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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中國文學] 宋代的文學 (西元960——1279年) [打印本頁]
作者: ewingwong    時間: 2009-10-23 10:02     標題: 宋代的文學 (西元960——1279年)

概　　說

　　　西元960年，後周殿前都點檢趙匡胤在陳橋驛(在開封東北四十里)組織兵變，代周自立，建立了北宋王朝。此後將近二十年間，宋太祖趙匡胤和太宗趙光義又先後用武力和外交的手段吞併了南方的幾個獨立王國和建都在太原的北漢。中國人民經過唐末五代長期分裂的局面，到這時才在大部分地區取得了統一。北宋初期各種中央集權制度的建立，主要為鞏固封建王朝的統治，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但客觀上也使當時人民有比較安定的環境來從事農業、手工業的生產，從而促進社會經濟的繁榮，並有利於封建文化的繼續發展。
　　為了防止中晚唐以來藩鎮割據、尾大不掉的政治局面的重演，宋太祖在奪取後周政權後的第二年就採用趙普的建議，解除了禁兵統帥石守信等人的兵權。此後北宋王朝除集中全國精兵于京師外，又立“更戍法”，把京師的駐兵輪番派遣到各地戍守，使“兵不知將，將不知兵”，防止士兵和將帥之間發生深厚的關係。又把京師的禁兵分給殿前都指揮使、馬軍都指揮使、步軍都指揮使統領，使禁軍將官的權力因而削弱。同時設置樞密使，掌調發國內軍隊之權。這樣，“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于三帥，有握兵之重，而無發兵之權”(見何坦《西疇老人常言》)。北宋王朝這些措施在防範武人跋扈方面收到了成效，然而同時也大大削弱了軍隊的作戰能力。加以北宋歷朝皇帝對武將的猜忌，在邊疆有事時每派宦者監軍，多方牽制；或自畫陣圖，遙授軍機，使將帥不能因地制宜，隨機應變。因此從宋太宗太平興國四年(979)對遼的高梁河之役開始，直到北宋王朝的覆滅，在對遼、西夏和女真的歷次戰役中，幾乎沒有一次不是以喪師失地結束的。這就使北宋比之我國歷史上的其他統一王朝表現得特別軟弱。在遼、西夏和女真的軍事威脅之下，北宋王朝就只有求和、送禮，甚至撤防、割地，一直挺不起腰杆來。北宋文學就是在人才最盛的從慶曆到元豐(1041——1085)期間，也沒有象西漢賦家或盛唐詩人所表現的開廓恢宏的氣象，歸根到底是這種政治形勢所決定的。
　　由於軍隊的缺乏作戰能力和對外戰爭的接連失敗，北宋王朝每年要向遼和西夏交納幾十萬兩匹的銀絹，使國內人民，主要是農民階級，在徭役、賦稅的沈重負擔之下，還兼受遼、夏貴族的剝削。北宋王朝認為遼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蘇軾《富鄭公神道碑》)。因此它不僅沒有積極加強防禦力量，取消或減輕歲幣來緩和它和人民的矛盾，反而企圖以對外的一味妥協，集中力量，鎮壓國內人民的反抗。北宋王朝在軍事部署上一反歷代統一王朝的作法，採取“守內虛外”的政策，在邊境只駐有僅僅可資防守的部隊，把大部分軍隊駐屯在國內沖要地區，專力防範農民的反抗。為了防止農民的迫于饑寒，鋌而走險，北宋王朝每當荒年還大量招募饑民來當兵，從而使軍隊的數額不斷擴大，農民的負擔不斷加重，加深了農民與封建統治階級的矛盾。在北宋初期，王小波、李順就在蜀中起義。到宋仁宗即位以後，先後爆發了王倫、王則等的起義，北宋對西夏的戰爭又接連失敗，促使一部分正視現實的文人如范仲淹、歐陽修等，從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出發，提出了厚農桑、減徭役、明黜陟、抑僥倖等改良政治的主張，企圖以此緩和國內的階級矛盾。他們的政治主張遭到呂夷簡、夏竦等保守派的反對，形成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這就是慶曆黨爭。到了宋神宗即位，又由於“冗兵”、“冗官”和“冗費”的巨大開支，農民負擔過重，而品官形勢戶、大地主和大商人卻乘機兼併，大發橫財，階級矛盾又趨激化，新黨王安石的變法運動就在這時產生。他的青苗、方田、均輸、市易等措施，又遭到司馬光、蘇軾等舊黨的反對，從而形成長期的新舊黨爭。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就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中展開的。
　　比之武人，北宋王朝對文人的待遇就優厚得多。宋朝文官有優厚的俸給，在離職時也還可以領宮觀使的名義支取半俸，武官就不能這樣。宋太祖曾說宰相須用讀書人，其實何止宰相，就是主兵的樞密使、理財的三司使，下至州郡長官，也幾乎都是文人擔任。這對於提高當時文人的社會地位，使他們效忠于北宋王朝，收到了效果。然而在北宋龐大官僚機構裏的各種文官，他們的力量也往往互相抵消。北宋王朝為了防止宰相的專權，在宰相之下又設參知政事，並以樞密使、三司使分取宰相的軍事大權和財政大權。在中書、樞密二府之外又有台諫，在州郡長官之外又設通判，使彼此互相牽制。這就使當時的官僚機構越來越臃腫難行，在遇到重大的政治問題和軍事問題時彼此爭論不休，卻很難制定有效的對策。“宋人議論未定，兵已渡河”，這是後人對於他們的尖銳諷刺。
