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為何是羅馬？《羅馬的崛起：從鐵器時代到布匿戰爭》導讀
成功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翁嘉聲
羅馬從西元前八世紀蕞爾小邦，歷經數百年後建立史上最大帝國之一。「為何是羅馬？」因此是最吸引人的歷史謎題之一。凱瑟琳．洛馬斯（Kathryn Lomas）在《羅馬的崛起：從鐵器時代到布匿戰爭》（The Rise of Rome: From the Iron Age to the Punic Wars (1000 BC – 264 BC)）提出她的解答。她的書涵蓋從西元前十世紀起到二六四年這段羅馬崛起的歷史。但為何要回溯到西元前十世紀？為何要以二六四年結束？而在這段期間羅馬究竟做了什麼，使它能在統一義大利後，在二六四年為建立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立下基礎？以下我根據洛馬斯的觀點做更多延伸，將羅馬放在地中海史來了解，並分析羅馬內部改革與對外擴張中所顯示出的政治智慧，來回答何以羅馬能，但當時看似更有發展潛力的希臘（雅典）或腓尼基（迦太基）卻是不能。
為何是西元前十世紀及二六四年？
羅馬在西元前十五世紀便留下人類遺跡，但羅馬出現聚落可能始於十世紀。但為何是十世紀？這故事要往前拉到約西元前一五○○年近東的晚期銅器時期。當時在近東出現「列強俱樂部」。其中的新埃及、中巴比倫、米塔尼、西臺及後來加入的中亞述等王國，在西元前一五○○年到一二○○年期間，各個國勢強盛，彼此相互制衡，力求以外交解決紛爭，促進當時交流及貿易，形成穩定的國際秩序。這情形可由西元前十四世紀埃及十八王朝在阿馬納（Amarna）出土、以當時國際通用外交語言阿卡底亞文（Akkadian）書寫的外交文書看出。文書中經常出現強權以兄弟相稱、結親締盟或禮物交換，構成綿密的網路。另方面，海洋考古學家巴斯（George Bass）在小亞細亞西南角外海發現烏魯布倫（Uluburun）沉船所運載的豐富物品，更確定這活絡的國際體系。希臘邁錫尼文明位居這國際體系西側，是這近東國際體系的延伸，而當時腓尼基及邁錫尼商人透過「銅」金屬（當代戰略物資）交易，從腓尼基，經過賽普勒斯、克里特島、義大利沿岸，建立到薩丁尼亞的貿易路線，甚至連結到大西洋岸及英格蘭康瓦爾的「錫路」（錫是青銅合金的必要成分），建立起橫貫整個地中海的海洋貿易路線。盛產金屬礦的義大利在這航線上，而伊特魯里亞人在歷史上便是以冶金出名的民族，很早就開採外海厄爾巴島（Elba）礦產，在這貿易路線上有一席之地。在那不勒斯灣的皮帖庫塞（Pithekusae）也發現冶金及聚落遺跡，因為靠近義大利礦苗，是理想貿易及製造據點。
但西元前一二○○年這體系因為「海洋民族」入侵而迅速崩解，整個近東及地中海世界落入「黑暗時期」，國際貿易迅速萎縮，影響這條橫跨地中海貿易網路的運作，整個地中海在人員及資源流動上逐漸遲緩，但未曾完全終止。西亞在西元前十世紀首先露出復甦曙光：新亞述帝國（西元前九一一年至六二七年）開始進行為期近三百年的系統性擴張，以政治力建立開發、吸收資源的「徵收系統」（requisitioning system），宛如一部超強吸塵器，以政治軍事力量來徵收貢賦、沒收資產或貿易交流等方式，吸進屬地經濟及人力資源後，轉化為推動下波政治軍事擴張的資本；而這增強的擴張動能及資源需求，促成每個受影響地區必須生產多餘物質來流通，也同時將復甦動能遞延到周圍地區的生產系統，如亞述帝國旁的高加索地區、伊朗高原、小亞細亞、腓尼基及埃及。