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 張騫（？∼前114）
字子文，西漢成固（今陝西省城固縣）人。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位有影響的對外友好使者。他體魄健壯，性格開朗，富有開拓和冒險精神，武帝時以軍功封博望侯，旋拜中郎將，出使烏孫，分遣副使至大宛、康居、大夏等，自此西北諸國方與漢交通，使漢朝能與中亞交流，並打通前往西域的南北兩條通路，引進優良馬種、葡萄及苜蓿等。
當時漢匈交惡，漢朝正在準備進行一場抗擊匈奴的戰爭。一個偶然的機會，漢武帝從一匈奴俘虜口中了解到，西域有個大月氏國家，其王被匈奴單于殺死，還把他的頭顱做成酒器。月氏人忍受不了匈奴的奴役，便遷徙到天山北麓的伊犁河流域。後又受烏孫國的攻擊，再向西南遷到媯水（今阿姆河）流域。月氏王想報殺父之仇，但苦於無人相助。武帝了解這些情況後，想聯合大月氏，以「斷匈右臂」。於是決定派使者出使大月氏。張鶱以郎官身分應募，肩負出使月氏任務。
建元二年（前139）張鶱由匈奴人甘父作嚮導，率領一百多人，浩浩蕩蕩從隴西（今甘肅一帶）出發。他們朝行暮宿，風餐露宿，備嘗艱辛，不料中途被匈奴所俘，並押送至匈奴王庭。匈奴為籠絡、軟化張鶱，為他娶了妻子，並生了兒子，這樣一扣就是十年。但這些並沒有動搖張鶱完成通西域使命的決心，帶去的旌節一直留在身邊。
一個月黑之夜，張鶱一行趁匈奴不備，逃離匈奴。他們取道車師國（今新疆吐魯番盆地），進入焉耆（今新疆焉耆一帶），又從焉耆溯塔里木河西行，經過龜茲（今新疆庫車東）、疏勒（今新疆喀什）等地，翻越蔥嶺，到達大宛（今費爾干納盆地）。在大宛嚮導的帶領下到達康居（今巴爾喀什湖和鹹海之間），最後到達大月氏。
但是，大月氏的國情已發生很大變化。他們遷到媯水流域後，征服了鄰國大夏（今阿富汗北部），決定在此安居樂業，不想再跟匈奴打仗。同時，月氏人還認為漢朝離自己太遠，不能聯合起來共擊匈奴，因此張鶱「斷匈右臂」的目的沒有達到。張鶱在大夏等地考察了一年餘，於元朔元年（前128）啟程回國。歸途中，張鶱為避開匈奴控制地區，改從南道，他們翻過蔥嶺，沿昆侖山北麓而行，經莎車（今新疆莎車）、于闐（今新疆和田）、鄯善（今新疆若羌）等地，進入羌人居住地區。但在途中又為匈奴騎兵所獲，扣押一年多。元朔三年（前126），匈奴內亂，張鶱帶著妻子和助手甘父等三人，乘機逃回漢朝。漢武帝詳細地聽取了他對西域的情況匯報後，十分高興，任命他為太中大夫，賜甘父為奉使君。張鶱自請出使西域，歷經艱險，前後十三年，足跡遍及天山南北和中亞、西亞各地，是中原去西域諸國的第一人。
張鶱在大夏時，看到中國邛山（今四川滎經西）的竹杖和蜀地的細布在市場上出售，很覺奇怪。一問商人，得知是從身毒買來的。身毒在大夏東南數千里，那裏的百姓騎象打仗，臨近大海。大夏國遠離漢朝一萬餘里，位於中國的西南方，而身毒國又位於大夏國東南幾千里，竟有蜀地產物，可見離蜀地不遠。他估計從蜀走身毒到大夏，必是捷徑，又可免匈奴的阻擊。他建議武帝打通西南夷道。武帝採納了他的建議，命蜀郡、犍為郡派使者分別從駹、莋和邛、僰等四路並出，打開西南通道。但各路使者為昆明夷所阻，未能如願。而經滇國、夜郎等使者在滇一帶活動，取得成效，為武帝經略西南夷奠定了基礎。元朔六年（前123），張鶱以校尉隨大將軍衛青出征匈奴，有功，封博望侯。元狩二年（前121），為衛尉，與李廣出右北平（今河北東北部）擊匈奴，張鶱因延誤軍期，當斬，後用侯爵贖罪，免為庶人。
