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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中國歷史] 論清代「紅頂商人」胡雪巖的歷史功績 [打印本頁]

作者: ewingwong 時間: 2009-10-6 15:43 標題: 論清代「紅頂商人」胡雪巖的歷史功績

【文／徐明德(作者為浙江大學歷史學教授、杭州胡雪巖研究會副會長)】

對於清朝後期「紅頂商人」胡雪巖的早期歷史，及其中晚期對清代歷史發展所起的作用，史學界的研究較為薄弱，連最起碼的籍貫問題，討論了一個世紀也尚未解決，加上歷史的偏見，胡雪巖的聲譽自1949年以來，一直被糟蹋抹黑。筆者從2001年冬天杭州胡雪巖研究會成立以前，開始接觸有關胡雪巖的資料、史籍，並進行了短暫的調查研究，才撰寫此文，以求證讀者諸君。

清朝道光三年（1823年），胡雪巖出生於安徽省績溪縣十都湖里村，父親胡鹿泉（號芝田），是一位有文化的鄉村名士。他家有幾畝田地，自足有餘，隱居不仕，過著耕讀自養的生活。胡雪巖小名「順官」，績溪土音「官」與「乖」同音，故「順官」是「孝順的乖孩子」的意思，成人後才取名光墉，字雪巖。他家兄弟四人，他是老大，下面有月橋、秋槎、鶴年三個弟弟。他從小聰穎好學，每晚由父親教讀《千字文》、《百家姓》，很快粗通文墨，父親對他也寄予厚望，在臨終前面對家人說：「欲興吾家，其惟順兒乎。」

   光彩又坎坷的一生

胡雪巖12歲失去父親，挑起養育全家的重擔，後來迫於生計，由親戚推荐，告別寡母，經「浙皖古道」至杭州「信和錢莊」當學徒。

（「浙皖古道」又稱「徽杭古道」，是明清時期徽商入浙的要道）他在三年學徒生活中表現很出色，為人誠懇、勤快、活絡，滿師後被留在錢莊當夥計（約16歲以後），不久升為跑街（現在叫營銷）。有次他在杭州梅花碑一家茶樓裡碰到一位「候補浙江鹽大使」，他叫王有齡，打算北上「投供」加捐，苦於無錢而在歎息。胡雪巖認為王有齡有出頭飛黃騰達之日，便把剛剛收到的一張500兩銀票借給王有齡進京「投供」，兩人又結拜為兄弟。胡雪巖回店後寫了張借條，被老闆按規矩趕出錢莊。這時他已有妻室了（道光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２０多歲）。

胡雪巖在好友柳成祥、譚則仁等人的幫助下，開了一家米行，養活家口，度過了難關，也為日後的發跡商場做了一次成功的嘗試。

王有齡北上後，在幼時的好友、戶部侍郎何桂清的幫助推荐下，獲得浙江海運局坐辦的實職。他不忘恩人胡雪巖，也讓他在海運局做事，協助籌辦解運漕糧。胡雪巖利用浙江海運局借支２０萬兩白銀，開辦了「阜康銀號」，走出了白手起家做生意的第一步。

胡雪巖早期的活動，說明他的籍貫應該是：原籍和出生地為安徽省徽州府績溪縣，寄籍浙江省杭州府仁和縣。筆者主要根據安徽績溪胡雪巖紀念館、杭州胡慶餘堂博物館和浙皖古道的口碑資料，如安徽省績溪縣逍遙鄉大坦村程灶女老太太在1979年前對其後輩們說過：「胡雪巖12歲以後離開績溪到杭州當學徒。」程老太女兒黃國仙現住臨安縣馬嘯鄉浙川村，現在馬嘯鄉浙皖交界的溪流上尚保存胡雪巖當年出資修建的一座古石拱橋，橋面正中刻有：圓形內一個凸出的陽文八角齒輪，其內又是個較小的八角齒輪，兩個齒輪組成一個似軸承樣的標記，這和徽商經營活動有何聯繫，待考。