對亞述這種以政治軍事力進行強徵的徵收系統無論是支持或對抗，都同樣受到巨大的牽引：正面回應者稱臣納貢，抵抗者則付出被入侵占領、資產沒收及人員被強迫遷徙（deportation）的命運。對這些次級徵收中心而言，又更邊陲的再次級中心（如中亞草原、阿富汗、阿拉伯、希臘和更遙遠的西地中海）也受到牽動，重覆相似結構，但最終動能仍歸諸以西亞肥沃月灣為核心的新亞述。
地中海沿岸腓尼基沿岸地區當然也捲入這徵收系統（其中尤以泰爾城最為特出），海路人流物流被系統性地啟動，也間接或直接納入到新亞述的徵收系統中。腓尼基船隻首先再度啟動串聯起從腓尼基、小亞細亞南岸、塞普勒斯、克里特島，更往西延伸到西西里、迦太基（傳統上在西元前八一四年成立）、南西班牙，甚至到大西洋的海洋貿易及殖民活動。稍後的希臘人也受到影響，在西元前七七六年進入歷史時期後，啟動海外殖民，與腓尼基人分庭抗禮，但路線及足跡稍微偏北，遍及小亞細亞愛琴海沿岸、亞得里亞海；往西到南義大利「大希臘」、西西里、義大利、薩丁尼亞、法國及西班牙；往東到黑海沿岸、高加索山麓與克里米亞，甚至插足利比亞。伊特魯里亞人也受到影響，在這時期建立著名的伊特魯里亞十二城邦，然後繼續往北向波河流域、往南向坎帕尼亞擴張。羅馬國王塔克文家族源自移居義大利的希臘科林斯貴族，便是人流物流活絡的絕佳例子。羅馬在西元前七五三年建國，將散居各山丘的獨立社區合併成新城邦（polis），模仿希臘人「合併成城邦」（sunoikismos）的城邦形成過程，也是捲入這動能中。
腓尼基人及希臘人一旦在克服對大海的恐懼後，發現更廣大的可能性，結果便是腓尼基海洋帝國或希臘璀璨的古典文明。這是場由東向西的歷史能量傳遞，結果是整個地中海運動起來，四處出現星羅棋布的城邦。我們若以近數十年來美國經濟興衰牽動全球經濟景氣活絡衰退，或許可以想像遙遠的羅馬是處於這泛地中海的新局面時，所感受到那由遙遠新亞述帝國傳來的力量。西元前十世紀是羅馬開始進入這地中海歷史舞台的時刻。
另方面，羅馬人銜接這樣的動能後，開始在歷史舞台嶄露頭角，連續征服拉丁姆平原、伊特魯里亞文化區，義大利山區的薩莫奈（Samnium）以及南義大利希臘城邦，統一義大利，並在西元前二六四年跨出半島，擊敗迦太基、征服西地中海後，開始逆向由西向東，發展建立雄霸地中海的羅馬帝國，並在東方銜接上由亞歷山大大帝所成就的希臘化東方世界，延伸向伊朗高原及中亞，開啟新的古典希臘羅馬地中海歷史舞台。所以西元前二六四年羅馬統一義大利，即將跨出義大利那一刻，是新局面的關鍵時刻。這羅馬史系列下一冊大衛．波特（David Potter）的《帝國的誕生：從共和到哈德良的羅馬》（The Origin of Empire: Rome from the Republic to Hadrian (264 BC - AD 138)）的主題，便是銜接羅馬統一義大利後所蓄積的能量，開始大規模擴張，直到哈德良皇帝放棄前任在兩河流域的擴張，以守成為帝國政策為止，完成建立新的古典地中海歷史舞台（西元一三八年）。西元前二六四年於是是更合理的斷代分割。傳統以西元前二七年的羅馬共和及帝國切點，過度強調羅馬憲政意義，是典型的羅馬中心論，但就地中海大歷史來說，羅馬在西元前二六四年即將跨入「大海」（The Great Sea）或地中海那刻，或許更具歷史意義。
