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條湖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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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條湖事件發生於1931年9月18日,乃日本關東軍為侵佔中國東北,挑起爭端,自導自演製造一起炸毀鐵路,誣陷中國東北軍的事件,同日即爆發九一八事變。
事件策劃
板垣征四郎柳條湖事件是日軍精心策劃的一次陰謀。日本通過控制滿洲(中國東北地區)進而侵略中國的企圖由來已久;而奉天(現為瀋陽)是東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東北軍主力的駐地,便成為首要目標中的首要目標;柳條湖靠近瀋陽城,和東北軍北大營,便於嫁禍和進攻,便成為製造事件的地點。
事件的總策劃者為關東軍中主戰的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和高級參謀板垣征四郎,事後反應看,日本內閣或許並不知情。石原莞爾和板垣征四郎選定柳條湖後;由奉天特務機關輔助官花谷正少佐、今田新太郎上尉和奉天憲兵隊長三谷清中佐制定具體計劃;由熟悉爆破的河本末守中尉實施爆破。
事件經過
柳條湖事件爆破現場1931年9月18日夜22時20分左右,日本關東軍虎石台獨立守備隊第2營第3連柳條湖分遣隊隊長河本末守中尉為首一個小分隊在奉天(現稱瀋陽)北面約7.5公里處的柳條湖南滿鐵路段上引爆小型炸藥,炸毀了小段鐵路。並將3具身穿東北軍士兵服裝的中國人屍體放在現場,作為東北軍破壞鐵路的證據。
爆炸後,河本末守立刻向北大營的方向射擊,並向日軍獨立守備隊報告「北大營的中國軍隊,炸毀鐵路,攻擊守備隊」。獨立守備隊又立刻報告了關東軍司令部。板垣征四郎下令向中國軍隊開火,進攻東北軍北大營和瀋陽城。
日軍炮火破壞的北大營當時,北大營駐守的東北軍第七旅毫無防備,被打得措手不及。而事前張學良曾訓令東北軍不得抵抗,駐守部隊並未做出反擊。第七旅三個團中有兩個團按指示撤走,只有王鐵漢的620團未及時接到撤退命令,被迫自衛抵抗,最後突圍撤走。由於執行不抵抗命令,北大營逾萬名守軍被只有500多人的日軍擊潰。隨後,瀋陽城及東大營駐軍亦是不戰而退,被日軍順利佔領。
事件調查
爆炸地點偏僻,靠近東北軍北大營,易於嫁禍,同時方便日軍發起攻擊。「18日夜,月近半圓,高粱地黑沉沉的一片;疏星點點,長空欲墜。島本大隊川島中隊的河本末守中尉,以巡查鐵路線為名,帶領數名部下向柳條溝走去。一面從旁邊觀察北大營的兵營,一面選了個離兵營約800米往南去的地點,河本親自把騎兵用的小型炸藥安裝在鐵軌下,並點了火,時間是10點過了,轟的一聲炸響,鐵軌和枕木都炸飛了。」[1]
「柳條湖事件」,日軍栽贓東北軍所使用的所謂「物證」:幾頂東北軍的帽子、一支步槍、兩根被炸的枕木此次爆炸後,計劃趕到現場進行緊急維修的南滿洲鐵路員工被關東軍士兵攔阻。而且在爆炸之後不久,22時40分,從長春經南滿鐵路的列車,正點抵達瀋陽車站,由此可見這次爆炸的規模不大,據說鐵軌只被炸彎了1.5米。可見爆破部位、長度都是經過精心策劃的。
9月19日,美國記者喬·畢·巴魯到柳條湖進行了現場調查。後來,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時,巴魯證實:「中國士兵的屍體放在離路軌45~91米的地方……同行中的一個夥伴調查了一具屍體。他見到的是一個沒有血跡、被放置了相當長時間的屍體。」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判決書》明確認定:柳條湖事件「是日本人有計劃實行的」。
二戰結束後,日本大學法學部教授、現代歷史學家秦郁彥博士對當時關東軍軍官花谷正等人進行調查,逐漸了解到柳條湖事件的真相。此後,花谷正的證詞被秦郁彥整理後在日本雜誌《知性别册 秘められた昭和史》(河出書房 出版)發表,引起了極大的轟動。此後,秦博士通過對其他有關人士的採訪,也證實了花谷證詞的可靠性。(參看秦郁彥 《昭和史の謎を追う》上(文春文庫))
此事件在日本長期誤稱「柳條溝事件」,事實上是由於當年日本士兵的口誤-日語「溝」讀「こう(kō)」,「湖」讀「こ(ko)」音近,僅有長短音之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