紹興師爺的興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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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明清兩朝的政治舞台上,曾經活躍過一群被稱為是「師爺」的人物,紹興是出師爺的地方,而安昌鎮又是師爺的薈萃之地。
師爺是舊時官署幕僚的尊稱。古代將士帶兵出征,以幕為府,故稱「幕府」。以後延攬幫辨各類事務的文人學士,也就獲得幕僚、幕賓、幕友等稱謂。明清時期,此類幕僚被稱為「師爺」。
師爺肇始於明朝中晚期,興盛於清朝,沒落、衰亡於清末民初,在中國封建統治機構中活躍了三百餘年時間,成為中國封建官衙幕僚階層的重要組成部分。
師爺雖為幕僚,實質與各級地方官吏共同操縱著封建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司法等諸多層面,成為封建專制統治不可或缺的工具,在封建官僚政治的實施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由於紹興人當師爺的很多,遍布全國,且名聲極大,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個專門的稱謂──紹興師爺。至清雍正、乾隆二朝,紹興師爺已成為一個地域性、專業性極強的幕僚群體,有「無紹不成衙」之說。
紹興師爺的起源,有人說是肇始於清朝雍正時候的鄔先生,但在鄔先生以前,頗不乏人。如明朝嘉靖年間的徐渭(徐文長),於嘉靖三十七年(1558)入總督胡宗憲幕府,抗禦倭寇,屢出奇計,為胡宗憲所賞識。其實,紹興師爺並不局限於紹興一地(即清朝的山陰、會稽二縣),浙江其他各縣也有。清代「四大奇案」之一的主角楊乃武,是餘杭人,在當地也是個擅長刀筆的師爺。
------幾位著名的紹興師爺
鄔思道
鄔思道,字王露,以字行,紹興人,是公認的紹興師爺祖師。自幼好讀書,科舉不得意,家貧,以遊幕為生,寓居河南開封。當時河南巡撫田文鏡幕名聘請鄔先生入幕,承辦一件棘手的案件,經鄔先生處理果然與眾不同,案子上報北京刑部順利通過,不像以前屢遭批駁。在日後的案件處理中,鄔思道得到了田文鏡更多的信任。
一天,鄔先生對田文鏡說:「你願做出人頭地的督撫,還是庸庸碌碌的督撫?」田文鏡答道:「當然願做一個有名望的督撫。」鄔先生說:「你既然想做有聲望的督撫,得聽任我替你辦一件事,你可不能掣肘。」田文鏡又問:「你怎樣做呢?」鄔先生說:「我準備為你寫篇上雍正皇帝的奏章,如果這道奏章能夠送上去,你的大事業就可完成。可是這奏章的內容事先一個字也不能讓你看見,不知道你能不能信任我?」田文鏡與鄔先生相處了一段較長的時間,深知鄔先生有膽有謀,於是慨然答應了。
奏疏的稿子,是鄔思道早就預備好了的,他署上田文鏡的名字送出去,原來這篇奏疏的內容是彈劾隆科多的。隆科多是雍正的娘舅,官居大學士,清承明制不設宰相,大學士就是實際的宰相。為什麼隆科多能位極人臣?原來雍正這個帝位,是在康熙臨終時用不正常手段取得的,隆科多當時是陪侍康熙的至親,又是保衛京師、封鎖宮殿的統領,最後又是宣讀康熙傳位雍正「遺詔」的人。
因此雍正當了皇帝後,隆科多恃功驕傲,不把雍正放在眼裡,而且常常做違法的事。雍正這時非常厭惡他,但礙於親戚關係,對自己又是有功之人,不能輕易罷斥,故想清除他但苦於無從下手。而當時內外大小官員,雖知道隆科多的不法情事,可沒有人敢向雍正揭發。
鄔先生對雍正的心理揣摩得很透徹,所以敢做這件人家不敢做的事,實際上是利用皇族間的內部矛盾,上下其手,以達到自己的目的。以田文鏡的名義送去的奏章,正是雍正求之不得的,投其所好,讓他可以借刀殺人。雍正即把奏章發交六部大臣核議。經過查核,所彈劾的罪名事事屬實,結果將隆科多辦了罪。從此之後,雍正對田文鏡寵遇日隆,而鄔師爺也名聞遐邇了。
