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末志士阪本龍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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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末志士阪本龍馬
阪本龍馬是日本德川幕府末期的志士，倒幕維新運動領導人之一，著名的政治思想家。1835年11月15日，阪本龍馬生於土佐藩高知城下上町(現今高知市本丁筋一丁目)，他的祖輩經營才穀屋酒店，後取得鄉士身份。其父阪本八平直足，爲商人出身的武士，母幸(穀氏)。據說其母懷孕對夢見雲龍奔馬在腹內飛騰，因而取名龍馬。
尊王攘夷的志士
龍馬成熟較晚,1846年曾入町內楠山莊助之塾，不久因與嘲罵他的同學吵架而退學，從此未受過正規文化教育。當他到十四歲時，還有夜溺毛病，連其父親也歎其遲鈍。1848年，進人日根野弁治的道場，學習小栗流派的劍術。這一期間，他曾冒暴雨去練習游泳，表現得很有毅力。據說他十六歲時曾監督幡多郡土木工程，因爲善於組織和使用人力，頗受好評。 1853年，美國海軍準將培裏率黑船艦隊叩關，給予封建鎖國的日本以極大衝擊，國內興起尊王攘夷運動，阪本龍馬受到刺激，與水戶藩(現茨域縣)攘夷者交往。1854年秋，龍馬去訪問河田小龍，聽他談世界形勢，使龍馬獲得了最新知識，深受啓發，立志要振興日本海軍和貿易。1859年，龍馬入土佐藩西洋炮術家德弘孝藏之門，學習洋式炮術。
幕府大老井伊直弼由於興“安政大獄”，鎮壓愛國志士，對外國屈從，被尊王攘夷志士們暗殺，龍馬聽到消息，讚賞志士們的行動，並表示將米如遇此事，“亦期望能如此行事”。 1861年8月，著名尊攘志士武市瑞山在薩摩藩和長州藩(現山口縣)志士的協助下結成《土佐勤王黨》，參加血盟者共 百九 十二人，龍馬於9月底加入爲第九號，從此參加了土佐的尊王攘夷運動。10月，他以修劍術爲名離開土佐藩，開始他的政治生涯，進入了所謂“龍馬飛騰”的時期。
1862年10月，他與另一位尊攘派志士千葉重太郎本想去刺殺幕臣開明派、侶開國論的勝海舟，勝海舟卻從容不迫地先道出他們的來意，接著向他們簡單明瞭地講了世界形勢和日本只有開國和創建強大海軍才能富強的道理，使龍馬二人幡然誠服，接受其開明主張，從此入勝海舟門下，從事航海術之學習和海上運輸。以後，龍馬作爲勝海舟的使者，于1863年lo月成爲神戶海軍操練所的塾頭。1864年8月，他又以勝海舟的使者身份在京都拜會西鄉隆盛。11月，勝海舟被免去海軍奉行職，回家蟄居，龍馬則受薩摩藩要員小松帶刀的庇護。
倒幕聯盟的促成人
從1865午起，龍馬往返于各藩志士之間進行聯絡，5月1日到鹿兒島，與西鄉隆盛深交，5月27日拜見薩藩要員們，提出了薩長聯合策。龍馬從幕末的國內形勢出發，認爲只有聯合起各藩討幕派力量，才能推翻腐朽的幕府統治，而要實現全國討幕派大聯合，需先由已經掌握藩政權的長州藩討幕派與已從公武合體派轉變爲討幕派並控制薩藩政權的西鄉、大久保利通等人聯合起來才行。但由於薩摩藩曾參與幕府鎮壓長州藩的第一次討伐長州軍，兩藩又有舊隙，所以龍馬認爲第一步是要使薩長兩藩和解，然後使兩藩組成討幕聯盟。
6月，龍馬到下關與長州藩討幕派領導人木戶孝允會見，並與木戶一起等待西鄉隆盛米商談，結果西鄉失約未來，木戶憤而回山口，兩藩聯合受挫。阪本龍馬和中岡慎太郎仍以堅韌的毅力，極力促使薩長兩藩志士和解。
1865年閏5月，龍馬與好友們在當時西日本最大的貿易港長崎龜山創建了社中<亦稱龜山隊，即貿易公司)，阪本任社長。成立社中的目的在於用薩摩藩的船從事海運和貿易事業，薩摩藩亦正好可通過社中從外國購入武器。6月24日，龍馬到京都薩藩邸拜會西鄉，責問他不去下關違約之事，並在兩藩之間進行周旋，即以薩摩藩名義爲長州藩購入武器，又從長州藩爲薩摩藩購入軍糧，幫助解決薩軍軍糧的不足，以促進兩藩和解。
7月，社中在長崎協助長州藩的伊藤博文、井上馨以薩藩名義購入七千枝槍，10月又以薩藩名義爲長州購入一艘輪船即櫻島丸號，船後挂著薩藩的標記，委託龍馬從事航運。11月下旬，龍馬又靠薩摩藩士小松帶刀在長崎從普魯士商人手中購入帆船。龍馬先是促進薩長兩藩在經濟上互相援助，然後又促成兩藩在政治上的結盟。