　　北宋王朝在培養和選拔文士方面繼承了前代學校、科舉的制度，在京師設有國子學、太學，培養一般官僚的候補人才，此外還有律學、算學、書學、畫學、醫學等培養專門人才的學校。到宋仁宗時更明令全國州縣都建立學校，設置學官教授，並有一連串考試提升的辦法。由於官辦學校還不能滿足士子學習文化的要求，民間私立的書院逐漸增多。當時最有名的廬山白鹿洞書院、衡州石鼓書院、南京(注：宋代稱河南的商邱為南京。)應天府書院、潭州嶽麓書院，被稱為四大書院。白鹿洞書院在宋太宗時學生達到數千人，應天府書院在宋真宗時修建了一百五十間校舍，它們的規模比官辦學校還要大。
　　北宋王朝為了要從地主階級的各階層選拔效忠于他們的官僚，還進一步發展了隋唐以來的科舉制度。唐代應舉的進士往往向王公貴人投獻詩文，希望他們替自己宣揚，有些士子由於有王公貴人推薦，往往不待閱卷就內定了，而真正有才學有品格的文人有時反沒有被網羅。唐代最著名的詩人李白、杜甫就都不是進士出身的。宋代科舉開始採取彌封、譽錄等制度，主考和閱卷官都集中貢院評卷，不得和外人接觸；一次錄取的進士常達三四百人，比唐代超過十倍以上。這就使中小地主階級的士子有更多的機會參加政權。宋太祖曾說：“昔者科舉多為勢家所取，朕親臨殿試，盡革其弊矣”(見《宋史·選舉志一》)。這話雖不能盡信，但仍可以看出它在一定程度上防範了勢家大族對中央政權的壟斷。此外宋代對科舉錄取的進士，還由皇帝賜詩、賜袍笏、賜宴、賜騶從遊街等來加以獎勵。“每殿廷臚傳第一，則公卿以下無不聳觀”。尹洙曾說：“狀元登第，雖將兵數十萬，恢復幽薊，逐強蕃於窮漠，凱歌勞還，獻捷太廟，其榮不可及也”(見《儒林公議》)。宋代的科舉制度，以及配合這制度的種種措施，有效地吸引當時士子走向讀書應舉的道路，鞏固了北宋王朝的統治，也促進了當時封建文化的發展。然而另一方面，它也使更多士子“一經皓首，十上幹名”，弊精神於無用之地；而少數貧寒的士子，“一舉成名，六親不認”，更成為宋元時期小說戲曲中鞭撻的物件。
　　宋初科舉承唐五代餘風，偏重詩賦，到仁宗以後，就更重策論。宋郊在慶曆四年(1044)上奏：“先策論則文詞者留心於政治矣。”就說明這樣的考試內容可以選拔有政治頭腦的人才。文人執掌政權是宋代政治的特色，這和當時科舉制度密切相關。同時科舉考試的偏重策論，更直接影響了當時的文風。蘇軾《擬進士廷試策表》說：“昔祖宗朝崇尚詞律，則詩賦之士曲盡其巧；自嘉右以來，以古文為貴，則策論盛行於世，而詩賦幾至乎熄。”宋文長於議論，就是詩歌也表現議論化、散文化的特點，又同這種考試內容密切相關。
　　我國在中晚唐時期已開始雕印佛經，唐末五代，民間已有雕板印書的，後唐長興(930—933)年間還刻過九經；但一般學者讀的書都還是手抄本。到北宋慶曆以後，民間刻書業才更普遍，各種刻本書籍才更大量流行，而活字印刷術也同時發明了。由於印刷術的進步，書籍的大量印行，著作容易流通，也容易集中，這就大大擴大了學者文人的眼界，也提高了他們著書立說的興趣。當時從中央的三館、秘閣，以及州學、縣學、民間書院，都藏有上千上萬卷的書籍。私家藏書如宋敏求、葉夢得、晁公武等都達數萬卷，而且喜歡借給人看。宋代學者所掌握的歷史文化知識一般比前代學者豐富，私家著述遠遠超過前代，而且有不少是幾十卷、上百卷的大部頭著作。這不僅決定於印刷事業的發達，同時是當時封建文化全面高漲的表現。
　　在軍閥割據的五代時期，國內局部地區，如吳越及南唐，由於戰爭較少，人民徭役和賦稅的負擔較輕，農業生產仍有所發展。北宋王朝統一全國以後，農民得到比較安定的環境從事生產勞動，全國農業生產恢復較快；朝廷也採取一些輕徭薄賦的措施，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北宋時期封建經濟的特點是地主對農民的經濟剝削建立在主戶與客戶的契約關係上。在契約規定的租額以外，客戶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係較之實行均田制的唐代農民有所減弱。客戶在購買到少量土地之後，也可以脫離地主，自立戶名。這些改變多少提高了農民的生產興趣。加以農具的有所改良，“不擇地而生”的占城稻種的推廣，不但使當時國內荒地大量開闢，農作物的單位面積產量也有所提高。“麥行千里不見土，連山沒雲皆種黍”(王安石《後元豐行》)，“春疇雨過羅紈膩，夏隴風來餅餌香”(蘇軾《南園》)，這些詩歌生動地描繪了當時大片耕地的墾辟和農民的精耕細作。
　　農村耕地的擴大和農作物單位為量的提高，使全國農村中可以有更多的人脫離農業生產，從事文化活動，這就為北宋封建文化的高漲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唐代開元年間，經過將近百年的休養生息，人才稱盛，每年到京師應舉的士子超過千人。宋代從開國到嘉右(1056—1063)，也將近百年，待試京師的士子每年有六七千人(見《宋史·選舉志一》)，比唐代超過了好幾倍。蘇軾在應舉時的《謝範舍人為》說，蜀中在宋初數十年間，人民救死扶傷不暇，學校衰息，到天聖(1023—1032)以後，“釋耒耜而執筆硯者，十室而九”，雖未免過誇，卻多少說明了隨著封建經濟發展而來的封建文化的高漲。北宋文學主要是在統治階級內部各種力量互相抵消，國家積弱不振，農民負擔奇重，而封建文化卻隨著封建經濟的繁榮而得到進一步高漲的時代背景裏緩慢地發展的。
　　宋太祖在“杯酒釋兵權”中就面告石守信等宿將功臣，要他們“多積金帛田宅以遺子孫，歌兒舞女以終天年”。後來對西蜀和南方諸國的降王降將也都賜第封官，賞賜優厚，同時集中諸國舊臣在館閣裏編書，厚其俸祿，使他們為王朝粉飾太平。當時宮廷裏每有慶賞、宴會，皇帝常和侍從大臣唱和詩歌，而貴族官僚家裏也常有文酒之會，佐以妓樂。正是在統治階級這種風氣之下，北宋初期的文學基本繼承晚唐五代浮靡的作風，片面追求聲律的諧協和詞采的華美。以楊億、劉筠為代表的西昆體詩文，晏殊、張先等的詞，就是在這種文學風氣之下產生的。
