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前言
緘默法則
凌晨四點四十五分。這座小小的西西里市鎮還未活絡筋骨迎接週日早晨。街道一片空寂，放眼看去只有幾條流浪狗出沒，人是一個也沒有。外觀相同的戰後房屋排立兩側，屋內的百葉窗皆呈現緊閉狀態，窄巷裡的公寓陽臺也沒有大肆聊天。這裡寂靜得令人昏昏欲睡，昨天晚上如此，前天晚上也如此，彷彿這四百年的老鎮無論如何總會陷入酣睡。就連其羅馬名稱「坎波貝洛迪馬扎拉」（Campobello di Mazara），或「坎波貝洛」（Campobello，意指美觀之地），唸起來也令人昏沉欲睡。來到距離空蕩街道僅數公尺的市鎮邊緣，可以看到鄰近一座小丘上矗立著大堆白岩，不久後，數十隻羊群將至此吃草。在小丘前方是一片生機盎然、沐浴在晨露中的深綠色橄欖樹，那一片片葉子重垂而下，綠黑相間的橄欖果實等待採摘。這片美麗的田野一路綿延，直至抵達大海才停下腳步。
在田野中間，有不少帳篷與棚屋隱身濃密橄欖林間。這塊地區稱為白草（Erbe Bianche），舉目望去，這些帳篷與棚屋彼此距離之近，可以判斷有數百人棲身此地。在市鎮還處於沉睡之際，此處許多居民已經起床、換好裝束，準備上工。他們來自地中海對岸數千公里之遙的國家：塞內加爾、甘比亞、馬利和其他西非國家。這處野營地跟不遠的坎波貝洛有著雲泥之差，但棲身此處並非這些人的本意。這裡屈居坎波貝洛邊陲，是個不受青睞、重門深鎖的祕密所在，是這座義大利市鎮奉守的「緘默法則」。
在營地右手邊，有幾座遭遺棄的農舍，裡頭住了幾位農工，其中一位就是烏斯曼（Ousmane）。這幾座農舍除了點綴鄉村景觀，也蘊藏著許多不為人知的故事，與被遺忘者的過去一同遭到埋葬。
距離凌晨五點還有幾分鐘的時間，烏斯曼睜開並揉搓雙眼，大概是受到外頭的鳥鳴或幾公尺外的同事在床上翻來覆去所驚擾。在他們睡覺的這座農舍，四面八方都會有聲音傳來。烏斯曼坐起身來，搞不清楚太陽升起了沒有，因為農舍的窗戶多年前已遭磚塊封死，所以無論黎明與否，裡頭都是漆黑一片。他想找火柴來點亮蠟燭，但沒注意到瓦斯鋼瓶早在他睡覺期間開始外洩－－半夢半醒的他，點燃了火柴。
瓦斯鋼瓶瞬間在他面前爆炸，那股爆炸聲迴盪整片田野。烏斯曼還來不及尖叫，就遭到嚴重燒傷，隨後失去意識。其他驚嚇不已的工人連忙打電話叫救護車，用破爛的義大利語解釋情況，並告知所在位置：白草。救援來得太晚，當醫護人員抵達時，他們認為烏斯曼的狀況過於嚴重，當地醫院處理不來。他的身體有六成嚴重燙傷，坎波貝洛本地醫院沒有相對應的設備來進行救治，只好將他送往三個多小時遠的巴勒摩市立醫院。那天早上，他在抵達巴勒摩的時候離開人世。那天是二ま一三年十月二十日。
到了醫院，大家才知道他的全名是烏斯曼．迪亞羅（Ousmane Diallo），二十六歲，來自塞內加爾。除此之外，有關他的資訊幾乎一無所知。或許是因為烏斯曼為人低調且安靜，總是全心投入工作，在人群中顯得毫不突出。不過很清楚的一點是，烏斯曼和其他二まま八年及二まま九年間抵達義大利的塞內加爾同胞一樣，會輾轉落腳坎波貝洛並非意外。
烏斯曼身為對家人懷抱責任的年輕人，在去世前幾個月不得不離鄉背井尋求更穩定的賺錢機會。不過，他並不孤單。在過去，塞內加爾一直是許多非洲人尋找更好生計的主要去處。然而，到了一九七ま年代中葉，塞內加爾的外債急劇增加，政府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求助，局勢自此一落直下，從一九八ま年代初期到九ま年代，這兩大國際組織掌控塞內加爾和其他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的經濟與公共政策走向，並祭出經濟穩定與結構調整計畫。這些經濟自由化措施意味著公共支出遭削減、公部門遭到解散，以及國有企業及公共服務面臨私有化命運，塞內加爾的產業和農業也因此崩潰，外債問題反而更加嚴重，整個國家陷入無窮盡的貧窮局面。
