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致臺灣讀者序
英國脫歐／留歐公投結果揭曉後，大家似乎突然發覺─他們並不認識自己成長的社會。投票選擇留歐的英國人都覺得似乎不認識另一半投票脫歐的公民。頓時，英國好像被劃成兩半。選擇脫歐者雖然不都是種族主義者，但大多數脫歐選民的出發點是反移民、排外。他們多為中年至老年，集中在全國各地工業蕭條地區。最讓英國另一半選民震驚的是，這些脫歐者都非常、非常地憤怒。
其實，我們今日所處的世界就充滿了這樣憤怒的白人，他們之中有一部分的人已成為極右派運動的基層成員。這些正快速成長的運動，形成歐美社會不得不正視的危機。
今日的極右派勢力在歐美各國都漸占優勢，這是有目共睹的趨勢。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半個世紀後，歐洲極右派政治運動的復甦可說已離一九三○年代的程度不遠了。盧森堡協會（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於今年二月曾發表報告，警示自金融危機以來極右黨派及其街頭運動在全球各地的成長。我們在英國自保守黨卡麥隆（David Cameron）加速的緊縮政策下，也目睹了極右派組織的動員和茁壯。
英國獨立黨（United Kingdom Independence Party, UKIP）數年來就在緊縮政策的大環境下成長。在其民粹主義中，所謂「人民」是個幌子，「人民的自由」是個虛構概念。該黨黨魁法拉吉（Nigel Farage）在高談「人民自由」的同時，完全反對全國基本工資的上漲，並主張廢除一切反歧視的立法。在英國獨立黨政治架構裡真正的內容，只有對私有企業的保護與澈底地反移民、排外。
法拉吉語道：「若人們覺得移民問題不能以民主方式解決，那麼下一步將會是暴力行動。」語出不久，工黨國會議員考斯女士（Jo Cox）於六月十六日在她西約克夏（West Yorkshire）的家鄉被謀殺。這是極右派勢力向任何代表多元文化者的宣戰，是他們對任何爭取民族平等者的最終攻擊。凶手是一名五十二歲的極右分子湯米．梅爾（Tommy Mair），常年受新法西斯思想影響，曾參與美國極右派組織「國家聯盟」（National Alliance）在英國舉辦的活動，並長期購閱該組織的出版物。在謀殺考斯女士時，他喊著「英國第一！」；在法庭上，當法官問他全名時，他面無表情地回答：「處死叛徒！為英國爭取自由！」。他指的「叛徒」，就是致力推動英國接收敘利亞難民，崇尚多元文化社會的考斯女士。大家都記得幾年前挪威的法西斯分子安德斯．貝林．布雷維克（Anders Behring Breivik），屠殺了七十七名挪威左翼青年，在他眼裡，這些人是國家「叛徒」，因為他們歡迎移民，歡迎多元文化。
最近可看到的是在右派主導的脫歐／留歐公投之下，選戰中充斥著種族主義。中間偏右的主流種族主義，容納並收編了極右派勢力，直接與極右派組織互動，助長它的勢力。如今，極右派組織宣傳的種族主義已是英國每日政治的一部分。前一陣子當薩迪克．汗（Sadiq Khan）當選倫敦市長時，「英國第一」（Britain First）─這個新法西斯政黨即宣告「倫敦淪陷了」。「英國第一」不僅使用保守黨競選語言，說薩迪克．汗與「伊斯蘭激進者」有關聯，並宣傳強化脫歐陣營「移民入侵」的標準論述。對於薩迪克當選倫敦市長，「英國第一」這麼說：「倫敦曾逃過黑死病、大火和大戰期間轟炸的大劫，但今日卻被湧入的移民給謀殺了。」、「奪回我們的國家！」、「英國第一！」。這般高喊著，號召它的成員和支持者投入脫歐陣營的選戰。
