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最後的帝國軍人》台灣版序
在這篇序文的開頭，我想先坦白承認一件事，那就是台灣史的複雜性，以及其中所包含的種種悲劇意涵，對於像我這種位處於外部研究台灣的人而言，實在充滿著難以抗拒的魅力。對於受大和民族壓倒性的支配、走在「萬世一系」這種世界絕無僅有的線性歷史軌跡上的日本人來說，在台灣這個並不算大的島嶼上，那充滿著民族、族群、政治勢力、外國（當然也包括日本）彼此糾結交織關係的近現代史，確實是令人由衷感到驚歎不已的。
在我看來，白團的存在，正是這種台灣複雜性的象徵，而受到這種複雜性所深深吸引的我，在求知之心萌生下所誕生的成果，正是這本《最後的帝國軍人：蔣介石與白團》。
台灣，在今年正逢開戰一百二十週年、蔚為話題的甲午戰爭中，隨著清朝遭到擊敗，被納入了日本的掌中。對於這樣的清朝感到失望、投身革命的年輕蔣介石，從日本學習了相當多的事物。爾後，蔣介石成為中國的領導者與日本交戰，並打敗了日本，但隨後卻又遭到毛澤東擊敗，狼狽地逃到了從日本手中收復的台灣島上。就在這種局勢下，以台灣為據點的蔣介石，為了抵抗共產黨「解放台灣」的攻勢，從日本號召了過去曾與自己交戰的舊日本軍人，並將重建一度土崩瓦解的軍隊之重責大任託付給了他們。
這種充滿著層層矛盾的關係，究竟該從何開始釐清才好呢？白團的存在，或許正是解開這層迷霧的最佳素材吧！
正因為其間的關係是如此錯綜複雜，所以解明的作業也相當耗時費力。我對「白團」這個名稱有些神祕的集團產生興趣，是始於二○○八年夏天在美國史丹佛大學進行研究的時候。當時，我在閱讀蔣介石日記時發現了許多有關白團的記述，於是下定決心，要將這些內容寫成一本著作。可是，隨著調查工作的日益深入，我所涉獵的範圍，已經不止於白團活動的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八年這二十年間，還包括了從一九四五年日本敗戰到國民政府撤退台灣的這五年間，甚至一路回溯到中日戰爭，乃至於辛亥革命；在這樣的追溯過程中，我一邊蒐集資料，一邊也反覆進行著相關的訪談。
在這樣的作業之中，我最後所探尋得出、有關這一切的原點是：現代中國的歷史，可說是與蔣介石個人的命運緊緊相繫的。學習日本、利用日本，最後克服日本，蔣介石以這樣的形式，推動著某種「歷史意志」的運作，這就是本書最後得到的結論。
我很清楚在台灣，有關蔣介石的歷史與政治評價一向是相當敏感的主題，不過我的立場是相當明確的，那就是：重新理解蔣介石，不只是對台灣、對日本乃至於對中國近現代史的理解，也都是相當有助益之事，而這部分的工作，以現在的狀況而言，不過是剛剛起步罷了。隨著冷戰結束以及兩岸關係的變化，如今對於蔣介石的研究，正以和往昔截然不同的方式逐漸開展。在這各方面的優秀人才不斷努力踏出的步伐當中，我希望自己的這本作品，能夠成為這廣大洪流的一部分，為正確理解蔣介石的重大任務略盡棉薄之力。更進一步說，能夠讓對蔣介石理解最深的台灣人閱讀到我的作品，對我而言是極大的榮幸，同時也是相當嚴格的試煉。但願書中描寫有關白團的過往種種，能夠多多少少喚起台灣的人們對於這段過往歷史的求知與好奇心，這是我由衷的期盼。
本書在日本付梓的時間，是二○一四年的四月。或許是十分湊巧吧，就在同一時間，日本與台灣的有志之士成立了「白團顯彰會」；顯彰會初次的活動是在新北市樹林區的海明禪寺，舉行對白團的團長富田直亮，也就是白鴻亮的逝世三十五週年追思儀式。而在這之前，他們在台北舉辦了一場演講會，會中邀請了我，以及在本書中也有登場的陳鵬仁先生擔任講師，就白團的相關內容發表演講。和本書的刊行幾乎有志一同的顯彰會成立一事，令我不禁感到緣分的不可思議。
不只如此，在會中，有許多原來彼此互不相識的白團成員遺族從日本前來參加活動，他們一方面互相確認父親生前的活動，同時也彼此進行交流；在這過程中，我之前為了本書取材而蒐集的白團成員住所與電話，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對於自己多少能夠為我取材的主題─白團的成員做出一點小小的回饋，我個人感到相當欣慰。
關於白團幹部的實際情況，我這本書還有許許多多未能道盡的部分。包括我手邊所擁有的戶梶金次郎日記等資料，和留存在台灣國防大學裡，「富士俱樂部」尚未整理的龐大資料與藏書，雖然不知對於後世的研究是否真能有所幫助，但我希望今後能為這些史料的系統性保存與整理，繼續一盡己力。
本書是我的第五本作品，就台灣譯本而言則是第四冊，同時也是聯經出版的第三冊著作。在這些著作當中，這本《最後的帝國軍人》是我寫過篇幅最長、耗費時間最多，同時也是最殫思極慮的作品。
關於本書的刊行，我想在此感謝聯經出版公司工作人員的多所關照。對於他們溫暖與寬容的態度，以及盡可能配合身在海外的筆者我諸多任性的要求，請容我在此由衷表達最深的感謝之情。同時，對於譯者蘆荻小姐力求正確且謹慎的工作精神，我也要致上深深的謝意。
時值台灣版刊行之際，最後我想說的是：台灣對我而言，不只是「採訪的現場」、「執筆的現場」，更是「讀者所在的現場」，這是我最深的體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