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看基督教的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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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思想淵源
基督教產生於公元一世紀巴勒斯坦，與世界上其他宗教一樣，它也只是人類的思想產物，基督教脫胎於猶太教，當中汲取了很多異教的教義，例如巴比倫、埃及、波斯等地的神話傳說，所以我們可以說基督教是從古人類愚昧無知中誕生的。
所以威利斯•沃爾克說得很中肯：
「基督教進入的並不是空空如也的世界。當其興起之時，人們頭腦已充滿著關於宇宙、罪、賞罰等種種觀念。基督教不得不對付這一切。基督教不可能建立在處女地上，而必須將已經存在的各種思想作為材料構築自己的體系。」(1)
基督教吸收古巴比倫宗教習俗
據學者研究，猶太教的遠古傳說有很多是承襲其祖先在兩河流域所受的各種宗教及神話觀念影響，公元前721年亞述人滅以色列國和公元前597，586年新巴比倫王滅猶大國，俘虜大批猶太人去兩河流域後，猶太人在當地受巴比倫文明更明顯，“巴比倫之囚”結束後，返回巴勒斯坦的猶太人把這些巴比倫宗教概念也一并納入自己的經典中。
我們可以看出，《聖經》中的伊甸園、創世神話和洪水傳說乃直接取材自巴比倫文化；另外，基督教的受難、復活之說也有古巴比倫傳說的痕跡。“伊甸”本是巴比倫人對幼發拉底河下游沖積平原的名稱，後在古希伯來語中引申為“一個可樂之地”的含義，從而發展出基督教的地下樂園之說，創世和洪水傳說則可從兩河流域的古代碑碣、泥磚上查考出，1874年，英國亞述學家史密斯二去尼尼微，搜獲大批記載《太陽史詩》的碑碣，其中的“吉加美士史詩”泥版透露出重大秘密，它記載了創世傳說以及第11日“洪水”及描述洪水得救的故事。
目前世界使用的七日一星期制度也是來自古代兩河流域的星神祟拜，當時人根據月亮的盈虧制定太陽曆，每月分為四周，每周分為七天，並認為年一星神主管一天，太陽神主管星期日(Sunday)，月神主管星期一等等，這些星期制度被猶太人吸收後，便成了七日創世神話了。
古巴比倫宗教中創世神話見於《巴比倫史詩》，其編寫時間約為公元前1751至1171年間，史詩說到創世前只有一片混沌的水，稱Tiamat和Apsu，二者結合而生諸神，先有Lahmu和Lahamu，後出現大神安努•伊亞殺死阿卜蘇，以其屍建神廟，提阿馬特反對諸神創世，諸神殺提阿馬特，馬爾杜克又將提阿馬特分屍兩半，一半造穹蒼，一半造大地，又割斷提阿馬特的頭，用其血及泥土混和創造人類...這些創世神話後來被基督教吸收，例如《創世記》中上帝造天地時“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把光暗分開”，“將水分為上下”等，皆受古巴比倫神話影響。
古巴比倫中洪水傳說載於《吉加美士史詩》，眾神會議決定以洪水滅世等情等，亦是後來希伯來人洪水、挪亞方舟神話之藍本，另外基督教中的“受難”觀念，亦受到古巴比倫中的宗教風俗影響，在古巴比倫有一種風俗，每年選一已定罪的犯人，使他穿上國王御袍，坐在寶坐上，行樂五天後便將他剝去衣服，加以鞭苔，然後木框貫體處死，這種情況使人想起彼拉多兵士給耶穌穿上紫袍，當作猶太國王，然後拉到十字架，這種作為被殺犧牲在古代社會是十分普遍的，象徵古代社會領袖享有社會權力及與其承擔責任緊密相連，具有“受難”意義的是，遠古被殺這種活人祭神在古代者往往是社會地位最高的人，如酋長、巫師。
隨著階級社會及統治者權勢的增大，這種風俗遂出現戲劇性轉變，即找一位替代者看作國王，然後將之犧牲處死，這樣國王享受著一個巫師長的各種權力而不需負他的責任，基督教中耶穌受難故事在外觀上與上述古巴比倫風俗最為接近，基督教藉此強調耶穌乃為世人贖罪。
復活觀念在基督教中也得到有機結合，古巴比倫宗教紀念春神杜木玆復活之風俗亦影響基督教，據傳每年一當杜木玆要離近，閃族男女皆為他舉行哀典，但春天一到，杜木玆重返人間，枯死的大地又充滿生機，這種“迎春節”發展到後來，遂被基督教改造成“復活節”。(2)