王有齡出任湖州知府後，胡雪巖開始代理湖州公庫，便在湖州開辦絲行，用湖州公庫的現銀扶助農民養蠶，就地收購湖絲運往杭州、上海脫手變現，再解交浙江省「藩庫」。從中他不必付利息。接著，又說服浙江巡撫黃宗漢入股開辦藥店，在各路運糧人員中安排承接供藥業務，將藥店快速發展起來。再利用避亂上海的蘇州潘叔雅、關季重、陸芝香等一班富家公子存入「阜康錢莊」的２０２萬兩現銀開辦典當行業──當鋪。上海是淘金的好場所，當他獲悉上海地產業有油水可取時，便帶上學徒陳世龍，雇了一輛馬車到泥城牆以西進行實地勘查，然後通過外文翻譯古應春摸清外商開發上海市場的計畫後，搶先購買洋人準備修造的地界附近的地皮。這樣，他很快在地皮上賺了老外一大筆錢。什麼叫會做生意，胡雪巖說「八個罎子七個蓋，蓋來蓋去不穿幫，這就是會做生意」。

胡雪巖又總結了徽商幾百年來的商戰經驗，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打「擦邊球」，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他還從徽商取代山西晉商鼎立「半壁江山」的要訣：「中國人做生意不能沒有靠山」中尋找方向。他襄助王有齡，是成功的「風險投資」。咸豐十一年（１８６１年）十一月，太平軍第四次攻占杭州，時年39歲的胡雪巖受王有齡之托，到上海購運軍火、糧食接濟清軍受阻，便通過浙江布政司使蔣益澧等人，投靠新任浙江巡撫左宗棠，被委以浙江糧台總管，主持全省錢糧、軍餉，使「阜康錢莊」獲利豐厚。

結交左宗棠，胡雪巖成為左宗棠的左右肱股人物，左宗棠也成為胡雪巖安身立命的「一棵大樹」。光緒七年（１８８１年）三月，59歲的胡雪巖為了由他出面借外債，到北京疏通清廷恭親王奕訢、戶部尚書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寶鈞，以及慈禧太后的心腹總管李蓮英。這樣，不僅清庭准許胡雪巖代表清政府借洋款，而且慈禧太后還讓胡雪巖「總辦四省公庫」。在李蓮英等人的影響下，上至清政府的尚書，下至平民百姓都把現銀存入「順天阜康銀號」。據史書記載，同治十一年（１８７２年），胡雪巖虛齡50歲時，他的「阜康錢莊」分支機搆已達２０多處，遍布大江南北，京城內外王公貴戚和官僚都視「阜康錢莊」為外庫。他的個人資產已達到白銀兩3000萬兩，其曾孫胡亞光撰寫的《安定遺問》，聲稱其祖積資白銀3000萬兩，大大超過當時清政府的國庫儲備金。後來，他協助左宗棠主持上海採運局、兼管福州船政局、經手購買外國機器、軍火，以及聘請外國技術人員，加上代左宗棠向外國銀行借外債，又從中獲得大量傭金。

由於力助湘軍統帥左宗棠有功，胡雪巖被清廷授予布政使銜（三品），賜二品紅頂帶、穿黃馬褂、紫金城騎馬等榮譽，成為有清一代最著名的「紅頂商人」，名副其實的「中國活財神」。最後，在與外商的競爭中，斥資2000萬兩白銀收購囤積生絲1.4萬包，由於生絲變質，被迫低價出售，虧損白銀1000萬兩。又碰上時局動盪，出現金融恐慌，資金周轉失靈，加上上海道道員趙小村等地方封建惡勢力的夾擊，使他不幸破產，成為封建勢力內部兩派（曾國藩、李鴻章一派對付左宗棠—派）鬥爭的犧牲品，於是一度淪為「欽犯」。光緒十一年十一月初—（公元1885年12月6日），胡雪巖慘遭貧病交迫而離開人世。他的墓地在今杭州市西郊：西湖區轉塘鎮橫橋村鷺鷥嶺薄家灣山坳，1993年由胡慶餘堂關門藝徒、今青春寶集團董事長馮根生先生出資修復。

   歷史功績

綜觀胡雪巖62年的人生道路，他是中國十九世紀中期商界、政界中值得肯定的一位著名歷史人物，更是浙江和安徽歷史上一位不可多得的歷史名人，他對國家對人民是有功可言的，他的功績主要可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  胡雪巖是近代史上洋務運動的先驅人物