　　北宋王朝以優賜功臣宿將、降王降臣來緩和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維持龐大的官僚機構和軍隊組織來鞏固王朝的統治，同時就不能不增加它對農民的剝削。當時農民除向官莊、地主交租外，還受豪門大戶高利貸的重重剝削，往往“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宋史·食貨志上》轉錄司馬光疏中語)。因此王禹稱在太宗時上的《端拱箴》就指斥了宮廷的奢侈生活是建立在人民的膏血上面；而當太宗在元宵張燈設宴，誇耀國家的太平繁盛時，呂蒙正就指出“都城外不數裏，饑寒而死者甚?”的事實(見《宋史·呂蒙正傳》)。這些從中下層地主階級出身通過科舉參加政權的文人，他們對現實的認識和在文藝上的表現必然和那些一味為北宋王朝粉飾太平的禦用文人有別。正是這樣，在北宋初期的柳開、王禹稱等作家已有意繼承杜甫、白居易、韓愈、柳宗元等的傳統，企圖糾正晚唐五代以來文藝上的頹風。到仁宗慶歷時期，一方面由於北宋王朝將近百年的統治，為封建文化的繁榮準備了條件；另方面由於國家內外危機的加深，促起文人對於現實的關心，詩文革新運動就在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等領導之下，取代西昆派的地位，成為北宋文學的主流。此後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詩文的造詣各有不同，卻都是在詩文革新運動的影響之下取得輝煌的成就的。歐陽修《蘇氏文集序》說：“唐太宗致治幾乎三王之盛，而文章不能革五代之余習，後百有餘年，韓李之徒出，然後元和之文始複于古。唐衰兵亂，又百餘年而聖宋興，天下一定，晏然無事，又幾百年而古文始盛於今。”文學的繁榮雖歸根到底決定於政治、經濟的發展，它們相互之間的步調卻往往不平衡，唐宋兩代的古文運動就表現了這現象。
　　北宋歐蘇等大家是韓柳古文運動的最好繼承者。韓柳的大部分著作文從字順，成為後來文人學習的典範；但他們本身也還沒有完全擺脫漢魏以來辭賦家的習氣，部分篇章過分追求字句的雄奇精煉，甚至近於生澀。歐陽修主持禮部試時曾打擊了文壇上追求險怪的作風，王安石、蘇軾更批判了“力去陳言誇末俗”和“以艱深文其淺陋”的辭章家習氣。他們自己的作品也大都曉暢明白，平易近人。這就引導當時的散文創作向健康的道路發展，其影響遠及明清的許多古文家。
　　宋詩從王禹稱起就注意向杜甫、白居易學習，努力把詩歌引向現實主義的道路發展。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諸家在提倡古文的同時，詩歌上也接受了韓愈及其同派作家的影響，在內容上要求以詩歌“敘人情，狀物態”，反對西昆詩人的無病呻吟；藝術上要求以清麗平淡的風格糾正西昆詩人的浮豔作風，這才開始表現了宋詩的獨特面目。此後經過王安石、蘇軾到黃庭堅，他們從各自的生活道路出發，多方面向前代作家學習，通過詩歌抒發個人的生活感受，表現個人的政治態度、文藝見解，形成各自不同的詩歌風格，和歐陽修合稱北宋四大家。由於宋代文人的政治地位高，容易脫離人民群眾，長期的書房生活，使他們習慣於以學問相高，以議論相尚，而不大注意於從人民生活吸取源泉，構成鮮明的詩歌意境來激動讀者。這種作風在歐、王、蘇三家中已有所表現。到了黃庭堅、陳師道，變本加厲，形成了“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見嚴羽《滄浪詩話》)的江西詩派，風靡一時，使詩歌脫離現實的傾向愈來愈嚴重。
　　金兵的南下，兩河的淪陷，北宋王朝的覆亡和南宋王朝的建立，這些在靖康、建炎之間(1126—1130)發生的重大事件，使當時政治形勢起了劇烈的變化。民族矛盾的上升暫時緩和了人民和統治階級之間的矛盾，和戰之爭代替了從北宋中葉以來長期的新舊黨爭。當時黃河南北人民紛紛組織忠義民軍反抗女真貴族的殘暴統治，南宋軍事形勢在岳飛、韓世忠等愛國將領的艱苦奮戰之下也漸有起色，這些現象一度給人們帶來了“中興”的希望。可是以宋高宗趙構和秦檜為首的投降派，既被女真貴族的戰爭威脅嚇破了膽，更害怕愛國軍民力量的強大會動搖他們的統治；因此他們不僅沒有接受北宋王朝的教訓，發憤圖強，反而變本加厲，一面殺害主張抗戰最堅決的嶽飛，一面向女真貴族割地稱臣，並每年交納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以換取他們苟安東南的局面。這種殘酷的現實首先在詩歌創作中得到反映。當時江西派的重要作家如陳與義、曾幾已經在詩裏表現了傷時念亂的心情，到陸遊更繼承從屈原到杜甫的愛國主義傳統，集中反映了廣大人民抗敵禦侮的要求，並在更大程度上糾正了江西詩派脫離現實的傾向。同時的楊萬里、范成大，出入於北宋和中晚唐諸名家，各以其繁富的詩篇描繪祖國的江山風物，使宋代詩歌在蘇黃諸家之後重新出現了一個繁榮的時期。此後宋金對峙漸趨穩定，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暫時得到緩和，文學上愛國主義的呼聲漸趨微弱，代之而起的四靈詩派、江湖詩人，就更多地表現了對現實的消極態度。直到南宋亡國前後，領導人民起兵抗元的文天祥，以及經歷亡國慘痛的作家如謝啟、汪元量等，才重新寫出了一些激動人心的愛國主義詩篇。
