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 1970年遇羅克因《出身論》被判處死刑

琰容大大在十死中有說到遇羅克之死
因此上網找了他因何以死

                           ----1970年遇羅克因《出身論》被判處死刑----

遇羅克：《出身論》 (節選)

　　工作隊當政時期，又以極“左”的面目抹殺了階級路線。在對待出身問題上，與修正主義集團可以稱得上是一丘之貉。因此，這個嚴重的社會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更加深化了，反而將矛盾擴大化、公開化了。殘酷的“連根拔”，極盡侮辱之能事的所謂“辯論”，以及搜身、辱罵、拘留以及毆打等嚴重侵犯人權的行為，破壞這一部分青年生活的正常秩序的種種手段，剝奪他們政治權利的種種措施，全都以“超毛澤東思想”的面目出現了。迫使這麼多人消沉了，感到自己是無罪的罪人，低人一頭，很見不得人。他們不能以全部力量投入運動。想革命而又沒有革命的本錢，想造反而又沒有造反的條件，窒殺了多少革命青年的熱情！革命隊伍縮小了，這正中了反動路線的下懷。客觀上起到了包庇鑽進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的作用，起到了挑動群眾鬥群眾的作用。有理由這樣講：如果不把以前受壓迫最深的這一大部分革命青年徹底解放出來，那麼這次運動就決不會取得徹底勝利！

　　同志們，難道還能允許這種現象繼續存在下去嗎？不應當填平這人為的鴻溝嗎？在反動勢力當政時期，受壓抑的青年不僅是出身不好的青年，也包括和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對抗的工農出身的青年及其他革命青年。我們呼籲：一切受反動勢力迫害的革命青年，在毛澤東思想旗幟下，團結起來！組織起來！你們受資產階級壓迫最深，反抗應該最堅決。在批判他們的時候，你們最有發言權。那些冒牌受害實際上得寵的譚式人物沒有發言權。依靠他們批判，必然不深不透。所以你們決不是局外人，你們是掌握自己命運的主人。只有膽小鬼才等待別人恩賜，而革命者從來依靠的就是鬥爭！你們應該責無旁貸地捍衛毛澤東思想，捍衛黨的階級路線。既不容許修正主義集團從右面歪曲它，也不容許反動路線從“左”面攻擊它。你們應該相信自己能夠勝任這一光榮任務！你們也不應該排斥那些沒有受壓抑也沒有偏見的青年。你們可以團結他們，共同戰鬥，共同提高。同志們，我們要相信黨，我們要牢記毛主席的教導，“徹底的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

　　勝利必將屬於你們！

　　一切受壓迫的革命青年，起來勇敢戰鬥吧！

　　殉道者遇羅克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兒反動兒混蛋。”這樣一句荒謬無比的話卻在一個特別的年代裡被奉為真理，並成為鑑定每個社會成員的準則。不過指出這裡荒唐的遇羅克卻在那個年代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在今天很多人看來，他所捍衛的，不過是最基本的常識。

　　主筆◎李菁

　　殉道者

　　1968年1月5日，《出身論》的作者遇羅克離家出門的那個清晨，除了冷之外，實在太過平常，以至於不管遇羅文還是遇羅勉，無論怎麼面對本刊記者努力回憶，也找不出有任何預示意味的特別之處。“大哥帶了一飯盒大米飯、炒白菜和一本書，騎上自行車走了。”現在59歲的遇羅勉說。在上班的路上，遇羅克便被抓走了。全家人後來才意識到，那是一個訣別。離家那天，遇羅克的書桌上，還放著他剛剛寫完的《工資論》。

　　其實很早就有苗頭了。1967年4月14日，“中央文革”成員戚本禹宣布：“《出身論》是大毒草，它惡意歪曲黨的階級路線，挑動出身不好的青年向黨進攻。”此後，“我家附近已經有人在盯梢”，在美國接受越洋電話採訪的遇羅文回憶。若干年後遇羅勉則奇怪，那時的公檢法都被砸爛了，但這至少證明還有一個系統仍在運作，“我雖然還很小，但都知道誰是盯大哥的人”。父母則照例叮囑大兒子，要小心，但除此之外，也沒有多少辦法。

