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圍棋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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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戰國、江戶時代
本因坊一世算砂－－名人稱號之始
這是戰國時代（公元１４６７∼１５６８年），東海尾張地區興起的織田信長即將滅亡足利幕府統一日本時的事情。一位為躲避戰國風塵而在京都寂光寺出家的僧人，在方丈院的一坊即“本因坊”內朝夕修行，酷愛圍棋。此人就是日海上人，他歷仕織田、豐臣和德川三代將軍，作為僧侶、他得到了最高法印（譯注：最高的僧位）的地位並獲許開殿。據說“名人”的稱號是織田驚嘆日海的棋技非凡而賜與他的。
寂光寺現在仍在京都市內仁王門北門前街，在寂光寺的古老記錄中記載了日海與織田信長的對局情況。在這一記載之後還有一段有關“本能寺之變”的故事，其中記敘了圍棋中罕見的“三劫”。（譯注︰本能寺之變，１５８２年織田信長欲增兵於備中攻打高松城中的豐臣秀吉，途中宿於本能寺。此時織田派出的先鋒明智光秀叛變，由丹波角山城反戈襲擊本能寺，殺死了織田信長。）姑且不論此劫真偽，確鑿無疑的是織田信長下榻於本能寺，其夜招請日海等棋士並設了棋宴。
三劫及其判例
本能寺事變發生在天正十年六月初一。前一天的晚上，日海、利賢（亦稱利玄）等棋士侍奉織田信長下圍棋。《坐隱談叢》這樣記敘︰“日海、利賢對弈，棋勢變幻，妙手疊出，最後出現了“三劫”。本來“三劫”這樣的棋形在尋常對局中難能出現，於是雙方達成協議將其作為無勝負的平局，但皆為此棋的出現驚訝不已。時過子夜，眾人退出本能寺，何期此會竟為永訣之先兆。眾人離寺不久，金鼓轟鳴，刀光劍影，旌旗隱現，風雲突變。……”
所謂明智光秀的“三日天下”（譯注︰明智光秀打敗織田信長取得政權後僅僅十二天就被殺死）。後人以此喻掌權時間之短暫就是從這裡開始的。在這短短的幾天裡，日海召集僧眾舉行盛大佛事，大張旗鼓的為信長父子祈求冥福。時人皆認為日海此舉危險，日海卻不加理會。在那次佛事上有一位蒙面武士前來燒香，據說此人就是光秀的謀臣明智左馬之助光春，相傳他曾躍馬跨越琵琶湖。
那日日海對利賢的棋自古以來當作“三劫圖”由師家所秘密受藏。然而現在來看此圖，全然不見三劫產生的行跡。以我之見，那日出現的“三劫”恐怕是佛法所講的因緣談，即後人的戲作。不過，我們還是權且理解為在當時曾產生過“三劫”的問題。
當然，圍棋裡也還有種種這類無限循環的例子。現在把“三劫”看做普通的劫也可以，但不同的是它的循環周期的步數不同，一般的劫以兩手棋為一循環周期，而“三劫”是以六手棋為一個周期的循環運動。當時的時代正是封建割據時代，對事物不是從整體有機的聯系的角度進行判斷，而是把一切都片面地看做封建經濟的個別事物。所以，即使從“三劫圖”上我們也看不到全局整體上的聯系性。或許可以說這張“三劫圖”是某種必然的產物。
順便講一下，圍棋界對此劫的說法並不僅限於“三劫”，此外還有“長生”等種種說法。有一點可以肯定，後世局中出現與“三劫”類似的棋形時都算做“無勝負”，而這是由於日海、利賢的對局才開創的先例。
日海的棋技
日海的棋技在當時是出類拔萃的，這局“三劫局”也似乎是他同利賢比賽時的失誤。隨著豐臣秀吉時代的到來，日海再度受招而獲得知遇之恩。一直延續到德川時代的“官賜碁所”制度就是豐臣秀吉掌權時定下來的，而作為一代名流中的魁首，每年特別得到四石的俸米也始於那個時候。
至於日海當時的對局成績在他本人的日記中是這樣寫的︰“十九年前同利玄在備前岡山改為互先，其後共下十九局，其中勝十三局，利玄勝五局，一局和棋。同樹齊按互先下二局，勝。定先四局，勝三局。同山內是安弈，六連勝。與其他名手弈，讓先勝十四、五局，”由此可知日海的棋技確實高超，有其獨到之處。
另外，在當代記慶長十二年（公元１６０７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文章中有這樣的記敘︰“圍棋的名手是法華宗清僧本因坊。這一時期參加棋賽的有︰本因坊（年四十九歲，強於利玄半子），利玄（年四十三歲），道石（年二十七歲，五、六年前就同利玄下棋，同為高手），樹齊（年五十五歲），是算（年二十二歲），以及門徒六藏等人。他們並稱高手，但本因坊領先。”
根據當代歷史慶長十二年十一月的記載，在大阪城的本丸利玄同本因坊對局時豐臣秀吉觀戰。比賽的第一局、第二局利玄執黑先行，接下來的第三局本因坊執黑先行。這就是今天所說的“先相先”這種對局規則產生的先例。
元和（年號，公元１６１５∼１６２４年）中期，朝鮮人李灼（左衣字旁，右勺）史來到日本與日海下棋，受三子而未能勝。他感嘆道︰“於吾國博弈歷久至今不曾負，然不料今日如此。日本真為圍棋之國，如日海大師真乃空前之高手也。”
這局棋也成為一個先例，後來凡是同外國人下棋的都定為授三子。
戰國時代和京都棋人
由本因坊算砂定下的各種制度和棋界的先例直到很久以後都是日本圍棋界的制度和格式。因此，說日海為日本近代圍棋的奠基人任何人都不會有異議。這也是日海在這部通史中特別佔有很大篇幅的原因。
在算砂以前留傳下來的棋譜最早的是鐮倉時代的僧人日蓮和日朗的對局，接著就是戰國時代的武將武田信玄和他的大臣高阪彈正的對局。看了這些棋使人感到他們的棋是中國式的從先佔星開始的異國情調的棋。
武田信玄和家臣高阪彈正的對局是在１５７９年織田信長推翻足利幕府以前，這位東海的風雲人物以疾風迅雷之勢席卷了日本，從時間上講距算砂的時代並不太遠。然而，本因坊一世算砂與武田為同時代人，他對利賢的棋若按傳說是在本能寺之變的天正十年下的，則其間最多不過僅隔了十年歲月。雖然如此，與武田、高阪對局的純中國風格相比，這時日海、利賢的走小目的棋風則完全是日本式的，與現在的棋路毫無二致。他們之間的差異決不能簡單地以技藝的高低來下結論，應該看做是質的區別。
武士家族之間的權力爭奪的結果只不過是在社會的上層引起普遍的混亂。從北條、足利經過慶仁之亂直到戰國時代這段時期內，雖然在社會上層的武士階層之間有過紛壇的政權交替，但是對於社會底層的民眾生活和文化則未發生太大的影響。
拿圍棋來說，京都依然是京都，棋家無視武士們的權力斗爭，依舊是怡然自得地下著棋。不過，我認為不能草率地斷定武田、高阪的對局和日海棋的不同是文化中心的京都市民自身獨特文化發展的原因，之所以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棋或許是曾存在著兩條圍棋的源流吧。由於篇幅所限，本書就不能深入地探討這個問題了。但是，眾所周知，日本的棋和中國的棋不僅是外貌而是有著本質上的區別。一方面，稱作中國流的棋，如我們在武田信玄、真田父子的對局中所見到的以“戰鬥”為主的棋；而在京都同時代的日海等人的以“取實地”為主的手法，則被認為是現在日本的形式。即使在中國也一樣，這兩種不同性質的棋各自發展，趣味津津。
德川四家
直到明冶維新，本因坊、井上、安井和林一直被稱為圍棋四大家。圍棋世家之初，本因坊家是第一世本因坊算砂（日海上人），井上家則是以算砂的弟子後來成為名人碁所的中村道碩為祖。
德川三代家光之時道碩已然去世，碁所缺少適當的人選而成為“空所”。不過，家光好象也喜好圍棋。據傳說，由於家光和奧洲伊達政宗下圍棋，而將有名的“攫取神田川租金”工程（即江戶城唯一的隘路小石川口修建工程）委派給了政宗。
《坐隱談叢》記敘︰“家光頗能弈，每每與伊達政宗對之。然政宗每與家光對局輒戲曰︰‘吾由小石川口攻汝。瞧，小石川口潰矣！’家光三連敗，恕其過言，命政宗改建小石川口。”
就是這位家光命令對自中村道碩以來就成為空所的碁所進行討論。
當時，在許多大臣出席的情況下參加討論的有︰本因坊家二世算悅，安井家一世算哲（前面所提的六藏），井上家二世因碩，林家二世門入等。可是，在當時並未達成任何協議。後來算哲的弟子算知稟承先師的遺志，依靠南光坊天海、松平肥後守等權貴一心想當上碁所。最後，終於以天保元年十月五日的“御城棋”開始，算知同本因坊二世算悅前後共用九年時間按先互先爭戰六局，可是這六盤棋都是執黑先行者勝，因而碁所也就一直空缺著等待時代的發展。