1840年鴉片戰爭前後，傑出的民族英雄林則徐是「最早開眼看世界的」偉人。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提出了「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觀點，於是在清政府內有遠見的部分官僚在十九世紀60至90年代，紛紛倡導學習和引進西方先進科技、文化，從軍事、政治、文化乃至外交各個領域開啟中國的近代化進程，史稱「同光新政」，或曰「洋務運動」。左宗棠非常推崇林則徐和魏源，於是提出：「中土智能豈遜西人？如留心仿造，自然愈推愈精。……意十年之後，彼人所恃以傲我者，我亦有以應之矣。」他選用辦事精幹的胡雪巖為心腹幕僚，委以重任，專辦洋務，使胡雪巖成為中國近代洋務運動的先驅者。他主要協助左宗棠辦了三件利國利民的大事：

1. 加強海防，創辦福州船政局

福州船政局建於馬尾港，故又稱「「馬尾船政局」。左宗棠自浙江巡撫遷升閩浙總督後，胡雪巖向他獻議學習西方，創辦福州船政局，自己建造戰船。於是左宗棠於同治五年（1866）上奏朝廷，提出：「欲防海之害而收其利，非整理水師不可，欲整理水師，非設局監造大輪船不可。」經清廷批准後，左宗棠派胡雪巖與法國人德克碑、日意格制定了〈船政事宜十條〉，「凡局務及出入款項，責胡雪巖一手經理」。當左宗棠改任陝甘總督，離任閩浙總督時，又推荐林則徐女婿沈葆楨為船政大臣，仍由胡雪巖輔佐沈葆楨工作，承擔籌措工料、聘請匠師、雇工、開藝局（創辦藝術學校）等具體而重要的事務性工作。從同治八年（1869）六月建成第一艘木殼輪船，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的五年中，共建成15艘輪船，而且已經能自己設計製造。1874年日本入侵台灣和中法戰爭時期，中國海戰的主力便是用福州船政局製造的戰艦裝備起來的。同時，船政局通過開藝局培養了民族英雄鄧世昌、近代啟蒙思想家嚴復等一大批水師人才，他們中有海軍軍官、造船專家和技術人員。

福州船政局，是中國最早創辦的最大官辦造船企業，比李鴻章在上海開辦的江南造船所要早一年。

2. 力助左宗棠開發大西北

同治五年（1866年）八月左宗棠由閩浙總督調任陝甘總督，次年正月（1867年）清廷授予欽差大臣督辦陝甘軍務後，胡雪巖被左宗棠委辦上海採運局。光緒三年（1877年），為左宗棠在甘肅蘭州創建「蘭州織呢總局」，向國外求購成套織呢設備，由胡經手向德商泰來洋行訂購了全套小型毛織機器，有毛紡機三台、毛織機二十台、洗毛機三台，還有蒸汽發動機兩台等，裝成四千多箱，於光緒五年（1879年）春先由德國運到上海，再用招商局輪船運到漢口，然後改用民船送上岸，開山劈路，用車獸等交通工具運輸，至光緒六年（1880）五月運抵甘肅蘭州，還聘請德國技師安裝機器，傳授技藝，於當年八月十二日（9月16日）蘭州織呢總局「正式開工生產」。

蘭州織呢總局是中國近代史上最早創辦的一所官辦輕工企業，也是中國第一座機器製造的國貨工廠，比李鴻章在上海建造的上海機器織布局要早。

西北地方經常乾旱，蔬菜、棉花等莊稼依賴渠水的灌溉，為了充分利用涇水造福與民眾，左宗棠對發展西北的水利實實在在花了功夫，光緒三年（1877年）西北大旱，他採取以工代賑的辦法開挖涇河，由上海採辦轉運委員胡雪巖採購國外機器，聘用外國技師到西北涇源工地指導操作。光緒六年（1880年）秋天開始，先開挖了一條200里長的正渠，後又購買開石機器繼續開鑿涇河，把荒涼的西北高原變成了數百萬頃膏腴之壤，為關隴地區創下萬世之利。胡雪巖引進的機器，直到光緒三十四年（1908），寧夏知府趙惟熙招商承辦「甘肅寧夏墾牧公司」時，再次發揮了作用。

左宗棠是個很有抱負的人物，他不但要收復西北失地，而且要建設西北、開發西北。光緒五年（1879）聘用德國技師米海厘開採肅州城外的文殊山金礦，使用的採金礦機器是胡雪巖私人捐購的。後來左宗棠在新疆發展農業生產，引進蠶桑，胡雪巖又在浙江代募熟悉養蠶種桑的能人和種田高手送往新疆，向西北地方百姓傳授技藝。可見，胡雪巖在十九世紀70至80年代，協助左宗棠開發大西北，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富有現實意義。