一般民眾的生計和基本安全保障通通遭到剝奪，可說是首當其衝。面對來自已開發國家補貼的進口產品競爭，非洲小農根本難以生存。有鑑於公私部門的職缺僧多粥少，像是烏斯曼這樣的年輕人也越來越難找到工作。對他來說，前景似乎一片黯淡。年輕一代的塞內加爾人等不及揹上行囊，前往外頭世界尋求更好的機會，讓塞內加爾成了所謂的「移民輸出國」－－人民必然要向外遷出的國家。
「離開家鄉是必要的，這樣才能改善生活。」絕大多數年輕且能幹的塞內加爾人會這麼說。事實上，不只塞內加爾人如此，每個同樣踏上此途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人都會作出一樣的陳述。那些克服旅途中的重重考驗，並在海外工作取得成功的人，在家鄉會獲得至高無上的尊敬，並為後續追隨者樹立榜樣。對家鄉的人來說，這些移工好比英雄般的存在，也是未來世代值得效法的典範，他們的血淚及匯回款項將重建家庭、社區和母國。
來到義大利並不是烏斯曼自己的抉擇，他不過是遵循當時可行的道路而已。法國直到一九六ま年才結束對塞內加爾的殖民，因此曾是塞內加爾人出國工作的首選。這幾十年來，諸如馬賽（Marseille）等法國城市均可看見大批塞內加爾族群。但由於法國在一九八五年對塞內加爾實施簽證制度，以便過濾來往人士，塞內加爾人只得轉而尋找其他去處。隨著塞國經濟危機持續惡化，在一九九ま和九四年給予無證移民大赦的義大利，自然成了塞內加爾人的熱門目的地。
烏斯曼並不特別，像他一樣努力想改善故鄉家人生活的人有數萬之多。他在利比亞低調行事，挺過種種嚴苛挑戰，只為了存錢搭乘缺乏安全的船隻前往歐洲。烏斯曼就是歐洲人嘴上說的難民或移民。這些曾經是非洲殖民者的歐洲人看待移工的角度，跟烏斯曼等人的非洲同胞完全不同。儘管移工在田野中努力摘採橄欖，為故鄉家人承擔風險，並為當地農業創造利潤，但在歐洲人眼中，他們是「外國人」，或是義大利人口中的「非法偷渡客」。即使在烏斯曼過世的時候，他也不過是報紙上一個冷冰冰的名字，如此而已。
烏斯曼的性命戛然而止、夢想成空，遠在塞內加爾的家人心痛欲絕。採摘橄欖不是他生命中的唯一想望，坎波貝洛原本也只是他人生旅程的一站、只是收成期間需要造訪的地方。他想前往更遠的地方，比坎波貝洛和西西里島還遠。如果他存夠了錢且獲准在某處租屋，他必然不會回首這段待在廢棄農舍的日子，而是搬去更大的城鎮，甚至另一個國家，像許多其他塞內加爾同胞一樣，擁抱全新的機會。然而，他的人生終究在這座廢棄農舍劃下句點。
出了非洲人社群，沒有多少人聽聞烏斯曼的慘劇。事實上，坎波貝洛以外的西西里島也幾乎沒人知道這件事，知道塞內加爾人在二まま八至一三年間曾待在白草一帶的人就更少了。當時僅有幾家義大利報紙提及烏斯曼的死訊，而且也僅是「提及」而已。他二十六年的人生，到頭來只值得報上寥寥幾句，彷彿有人刻意靜音了這則新聞。或許更詳細一點的報導會讓大眾思考「社會怎麼會任由這種事發生」。這類報導肯定引起軒然大波，進而動搖現況－－而義大利媒體界沒幾個人覺得這麼做符合自身利益。但這番沉默無關陰謀論，只是業界的習慣使然。
事實上，非洲移工已經維繫這個橄欖產區運作長達二十年。當烏斯曼過世時，西西里島的田園上有超過兩萬五千名來自其他國家的男女勤奮做工，為農業挹注活力，維持產業榮景。根據資料，坎波貝洛約有五千座橄欖農戶，一直是西西里島重要的季節性勞動需求所在。當地最廣為人知的橄欖品種是諾拉貝爾斯橄欖（Nocellara del Belice），英國名廚傑米．奧利弗（Jamie Oliver）甚至稱其為「世界上最優質的橄欖」，這種橄欖只產於此一地區。坎波貝洛有九成的橄欖農場面積不超過兩公頃，這種家庭農場從一九九ま年代初開始雇用其他國家的工人，原因主要是當地勞動力不足，無法因應繁重、按時所需且具彈性的工作。每年九月至十二月間，會有約三千名非洲移工來此工作，其中大多來自撒哈拉以南的國家。這些人確保了此區的橄欖得以收穫，也明顯促進當地商家與企業發展。沒有他們，這座城鎮根本難以生存。