公投後，英國上下種族主義事件大為增加，極右派政治抬頭。公投後的頭一個星期內，就發生了三百多起種族主義騷擾和襲擊事件。不論是少數民族或移工，都覺得人身安全不再有保障。
在歐洲各地，湯米．梅爾暴力行動背後的那類意識形態，也就是我們過去一直視為「極端種族主義」的思想，如今已進入主流。極右黨派在歐洲不再是「過街老鼠」，而在各國政壇上愈來愈看好。最近德國聯邦外務處資助的一份報告顯示，歐洲民眾對極右派政黨的支持度自一九九九年不斷增長，導致歐洲國會裡極右派的得勢：歐盟兩年前的選舉是歐盟極右政黨跨出的最大一步，極右派政黨在歐盟議會裡得到了一百七十二個席次，也就是百分之二十三的席次。據估計，下一回歐盟議會於二○一九年選舉時，極右派政黨有可能奪取三分之一的席次。
極右派政黨在國家層次上的影響力，也已到達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從未達到的空前程度。德國的反移民政黨─「德國他途」（Alternative for Germany），也就是極右派街頭運動「愛國歐洲人反對西方伊斯蘭化」組織（PEGIDA）在議會政治上的代表，於今年三月份地方選舉中受到許多藍領勞動階級選民的肯定，如今是德國的第三大黨。在奧地利，極右派政黨─奧地利自由黨（FPÖ）今年五月底幾乎成為總統大選的贏家。由於奧地利自由黨和角逐對手綠黨的票數非常接近，奧地利自由黨提出選票處理不當的控訴，得到法官認可，奧地利將重選總統。結果如何很難說，但清楚的是，奧地利自由黨已是奧地利政治的主流，離執政不遠了。
極右派組織目前信心十足，它們在街頭的活動頻率也增高了。「英國第一」這個政黨，在今年就已三度來到東倫敦清真寺（East London Mosque），騷擾教徒，並打傷一名穆斯林居民。德國最大型的極右派街頭運動—PEGIDA，每週一在德勒斯登（Dresden）這個城市聚集上千支持者。這個組織在歐洲各國已設有支部，如今已可說是一個跨歐的街頭運動。這些組織的成長，造成的直接結果就是移民、難民和庇護申請者的人身安全受到嚴重威脅─不僅在大街上，甚至在他們的住處也不安全。比如在德國包森（Bautzen）這個城裡，就發生了難民庇護所被燒毀，而民眾在旁歡呼的情況。今年二月份，瑞典的納粹組織「瑞典反抗運動」（Swedish Resistance Movement）在攻擊難民兒童後，警告所有「外來者」，今年將是「以武力對抗移民」的一年。
書寫《憤怒的白人》的動機，是從我個人經驗開始的─從個人與生活環境中人們對種族主義的親身體驗開始的。這促使我想要了解：究竟那些白人為何憤怒？他們的仇恨背後，究竟是有什麼樣的背景因素，什麼樣的社會經濟情況？
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英國這幾年來最大型、影響力最深遠的極右派街頭運動—英格蘭護衛聯盟（English Defence League, EDL）。吸引我的最大原因，不僅是它的規模，也是它與英國政治社會的互動關係，它的種族主義思想總與主流政治的種族主義起共鳴。極右派組織當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早在EDL於二○○九年成立之前的十多年裡，反穆斯林的種族主義就已充斥於國家機構，以及那些為國家工作的意識形態機構裡—如大多數的媒體。英國在外頭參與的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反恐措施，創造了這種需要：要在文化上征服它的敵人，用以正當化英國在國際上的軍事侵略，正當化它在國境內將整個穆斯林社區當作嫌疑犯來對待。英國主流社會和它的機構都參與了這項製造「穆斯林敵人」的文化形象的工程。在不久的過去，這文化形象的製造工程曾是針對愛爾蘭人和來自西印度群島的移民。