為何羅馬能，而雅典或迦太基不能？
羅馬在建國之初是地中海星羅棋布的城邦世界中的一個。客觀上，地中海各地如蜂巢式的生態系統，容易促成如城邦這種小型社區出現的原因之一。城邦這種基本上以有限人數、強調成員平等以及極扁平化政治組織的社區，可以用極低行政成本及充滿彈性的運作方式，來進行發展。城邦內基本上只有兩群人：公民及非公民。古典雅典採取充分民主，強調公民一律平等，以政治權來控制、榨取非公民勞動力。即使如羅馬或迦太基等權力集中在少數精英公民手中，但城邦基本上仍是公民宰制非公民的格局。雅典公民為握有優勢，對內團結、強調平等、同時高度排外。這點反映在地中海地區城邦社區的空間分割：政治權力機構集中的市區（asty），控制相對廣大的經濟生產地帶：鄉村或疆土（chora）。地中海城邦文明基本上是城市控制鄉村、城鄉對抗的文明。希臘或腓尼基城邦這種小規模社區之所以能夠順利實現並散播這樣體制，則是得力於掌控源自東方優越的技術（如冶金）及發明（如文字），結果影響到伊特魯里亞及羅馬的城邦發展。
但雅典為何不能？雅典堅持唯有公民才有理性，能做政治判斷、參與決策；公民在面對最富有、最有能力、但無參政權的外僑，遑論奴隸，永遠高高在上。雅典人在政治運作上沒有媒介權力的侍從主義（patronage）來干擾個人的政治判斷及獨立性。每位公民都有權直接參與決策及分享城邦資源，也因此幾乎不開放公民權給外人，以免稀釋特權。這樣扁平組織使得雅典在政策上相當靈活，加上擁有強大海軍，最有潛力建立帝國。但雅典將公民權與血緣綑綁一起，拒絕與外人分享政治權的結果，便是雅典人在政治實作上從未創造出超越城邦層次的更高組織，永遠小國寡民，最高的政治組織層級只是鬆散的聯盟，如提洛聯盟（Delian League）。所謂雅典「帝國」，只是形容雅典人霸道行為的比喻說法。簡單說，古典希臘人若無法創造真正帝國，那是因為「太民主」，使得城邦雖然靈活彈性，但在組織人力及資源能力上，始終非常有限，甚至無法面對更有效積累及運作資源的不同政治組織型態，如腓力二世（西元前三五九至三三六年在位）的馬其頓王國。
但羅馬也是城邦開始，何以能建立橫跨地中海及歐亞非三洲的大帝國？羅馬在基本結構上一樣簡單，但公民在政治權分配不是如此平等、扁平，而是維持有限的階層化，藉此維持組織的精簡彈性，但又有擴充可能。
羅馬共和政治一開始便發生階層（ordines）鬥爭。公民分為世家貴族（patrician）及平民（plebeian）兩個階層（ordo）。世家貴族或許因為出身而握有占卜吉凶、測知神意的宗教權力，進而占有統帥權職位。這種權力關係更因為羅馬社會上下間的侍從主義（patronage）準法律社會關係，而更形鞏固。這侍從關係可以繼承延續，成為大家都尊重的「祖宗體制」一部分。但這種階層衝突在羅馬並未造成國家分裂，反而提供國家的領導人才庫，以及效忠國家的廣大公民民眾。這其中原因是因為羅馬人願意面對衝突、協商解決的政治性格，將潛在的階層分裂轉化成團結擴張的養分。