　　仍舊每天繼續讀書、寫文章的遇羅克發現，每當他外出時，總是有人在跟踪。他預感到他將要遭受到最殘酷的迫害。在給朋友的一封信裡他說：“我只有一​​半的自由了，我的身後總有人跟踪，我的朋友開始受到訊問，我的信件都被進行檢查了。”

　　1月6日，遇羅克被一輛囚車帶進了牢房。遇羅文說，遇羅克一共被提審80多次，有時搞疲勞戰術，日日夜夜輪番審問。“但他從來沒有檢舉過別人，沒有承認過自己有罪，沒有說過違背良心的話。”當得知弟弟遇羅文也被關進監獄時，他更把一切責任都攬到自己身上，並且對預審員說：“是我牽連了弟弟，我的事他不知道。”以此來盡可能地使遇羅文得到解脫。

　　遇羅文說，難友中一位幹部子弟很佩服遇羅克的才學和膽識，他問遇羅克：“你為一篇《出身論》去死，值得嗎？”遇羅克很鎮靜地回答：“值得。你過去一直生活優越，終日在高乾子弟中間，這所大學上膩了，看不上了，還可以上另一所。你對家庭出身問題沒有體會。而我幾次高考，成績優異，都沒有考上。像我這樣的並不是一兩個。可以說，從我們能奮鬥的那天起，就是被社會歧視的。你不了解我們這些人的社會地位和心情。我被抓了，也許結果不堪設想，但為出身問題付出這麼大代價的，解放以來還是第一次。如果說這是吶喊，也是受壓迫的人喊出的最強音了。”

　　臨刑前，遇羅克把自己平時換洗的衣服洗得乾乾淨淨，疊得整整齊齊。其中有一件嶄新的白背心，他沒有穿過。遇羅文說，自從1957年父母被打成“右派”以後，父親被勞動教養，沒有工資收入，母親被撤了職，只有70多塊錢的工資。一家7口，就靠這70多塊錢生活。從那以後，遇羅克從來沒有穿過好衣裳。他參加工作以後，把每個月的工資全部交給母親，幫著養家，自己只留3塊錢，而這3塊常常被用來買書。“他在獄中穿的舊背心實在太破了，就寫紙條讓家里人買一件新背心。等母親把新背心送來時，他已被判處死刑。他覺得，沒有必要穿新背心了，新背心還是留給弟弟們吧……”遇羅克就這樣穿了一身破舊的衣裳走上了刑場。

　　遇羅文說，遇羅克臨刑前寫了幾首詩，託付給難友，請他們有幸出獄時，交給家人。其中有一首詩的最後兩句是：“清明未必生壯鬼，乾坤持重我頭輕。”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體育場裡，在排山倒海的“打倒”聲中，27歲的遇羅克被宣判死刑，並立即執行。“大哥最後死在哪裡，我們現在都不知道。”

　　家事

　　遇羅克從小是個很優秀的孩子，是弟弟妹妹們崇拜的對象。“他自己會編木偶戲、皮影戲，或者照小人書編個小話劇，然後讓我們仨來演。”遇羅文回憶，有時遇羅克還用一張16開的白紙，用鋼筆和鉛筆又寫又畫，給他們編小報。遇羅克的象棋也下得好，曾獲得1956年北京少年組亞軍，甚至後來還有不看棋盤同時下兩盤棋的本領。遇羅文、遇羅勉至今提起哥哥還是欽佩不已的口吻：“因為他聰明好學，一直很受寵，從小學到中學都屬於響應號召，積極向上的好孩子。”

　　父親遇崇基是東北人，後來以“滿洲國”第三名的身份考上日本早稻田大學的公費留學生，在日本，他用“羅茜”的筆名寫了一本《日文報紙譯讀法》 ，很受歡迎。他給幾個孩子起名也都用了“羅”字，而不是家譜上規定的廣字。“我有一次問過他，他說'羅'拆開是'四'、'維'兩字，禮義廉恥是國之'四維'。”遇羅勉說。母親王秋琳是北京人，家境優裕，曾自費到東京女子高等商科學校讀書。後來，父親遇崇基開辦了“大業營造廠”，母親王秋琳和同伴合開了一個“理研鐵工廠”。