基督教吸收古埃及宗教神話
古希伯來人離開兩河流域後曾去埃及居留，《聖經》上亦曾說以色列人在埃及共有430年，後由摩西帶領出埃及，公元前332年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率軍攻陷耶路撒冷，曾把猶太人充軍或放逐到埃及亞歷山大城，公元前301年，埃及總督托勒密亦曾將上萬猶太人運往埃及亞歷山大城，上述接觸，使猶太教在形成過程中長期受到古埃及宗教神話影響，進而一道遺傳給基督教。
這裏所談及古埃及宗教神話大體為公元前25世紀至公元4世紀在埃及各地曾流行的宗教觀念和神話，埃及宗教起源於氏族圖騰崇拜，各地的保護神多為動物形象，其後發展成天體與動物崇拜結合起來，從而使日、月、光明諸神具較高地位，埃及宗教與巴比倫不同之處在於它信仰神對死者的審判和死人復活，相信死者靈魂要進入陰間接受審判，並將有著來世的生活，這些觀念曾為基督教的末日審判與地獄之說提供了素材。
埃及諸神大體可分為四個代表類形，第一種可代表地上自然界的勢力，一般取動物或其他自然物為其形象，荷魯斯神為提尼斯州所崇拜的鷹神，古埃及人相信鷹是太陽的象徵。此外，作為奧西里斯之遺腹子的荷魯斯與鷹神有別，他乃人間的國王，後一種意義的荷魯斯更多地被描繪為一個由其母親伊西絲女神哺乳的嬰兒，或坐在伊西絲膝上的男孩，伊西絲懷抱著荷魯斯的形象，往往被認為是後來基督教中聖母馬利亞懷抱聖嬰耶穌之形象原形。
埃及宗教神話中較為流行，對基督教影響較大的主要有創世說，奧西里斯死而復活的觀念、對死後審判的描述、對陰間地界的描繪，以及救世王來臨的傳說。
古埃及曾流行三種創世說，影響最大，流傳最廣的為赫利波利斯之地的創世說，它認為世界原是一片浩翰無際的瀛海，宇宙的結構被描繪成空氣神雙手高舉蒼天女神，下面躺著地神。
奧西里斯死而復活神話廣為流傳，相傳他原為埃及之王，其弟塞特為爭王位而陰謀將之害死，並切屍十四塊，扔到埃及各地，奧西里斯之妻伊西絲將分散碎屍找回拼合，結果感孕生子荷魯斯，荷魯斯長大後打敗塞特，為父報仇，交戰中荷魯斯失去一目，後來為了救活奧西里斯，荷魯斯又把奪回的此目讓其吞下，從而使他死而復生，奧西里斯復活後不願再留人間，往冥府稱王，成為陰間主宰，為此，古埃及人每年都要舉行長達十八天的祈祝盛典，還有一種傳說為奧西里斯死於公元前3000年阿太爾月17目，其復活之日則為此後第三天，他的信奉者尊他為“西去另一世界的人們之中為首的一個”，這種說法與後來基督復活之說極似，如《哥林多前書》就言及“基督已從死裡復活，成為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另外，奧西里斯之妻伊西絲女神也成為愛情和忠貞之妻的象徵，其形家被表現為一位哺乳聖嬰的聖母，在古埃及極受愛戴，其崇拜活動並以神秘宗教形式在隨後古希臘羅馬社會流行，伊西絲與荷魯斯的形象乃基督教中童貞女馬利亞和聖嬰基督的原形，而奧西里斯的復生也為基督復活的先兆。
關於死後審判的詳情載於《生命書》，而在《死者書》中也常有這種冥國審判的插圖，它描繪墓地神安努畢斯牽連受審者進入奧西里斯的審判法庭，被判為義人之魂由奧西里斯及其子荷魯斯迎入死後王國，享受冥世福樂，被判為不義者則連人帶心都被等候在旁的惡獸吃掉，這類景象反映了埃及人對來世、死後生活、地獄與處罰、善惡報應的認識，基督教中的來世生活、末日審判、天堂地獄、靈魂得救等宗教觀念在此已見端倪。
在古埃及也曾流傳過關於救世王降臨之說，據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古埃及預言記載，當一地區遭受災禍役就會有人預言將會有一個大能的國王來臨，他將開創一個幸福、和平、正義的時代，從這種救世王降臨之說到猶太教的彌賽亞觀念和基督教的基督再臨論，當可見出一條伏線。(3)
基督教吸收古波斯宗教文化
公元前539年，波斯王居魯士率居攻占巴比倫，讓流亡的四萬多猶太人重返巴勒斯坦，從而結束猶太民族的“巴比倫之囚”。從公元前539年到前333年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大帝滅波斯帝國，巴勒斯坦處於波斯統治之下，波斯統治者為了抵擋埃及與希臘人入侵，對猶太人採取綏靖政策，讓一部份猶太人返國，並允許保留其民族信仰，從波斯返回巴勒斯坦的猶太文士曾與巴比倫、波斯的各種信仰相接觸，當其編纂猶太經文，思考神學問題時，波斯宗教中一些觀念便潛移默化於內。
