份極為特別而複雜。他被日本政府判處死刑，是因為其是一名長期潛伏于日本的蘇聯間諜，為蘇聯搜集、提供了大量有關日本政治、軍事情報。但佐爾格在日本的公開身份卻是德國《法蘭克福報》駐東京的特派記者，並且和德國駐日使館的官員交往甚密，借此條件佐爾格也和日本東京的很多官員有一定的交往。就是這樣一位德日高官的座上賓，卻是一個蘇聯間諜。
　　
　　1940年10月初，日本特高課在偶然獲知了佐爾格的真實身份並將其抓獲的時候，德日兩國政府都感到尷尬和窩火。不過，在審訊的過程中，佐爾格的表現卻讓日本人很驚詫。
　　
　　從已經公開的審訊記錄來看，佐爾格在審訊過程中非常合作，很平淡地講述了自己一生的經歷，並且說了一句讓日本特高課人員甚至所有諜報人員都佩服的話——“我的工作堅持一個原則：我從不撬保險櫃，但文件會主動送上門來；不持槍闖密室，但門會自動為我打開”。由此可見，佐爾格是當之無愧的間諜之王。
　　
　　並且，佐爾格在獄中一直堅持共產主義信仰，面對日本人的誘惑和威逼，從未動搖，這讓日本人對於他的品格也十分敬佩。但讓人不解的是，蘇聯一方在佐爾格被捕後，卻並未採取任何營救行動。
　　
　　在抓捕了佐爾格之後，日本曾提出用其和蘇聯交換幾個被捕的日本間諜，但蘇聯政府卻公開否認佐爾格的間諜身份。蘇聯為什麼拋棄佐爾格至今仍是一個謎。
　　
　　1944年，蘇聯紅軍已經收復了全部國土，當時正向德國境內挺進；美國也在太平洋戰場對日本發起反擊的時候，已經歇斯底里的日本人才最終處死了佐爾格。
　　
　　直到20年後的1964年，蘇聯當局才正式承認了佐爾格是蘇聯特工，並且在他的忌日追認其為蘇聯的最高英雄。同時，蘇聯的報刊對其在二戰中所作的貢獻也大加宣揚和讚頌，蘇聯政府還將莫斯科的一條街道以及一艘油輪以佐爾格的名字命名。
　　
　　由此，佐爾格的英靈總算得到了些許慰藉，更重要的是，此時人們才從解密的檔案中更加全面地瞭解了佐爾格傳奇的一生。
　　
　　間諜之王的誕生
　　
　　1895年，佐爾格出生於沙俄外高加索地區的一個小鎮，父親是德國人，母親是俄國人。在他3歲時，全家都遷回了德國，在柏林定居。
　　
　　佐爾格的家族非常奇特——他的叔爺爺弗裡德里希•佐爾格是馬克思的秘書，和恩格斯也是很好的朋友，不過他的父親卻是一個狂熱的民族主義者，並且對當年推行鐵血政策的德國首相俾斯麥極度崇拜。
　　
　　在佐爾格的童年時期，身為工程師的父親在一家瑞典石油公司工作，收入頗豐；並且佐爾格還是家中9個孩子當中最小的一個，母親和哥哥姐姐們都非常寵愛他，因此他有幸福快樂的童年。但他小時候卻敏感而膽怯，就連睡覺也要開著燈。
　　
　　高中時期的佐爾格已經是一個體格健壯的小夥子了，當時他對文學和歷史有著濃厚的興趣。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佐爾格自願報名參軍。後來研究佐爾格的學者認為，當時的佐爾格很可能受到了父親的影響。參軍後，佐爾格被分配到第三野戰炮兵團學生旅，先在西線參加了與法國軍隊的作戰，之後又被調到東線與俄軍作戰。
　　
　　在作戰中，佐爾格的右腿負傷，被送回國治療，傷癒後又返回前線。不久又負傷被送回後方，這次佐爾格利用在醫院養傷的機會，參加了高中畢業考試並且取得了優異的成績。之後不久，佐爾格便又一次踏上了戰場，然而不久佐爾格便又一次負傷了，而且這次受傷很嚴重，險些失去左腿，最終落下了終生微跛的殘疾。
　　