　　對遇家人來說，1952年是後來一連串動盪乃至劫難的開始。那一年開展的“三反”、“五反”運動中，遇崇基因為被懷疑偷漏稅幾十億元而被逮捕。“幾個月後，事情不了了之，父親被放回來了，但是他的廠子受到很大影響。”為了躲避傷心地，遇家花3000元買了東四牌樓附近的一個四合院，舉家遷到那裡。遇羅克後來在《我的童年》作文裡，詳細寫了這座院子的花花草草，寫到臨別時，他抱著一棵棗樹哭了。這篇文章成了全校的範文，是他最早的得意之作。在弟弟遇羅文的記憶中，“這是他唯一一次在文章裡承認自己哭了，以後，我再也沒見過他落淚”。

　　1957年，“反右”運動開始。遇崇基因為一句“人與人，冷冰冰”，被打成“極右”的“右派”，送去勞動教養。“因為父親有自己的想法，顯得不隨和，所以每次運動都躲不過去。”遇羅文回憶，“大哥非常尊敬父親，父親的遭遇對他觸動很大。”不僅如此，“母親僅僅稍微表示了同情章乃器，也被打成“右派”，下放勞動”。

　　雖然“出身論”的荒謬在“文革”時達到極致，但在“文革”之前，它已經是盛行的一個政治標準。“同學們因為出身不同，被分成三六九等，我是屬於最底層的。”遇羅勉說，“家裡出一個'右派'已經抬不起頭來了，何況我的父母兩人都是，其中一個還被勞教。”那時流行的一句政治口號是：出身不好的人要進行脫胎換骨的改造，要和家庭劃清界限。“心靈上遭受的痛苦和折磨非常之深。”遇羅勉如今回憶起來，仍有些痛苦。

　　1959年，遇羅克從北京65中畢業。雖然高考成績優秀，但還是沒有大學接收他，就連要求分數不高的地質專業學校，也不允許他進入。遇羅勉解釋說，那時上大學除了看出身，還要看“操行評定”——學校的操行評定分成“優良中差劣”五等，被評為“中”是根本不可能上大學的，“差”者基本上要被開除。自父母雙雙成了“右派”後，遇羅克的評定也由“優”變成了“中”。遇羅克不解，老師回答：“你自己還不知道嗎？”

　　遇羅克抱著一線希望，在家又復習一年，還是與上大學無緣。“兩次進不了大學，讓他真的明白了，他所受的不公，不只是個別現象，而是個嚴重的社會問題。”為了了解社會，遇羅克報名到南郊農村當農民。1961年春節前，街道批准遇羅克去大興紅星公社舊宮大隊菜園小隊插隊。遇羅克顯然認為是命運的新轉機，“他接到通知就高興地去遷戶口，連春節供應的那些副食都放棄了，姥姥氣得直嘆氣”。遇羅文說。

　　那時候，已經開始號召學生到農村去，但尚未像後來知識青年下鄉那麼大規模，“他也感到很新鮮”，遇羅文說。但也正是在這一年，一句“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又把他們推到與人民相對立的另一個陣營裡。但在農村，“血統論”的現象更為嚴重甚至也更殘酷。“他回來跟我們提過，在農村，一些地主和小孩子都被鬥死，他們用很形象的語言，稱之為'連根拔'。”遇羅文說，從自己的遭遇出發，再聯繫到整個社會，遇羅克開始陷入深深的思考。

　　1964年，神經衰弱很嚴重的遇羅克回到城裡。他曾經在小學做過一段代課老師，又因出身問題被辭退。不久，他被分配到人民機器廠當學徒工。“回到北京後，我們也長大了，說的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兩個弟弟印象最深的，還是大哥的讀書，“愛看書，什麼書都看”。遇羅勉說，他印象最深的，是大哥房間裡的燈總是亮著，“跟我們住在一起的姥姥嘮叨他：不要整晚亮，你的電費是全院平攤的”。