3. 協助左宗棠西征軍及時收復新疆

十九世紀中葉，沙俄和英國一直覬覦中國西北屏障新疆，同治三年（1864）沙俄通過〈中俄勘分西北界約記〉，割去新疆44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同治十年（1871）又強占新疆伊犁地區。同治四年（1865）中亞伊斯蘭浩罕汗國派阿古柏侵入南疆，建立「哲德沙爾國」（又稱「七城之國」），當其侵入北疆吐魯番和烏魯木齊地區時，沙俄便於同治十一年、十二年兩次與阿古柏政權簽約，承認其為「合法的獨立國」。英國侵略者更是垂涎三尺，於同治十二年遣使至新疆喀什噶爾與阿古柏簽約，承認阿古柏的地位，以提供大量軍火為條件，在其勢力範圍內設立英國領事、進行通商貿易等。

英俄插手新疆，妄圖瓜分中國西北地方。當時清廷內部以曾國藩、李鴻章為代表的勢力，極力反對出兵收復新疆，唯有左宗棠等人反覆強調新疆關係國家安危大計，最後清廷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於同治十一年第二次出關西征。當時國庫空虛，軍情危急，胡雪巖在上海憑其商業信譽向外國銀行借軍款，又千方百計購運西方最先進的武器裝備左宗棠的西征軍；同時收集、提供情報。又把胡慶餘堂國藥號研製的「諸葛行軍散」、「胡氏避瘟丹」等大批藥材，捐運西北。由於胡雪巖的後勤糧餉與軍火、藥品供應及時，軍火又遠勝於阿古柏軍隊的武器，保證了西征軍很快消滅了阿古柏勢力，趕走了回民叛徒白彥虎，收復了新疆南北路諸域。光緒六年，又迫使沙俄歸還伊犁，從而徹底粉碎了英俄瓜分新疆的陰謀，保證了國家領土的完整。左宗棠在表彰胡雪巖的功績時，向朝廷報告說：「新疆底定，援其功績，實於前敵將領無殊！」於是，胡雪巖獲得清政府的重賞。

第二  胡雪巖是近代社會推行慈善事業的楷模

徽商的傳統美德是致富後「行其德」，主要表現在：一、賑災施善，周濟貧民；二、修橋補路，捐助公益；三、興辦教育，捐輸報效國家。胡雪巖懂得「商人之命，繫於國運」的道理，他說過：「做小生意時遷就局勢，做大生意時幫國家扭轉局勢。大局好轉，我們做生意就自然有辦法了。」這樣，在他身上始終都有一種社會責任感，於是他一生中做了大量的善事和義舉。

同治元年，左宗棠從太平軍手中攻占杭州後，杭州已經成為一片瘡痍，人口只存十分之一，胡雪巖被委任經理賑撫局事務，「主持善後諸事，設粥廠、難民局、善堂、義塾、醫局，恢復名勝寺院，收斂城鄉暴骸數十萬具，分葬於嶽廟左側里許及淨慈寺右側數十大塚」。凡養生送死、賑財恤窮之政，無不備舉；又籌借十萬量白銀和十萬石白米賑濟百姓和軍隊；二、設立義塾，供貧困子弟讀書；三、捐資白銀十萬兩，設「錢江義渡」和牛車，迎送旅客於湖沼和橫渡錢塘江之中，使杭州城鄉人們普遍受益達百年之久；四、同治十年直隸水災，胡雪巖捐棉衣1.5萬件，並捐價值一萬兩的牛具、種籽；對天津又續捐制錢一萬吊；光緒三年陝西乾旱，捐白銀五萬兩解陝備賑。另外又先後捐輸江蘇沐陽賑務製錢三萬串，捐輸山東賑銀二萬兩、白米三千石、製錢三千一百串、棉衣三萬件；捐輸山西、河南賑銀1.5萬兩等。據左宗棠估計，胡雪巖在十九世紀70年代個人捐贈白銀已達20萬兩。此外，歷年捐解陝甘各軍營應驗膏丹丸散以及道地藥材，總計亦成鉅款，所以左宗棠連連稱讚他是「商賈中奇男子」、「有豪俠之概」、「急公好義，實心實力，迥非尋常辦理賑撫勞績可比」，連曾國藩也稱讚胡雪巖的愛國義舉不比他差。