二年後，張鶱復勸武帝聯合烏孫（今伊犁河流域），武帝命張鶱為中郎將，率三百人，馬六百匹，牛羊金帛萬數，浩浩蕩蕩第二次出使西域。此時匈奴勢力已被逐出河西走廊，道路暢通。他到達烏孫後，請烏孫東返故地。烏孫王年老，不能作主，大臣都懼怕匈奴，又認為漢朝太遠，不想移徙。張鶱派遣副使分別赴大宛、康居、大月氏、安息、身毒、于闐、扜彌（今新疆于田克里雅河東）等國展開外交活動，足跡遍及中亞、西南亞各地，最遠的使者到達地中海沿岸的羅馬帝國和北非。元鼎二年（前115），烏孫王配備了翻譯和嚮導，護送張鶱回國，同行的還有數十名烏孫使者，這是西域人第一次到中原。烏孫王送給漢武帝數十匹好馬，深得武帝歡心。武帝任命張鶱為大行，負責接待各國使者和賓客。第二年，張鶱去世。他所派遣的則使以後也陸續帶了各國使者來到長安，漢和西域諸國建立了友好關係。而漢朝的使者不斷往來於西域諸國，一年多則十幾次，少則五六次，都用「博望侯」的名義，以取信於各國。烏孫國見漢朝軍威遠播，財力雄厚，遂重視與漢朝關係，要求和親。武帝以江都王劉建之女細君公主遠嫁烏孫王昆莫；細君死後，武帝又把解憂公主嫁給烏孫王岑陬，兩國長期通婚友好。漢朝「鑿空西域」，張鶱創立首功。相傳葡萄、苜宿、石榴、胡桃、胡麻等物皆為張鶱從西域傳入中原，或未必盡然，但張鶱對開闢絲綢之路卓有貢獻，則至今為人稱道。
東方朔（前154－前93）
字曼倩，平原厭次（今山東惠民東北）人。性詼諧幽默，善辭賦，武帝時大臣、文學家。
武帝即位初年，徵召天下賢良方正和有文學才能的人。各地士人、儒生紛紛上書應聘。東方朔也給漢武帝上書，上書用了三千片竹簡，兩個人才扛得起，武帝讀了二個月才讀完。在自我推薦書中，他說：「我東方朔少年時就失去了父母，依靠兄嫂的扶養長大成人。我十三歲才讀書，勤學刻苦，三個冬天讀的文史書籍已夠用了。十五歲學擊劍，十六歲學《詩》，《書》，讀了二十二萬字。十九歲學孫吳兵法和戰陣的擺佈，懂得各種兵器的用法，以及作戰時士兵進退的鉦鼓。這方面的書也讀了二十二萬字，總共四十四萬字。我欽佩子路的豪言。如今我已二十二歲，身高九尺三寸。雙目炯炯有神，像明亮的珠子，牙齒潔白整齊得像編排的貝殼，勇敢像孟責，敏捷像慶忌，廉儉像鮑叔，信義像尾生。我就是這樣的人，夠得上做天子的大臣吧！臣朔冒了死罪，再拜向上奏告。」
武帝讀了東方朔自許自誇的推薦書，讚賞他的氣概，命令他待詔在公車署中，俸綠不多，也得不到武帝的召見。
過了一段時間，他不滿意目前的處境。一天出遊都中，見到一個侏儒，恐嚇他道：「你的死期要到了！」那侏儒問他為何，他說：「像你這樣矮小的人，活在世上無益，你力不能耕作，也不能做官治理百姓，更不要說拿兵器到前方去作戰。像你這樣的人，無益於國家，只是活在世上糟蹋糧食，所以如今皇上一律要殺掉你們。」侏儒聽後大哭起來。東方朔對他說：「你暫時不要哭，皇上就要來了，他來了你去叩頭謝罪。」一會兒，武帝乘輦經過，侏儒號泣叩首。武帝問：「為何哭！」侏儒說：「東方朔說皇上對我們這些矮小的人都要殺掉！」武帝問東方朔為什麼要如此說。東方朔回答道：「臣朔活著要說，死了也要說這些話。那矮子身長只有三尺多，一袋米的俸祿，錢二百四十。我身高九尺多，卻也只拿到一袋米的俸祿，錢二百四十。那矮子飽得要死，我餓得發慌。陛下廣求人才，您認為我講的話對的，是個人才，就重用我；不是人才，也就罷退我，不要讓我在這裏浪費糧食。」皇上聽了哈哈大笑，任命他為待詔金馬門，這樣見到皇帝的機會就多了些。
一天武帝在宮裏玩耍，把一隻壁虎放在盂盆下要大臣們猜是何物。大臣們都猜不出。東方朔上前猜道：「牠是龍吧，沒有角；是蛇，卻有腳，它跂跂脈脈地會在牆壁上爬行，這不是壁虎，就是四腳蛇！」皇上說「是的」，便賜給他十疋緞子。接連又叫他猜，他都能猜中，得到很多的賞賜。
