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導讀
絕對戰爭：解構戰爭巨獸後，最深沉處永存的核心
滕昕雲（老戰友工作室負責人）
克勞塞維茨在動筆撰寫《戰爭論》（Vom Kriege）時，曾這麼說道；「要寫一本在三、五年內不會被人遺忘的書。」他實在太客氣了，這本《戰爭論》不但成為傳世之作，其重要性甚至影響到數代人千百萬身家性命。一直至今日，《戰爭論》仍為戰略研究者必讀之經典著作，許多名句至今仍朗朗上口，其中最常為人引用者，莫過於「戰爭不過是政治以另外一種形式的延續！」（Der Krieg ist eine bloße Fortsetzung der Politik mit andern Mitteln）《戰爭論》能夠受到後世軍事家與戰略學者如是的尊崇，這點可能是克勞塞維茨始料未及的事。
西方撰寫戰爭的著作所在多有，何以克氏的這本《戰爭論》會受到廣泛的重視，成為戰略學界的經典名著。其原因就在於，克勞塞維茨引用了當代的哲學思考方法，來做為檢視分析戰爭的途徑，這點使他的這本《戰爭論》的價值，從一本表面上評述拿破崙戰爭的著作，提升為對恆常戰爭行為精闢分析的曠世經典。在《戰爭論》的首章中，克氏從戰爭的本質著手，去探究戰爭最深沉、最核心的構成。因此，《戰爭論》可以說就是對於戰爭這個人類活動的一種本體論建構。
所謂的本體論（Ontology），又稱存在論，主要探討事物存在的形式，亦即一切事物的基本特徵。本體論不但分析事物究竟是什麼，同時也講求觀察者自身看待這個事物的立場與態度。也就是說，對於事物本質的界定，通常和觀察者自身的理解相關，而這又會左右後續對該事物研究的思維與方向，甚至影響到觀察者在相關事務上的行為模式。所以說，本體論被認為是學術界在研究方法論上的根本議題，也就在此。於是乎，戰爭的本體論，就是在釐清一個問題：戰爭是什麼？戰爭的本質是什麼？
克勞塞維茨說，戰爭就是一種暴力行為（ein Akt der Gewalt），戰爭的本質即為「暴力的無限行使」（Äußerste Anwendung der Gewalt）。這個定論來自克氏對其所親身參加的拿破崙戰爭的觀察。拿破崙戰爭在世界戰爭史上，對於戰爭形貌的改變，有著重大的意義。與此前那種小規模皇室軍隊之間較陣的君主戰爭不同，法國革命戰爭與拿破崙戰爭，出現了大規模流血的殲滅戰。首先是徵兵制的出現，供給了法軍廣大的兵源，而動員舉國之力投入生產，使得軍備的數量獲得擴充。如此一來，法國軍隊不畏懼消耗，因此不怕打硬仗；加上革命意識型態在部隊兵員精神上的狂熱動員，均使得戰爭的內涵與本質，日趨向於猛烈而殘酷。至此，戰爭又回歸到以殲滅敵軍主力為本的戰爭型態。
拿破崙承繼了法國革命戰爭的遺產，以其軍事天才運用快捷的兵力分合，將殲滅戰爭予以發揚光大，而陸續擊敗了墨守舊式戰術戰法的各國封建軍隊，橫掃歐陸。各國軍隊在遭到拿破崙打敗之後，莫不痛定思痛，開始思索軍隊轉型與改革之道。他們觀察、模仿法軍的軍制與軍事準則，追隨拿翁的用兵藝術，於是才能夠在各國聯盟作戰下，合力將拿破崙打敗。在這波軍事改革浪潮中，成效最大者，當屬克氏所在的普魯士軍隊。
克勞塞維茨親身參與了拿破崙戰爭猛烈而血腥的大規模戰事，根據他長時間在戰場上的現地觀察，並研究歷代一百三十餘次大戰役，得出了戰爭的本質乃是「暴力無限行使」的結論。戰爭暴力論，可以說是戰爭論的核心思想。克勞塞維茨從此出發點，建構出了「絕對戰爭」（absoluter Krieg）與「現實戰爭」（wirklicher Krieg）的觀念，作為其後續延伸觀點的立論基礎。
所謂的「絕對戰爭」，係指一種「理想」的戰爭，這種理想戰爭無論就投入之資源與遂行之範疇均無任何人為限制，戰爭的發展係按照其自身的邏輯而將暴力發揮至極致。換言之，「絕對戰爭」是克勞塞維茨心目中所認為的終極戰爭形式。不過，克氏也承認，「絕對戰爭」僅只存在於抽象的概念之中，現實生活中，絕少有「絕對戰爭」形成的主客觀條件。任何戰爭均會受到人為因素或其社會條件的影響與限制，而限縮了戰爭的規模與範圍。所以真實世界中的戰爭，克氏創造出了「現實戰爭」（wirklicher Krieg）一詞，用以作為和「絕對戰爭」相對應的概念。
