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序言
「自由遷移」對歐洲有何意義？
比起歐洲，義大利的蘭佩杜沙島離非洲更近。抵達島上幾天後，我認識了札希德、賽伊德和阿西夫，他們來自孟加拉的小村落，都未滿十八歲，當初乘著小艇橫渡地中海時，在沉船之際幸運獲救。他們先是光腳走了好幾天，後來位於島內偏遠地區收容營的工作人員才給了他們幾雙夾腳拖鞋。三人之中，札希德身材高大，穿著一件來自孟加拉的長T恤，最引人注目。賽伊德則對營區外的一切事物深感興趣。這裡是哪？他原本還不曉得這座島屬於義大利領土，直到我們談及此事，才恍然大悟。他也不懂「Ciao」（義大利語的「再見」、「你好」）的意思。「他們不說『好』，也不說『壞』，但就會說『Ciao』。」他邊說邊聳肩。阿西夫沉默寡言，但生性叛逆，譬如不顧自身安全，大膽地向剝削成性的利比亞（Libya）工廠老闆要求提高薪資。這三名男孩當初被人口販子賣到利比亞做黑工，度過一段夢魘般的時期，為了逃離，他們付錢買船票，航向歐洲。
當時，他們並未料及自己悲慘的境遇到歐洲竟會沒完沒了。在蘭佩杜沙島待上幾週後，他們被轉移到西西里島（Sicily）南岸的西庫里亞納（Siculiana），住進一座人滿為患的收容營。就他們看來，無疑像住進監獄。收容營惡劣的生活條件讓許多人早已逃跑，事實上，逃跑情事相當普遍，就連老鳥都會教新來的移民說「Dov'è la stazione?」，意即「（火車／巴士）車站在哪裡？」這也是三位男孩唯一會說的義大利語。短短幾天內，他們決定一走了之。在燒灼烈陽下整整徒步七小時，終於抵達附近的巴士站，隨後前往巴勒摩（Palermo），接著又轉乘巴士到米蘭，前往西南方的文提米利亞（Ventimiglia），最後跨境至法國。他們的旅程無非是一次次動身逃亡，盼望脫離無止盡的悲慘境況。
「自由遷移」（Freedom of movement）是歐盟的基礎原則，在此原則下，歐盟成員國的公民得以自由在各國之間遷移、定居。這樣的「自由」定義了歐盟公民的基本權利，在這塊世上最富裕的大陸，人們得以像貨物流通般，輕鬆跨越國界。
然而，「自由遷移」原則實則奠基於排除「境外人民」。好似這塊大陸若要維持現有的富裕，便必須仰賴各邊境的防禦工事。正因如此，歐洲設法讓大眾認為「境外人士」會危及他們的福祉與「生活方式」。「難民危機」與「移民危機」這類詞彙應運而生，遂成歐洲人看待移民的依據，忽略對方其實是因為衝突、戰爭、貧窮和環境惡化，不得不流離失所。此即歐洲看待新來移民的觀點，面對外來者，他們所關注的，無非是邊境安全與移民管理等面向。
一旦「自由遷移」不再是普遍原則，人們自然能夠接受不同族群得享不同權利與權益。跨境他國的歐洲人稱為「僑民」，但來自「歐洲要塞」外的人民，卻以跨境緣由為依據，區分為兩個階級：首先是「逃離戰火者」，其次是「想尋求更好生活者」，換言之，即「難民」（因為戰爭不得不流亡的受害者）和「經濟移民」（主動且有能力選擇移動者），這類不盡精確的對照。不過，此二者在歐洲眼中皆是所謂「外來他者」。在此種族等級制度（racial hierarchy）下，人類被規訓並分層為「人類（human）、不完全人類（not-quite-human）和非人類（non-human）」，這也正是從事非裔美國人研究的美國教授亞歷山大．威赫萊（Alexander Wehelyie）提出的「種族集合體」（racial assemblages）概念。