武帝身旁的寵優郭舍人有些不服氣，把一個長有菌芝的樹葉放在盂盆下讓他猜，如猜出他甘願受笞一百。東方朔說：「生的肉叫膾，較的肉叫脯；生在樹上寄生的東西叫芝菌，盂盆下就是這個東西。」一聽東方朔又猜對了，漢武帝叫人打郭舍人一百下。郭舍人被打得哇哇直叫。東方朔又說：「咄！口上沒有毛，聲音謷謷叫，屁股翹得半天高。」郭舍人怒道：「東方朔膽敢譏笑皇帝身旁的近臣，罪當棄市。」武帝問東方朔：「為何要笑他？」東方朔說：「臣並未笑他，只是與他作個謎語罷了！」武帝說：「謎語是怎麼說的？」東方朔說：「那口上沒有毛的，是狗洞，聲音謷謷是烏在哺他的小烏，屁股翹得很高的，是仙鶴低頭在啄食。」郭舍人仍不服氣，說道：「我要再問他一個謎語，他如果猜不出也應受打。」接著他用諧音作一謎：「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狋吽牙。這是什麼？」東方朔想了一會兒說：「令，就是命令。壺，是盛東西的器具；齟，是牙齒長得不整齊；老，是人們對他的敬重；柏，就是鬼廷；塗，是慢慢浸濕的路；伊優亞，是說話不定；狋吽牙，是兩隻狗在爭鬥。」凡是郭舍人出的謎語，沒有能難倒他的，大臣們對東方朔的思路敏捷，幽默風趣都很驚訝，漢武帝也非常喜歡他，任他為常侍郎。
一天，大伏酷暑，武帝下詔官員到宮裏來領肉。等了好久，分肉的官員還未來，東方朔就自己拔出劍割了一大塊肉，並對同僚們說：「大伏天，肉容易腐爛，大家快快拿回去吧！」第二天，武帝對東方朔說：「昨天賜肉，你為何不等詔書下來，擅自割肉歸家，這是為什麼？你要自作批評！」東方朔說：「朔來！朔來！受賜不等詔書下來，為何這樣的無禮！拔劍割肉，為何這樣勇敢！割得不多，為何如此廉儉！帶回家給細君（妻妾），又為何表現得如此的仁愛！」漢武帝聽後說：「要你自作批評，倒是表揚起自己了！」又賞賜給他酒一石，肉一百斤。他都拿回家去孝敬老婆。 武帝喜歡微服出巡，恣意遊獵。常率衛隊西到黃山，南到長楊宮，西至宜春宮。一路上帶了一幫武騎浩浩蕩蕩，他們騎馬射鹿，追逐狐兔，甚至空手格鬥熊羆，在遊獵過程中，馬隊踐踏莊稼，百姓怨聲載道。有人建議武帝搞一個皇家苑囿。武帝命吾丘壽王等人設計，南至阿房宮，東至盭厔，西至宜春宮的一大片土地內圍造上林苑，專供武帝遊獵、休憩。要用這麼大的一片土地築造苑囿，東方朔上書力勸武帝。他說：「如築造這樣的苑囿，破壞了陂池水澤的環境。侵佔了百姓膏腴的土地。這上對國家無用，下對百姓無利。這是第一個不能造的理由。其次，它破壞了百姓的冢墓，拆黎民的室廬，使百姓死無所葬，生無所居。其三，造這樣的苑囿，用馬東西跑著，用車南北走著，還要挖深溝大渠，這是勞民傷財的事，以陛下一日之樂，來損害皇上無上的聖名，這是萬萬不可的。」東方朔的諫阻上林苑書寫得真切感人，武帝讀罷奏疏後，任東方朔為太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而武帝仍按吾丘壽王所上奏的那樣，建造了上林苑。
隆慮公主的兒子昭平君是個驕奢淫逸的公子哥兒，娶了武帝的女兒夷安公主。其母怕自己死後，兒子闖禍犯罪，於是預先拿出黃金千斤、錢千萬給政府，贖他的死罪。隆慮公主去世後，兒子果然日益霸道，一天酒後殺了夷安公主身旁的僕人，被拘繫在內官那裏。因為他是皇親國戚，不能隨便懲處，廷尉於是把他交給武帝處置。武帝身旁的大臣都為他求情，說「他母親已為他出了一筆錢，贖了他的死罪，陛下也答應過」。武帝說：「我那可憐的妹妹，年紀很大了才有這個兒子，生前還託付給我。」說看流下了眼淚。過了一會兒，他擦乾了眼淚，又說：「法律是先帝制訂的，如果是妹妹的關係破壞了先帝的規矩，我有何臉面進高帝的宗廟呢！如何去下對黎民百姓呢？」於是核准了對他外甥的懲處，同時武帝又悲傷地哭了起來。這時東方朔上前高高舉起酒杯獻酒道：「臣聽說聖王為政，賞賜不避仇家，誅罰不分骨肉，如今您陛下遵循古訓，所以四海之內兆民百姓都能各得其宜，這是天下的榮幸。今天，我捧了這杯酒，為皇上敬酒，冒著死罪，再拜萬歲、萬萬歲！」武帝對他說：「古書上講『該說話的時候才說話，這樣人們才不會討厭他』，今天的情景，是你應該上壽酒的時候嗎？」東方朔說：「臣聽說快樂過度了，陽氣要溢滿；悲哀過度了，陰氣要減損。