平民在西元前四九四年、四五一至四四九年、三六七年及二八七年多次因為債務、債奴、法律不公及分享官職等問題，進行抗爭。平民在沒得到貴族適當回應前，會集體退離羅馬，在賈尼科洛山（Janiculum）另立城邦，迫使貴族退讓。當時地中海世界以民兵（militia）為主的重裝步兵（hoplite）方陣（phalanx）戰術在羅馬已經普遍使用，因此平民對共和國擴張及保衛極為重要。貴族被迫協商，最後以西元前二八七年立法規定平民會議（concilium plebis）的決議（plebiscita），可以約束包括貴族在內的所有羅馬公民，具有法律效力，正式結束階層鬥爭的漫長歷史。在這數百年階層鬥爭的歷史中，雙方都願意求取彼此都能接受的政治妥協，因此在衝突結束後，往往能凝聚更高的社會共識。例如西元前三六七年的《李錫尼烏斯－色克都斯法》（Lex Licinia Sextia）通過後，平民獲得至少一位執政官必須是平民的結果，但同時也讓步接受貴族另立一位專責司法、且享有指揮權的法務官（praetor）及兩位新市政官（curule aediles），且皆由貴族出任，部分收回在執政官方面的讓步。這其中取捨充分顯示出貴族與平民互相讓步與妥協，力求共識的努力。但貴族更在與平民協商中，藉著讓步來吸收平民中最具才幹的領導者，被接納入貴族，形成有世家貴族及平民貴族混合的「新貴族」（nobilitas），反而活化寡頭統治集團。原先可能會裂解社會的階層衝突，因為羅馬人政治智慧化解，反而塑造更具凝聚力的社區。
羅馬內部政治整合成功與對外擴張順利在時間上攜手並進、相互加強。衝突、妥協所獲得的內部共識是擴張的基礎，而擴張成功促使新衝突出現及新共識建立，而這又促成新擴張，形成良性循環。這整合不僅發生在羅馬城邦內，也發生在羅馬及盟邦之間。例如，在四世紀甫開始時，羅馬成功征服伊特魯里亞地區的維伊城（Veii），但戰利品分配不均引起羅馬與盟邦的衝突，結果盟邦袖手旁觀高盧人在西元前三九○年入侵羅馬。於是羅馬與盟邦重複羅馬內部貴族與人民那種衝突解決型態。後來「義大利聯盟」的建立便特別著眼於彼此合作及分享：羅馬領導，但出錢出力的盟邦一起分享戰果，結果形成十分堅定的聯盟。
儘管當時羅馬人並未使用「義大利聯盟」來指稱這夥伴關係，但這名詞可以方便用來論述羅馬人如何組織盟友，成為合理且實際的系統，讓盟友願意與羅馬合作，動員前所未見規模的人力及物力資源，一起參與擴張，分享戰果。羅馬與盟友在擴張中也經歷共同歷史經驗，將義大利各民族進一步凝聚一起。但羅馬如何有效組織這些盟邦？
洛馬斯用「一臂之距」（at arm’s length）來形容羅馬與盟邦那種既密切、但又非直接兼併的關係，十分貼切。首先，羅馬人定義公民權為一束（bundle）政治、法律的權力，並與希臘人所強調的血緣或甚至文化脫勾，可以透過政治決策或法律判定來授予。羅馬人甚至接受雙重公民權（double citizenships），不擔心對羅馬的忠誠與對自己原先城邦的忠誠會兩相衝突，因為羅馬人堅信能夠證明羅馬的利益必將是盟邦的利益。而羅馬人之所以會如此做，是要將盟邦最寶貴的資源──人，引進到羅馬政體內，因為羅馬人需要軍事武力來進行擴張。
羅馬實際統治權力一直集中在人數有限的元老貴族手中。所謂「羅馬共和」是這些真正權貴的共和。公民權雖包括參政權，但羅馬特殊的投票方式（以「百人團」或「部落」的團票為投票單位），使得新進公民不會對統治階級的權力有明顯影響，因此羅馬能始終維持元老院寡頭統治，但也同時願意施捨外人公民權，增加羅馬自己的兵源。羅馬甚至讓解放後的奴隸逕自成為公民，而這在古代世界是難以想像的。對公民權的不同概念及實際運作，或許解釋希臘城邦何以始終保持著小規模社區形式，無法在政治上升級，但羅馬卻能發展成橫跨地中海的大帝國。