棋聖道策出現
算悅、算知的爭棋歷時九年而不分勝負，討論碁所的事也就擱置下來。然而，就在算悅去世的同時，算知不失時機地向當時的權門呼請，寬文八年（公元１６６８年）十月十八日，他終於被任命為期望已久的碁所。在另一方面，本因坊家在算悅死後由道悅任家督，十一年來不曾在“御城棋”下過一盤淇。這次道悅突然得知算知當上了名人棋所非常氣憤，立即同後嗣道策到幕府娓娓抗辯。值月班的老中（譯注：日本古時官名）加賀瓜甲斐守對他說︰“算知碁所之議將軍上意已決，爾等申請爭棋則屬違制。如若執意強請，對局敗北將發配遠島。”
無論古今，象武士這類權力社會的思想方法與賭徒社會的思想方法是一樣的。當時的道悅正襟凜然答道︰“我畢竟出身於棋苑世家，如若這樣默默無聞地了此一生亦無顏見祖先於地下。在勝負上即使由於我本人武運不佳而被逐遠島亦絲毫無憾。然而，若今日懼流刑而忍所不能忍之恥辱，那將是永世永代的恥辱。望恩準一決勝負。”
對於這熱誠溢於言表揮淚提出的懇切要求，行政長官也不好拒絕。討論的結果，決定以一年下二十盤棋的比率對局六十盤。因為算知是碁所，所以決定道悅定先。
讀叢子安藤如意對道悅極口贊揚︰“志壯哉！有沖天之氣概。後世棋人宜以為鑒。”
結果到第十五局時道悅已經領先了六局，第十六局改為先互先的比賽。在結束二十盤棋的最後五局中道悅四勝一負。
事已至此，算知只好引退。按理說，道悅應隨之成為碁所，但是他考慮到曾違抗過幕府命令這一點從而隱居去了。後繼者道策遂承其余蔭顯露頭角於日本國內。這位道策就是後來人們奉為棋聖的本因坊四世道策其人。
琉球棋士來日
本因坊道策棋藝高超，名聲大振，就連琉球國的國王都有所聞。天和二年（１６８２年），琉球國王在朝貢之際讓琉球國第一名手親雲上濱比嘉伴隨，托島津光久安排了親雲上濱比嘉與道策的對局。
德川幕府也同意對局。第一盤授四子棋，道策勝十四目。同一天的第二盤棋濱比嘉勝二目。這一天彼此不分勝負。
元祿時代的盛況
現在的段位制度創始於著名的元祿時代（公元１６８８－１７０４年）。（譯注：這一時期江戶幕府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執政，政治穩定，商人階層興起，同時也是文化、藝術發展鼎盛時期。）此時道策已經成為碁所，圍棋正處於空前的黃金時代。本因坊道策的弟子曾多達三十多人，由此可略見當時圍棋界興旺之一斑。在道策的眾多弟子之中技藝出眾的有道的、道節、策元、八碩、本碩和道玄，世人稱之為道策門下的六天王並譽之為棋界之花。若論這些優秀少年的段位，道的十三歲時六段，十六歲成為道策的後繼人；策元亦不遜色，十五歲就成為後繼人了；八碩是堂藤家委托來的門徒，十七歲升至高段；本碩還在弱冠之年就與高手比肩了。此外還有相原可碩、坪田玩碩等神童，他們同時從十二歲開始就從幕府領取一百五十俵（譯注：裝谷物的草袋，亦作計量單位）的祿米，這也確實是前聽未聞。
道悅、道策與細川家
時代的權力中心終於轉向商人階層。包括德川幕府和各大名在內（譯注：大名，官名，相當於中國古代的諸侯），封建武士的權力向新興的商人階層手中轉移。原來以武力為後盾掠奪農民的大米以建立其經濟基礎的武士階級，現在也為了能吃到大米而不得不熱心地關注大阪堂島谷物市場上的行情了。此時，武士們的權力己讓位於新的金錢的力量了。
在德川三世的家光時代以前，武士們的生活還算景氣。但到了五世綱吉的元祿時代以後，雖說是身為大、小名主也不得不屈身向江戶、大阪的商人借錢，有的債台高築達十萬以致幾十萬之巨。這裡面有一個有趣的故事與圍棋有關，此處向讀者講一講。
道策和細川家是主從關係。五世綱吉之世，細川越中守家督曾由於過失丟失了幕府賜下的細川家的家寶－兵器和虎皮鞍。這件事對細川家來講可是系之存亡的大事。當然，對現在的我們來講這是無法理解的。不過這可不是宮廷戲劇，在當時失去了上賜的“傳家之寶”，不知何時就會禍從天降。這可是關係到身家性命的大事啊！
老臣們聚在一起商量的結果就是委托長岡帶刀就此事求謀於本因坊道悅、道策。所幸的是二人都受到將軍侍衛牧野備後守的特殊恩遇，於是他二人就私下向牧野備後手求情想了一個補救的辦法，細川家因此才得以平安無事。
另外，道策的表弟吉永升庵正侍奉著伊井侯，道策也向伊井侯求了情。總之，道悅、道策盡全力救助了細川家。這一時期的費用，據說細川越中守曾請道策援助了五百兩佣金，道策慨然答應了。這其中的有些事情是通過井上家辦理的，此處就略去不提了。
事件的過程中細川越中守給道策的書簡留在道策的出身地山崎家。從信的內容來看，細川家在肥後、熊木的米倉大約擁有數十萬石大米，無疑是個大諸侯。這位細川家的戶主給本因坊家的道策寫出了像朋友之間那樣親切的感謝信，末尾還寫著“惶恐謹言”。
大名的沒落就不用提了，但是棋手們以下圍棋這種技藝取悅於權門勢家，甚至於連大名的生命都承擔下來了，這不能不令人驚訝。
由於經過了這件事，細川家每年給道策五百石大米，直至終身，同時他也給了與此事有關的山崎家和井上家幾百石。
安井家
前面的敘述是以本因坊四世道策為中心的。再說四大家之一的井上家，其始祖中村道碩是本因坊一世算砂的弟子，素有青出於藍之稱。井上家自道碩以來與本因坊家的關係至深。
安井家後來在圍棋界與本因坊針鋒相對，展開了激烈的爭鬥。
安井家的一世是算哲，亦稱老算哲，乳名叫六藏，後服務於駿府陪德川家康下棋。算哲十九歲削發為僧，與本因坊算砂、中村道碩、鹿鹽利賢、林門入、井上因碩等並列於棋院，每年奉侍“御城棋”。算哲有位親戚叫安井道頓，現在大阪的道頓渠就是以挖此渠的安井道頓的名字命名的。安井有時也寫做保井。
安井家的二世是算知，後來他與本因坊家的算悅、道悅相爭成為名人碁所。他是一世算哲的弟子，由於一世算哲的親生兒子春海和知哲尚幼，算哲便挑選了弟子中的奇材算知作為自己的繼承人。
在江戶時期，即道策、道知以前，出類拔萃的仍屬中村道碩。第一世算哲與道碩下了一百數十局，道碩領先四十局左右。比起安井家家傳的凶猛對攻來，道碩的棋則是輕柔均衡、控制大局。自然而然地安井算哲的棋也下得持久而有毅力。以至中村道碩說︰“棋雖勝，命卻丟在算哲手裡。”
安井流
安井流以力棋也就是以凶猛的對攻而聞名。這種風格與本因坊算砂、中村道碩的輕柔手段、處理巧妙形成兩種極端。澀川春海（第二世安井算哲）
澀川春海用的是母親家的姓，他的本名叫算哲，是第一世算哲的長子。人們為了避免混同把一世稱為老算哲。算哲的段位是七段，也出席“御城棋”。然而，他之所以聞名是因為他在德川時代以澀川助左衛問春海的名字寫了一本歷書－《貞享歷》。這本歷書的修訂是件大事，說明那個時代就已經出現了重視天體的觀測和其他的科學實驗的傾向。
在我的記憶裡確切地記得，斷定傍晚時分西天上的明星和天明時分的明星為同一顆星的是幼年時代的澀川春海。無論怎麼說，在歷千年之久一步也未離開唐代宣明歷的日本。用自己的力量並且是依靠幼稚的觀測器材修訂了歷書，確實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春海從天文和其他學問上推斷，認為“執黑天元第一著必勝”。他抱此信念與本因坊決戰，但事與願違敗下陣來。據說他以後再也不先走天元了。
不管那盤天元局下在天元位置上子的效果如何，就道策卓越的技藝來說，連算哲也難以與之匹敵。
本因坊家的盛衰
在當時的時代，圍棋的盛衰往往依賴於師家的消長。這就是說由於有四大家之首的本因坊家的存在，三世道悅、四世道策和五世道知都是在同時代棋手中的佼佼者，所以，盡管另外三家中的安井家二世算知曾一度窺視碁所，但最終還是被斷然鎮壓下去了。可是，道知以後的知伯、秀伯、伯元這三代人都是在三十多歲時病故，而且他們的棋力也只在六、七段之間，並無抑制其他三家的力量。
然而，不可思議的是在這期間那三家也沒有出現什麼傑出的棋手，四家的爭霸戰僅僅是在較低的水平上進行，因此，這期間也未出現像前代那樣激烈的對抗，歷史也未留下什麼逸話。
圍棋界維持了暫時平靜的二十年，直到本因坊八世伯元之後出現了察元，圍棋界才再度呈現出活躍的局面。