1866年，龍馬先後拜會說項於大久保利通、西鄉隆盛、木戶孝允等人之間，最後終於促成了薩長倒幕聯盟。1月22日，西鄉、小松、大久保和木戶以龍馬，中岡爲盟約的保證人，在京都薩摩藩邸會見，簽定了薩長秘密軍事討幕同盟盟約，建立了兩藩討幕派的聯盟。密約共六條。其要旨是：首先，幕府再征長州時，薩藩要援助長州，爲解除長州的“冤罪”，不惜使用武力，其次，今後兩藩的合作，“爲著皇國的利益，並以早日發揚皇威，恢復皇權(王政復古)爲目的，誠心誠意地努力”，又把對幕府開戰的具體方案及處置勝或負時的具體措施都作了詳細的規定。薩長聯盟的建立，使討幕力量突破了舊的界限，形成爲一個新的全國性的政治派別，推動了全國討幕運動的迅速發展，爲倒幕維新的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阪本龍馬是倡導並積極促成這一同盟建立的關鍵人物。不僅如此，龍馬還在同年4月參觀了鹿兒島開成所，向薩摩藩的實權派陳說建立海軍的必要，並於6月17日，參加長州藩抗擊幕府第二次征伐長州的戰爭。率領櫻島丸號參加了高杉晉作在門司對幕府討伐軍的攻擊戰鬥。
此後，他以長崎爲據點，往來於鹿兒島和下關，並謀劃討幕派橫向的聯合之事。 1867年6月22日，在京都的三本木料亭吉田屋，由薩摩藩方面的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和土佐藩方面的後藤象二郎、福阿藤次等締結了“薩土盟約”，阪本和中岡慎太郎二人陪席。經龍馬努力，便在6月26日，締結了《薩土藝(安藝，今廣島縣)三藩約定書》，進一步擴大了討幕聯盟的統一戰線。
龍馬倡導並實際促成，了全國討幕派大聯合的建立，爲倒幕維新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貢獻。龍馬不僅積極促成和推動全國各藩討幕派的聯合，而且盡力在實際行動上大力支持各藩討幕派。1867年，土佐藩免去龍馬脫藩罪後，社中歸於土佐藩，於是在4月初將原社中擴大改名爲海援隊；原來的社中志士二十人全部成爲海援隊員，又加上水手，海援隊共五十余人，龍馬任隊長。龍馬還制定了《海援隊規約》以“航運謀利、應援出沒、開拓海島、調查五洲情勢等爲宗旨”，既表示其重視商業貿易，也表明其爲瞭解形勢，支援討幕派的決心。從此，他與中岡慎太郎的陸援隊配合，來往於薩摩、土佐、長州各藩之間，並爲之購買武器軍糧。海援隊實際上成爲全國討幕派的兵站，龍馬也從此聞名全國。
“大政奉還”的謀劃者
早在1867年1月，阪本龍馬與土佐藩實權人物參政後藤象二郎會見，從此結爲知己。但與後藤的結識，卻使龍馬加強了妥協性的思想。阪本龍馬原來就有依靠強藩藩主出面實行朝廷、幕府和諸侯共同施政的思想，所以在1867年2月中旬，曾與西鄉隆盛商談過叫侯會議之事。所謂四侯會議，即薩摩、越前(現福井縣)、土佐、宇和島(現愛媛縣)藩主在京都會談，以圖集合力量，首先確定從寬處置長州藩，然後解決開兵庫、大阪爲通商港埠問題。想以此爲起點，將政權從幕府移到擁戴天皇的諸侯會議手中，後四侯會議失敗。
就是在1867年6月的薩土盟約和薩土藝三藩約定書中，在肯定要實現“王政復古”之時，也提出了“將軍應自行辭職複回諸侯之列，政權歸於朝廷”的政治主張。在1867年6月9日，龍馬與後藤象二郎乘藩船‘夕顔’號，山長崎出發，此行日的是爲勸留在京阪的藩主山內容堂提出“大政奉還建議”。
“船中八策”
12晨，船入兵庫港。此次航行途中，龍馬在船上與後藤商談，共記下八條政治主張，16日最後成文，是爲著名的 “船中八策”。第一策就是：“應將天下政權奉還朝廷，政令亦應出自朝廷”。6月下旬，他將《大政奉還案》送西鄉。後來，龍馬又將以岩倉具視爲中心的西鄉、大久保、木戶等將要發動武裝討幕的舉兵計劃泄露給後藤，後藤立即轉告山內，讓他親自勸說將軍德川慶喜奉還大政，山內容堂遂於10月3日提出《關於大政奉還建議書》。10月10日，龍馬又與後藤商談奉還大政之事，於是慶喜在10月13日接受了山內容堂提出的奉還大政建議，在京都二條城召開了在京的四十個藩的重臣會議，討論決定了實行“奉還 大政”。會後，後藤向龍馬報告了幕府已決定奉還大政的消息。龍馬知道後，對德川慶喜的行動十分欽佩，甚至流著感動的眼淚表示：“我誓爲此公捨命！”第二天10月14日，將軍正式向朝廷提出奉還大政，得到批准。這確實對討幕派的舉兵計劃是個有力的打擊。但是，討幕派仍于同日以天皇之名義向薩長兩藩下達了“討幕密敕”。 德川將軍企圖通過“奉還大政”一舉先發制人，名義上自動放棄政權，將政權奉還給天皇，從而使討幕派失去舉兵的理山，但他實際上仍保存實權。天皇在批准慶喜奉還大政的同時，又下令叫他迅速召集大名會議，決定和執行一切國務。正象10月22日的詔書中說，政務姑且委託慶喜，從而打開了幕府重掌內政外交實權的道路。