　　遇羅克喜歡跟弟弟們分享他閱讀的體驗，黑格爾​​、亞里士多德的名字，還有諸如“詭辯”一類的名詞，“都是我從大哥那裡聽到的”。《流浪者》裡的台詞：“法官的兒子還是法官，賊的兒子還是賊。”和盧梭在《論人類不平等起源的基礎》裡的：“法學家既鄭重宣布了奴隸的孩子生下來就是奴隸，換句話說，他們也就肯定了人生下來就不是人。”這些經典之語，都是遇羅克在和弟弟們討論社會流行的“出身論”時提及的。

　　政治風暴​​中的“出身論”

　　“出身論”的命運，也涉及紅衛兵的一段複雜歷史。遇羅文解釋：最早的“紅衛兵”是由清華附中一些幹部子弟發起的，此後，北大附中也出現“紅旗”戰鬥隊，以後各地方紛紛成立這種組織。“他們的共同特點是，對出身的要求非常嚴格，有的只許幹部子弟，有的也允許一部分工農子女參加。”遇羅文說，後來通常用“老紅衛兵”來劃分這些最早出現的紅衛兵。

　　“老紅衛兵”因為有出身的優越感，因而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的最忠實的信奉者。他們將社會階級分成幾類：黑七類——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資本家、黑幫(注：指被打倒的干部和學術權威)及其子女(被統稱為“狗崽子” )。而工、農、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及其子女則是紅五類。“總之家庭出身高於一切，也決定一切。”“'文革'一爆發，'出身論'更發展到了極致，'文革'以前，還說出身不好的還是可以改造的人，'文革'一開始，我們就變成'混蛋'了。”遇羅勉說。

　　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了“老紅衛兵”。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給毛澤東戴上了“紅衛兵”的袖章；“八·一八”之後，“紅衛兵”名聲大振。在“群眾運動天然合理”的鼓動下，這些紅衛兵們開始走出校園，衝上街頭，在社會上開始有相當破壞力的“革命造反”活動。老紅衛兵打死人的一些血腥傳聞，讓遇羅克有了寫文章反駁“出身論”的直接動力。他很快就完成了《出身論》的初稿。

　　不久，紅衛兵開始全國大串聯，要把“革命造反”的火燒到全國去。這時，遇羅文和弟弟遇羅勉也屬於滾滾洪流中的兩位。他們到廣東串聯，發現這裡有各式各樣的小報或印刷品，油印條件非常方便，於是他們試著寫了幾份反“出身論”的傳單，又根據對哥哥《出身論》的回憶，寫了一篇3000多字的《論出身》，印了幾百份，貼在廣州街頭。落款是“北京吶喊戰鬥隊”，沒有寫真名。

　　“我們住在一所小學裡，很多串聯的學生幫我們印、幫我們貼，有人在上面留言'好文章'，有人寫'大毒草'，批註特別多。還有人把油印的重抄成大字報貼出來，反響特別強烈。我們覺得時機到了，廣州畢竟遠離政治中心，也應該在北京宣傳。”遇羅勉回憶。

　　兩個弟弟把油印的傳單寄給在北京的哥哥，同時也告訴他這種簡單的油印方式。很快，遇羅克《出身論》的定稿寄了過來，讓他們在廣州油印。同時，遇羅克和遇羅錦也用弟弟提供的方法，印了很多，貼到北京市委、國務院、清華、北大、地質學院等地。因為署名為“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當時知道遇羅克名字的人並不多。

　　“文革”運動的發展開始迅速波及老幹部，早期對出身有天然優越感的“老紅衛兵”們意識到，自己的家庭已成為運動的直接對象。1967年初，一部分人成立了跨校際的組織“首都紅衛兵聯合行動委員會”，簡稱“聯動”。它的成員必須是十三級以上的干部子弟，這也是唯一的條件，他們公開喊出“踢開'中央文革'鬧革命”。

　　當“中央文革”發現這部分紅衛兵已經成運動阻力時，“聯動”及其“血統論”也開始受打壓。“但'中央文革'是有分寸地反對血統論，打擊老紅衛兵，收買了很多人心，很多出身不好、長期受壓抑的青年人，一下子開始活躍起來，也對'中央文革'感恩戴德。 ”遇羅勉說。

