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麗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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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麗由於其位置的敏感性為現代國家中國、北韓和南韓所爭執。高句驪鼎盛時期地界為今天的中國東北和北韓,現今共有發掘出的古城址190個,其中中國吉林省境內的高句驪古城遺址80個、遼寧省境內的高句驪古城遺址90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境內的高句驪古城遺址20個[1]。由於其發源於中國東北後參與朝鮮三國時代的爭霸,其歷史定位有諸多爭議.
相關爭議
對於高句麗的歷史歸屬,中國、北韓和南韓的現代學者自20世紀後期以來存在較大爭議。高麗向宋朝奉上了一個將高麗和高句麗連接起來的「高麗世次」,宣稱繼承高句麗社稷後,中國正史很長時間內不辨兩個高麗,承認高氏高句麗與高麗王朝有繼承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建國之後,出於政治考量,考慮到與朝鮮的特殊關係,將高句麗視為朝鮮歷史;中國政府也曾慷慨地把與朝鮮聯合考古的高句麗文物「贈送」給了朝鮮。[3] 在郭沫若、范文瀾等主流中國歷史學者的書籍中,高句麗也一直被划入世界史朝鮮半島三國的一部分。[4]周一良所著的大學歷史教科書《世界通史》也將高句麗列為朝鮮半島三國之一。
但郭沫若主編的《中國史稿地圖集》也明確將高句麗列入中國歷史範疇。現今普遍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因當時的政治環境及高句麗歷史在中國歷史上的份額不足沒有強調高句麗是中國歷史這一看法,但也從來沒有否認這一點。事實上,於1954年開始編撰到1973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冊》(統一書號:12178·017)高句麗就已經被認作為中國的歷史政權。這一看法也被1978年出版的《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和 1985年出版的《世界中世紀史》以及後來中國曆次出版的歷史地圖冊及教科書所繼承。
20世紀80年代以後, 高句麗作為中國歷史的少數民族地區[5],2002年正式開始的東北工程闡明了高句麗歷史屬於中國歷史範疇,高句麗王朝是隸屬歷代中國中央政權的地方政權,高句麗民族是中國古代的少數民族,高句麗民族是中華民族的一部分的觀點。東北工程學者認為高句麗屬於中國歷史的依據是:高句麗民族和國家的形成在中國的歷史疆域範圍內(漢朝四郡)、其後雖然都城遷移到今天的北韓境內、但也沒有脫離漢朝四郡的範疇,在高句麗滅亡後大部分領土和人口再次歸屬於中國中央政權並延續到現在。
由於有部分高句麗人流入新羅並構成現代韓民族的一個來源,部分持上述觀點的中國學者不反對南韓將高句麗也視為韓民族和國家的淵源之一。北京大學選修課程《中國通史(古代部分)》的教材《中國古代簡史》在記述隋朝滅亡的部分中寫道「高句麗長期以來據有朝鮮半島北部和遼東。雖服屬於中原王朝,但亦時有騷亂」。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樊樹志的歷史教材——《國史概要》記述說:「隋朝與高句麗的關係實際上演變為的君臣關係。在這種國際關係的變化下,隋朝對高句麗進行討伐。」
南北韓學術界認為中國的東北工程將原本朝鮮半島歷史的高句麗列為中國歷史,是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結果,利用學術搞政治,並認為中國『自古』就承認高句麗為朝鮮歷史。高句麗作為朝鮮半島三國之一,被記載在朝鮮半島現存最早的典籍《三國史記》中,國際歷史學界也有朝鮮三國的看法。南北韓在1945年光復分開獨立之後,分別對高句麗史進行了進一步的研究。 進入七十年代以後,隨著經濟騰飛,國力強盛,韓國興起了「高句麗熱」。朝韓研究共同的特點是認為高句麗僅是朝鮮半島歷史上的國家,並且漢朝四郡原本朝鮮半島人之地,後被高句麗所滅。高句麗和後來的渤海國都是抵抗中國的侵略過程中建國的。韓學者認為朝鮮史學以高句麗新羅百濟—新羅渤海—高麗才是朝鮮半島歷史的正統。