第九世本因坊察元
察元家督嘆其坊門衰退，自責自勵，銳意精煉，一心獻身於棋道。
當時的師家之間有個壞習慣，就是各棋院只是自家內部研究棋術，極力避免與其他門派爭勝負。這固然屬於陋習。另一方面，本因坊察元雖然棋格才六段，但是他知道自己的棋力比別人雄厚，所以才故意避免在盤上的激烈衝突。當他看到已無法避免衝突的時候遂快如疾風般地馳騁於井上因碩、林門入等列強之間。由於安井仙角的幫助，雖幾經曲折，實力雄厚的察元終於獲勝成為八段準名人。
接著，察元為了實現自己畢生的目的，再接再勵向“名人碁所”挑戰，他解除了井上因碩屢次想拒絕爭棋的執拗抵抗提出了爭棋。因碩是當時的宿老（譯注：古官名），爭棋不可避免地在察元和立於一線的第六世因碩之間展開了。結果察元在六局中五勝一負從而成為名人，數年後被委任為碁所。
我們在寫德川時代的圍棋史時，雖然把嫡派四家相提並論，但是必須把本因坊家做為問題的中心。這是因為本因坊家是自一世算砂法師以來的名家，處於四家之首的地位，而且從名人高手輩出的實際情況來看也是他家不可比擬的。
由於察元的努力，本因坊家經過了明和中興，後來，以察元的弟子烈元、元丈經常保持著對其他三家的優勢。時代從化政（公元１８０４年∼１８３０年）推移到天保（１８３０年∼１８４４年），亦即丈和、秀和時代。
知得與元丈
從察元到丈和在本因坊家已經過了四代，這期間沒有什麼要特別指出的。只是在丈和時代安井家也出現了一位傑出人物─安井知得。他原名叫中野知得，入安井家後改為安井知得，後來又改稱仙知。現在還留存著知得、元丈的爭霸記錄。後人評曰︰“元丈、知得共立名人之位，兩雄之技在伯仲之間，故竟同止於八段。”
鬼因徹
與知得、元丈差不多同時，井上門也出現了一位優秀少年－服部因淑。因淑是美濃國江崎村農民多助之子。他幼小的時候在鄉下寺院裡讀書，同時寺僧教他下圍棋。這是他從事棋道的契機，後來他得到鄉親們的資助進京來到了第六世井上因碩的門下。因淑還在使用因徹這個名字的時候，世人就稱他為鬼因徹而名噪棋界。
因淑在晚年擔任井上家的教練，負責培養同門弟子。幻庵、雄節、正徹均出其手下。幻庵等人從文化、文政到天保的幕府末期都在日本圍棋史上留下了顯赫足跡。這些圍棋界的條條流水在幕府末期共同澆灌著圍棋的絢爛之花。而在此驚天動地的時代執牛耳者乃是集棋力與權謀於一身的脫穎而出的本因坊丈和其人。
化政--圍棋的黃金時代
文化、文政時代，幕府由將軍家齊統治了六十年，盡管這個時代存在著眾多的矛盾，它還是發展成為即將來到的明治維新的前夜。在圍棋方面終於迎來了本因坊丈和對幻庵因碩的爭鬥時代。由於我們在正文的爭霸戰中一直詳細地談到丈和與立徹，以及立徹的弟子赤星因徹對丈和的膾炙人口的“天保嘔心瀝血之棋”，所以有關後來發展到丈和的弟子秀和的曲折經過我們這裡就不深入談了。
然而，這全部畫卷都是反映了一種個人在家門的榮譽之下遭到毀滅的社會；這與不久以後的明治時代無知的民眾被一張紅紙（譯注：當時的征兵公文為紅色）驅趕到日清、日俄戰爭中去不是一脈相承嗎？圍棋界素有清廉的橘中仙之稱，但是，在這裡各師家之間展開的謀略之爭連明治時期集圍棋之大成的安藤如意也為之發出“此丑態目不忍睹”的嘆息。
察元始終致力於名人之爭，後來終於當上名人碁所。他為了消散平時的鬱悶心情，以家康賜與的法眼（譯注：法眼和尚的簡稱，僅次於法印的僧位）資格大肆旅游於東海道一帶。這時的明和時代是怎樣的情況呢？這就是產生有名的田沼時代的那個時代。（譯注︰江戶時代中期，田沼意次為幕府的重臣，受到將軍家重、家治的寵信。此人奸佞妄為，欲與其子圖謀篡政，賄賂橫行，及至將軍家齊才罷其官爵。史稱其時為田沼時代。）明和的大饑荒也是日本歷史上有名的。如明和九年由於“明和九”與日文“迷惑”（譯注：意為麻煩）發音相同，所以改年號為安永。在那個時代對於百姓來說，饑荒、火災、瘟疫是最悲慘的禍災。然而，就在這種時候，察元等人卻對平民百姓的饑苦漠不關心，揮霍萬金安然自得地遊玩於東海道上。不過，我們應該懂得，所有這些醜惡的現象的發生，決非明和之爭的察元與井上因碩以及化政時代之爭的丈和與幻庵井上因碩他們個人的問題。
德川時代在創立時期即在三代家光以前還算穩定，圍棋界也是如此。《坐隱談叢》中有這樣的記載︰有一次一位老中毫不客氣地對本因坊二世算悅說︰“算悅，這棋你完了。”算悅非常不悅，一言不發地推開棋盤就要退席。此時正值御城棋之際，又有通知說將軍即將出席，老中連忙低頭道歉才總算勸住了算悅。此外，還有前面提到的本因坊三世道悅冒著被發配遠島的危險執意請求與安井算知爭個高低。像這樣的凜然氣概堪稱後世楷模，思之令人奮起。筆者認為，有如此棋德存在是由於在德川初期的武士社會裡蘊藏著發展的契機。
因為當時的社會還是較充實的、發展著的，所以在普通民眾當中才能產生這樣的魄力。但是，德川政權推行的是依靠不耕不織的武士階層用武力壓迫農民的強權政治，到了第四、五代時就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幕府盡管采取了種種措施，如改鑄貨幣、開發新田、對外貿易，興創產業等，但終究未能挽回西下的落日。在這樣的時代當然不乏農民起義、百姓造反的大事件，不料想商人階層也顯露出勃勃的發展生機。最終德川幕府不得不離開權力的寶座了。
享保第八代吉宗想挽回幕府政權這西下的夕陽也是枉然。這以後的文化文政時期是將軍家齊的六十年統治，這朵敗色甚濃的封建政治的無果“黃花”，必然地導致了從察元到丈和時的令人側目的醜惡戰爭。筆者認為這是不折不如的社會墮落的生動寫照。
明治時代
明治維新的大變革自然而然地從根本上觸動了日本各個社會領域，圍棋界當然也不會例外。
在德川幕府時代受過幕府扶持的本因坊、井上、安井、林四家雖然靠師傳弟承在新時代的旋風中留下了接班人，但是其生活的基礎已被剝奪，他們的存在不過是苟延殘喘而已。像天保四傑之首的本因坊秀和，也在祖輩相傳的本所相生叮的宅地上搭起臨時的木板房，過著家無隔夜糧的日子。想當年，丈和曾在幕府末期與井上幻庵的爭棋中擊敗了老英雄，那次爭棋在圍棋史上稱譽為“最後的異彩”。
明治六年（１８７３年）本因坊秀和在五十四歲上失意而死，後繼者秀悅起來接班，但是他悲痛之餘竟精神失常了。秀悅之後是百三郎秀元繼承家門，此時此刻挽回家族的命運己是難以想像了，更何況平地一聲驚雷，方圓社創立了，這就更加速了這個圍棋世家的衰敗。時年明治十二年（１８７９年）四月。此後直至大正中期約半個世紀的時間裡，日本的圍棋界圍繞著本因坊與方圓社的對立而沉浮變幻。
方圓社的創立
明治維新經過了十年，激蕩的餘波逐漸縮小了振幅，民心趨於穩定，圍棋也終於出現了復興的徵兆。
明治八、九年時，本因坊丈和的親生兒子中川龜三郎，與井上家的小林鐵次郎等人商議，計劃從舊師家的框框裡脫離出來成立一個新時代的組織。他們叫回了為躲避新的混亂而閒遊於北陸路的村瀨秀甫，並以他為總帥，方圓社成立了。秀甫是幕府末年僅次於本因坊秀和和秀策的名人。
方圓社以社長七段村瀨秀甫、副社長中川龜三郎、理事小林鐵次郎五段為首組成的強大陣容開始了新的征程，贊助他們的顯貴紳士都是維新的功臣和社會名流，如井上馨、山田顯義、山縣有朋、大隈重信、後藤象二郎、芳川顯正、岩崎彌太郎、澀澤榮一、日下部鳴鶴、成島柳北等人，這些人的名字羅列起來不下百個，由此可見當時方圓社的盛況如何了。
新方圓社採用新的私塾制培養少年棋手。這些新棋手中有塾長石井千治即後來的第二代中川龜三郎、田村保壽即後來的本因坊秀哉以及田村嘉平等人，他們都做為明治以後的圍棋權威而名垂棋史。
秀甫與秀榮
新方圓社的解放思想符合時代潮流，再加上社長村瀨秀甫的才幹，方圓社日益昌盛。另一方面，本因坊家雖然有百三郎秀元繼承事業，但他的棋格不過才四段，根本不可能與方圓社競爭。
秀元的哥哥是秀榮。秀榮早先是四家之一林家的養子，由於他不忍看到宗家本因坊的沒落，就毅然地離開林家回到本因坊家與弟弟秀元一起準備再興家運。秀榮仔細分析了方圓社成功的原因，結果他認為歸根結底在於方圓社統帥村瀨秀甫出類拔萃的棋技。於是秀榮開始了十年臥薪嘗膽的生活。