　　由於作戰英勇，佐爾格被授予二級鐵十字勳章。不過這一時期，佐爾格的思想卻發生了劇變。因為幾年間，佐爾格親眼目睹了戰爭的殘酷——居家守候的母親和妻子在失去了孩子、丈夫後悲痛欲絕，尤其是他在醫院治療期間，看到和自己一樣年輕的士兵不斷死去或者在傷痛中苦苦掙扎時，內心產生了很大的疑惑：戰爭到底是為了什麼？
　　
　　佐爾格第三次傷癒之後沒有再回到戰場，而是進入柏林大學開始學習，在大學中他開始了更多關於戰爭、社會的思考。不久，俄國十月革命爆發，這給了佐爾格很大的震撼，開始對共產主義產生興趣。
　　
　　1918年，佐爾格大學畢業後進入基爾大學攻讀社會學博士，在這裡他遇到了一個影響他一生的人——科爾特•格拉契教授。格拉契是一位著名的經濟學家，有著強烈的左翼思想。佐爾格在與其交往的過程中加深了對共產主義的瞭解和嚮往，所以獲得博士學位後便加入了德國共產黨。從此，佐爾格的命運徹底發生了改變。
　　
　　1924年他去了蘇聯，並加入了蘇聯共產黨，而且憑藉其廣博的知識和超人的機智，很快就被當時的蘇聯情報部門相中。佐爾格欣然接受了這一特殊任命，並且化名拉姆齊，開始了他改變世界歷史進程的王牌間諜之旅。
　　
　　佐爾格在中國
　　
　　佐爾格成為蘇聯間諜後，主要是負責收集情報，並被派往不同國家執行任務，著手建立國外間諜網。佐爾格曾被派往英國説明組織礦工罷工，還被派往斯堪的納維亞半島諸國組建共產黨。在出色完成這一系列任務後，當時的蘇聯諜報高層決定派佐爾格去執行一項特殊的任務——去往東方的中國。
　　
　　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國局勢非常複雜，當時中國共產黨受到了極大的挫折，蘇聯急需瞭解當時其境遇；而且蘇聯也想知道英、美、法，尤其是日本在中國的戰略企圖；同時也需要派人去組織重建被國民黨政府破壞了的共產國際情報網。所以就需要佐爾格去搜集足夠的情報，供蘇聯當局分析，同時重新建立在中國的情報網。
　　
　　1930年初，佐爾格來到上海，並從此和中國結下了一段不解的緣分。來到中國之後，佐爾格憑藉其德國博士的身份以及_大堆德國各個部門的推薦信，很快與德國駐中國使館的官員以及中國政府的高層有了密切往來。
　　
　　除此之外，因為佐爾格精通英、法、俄語，在很短的時間內又掌握了漢語和日語，所以和包括中國在內的很多居於上海的社會賢達人士都有了接觸。而且在這一過程中，佐爾格物色了很多各方面的傑出人才加入了其間諜網，其中就包括當時日本《朝日新聞》駐華的記者尾崎秀實。這個人成為日後佐爾格在日本從事諜報工作最得力的助手，很多非常重要的情報都由他獲得。
　　
　　在建好了關係網和間諜組織之後，佐爾格很成功地獲得了他想知道的一切情報。在這些情報中，包括當時國民政府軍隊的作戰能力、武器配置、各派系之間的紛爭以及大的外交方針政策；同時也包括美、英、法、日、德等列強的對華政策，它們在中國的實力對比等。除此還包括當時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蘇區部分情況。
　　
　　在總結彙報中，佐爾格著重提到了日本有進一步擴大對華戰爭的可能。當蘇聯政府收到這樣一份詳盡的報告時，對他的工作非常滿意，並且命令佐爾格要著重留意中日關係。正當佐爾格進行下一任務時，卻發生了一件事，並最終迫使其離開了中國。
　　