「絕對戰爭」與「現實戰爭」觀念的建構，實際來自當代哲學大師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思想的影響，而克勞塞維茨正身處於這樣的思潮之中。康德認為凡事萬物均有兩種存在的模式，亦即「物自身」（das Ding an sich）與「現象」（Phänomen）。物自身就是物體本身，其係以自外於人類的感官認知的形式獨立存在；現象，則為人類經驗感知所塑造出的世界中的事物。
戰爭固然是人類所產製的高端複雜行為，由交戰雙方的意志與行為所主導。然而克氏觀察到，戰爭確有其自主的生命與規律性，假如去除掉人為與社會因素的影響與限制，讓戰爭隨興自由發展，最終所呈現的形式就會是「絕對戰爭」。因此若論戰爭的「物自身」，就是以「絕對戰爭」的方式存在；而戰爭的「現象」，則是表現於歷史上所記載的各次「現實戰爭」之上。克勞塞維茨認為，在戰爭指導與遂行時，誰人能將「現實戰爭」導向於越趨近「絕對戰爭」，則穩操勝券。
「絕對戰爭」與「現實戰爭」的理論建構，構成了克氏《戰爭論》立論的根本。「絕對戰爭」由於是獨立於人的意志與認知以外的「理想戰爭」，因此戰爭研究就必須以這個具備一切戰爭性格的「絕對戰爭」為分析的標的，「絕對戰爭」不受政治與摩擦（Friktion）的影響，因果關係可以清楚辨識，在這種純粹邏輯性的領域中，戰爭原則始有產生的條件。所以「絕對戰爭」就是戰爭與戰略「理論」（Theorie）的產出所在。
克勞塞維茨建構了「絕對戰爭觀」，以其作為拿破崙戰爭老兵的資歷，他自然也不可能忽視現實條件下所進行的真實戰爭。對於「現實戰爭」，克氏在《戰爭論》中是這樣說的：
戰爭的形式不只是純粹由概念決定，也是由戰爭中包含及夾雜的所有因素決定。這些因素包括戰爭中各方面的自然惰性和阻力，以及作戰人員行動不徹底、知識不完備和沮喪怯懦。我們必須知道，戰爭及其形式是從當時具有主導作用的想法、感覺和具體情況產生的。我們不得不承認，就算拿破崙所指揮的絕對戰爭也是如此。（《戰爭論》第八篇第二章）
克勞塞維茨對於「絕對戰爭」與「現實戰爭」之間的作用，在《戰爭論》第八篇第三章〈戰爭的內在關聯〉（Innere Zusammenhang des Kriegs）中，有以下的闡述：
第一種看法（絕對戰爭）是基本觀點，一切應以它為基礎，而第二種看法（現實戰爭）是在具體情況下修正第一種看法。
「絕對戰爭」的觀念建構，讓《戰爭論》對戰爭的分析從一般現象描述，提升至哲學層次的探討。克勞塞維茨將「絕對戰爭」視作為一種「極致」（Ideal），這種「極致」係作為一種範本，一種調節的觀念，以使各種時代不同類型的戰爭中之各種現象，在研究分析時，因有所對照而具有一致性與客觀性。這個卓越的觀念建構，即決定了《戰爭論》必然成為一本不受時空影響之經典著作。
克氏「絕對戰爭」與「現實戰爭」觀的建構，解決了長久以來的一個爭辯，那就是究竟戰略是一門科學還是藝術。近來軍事家與戰略學者已經形成了一個共識，那就是戰略「既是科學也是藝術」。已故國內戰略大師鈕先鍾對此即指出，「戰略家/軍事家是在戰爭的科學基礎上，去進行藝術性的操作與發揚。」克氏早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即以學術理論解答了這個問題。在克氏的觀念中，「絕對戰爭觀」確認了戰略是一門科學；從「絕對戰爭」中產出了戰爭的理論與原則，此等理論與原則即透過學術的分析與檢證，使戰略成為一體適用的學科。而「現實戰爭觀」卻供給了戰略藝術性發揚的溫床，戰略決策者必須依照當下時空環境而對戰爭理論做彈性與創新的調整，而其運用則存乎一心。
這就是克勞塞維茨在《戰爭論》中所欲闡述的道理：構成戰爭型態的必要條件，終會因為時代所具有的主客觀條件而有所變異，故戰略理論必須隨時做好準備，以面對任何可能發生的各種變化。而理論則必須要有充分的彈性與開放性，以將這些難以測量與預測的「真實」考量進去，是以理論要有未來發展的潛力。這就是《戰爭論》成為經典戰略名著的主因，克勞塞維茨運用哲學的思考，將原本僅僅描述、探討拿破崙戰爭的論述，提升為對戰爭恆久現象的解析。