我們不能簡單地認為本因坊和方圓社之間的對立是宗家對新興勢力有感情上的隔閡。這裡主要的原因是，秀甫作為本因坊秀和的弟子，他一直認為在秀和的接班人即他的侄子、後世稱為棋聖的桑原秀策夭折之後，一向師徒相傳的本因坊的接班人非己而莫屬了。可是處於當時幕府末年的倉惶之際，接班人的問題還是按照秀和的意志定為秀和的長子秀悅擔當大任。很明顯，秀甫對此事頗為不滿。
這就是雄心勃勃、胸懷凌雲之志的村瀨秀甫離開東都的原因。我們且不談日本圍棋界的是非善惡，實際上它是一個孤立的技術世界。秀榮既然對自己家門的衰敗痛心疾首，對方圓社及其主帥秀甫自然也就不無怨恨之情了。
我們應該記住使兩者的對立日益加深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新方圓社重新頒發段位證書這件事。段位證書本來都是由師家、宗家頒發的，同時這也是他們的一個主要經濟來源。新興方圓社侵分了這個利益領域，也就成了師家與宗家的不共戴天的仇敵。
事情想起來也很可笑，段位證書又不是什麼專利，由誰來發放不行啊！宗家沒有理由為此事同方圓社找碴兒。可是，說是沒有理由並不能解除他們之間對立的情緒，倒不如說害怕一旦說出真正的理由被人指責吧。因此，這種對立在內心深處就變得更加深刻了。
這裡我想舉出一個例子。
在方圓社成立的同時，村瀨社長呼籲同本因坊、安井、林三家協作，可是師家沒有響應，與此同時，本因坊秀元註銷了村瀨秀甫和中川龜三郎的段位證書，林秀榮註銷了門生林佐野女的段位證書。他們的做法似乎並不很得人心，秀和的弟子高橋杵三郎（五段）對本因坊家的這種處置方法很氣憤，自己把段位證書退還不要了。
總而言之，由於方圓社的創立，圍棋界掀起不小的波瀾，後來，經過後藤象二郎從中斡旋，在秀甫與秀榮之間達成妥協的基礎上，秀甫作為師家本因坊的門生重新從本因坊秀榮手裡接受了八段的段位證書。後來因為他在本因坊門生當中棋藝出眾而繼任了本因坊。十八世村瀨秀甫成為八段，繼而這位本因坊秀甫又授與秀榮七段證書。本因坊與方圓社和解的條件是，方圓社頒發的段位證書裡必須有本因坊的認可證明方為有效︰雖然達成了和解，但是本因坊宗家的秀榮一刻也未忘記挽回家運的宏願，而秀元、秀榮實現他們這個宏願的時機就要到來了。
秀策、秀甫與秀榮的實力
從時代的角度來看，明治的巨匠當推村瀨秀甫為首，其次是本因坊秀榮，對於他們二者的實力，世上則流傳著種種杜撰的說法。秀甫與侄子秀策下十局棋，到第九局時秀甫是定先領先三局，當時秀甫是六段，但一般認為他的實力具有八段或名人（九段）的水平。比賽到了最後的決勝局，最終的結果秀策保持住了讓秀甫一先的優勢，同時也顯示出秀策棋藝的高超。秀榮曾這樣評價秀甫的棋︰“他的棋已經達到了名人水平，即使現在秀策還活著怕也難於取勝秀甫了”。
在秀甫的全盛時代能夠對他保持定先水平的人只有中川龜三郎、本因坊秀悅、秀榮三人。不過，還有一位怪人，四國的水谷縫治，只有他能同秀甫下先相先的棋。也許就是由於這個原因吧，秀甫對縫冶的棋評價很高，“天下令人畏懼的棋手當屬秀榮與縫治”。有趣的是秀榮對縫治的棋卻評價不高，他說︰“縫治的棋不值一談”。
四象會
（譯注︰“四象”一詞是天體中日、月、星、晨的總稱，四季變化中春、夏、秋、冬的總稱，地球上水、火、土、石的總稱。取名四象會喻其宏大博深。）
明治十九年（公元１８８６年）秀甫去逝，方圓社的台柱倒塌了。這時的秀榮己是八段而且是技冠群雄、所向無敵，後世稱頌他是“名人中的名人”。
秀榮不失時機地召集天下棋手組成了“四象會”。“四象會”每月開一次，棋手們輪番與秀榮對局還進行對局講評。於是，天下的棋手一致集於秀榮麾下。舊方圓社系的石井千治、廣瀨平次郎，還有此時已經離開方圓社的田村保壽都來到了秀榮面前，秀榮的威名終於壓倒了方圓社。我們可以想像得到秀榮在經過十年“臥薪嘗膽”一朝終於如願以償時的那種得意神情。從那以後“四象會”一直舉行，只是到了日俄戰爭時期，由於舉國都在進行戰爭才不得不中止。
“四象會”的經濟來源是靠當時的顯貴紳士們提供經費，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富商高田慎藏的夫人民子捐贈的。
斗轉星移，半個世紀以後在棋界統一之際，財閥大倉組的公子喜七郎一個人出資成立了日本棋院。從此我們可以看出專業棋手的職業行會目標所指乃是在於財權。段位證書費的問題也是同樣的。像如今必須交納數萬日元才能拿到一張段位證書，這恐怕是所謂的庶民草莽們擔負不起的吧。盡管如此，這種交納段位證書費的制度卻一直沿襲至今。這樣我們就明白了，這一切都是在沒有群眾參加的情況下進行的，專業棋手們開口閉口說什麼“為了圍棋愛好者”，其實不過是煙霧而已。在這裡我倒不是評判這件事的好與壞，我要說的是棋手這個階層的路線並非大眾路線。
秀榮和野澤竹朝
出資支持“四象會”的高田民子不僅給秀榮，也給石井千治和其他棋手們優厚待遇。據說當時民子夫人送給圍棋界的錢不下三千元，與現在的貨幣價值相比，這是一個龐大的數字。
秀榮在後來對這個高田民子從感情上似乎有些合不來。這是因為在日俄戰爭之後新組織的“日本圍棋會”由當時的權威本因坊秀榮擔任會長，名譽會長有福澤舍次郎、犬養毅、澀澤榮一、岩崎久彌、武藤山治、三井元之助、有賀長文等人，高田民子也是其中之一員。在招募會員時十五銀行的總經理園田幸吉這樣說過︰“本因坊秀榮棋雖高但不諳人情世故。聽說他受到高田民子夫人的惠顧卻不登高田家的門。本銀行與高田商會關係至深，所以我不加入以秀榮為會長的‘日本圍棋會’也是合情合理的”。
這其中有個原因，秀榮器重自己的愛徒野澤竹朝。但這位野澤竹朝是圍棋界的一個怪人，秀榮之後秀哉繼承了本因坊後他被開除，後定居神戶主持雜誌《圍棋評論》，致力於把當時名人高手的圍棋講評登在“評之評”的欄下進行批判。
關於野澤的事我們在以後還要提到。他年輕時就有一種與眾不同的名人氣質，秀榮非常矚目於他。可是有一天高田民子來對秀榮說︰“野澤這個徒弟沒規矩，所以你要是開除了他，……”秀榮聽後很生氣，回答說︰“盡管你是我們的恩人，胡亂插手棋道方面的事情也是無理的。這同我們蒙受你的恩德是兩碼事，請不要把棋藝本身和自己的人格當做商品交換。”
從那以後秀榮就再也不去高田家，甚至連妻子卷子的月薪都不領了。據說後來犬養毅、福澤舍次郎等人不忍看著秀榮陷入窘境就發起組織了“日本圍棋會”。這件事反映出秀榮的品格，同時也可理解為在明治以來如洪水般洗滌天下的商業把一切事物都放在算盤上計較得失的時候，秀榮表現出的一種具有古代名人氣質的反抗。
名人秀榮的倔強性格
怪人野澤竹朝這件事反映出了秀榮的名人氣質，此外反映秀榮倔強性格的逸話也有不少。
我們翻開《談叢》就可以看到，“秀榮性格嚴謹剛直，斥虛飾，惡驕做，敬率直。平素默默無言少談笑，而正是這種莊重的性格往往被人視為傲慢不遜”。再加上老江戶的諷刺，挖苦之言從饒舌之口噴出能穿人肺腑，所以他就成了令人畏懼的人，在這一點上秀榮與待人豁達周到的前方圓社長村瀨秀甫正好處於相反的兩個極端。讓我們再從《談叢》裡摘幾個小故事來看秀榮其人吧。
其一︰
韓國流亡到日本的金玉均在秀榮門下的初段級棋手中有讓二子的力量，所以秀榮和金玉均一見如故，當時的日本政府屈服於清朝政府的強烈抗議，於明治十九年將金玉均流放到小笠原島。秀榮想念獨居孤島的金玉均，就在第二年乘郵船來到流配地並在那裡處了三個月以相慰藉，秀榮當時年已三十五六，所以不能認為他是憑一時的少年義氣，也許應該理解為雄心勃勃自成一家的秀榮的本來面目，是一片耿耿赤心的表露吧。
後來金玉均又被遷配北海道，船在中途停靠橫濱，秀榮前去百般慰藉，最後同船共赴北海道。由此可見他二人的感情至深。《坐隱談叢》寫道︰“眾人見其情篤為之驚嘆”。看到秀榮有這等俠肝義膽，我甚至認為這是日本人的最大驕傲。在當時有關仁人俠士的逸話也為數不少，但大多糾纏於暗地裡的利害關係。秀榮只是為了一個亡命志士金玉均而竭盡全力的真摯情意，是後來日朝、日中兩國人民深厚友誼的巨大基石。
其二︰
“歷來技藝傑出之名人多為處世之拙者。秀榮頗不諳於處世，故多貧困。某日，一友來訪，見其敝衣悶坐於陋屋，憐而與之衣。衣乃舊物，樣非得體，秀榮以墨染而衣之。翌日隨犬養木堂出遊伊香保，暑氣蒸人，大汗淋灕，遂墨染全身。時人傳為笑柄”。
其三︰
秀榮一向敬畏甲東大久保利通。有一天此人要把秀榮介紹給富商岩崎，秀榮不肯，說︰“在那種人家我會被當作一般的藝人看待，不去！”