陰陽變了，心氣就要動；心氣既動，精神澳散，邪氣乘虛而入，能夠消憂解愁的最好是酒。所以我奉上壽酒，一來表明陛下公正無私，二來要解除你的悲哀。我不知忌諱，真是罪該萬死！」這時東方朔已喝得酪盯大醉，在殿上小便，大臣們彈幼他「大不敬」罪，被下詔罷官，貶為庶人。後待詔在宦者署中，因對策有功，任中郎，賜帛百匹。 武帝的姑媽館陶公主，亦叫竇太主，其夫堂邑侯陳平去世後，守寡多年，已五十多歲。一個賣珠寶的女子經常到她家去，還帶了個十三歲的兒子董偃。董偃長得很漂亮，竇太主就把他留在身旁，教他御射術數。到了十八歲他已是個儀表堂堂的英俊少年。他與竇太主出則執轡，入則侍側，關係非同一般，整個京師都知道他與竇太主的關係，叫他董君。
一天武帝到竇太主家做客，公主激動萬分，親自下廚做菜。武帝坐定後對姑媽說：「希望見見你的主人翁。」竇太主就把董偃引了出來。只見董僱頭戴綠帽子，手套皮筒子，跟在公主的後面，對武帝說：「臣董偃，公主家的庖人，冒死叩拜皇上萬歲！」武帝見他長得很美貌，也很喜歡，賞賜他很多東西，並喊他「主人翁」。從此，董偃經常與武帝鬥雞走狗，遊獵踢球。由於他與武帝關係日趨親熱，董僱名聲大噪，京城王公貴戚沒有一個不認識他的。一天，武帝在宣室設酒宴款待竇太主和董偃。當他們要進入宣室時，東方朔執戟上前阻攔，對武帝說：「董偃有三個罪名可殺：他以人臣的名義，私侍公主，這是第一條死罪。敗壞男女風化，搞亂婚姻禮制，有傷先王的制度，這是罪二；陛下正當壯盛之年，須積思放六經，留心於王事，追慕唐虞的政治，仰敬三代的教化，而董偃卻不知依經書勸學，反而以靡麗為重，奢侈為稱，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這是國家之大賊，社會之大害，這是他第三條死罪。」武帝聽後，默不作聲，過一會說：「我已經擺好酒宴，下次再改吧！」東方朔說：「不可以。宣室是先王的正殿，不是議論正當的國事，不能進去！正是這樣，淫亂的事情才漸漸消除下去。不要弄到這樣的境地：豎貂教桓公淫亂，後來終究和易牙一同為患；慶父縊死於莒國，魯國方得安寧；管蔡誅滅了，同室方得治安。」武帝聽罷說：「是的。」便下詔停擺酒宴於宣室，改擺在北宮。讓董僱從東司馬門進去，後又把它改稱東交門。賞賜給東方朔黃金三十斤。從此，董偃逐漸失去了寵愛，三十歲就去世了。過了幾年，偃太主也去世，董偃與她一起合葬在霸陵。
東方朔還是一個文學家，他的散文賦《答客難》，假設客人向作者問難，嘲笑他雖有「博聞辯智」，卻難與蘇秦、張儀的地位相比。然後便辯解道：「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戰國之時，諸侯並爭，「得士者強，失士者亡」，談說之士，身處尊位，而如今天下一統，由朝廷掌握用人大權，賢與不肖沒有區別。文章表達了知識分子在漢代大一統局面下才智無所施展的壓抑感，暴露了統治者隨意抑揚人才，致使賢愚不分的現實。作品採用說反話的形式，充滿了牢騷不平之氣。他的另一篇《非有先生論》，假託非有先生之口，發表「談何容易」的感慨，也是抒寫懷才不遇之情的作品。
東方朔的散文賦以上述兩篇最著名。現存作品十八篇，以《七諫》、《答客難》最著。《七諫》借屈原的身世寫自己的不遇，表白對國君的誠貞。《答客難》用滑稽口吻說明了專制君主愚弄臣下的把戲，反映了當時政治上的混亂。兩篇雖不以賦標題。實際上卻是賦體。屬于神話傳說的《神異經》、《海內十洲記》，雖題為東方朔撰，實際上是偽托。
司馬遷（前135 ~ 前87）
