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歷史] 腓特烈大帝的戰爭藝術

腓特烈大帝的戰爭藝術
　　腓特烈無疑是個很有趣的人，騎一匹阿拉伯馬戴一頂舊軍帽（即使是新的為了戴著舒服也要給洗舊了），鼻煙盒不離身；他出生的時候，父親腓特烈?威廉一世的一個吻把他差點憋死，祖父腓特烈一世高興得差點沒跌死，普魯士在一天之內險些損失兩位國王。他的弟弟亨利親王曾想把他趕下台，奧古斯特親王羞憤而死，光他的家庭生活就足夠寫一本書。他這個人也充滿了矛盾，贊之者頌之為大帝，貶之者罵之為惡棍，他在伏爾泰的幫助下寫了政論《反馬基雅弗利主義》，而後人認為恰恰他自己就是馬基雅弗利筆下的理想君主，他為了維持軍紀實施嚴刑峻法，但與士卒同甘共苦、風餐露宿。腓特烈二世在個人的趣味上是與他父親不同的。腓特烈?威廉一世喜歡在閑暇狩獵或是喝杯啤酒，並且喜歡在自己的“煙會”裡用粗暴的玩笑開心；腓特烈二世則喜歡玩橫笛，喜歡寫拙劣的法文詩；根據腓特烈?威廉一世對他的說法，他是一個“吹口哨的人兼詩人”。但是腓特烈二世在政策上不是模仿祖父，而是追隨著他的父親。這些矛盾並非完全是巧合，很大程度源於他的哲學思想，或者說 “從啟蒙時代法國墮落上層集團那裡借來的對於一切道德的嘲笑態度”（蘇聯歷史研究院《新編近代史》）。但在這裡我不准備詳細的談論他生活的其他方面，本文將主要就腓特烈的戰爭藝術與諸位進行切磋和探討。

歷史背景：

　　康德的哲學思想不但對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有重大影響，而且對於整個一代人，直至國君的思想都產生了作用∼∼腓特烈二世軍事思想中可知論和不可知論的混合體系，與康德的哲學思想不無關系。

　　在大約一個半世紀的專制時期裡，戰爭都是各封建統治者之間，利用常備軍進行的有限戰爭，起因多是爭奪繼承權和有爭議的領土，貴族的特權雖然被保留了，但是在軍事決策方面沒有發言權，貴族、農奴和市民只為戰爭提供補給、兵員，並承受戰爭帶來的後果。邦國政府機構中雖有“戰爭部”，但最重要的決策都由君主和其寵臣所組成的內閣決定，這種政治因此被成為“內閣政治”，在這種政治範圍內所決策並進行的戰爭也因而被稱為“王朝戰爭”。王朝利益就是國家利益。作戰是按君主意志進行的，與百姓的生活無關，處在社會最底層的民眾對戰爭沒有任何發言權，百姓的國家意識淡薄，對戰爭視之淡然，任邦國被兼並。譬如1756年皮爾納之役後，整個薩克森軍隊秩序井然地向普魯士投降，而且該邦國的全部人力物力被順利地納入了普魯士的戰爭軌道。在七年戰爭中淪入沙皇俄國控制的東普魯士民眾雖遭蹂躪卻未曾進行反抗，社會上層和官吏都宣誓效忠沙皇。

　　17世紀下半葉，中歐是奧、法兩大勢力爭奪霸權的角逐場，兩國都有強大的軍隊，成為兩極，德意志各邦國都自願或不自願地加入這一方或那一方。在這兩極之外，游離著英、荷、瑞典、俄國、土耳其，它們為維護自己的利益，不願意看到任何一方取得歐洲的霸權，往往利用各種方法把奧國的鄰國弄成法國的同盟，而又把法國的近鄰變成奧國的幫閑，最典型的是巴伐利亞六易其主的例子。

　　德各邦國還把戰爭看做是一個發財的機會，即純粹為了獲得佣金而出租軍隊。對於當時的德意志各邦國來說，只要 能夠提供足額雇佣兵，便有了一個可觀的財源，而且可以不花自己的錢就維系一只“常備軍”，因此被看做是一舉兩得，有利可圖的生意，這是專制時期德意志地區盛行出租軍隊之風的一個重要原因，它成為這一時期德意志軍事領域的一大特色，持續100多年之久。