還有一件事。秀榮一天去訪問那甲東的家，踫巧有先到的棋手。愛挖苦人的秀榮開口便說︰“此處不是你等應來的地方，這家貧窮，來了也不會給你們津貼。回去，回去！”
明治末期的波瀾
日俄戰爭後，圍棋界在戰勝的氣氛當中呈現出空前的盛況。德川幕府時代圍棋界是以四家為主，到了明治時代，本因坊與方圓社的對立便成了圍棋界的中心問題，方圓社，即由村瀨秀甫、中川龜三郎、小林這三駕馬車開創的時代，隨著三十年歲月的流逝而成為遙遠的過去。石井千治成為第二代中川龜三郎，岩崎健造當了方圓社的副社長，後又升為社長。但是時代的中心已經轉移向屹立於群峰之上的本因坊秀榮，他的手下有田村保壽七段、雁金準一六段等少年俊傑，人材濟濟，陣容強大，可謂風靡一世。
在大阪方面，繼承井上家傳統的田淵米藏自稱第十五世井上因碩，他當然不會有抵抗“坊門圓社”的力量，現出一個地方政權的樣子也是出於無奈。
然而，到了明治四十年（公元１９０９年）二月，即秀榮襲名人的第二年，由於秀榮舊病復發，哮喘而亡，致使圍棋界出現了巨大的動蕩。
問題的核心是秀榮死後本因坊家的繼承權，角逐在田村保壽與雁金準一之間展開了，這期間屢見不鮮的玩弄權術的爭奪使旁觀者皺眉。有關詳情這裡就省略不談了。結果是本因坊家的退隱者秀元再度出馬收拾殘局。他在位一年，隨著故者秀榮周年忌日的終了按照計劃尊讓與田村保壽。田村改稱為第二十一世本因坊秀哉。從此以後本因坊秀哉名聲大振，相比之下，雁金準一則近乎銷聲匿跡，在專業圍棋界這個狹小的框框之中，一切事情的決定都是在陰謀詭計的漩渦中進行的，日本圍棋史上多少興亡事大多如此。筆者認為，改正這種陋習之時，便是真正的歷史產生之日。
在明治末期，盡管西方國家的解放思想已滲入日本，但是覬覦本因坊繼承權的謀略之爭始終不停，這就又從另一個方面說明當時的日本社會是何等的落後。即使是在今天，以日本棋院和關西棋院為專業圍棋界主流的日本棋界到底如何呢？抱有前途迷茫之感的恐怕不只是筆者一人吧。
後來曾有好事者策劃過本因坊秀哉和雁金準一的對局，但屢作罷論。與此事有關連的雁金準一和坊門的神童野澤竹朝的對局，也只是因為涉及到這一枝節問題而在二人坐定行將落子的瞬間宣告吹台。
直到大正時代，由於讀賣新聞社社長正力松太郎的斡旋，才終於得到機會實現本因坊秀哉和雁金準一的對局，現在想起來真有不堪回首之感。
大正、昭和時代
日本棋院的創立
大正八年（公元１９１９年），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圍棋界大聯合的趨勢也迅速高漲。本因坊家產生於德川幕府時代，方圓社也創始於明治十二年，它們都已經運行了相當多的年輪，但是由於它們沒有群眾基礎，缺少民眾的支持，命中注定要趨於沒落，時常陷入財政危機之中，此刻已經到了必須設法打開局面的時候了。
這些狹隘的職業行會所必要的條件第一是金錢，第二就是所謂有權力的紳士顯貴為後盾，再有就是作用日益增大的輿論界的支持。
為了新的聯合而奔走於權貴之間的是以時事新報為後台的晃南矢野由次郎和官僚政界的議員大繩久雄二人。在大繩久雄的發起下成立了“日本圍棋協會”。協會以名人本因坊秀哉為首，再加上方圓社的中川龜三郎，廣瀨平次郎和雁金準一等人。在年輕棋手裡面有世人矚目的鈴木為次郎、瀨越憲作、小岸壯二等人。以上這些人都是東京的棋手，他們成為協會的中心人物。在關西方面有阿部龜次郎、井上因碩、田村嘉平、久保松勝喜代、木村廣造。另外從中京名古屋到古老稻垣日省也有很多人參加。協會參加的人數之多、地區之廣使協會的成立成為日本圍棋界空前的大聯合。贊助成立協會的顯貴人數據說多達一百五十餘人，其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的宮內大臣牧野伸顯、犬養毅、池田成彬、大倉喜七郎和關西的谷口傳藏等人的名字。
時為大正十一年（公元１９２２年）。方圓社社長廣瀨平次郎乘大聯合的東風將方圓社遷入東京站前當時最新式的圓樓裡。當時他籌集了一萬六千元錢，而他最初的計劃是募金十五萬元，一萬六千元只不過是達到目標的十分之一。後來歷史曾圍繞著這一萬六千元變化，“坊門圓社”統一成立了“中央棋院”繼而又再分裂，其中經過了若干曲折。不久發生了大正十年的關東大地震，一下子把圍棋界內部的矛盾和緊張的氣氛震飛了，而在那個廢墟上誕生的是將圍棋界溶為一個整體的“日本棋院”。
日本棋院大聯合的前夜
獨斷專行的方圓社社長廣瀨平次郎七段得病後殘廢了。在此以前，岩佐、鈴木、瀨越等人都已先後離去，自村瀨秀甫以來為自己已有五十多年歷史傳統而驕傲的方圓社如今失去了往日的榮耀徒剩虛名了。
還有一位守孤壘的人，這就是廣瀨的弟子加藤信。他的處境迫使他必須設法打開局面。幸虧他手頭還有師父廣瀨進駐圓樓時籌集的一萬數千元錢，於是他以此為誘餌夜晚時分悄悄地訪問了本因坊秀哉。在秀哉的往處，關於本因坊、方圓社聯合為一、共駐圓樓的協商在急速進行。
加藤對秀哉明確表示，“廣瀨社長籌集的錢全部用於經營中央棋院。”但是，後來正是由於這筆錢又再度分裂。中央棋院成立半年後解散。
方圓社的圓樓在兩派共駐的同時改為坊門圓社合並的中央棋院，他們的費用是廣瀨社長籌集的一萬多元錢，不過還留下了五千元由加藤信當會計把持著。
這就是中央棋院的財政情況。但是，中央棋院只是登上了新樓卻沒有什麼切實可行的行動計劃，他們只是以圓樓中央會館為招牌覬覦後援者的腰包。無論在什麼樣的時代像這樣單是依靠他人施捨也都是行不通的。從中央棋院成立之日起就開始出現赤字，最初加藤信雖說有些勉強總還是掏些錢出來，一旦前途的曙光消失了，中央棋院的命運也就決定了，終於加藤信對棋手們一分錢都不掏了。
“錢斷情也斷”，本因坊和方圓社在中央棋院內部形成了針鋒相對的局面。加藤向本因坊提出條件︰舊方圓社的錢歸方圓社所有；由於發行中的棋院新報是過去方圓社發行的圍棋新報，所以它的發行權、營業權等均應交給方圓社。這樣一來，局面就更加不可收拾了。接著方圓社又搶先摘下了中央棋院的牌子，換之以方圓社的牌子。這事發生在大正十二年四月六日。
對方圓社的政變，本因坊派個個憤恨不已。總帥秀哉在金錢的問題上也曾遭到過種種非議，但此時他把自己的住宅做抵壓借來了錢，當然總帥是不會親自去辦這件事情的，負責處理此事的是他的得意門生小岸壯二和老將林德藏四段等謀士們。
當時號稱年輕棋手雙璧的小野田千代次郎與女棋手喜多文子二人脫離了方圓社，同小岸壯二一起加入本因坊系。方圓社仍沿襲舊名，而坊門仍用中央棋院的名稱並把辦公地點遷至日本橋川瀨石叮。
舉起“裨聖會”大旗
讓我們稍微追溯一下。圍棋界的獨裁者廣瀨社長聽不進別人的意見，獨斷專行，使方圓社的同事們內心很不愉快。廣瀨籌集進駐圓樓的基金不隨心，失望之中一病不起。方圓社的巨頭雁金、岩佐、高部、鈴木、瀨越等人看準這個大好時機，結伙離開了方圓社成立起一個新組織－裨聖會。“裨”者，副也，“裨聖”者，僅次於聖所之謂也。據說這是木堂犬養毅命名的。
“裨聖會”標志著圍棋界青年一代的崛起，活動搞得熱火朝天。觀其宣言，“務須打破圍棋界傳統之陋習，更新組織，順應新時代潮流”，真可謂豪言壯語，朝氣蓬勃。可是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們忘記了關鍵的、曾促使棋界發生新轉機的大聯合的旗號。時為大正十一年十一月。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裨聖會”造了圍棋界舊權威們的反，進行了劃時代性的變革。
首先是他們拋棄了過去限制圍棋界一切活動的段位制度，制定了互先的新的錦標賽制度。
圍棋的互先總有人執黑子或執白子，很顯然執黑子有利。圍棋原本就是一種在對局者之間存在著不平等條件的遊戲，但對錦標賽來講這一點就太不合適了。因此，“裨聖會”一開始就為了消滅互先棋黑白方之間的不平等條件而規定了互先貼用四目半的制度。今天的新聞比賽都是採用短期錦標賽，實行貼目制度是自然的，但在當時這可是一件新鮮事。