字子長，夏陽（今陝西韓城）人。他生於史官世家，祖先自周代起就任王室太史，掌管文史星卜。父親司馬談在武帝即位後，任太史令達三十年之久。司馬談博學，精通天文、《易》學和黃老之學。司馬遷十歲起誦讀「古文」，並接受其父的啟蒙教育。淵源久長的家學對他後來治學道路有深刻的影響。後隨父去長安，同當時著名經學大師孔安國、董仲舒學習《古文尚書》和《春秋》。十九歲為補博士子弟。二十歲隨博士褚太等六人「循行天下」，開始了他的遊歷生活。他的足跡到達會稽，訪問夏禹的遺跡；到過姑蘇，眺望范蠡泛舟的五湖；到達淮陰，訪求韓信的故事；到過豐沛，訪問劉邦、蕭何的故鄉；到過大梁，訪問夷門，並考察秦軍引河水灌大梁的情形；到過楚，訪問春申君的宮殿遺址；到過薛地，考察孟嘗君的封邑；到過鄒魯，拜仰孔孟的家鄉。此外，他還北過涿鹿，登長城，南遊沅湘，西至崆峒。壯遊使他開闊了眼界，增長了知識。回到長安後，武帝對這個廣聞博識、學問豐富的年輕人十分重視，命他為郎中，讓他帶著皇帝的命令出使巴蜀，到達今天昆明一帶大西南地區。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奠定了司馬遷以後著書立說的厚實基礎。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封泰山，司馬談以職任太史公而不能從行，憤懋而死。臨終前他難過地對司馬遷說：「我死以後，你必為太史。做了太史，莫忘了我的遺願。今大漢興盛，海內一統，上有明主賢君，下有忠臣義士。我身為太史，而未能記載，愧恨不已。你一定要完成我未竟之業！」司馬談死後，司馬遷繼任父職為太史令，使他有機會讀遍皇家藏書處石室金櫃收藏的文史經籍，諸子百家，及各種檔案史料。太初元年（前104），他以太史令身分和中大夫孫卿、壺遂及曆官鄧平、落下閎、天文學家唐都等二十餘人，改革曆法。經這批專家通力合作，反覆計算、選擇，終於在這年五月造成新曆，這就是著名的《太初曆》。《太初曆》改以正月為一歲之首（秦曆以十月為一歲之始），一月的日數為二十九點五三天，一歲一年一的日數是三百六十五點二五天，這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曆法，也是甲國曆法史上進行的第一次大改革。此後，他秉父遺志看手準備編寫《太史公記》（《史記》）。
天漢二年（前99），他的同僚李陵出征匈奴時被圍，在矢盡糧絕的情況下投降匈奴。消息傳到長安，武帝大怒。朝廷的文武百官，都大罵李陵投降可恥。司馬遷不作聲。武帝問他有什麼意見，書生氣十足的司馬遷百言不諱地說：「李陵轉戰千里，矢盡道窮，古代名將也不過如此。他雖投降，尚屬情有可原。臣以為只要他不死，他還是會效忠漢朝的。」盛怒中的漢武帝聽了司馬遷這番話，認為他是為李陵辯解，是在故意貶低當時正在打匈奴而又很不順利的李廣利，於是命令把司馬遷判為死罪（或以腐刑代替）。漢武帝時代，判了死罪的可以出錢五十萬減死一等。但家境並不富裕的司馬遷拿不出這一筆錢，只能受「腐刑」（宮刑）來選擇「偷生」這條路。不幸的遭遇，使司馬遷精神受到極大刺激，曾一度想自殺，但他想起了父親的遺言，又以古人孔子、屈原、左丘明、孫子、韓非等在逆境中發憤有為鼓勵自己，終於以驚人的意志忍辱負重地活了下來。身心備受摧殘、忍辱含垢生活的司馬遷深知，「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他決心以殘燭之年，完成父親要他完成的史書。經過六年的囚禁生活，征和元年（前93）終於出獄。武帝對司馬遷的才能還是愛惜的，任命他為中書令。從此他埋首奮發著述，終於完成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中家之言」的巨著──《史記》。
《史記》，原名《太史公書》，又稱《太史公記》、《太史記》，至東漢末年才百稱為《史記》。司馬遷意在使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漢宣帝時，司馬遷外孫楊惲把它公之於世。其時已有少量缺篇，為後人褚少孫等補足。