　　1931年6月，共產國際派駐中國的牛蘭夫婦被捕，中外著名人士包括宋慶齡、愛因斯坦等人都參與到了營救牛蘭夫婦的行動中。最終，佐爾格親自在其中周旋，挽救了牛蘭夫婦的生命。然而在營救的過程中，佐爾格引起了國民政府當局的注意，為了安全起見，他不得不在1932年底離開了中國。
　　
　　此後，佐爾格與中國的緣分並未就此終止。當他再一次踏上中國的土地時，這個國家正在承受著前所未有的苦難。
　　
　　1937年底南京淪陷後，佐爾格出差來到中國，目睹了日軍在中國犯下的滔天罪行。他對此義憤填膺，拍攝了大量日軍施暴的照片，如今成為南京大屠殺的重要證據。
　　
　　東京布網
　　
　　回到莫斯科不久，佐爾格便接受了新的任務。
　　
　　當時的日本在佔領中國東北三省之後，表現出了咄咄逼人的態勢，蘇聯擔心受到日本的攻擊，因此急需瞭解日本的戰略動向，於是決定加強在日本的諜報組織力量，而有過在中國工作經歷的佐爾格成為不二人選。
　　
　　不過，1933年9月佐爾格踏上日本的土地時，其搜集情報的工作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因為當時的日本已經完全由軍部把持，對內實行法西斯統治，並且積極備戰、準備對外擴張。所以日本東京可以說成為了當時世界上戒備最森嚴的地方，尤其是將每個外國人都視為潛在的敵人。
　　
　　機智的佐爾格很快找到了突破點。佐爾格有意接近了當時德國駐日大使館的武官尤金•奧特上校。而這時佐爾格在一戰中受傷的腿和獲得的鐵十字勳章發揮了很大作用，因為奧特上校也曾參加過一戰，因此與佐爾格倍感親近，兩人很快成為了好朋友。不僅如此，佐爾格還幫奧特升了官，這讓奧特更加信任和依賴佐爾格。
　　
　　佐爾格利用其在日本的關係網，幫助奧特上校完成了他的情報工作，同時奧特將佐爾格對時局的精闢見解也講述給了上司，這令上司大為讚賞。奧特很快繼任了駐日大使。就是通過這樣的途徑，德國駐日本大使館的大門完全向佐爾格敞開了，他可以毫不費力地獲取有價值的任何資料。並且為了進一步掩飾自己的身份，他還加入了納粹黨，由此在德國大使館的這張諜報網布好了。與此同時，佐爾格還布了一張更重要的網——佐爾格將觸角伸進了日本的最高決策層。
　　
　　佐爾格將在中國就已結識的日本記者尾崎秀實完全爭取到了自己的間諜組織之中。尾崎秀實並不是共產黨，但思想左傾，他反對日本的對外擴張戰爭，所以當年在上海時就曾無償為佐爾格提供情報。回到日本後，尾崎秀實因發表了一系列引起轟動的評論文章，頗受當時的日本首相近衛文?賞識，近衛文磨將其聘為自己的顧問兼私人秘書，尾崎成為日本高層的智囊團成員。
　　
　　有了接近日本最高決策層的這一路徑，為日後佐爾格獲取諸多重要情報鋪就了異常重要的道路。除此之外，博學多才又不修邊幅的佐爾格仍頻繁出沒於各種高級社交場合，從一些政客、幕僚在推杯換盞、海闊天空的聊天中獲取隻言片語的情報並加以整理。因此，佐爾格在不長的時間內，在東京就布好了一張非常完美的情報網，這張網一旦收攏，自然會有源源不斷的情報“自動送上門來”。
　　
　　在東京的收穫
　　
　　佐爾格自1933年至1940年的7年間，為蘇聯政府搜集了大量情報，其中很多都是能夠左右世界歷史格局的真實內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蘇美英等大國特別關注德日等法西斯國家的一舉一動，而對他們是否結盟更是極為關注。
　　