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的論點歷經十九世紀下半葉、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考驗，獲得了戰略實務上的驗證，證實了克氏觀念的宏觀與適切性。德國統一戰爭中首相俾斯麥（Otto von Bismark, 1815-1898）與參謀總長毛奇元帥（GFM Helmuth von Moltke, 1800-1891）之間的完滿配合，軍事始終服膺於政治之下，以配合國家目標為用兵之依歸，將克氏的「戰爭是政策的延續」的格言予以實踐。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則適反之，歐戰西線的僵局，正是軍事作戰過分凌駕於政治指導之上的惡果，所以法國老虎總理克里蒙梭（Georges Clemenceau, 1841-1929）才會感嘆道：「戰爭這種事太過於嚴肅，並無法委給軍人！」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出現了總體戰爭（totaler Krieg）的形式。國家除了投入其全般軍事武力外，還將國家之人力、社會與天然資源進行了全方位的動員，並發揮其工業產能之全部，來打一場全面性的戰爭。總體戰的遂行，已經讓戰爭的形貌，趨近於克氏所稱的「絕對戰爭」。最終由美國挾其超越參戰各國的雄厚工業實力，帶領盟國打敗了軸心國，贏得了二次大戰的勝利。美國實具有舉世無雙的國力，比其他參戰各國家更能夠支持這場趨近於「絕對戰爭」的全球大戰。
固然《戰爭論》具有了如是不凡的價值與意義，然而事實上，對於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的批判之聲，仍時而可聞，各個時代皆有之，尤以對於克氏「戰爭暴力論」的論述，更是所有批判的焦點。自十九世紀中葉以降，普魯士軍隊便將《戰爭論》作為其兵學研究與軍事教育的聖經，並努力於克氏的戰爭思想與主張的實踐。其中對於「殲滅戰爭」之奉行，成為普德軍隊軍事準則發展的核心觀念。爾後至二次大戰即由納粹德軍以裝甲／機械化部隊實施閃擊戰（Blitzkrieg），成就了大包圍殲滅會戰，在戰場上予以大規模的實踐。
於是即有另外一系的戰略學派跳出來批判克勞塞維茨的戰爭暴力論，指稱克氏誤導了他的普德軍隊信徒，使他們走上了以大規模殺傷為本的殲滅戰略之歧途，造成了世人大量的流血傷亡。克勞塞維茨因此也被謔稱之為「嗜血的普魯士人」！做此批判者，主要以強調「間接路線」（indirect approach）為主的盎格魯薩克遜戰略學派，也就是英國的戰略學者，如富勒、李德哈德諸氏。他們認為德國人不懂得技巧與慎密的計算要優於單純的武力，而間接路線要較直接行動更為有效。
不過，批評克勞塞維茨戰爭暴力論者，均是對《戰爭論》的論點採取了斷章取義的理解，並且刻意放大了他們批判的部分，而忽略以整體的架構去檢視《戰爭論》的全般意義。不可忽視，英國作為孤懸於歐陸外海的島國，使英國人得以運用海權，以更為彈性的手段與時機，去介入歐陸上各強權間的競合。然而位於中歐的陸權國家德國則未能獲有如是有利的地位，兩面作戰始終成為其戰略安全隱患，迫使其必須使用立即直接的手段以顛覆腹背受敵的不利態勢。
另一個對於克勞塞維茨《戰爭論》的批判，則偏向於探討《戰爭論》的若干論點已然過時，而失去了對當前國際局勢與最新型態戰爭進行詮釋與解釋的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意識形態尖銳對立所形塑的冷戰格局，由於大規模毀滅武器（核武）的出現，而使得戰略的重心從傳統戰爭移往核戰略。在全面熱核戰的陰影下，傳統軍事武力竟一時間無用武之地，戰略僅剩下核嚇阻當道。冷戰的格局致使克勞塞維茨那種以主權國家為單元，以戰爭作為政治工具的論述被束之高閣。即便在冷戰結束以後，非國家恐怖主義的興起、反恐戰爭的遂行，以及第四代戰爭（Fourth Generation Warfare, 4GF）主張的出現，在在都挑戰了克氏《戰爭論》論述的適切性。
是否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已無法適應日新月異的國際局勢與全新戰爭，只能將之歸類為一份曾經輝煌的「歷史性」戰略經典？答案當然是否定的。前已述及，《戰爭論》早已經預測到了會有這樣一天的到來，所以警示戰略家要隨時面對如是的挑戰。克勞塞維茨所詮釋界定的戰爭及其內涵，並沒有隨著時代巨輪的滾進而走入歷史，戰爭的範疇只是擴大了，並隨著時代的精進而越趨複雜多樣。然而將這頭戰爭巨獸進行層層解構，我們會赫然發現，在其最深沉處的核心，仍然還是克氏在其鉅著中所陳述的真切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