《史記》是中國史學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開創了紀傳體通史的恢宏先河。《史記》有本紀十二，列傳七十，此外還有世家三十、表十、書八，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五千六百字，記載了從黃帝至漢武帝約三千年間史事。
「本紀」是全書的總綱，以編年為體，記載歷代帝王的世系，年代久遠的以朝代為主，年代稍近的以帝王或實際當權者為主。「本紀」實質上是全國編年大事記，起提綱摯領的作用。 「世家」亦以編年為體，記述王侯封國、開國功臣和有特殊地位、特殊影響的人物。其事或許並非牽涉全國，然於某一封國或全國社會生活的某一方面有巨大影響，多數可視為「國別史」，諸如「晉世家」、「楚世家」、「孔子世家」、「陳涉世家」等。
「列傳」所佔篇幅最多，可分兩大類：一類是人物傳記，有一人一傳的專傳，有兩人或數人的合傳，按人物性質排列立傳。所記人物範圍極廣，涉及貴族、官僚、政治家、經濟家、軍事家、哲學家、文學家、經學家、策士、隱士、說客、刺客、遊俠、醫士、占卜者、俳優等社會各個階層。另一類是對外國或國內少數民族的記載，涉及中外關係史和國內民族關係史。前一類列傳有「伯夷列傳」，「孫子吳起列傳」、「刺客列傳」、「儒林列傳」等；後一類有「匈奴列傳」、「南越列傳」、「西南夷列傳」、「朝鮮列傳」等。「列傳」對「本紀」起了充實和具體化的作用。
「表」，以譜列帝王、諸侯、貴族、將相大臣的世系、爵位和簡要政績，以年代遠近、史事繁簡而別為世表、年表、月表。今人觀之，也可分為大事表和人物表兩類，諸如「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等。「表」的作用是形象、直觀，便於觀覽，可補「本紀」、「世家」、「列傳」之不足，又可省去不少文字，使記載免於繁冗。
「書」，分門別類記述歷代曆法、禮樂、封禪、水利、經濟等典章制度，反映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是《史記》很重要的部分，諸如「禮書」、「樂書」、「曆書」、「河渠書」、「平準書」等等。其中尤以「平準書」最為精彩，記社會經濟狀況，特別是漢朝經濟政策的演變，開後代正史「食貨志」之先河。
歷來人們稱《史記》是紀傳體史書，強調本紀和列傳的重要性。其實，作為全書的組成部分，表、書、世家都有紀、傳不能代替的獨立的價值，嚴格地說，它應是紀傳志書體，是一種綜合體史書。
司馬遷在《史記》裏不僅記載了大量史實，並且要「考其行事，綜其始終，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他要從錯綜複雜的歷史事實中探索出一些道理，提出自己的看法來。因此，他不只是一個史事的整理者，而且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即探究天人關係、疏通古今變化的主旨，集中反映了司馬遷歷史哲學的精髓。
「究天人之際」，司馬遷首先強調天人相分，即認為天道與人事是不相干的。在《伯夷列傳》裏，他以伯夷、叔齊和顏淵為例，對「天道無親，常與善人」的說法進行批評，說「天之施善人，其何如哉？」到了近世，那些品行不好，專犯忌諱的人，卻「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反之，公正發憤的人，常「遇災禍者，不可勝數也」。由此，他深沉地寫道：「余甚惑焉，倘所謂天道，是邪非邪？」他對項羽英雄一世但從不自察，臨死之前還一再說「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持嚴肅批判的態度，說是「豈不謬哉！」