　　回顧歷史，我們知道德日在1936年簽署了《德日防共協定》，矛頭指向蘇聯，同時也是二戰爆發前法西斯國家的進一步協調。但實際上蘇聯對於德日的聯盟早就一清二楚，而情報的來源正是佐爾格。佐爾格到達日本之後，就一直密切關注德日兩國之間的關係進展。當希特勒在歐洲、日本在中國加緊侵略的步伐時，它們兩國之間的接觸就日益頻繁。這些動態都被佐爾格及時捕捉併發往了莫斯科。
　　
　　1936年，佐爾格利用自己在駐日德國大使館的特殊關係得知，德國和日本正在就結盟事宜進行最後的談判。但此時，佐爾格卻從大使以及使館人員那裡獲取不到任何內容。
　　
　　原來，為了保密，德國一方撇開了外事局和駐曰大使館，派出了當時德國情報局局長卡納裡斯海軍上將直接和曰方代表進行談判。這讓一向沉著的佐爾格也感到這件事變得非常棘手了。也許是天意或者是巧合，德國派到日本的一位名叫哈克的特派員曾經在飛機上與佐爾格有一面之緣。當時兩人聊得非常投機。因此佐爾格借機接觸哈克，邊喝酒邊敘舊時，佐爾格得知了德日談判的幾乎全部重要內容。於是蘇聯政府早在德日正式簽署協議之前，便獲知了內情。
　　
　　這件事看似偶然，實際上是佐爾格長期布網的必然結果。1939年，隨著德國入侵波蘭，二戰全面爆發。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裡，德軍橫掃北歐，大敗法國，幾乎佔領了整個歐洲大陸。此時日本也佔據了中國大片的領土，並且德、意、日三國同盟已經形成，蘇聯處在腹背受敵的境地。佐爾格對於局勢的發展非常擔心，他冒險通過各種管道抓緊搜集情報。
　　
　　經過認真細緻分析，最終他認為德國將會進攻蘇聯。於是在1940年底和1941年初，佐爾格曾多次電告莫斯科，表明自己的觀點。然而令人不解的是，不知道史達林是相信了蘇德簽訂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還是被當時德國進攻英國的假像迷惑了，佐爾格的情報並未引起他的特別關注，以致在德軍入侵蘇聯的前期招致慘痛的損失。
　　
　　這樣的結果雖然是慘痛的，但卻證明了佐爾格情報的準確性，由此蘇聯政府對佐爾格所發出的情報重視程度倍增。
　　
　　一封改變世界歷史的電報
　　
　　德軍大舉入侵初期，蘇聯由於沒有足夠的戰前準備，導致一敗千里的被動局面，失去了在歐洲的絕大部分領土。蘇聯政府一面要應對德軍的瘋狂進攻，一面又非常擔心日本在遠東對其展開突然襲擊——鑒於德國的前車之鑒，此時的蘇當局已經完全不相信在4月才與日本簽訂的《蘇日中立協定》了，蘇政府陷入了兩難的境地。
　　
　　此時莫斯科的最高層幾乎把所有希望都寄託在了佐爾格的身上，他們不斷發報，催促佐爾格儘快獲取日本政府是否會違反協定進攻蘇聯以及日軍的最新軍事動態。其實，佐爾格此時也非常焦急，因為通過大使館的關係，他獲知德國正想盡一切辦法說服日本從東方對蘇聯發起進攻，以牽制蘇聯在遠東的力量。
　　
　　佐爾格調動了事前佈置的一切間諜網和關係網，探知日本是否對蘇作戰的情報，當時的日本國內形成了兩派觀點：一種極力支持，以當時的日本外相松崗為代表，因為他不止一次地向德國保證，蘇德開戰之後，日本一定會進攻蘇聯、支持德國；一種卻是持觀望態度，以首相近衛文磨為代表，他認為在中國戰場已經消耗了大量有生力量，而且同美國的談判結果也並不明朗，因此不願馬上捲入到對蘇戰爭中。
　　