“裨聖會”採用的這個革新性的制度，不能不對傳統的本因坊、方圓社產生巨大的影響。方圓社社長廣瀨臥病不起，中堅棋手一走而光，要想恢復昔日光景已是不可能的了。本因坊系仍是以名人秀哉的權威為中心活動著。因此，無視段位的新制度就成了對這個權威社會的破壞性挑戰，在前面提到的本因坊，方圓社相互提攜共同成立中央棋院的經歷，在某種意義上說是在同“裨聖會”這個新興勢力的對抗中產生的。
棋手與對局
名人本因坊秀哉對雁金準一之戰賭的是本因坊家的繼承權，為此圍棋迷們一直熱切地盼望著他們的對局，結果就技術而言秀哉一時得計射殺了中原之鹿。
秀哉在襲名本因坊以前的實際戰績是讓雁金一先，總成績是領先二局。由於前面的理由圍棋愛好者們一直盼望著他們那種高水平的比賽。雖然如此，他們的願望還是經過了十五年之久才得以實現，真是令人驚奇。就時代的權威本因坊秀哉方面而論，他在其他比賽上的成績也大致如此，他與方圓社的鈴木下棋，對方長先，結果落後二局。他對瀨越從讓三子開始連戰連敗，最後讓先也敗了一局。不過，秀哉與他人比賽可能不像他對雁金戰那樣高度重視吧。
在舊幕府時代，名人碁所就是將軍的指導教師的名稱，他還要負責向幕府提出參加“御城棋”時的人選和程序。名人碁所並不進行一般的對局，這個規矩一直延續到明治時代，它意味著成了大家便可以躺在權威的名譽上睡大覺，而且在那種權威的社會裡還可以得到種種特權。
從明治三十七、八年的日俄戰爭以後到明治四十年，在名人秀哉的時代，報紙舉辦的棋賽津貼為一局二十五元，具體分配辦法是︰棋局講評七元，雜費三元，剩下的十五元對局者平分。規定這些錢要由評棋者交給棋手本人。
誰都知道，評棋者拿的確實是本事錢，而不是隨便什麼人都能評講得了的，評棋須指靠當時手屈一指的人物。可是一盤棋有時一天下不完第二天還得接著下，有的對局時間竟長達一個星期之多，然而這些拼生計付出大量心血的棋手卻和終局後再從頭評論一下的人拿一樣多的錢，怎麼說這也是不合適的。這個講棋津貼只不過是反映了大家特權的一個方面，通過這樣一個側面我們應該看到在物質與精神方面權威已經權力化了。
“權威必須保持”，正是由於這個原因，秀哉繼承本因坊之後對雁金之戰經過了十五個春秋才開始拉開帷幕。
在他們以往的戰績表上，秀哉領先二局，明顯地處於優勢。終於在德川公爵、細川侯爵等人的支持下，二人的比賽開始了。從大正九年（１９２０年）到大正十年（１９２１年）共下二局，結果是平分秋色。
秀哉對鈴木之戰，直到日本棋院成立後秀哉去世竟一局都沒有實現。秀哉對瀨越之戰，是在日本棋院成立以後舊的大家特權在某種程度上被否定的情況下，用一定的格式進行比賽的。瀨越執黑不分勝負，下二子棋是和棋。應該說名人秀哉保住了面子。
三派鼎立時代
大正十二年（１９２３年）五月初，本因坊秀哉手下的本因坊派被舊方圓社派的岩佐哇、加藤信等人從圓樓裡驅逐出來以後，搬到了日本橋川瀨石叮。於是，日本圍棋界從明治初期就存在的本因坊和方圓社的對立又加進了新成立的“裨聖會”這一派力量，成為三派鼎立的時代。
在這一階段中曾以本因坊、方圓社聯合的名義計劃實現整個日本圍棋界大聯合的中央棋院，已經變為本因坊一家的牙城了。
三派的人員組成是︰
中央棋院
名人本因坊秀哉
五段宮阪家二
五段小岸壯二
五段喜多文子
五段小野田千代太郎
四段福田正義
四段林德藏
四段林有太郎
機關雜誌《棋院新報》的編輯由廣月絕軒擔任。
方圓社
八段中川龜三郎
六段岩佐哇
五段加藤信
五段古澤道三
四段小林健太郎
四段岩本薰
裨聖會
六段雁金準一
六段高部道平
六段鈴木為次郎
六段瀨越憲作
以上是三派的主要陣容。
時代正處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世界性不景氣之中，日本也正在整頓“泡沫公司”（譯注：指剛成立就倒台的短命公司），整個社會處於經濟恐慌之中。在這樣的時代裡，圍棋的分裂活動不會有什麼好結果。特別要提到的是，在這個轉變時期舊權威的特權地位在不知不覺地滑落下去，他們的家業也開始動搖了。不管這期間有多少迂迴曲折，這一切都應該看做是時代的思潮在圍棋界的反映。關東大地震這件突然事件，將圍棋界的沉悶空氣一震而光。
失去了所有基礎的日本圍棋界啊，你何去何從？三派豈止是在烏雲低垂下不辨前程，就連一天如何度過都成問題，他們在混亂當中盲目行動著。就在這時，時代思潮的巨大浪潮席卷而來，拉開了一直懸而未決的圍棋界大聯合的帷幕。
師徒關係
日本棋院成立了，它從大正末期到昭和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新興的日本棋院接受了自由主義的時代思潮，要否定舊大家的特權，這在日本棋院成立宗旨書中有明確的記載。自德川時代的本因坊、井上、安井、林四家角逐以來以師家為中心的基本常規，隨著自由主義的日本棋院的發展而逐漸瓦解，換言之，就是把年輕一代從師家及弟子這種行會組織的桎梏中解放出來。圍棋界也不能不遵循歷史發展的法則。
下面介紹一下當時的師徒關係。
本因坊秀哉 名人
宮阪宋、小岸壯二、福田正義、村島義勝
廣瀨平次郎 七段
加藤信、岩本薰
鈴木為次郎 六段
木谷實、關山利一
瀨越憲作 六段
井上一郎、橋本宇太郎
從以上這些弟子的實力來看，他們是日本圍棋界的中堅力量。此外還有中川八段、岩佐六段等人也都擁有自己的弟子，與其他門派相抗衡。
在門派界限如此森嚴的領域內，弟子要和其他派系的棋手下棋是根本不可能的，除非是有報社或某些贊助者的特別支持和要求。圍棋界從整體上講缺乏時代的進步性，它不參加社會生產，在各個方面都有著一種被時代拋棄之感，但它還是依然受著儒家道德思想的支配“不越雷池一步”，對師長的批評是大遭禁忌的。下面舉幾個例子︰
其一，本因坊秀哉開除了本因坊秀榮的徒弟野澤竹朝。
其二，本因坊的門生井上孝平五段也遭秀哉開除。
其三，為爭大阪的井上家的繼承權，惠下田榮芳即後來的井上因碩也被井上家未亡人開除。
開除野澤竹朝的理由是，他發行雜誌《圍棋評論》，在“評之評”欄裡嚴厲批判了本因坊秀哉、中川龜三郎，岩佐哇等權威的對局講評，還在這個雜誌的“棋界月旦”欄裡攻擊了這一伙大家權威。為此，秀哉給野澤竹朝寫了最後通碟式的信。
野澤竹朝先生︰
近日發表“評之評”及“棋界月旦”的雜誌《圍棋評論》，乃是你作為吾門弟子對京家之大不慎言行，望從速改梭。吾謹以此情誼告戒於你。
本因坊秀哉
< 大正六年十二月五日
野澤竹朝當然不會聽從這種警告，於是他又接到了開除令。
野澤竹朝先生︰
前番送去對你評棋的警告，至今未獲任何答復。作為吾門棋人之行為不可饒恕，特此除名。
此告
本因坊秀哉
< 大正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這裡提到的“評之評”是野澤竹朝反復慎重的研究之後發表的，它不僅僅是對圍棋愛好者，對於專業棋手們來說也是有很大參考價值的。
本書正文中收入了瀨越憲作和小岸壯二的對局，講解是以野澤竹朝的研究為基礎，同時也加進了筆者的若干意見。讀者可從字裡行間看出野澤“評”的意志毫無變更，而且他對那一局棋的評論也表現出了持真理的認真態度。像他那樣的人竟被開除並處之以舊時代的“全村制裁”，真是不可思議。“評之評”最初是登載在矢野由次郎主辦的雜誌《圍棋參考》上的，因迫於本因坊秀哉的壓力而中止，後來在《圍棋評論》上連載。
井上孝平的除名是由於他隨便地登載棋局的原因。
“開除”這種舊時代的私刑之所以橫行，是因為還殘留著做為頭目權力的特權之威。尤其象剛才提到的對野澤的警告那樣，對宗家講出自己的看法卻被認為是“大不慎”，實在令人驚惑。
到了大正年代，“開除”這種名譽上的處罰對於被開除者也許不是會招致威脅到生活的大問題，只是在後來聯合成立日本棋院的時候，不要說野澤了，就是井上孝平也因曾被開除過而未能加入，從而受到了實際損害。
段位制度
師徒關係這種羈絆導致權威化，形成特權，而只是把這種現象解釋為儒家道德是不夠的，維持這種權威化的乃是段位制度。毫無疑問，段位的最初目的是明確地表示各人的實力，可是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段位轉化為一個人的身份了。