朝鮮由於傳統朝鮮半島歷史,偏重於南方,故而把視角投向未被納入傳統歷史主流的北部古國,大力謳歌高句麗傳說中的高朱蒙等神話人物,並將高句麗的開國歷史提前到公元前277年。 [6]1993年12月朝鮮提出史學新體系,即古朝鮮(檀君朝鮮、衛滿朝鮮)——高句麗——渤海——高麗——朝鮮。在新的史學體系中,箕子朝鮮被否定其存在,三國時代唯以高句麗為正統(其故土在北方,都平壤),新羅、百濟降為割據,統一新羅因有背主體(事唐)失去其歷史地位,渤海國雖不在半島,但被認為是高句麗遺民所建國家,故可承續正統。
南北韓以及國際學術界認為東北工程利用歷史維護現實利益,對此表示反對並認為是對朝韓歷史文化的偷竊("stealing of Korean History")與掠奪 ("usurp a key component of Korea's history")。[7] 哈佛大學高麗研究院博士後馬克·拜因頓(Mark Byington)認為東北工程的觀點是當今中國民族主義的自然產物,是以現代的眼光理解歷史以維護現實利益,從學術上講是錯誤的("historically flawed")。東北工程的觀點不僅在國際上受到批評,在中國國內也是遭到異議。
2006年, 北京大學東北亞研究所所長、世界史研究所所長、原北大歷史系副系主任,歷史學家宋成有教授在接受《朝鮮日報》採訪時,表示他本人和他所在的部門認為高句麗屬於外國歷史部分。宋成有還介紹,1910年日本入侵朝鮮半島後,韓國一些歷史學家流亡來到中國,為反抗侵略,喚起民族主義,這些歷史學家從歷史中汲取力量,強調韓國的獨立性,後來演變為韓國史學界中的民族史學流派。 1948年大韓民國成立後,民族史學成為韓國講壇史學的三大流派之一。不過被稱為在野史學的非學者民間人士,喜歡將神話故事、民間傳說和評書演義與真實的歷史混為一談,在社會上也有較大的鼓動力量。 2004年, 東北工程的觀點曾引發一場韓國與中國的外交風波,後在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的參與下才得以平息。對於高句麗歷史歸屬問題的爭議,當前主要存在於學術界和民間,在外交方面,自2004高句麗歷史爭議風波過後,中國、北韓、南韓三國政府高層基本同意擱置歷史爭議,保持緘默態度。
南北韓主要觀點
漢朝四郡原本朝鮮半島人之地,後被高句麗所滅。高句麗和後來的渤海國都是抵抗中國的侵略過程中建國的。
高句麗為扶余人所建。而扶余人是韓國人的主要來源之一。高句麗(卒本扶余)和百濟(南扶余)都是扶餘國的延續。高句麗被滅之後,其主要居民成為新羅、渤海國居民。(註:戰爭中軍隊與平民是不同的。新羅滅高句麗後,高句麗在朝鮮半島的平民大多是留在朝鮮半島的。)唐朝人拿走的只是高句麗的部分貴族及其下屬部隊和平民。況且渤海國在被契丹滅之後,其居民大多遷移到高麗。高句麗人自己認為高句麗、百濟、新羅是一個民族。這在《三國史記》、《三國遺事》、《帝王韻記》等有體現。根據好太王碑的記載,高句麗曾幫新羅抵禦倭的入侵。高句麗的語言與百濟基本相同,與新羅語只是在用字上略有不同。在高麗建立以前,新羅貴族弓裔曾要復興高句麗並建立後高句麗。可見新羅人和高麗人都認為他們與高句麗屬同一民族的不同分支,並都用高麗命名自己的王朝。高句麗民俗和文化也與韓國人相似。
高句麗國曾立國700餘年,而中國沒有任何一個朝代能延續這麼長時間。其獨立性是很明顯的。
統治者姓氏和民族的更替不能作為朝代更替繼承的標準。鮮卑族的宇文氏北周被漢族楊氏隋朝所取替,沙陀族的劉氏後漢被漢族郭氏後周所取替。這被中國人認為是朝代繼承。高句麗被新羅,高麗取替也是同樣的繼承關係。