討幕派得知奉還大政的消息後，又看到宮廷討幕派們因此而因循懈怠起來，曾—時愕然。但討幕派並不灰心喪氣，轉而積極準備發動王政復古的政變，爲了討幕奪權並不惜一戰。維新運動的思想家 龍馬不僅是倒幕運動活動家，也是幕末維新運動的思想家。他從1854年拜會河田小龍時，就開始懂得政治與社會情況，主張睜眼看吐界形勢。特別是從1862年入勝海舟門下之後，深受海舟的思想影響，主張日本開國進取，發展口本海運貿易，特別強調建立強大的海軍。由於龍馬多次並長期脫藩從事航運貿易，擺脫丁狹隘的藩的意識，經常從統一整個口本的全局著眼觀察問題，因而提出許多改造封建日本的方案，其中不乏可取之措施，僅對幕末的維新運動，就是對明治維新也産生了深遠的影響。
龍馬在《船中八策》中，較全面具體地提出了改造口本的施政大綱，其內容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等各個方面。在政治方面，他主張“應將天下政權奉還朝廷，政令亦應出自朝廷”(第一策)；“應設上下議政局，設議員使其參贊萬機，萬機宜決於公議”(第二策)；“應備有才之公卿諸侯及天下之人才爲顧問，賜以官爵，應除原米有名無實之官”(第三策)；“應折衷古來之律令，重新撰定無窮之大典”(第五策)。在軍事方面，他主張“應擴張海軍”<第六策)；“應建禦親兵以守衛帝都’(第七策)。在經濟和外交方面則提出：“應與外國訂立平衡金銀物價之法”(第八策)；“對與外國之交際，應採用廣泛之公議，應重新訂立妥當之規約”(第四策)。
龍馬的這些政治主張和基本思想，被廣泛地接受，無論在薩土盟約、薩土藝三藩約定書中，還是在奉還大政建議書中，都直接被引用或被具體發揮，就是對明治維新政府頒佈的五條誓約，也頗有影響。特別是在奉還大政後的1867年10月16日，龍馬就起草了《新官制擬定書》，提出設關白一人，以輔弼天皇行萬機，總裁大政(實爲內大臣，龍馬暗指以德川慶喜充任此職，是其妥協性的表現)，設議奏若干人，主要以強藩藩主及公卿要人擔任，設參議若干人，主張以西鄉、大久保、木戶、後藤等人擔任。後來，明治政府雖然並未全部按其設想加以實行，但設立新政府時卻採取了三職制。應該說，龍馬較早地提出了新政府的機構設置辦法，的確是難能可貴的。
1887年11月間，龍馬又在《船中八策》的基礎上，提出了《新政府綱領八策)：“第一義，網路天下有名之人才以備顧問；第二義，選有才之諸侯用於朝廷，賜以官爵，解除現今有名無實之官，第三義，議定與外國之交際，第四義，撰律令，重新定無窮之大典……；第五義，設上下議政所，第六義，建陸海軍局，第七義，建親兵，第八義，與外國平衡皇國今日之金銀物價。”雖然這些辦法中雜有封建幕府和各藩藩主妥協的色彩，但不無可取之處，對未來日本走向世界，進行明治維新的各項資產階級改革，較早地提出了系統的方案。後來，明治政府在制定國策綱領時也的確吸收和參考了龍馬的這些設想。所以有入主張，這是日本作爲世界國家之一，走向現代化，進行明治維新的出發點。龍馬不僅提出了一系列設想，而且在1867年11月2日訪問了由利公正．與之商談了發行新政府財政紙幣的具體事宜，並在11月11日致書友人，具體商談開拓北海道的事宜。正當龍馬忙於籌劃新政府的組建和具體開發日本的計劃時，卻不幸倒在血泊之中，未能看到新時期的到來。
1867年11月15日夜，在京都近江屋，龍馬正與中岡慎太郎談話時，受到幕府見回組佐佐木唯(只三郎)等七人的偷襲，被暗殺身死，同席的中岡慎太郎亦遇難身亡。龍馬死時方三十二歲，死後葬於東山靈山。 1891年，明治政府追贈龍馬和慎太郎正四位官位。龍馬亦被送入靖國神社供奉。日俄戰爭時，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亦編造“神話”，將龍馬奉爲日本“海軍之神”，並建造銅像。1962年5月3日，在京都園山公園再建了龍馬和中岡慎太郎的銅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