　　德國租軍史上最具代表性的是，黑森∼卡塞爾的威廉伯爵在美國獨立戰爭中為英國提供雇佣兵赴美作戰一例。威廉伯爵與英王喬治二世是堂兄弟，他也仇視“亂民暴動”，但他決定出兵最主要的原因還是金錢。1776年1月15日的一份條約規定，黑森∼卡塞爾的腓特烈侯爵為英國提供1.2萬名官兵，每人租金30克朗，每年共4.5萬克朗，以後的補充條款將人數增至1.7萬人。加上其他各邦國的軍隊，德意志地區赴美參戰人數共近3萬人。其中，戰爭結束後沒有歸國的12554人，這些人當中只有535人陣亡或因傷致死，6300人病亡，5000人開小差。就影響來說，這次以士兵換金錢的交易是德國軍事史上一個陰暗恥辱的事件，但就規模而論，還不是最大的。僅就黑森∼卡塞爾而言，1677∼1815年的37個出租軍隊的條約和續約中，上述條約按出租軍隊的人數計算，只排到第31位（德國軍史研究局《德國軍事史手冊》（1））。黑森國君在1717年的和平時期竟將閑置的600名士兵換取了普魯士王宮中收集的中國瓷器，看來在當時的德國，中國瓷器確實比人命值錢。威廉伯爵的父親也曾於1740年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中向英國提供雇佣兵6000人，1742年又向敵對的一方提供3000人，但附有條件，交戰雙方不得在戰場上同時使用黑森∼卡塞爾的軍隊對抗。在以後的七年戰爭中又通過向英國提供軍隊的途徑發了財，使黑森∼卡塞爾而成為德意志各邦中最有錢的一個。

　　克勞塞維茨關於戰爭是政治以另一種形式繼續的論斷在德意志封建專制時期就已經表現得十分明顯。在封建專制時期，雖然德意志各邦國仍在為政治投機和獲取金錢而從事戰爭或出租軍隊；但是，像奧地利和普魯士這樣的大國卻已經將戰爭作為實現國家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它體現在對外的征服與占領，或是為了維護國家的生存。1755年腓特烈二世在給軍官們的訓示中說：“戰爭若不進行征服和占領，就會削弱戰勝者和搞垮國家。如果沒有成功地進行征服的理由，則千萬不可輕試兵鋒”（特奧多爾?席德爾《腓特烈大王傳》）他所發動的七年戰爭給國家 帶來的是遍地瓦礫和軍民的嚴重傷亡。如果拿贏利的標准來衡量，他應是這場戰爭的輸家；但是對戰爭國的上述認識並不是最根本的。戰爭是政治一另一種形式的繼續，腓特烈二世的最高政治目標是使普魯士成為歐洲的一個大國，而不再受歐洲列強的擺布。從這一角度看，他發動的這場戰爭完全達到了預定目的（德國軍史研究局《腓特烈大王時期的歐洲》）。

　　腓特烈二世在決策體制上將軍事與政治作緊密的結合。他既是國王又是統帥，把自己置於戰爭的中心地位，對戰爭負全部責任，不允許其他任何機構插手，整個社會生活都與戰爭協調一致。這不僅體現在政治上和戰略層次，還體現在其他領域：將行政、國家管理、經濟、社會都緊密地與軍事結合為一體，服務於國家的最高政治目標。從社會各階層看，農奴通過征兵區為普軍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兵員，使普軍在連遭敗績的情況下保持作戰能力；容克貴族子弟作為軍官在軍中浴血奮戰；教會是腓特烈堅強支柱；尚未成為一支影響戰爭力量的資產階級為支持戰爭而納稅。從這個意義上說，普魯士的戰爭已經具有了某些總體戰爭的色彩。普魯士的這種體制使其戰爭指導與政治目標達到了較高程度的一致，利於在千變萬化的戰爭形勢中縱觀全局和抓住戰機，這使普軍先勝一籌。

　　而普魯士的三個主要敵國在這方面都遜色不少，當它們進行合作時，問題就更為嚴重了。奧軍決策體制繁復，政治指導是首相考尼茨，軍事問題由崔格爾主導，女王主持的王室戰爭會議名義上兼管兩者，但缺少實際控制，重大決策要交付內閣定奪，往往失去戰機。俄方的情況較奧地利更差，貴族和各利益集團覬覦王位，使得軍隊指揮體制混亂不堪，軍隊統帥不能得到軍事會議的明確命令，遇有戰機時總是舉棋不定。法國雖然按同盟條約規定抽調了11萬軍隊，但在財禮物力上不能滿足在海外和中歐同時打兩場戰爭的需要，法軍的高級統帥都由貴族和寵臣充任，而封建專制晚期的法國貴族已非常腐敗，不能像在路易十四時期那樣提供軍事人才。在反普聯盟還在為開辟四個或五個戰場舉棋不定時，腓特烈二世快刀斬亂麻，在敵軍未能集結時就先發制人、各個擊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