　　不論散文也好，詩歌也好，比之唐人，宋人就帶有更多的封建說教意味，這是和宋人的道統觀念和理學思想分不開的。從中唐到北宋，由於封建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賴關係有所減弱；農村土地的兼併又加深了農民與地主之間以及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之間的階級矛盾。為了鞏固封建地主階級的統治，不僅需要在政治經濟上採取種種措施，同時需要在思想意識上建立他們的理論體系，而最有效的辦法則是利用儒家的傳統學說，給與新的解釋，以適應當時統治階級的要求。宋儒的道統觀念和理學思想正是這樣建立起來的。北宋初期的理學家看到晚唐五代的長期紛亂，要求重新建立儒家思想的統治地位，以鞏固國家的統治和穩定封建社會的秩序，還有它一定的積極意義。他們在文學上主張明道致用，反對浮華纖巧，也有助於詩文革新運動的開展。後來的理學家把封建秩序看作永恒的“理”，把人們在生活上的一切要求看作“欲”，片面強調“尊天理，窒人欲”，因此他們就鄙視許多為人們所喜見樂聞的文藝作品，把詩文作家看作俳優，認為對文藝的愛好是“玩物喪志”，而片面要求作家為封建教條作宣傳。正是在這種思想影響之下，使兩宋不少詩文不同程度地表現了“頭巾氣”與“學究氣”，削弱了一般文藝作品所應有的明朗性和生動性。
　　比之詩，詞的發展情況有所不同。這一方面由於詞從晚唐五代以來已經形成了綺靡婉約的作風，人們習慣於用它來寫豔情。它從民間到文人手裏也還不算太久，沒有象詩那樣的得到他們重視。在詩裏，他們好象總要顯得正經一點才像樣，而在詞裏卻不妨放肆一點，隨便一點。這樣，他們在詞裏所抒發的思想感情，有時卻顯得坦率一點，也真摯一點。另一方面是由於晚唐五代詞人寫來寫去不出於一點男女的離情別緒，卻正好為宋人留下更其寬廣的餘地來馳騁他們的才情和筆力；不比古近體詩，在唐人已經佔領了各方面的主要陣地和達到了很高的藝術成就之後，宋人就較難同他們爭雄競勝。因此宋詞作家的數量雖不能同詩家相比，作品的內容也不見得比宋詩更豐富，藝術上卻表現了更多的特色和獨創性。前人以詞為宋代的代表文學，我們還不能同意，但從一代文藝作品應具有自己獨特的時代風格看，它還是有一定理由的。
　　宋詞最初繼承晚唐五代婉約綺麗的詞風發展。然而由於北宋封建文化的高漲和文人政治地位的提高，在范仲淹、歐陽修等部分作品中，即景抒懷，氣象已自不同。到蘇軾更矯首高歌，時見奇懷逸氣，在婉約詞家之外別立豪放一宗，開南宋張孝祥、辛棄疾等愛國詞家的先河。尤其是辛棄疾的作品，悲歌慷慨，志氣昂揚，足以警頑起懦，激勵人心，在思想和藝術上都達到了兩宋詞家的最高水準。
　　蘇詞在北宋的影響還並不顯著，他門下的秦觀和同時的賀鑄主要還是繼承五代詞家和柳永的詞風發展。柳永多作慢詞，多從都市生活汲取素材，在當時市民階層中傳唱最盛，但主要還在表現男女的離情別緒和悲歎個人的淪落江湖，格調還是不高的。到北宋後期，以周邦彥為代表的大晟詞人更以典雅工麗之詞為這沒落王朝點綴升平，把宋詞引向了脫離現實的道路。南宋中葉以後的詞家如姜夔、吳文英、王沂孫、張炎等，雖面目各有不同，主要是繼承周邦彥的詞風繼續發展的。
　　由於宋代封建文化的高漲，婦女知書能文的漸多，詞的傳統風格又有利於抒寫“閨情”，因此宋代還出現了一些女詞人。生在南渡前後的李清照，既在詞裏描寫她深閨孤獨無依的生活，同時還抒發她南渡以後國破家亡的痛苦心情，在兩宋詞家中取得了傑出的成就。
　　北宋的城市經濟較唐代有進一步的發展。唐代的長安、洛陽，住宅區的坊巷和市區分開，黃昏後坊門鎖閉，禁止夜行，市區交易也只能在白天進行。北宋汴京(今河南開封)早就有繁盛的夜市，坊和市的界限也被突破了。當時洛陽、揚州和南宋的杭州、成都等大城市，情況也相類似。隨著城市經濟的繁榮，適應市民階層文化和娛樂的需要，在北宋的汴京和南宋的杭州等大都市里出現了一些群眾遊藝場性質的“瓦肆”或“瓦子”，經常演出說話、說唱、雜劇、院本等藝術，使兩宋時期的話本小說、說唱諸宮調和戲曲，繼承唐代通俗文學的發展，取得更其重要的成就。由於這些作品的物件是占市民階層中最大多數的手工業工人和小商人，這些作品的作者也大都生活在市民階層之中，熟悉許多小市民的生活和思想面貌，這就在他們的作品中較多地反映市民階層的生活和他們反對封建壓迫的鬥爭。決定於作品內容的要求，作品的故事情節愈見曲折，對人物聲音笑貌的描繪更其細緻，語言也愈來愈接近口語。這是從《碾玉觀音》、《錯斬崔寧》等話本小說，以及《宣和遺事》裏有關晁蓋、吳加亮等英雄人物的描繪裏可以清楚地看到的。
　　當時中國國內除北宋外，還有由契丹族在東北地區建立的遼，由黨項族在甘肅、寧夏地區建立的西夏。遼、夏在和宋人的長期交往中逐漸接受了漢族的封建文化，在國內建立學校，培養人才。夏人雖有自己的文字，在與宋人交往時卻用漢文。遼君臣有不少還能用漢文寫詩。由女真族建立的金，更繼承了北宋的文學成就而有所發展。當時北方中國人民反抗女真貴族的鬥爭，此起彼伏，連綿不斷。出於人民鬥爭的需要，民間流行的院本和說唱諸宮調發展得較好，為後來元人雜劇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金人院本都已失傳，但從《輟耕錄》所載院本名目看，其中如“禾下(農民)家門”、“大夫(醫生)家門”、“先生(道士)家門”、“卒子(兵士)家門”、“邦老(強盜)家門”、“都子(乞丐)家門”、“秀才(士子)家門”等，牽涉到社會各階層的人物和生活，且已有鶯鶯、柳毅、裴少俊等的故事戲。至於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對王實甫《西廂記雜劇》的影響就更其顯著了。
　　金國從建立初期到中葉的數十年間，遺留下來的詩文大多數是一些文學侍從之臣的作品，雖文詞組織工麗，而內容很少可取。直到金王朝覆滅的前夕，詩文創作傾向才有比較明顯的改變，憂時傷亂成為許多作家共同的主題。“高原水出山河改，戰地風來草木腥”(《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亂飛如箭鏃”(《過晉陽故城書事》)，通過當時金源著名詩人元好問的這些作品，不但深切反映了國家民族的災難，還寫出了人民和妥協投降派截然不同的堅決鬥爭精神。

