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抵抗政策」是張學良和蔣介石在面對日本威脅問題上的共識。張學良之「不抵抗」，是由於東北軍沒有能力單獨抵抗日本的軍事攻擊，日本最希望能夠挑起戰端，所以不斷升級挑釁行為，而張一旦與日本開戰，他也不可能得到任何來自中央政府的支援，結果只會是丟掉東北的領土和損耗自己的軍事實力，所以他嚴格命令軍民百姓「打不還手，罵不還口」，不給日本人挑起戰端的借口，而在九一八事變時候的不抵抗命令，按照張學良自己的說法，是他在事件之初以為日軍的行動是挑釁行為，意圖挑起爭端佔便宜，但他沒有想到此次日本確實有大規模侵吞中國之意，因為當時的張學良認為大規模侵吞中國，並不符合日本人的利益；而蔣介石之「不抵抗」，則一方面因為中日實力懸殊，一方面是蔣介石希望看到日蘇衝突來分擔日本對中國的壓力，一方面也是為了貫徹他的「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路線。

張學良的不抵抗政策
根據當時張學良秘書處機要室主任洪鈁和東北軍旅長何柱國二人的回憶，1931年8月16日蔣介石曾致張學良[[銑電]《銑電》的存在也還難於論定：「無論日本軍隊此後如何在東北尋釁，我方應予不抵抗，力避衝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與民族於不顧。」張學良曾將此電轉知東北各軍事長官一體遵守，並按照蔣介石的這個指令，要求東北軍的士兵武器一律入庫，不准抵抗，致使九一八事發當晚，８０００東北軍面對５００日軍沒有抵抗武器[1]。

另外，據何柱國旅長回憶，9月12日，蔣在河北石家莊召見張學良時說：「最近獲得可靠情報，日軍在東北馬上要動手，我們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慮到只有請國際聯盟主持正義，和平解決。我這次和你會面，最主要的是要你嚴令東北全軍，凡遇到日軍進攻，一律不准抵抗。」但空口無憑，至今也沒有證據顯示蔣曾與張在石家莊會面以及說過此話。[2]１９４７年，馮玉祥在《我所認識的蔣介石》一書當中，更是鐵口咬定，九一八事變張學良的不抵抗決定，只是在執行蔣介石的命令。但張學良在重獲自由後，還堅決否認有人說他曾把蔣介石不抵抗的命令電文隨時放在身邊的說法，說這是「瞎說，瞎說，根本沒有這種事情」。根據蔣介石的日記，則否定了張、蔣在河北會面，因為按照蔣介石日記，９月１２日蔣介石正在去武漢的船上。[3]另外，關於張學良機要秘書的郭維城回憶「九一八事件當晚，蔣介石曾十多次電函張學良不准抵抗」的說法也沒有根據，因為當時蔣介石正在坐船從南京到南昌去指揮剿共的途中，通過蔣介石的日記，也不能證明蔣當晚知道九一八事變的爆發[4]，並且至今並未找到蔣給張發的不抵抗指令的電報。

儘管日本在萬寶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釁，張學良在接到蔣介石８月１６日電報指令後，於9月6日致電東北軍參謀長榮臻及東北三省政務委員會：「現在日方對我外交漸趨積極，應付一切，極宜力求穩慎，對於日人無論其如何尋事，我方務須萬方容忍，不可與之反抗，致釀事端。希迅即密電各屬，切實注意為要。」

在1991年其重獲自由後，張學良在各種場合多次承認九一八事變當中的「不抵抗」決策完全是其一人所決定，中央政府不應該承擔責任。[5]張學良1990年接受日本國營電視台（NHK）採訪時，表示他當時認為「當時沒想到日本人會大規模地進攻，所以判斷，不可乘日本軍部的挑釁而擴大事件。」「戰爭不合乎日本政府的利益，日本政府應會約束關東軍」。「到現在有很多學者認為是國民中央政府下達過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負責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中央政府。」但是，也有日本媒體認為這是由於張學良所處眾所周知的特殊環境關係，他不能把責任推給別人（蔣介石），只能由自己承擔，因而不得不如此說。

總之，在九一八事變中，張學良落下了「不抵抗將軍」的評價。由於張學良的不抵抗，日本關東軍隨後發動了侵佔中國東北的戰爭，以1萬餘人進攻有14萬人中國東北軍，並在短短半年內佔領東北三省。

自從東北軍守錦州開始，先後無數次向中央提出彈藥、人員、資金方面的支援，結果中央政府一方面堅決要求東北軍抵抗，另一方面卻分文不拔，東北軍將領認為中央政府這樣做，是要將東北軍置於死地，以借日本人之手消滅奉系軍閥的勢力。其中，東北軍將領榮臻厲詞批評道：「中央不撥一分糧餉，不發一槍一彈，只在發命抗敵，顯然有意徒令東北軍犧牲，故置東北軍於死地」。當時的行政院長孫科由於從財政部得不到任何增援東北軍的資金，辭職下台。繼任的汪精衛亦只能一面責令東北軍抵抗，另一面分文不出，致使他的抗日要求被張學良婉拒。而另一方面，汪的積極抗日主張也與蔣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內」路線完全相左，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憤而辭職出洋。

蔣介石的不抵抗政策
9月22日，蔣介石向全國人民宣稱：「我國民此刻必須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對強權，以和平對野蠻，忍痛含憤，暫取逆來順受之態度，靜待國際公理之判斷。」