二ままま年以來，逾兩萬五千名移民在前往或設法留在歐洲期間喪命。來自第三世界的流離失所者，若冒著生命危險，意欲改變命運，並在入歐途中存活，即會碰上一個非庇護其權利與福祉的體制。相反的，此體制除了榨取其利益，亦只讓他們處於社會邊陲。這種情況並不僅發生在歐盟的邊境國家，在富裕的西歐與北歐國家（譬如德國），庇護體系中的外包與私有化情形，讓新移民的生活慘如煉獄。
「種族歧視」在歐洲的庇護體系裡，扮演關鍵角色，透過種族等級制度，將人們過濾，區分為「難民」與「經濟移民」等類。符合庇護程序者，多半過著靈薄獄般的生活，他們先被有關當局轉置到一座又一座收容所，等待遙遙無期的移民面試，無限期地盼望著最終審核。至於庇護體系之外的人，則永遠受困剝削成性的地下經濟，得不到保障，更遑論勞工權利。這群被如棄敝屣的「經濟移民」，後來雖成為許多歐洲產業的堅實骨幹，仍常遭批評為社會問題的根源，遂成無辜的替罪羔羊。總體而言，所謂的「難民危機」或「移民危機」，似乎反而大大地對歐洲有益，他們僅需宣告這群人非法入境，便能獲得現成且充足的廉價勞動力（報酬甚至常常低如奴隸），製造源源不絕的產業利潤。例如義大利的農業利潤便來自大幅剝削非法移民勞工。
言歸正傳，無論進入庇護程序者或置身體制外，他們一樣遭受商品般的待遇。鑑此，許多人想方設法，企盼能再次扭轉命運：倘若自由遭剝奪，便奮力逃離庇護收容所及營區，假使覺得不該繼續浪費生命等待，便就接掌生命的主動權，自行規劃前往下一站的旅程。從南到北，跨越國境，持續長途跋涉，想尋求他人的接納、覓得棲身之處。
札希德、賽伊德、阿西夫，還有許多流離之人，為了抵抗歐洲國家加諸其身的結構暴力，竭力動用手中稀少的資源。大多數人最後仍淪落到街道或車站打地鋪度日。諷刺的是，此地是所謂「文明西歐」中心，未成年的移民可能進入收容所尋求庇護，但最終必得歷經一段漫長且無意義的等待才能盼來結果。我曾親見這般無窮無盡的不確定感，沉重地壓迫年輕的靈魂。在法國，無人陪同的未成年移民到了收容所，僅有百分之四十能順利通過審核。換言之，即便他們想要獲得合法身分、過著正常生活，卻屢遭阻攔。這三名男孩與許多命運相似者，在收容所中受到嚴密監控，甚至需歷經帶有種族偏見的測驗，以確定其實際年齡。阿西夫還覺得自己需要減肥，才能通過測驗，因為測驗中包括了測量手圍等項目。
歐洲拒絕承認移民之所以流離失所，乃是出於殖民主義及隨之而來的衝突，導致不平等的世界，歐洲也未正視西方的戰爭及介入，嚴重導致當地政治局勢動盪，造成貧窮，也延續經濟不平等；相反地，歐洲反而堅稱自身才是真正的受害者，原因是歐洲得鎮日處理「難民危機」和「移民危機」。實情是：我們真正面臨的「危機」，其實是歐洲構築邊境壁壘造成的後果。
可見，在歐洲的政策心態與公眾輿論下，所謂「自由遷移」的原則僅適用於北半球國家。根據非政府組織「現在就要全球正義」（Global Justice Now）所言，規模遍及全球的種族隔離，讓歐洲大肆掠取南半球資源，卻在南半球人民受不了北方體制的後果，而想要逃往北方生存時，關上大門以保護財富。但難道我們不希望活在資源平等共享的世界嗎？難道我們不想終結「以犧牲境外人民利益為代價，保護菁英階層之國家利益」的惡行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