古代波斯流行的宗教為瑣羅亞斯德教，該教主張善惡二元論，認為世界一切光明與黑暗、善與惡、幸福與痛苦的鬥爭都可歸結為光明的神與黑暗的神的鬥爭，人則有自由選擇的意志，鬥爭的結果為光明的神得勝利，隨之根據死人生前的言行進行審判，通過“裁判之橋”而決定受害者上天堂或下地獄。
波斯帝國所在的古代中亞細亞，其早期宗教是在原始的自然崇拜和多神信仰的基礎上形成的，當時在伊朗游牧部落的宗教崇拜中，戰神具特別意義，光明的神阿胡拉馬達最初乃是一個部落神，約在奴隸制國家形成初期才升華為全波斯的主神。
波斯人早期崇拜的太陽神密特拉，在瑣羅亞斯德教興起後巳不再被波斯人提及，但其崇拜活動繼續流傳，後來發展成羅馬帝國的密特拉教，對早期基督教的形成有一定影響，這一太陽神誕生之日也曾為基督教聖誕節日期的確定提供過根據。
波斯宗教記載主要見於其聖書《阿維斯陀》，古經除了記述伊朗的宗教神話、贊歌、禮儀、戒律外，還包括其民族起源、歷史、民間傳說、英雄史詩等內容，波斯宗教中對天使、魔鬼的描述，以及其末世觀念和末日審判等之說，無疑都對當時的猶太教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後更為基督教所繼承，至於波斯宗教發展第三階段的摩尼教，對基督教更有上面直接的影響，羅馬帝國後期的基督教神學家奧古斯丁在皈依基督教前就一度信奉摩尼教。
除了末日景象和最後審判的記述外，波斯古經上還有對復活的描寫，如《耶斯特》第19章提到了來世，據說在那兒死者將復活，不再有舊時代，不再有死亡，不再有腐敗邪惡，《布達希施》第30章則說是救主掃希安特帶來了復活，復活後不再有等級，《伽泰》中也談及人們在復活後將得到永生的靈糧。
波斯宗教的末世論和最後審判說對於基督教有過影響，基督教早期流行的 “千禧年”之說即可找出某種淵源關係，而波斯宗教中有關救主掃希安特的傳說也對形成基督教的“人子”（即救主耶穌）觀念產生一定影響。
基督教中有關魔鬼或蛇的論說在某種程度上亦取材自波斯宗教的魔鬼論，據說魔鬼乃黑暗之神阿格拉曼尼所造，稱“黑暗之子”，魔鬼以阿格拉曼尼為首領，下屬六個大魔頭，統率各路鬼群。總之，波斯宗教的世界末日、最後審判、死後復活、救主降臨等觀念皆大大影響基督教教義，而波斯宗教的魔鬼論則在猶太--基督教中演化成人的原罪，塵世邪惡的說教。(4)
基督教吸收古希臘羅馬哲學思想
基督教在其產生和形成過程中，深受當時流行的古希臘哲學影響，在基督教思想體系得以創建和確立時期，吸納了大量畢達哥拉斯、蘇格拉底、柏拉圖和斯多葛派哲學的元素。
畢達哥拉斯強調“靈魂輪回”說和數字神秘主義，他認為“靈魂”不朽，可以轉變為別種生物，在對“數”的認識上，他指出“萬物都是數”，從而構成了具有抽象推理之哲學意義的數字主義，西方思想傳統中數學與神學的結合始於畢達哥拉斯，它乃爾後基督教哲學特徵之一，正如羅素所言：「有一個只能顯示於理智而不能顯示於感官的永恒世界，全部的這一觀念都是從畢達哥拉斯那裏得來的，如果不是他，基督徒便不會認為基督就是道；如果不是他，神學家就不會追求上帝存在與靈魂不朽的邏輯證明。」(5)。
蘇格拉底哲學對基督教的影響在於他關於知識和善德之關係的學說，蘇格拉底認為真正的知識和善有關係，知識即至善，人因具有理性而分享了神的智慧，因為神乃智慧本身，人的靈魂一旦解脫了肉體就能與神合一，達到不朽。
柏拉圖哲學則在其理念觀、回憶說、靈魂不滅論和世界等級模式諸方面影響到基督教的觀念體係，柏拉圖認為理念是獨立於個別事物和人類意識之外的實體，這種神秘而永恆不變的理念乃是個別事物的“範型”，而個別事物則為完善事物之不完善的“影子”和“摹本”，理念世界真實而完善，而現實世界乃不真實及不完善，在理念世界中，善的理念是一切理念的泉源，是邏各斯，即宇宙的目的，柏拉圖認為，物質和肉體均不完善，它們乃靈魂的重負，力求靈魂從中解脫才是人生目的，柏拉圖還有一套“世界等級模式”：世界分為理念世界和現象世界，理念世界以世界靈魂為最高主宰，它布滿世界，乃世界完美，秩序的根源，而現象世界則反覆無常，卑微低下，在神秘而不可見的最高神之下為創造世界者，由它造出現象世界，從靈魂等級來看，造物主之下為天體靈魂，其次為人類靈魂，最低者為動物靈魂，人類靈魂又可分“理性”、“意志”、“欲望”三部份，若要得救，就需發展理性，訓練意志，克服欲望。