　　而此時，佐爾格千方百計搜集到的有關日軍的動態非常不明朗，因為獲得的情報顯示，日本政府在國內展開了大規模的動員活動，無論是在北方還是在南方，日軍的調動都更加頻繁，一時間根本無法判斷日軍的真正意圖。這讓一向冷靜的佐爾格也變得心急火燎，因為他清楚他的任務關係著蘇聯的安危。但佐爾格不愧是間諜高手，他最終還是戰勝了自己的焦慮，將零散的情報整理出了頭緒。
　　
　　在對各方面的資訊作分析時，佐爾格發現，日本在大動員徵兵的時候，還徵集了總噸位上百萬噸的商船；雖然德國方面在不斷催促，然而日本無論是徵兵的速度還是調動的速度都不快。這些跡象似乎都說明日本並不是在為進攻蘇聯做準備。
　　
　　不久，佐爾格的猜測就得到了進一步的證實，原來鑒於1939年曰軍在諾門檻之戰中的慘敗，日軍對於蘇軍一直心有餘悸，即使主張參戰的軍方人士也認為要等到德軍獲得決定性勝利之後或者遠東紅軍大量調走之後再尋找機會參戰。此時一條關鍵情報引起了佐爾格的注意——日本軍部內部正為缺少石油、橡膠等戰略資源而犯愁。這讓佐爾格豁然開朗：日本自身能源極度匱乏，雖然佔據了中國大片領土，但仍不能完全滿足其戰爭需要，聯繫到日軍大量徵集商船以及和美國談判的情況，佐爾格有了一個大膽卻很自信的判斷：日本將會對英美宣戰，向東南亞方向進攻以便得到那裡的豐富自然資源；而不是向冰天雪地未得到開發的西伯利亞進攻。
　　
　　於是，佐爾格向莫斯科發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也是最後一封電報：蘇聯遠東地區是安全的，日軍不會發起進攻；相反日軍會對美國宣戰。這一次，莫斯科方面對於佐爾格的情報格外重視，並且依據佐爾格的情報做出軍事調動：將原來部署在遠東的11個步兵師和坦克師共計25萬餘人調往莫斯科，參與莫斯科保衛戰。
　　
　　正是由於這個調動，蘇聯贏得了莫斯科保衛戰的勝利，二戰的天平也開始向反法西斯同盟傾斜，可以說，佐爾格的情報改變了世界歷史。
　　
　　身份暴露之謎
　　
　　然而，佐爾格將那封至關重要的電報發出去才十幾天，日本特高課的人便在一天淩晨闖進佐爾格的住所——佐爾格被捕了。一併被抓獲的還有數十名與佐爾格諜報小組成員有關的人，其中也包括尾崎秀實。
　　
　　其實很早佐爾格的行動就引起過日本特高課的懷疑，尤其是在1941年這一年當中，佐爾格過於頻繁地活動，他曾在酒後對情人說“停止歐洲所有戰爭是我的任務”，並且在喝得酩酊大醉之後說要殺死希特勒。這些行為顯然不是一名老練的間諜應該發生的，有人認為這恰是佐爾格為了掩飾自己身份的“反其道為之”的行為，但很明顯這樣有些過分了。
　　
　　後來研究佐爾格的學者提出了一些讓人頗為玩味的觀點：
　　
　　佐爾格厭倦了無休止的戰爭，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又目睹了侵華日軍的暴行，仍深陷二戰的他自然會對世界產生失望的情緒。另外，蘇聯方面的表現和對他表現出的不夠信任也讓他非常苦悶。蘇聯在大清洗的過程中，也將佐爾格的上司清洗掉了；在後來的工作中，尤其是在佐爾格關於德國進攻蘇聯的情報未得到重視後，佐爾格對於蘇聯的官僚制度也產生了反感，並且在信仰上出現了搖擺。這些猜測不無道理，然而斯人已逝，已經無法得到確認了。
　　
　　但佐爾格作為一代諜王，在世界諜報史上將永遠佔據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