第一章　北宋詩文革新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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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西昆派和宋初詩文

宋初結束了晚唐五代長期分裂割據的局面，人民獲得比較穩定的生產環境，統治者也採取一些放鬆壓迫、減輕剝削的措施，使階級矛盾趨向緩和，農業、手工業得到一定的發展，社會呈現了繁榮的景象。為了粉飾太平，宋王朝有意提倡詩賦，並常在宮延賞花釣魚，君臣彼此唱和，形成風氣。這樣，晚唐五代以來的浮靡文風乃自然繼續發展。西昆派的形成正是宋初文壇這種趨勢的集中表現。
　　西昆派以楊億編《西昆酬唱集》一書而得名。億(964—1020)，字大年，建州浦城(福建浦城)人，早有文名，特別為太宗、真宗所賞識。《西昆酬唱集》是以楊億為首的十幾個禦用文人典型的點綴升平的詩歌總集。楊億在序中說：“余景德(真宗年號)中，忝佐修書之任，得接群公之遊。時今紫微錢君希聖(惟演)、秘閣劉君子儀(筠)，並負懿文，尤精雅道，雕章麗句，膾炙人口。……因以曆覽遺編，研味前作，挹其芳潤，發於希慕，更為唱和，互相切靡。”可見他們是在修書和寫作制誥的餘暇，從“遺編”和“前作”裏摭拾“芳潤”，以作詩為消遣的。他們或詠前代帝王和宮廷故事，如《始皇》、《漢武》、《宣曲》等；或詠男女愛情如《代意》、《無題》等；或詠官僚生活如《夜宴》、《直夜》等；更多的是詠物如《梨》、《淚》、《柳絮》等等。他們自認是學習李商隱，實際只是片面發展了李商隱創作追求形式美的傾向。他們缺乏真正的生活感受，寫出來的詩大都內容單薄，感情虛假，寫來寫去，無非為了搬弄幾個陳腐的典故，如《淚》：
　　錦字梭停掩夜機，白頭吟苦怨新知。誰聞壟水回腸後，更聽巴猿拭袂時。漢殿微涼金屋閉，魏宮清曉玉壺欹。多情不待悲秋氣，只是傷春鬢已絲。
　　全詩缺乏感情上的內在聯繫，只是把有關下淚的幾個典故堆砌在一起，雜湊成章。但形式上卻詞藻華麗，聲律諧和，對仗工穩，正好為那些生活空虛的官僚士大夫提供一種以文字為消遣的玩藝。由於楊億等在書本知識與詞章修養上已超過了晚唐五代的許多作者，和王朝對這種詩風的偏愛，“楊劉風采，聳動天下”(歐陽修《六一詩話》)，西昆派在宋初風靡了數十年。
　　和晚唐五代浮靡文風在宋初發展的同時，對立的復古主義思潮也正在發展。韓柳之後，古文運動的高潮雖已低落，但影響並未中絕。五代時牛希濟作《文章論》，已認為韓愈獨正唐代的文風於千載之下，並指責當時“唯聲病忌諱為切”的浮靡文風。到宋初，柳開更以繼承韓柳古文傳統為己任。開(947—1000)，字仲塗，大名(河北大名)人。他提倡一種“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的古文；宣揚文道的合一，“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並認為道和文有主次的關係，“文惡辭之華於理，不惡理之華於辭也”。他特別強調道對文的決定意義，認為文應該為現實政治文化服務。柳開的古文理論一定程度上打擊了宋初浮靡的文風，但他的古文也未能密切聯繫實際，“隨言短長”，得心應手，而不免有“辭澀言苦”的缺點，因此影響還不大。
　　和柳開同時，反對宋初詩文的浮華作風，並從理論和創作上表現了現實主義精神的唯一作者是王禹稱(954—1001)。禹稱字元之，濟州巨野(山東巨野)人。他家世務農，出身清寒。太平興國八年進士，曾為右拾遺、左司諫等官。“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為己任”。因此“八年三黜”，曾作《三黜賦》，表示“屈於身兮不屈其道，雖百謫而何虧”。他久曆州縣官，比較瞭解人民的疾苦。他的守正不屈的鬥爭精神，以及面向現實的創作態度，是使他在文學上取得較高成就的根本原因。
　　王禹稱是宋代最早提倡繼承杜甫、白居易現實主義傳統的優秀詩人，自稱“本與樂天為後進，敢期子美是前身”(《前賦村居雜興詩二首……聊以自賀》)。他對杜詩博大精深的現實內容有獨特的認識，稱讚“子美集開詩世界”(《日長簡仲鹹》)；對宋初的浮薄詩風也深致慨歎：“可憐詩道日已替，風騷委地何人收!”(《還揚州許書記家集》)他寫了不少揭露當時階級矛盾，具有人民性的作品。他敢於向宋太宗獻《端拱箴》，對“一裘之費，百家衣裳”，“一食之用，千人口腹”的宮廷奢侈生活大為憤慨，直接控訴了“聚民膏血”的統治者；而對於“室無環堵”、“地無立錐”的廣大人民，則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如《感流亡》：
　　謫居歲雲暮，晨起廚無煙。賴有可愛日，懸在南榮邊：高舂已數丈，和暖如春天。門臨商於路，有客憩簷前：老翁與病嫗，頭鬢皆皤然；呱呱三兒泣，恂恂一夫鰥。道糧無鬥
粟，路費無百錢；聚頭未有食，為色頗饑寒。試問“何許人”為答雲“家長安，去歲關輔旱，逐熟入穰川。婦死埋異鄉，客貧思故園。故園雖孔邇，秦嶺隔藍天。山深號六裏，路峻名七盤。繈負且乞丐，凍餒複險艱；惟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間”。我聞斯人語，倚戶獨長歎：爾為流亡客，我為冗散官；在官無俸祿，奉親乏甘鮮。因思筮仕來，倏忽過十年；峨冠蠹黔首，旅進長素餐。文翰皆徒爾，放逐固宜然。家貧與親老，睹爾聊自寬。