救人之急，成就胡雪巖的好名聲。同治、光緒年間餘杭楊乃武與小白菜冤案震驚朝野，楊乃武姊姊楊菊貞第二次赴京告御狀沒有路費，胡雪巖資助白銀200兩，並為他們通關節、訴冤情，向回杭州治喪的翰林院編修夏同善訴說冤情，請他回京後與同僚進言相助。夏回京後，通過大學士兼戶部尚書、都察院都御史翁同龢與刑部浙江司郎中林拱樞（林則徐第四個兒子）的努力，最終由慈禧、慈安兩宮太后下諭旨重審此案，結果獲得昭雪，楊乃武出獄後特至胡雪巖府上致謝。

另外，胡雪巖珍惜歷史文物，從日本購運一大批洪鐘捐贈杭州與江浙皖各地寺院。他曾於同治（1862～1874年）、光緒（1875～1908年）年間東渡扶桑，目的至今尚未有人調查研究，有人認為是去「東遊」。但據筆者的推測，胡雪巖去日本不是旅遊，而是和他的商業經營有關。目的應該有二：第一，是去調查考察其徽商前輩、明代著名海商王直（原姓汪）在日本的商業活動與經驗教訓；第二，想做中日間的國際絲銅貿易。康熙六年（1667年），清廷特准浙江乍浦港與日本長崎港通商，以江浙生絲和絲綢採辦日本棹銅鑄錢，赴日採運的銅商利潤豐厚。

據吾師張慕騫教授，1934年在《浙江省立圖書館館刊》第三卷第五期發表譯文〈杭州及其附近之日本鐘〉一文，介紹日本駐杭領事米內山庸夫先生於1934年8月，在日本《支那雜誌》「支那研究專號」發表的〈杭州及其附近之日本鐘〉文章。他受日本國文化事業部（省）速水一孔翁先生的委託，在杭州調查日本銅鐘之蹤跡。他從民國17年（1928年）8月赴任至民國20年（1931年）離任三年內，在杭州發現胡雪巖從日本紀州、大阪等地購運回國的、捐贈寺廟的刻有「錢唐弟子胡光墉敬助」陰文洪鐘，有杭州吳山省城隍廟大殿、吳山解神殿、吳山文昌廟、吳山神霄雷院、吳山東嶽廟、吳山某廟、杭州城內龍興寺、城內岳王廟、杭州城西五雲山山頂寺、雲棲寺、杭州北高峰靈順廟、上天竺法喜寺、南星橋譙樓、臨安天目山昭明禪寺等14處。據米內氏文中提到，胡雪巖從日本購運回國的大銅鐘有50口之多，又提到蘇州靈巖寺也有「錢唐弟子胡光墉敬助」的銅鐘一口。1953年浙江博物館黃湧泉先生，在杭州城內仙林寺舊址一池塘巷天華小學發現胡贈的日本銅鐘一口，並有刻文「仁和弟於汪培元敬摹」和「錢唐弟子胡光墉敬助」。胡雪巖孫媳章芝仙（胡渭卿妻）的堂內姪章洪浩1987年發函杭州胡慶餘堂廠史辦，提到績溪城隍廟的大鐘是胡雪巖捐贈的。今杭州虎跑寺也保存胡氏刻銘的銅鐘一口等。1991年前後，筆者目睹在杭州岳廟左廡和湖州鐵佛寺大殿內，陳列牌書有「胡光墉自日本購歸」等8個楷書大字的兩口大銅鐘。目前杭州和江浙皖等地查實胡雪巖捐贈的銅鐘有19口，占胡氏從日本購運回國銅鐘的三分之一以上。

據浙江博物館李柏林先生驗證，湖州鐵佛寺陳列的刻有「錢唐弟子胡光墉敬助」銘文的大鐘重達3000多斤，50口洪鐘的總重量約15萬斤。乾隆朝民商和額商（也稱洋商或行商）從日本購回的棹銅（俗稱洋銅），十分之六由江浙兩省官買，每百斤給價白銀17兩5錢；十分之四可自行按市價20兩7錢9厘出賣。胡雪巖運回的不是棹銅（即條銅，為鑄錢原材料），而是鑄成品，具有銅鐘的特殊歷史文物價值。我們按最低百斤20兩白銀計算，15萬斤價值白銀3萬兩，他全部捐贈杭州和江浙皖等地的寺廟，這確實也是一大善舉。