在坎波貝洛這座人口僅一萬一千餘人的鄉村小鎮，烏斯曼的事件根本不可能成為祕密，但沒幾個人哀悼他的死亡。這種駭人事故在坎波貝洛可說是前所未聞，尤其還牽扯到一名橄欖採摘工。換作是義大利本地工人，類似的情況絕不可能發生。「有個黑人－－非法偷渡客－－被炸死了。」當地居民一個接一個傳遞這則消息，每傳一次就多加上一點自己的主觀意見。他們不必詢問任何一位當地非洲移工，就彷彿能聽見或想像實際發生的狀況。這起事故漸漸長出了自己的生命。
但究竟什麼是非法偷渡客（clandestine）？這個詞彙一向帶有貶低意味，跟美國白人在二十世紀初用來稱呼義大利移民（尤其是無證、沒有身分的移民）的「義大利佬」（wop）差不多。二まま二年，在前義大利總理貝魯斯柯尼（Silvio Berlusconi）通過所謂的「波西費尼法」（Bossi Fini law）後，偷渡仔成了更具意義的詞彙。這個法案奠基於一九九八年《移民綜合法案》，該法案由前總理普羅迪（Romano Prodi）所領導的中間偏左政府提出。普羅迪是義大利民主黨的創始人兼二まま七年的首任主席，他的這項法案推出收容中心，讓沒有身分證明與移民資格的外來者有棲身之處。波西費尼法不但強化既有措施，還祭出刑法對付未經允許入境的外來者，將他們視作遣返對象。根據這一法案，移民若要更新為期兩年的居留許可，必須取得正式的聘僱合約，意即他們的移民身分（待留該國的權利）能否留存，全然取決於雇主的一念之間，也讓他們淪落到任人剝削的境地。
二まま七年五月，貝魯斯柯尼政府進一步宣布「安全計畫」（Pacchetto Sicurezza），並由當時隸屬北方聯盟（Northern League）的曼紐耶拉．德爾．拉戈（Manuela Del Lago）主導，針對「非法入境留滯」祭出刑罰，對抗與移民相關的「廣泛非法事務」。該法案於二まま九年入法，正式將未經許可進入或居留義大利定為刑事犯罪。
這些政策定義了何謂「非法偷渡客」，並將義大利的無證或無身分的工人打入下層階級。與此同時，義大利也為移工配額量訂下不切實際的目標，導致在一九八六年到二ま一二年間不得不為一百四十萬名無證移工祭出五次合法化計畫。然而，義大利的季節性勞工配額在二ま一二年有三萬五千人，到了二ま一九年只剩下一萬八千人，減去將近一半數目，而在我二ま二ま年動筆書寫的此刻，最近一次合法化是二ま一二年的事。如此一來，義大利就像是透過庇護收容體系將非洲移工困入下層階級－－尤其二ま一一年以來，西方世界對利比亞的軍事介入導致許多人逃往歐洲－－讓有關當局和農業不必擔心合法化的問題。
非法偷渡客就這麼成了義大利日常詞彙的一部分。在大眾心中，無論是否有所意識，這個詞彙不再只是指涉有無移民身分，而是蘊含了「黑人」的意思。不管烏斯曼有沒有相關文件，在當地義大利人眼中，他就是非法偷渡客，就是屬於某個因為種族而需要隔離於外的族群。
烏斯曼就是在如此脈絡下失去性命。無數名非洲移工離開家鄉前往歐洲，他只是其中一員。他們的國家曾遭殖民主義毀壞，並在此後數十年間仍受到西方機構蹂躪，他們之所以動身，就是為了逃離因之而來的長期貧困、迫害和各式衝突。這些移民若是順利在利比亞避開強迫勞動、酷刑和死亡命運，緊接著會冒險航渡地中海，其中的倖存者好不容易抵達義大利，卻發現自己雖然身處新的國家、新的大陸，仍是受到剝削和邊緣化。
烏斯曼呈現了歐洲最受種族化的他者之命運。他不是第一個，也不會是最後一個遭到採行資本主義且憲法明訂保障人權的先進歐盟國家遺忘的非洲移工。
《再見，烏斯曼》旨在紀錄、揭露遭義大利和歐洲妖魔化為社會負擔及最嚴重問題的族群是如何受到隔離與征服，並且勞力深受剝削。這本書講述國家和社會如何創造並延續這些「必要棄兒」的祕密。實際上，貶低移民有其明確目的，正如當年歐洲列強依照種族劃分其殖民的族群，從而合理化對其他大陸的剝削與統治一樣。
烏斯曼之死和其他移工的故事揭示了此一祕密。這本書獻給你，烏斯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