　　這是王禹稱貶官商州時寫的詩。詩中同情由於旱荒而流亡他鄉的饑民，想到自己十年仕宦，無異是廣大人民的蠹蟲，實際也是對那些無功食祿的官僚們的尖銳諷刺。在商州，他學習民間的歌唱，還寫了《佘田詞》五首，熱情地歌頌人民集體互助的艱苦而歡樂的勞動：
　　鼓聲獵獵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亂雲。自種自收還自足，不知堯舜是吾君。
　　北山種了種南山，相助力耕豈有偏。願得人間皆似我，也應四海少荒田。
　　他始終抱著羞於作官，關懷人民疾苦的態度。類似《感流亡》這樣的詩，還有《對雪》、《對雪示嘉右》、《十月二十日作》等。這些篇章，特別是古體長篇，大都以單行素筆，直寫胸中所見，而不甚著意刻劃描寫，初步表現了宋詩議論化、散文化的風格特徵。此外，他的一些寫景抒情的小詩，如《泛吳松江》、《寒食》、《春居雜興》、《村行》等，則明淨洗煉，清新悅目，頗見情趣。
　　王禹稱還批評了五代以來“秉筆多豔冶”的頹風，抱有“革弊復古”的願望。他的復古主張，以六經為旗幟，實際和柳開一樣，強調取法韓柳。他認為文是“傳道而明的工具，是“古聖人不得已而為之”的產物，因此復古的意義並不在於“模其語而謂之古”，而是要象古聖人那樣為了不得已的明心和傳道。這樣，他就得出了為文貴乎“句之易道，義之易曉”，並取法韓愈“惟師是爾”的結論(《答張扶書》)。他的古文如《待漏院記》，借題發揮，生動地刻劃了兩種不同政治態度的官僚形象，表現了鮮明的愛憎感情和對國事的關切。又如《唐河店嫗傳》，借一個老年婦女機智勇敢地推敵墜井的故事，說明邊疆人民保衛鄉土，“習戰鬥而不畏懦”的精神，並指出統治者把邊疆的兵力調到內地以自衛的失策。他的古文，不僅多有現實政治內容和鮮明的思想傾向，而且一般語言平易近人，繼承了韓愈古文“文從字順”、以表達恰當、易道易曉為貴的基本作風。
　　繼柳開、王禹稱之後，提倡復古的，有姚鉉(968—1020)。鉉字寶臣，廬州(安徽合肥)人。他根據《文苑英華》選的《唐文粹》，“文賦惟收古體，而四六之文不錄；詩歌亦惟古體，而五七言近體不錄”(《四庫總目提要》)。還特別立了“古文”一門，以示接受韓柳的古文概念和傳統。更著名的是穆修(?—1032)。修字伯長，鄆州(山東鄆城)人。他繼承柳開的步調，當西昆體風靡一時之際，不顧流俗的詆毀，刻印韓柳集數百部在京師出售，以提倡韓柳文自任，對後來的詩文革新運動起了先驅的作用。但他和柳開一樣，創作成就不高。
　　當西昆派詩人酬唱方酣、影響愈來愈大的時候，宋真宗于祥符二年(1009)下詔復古，指斥“近代以來，屬辭多弊，侈靡滋甚，浮豔相高，忘祖述之大猷，競雕刻之小巧”；告誡“今後屬文之士，有辭涉浮華，玷於名教者，必加朝典，庶復古風”(《徂徠先生全集·祥符詔書記》)。統治者這個詔令是由於楊億、劉筠的“唱和宣曲詩，述前代掖庭事，辭多浮豔”，旨在維護名教而發的，但客觀上也打擊了西昆派，推動了詩文革新運動。到了仁宗即位，歐陽修、尹洙、石介、梅堯臣、蘇舜欽等登上文壇的時候，他們繼承並發展了柳開以來的復古主義傳統，把詩文革新運動推向了高潮，並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作者: ewingwong    時間: 2009-10-23 10:03

第二節：歐陽修與詩文革新運動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廬陵(江西吉安)人。四歲喪父，家境很貧窮，母親用荻杆畫地教他識字。二十四歲中進士後，在西昆派文人、西京留守錢惟演的幕府裏，開始和尹洙、梅堯臣等互相師友，唱和詩歌並提倡古文，逐漸成為著名的文章家和文壇領袖。他一生作過朝廷和地方的許多官職，也是北宋中葉重要的政治人物。
　　當歐陽修登上文壇和仕途的時候，北宋社會的階級矛盾和民族危機都日趨嚴重，統治階級內部以范仲淹為代表的改革派和以呂夷簡為代表的保守派鬥爭異常激烈，歐陽修堅決地站在范仲淹的一面，關切國事，同情人民的疾苦。他指責那些“先榮而飽”的人不知為天下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而能憂天下的人“又皆遠賤”(《讀李啟文》)。他指出王朝誘民、兼併、徭役等大弊(《原弊》)，主張輕賦稅、除積弊，實行“寬簡”的政治。由於他直言敢諫，屢曹誣陷和貶斥。但由於他政治上、文學上的才能為王朝所重視，貶官不久，往往又得到起用。他早年敵視王倫、王則等的起義，表現封建地主階級的反動立場；後來官越做越高，名越來越大，政治上傾向保守，因此反對王安石的“新法”。
　　歐陽修在政治上和范仲淹等對保守派的鬥爭，和他在文學上提倡詩文革新對西昆派的鬥爭，是互相呼應的。范仲淹在天聖三年(1025)提出的改革時弊的主張，就包括對文風的改革。他強調文章和社會習尚的關係，認為“國之文章，應於風化，風化厚薄，見乎文章”。因此，他建議統治者“可敦諭詞臣，興復古道，……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風化”(《奏上時務書》)。宋仁宗後於天聖七年(1029)下詔書，指責文士著作，“多涉浮華”，並認為“文章所宗，必以理實為要，……庶有裨於國教，期增闡於儒風”(《宋會要輯稿》)。可見，以歐陽修為代表的詩文革新運動，正是由上而下，適應當時政治運動的要求而產生並為其服務的。也因為這樣，所以歐陽修在嘉右二年(1057)知貢舉時，就通過科舉考試來提倡平實樸素的文風，排斥了繼西昆派氣焰被打擊後而起來的“險怪奇澀之文”，使“