第三  為中國商界樹立了「誠信」、「戒欺」的榜樣

胡雪巖一生的商海事業，可分金融、藥業與絲繭貿易三大類。金融業是他的頂樑柱，俗話說：「經商不理財，等於瞎胡來。」他的商號、錢莊、當鋪遍布全國，形成一個金融網，辦得很好。但最具特色的是他創辦了「胡慶餘堂雪記國藥號」，至今百年不倒，子子孫孫受益。同治十三年他先在西湖邊湧金門建立膠廠、鹿園；光緒四年春，在城隍山腳大井巷建成一座胡慶餘堂國藥號，總投資100餘萬兩白銀。他治店先樹商業信譽，在營業大廳中樹有兩塊牌子，對內要求「戒欺」，對外宣布「真不二價」，保證藥品質量，銷售地道藥材。自光緒元年開始，雇人身穿「胡慶餘堂國藥號」號衣，到車站、碼頭等地向遊客分送避瘟丹、痧藥等，根據記載他在三年時間內，光送藥品一項花銀多達十餘萬兩。還在上海《申報》上刊登廣告，於是生意興隆，遠近聞名。

杭州有句諺語：「做好生意三件寶，人員門面信譽好。」胡雪巖經商，不僅信譽好，門面也十分講究，他設計的國藥號整座房屋建築，酷似一隻棲息在吳山腳下的美麗的仙鶴：其門庭像鶴首，入門長廊是鶴頸；店內設計別具一格，頗受顧客青睞。在人員管理上，講究策略，古人云：「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人們奮鬥的目標，都是為了生活更加美好。胡雪巖在企業中根據技能和水平，將雇員分為三個等級，頭等稱先生，職位是經理、協理、總帳房，待遇是重金聘請；二等叫師傅，是各工序的負責人（今稱車間主任），待遇從優；三等呼幫工，從事簡單勞動，計件付酬。再根據雇員對企業的貢獻，最優者可發給「功勞股」，享用終生。還設「陽奉」與「陰奉」，解決職工晚年和眷屬的生活問題，類似今天的退休金和撫恤金，也可稱其為十九世紀杭州最早出現的「勞保制度」，從而大大調動了企業人員的勞動積極性。

「胡慶餘堂國藥號」在民間有「江南藥王」之稱，與北京的「同仁堂國藥號」相提並論。胡雪巖破產後，胡慶餘堂照常生意興隆。但不幸的是，價值數百萬兩白銀的「胡慶餘堂雪記國藥號」被刑部尚書、協辦大學士文煜奪走，只抵了文煜50萬兩白銀存款的債務，文煜向清廷上繳的10萬兩白銀也是從胡慶餘堂內取出。文煜接管胡氏國藥號後，因為「胡慶餘堂雪記」仍生意興旺，四遠馳名，成為上等不朽之基的企業招牌，故文氏仍以「胡慶餘堂雪記」開張。文、胡兩家後裔在以紅股買金字招牌的契約書中寫道：「胡雪記三字連在牌字之上，聲名遠著，雖窮鄉僻壤無人不知，有關生意出入。」於是文氏後人從紅股180股中提出18股作為金字招牌股給胡氏後裔，「每年預交利洋2400元，以資胡氏家用，餘俟三年分紅，再按股均漲」。

1949年後，「胡慶餘堂」曾被一批蛀蟲幾乎要蛀空，幸虧其關門弟子馮根生的努力，派出得力助手劉俊先生經營，至今已是越辦越興旺了。但胡氏後裔受益如何？我們不得而知。胡雪巖與文煜都在同時代先後離開人間，但他們留給後代的印象是：胡雪巖，一代鉅賈，是位頂級的慈善家，是著名的愛國愛民的人間「活財神」。他的存在給社會帶來和諧，給人民百姓帶來幸福。故「胡雪巖」三字，在中國近代商業史上，既是一個人名，又代表一種精神，更體現出徽商獨具的一種商業道德。商海搏擊成敗靠什麼？胡雪巖精神告訴我們：「誠信」、「戒欺」、「務真」，加上「是乃仁術」，便是取勝之本。

今天，我們研究胡雪巖，也是從歷史的角度求真求實的對其肯定和讚揚。胡雪巖，應該屬於中國近代民營企業家的好榜樣，也是中國近代史上一位有功於國、有益於民的「紅頂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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