在西元前二六四年第一次布匿戰爭前，羅馬直接、間接控制羅馬義大利約百分之六十五的土地。所有這些主動與羅馬結盟或因戰敗而臣服於羅馬的國家，會因歷史因素而分為四個由親至疏的類型：
一、相同權利（isopoliteia）公民
二、無參政權公民（civitates sine suffragio）
三、拉丁權（jus Latinii）人民
四、條約盟友（foederati）
這樣的結構是羅馬人歷經數百年後慢慢摸索演化出來的，而不是某位天縱英才的羅馬人規劃出來的。不同等級的盟友只能與羅馬簽訂雙邊條約，而不能與其他盟友簽約；這確定羅馬對盟邦的控制不受挑戰。盟邦皆擁有高度自治，但必須和羅馬擁有「相同朋友及相同敵人」。盟邦被規定要承擔一定權利義務，包括徵稅，但特別是提供羅馬兵力。這些盟友國家的統治精英也常受邀加入羅馬統治階級。羅馬更會對各社區因為政治忠誠及表現優劣，而由元老院決議授予不同地位及權力，在上面所列的四種法律地位升降。這種權益分享（privilege-sharing）的政策，特別是公民權的分享，使得羅馬統治階級不斷有新血輪加入而更新，而公民及盟友組成的作戰武力的數量也能不斷擴大。
羅馬盟友經歷對抗、臣服、加盟、參與的過程，最後與羅馬共同承擔擴張、分享戰果，使得所有義大利人民仰望羅馬，追求共同福祉，看待羅馬擴張為義大利盟邦的共業。這些盟邦提供羅馬至少二分之一、甚至在二世紀時到達三分之二戰力。羅馬因為聯盟協助，能夠在伊庇魯斯國王皮洛士（Pyrrhus of Epirus）在西元前二八○年代入侵義大利、連續承受兩次戰敗後，仍然有力再戰；這讓皮洛士大惑不解，因為在希臘化世界，戰敗國在如此嚴重受挫後，一定主動求和。而在更慘烈的漢尼拔戰爭三次戰役中，羅馬連續承受三次極其嚴重的敗戰，甚至有場戰敗的死亡羅馬戰士還超過六萬人！其中任何一場都足以讓任何希臘化王國動搖國本，或直接停止運作，但羅馬兵源始終源源不絕。但更重要的是在皮洛士及漢尼拔入侵義大利期間，羅馬盟邦始終堅定不移。這便是羅馬聯盟及資源運作成功的最好見證，也充分顯現羅馬人的政治智慧：接受您擊敗的敵人成為新盟友，而盟友自認戰不勝羅馬，不如加入羅馬，將自己的未來命運與善待它的羅馬綁在一起。羅馬這種將其臣服社區列入夥伴關係，與希臘城邦一旦戰勝，常處死戰敗國所有男人，販賣小孩婦女為奴的極為短視、短線及殘酷做法，大不相同。
羅馬在征服義大利國家時，時常會設立殖民地，或安插公民到戰敗國家屯墾殖民，以策安全。洛馬斯對這些地區的發展是否直接複製羅馬體制，討論詳盡，特別強調不能將這些殖民地一概而論，而是關乎相關社區對羅馬的接受程度。這種細膩觀察必須仰賴考古資料的解讀。但這些加入義大利聯盟的城邦，經過一段長時間，在政治上最後常會模仿複製羅馬的政治結構，即使南部義大利老牌希臘城邦也如此。地方議會轉化如元老院的寡頭權力機構（decurion）；這些元老議員階級是承擔領導城邦地方自治的中堅人物，為羅馬徵兵、徵稅。這些地方權貴認同羅馬，而羅馬保障他們利益，維持他們的權勢。這共同利益使得羅馬與盟邦更休戚與共。這情形在西元前二六四年後隨著羅馬擴張而遍及地中海，成為未來羅馬治理帝國的基本型態。