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宋史·本傳》)。至於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等人的詩文，名重一時，也和他的揄揚提拔是分不開的。
　　歐陽修詩文革新的理論是和韓愈一脈相承的。在文和道的關係上，他和韓愈一樣，強調道對文的決定作用，認為道是內容，如金玉，文是形式，如金玉發出的光輝，“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答吳充秀才書》)。但是他也看到，有充分道德修養的人，並不一定就能文章，“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能言之士哉”(《送徐無党南歸序》)；而且也不一定需要表現于文章，如?回。可見道與文雖有密不可分的關係，但它們畢竟不能等同起來，混為一談。他認為“文之為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答吳充秀才書》)，要真能工文的首要條件是對於道“務深講而篤信之”，要使道“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與張秀才第二書》)。他反對那種“舍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的文章，反對那種“棄百事而不關於心”的“溺”于文的態度。這樣，他使文章和他所關心的“百事”聯繫起來，在一定程度上擺脫“道統”觀念的束縛，寫出了一些反映現實生活、為現實政治服務的文章。
　　歐陽修有一些政論性的散文，是直接為政治鬥爭服務的。如《與高司諫書》，直斥諫官高若訥趨炎附勢不敢主持正義的卑劣行為；《朋黨論》反擊保守派對范仲淹等革新人物的誣衊，諷諫統治者應該任賢退惡：這些作品都表現了他鮮明的政治態度和鬥爭精神。著名的《五代史伶官傳序》，通過後唐李存勖興亡的典型事例，說明國家的“盛衰之理”，非由天命，實由人事，表現了他對國家興亡的樸素唯物主義見解。
　　方其系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於太廟，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讎已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斷發，泣下沾襟，何其衰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為，而皆自於人歟為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患常積於忽微，而智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
　　它一唱三歎，為北宋統治者提供歷史教訓，不僅富於現實意義，在寫作上也顯示了歐文的語言婉轉流暢和筆端富有感情的特點。
　　歐陽修的散文，無論狀物寫景，為事懷人，都顯得搖曳生姿，具有較強的感人力量。
如《釋秘演詩集序》、《瀧岡阡表》等。《醉翁亭記》寫滁州山間朝暮變化，四時不同的景色以及滁人和自己在山間的遊樂，層次曆落分明，語言自然流暢，表達了擺脫約束、從容委婉的情致。他的《秋聲賦》，用散文的筆調，通過多種譬喻，描摹無形的秋聲，烘托出變態百端的秋天景象，一變向來一般辭賦凝重板滯、略無生氣的面貌，表現了他在藝術上的獨創性。
　　歐陽修的散文雖以學習韓愈相標榜，風格實各不相同。如果說，韓愈的文章如波濤洶湧的長江大河，那為歐陽修的文章就恰象澄淨瀲灩的陂塘。韓文滔滔雄辯，歐文娓娓而談；韓文沈著痛快，歐文委婉含蓄。他繼承並發展了韓愈文從字順的正確作法，而避免了韓愈尚奇好異的作風。他為事簡括有法，而議論迂徐有致；章法曲折變化，而語句圓融輕快，略無滯澀窘迫之感。又注意語氣的輕重和聲調的諧和。歐陽修在散文方面的成就，作為當時文學革新運動的領袖，是毫無愧色的。
　　歐陽修也是當時的重要詩人。他有部分作品，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現實意義較強。
如《食糟民》把“日飲官酒誠可樂”的官吏與“釜無糜粥度冬春”的貧民對比，並對“我飲酒，爾食糟”的不合理，深深感到內心不安。他的《答揚子靜兩長句》，指出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貴族王公的享樂，是人民生活貧困的直接原因。其他如《明妃曲和王介甫》、《再和明妃曲》，借王昭君的傳說故事，同情婦女的命運，也譴責了昏庸誤國的統治者。歐陽修詩中較多的是抒寫個人生活情緒以及親朋間題贈應和的作品。這類作品，一般思想內容較為貧弱，在比較平直的抒情寫景之中，往往憑藉一聯半句，集中地表現了新穎的意境。如《黃溪夜泊》中的“萬樹蒼煙三峽暗，滿川明月一猿哀”；《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中的“雪消門外千山綠，花發江邊二月晴”等都是。
　　歐陽修詩也是學習韓愈的。前人已經指出他有些設想奇怪的詩，如《淩溪大石》、《石篆》、《紫石硯屏歌》等，都是模仿韓愈的《赤藤杖歌》(見陳善《捫虱新話》下集)。但一般地說，歐陽修詩吸收韓愈的議論化、散文化的特點，而又避免了韓詩的造語險怪和生僻，因此他的詩語言自然流暢，無韓詩艱澀拗口之弊，風格清新而不流於柔靡。有些詩因說理過多，缺乏生動的形象，不免乏味。歐陽修的詩歌成就雖遠不能和散文相比，但它們清新自然的風格，對掃除西昆派的浮豔詩風，仍有其良好的作用。