　　這時，紅衛兵不再是出身好的那些人的特權，“其範圍已擴大到普通學生，都自稱是紅衛兵”，遇羅文稱之為“新紅衛兵”。當“聯動”遭打壓時，“新紅衛兵”們也開始看到批判“血統論”的時機。

　　1967年初，北京四中的王建復和牟志京找到遇羅文，說他們看到貼在四中的《出身論》後深受感動，來商量怎​​麼能擴大宣傳。3個年輕人很快得出一個結論——辦一份鉛印小報。幾天之後，1967年1月18日，《中學文革報》和占3版篇幅的鉛印《出身論》終於問世了。

　　“當時中學生辦報的人並不多，民辦的報紙幾乎沒有。”遇羅勉說。所以儘管《中學文革報》第一期只印了3萬份，但立刻轟動了北京城。遇羅文說，有時在街上就能聽到有人議論：“這是反右以來最敢說話的文章了。”

　　“我們接到好多人來信，很多被出身影響的年輕人，覺得這篇文章說出了他們的心聲。”遇羅勉說。

　　在1966年末至1967年初相對失控的幾個月裡，遇羅克終於有機會發表自己的看法。他連續寫了《出身論》、《談純》等一系列具有理論深度的文章，抨擊反動的血統論思想。這些文章就發表在《中學文革報》上。“我們一直堅持辦了7期，直到《出身論》被宣佈為'大毒草'。”遇羅文說。在這7期報紙中，遇羅克一個人寫的文字佔總數的將近3/4。

　　其實當時知道“遇羅克”名字的人並不多，因為發表時的落款是“北京家庭出身問題研究小組”。“慢慢的，我們這些辦報的人都知道他了。”對於當年的舉動，遇羅文坦率地說：“有的人認為我們是迎合'中央文革'，想一炮打紅。我是絕對沒有這樣的想法。我明白，這個風險非常大。出身的提法已經幾十年了，怎麼會因為我們的一份報紙而改變呢？”遇羅文說，“母親當時就說：你們太冒險了。”事實果然被母親言中。

　　永遠的懷念

　　因為父親是學工科出身的，“對問題從來不含糊，愛深究”，在思維方式上，遇羅文和遇羅勉都認為，大哥像極了父親，“邏輯性強，嚴謹”。而在性格上，“遇羅克和遇羅錦的性格像母親，他們小時候就很愛表達”，遇羅勉評價。他說喜歡《牛虻》一類作品的大哥，有種英雄主義情結，“為了正義與真理，他會覺得個人的犧牲是不足惜的”。

　　遇羅克的母親出身富裕人家，愛美，姥姥告訴遇羅勉，當年日本人轟炸濟南時，別人都裹著細軟逃命，母親卻帶了幾本相冊跑。那些曾記錄了一個家境優越的少女無憂青春的相冊，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

　　《出身論》給這個家庭帶來了極大的災難。家裡6個人，有4個被關進監獄。而原來嬌生慣養的母親卻堅強地承擔起一個家的責任，而且表現出超乎尋常的勇敢與堅韌。1978年冬，王秋琳帶著兒子的材料，找到《光明日報》記者蘇雙碧，為遇羅克的平反問題而奔走。

　　雖然沒有在報紙上刊登有關遇羅克的文章，但是，社會上已開始到處傳頌遇羅克的事蹟了。1979年11月21日。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做出再審判決：“原判以遇羅克犯反革命罪，判處死刑，從認定的事實和適用法律上都是錯誤的，應予糾正……宣告遇羅克無罪。”

　　遇羅勉說，哥哥去世後，家裡再也沒人正式提起過他，無論是他的生日還是忌日，大家都心存默契地迴避，“畢竟是一個太大的傷口”。不過，遇羅文說，如果有人做了什麼大家不滿意的事情，一句“這樣做太對不起大哥”，就意味著最嚴厲的指責了。母親也從來不在他們面前提及大哥，她內心的痛苦是她死後孩子才從她的日記裡知道的。“母親每天上下班經過'工體'，都要把頭扭過去，不去看那個地方，因為哥哥是在那裡被宣判死刑的。”王秋琳是1984年去世的，那一年的日記就寫到5月1日——那一天，是遇羅克的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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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可以說是時代的錯
如果他不是在文革中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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