他對漢武帝大肆揮霍搞封禪祭祀、祈求神仙的活動，予以深刻的揭露，認為這種活動毒害了社會風氣，「然其效可睹矣」，予以強烈的諷刺。而在寫到人的活動時，刻意寫出人事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在《太史公自序》裏說，三十世家，是要寫出「輔拂股肱之臣」的「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七十列傳，是要寫出那些「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的人們的活動。這在中國史學發展上，第一次把人的活動放到如此重要的歷史位置上來看待。他還把人的活動與國家興亡聯繫起來，認為：「君子用而小人退」，這是「國之將興」的徵兆；而「賢人隱，亂臣貴」則是「國之將亡」的跡象。進而指出：「其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誠哉是言哉！」（《楚元王世家》）後論一他還寓意很深地指出：要使國家強盛太平，「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匈奴列傳》後論）
「通古今之變」，包含了司馬遷歷史哲學的豐富內容。首先，他對歷史演進的過程提出了比較完整的看法，這從《太史公自序》中的《五帝本紀》至《高祖本紀》的序目、《三代世表》至《秦楚之際月表》的序目申可略見其大概。五帝、三代因歷史太久遠，無法「論次其年月」。《三代世表》至《十二諸侯年表》，年代是「自共和迄孔子」，是「諸侯專政」、「五霸更盛衰」。接下去是《六國年表》，起周元王（前475）、迄秦二世（前207），歷史特點是「陪臣執政」，「海內爭於戰功」，「務在強兵並敵，謀詐用而縱橫短長之說起」。《秦楚之際月表》起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至高祖五年（前202）九月，首尾八年。對這段歷史，司馬遷寫道：「初作難，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這四表不僅首尾相銜，貫穿古今，且勾勒出了各個歷史時代的特點，反映出司馬遷對於歷史進程的卓越見解。
其次，在敘述歷史變化過程中還闡揚他的歷史進化觀。他的這種見解，在「八書」中貫徹得尤為突出。
第三，提出了「物盛則衰，時極而轉」的歷史命題。《太史公自序》在講到撰述「本紀」時，提出對於歷代帝王業績要「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即推究其何以始，詳察其何以終；於其極盛時要看到它日漸衰落的跡象。在司馬遷的歷史哲學中，歷史總在變化：要麼由盛變衰，要麼由衰轉盛。他就是用這樣的歷史哲學去觀察歷史，「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
除《史記》外，司馬遷還作賦八篇，均已散伕，唯《藝文類聚》卷三十引有《悲士不遇賦》片段。
他的《報任安（少卿）書》，是一篇著名的論說散文。文中敘述了他因李陵事件而受宮刑的過程；抒發了忠而見疑、無辜受刑的悲憤，暴露了漢武帝的專橫殘忍及當時的酷吏政治；最後，表達了自已發憤著書、創作《史記》的決心。
司馬遷的學術思想，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上佔有重要突出的地位。《史記》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是當之無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