當時報刊對事件及我軍不抵抗的有關報道蔣介石當時以「攘外必先安內，統一方能禦侮，未有國不統一而能取勝於外者。」為原則，以先消除共產黨的反對勢力分裂主張，再集結力量對抗日本軍等外來勢力為方針。近期通過蔣介石日記的解密，根據民國史學家楊天石先生的研究，在北伐戰爭時期，曾在日本留學並熟知日本軍力的蔣介石，就有「三月亡國」之論，認為中日國力懸殊，一旦開戰，中國沿海地區就會陷入日軍之手，而日軍少壯派軍人後來則引用並堅信他的觀點，結果當時的蔣介石與日軍皆嚴重低估了中國人民的抵抗能力。日軍於1928年出兵濟南，製造「五三慘案」，北伐軍對日妥協，刻意避開日軍，繞道北上，蔣在５月３日日記中寫道：「身受之恥，以五三為第一，倭寇與中華民族結不解之仇，亦由此而始也！」蔣在５月１０日的日記里，第一次親筆寫下「不抵抗主義」，但從此之後，蔣介石的日記均以「雪恥」開頭。

另外，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的第二天，19日，蔣在日記里寫道：「昨晚倭寇無故攻擊我瀋陽兵工廠，並佔領我營房。刻接報已佔領我瀋陽與長春，並有佔領牛庄等處。是其欲乘粵逆叛變之時，內部分裂，而侵略東省矣。內亂不止，叛逆毫無悔禍之心，國民亦無愛國之心，社會無組織，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論決無存在於今日世界之道，而況天災匪禍相逼而來之時乎？余所恃者惟一片愛國心。此時明知危亡在即，亦惟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耳」

９月２０日記寫道：「雪恥，人定勝天。日本侵略東省，是已成之事，無法補救。如我國內能從此團結一致，未始非轉禍為福之機。故對內部當謀團結也。因瀋陽、長春、營口被倭寇強佔以後，心神哀痛，如喪考妣。苟為我祖我宗之子孫，則不收回東省永無人格矣。小子勉之。內亂平定不遑，故對外交太不注意，臥薪嘗膽，教養生聚，忍辱負重，是我今日之事也。上午與敬之、真如、天翼協商，下午從南昌出發回京。」

9月21日：「雪恥，人定勝天。團結內部，統一中國，抵禦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喚醒國民，還我東省。下午二時到京，約會幹部。余主張：日本佔領東省事，先提（交）國際聯盟與非戰公約國，以求公理之戰勝；一面則團結內部，共赴國難，忍耐至相當程度，以出自衛最後之行動。對廣東，以誠摯求其合作。一、令粵方覺悟，速來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幹部均可退讓，只要粵方能負統一之責，來南京改組政府。三、胡、汪、蔣合作均可。」

9月22日：「雪恥，人定勝天。上午到市黨員大會，余講至『國存與存，國亡與亡』之句，有一人譏為『言過其實』一語。余心為之碎。由此可知，人心已死，國亡無日，哀痛之至，拋碎茶杯，撕破倭本，不覺失態。余復言：我在日本炮火之中不止一次。倭寇在濟南炮擊機射，余實倭炮中遺留不死之身，決非誇詞耳，乃益悲憤。因知愛國者多，而亡國者少，國事猶可為也。下午請稚輝、季陶詳述余之懷抱與感想，要胡、汪合作，余交出政權之意。悲戚痛楚，欲哭無淚，哀喪未有如此之甚也。」

9月23日：「雪恥。人定勝天。昨日國際聯盟會決議，中日兩國停止戰時行動，雙方軍隊退回原防，聽候聯盟會派委員查察裁判。此實為一外交之轉機，亦對內統一之機。如天果不亡中國，則此次外交當不致失敗也。漢卿派萬福麟來京要求外交早日解決，所以官長之財產與東北之痛苦為念，聞之心痛。粵方勾結倭寇以召外侮，圖謀推倒中央為快，東北又為一部分之利害急謀解決，不問國際地位與國際形勢，以及將來單獨講和之喪辱。嗚呼，外侮既急，國內政客官僚非賣國即畏敵，如此民族不亡何待，此次國際聯盟既出面干涉，如我國內不能一致對外，則中國從此無人格矣，憂焚無已。晚與萬福麟詳談外交形勢與東三省地位，與其單獨交涉而簽喪土辱國之約，急求速了，不如委之國際仲裁，尚有根本勝利之望。否則亦不惜與倭寇一戰，以決存亡也。」

9月26日：「雪恥，人定勝天。聞暴日不接受國際聯盟通知，並主張中日直接交涉，而國聯態度因之轉化，從此暴日勢焰更張。如果直接交涉或地方交涉，則必無良果。我不能任其梟（囂）張，決與之死戰，以定最後之存亡。與其不戰而亡，不如戰亡，以存我中華民族之人格。故決心移首都與西北，集中主力於隴海路也。」

民國史學家楊天石認為，蔣介石無疑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但他雖然對東北領土的淪陷痛心疾首，並也存在團結一致、對日決戰、寧死戰不苟活的理想，並且在九一八事變後的日記中多次提到拒絕與日本和談，但由於當時中國形勢複雜，蔣介石實際上的所作所為與他在日記當中的表達的愛國激情有較大差距，可看出蔣介石不抵抗政策的複雜歷史背景。（參見楊天石著作《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同時，蔣介石對日本人的痛恨也無時無刻不躍然紙上，如九一八事變後，蔣曾經與日本方面交涉，他在日記中憤恨的寫道：「見日本代表，感想無窮。始見之如和柔，一與之接近，則狡獪之色，輕侮之行，立現無餘。歐美各國代表，皆可親可愛，未有如日本之惡劣也。可知倭奴怕凶而不知禮義，東方之文化皆被倭奴摧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