如果我們將羅馬當作成功的創業，那它制訂發展方向、提供ＣＥＯ，以那所向無敵的當代獨門先進技術：羅馬兵團，進行事業版圖的擴張，甚至擴大營業項目（如士兵進行基礎建設），就是整個過程中的最大股東及獲益者。盟邦因為參與而成為小股東，分享利潤。羅馬在軍事上更多的成功，意味更多盟邦的加入。結果這擴張像是滾雪球，動能愈來愈大，最後跨境義大利外，征服迦太基稱霸的西地中海，然後在更短時間內雄霸希臘化的東地中海。這不斷加快的速度及規模。羅馬以政治軍事力換取影響力及經濟利益的規模和強度，若以企業發展觀點來說，堪稱古代最成功的創業。這點令我們想到新亞述。
以羅馬為首的義大利聯盟與現代上市公司不同之處，主要在於它專門從事政治軍事征服，以獲取利潤的創業。這在任何時代都是投資極巨、風險至高的冒險，但羅馬一再成功，成為盟邦信賴的投資對象。另外，共同奮鬥的歷史經驗更將羅馬與盟邦緊密結合，但這未必是現代唯利是圖股民的心態。羅馬即使戰敗，盟邦經常不離不棄，但現代股民則會立即賣股求生。因此羅馬不僅進行軍事征服，也創造新的共同歷史，這些經驗是義大利「羅馬化」的基礎。這「義大利聯盟」系統在西元前二六四年羅馬跨海前已經完成。它的強度提供羅馬足夠人力及物力資源去進行海外征服，能開啟超過一個以上的戰場，並連年征戰，因為羅馬盟邦已將羅馬的戰爭視為自己的戰爭。羅馬的崛起激起希臘化史學家波利比烏斯的讚嘆，並寫書探索其中理由。他的作品便是從二六四年開始。
我們已經討論過為何羅馬能，而雅典不能。這裡我們簡短談一下迦太基為何不能。迦太基能與羅馬進行三次大戰，分別持續二十三年、十六年及三年，堪稱羅馬史上最大勁敵之一，且常在敗戰後，能立即準備下波反攻。這證明迦太基海上帝國在組織及動員上的效率，堪與羅馬分庭抗禮，但我們很可惜對這如何運作，所知有限。但據我們所知，迦太基盟友常在迦太基失利時背棄，甚至造成最後失敗，這令我們質疑盟邦系統的性質。另外，迦太基大量僱用傭兵來擴張及保衛國土，而非像羅馬的民兵制，反而像是現在的武裝保全，是商業契約的安排，或是求利套現的股民，將國家治理當作一件單純生意或公司來經營，不容易有因為共同歷史經驗所凝聚的愛國意識型態，也因此欠缺政治上最需要的「合法性」。相形之下，愛國主題的人物事蹟卻貫穿李維整部歷史！
關於本書的特色
關於這段從西元前十世紀到二六四年的早期羅馬歷史，我們的史料十分有限。我們有兩種資料作為重建歷史的根據：文字史料及考古資料。早期羅馬史文字史料付之闕如，甚至要到二六四年第一次腓尼基戰爭爆發時，我們才有比較可靠的紀錄，如羅馬作家皮克托爾（Fabius Pictor，以希臘文寫作）或希臘化史家波利比烏斯。但對羅馬建國之初，我們必須依賴更晚的西元前一世紀末羅馬帝國作家，如拉丁史家李維或希臘史家哈利卡納索斯的戴奧尼修斯（Dionysios of Halicarnassus）。但他們除了距離所描繪事件更久遠外，在敘述時常將當時的政治經驗給投射到重建的過去，特別是晚期共和激烈的政治衝突，讓過去宛如現在的再現。例如，在階層衝突中常能見到西元前一三三年格拉古兄弟（Gracchi）改革的一些面向。他們也常將過去歷史描繪成一齣道德劇，充滿愛國、叛國、敗德的情節。所以王政之始發生羅馬集體劫掠強暴薩賓（Sabine）婦女；而王政傾覆、共和開始則又是起因於盧克麗霞（Lucretia）被「傲慢」塔克文的兒子強暴。我們要如何看待政權變化與這些敗德、敗行的關係？純然是浪漫的虛構？還是早期歷史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家族史或個人史？我們是否能透過適當理解後，從這些富於傳奇色彩背後挖掘出歷史真相？樂觀者如提姆．