柏拉圖哲學中神之單一性、永恆性以及神之至善觀念和靈魂得救觀念，俱成為爾後基督教神學理論的先聲，基督教神學的唯心主義，目的論即建基於此。
柏拉圖還第一個使用“神學”一詞，並推出了歐洲哲學史上第一個有關神存在之證明，這樣，柏拉圖的理念觀、目的論、神秘學說乃至其整個哲學體系就為基督教神學提供了現成模式和材料。
柏拉圖的門生亞里士多德則提出了世界本原及本體的“第一因”、“第一推動者”和“宇宙終極目的”等理論，他率先將“太初哲學”、“第一哲學”的“形而上學”與“神學”聯繫起來，通過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中世紀基督教神學得以重建。
古希臘哲學通過希臘化時期影響猶太教以及古羅馬時期其學派直接滲入基督教，其中羅馬時期的新柏拉圖學派與後期斯多葛學派對基督教學說體系的確立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
新柏拉圖派代表人物普羅提諾提出了萬物之源是“太一”的理論，這個“太一”乃神秘的精神實體，超越一切存在，它作為萬物的“泉源”憑其不斷的“流溢”而創造世界萬物，不過“太一”並不直接創世，它從自身流溢出“努斯”，即一種理性精神，從“努斯”流溢出“靈魂”，再由“靈魂”流溢出物質世界。普羅提諾還強調“靈魂”在本質上具有愛慕，向往“太一”的特性，它使人渴望回到“太一”與神合一。新柏拉圖派的“太一”理論和“靈魂解脫”學說為基督教的“上帝論”和“救贖論”的哲理化奠定了基礎，這種“太一”被視為上帝，宇宙一切都從它那裡流溢出來，物質世界離“太一”最遠，所以是惡的，卑賤的，只有靜思默想消除物欲，達到“出神”境界才能使靈魂回歸“太一”，受這種學說影響下，基督教宣稱上帝為萬物的泉源和歸宿，人生追求的目標是與上帝合一，歸於永恆的上帝，不能不說是脫胎自這種神秘的新柏拉圖主義。(6)
總結
基督教的虛偽性在歷史原則面前表露無遺，因為基督教吸了大量古中東地區的宗教文化作為其教義的素材。
傳統的創世神話，伊甸園和洪水傳說，受難復活等皆是古巴比倫文化的元素，兩河流域發掘出來的碑碣泥磚上記載著七天洪水，得救義人從船上放出鴿子等傳說；巴比倫紀念青春之神杜木茲的風俗和的迎春節慶典也可視為基督教復活節的原型。
在埃及的神話中，對基督教產生直接影響的是奧西里斯死而復活神話死後審判的觀念，奧西里斯之愛西絲女神的形象被描繪成哺乳聖母的形象，這更是聖母瑪利亞懷抱聖嬰的原形。
古波斯宗教的善惡二元論、末世觀念和天使魔鬼的描述無疑對基督教也產生一定作用；而基督教在其形成過程中，古希臘羅馬的斯多噶哲學和新柏拉圖主義對基督教也起著不可估量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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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麗姬:《天堂地獄:基督教文明》,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頁。
(2)卓新平:《宗教理解》,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447-459頁。
(3)同上書,第459-469。
(4)同上書,第469-476。
(5)[英]羅素:《西方哲學史》,上卷,商務印書館1976年版,第65頁。
(6)卓新平:《宗教理解》,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版,第481-488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