田文鏡平時對下屬很傲慢,可是對待鄔先生卻頗為恭敬。鄔先生著有《遊梁草》(大梁就是阿南開封),他在田文鏡幕府所撰的公文書牘,匯輯有《撫豫宣化錄》,以田文鏡的名義刊行,這部書被師爺們視為枕中鴻寶。
汪輝祖
汪輝祖,字龍莊,蕭山人。乾隆年間,沿海地區發現了很多人行使「寬永錢」,當時懷疑有人私鑄,於是乾隆皇帝下詔江蘇、浙江、福建、廣東諸省的總督、巡撫嚴查私自鑄錢以及買賣使用私錢的人。當時的刑律對於私造鑄錢,處刑極嚴,重則殺頭,輕則充軍,而且所在地的地方長官也要受到失察的處分。那時對外情況隔膜,這些封疆大吏無識無知,竟查不出「寬永錢」是何時何人所鑄。乾隆是個精明的主子,如果不及時查覆,後果堪虞。這時浙閩總督尹繼善、江蘇巡撫莊有恭都焦急萬分,他們就聘請了汪龍莊辦理此案。
汪龍莊見多識廣,歷史地理知識淵博,原來他早調查出這種錢的來歷,替尹、莊等擬了一篇疏奏道:「此種錢文,乃東洋倭人所鑄,由商船帶回,漏入中土。」原疏裡還引用朱竹詫文集中載《吾妻鏡》一書中有「寬永三年序」,又徐葆光所者《中山傳訊錄》內載「市上行使寬永通寶錢」,二事作為證據,說明這是日本的錢幣,並非我國人私鑄。於是上頒「嚴禁商舶攜帶倭錢,及零星散布者官為收買之例」。總算天大的禍事,一下子煙消雲散。尹繼善為此事大加褒賞,他說:「做官治事,不能不用讀書人。」
全庶熙
全庶熙,紹興東浦鄉人,名懋績,又字盔三。他的父親全淇,字子衰,道光間遊幕雲南,官至開化知府,所以全庶熙從小住在雲南。東浦全氏,是越中的世家,南宋時代,出過兩位皇后,是當時皇親國戚。全庶熙在同治末年,入雲南巡撫岑毓英的幕府,後又隨岑到貴州,光緒年間,又跟岑到台灣。
一直至光緒十二年(1886),他脫離幕府生涯,任雲南東川知府,後來升任雲南省迤西道署督糧道,又擢升雲南按察使,調貴州按察使,擢貴州布政使。全庶熙的一生,有一件難能而可貴的工作,就是他寫的一部日記,從同治十二年(1873)癸酉陰曆正月初一寫起,那時他在岑毓英幕府,可以說是他的從政伊始至去世前十數天為止,一共有49年,積稿數尺,除了他生病臥床,中斷若干時日以外,每日必有記載,從無間斷。
這部日記的內容,豐富多彩,對滇、黔兩省在清代發生的許多事件,他親歷其境,記載所見所聞,和當時的官文書大有不同,這是這部日記最可貴的地方。還有雲南、貴州是我國少數民族聚居的省份,日記於他所到之處的各民族地區、名稱、土司姓名、風俗習慣、奇異的服飾、不同的語言等等,一一詳細記了下來。所以作為滇、黔兩省的少數民族史料,頗有參考價值。
------紹興師爺著作的兩部尺牘
兩百多年來,紹興師爺所著的書籍是相當多的,如《大清律例》、《洗冤錄》等書的註解,以及各類政書等等。由於社會制度變革,這類書籍只合庋藏於圖書館、檔案館,供專門研究之用。唯有《秋水軒尺牘》、《雪鴻軒尺牘》這兩部書,尚為人們所傳誦,它們記載了紹興師爺遊幕四方、奔走衣食的情況。
《秋水軒尺牘》二卷,是紹興安昌人許思湄(字葭村)所著,《雪鴻軒尺牘》是紹興城裡塔山下人龔萼(字未齋)所著。他們倆人,同時同邑,同在華北各地遊幕40年,彼此交好,書信往回多,而且這兩部尺牘中所往來的人,大都也是越中幕友,可以考見當時紹興師爺一部分的姓氏和生活。
書中一鱗半爪的記載,也可窺見紹興師爺這個行業的情況。如《雪鴻軒尺牘》載:「吾鄉之業於斯者不啻萬家。」又說:「幕雖較於讀書為易,然亦須胸有經濟,通達時務,庶筆有文藻,肆應不窮。又必須二十內外,記誦敏捷,舉一隅而三反。更須天生美才,善於酬應,妙於論言。若無此三者,斷不能如超群軼倫,到處逢迎。龔未齋一生習幕,道出了幕之三味。他又說:「千人學幕,成者不過百人,百人就幕,入幕者不過數十人。」「至於就幕,則又有甚難者,一省只此百餘十館,而待聘者倍焉。」這是紹興師爺競爭之烈,就聘之難。紹興人叫閒居在家、失業待聘的幕友為曰:「擱筆師爺」,乃形容失業。