這可說是西方社會自二次大戰後逐漸形塑的文化種族主義的一部分。在前殖民地獨立後，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和理論都不斷演化：生物種族主義逐漸褪色，那種基於歧視個人膚色的種族主義慢慢站不住腳，二次大戰後的種族主義逐漸集中它的注意力在文化上。文化本質與同化成為重心，「文化差異」成為排他思想的理論重點。過去三十多年來，文化種族主義成為主要的種族主義形式。
國家機構和EDL這類的極右派運動，它們在談論或「面對」英國穆斯林時，採取的其實就是文化種族主義的理論角度。政府反恐的「預防」策略（Prevent strategy）的中心思想，就是「激進化」的神話。它將所謂「激進化」看作神學上的過程，以宗教信仰（以個人與宗教的距離為判斷標準）將穆斯林劃入兩個簡單的陣營─「溫和派」與「極端分子」。國家反恐的「預防」策略，就是要所謂「溫和派」去監視並譴責所謂的「極端分子」。在社區裡，國家的反恐「預防」策略做的就是將資源分給所謂「溫和派」的穆斯林組織，讓他們在社區裡依循所謂「英國價值觀」做「去激進化」的工作。
EDL採用的理論同樣是以文化和「文化差異」為中心，將穆斯林當作一個文化同質的群體，將伊斯蘭的信奉者種族化。任何單一的事件都會被概化為固有的文化特質和文化實踐，而這就是他們排他和仇恨的根基。在這架構裡，一位穆斯林只有當他不再是穆斯林時，才有可能融合於英國社會。如果觀察EDL創始人湯米．羅賓森（Tommy Robinson）的社會媒體言論，就會發現對他而言，伊斯蘭是邪惡的，而唯一的一位「好穆斯林」，必定是已改信奉基督教的穆斯林。
整體來說，EDL是一個極端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的街頭運動，雖屬極右派組織，它的許多中心思想卻一直得到政治菁英階層的背書。這個運動的意識形態完全是由一群經驗豐富的極右派人士所操作，這些人裡面有來自新法西斯主義的極右派政黨組織背景，比如英國國家黨（British National Party, BNP），也有來自新近的反伊斯蘭、反穆斯林、跨國的極右派運動。而我對這些極右派街頭運動最有興趣的，是它們的基層成員—他們都來自藍領勞動階級，是這些運動的「肌肉」，是EDL展現其思想的草根力量。
要進入這個圈子裡採訪，當然對我這樣少數民族背景的人來說相當地困難。而整個過程，包括我與基層成員之間的互動，也讓我看到他們的思想使行動中包含許多不為人知的層面。打自採訪的第一天起，我就相當明白自己在他們眼中必定是個外國人、外來者、「局外人」。而在與基層成員的互動中我發現，由於他們的經濟邊緣位置，他們同時視自身為英國社會的「局外人」。他們這些本土的「局外人」，是如何發展出仇恨社會位置在許多方面比他們更邊緣的穆斯林、移民或難民？
在過去三十五年來，英國製造業，也就是過去工業的中心，失去了百分之六十的工作，低技術工作被轉移到勞力低廉的國家。自柴契爾時代，政府政策促成並加速製造業的萎縮。在新工黨（New Labour）執政期間情況持續惡化，製造業有半數的工人失去了工廠的工作，被迫轉行。工業的萎縮造成環繞製造業的勞動階級社區的逐漸凋敝。這些社區的成員當然不僅是白人勞工，也有少數民族勞工，而且後者過去是製造業的重要勞動力。長期失業是許多人（跨民族）的命運，他處再就職的勞工多處在低薪、臨時化、彈性高的就業環境，讓他們無法逃脫社區的蕭條。勞工過去在製造業環境裡的工業認同感不再，勞動階級的工業團結性在「零時工時 」的惡劣勞動環境中喪失殆盡，取而代之的是柴契爾時代標榜的、自顧生存的個人主義。這些後製造業時代的英國勞工，成為了全球新自由主義下的「顛覆性的勞動階級」（precariat）的一部分。