康奈爾（T. J. Cornell）的《羅馬的起源》（The Beginnings of Rome. Italy and Rome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unic Wars (c. 1000-264 BC)）。還是傳奇畢竟只是傳奇，毫無歷史價值，最終仍必須回歸考古出土的「客觀」資料？悲觀如蓋瑞．福賽斯（Gary Forsythe）的《早期羅馬批判史》（A Critical History of Early Rome: From Prehistory the First Punic War）屬於這看法。但即使考古資料不斷發掘出，目前仍相當片段片面；福賽斯被迫提出許多無法證實的假設，來了解、架構出土資料，但常無濟於事。
就我個人看法，洛馬斯本人義大利進行考古工作數十年，十分熟悉考古資料，但對文字史料也十分同情理解，在這兩類史料立場上比較中庸，認知到這兩種史料各有特色，以及可能的互補性及可用性，更願意探索何以這些傳奇故事會被述說、被流傳。因此她對羅馬崛起這歷史謎題，盡量提供我們完整、但謹慎的樣貌。她的結論或許不驚人，但論述十分完整、有耐心，在諸多細部上修正地更合乎情理，也會將她的思索過程在行文中說出，十分親切。整個結果是讓最後浮現的圖像更為全貌。這種不過度預設立場，以及不追求偏鋒理論的態度，是引領讀者進入這類議題世界最佳的引導。
洛馬斯為這內容十分豐富的羅馬史提供詳細、並能配合內文的地圖和相關圖片及彩圖，讓閱讀更能精準確實，更能掌握意涵。她也在文後為每章主題的發展近況以及書目，提供適當且有用的介紹。因為文字史料多已經被發現，但考古資料仍不斷出土，因此洛馬斯也介紹義大利主要博物館及考古基地，配合網路資源，十分能符合現在的學習經驗。對「羅馬的崛起」這議題想多知道一些的讀者，洛馬斯這些努力不僅完整，而且會鼓勵進一步到義大利親賭遺跡。中文出版將這些資料完整列出，並給予編年表和人名地名詳細索引，讓這本書更臻完美。
最後，對本書有關人名翻譯，在此做些簡單說明。在翻譯羅馬史的人名時，有時會出現惱人的問題。例如，英國二十世紀初曾提倡社會漸進改革的「費邊學社」（Fabian Society），其命名原取自於漢尼拔在義大利連續擊敗羅馬大軍後，羅馬任命的獨裁官昆圖斯．法比烏斯．馬克西穆斯（Quintus Fabius Maximus）。他放棄之前與漢尼拔直接對戰的戰略，改為堅壁清野的避戰，並趁著敵人疏失時，連續蠶食，消耗敵人戰力，積小勝為大勝。但Fabius這氏族名常被翻為英文形容詞的「費邊」（Fabian），好像與「法比烏斯」無關。類似令人困擾的情形還發生在其他地方，例如以凱撒（Caius Julius Caesar）為例。在提到此人時，時常以氏族名指稱之，因此是Julius（尤利烏斯）；但在指稱這氏族時，會變成複數Julii（Julius的複數），按照音譯則變成「朱利」；若是他所提出的法律，則因為lex（法律）為陰性名詞，提案人氏族名變成lex Julia（朱利亞法）。這些翻譯容易造成這三者可能沒有關係的印象。因此本書翻譯，一律以單數陽性的「尤利烏斯」為根據，提到氏族名Julii時，會譯為「尤利烏斯氏族」，法律名lex Julia則譯為「尤利烏斯法」，讓讀者比較能察覺彼此間的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