做師爺的風塵苦況《秋水軒尺牘》中時有描述。如「遊直十年矣,天涯浪跡,顧影自憐」,「節前冒雨而歸,節後戴星以出,視家庭如傅舍,伊人況味如何?」又云:「民俗好訟,而郡友又喜吹求,置青毡于荊棘之中何復戀此雞肋。」又有云:「欲留則門鮮五尺,欲歸則田乏十雙,細詢鄙狀,其謂我尚有生人趣耶?」
-----師爺類別
依其職務性質,紹興師爺可分為四類。
折奏師爺
起草上皇帝奏疏的幕賓,對主人的升黜榮辱關係重大,所以要求文筆寫得矞皇典麗,具備一定風格,還須內容貫串經史,熟悉山川輿地,博通政制民情。參戎幕的,對孫吳兵法亦須精研。
書啟師爺
專管書信的幕友。過去官場中,逢年過節,以及上司的生日、添丁、升官、加級等,都得寫賀信,上司的親屬若有死亡,也得寫唁信慰問。信中文字,往往駢四儷六,氣概堂皇,其實盡是一派廢話。這類詞句,過去有一類應酬文字的書籍可以套用,千篇一律,所以書啟師爺不大為人所重。
刑名師爺
專門辦刑事、民事案例的幕僚。清朝光緒末年以前,各道、府、州、縣官吏,都兼任司法,僅省裡才有臬司專理司法事務。省以下這批官吏,有的是科舉出身,只懂得做八股文章,有的是捐官出身,甚至文理也不通順,他們對於法律完全是外行。而刑名案件辦理得當與否,往往關係到官吏的前程,因此這類事務只有委託熟諳《大清律例》的刑名師爺了。所謂律例,律是法律條文,其數量不多;例是判例,清朝自順治入關,統治中國兩百年來,這類判例,累積得多如牛毛,不是專門鑽研吃這行飯的人,要想問例是頗不容易的,因此各級地方官吏對刑名師爺極為重視。
錢穀師爺
專門辦理財政、賦稅的幕僚,相當於現在財政科局的職員。過去無會計制度,每一任官吏的任卸,要辦接收移交,要造所謂四柱清冊,要盤查核實,要靠平時收支記載,手續繁複,這裡面還包含有陋規舊習,上下其手的肮髒勾當,歷史造成有一定的專業性,認為是各地方政府財政命脈攸關。所以錢穀師爺的重要性,僅次於刑名師爺。
-----紹興師爺的沒落
紹興師爺在清朝政治舞台上的發展,出現過兩次高潮。第一次是在雍正、乾隆時期。這一時期,清朝統治者從鞏固封建政權、平定邊疆叛亂以及發展生產、安定社會的大局出發,採取了利用漢族知識分子進行統治的措施,從而為漢族知識分子參與國家政事,進入各級衙門創造了條件。紹興師爺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紛紛投入官府,得到各級行政官吏的重用。
第二次高潮出現在近代。這一時期,中外通商,西學東漸,新生事物層出不窮,各級行政官吏廣泛延聘幕僚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形勢。特別是在鎮壓太平天國的過程中,以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為代表的地方實力派,為擴充自身勢力,趁機招兵買馬,網羅謀士,紹興師爺因處事靈活,深謀遠慮,善於機變而深受各地封疆大吏的器重。
清朝末年,紹興師爺開始衰微。光緒二十八至三十二年(1902∼1906),清政府整頓官僚政制,從中央到地方相繼裁撤了不少機構與人員。各級官吏的裁減,迫使大量紹興師爺離開官場另謀出路,他們的活動和影響隨之弱化。同時,由於清政府廢八股、停科舉、興學校、獎遊學,使辦學堂和出國留學蔚然成風,中國社會形成了一個新的知識群體。
新型知識分子用他們在國外或新式學堂中學到的知識武裝自己,逐漸取得政治舞台上的優勢,從而極大地衝擊並削弱了紹興師爺在政壇上的地位和作用。至辛亥革命時,紹興師爺這一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特殊群體,終於退出了歷史舞台。
【文/蠡木】 歷史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