部分高句麗領土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並不能說其只是中國的地方政權。中國東北在歷史上主要為少數民族所統治。漢人統治甚弱。況且高句麗曾定都平壤,其在朝鮮半島的領土佔到半島2/3以上。說高句麗是中國的地方政權就如同說創始於貝加爾湖南岸的蒙古帝國是俄羅斯的地方政權。這是不實際的。
朝鮮半島許多王朝和國家,比如新羅、高麗、朝鮮王朝都曾被中國中央封建統治階級冊封。這並不代表他們是中國的一部分。
高句麗民俗和文化與朝鮮半島人相似。
中國以前一直認為高句麗是朝鮮三國之一。這也是世界學術界的共識。東北工程是利用學術搞政治。
相關分析
高句麗關係演化圖中國歷代正史均將高句麗列為中原王朝四圍的外夷進行介紹。高麗自稱繼承高句麗,自《舊五代史》開始,歷代正史卻將不分高氏高句麗與王氏高麗王朝,並承認兩者有繼承關係。關於中國史書不辨兩個高麗的原因,從《續資治通鑒長編》卷323宋元豐五年(1082)二月己巳條可以看出:「史館修撰曾鞏言:『竊考舊史,高句驪自朱蒙得紇升骨城居焉,號曰高句驪,因以高為氏,歷漢至唐,高宗時其王高藏失國內徙。聖歷中,藏子德武安東都督,其後稍自為國。
元和之末嘗獻樂工,自此不復見於中國。五代同光、天成之際,高麗王高氏復來貢而失其名。長興三年乃稱權知國事王建遣使奉貢,因以建為王。建子武,武子昭,昭子?,?弟治,治弟誦,誦弟詢,相繼而立。蓋自朱蒙至藏,可考者一姓九百年,傳二十一君而失國。其後,復自為國,而名及世次興廢之本末,與夫王建之所始,皆不可考。」 高句麗21王的譜系清晰可考,但高句麗滅亡之後幾百年,怎麼會出現一個王建的高麗來,史館坦承「皆不可考」。然而,高麗向宋朝奉上了一個將高麗和高句麗連接起來的「高麗世次」,公式繼承高句麗社稷。中國各政權從此不辨兩個高麗,承認高氏高句麗與高麗王朝有繼承關係。
《資治通鑑》卷201中記載了唐高宗對高句麗的看法,他認為高句麗百姓也是他的百姓,這表明唐高宗對高句麗百姓所屬的態度:「戊寅,上幸九成宮。夏,四月,丙辰,彗星見於五車。上避正殿,減常膳,撤樂。許敬宗等奏請復常,曰:「彗見東北,高麗將滅之兆也。」上曰:「朕之不德,謫見於天,豈可歸咎小夷!且高麗百姓,亦朕之百姓也。」不許。戊辰,彗星見。」
雖然高麗王朝認為國家之本是三韓(王建臨終前的「十訓錄」中稱自己建國乃是「賴三韓山川庇佑」),但韓國歷史上的史書自高麗王朝時期的《三國史記》開始,也將高句麗作為朝鮮半島上的國家進行記載。《三國史記》在高句麗寶藏王本紀後對高句麗歷史做了總結:「論曰,玄菟樂浪,本朝鮮之地,……近也,高句麗自秦漢之後,介在中國東北隅,其北鄰皆天子有司,亂世則英雄特起,僭竊名位者也。可謂居多懼之地,而無謙恭之意,侵其封場以仇之,入其郡縣以居之,是故兵連禍結,略無寧歲。及其東遷至平壤時,值隋唐之一統,而猶拒詔命以不順,囚王人於土室,其頑然不畏如此。故屢致問罪之師,雖或有時設奇以陷大軍,而終於王降國滅而後止。然觀其始末,當其上下和、眾庶睦,雖大國不能以取之,及其不義於國、不仁於民,以興眾怒,則崩潰而不自振。故孟子曰:『天時地利,不如人和』,左氏曰:『國之興也以福,其亡也以禍。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為土芥,是其禍也。』有味哉斯言也。夫然則凡有國家者,縱暴吏之驅迫、強宗之聚斂,以失人心,雖欲理而不亂、存而不亡,又何異強酒而惡醉者乎?」《三國史記》作為高麗王朝史學的代表作,認為高句麗對內治理不善以及對外與中國中央王朝對抗是導致滅國的根本原因。這些記載體現了以高麗王朝對高句麗王朝的關注。
君主姓氏問題
高麗王朝學者金富軾所撰之《三國史記》.高句麗本紀有如下記載:「但結廬於沸流水上居之,國號高句麗,因以高?氏。」中國文獻亦一向指高句麗的君主姓高,因此高句麗君主的名字多冠上「高」字作為姓氏,例如:高類利、高朱蒙等。但高麗僧侶一然所撰之《三國遺事》則稱高句麗始祖姓高,後來君主姓「解」。有一派說法認為高句麗君主都不姓高,與東扶餘的君主一樣姓解。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也。有一種講法指:「解」字其實並不是高句麗君主的姓氏,而是韓語「太陽」(?)的意思,是一個加在名字前的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