段位的標準當然要根據各個棋手的對局成績，可是在決定的時候則必須由師家提議或協商，而且還必須是本因坊家和方圓社這樣的特權大家才行。棋手們的收入、名譽以及其他的一切統統都是由段位來決定，因此師家頭領們便掌握了各棋手的生殺大權。這個制度在日本棋院也被原封不動地繼承了下來，那些高段頭領們的特權用“日本棋院審查會”的名義保留了下來。在這一點上，其他技藝領域裡的頭領也和圍棋界的師家一樣把資格證書做為一大財源，而這種做法是否正確實在值得好好考慮。
按道理講，段級的確定是根據各人的對局成績，不應該以權威的名義從上面授與。為什麼呢？以圍棋界為例，在日本全國已有數百萬之眾的圍棋愛好者的情況下，要把這麼多人一個個地確定段級，僅靠一兩個權威頭領怎麼能辦得了呢？這完全是不可能辦到的。那麼，段級應如何確定呢？首先，只能以圍棋團體之間的比賽成績來決定。在現階段，如果說日本棋院這個組織被公認為圍棋界總管的話，它的作用就應該是把圍棋愛好者組織起來並使各團體之間建立橫向的聯系。也就是說，如果段級也是按照民主方式來確定的話，那麼今天就不會出現所謂段位膨脹這類麻煩事了。那樣做或許還會有一些不均衡的現象，但是決不會像現在這樣所得段位與該段位的實力之差竟有五六子之多。尤其是以日本棋院和關西棋院的名義收取大批金額出售段位證書，更加助長了段位膨脹的傾向。
現在沒有篇幅深入地談這個問題，但在圍棋界聚散離合的背後常常是纏繞著段位證書的發行問題，過去，從本因坊和方圓社的不睦到關西的井上家繼承問題的糾紛，進而到日本棋院、關西棋院的分裂等等，這一切的爭鬥都是圍繞著不勞而獲的段位證書費的問題，而為達此目的一門中就需要有一個權威。正如前面所敘述的，將段位制度稱之為權威和頭領社會的特征是非常恰如其分的。現在的圍棋界和段位證書費的問題畢竟是欺騙群眾的，然而正由於段位證書費是專業圍棋界賴以生存的基礎，所以這個問題又是決非一朝一夕所能改變的。
日本棋院的成立
日本棋院成立前夜的三派當中只有方圓社由於加藤信牢牢地掌握著財政才在經濟上勉強維持下來，但論到實力，中堅力量只有加藤信一個人。眾人矚目的小野田倒向了中央棋院，能寄予希望的只有加藤的侄子岩本一個人，可是他才二十歲左右，段位也只有四段，無力對抗中央棋院和裨聖會。比較起來方圓社的景況還算好的呢。裨聖會陶醉於剛成立時的紅火，並無實實在在的積蓄，遲早要想辦法另闢新路，中央會館方面雖然在與方圓社分裂時抵押了本因坊秀哉的房產換到了一些錢，此時在經濟上也瀕臨絕境了，這是因為他們全部熱衷於盤上之爭而缺乏所謂的治世之才。
就在日本圍棋界處於如此沉滯的時候又遇到了大正十二年九月的關東大地震的災禍，三派再也無力支撐下去而告崩潰。在這種情況下，中央會館和裨聖會的謀士們導演了棋界大同團結這樣的一出喜劇，二者經過協商之後向方圓社發出呼籲，但方圓社加藤信在先前中央棋院入伙時嘗夠了苦頭，因此冷淡地拒絕了。於是中央會館和裨聖會又拿出絕招，宣布“如果方圓社不贊成聯合，今後將拒絕與方圓社進行新聞比賽（譯注：報界資助的比賽）”。
在棋手們的生活越來越依靠新聞比賽津貼的時候，手頭拮據的方圓社終於只好就範。不過，這個大聯合並非有什麼崇高的理想，而是出於克服三派的經濟危機這種目光短淺的考慮，因此這個大聯合能否實現歸根結蒂還要看別人是否出錢。
踫巧這時財閥的公子大倉喜七郎出頭了，他真如同圍棋界的救世主一般。
大正十三年（公元１９２４年）四月，大地震過後半年有餘，在外國賓客和朝野顯貴集聚的東京日比谷的帝國飯店，突然出現了許多穿著帶有家徽和服的人，他們的衣著與帝國飯店的格調很不相稱，因而引起了大家的注意。這是圍棋界大聯合的開場，這些人是應大倉喜七郎的邀請前來赴會的棋手們。
全國協商會的紀念照片使知情人有異樣之感，前排正中並肩坐著本因坊秀哉和大倉喜七郎理所當然，而瀨越憲作卻也悠然自得地坐在前排，相反他的前輩高部道平和同輩的鈴木為次郎等人卻站在了後排。在圍棋界這樣保守的社會裡對順次問題是很講究的，即使是現在也還是分什麼上坐和下坐。這張照片的次序排列明顯地不對頭。
大倉喜三郎特別喜愛的是瀨越和坊門的小岸壯二。小岸也許是因為成立中央會館時過於勞累而得病身亡了，現在只剩下瀨越一人盡受君側之寵。這張照片就是明顯的證明。
不久，也就是日本棋院成立的同時，雁金、高部、鈴木、小野田四人再度分裂出去，掛起了“棋正社”的招牌。自裨聖會以來一直與他們步調一致的瀨越，卻一個人留在了日本棋院。聯合紀念像的不諧調之感決非出於偶然。
日本棋院的宗旨書裡按照慣例以政界、財界的大人物為主要倡導者，棋手名單也差不多網羅進了日本的全部棋手。讓我們舉一兩段在日本棋院成立時宗旨書中值得注目的條文︰
一、成立棋院的目的是“從來棋家一心從技，專心而無他顧始得其中深奧。因之，為使此道進步發達，首先援助有為之棋手使其斷後顧之憂，安心以盡天職。”
二、“戰後人心動搖，更加曠古震災之巨創，人心不安。值此之際，應超越萬物，尋求精神安慰與和平於圍棋之中。保護、獎勵此道乃為現代社會事業之一助。”
根據以上的話可以推知日本棋院的基本性質。首先，日本棋院成立是社會一般認為的那樣，不是“棋手的組織”，而是援助棋手生活的團體。不論此事是好與壞，這與德川時代幕府和大名供給棋手們“扶持米”沒有半點差別。
宗旨書中臆斷地規定︰要使圍棋興盛，則生活費由別人供給，棋手們只需把注意力集中在棋盤上棋藝就能夠提高。然而像這樣脫離了生活，任何事情也不會得到發展和進步。以上的基本思想一點也沒有脫離二千年前的儒家精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人心浮動，社會不穩定是實際情況，就是說做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結果，日本有了西方的個性解放意識。在日本社會裡，無政府主義者、社會民主體系、國家社會主義等各種勢力急劇增加；戰後“泡沫公司”接踵倒閉，一般購買力衰減，由這些原因產生的社會不安不如說是社會混亂。不景氣也席捲到了農村。據當時統計日本農村的負債高達六十億元，從而成為巨大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引起社會的巨大反響，日本共產黨成立了，政友會的獨裁者王原敬被刺也是在大正九、十年間，當時的上層社會確實是惶惶不可終日。對於這種由於人民生活不安而引起的社會現象，圍棋界竟要以“下棋”這種方法消滅之，簡直可笑之極。這都是權勢者們的邏輯，而決非是人民群眾的生活邏輯。
在這裡不能詳細地對棋院的成立加以評論，“窺一斑以見全豹”，我們只要瞥一眼《成立宗旨書》的前言就足矣了。本人剛才講了，棋手們脫離了生活圍棋就不可能得到發展。對於財政界的大人物要解除棋手們的後顧之憂這番善意暫作別論，這些人物怎麼能使棋手們的技藝提高呢。他們只會瀏覽一下棋手們的戰績表，對勝局多的人說，“近來你本領大了，可愛的傢伙，你會拿到獎品的”真是一步也離不開封建君主的土壤。對這類“神渝”歡呼雀躍的棋手們，再加上那些扶持棋手、發展棋道立志於消除社會不安的當時的大人物們，如果從廣大圍棋愛好者的角度來看待這些問題，那麼所有這一切都是很有限的了。
以上論敘了日本棋院這個到現在已有半個世紀之久的組織成立時的宗旨以及棋手們的基本思想，這種思想最終使他們離開了廣大圍棋愛好者的利益。雖然如此，日本棋院的成立對我們還是有功績的。
常規比賽制度
“向來高段者對局年僅一二盤，且費時數十日，更收高額費用，此雖體現對局之嚴肅，然實則反現代思想，與理想不相容之甚。”
這裡否定了所謂高段大家的特權，創造了日本棋院常規比賽制度，解放了圍棋界，給群眾以很大影響。於是，在師徒制度的制約中一直難以伸展的木谷、橋本、村島、前田等初二段級棋手快速地成長起來。停滯已久的專業圍棋界注入了新鮮的空氣，解放的情緒掀起了普遍的圍棋熱，加速了圍棋界的繁榮昌盛。
段級授與
“近來動輒亂授段級致棋客品位下降。今不遏止，之後必亂雜。”
段位證書是各師家的生活基礎，當時由於胡亂發放已經成為很大的弊病。日本棋院當初曾要改正這個問題，可是在時隔半個世紀後的今天他自己反而重蹈復轍。現在的棋院亂發段位證書的情況實在使人看不下去，這是何等的歷史諷刺啊！
關西棋壇
