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前言
一九八○年
我從六年前開始寫這本書，原來打算寫的內容完全不同。原本是犯罪記者調查一連串疑團重重的年輕美女謀殺案的紀錄，內容應該是廣泛調查得到的結果，本質上不帶個人感情，我的人生也根本不該沾上邊。然而，卻演變成與我個人強烈相關的一本書，講述一段獨特的友誼，甚至有點超越我調查所得到的事實。多年過去，我才知道警方鋪天蓋地調查的那個陌生人根本不是陌生人，而是我的朋友。
寫一本關於不知名謀殺犯的書是一回事，當嫌犯是你認識、在乎十年的朋友，寫這樣一本書又是另一回事了。然而，這正是發生在我身上的事。在泰德．邦迪變成多起謀殺案的主嫌之前幾個月，我剛簽了寫這本書的合約。我的書不是關於報紙上一個沒沒無聞的名字，也不是關於西雅圖地區百萬人之中的一個無名人士，而是關於我朋友泰德．邦迪。
我們可能從來沒有機會認識彼此。就邏輯、統計、人口結構來看，泰德．邦迪和我相識並成為摯友的機率微乎其微。不只一次，我們曾在同一時期住在同樣的州，但我們之間十歲的年齡差距，讓我們好幾年來未曾相遇。
一九七一年我們相識時，我快三十五歲，是帶著四個孩子又快要離婚的胖媽媽。泰德二十四歲，是華盛頓大學心理系亮眼又帥氣的大四生。命運讓我們變成西雅圖危機處理中心每週二大夜班危機熱線的搭檔，緣分讓我們一拍即合變成摯友。
我是接電話的志工，而泰德是時薪兩元的工讀生。他想攻讀法學院，我則是希望剛起步的自由作家事業，能夠發展到全職收入足以養家活口。雖然我擁有華盛頓大學創意寫作學士學位，但我幾乎沒在寫作，直到一九六八年成為《真探雜誌》（True Detective，暫譯）及其姊妹刊物西北區的通訊記者，專精於書寫真實探案故事。我主要寫奧勒岡尤金（Eugene）到加拿大邊界這一帶的重案故事。
我在一九五○年代當過西雅圖女警，我對檢調的興趣加上受過寫作的訓練，證明這是非常適合我的領域。此外，我大學輔修異常心理學，隨後也獲得警察學的副學士學位，所以我具備一些專業知識，能夠撰寫有關科學刑事調查發展的文章。一九八○年，我寫過發生在西北部海岸這一帶超過八百起的案件，主要是謀殺案，因而得到上百位謀殺案警探的信任；其中一位對我的讚揚令我著實不安：「安，你根本就和我們這些男人沒兩樣。」我確定是對法律的共同興趣讓我和泰德投緣又有共同話題，而我們對於異常心理學的興趣也是，但好像總還有些什麼，稍縱即逝的緣分。泰德從監獄牢房（他待過的許多牢房之一）寄的其中一封信也有提到。
「你說這是業力（Karma）。或許是吧。無論是什麼超自然力量引導我們的命運，都已經讓我們在如夢似幻的情境中相遇。我必須相信，這隻看不見的手會讓我們在未來不再動盪、更加寧靜的時刻，能斟上更多冰涼的夏布利酒。愛你的泰德筆。」
這封信註明的日期是一九七六年三月六日，我們再也沒有在監獄或戒備森嚴的法庭外見過面，但是奇妙的連結依舊存在。
所以，經歷過一切好與壞，泰德．邦迪是我的朋友。我在他身邊支持他很多年，希望所有的影射都不是真的。幾乎沒人能夠明白我的決定，我相信這個決定會激怒許多人。而且，因為這一切，我必須講述泰德．邦迪的故事，如果我能從一九七四年到一九八○年這段駭人的時光獲得任何好處，那更必須要毫無保留、全盤托出。
長久以來，我一直在為自己對泰德的矛盾心態而苦惱。身為專業作家，我獲得一個終生難忘的故事，一個任何作者都祈求得到的故事。大概沒有任何一位作家有機會這樣全方位瞭解泰德的故事。這不是我所盼望的。許多漫漫長夜，我由衷盼望事情不是這樣發展，希望我寫的是一個完全陌生的人，這個人的希望和夢想完全與我無關。我想要回到一九七一年，想要抹滅所有曾發生的事情，想要能夠把泰德看作我當時認識的那個坦率又愛笑的年輕人。
泰德知道我在寫這本書。他一直都知道，也持續寫信、打電話給我。我懷疑他知道我想要讓大家看到他的所有面貌。
泰德一直被說是好兒子、好學生、從小到大都有童軍精神、天才、像電影明星一樣帥氣、共和黨的明日之星、敏銳的精神科社工師、準備一展長才的律師、可靠的朋友、未來肯定會成功的年輕人。
這些都是他，也都不是他。
泰德．邦迪不循任何既定模式。你沒辦法看著他的過往紀錄，然後說：「你看，他會變成這樣其來有自。」 事實上，他的一切令人費解。
──安．魯爾 寫於一九八○年一月二十九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