所謂「顛覆性的勞動階級」，是自一九七○年代全球市場開放，新自由主義當家，工資全球性地受到壓縮下產生的階級結構。自此時，階級之間收入差異增大，勞動階級加速貧窮化，造成勞動階級的分層化，形塑了這支位於最底層的勞工生力軍。學者史丹丁（Guy Standing）將這最底層稱作「顛覆性的勞動階級」，由於他們的最大特質是不穩定的勞動力、「現金經濟」（工資的支付經常是現金形式，沒有記錄）、不享有權利和安全感，且經常負債累累。在柴契爾政權下，英國勞工階級組織遭到最大打擊，工會在過去三十年來整體衰弱，因而這「顛覆性的勞動階級」是憤怒且分歧、缺乏組織、無所適從，被稱為「遊牧的勞動階級」。這社會疏離感強烈的勞動階級，可說是「class in itself」（勞工對資產階級抱有不滿，但尚未意識到自身整體的階級利益），而非「class for itself」（勞工意識到自身階級位置和利益，產生出與資產階級的對立階級意識）。
在撰寫本書的過程中，我的採訪對象多來自這些已沒落的製造業勞工階級社區。他們來自傳統的工黨選民家庭，一輩子都一直跟著工黨，直到生計遭受打擊，社區在缺乏投資的情況下蕭條。他們看不到自己的未來，畏懼兒女未來面臨的困境。他們充滿著焦慮和極度的躁鬱不安，為自己的現狀感到憤怒，覺得工黨背叛了他們。
他們的「顛覆性」，可以是朝任何一方向而去─若在工人階級組織強大的狀況下，他們可能成為反抗緊縮政策，反抗新自由主義的最前線。但在英國，工會力量早自柴契爾時代大為削弱，甚至在某些工會裡民族主義仍存，這展現於部分工會倡議的「英國工作給英國工人」之主張。工會裡的民族主義反映的是勞工組織的衰弱和工運的多年挫敗。這使「顛覆性的」勞動階級在經濟逆境中朝向另一方向發展：他們成為右翼民粹主義最理想的群眾。當他們多年工資不上漲，「零時工時合約工資」成為正常勞動報酬時，許多英國白人勞工最終訴諸於他們的「想像工資」─民族主義。他們的帝國懷舊情緒被挑起，在媒體和政客的牽引下，這民族主義可進一步發展成強烈的排外、仇外思想。他們視多元文化主義和移民的進入為工黨對他們的背叛。事實上，工黨這三十多年來對他們的真正背叛是未能挑戰保守黨的一切政策，從公共設施的私有化到公共部門經費的縮減、福利國家體制的削弱、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工黨已不再是勞工階級的政黨。
如上所說，當然英國勞工的極端民族主義並不是必然的發展。勞工的社會疏離感和經濟弱勢，並不一定會帶領他們走進極右派街頭運動。關鍵在於他們是否有別種選擇：他們是否能理性分析自己所處的狀況，還是依賴商業媒體給予答案？他們能從哪裡找到別種選擇？我個人認為，傳統勞工階級組織扮演著關鍵角色。倘若工會能看懂、看清民族主義和種族主義，並主動提供反民族主義、反種族主義的對現狀的詮釋，與所有勞工（包括少數民族勞工和移工）站在一起，那必定會對英國白人勞工的思想發展產生作用。這一點我們已可在過去反抗極右派的地方運動裡看到範例：當勞工組織能夠持有明確的反種族主義立場，動員白人勞工參與反抗極右派行動時，在勞工階級的團結下，最有可能擊敗極右派街頭運動。本書中記錄了在跨民族的反種族主義行動裡勞工組織的重要角色。
盼本書能透過許多個人的故事經歷，來呈現出英國極右派政治及其組織的樣貌，描繪這些組織和街頭運動為何能夠號召基層，動員起上千上萬憤怒的白人，將他們引向絕望的政治。而同時，也盼能透過個人的故事經歷，見到英國社會裡反抗這潮流的契機。
白曉紅
二○一六年七月四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