聯合協商會是日本棋院成立的開端。出席此會的除了東都的三派之外還有許多關西的棋手，象老將田村六段、木村五段、久保松五段和光原五段等高段陣容來了不說，連京都的大御所格、舊本因坊系統的吉田操子四段等人也出席了。
不過，有一個人聲名顯赫卻沒有參加協商會，此人就是舊幕府以來的名家井上因碩。關於他為什麼沒有參加，樂石生在大正十四年（１９２６年）一月號的《棋道》中寫道︰“原因不詳”。除了井上因碩與田村六段有個人私怨之外，還因為田村最終要把可以說是井上宗家的唯一經濟來源的證書授與權賣給日本棋院。而且面對人材濟濟的東部圍棋界，困守大阪孤壘的井上或許考慮到“即使參加所得也少吧”。或許井上還有“寧為雞首不為牛後”的想法。
段位制度崩潰
首先岩佐、鈴木、瀨越被推薦升段，以開段大比賽為中心的段位制已經開始變得靠不住了。概而言之，日本棋院以前的時代是“一段差半子”，初段對九段之差為四子，而日本棋院成立以後立刻將其縮減為三子。上下差的縮小對低段者有利，但遺憾的是當初並沒有果斷地下決心將其分為兩個或三個等級。
九段制段位的矛盾持續到昭和十四年（公元１９３９年），隨著無視段位差的“本因坊戰”的開始而名存實亡。這並非是人們不留戀有三百年傳統的段位制，但及至時代的浪潮把地方報紙也卷進去舉行本因坊戰那樣的短期錦標賽，這至少在實質上消滅了專業棋手們的段位。然而，在本來由當時社會上層的達官貴人發起、出資而成立的日本棋院裡，內在的保守性還佔支配地位，因此這個段位的實質即使是消滅了，其內部的供給關係一切都還是沿襲段位制那一套。棋院成立時給棋手們的薪金是︰初段十元，二段二十元，三段三十元，……。這種按段位比例給錢的時代錯誤一直暢通無阻延續到很久以後，它直接反映了專業圍棋界以及日本棋院本身的性質。
院社對抗賽
日本棋院的籌備事務所原來設置在中人船河原叮，大正十四年（公元1925年）搬至銀座。翌年即大正十五年在赤阪溜池的一角，堂而皇之的日本棋院建成了，它聲名赫赫，威鎮海內。
棋正社參加了棋院創立時的聯合會議，但是在棋院成立的同時又與它分道揚鑣了，此時當然沒有力量同棋院抗衡了。
在這種情況下，棋正社的高部等人通過讀賣新聞社社長正力松太郎導演了一場戲，這就是院、社對抗賽。
第一陣是日本棋院總帥、名人本因坊秀哉對棋正社的雁金準一。這一仗真酷似戰國時代北越勇將謙信同甲斐源氏的後裔、足智多謀的信玄在信州中島相遇時的一場惡仗。
秀哉和雁金的對局把圍棋界早已存在的種種糾葛交織在一起，也是棋迷們渴望己久的比賽，因此戰前的氣氛空前活躍。
這場決戰以名人本因坊秀哉的壓倒性勝利而告終，從而也揭開了院、社對抗的序幕。對抗賽繼續進行，很明顯，在日本棋院自由主義基調的影響下，從大家特權桎梏中解放出來的青年一代木谷、橋本（當時四段）為日本棋院方面贏得了絕對優勢。
時代已經完全轉向二十多歲的年青一代。昭和三年（公元１９２８年）中華的麒麟兒吳清源來到了日本，時年１５歲。他和屹立於一方的木谷實開創了後來的木谷、吳清源時代。
吳清源來日
“中國出現了神童！”此事在日本棋院一帶漸漸地廣為流傳。據說吳清源在十歲時從臥病在床的父親那裡學會了下圍棋，一年就達到了初段的水平，進步很快。
他在十三歲時偶然和到中國旅遊來的井上孝平對局，受二子戰成平局；十四歲時受二子勝井上孝平五段，又執黑一勝一負，具備了專業三段的水平。好像要證實一下情況似的，十五歲那年他與到北京的橋本宇太郎四段對局，以定先連下二城。
就在吳清源十五歲這年，他離開了天津碼頭，踏上了日本的土地。也許是因為吳清源的戰績得自中國而非日本，所以日本的年輕棋手們並沒有將此事特別放在心上。但是吳清源來到日本後立刻就顯露出頭角，以黑先逼迫據稱是當時第一強手的篠原四段中盤認輸，對名人本因坊秀哉也在三子棋、二子棋時斬將奪關連下兩城。不僅如此，吳清源以後的戰績幾乎保持不敗，充實顯示出了他的雄厚實力。
本因坊道知十五歲時就向寶永年間的老將安井仙角挑戰，現在我們看到了吳清源少年時的戰績就稱他為道知以來的天才也不過分吧。
新布局”時代
本書正文也是以新布局時代的代表性對局結束的，因此圍棋通史也姑且擱筆在木谷、吳清源的新布局時代。如果要寫到現在的林海峰、石田芳夫，則需要另寫一本書了。
回過頭來再講引人注目的“新布局”。一九三四年秋季舉行的圍棋大賽中，木谷與吳清源這兩位集時代眾望於自身的天才少年，以前無古人的革命性手法參加了比賽，並且奪得了第一名、第二名，從而轟動了整個圍棋界。
“新布局”無愧於使用“革命的”這個詞，它以否定過去傳統形式的新鮮之感征服了棋迷們的心，掀起了空前的圍棋熱。
新舊兩種手法的對比
舊手法體系的基礎可以遠溯至德川時代初期本因坊一世算砂及其弟子中村道碩的時代。但這並不是說只是到算砂、道碩時代才具備了這種形式，遺憾的是在那以前雖有傳說卻並無重要的對局譜留傳下來，所以現在難以準確地推斷了。不過，對算砂以前的棋我們可以零散見到一些古譜，如鐮倉時代的和尚日蓮和日朗的對局譜、戰國時代武田信玄和高阪彈正的對局以及真田昌幸和伊豆守信幸的對局等。令人不可思議的是，真田父子的對局是在永祿四年（公元1562年），而算砂和利賢的對局是在天正年間（公元1573－1592年）織田信長的“本能寺之變”的前夜，其間最多相隔十幾年，但是二者下棋的手法卻有天壤之別，而這種差別又非僅用“技巧之差”等詞句所能解釋的。如果牽強解釋的話，那只能說戰國時代東國武士階層流行的圍棋和當時的文化中心京都算砂、利賢、道碩等人下的棋不是一個路子，它是由另外的途徑傳來的。
算砂以後，與中村道碩相抗爭的安井家之祖安井算哲是東國武士出身，但他和真田父子等人的風格又有千裡之差。一言以蔽之，在棋界被稱做“安井流”的是所謂的力棋，是屬於真田父子或信玄、高阪彈正之棋的亞流，算哲和道碩的棋則與之相反，是注重布局均衡的近代棋風。如此看來，二者不同是很明顯的。在算砂、道碩、本因坊四世棋聖道策對安井算哲、算知的角逐時代，最終各流派都不得不屈服於本因坊流的棋力之下，爾後經過德川百年之久才演變成今日的手法。因此與其解釋說近代圍棋形成於算砂、道碩時代，不如說在算砂時代流行於京都僧侶之間的就是近代圍棋更正確些。這個問題本書就不準備多談了。
簡而言之，算哲以來的形式是以形成角、邊之“地”為主流的，這也是因為邊、角的定式形式易於設定的緣故，因此在這個領域中即使有某些局部性的改革在本質上卻並沒有什麼改變。另外由於日本處於封建時代，所以形式的過分權威化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謂改變先哲的行跡也就成為嚴格的禁區。
也就是由於這個原因，早在寬文時代（公元１６６１－１６７３年）道策的弟子秋山仙樸寫了一卷《新撰棋經》，要把道策的思想傳之於後世，由於師家道知的控告，幕府沒收了刻好的木版並對其處以“閉門反省”的懲處。到了明治時代這些舊俗也並未消滅，奇才野澤竹朝和井上孝平被本因坊家開除並處之以“全村懲罰”。這就說明，一切脫離了先哲教義的行為全被視為異端，也就有了被圍棋界開除的危險。但是，形式主義即使在圍棋界也畢竟是不正確的，因為圍棋技藝本身並不是以一種固定的形式就能簡單規定下來的。
衝破舊框框的正是木谷、吳清源的新布局。那麼，為什麼木谷、吳二人能進行這種思潮性的變革呢？因為日本棋院的成立否定了舊大家的特權，年輕的一代已無須顧考那些舊權威們了。這一點反映了日本棋院的性質，即它一方面沿襲了封建制度和儒教精神，另一方面它又站在時代的自由主義基點上具有進步性。
使新布局手法形成為一個體系的是筆者。筆者否定局部的形式，極力主張全局的棋要有機地聯繫、呼應。而且，不管是定式還是先賢的形式都必須放在與全局相關聯的基礎上才可以加以評判。這樣，就連應稱為舊手法骨骼的締角的絕對性我們也可以它的局部偏狹性而加以否定。
“新布局”這種清新的構想，也是受當時德國的全體主義思潮的刺激而產生的。無論如何，對於舊手法“不先背好定式就下不成好棋”的說法，新手法的倡導者們則高聲疾呼“忘掉定式吧”，於是對那萬般定式正膩煩得要命的廣大圍棋愛好者們便翕然倒向了“新布局法”。
正文中收入了新舊兩法對峙的代表局，那就是二十歲的吳清源勇敢地以新布局的革命手法向維護法城的名人本因坊秀哉發動的進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