　　當時政治上改革派的中心人物、為歐陽修所欽佩和擁護的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蘇州吳縣人，在古文創作上也有其一定的成就。他的古文，一般富於政治內容。政論文如《上執政書》等，表現了愛國愛民的政治態度。著名的《岳陽樓記》，描寫了洞庭景色的陰晴變化引起登臨者或悲或喜的不同情緒，歸結到“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而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為己任，更表現了博大堅貞的政治抱負。
　　比歐陽修較早作古文的尹洙(1002—1047)，字師魯，洛陽人，對歐陽修棄駢文作古文有一定的啟發和影響。歐陽修謂“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尹師魯墓誌銘》)；范仲淹亦稱“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尹師魯河南集序》)。所作多章奏記序，一般質樸無文，成就不高。歐陽修非常推崇的石介(1005—1045)，字守道，兗州奉符(山東泰安)人，是反對西昆派的一員猛將。他的《怪說》中攻擊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元鎪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意，離析聖人之言，蠹傷聖人之道”：是聲討西昆派的一篇檄文。他希望與“三二同志，極力排斥之，不使害於道”(《上範思遠書》)。但他強調文道的合一，而誤以為文和道就是一個東西，立論和柳開相似，而道學氣更甚，在古文創作上亦無甚成就。
　　由於歐陽修的延譽獎引而身登仕籍的曾鞏(1019—1083)，字子固，江西南豐人，是歐陽修詩文革新運動的積極支持者。他自稱“迂闊”，儒學正統氣味較重。所為古文被認為“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宋史》本傳)。實際他既沒有司馬遷對歷史人物的批判態度，也很少有韓愈那種針對現實鳴其不平的精神，因此他的作品一般以“古雅”或“平正”見稱，而缺乏新鮮感或現實感。曾鞏的文名在當時僅次於歐陽修，風格也和歐陽修相近。為事議論，委曲周詳，詞不迫切，而思致明晰。如《寄歐陽舍人書》、《越州趙公救災記》等，都表現了這樣的特點。但由於缺乏現實內容，他的成就遠不及歐陽修。

第三節：梅堯臣與蘇舜欽

　　梅堯臣(1002—1060)，字聖俞，宣州宣城(安徽宣城)人。他只作過主簿、縣令等小官，一生窮困不得志。詩很著名，尤為歐陽修所稱賞。他們互相唱和，並以韓孟自況。歐陽修認為梅堯臣詩的成就是和他的貧困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所謂“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梅聖俞詩集序》)。梅堯臣也曾經自稱“囊橐無嫌貧似舊，風騷有喜句多新”(《詩癖》)。官小家貧，使他接近苦難的人民，看到廣闊的現實，這是他的詩所以能工的根本原因。
　　梅堯臣認為詩是“因事有所激，因物興以通”而產生的；“國風”是要使下情上達，“雅頌”也要有所刺美，表現了現實主義觀點。他憤慨當時“煙雲寫形象，葩卉詠青紅”的浮豔詩風，使詩僅僅成為一種遊戲的技藝(《答韓三子華……見贈述詩》)。他的詩不僅在內容上接觸到現實社會生活，具有較強的人民性，作風也是和西昆派對立的。在《田家語》中，詩人對於人民所遭受的賦稅、徭役、天災、人禍等等迫害，提出悲憤的控訴。又如《汝墳貧女》：
　　汝墳貧家女，行哭聲悽愴。自言有老父，孤獨無丁壯。郡吏來何暴，縣官不敢抗。督遣勿稽留，龍鍾去攜杖。勤勤囑四鄰，幸願相依傍。適聞閭裏歸，問訊疑猶強。果然寒雨中，僵死壤河上。弱質無以托，橫屍無以葬。生女不如男，雖存何所當。拊膺呼蒼天，生死將奈向!
　　詩題下自注說：“時再點弓手，老幼俱集。大雨甚寒，道死百餘人，自壤河至昆陽老牛陂，僵屍相繼。”詩人描繪了汝墳貧女的悲慘遭遇，指斥了統治者的無情和殘暴。《小村》一詩更形象地寫出了農村的荒涼景象和農民的困苦生活：
　　淮闊洲多忽有村，棘籬疏敗謾為門。寒雞得食自呼伴，老叟無衣猶抱孫。野艇鳥翹唯斷纜，枯桑水齧只危根。嗟哉生計一如此，謬入王民版籍論。
　　其他如《陶者》：“陶盡門前土，屋上無片瓦。十指不沾泥，鱗鱗居大廈。”直接反映了貧富階級的尖銳對立。《田家》、《織婦》、《逢牧》等，也都反映了人民貧困的生活，表現了對勞動人民的同情和對殘暴官吏的不滿。
　　梅堯臣有不少寫景抒情詩，意境新穎，饒有情趣。如《魯山山行》：
　　適與野情愜，千山高複低。好峰隨處改，幽徑獨行迷。霜落熊升樹，林空鹿飲溪。人家在何處為雲外一聲雞。
　　描寫晚秋山間的蕭瑟景色，細緻入微。此外如“回堤溯清風，淡月生古柳”(《憶吳淞江晚泊》)；“五更千里夢，殘月一城雞”(《夢後寄歐陽永叔》)；“野鳧眠岸有閑意，老樹著花無醜枝”(《東溪》)：也都是別具剪裁，捕捉了異常新穎的景物形象的句子。
　　梅堯臣和歐陽修論詩時曾說過：“詩家雖主意，而造語亦難。若意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
”(見《六一詩話》)這說明他寫詩，既要求形象的鮮明突出，也要求意境的深遠含蓄。歐陽修說他的詩，“其初喜為清麗，閑(當為間)肆平淡，久則涵演深遠，間亦琢刻以出怪巧”(《梅聖俞墓誌銘》)。他自己也說：“作詩無古今，唯造平淡難。”(《讀邵不疑學士詩卷》)從實際看，他的詩雖不廢“怪巧”，而基本風格特徵確乎可以說是“平淡”。這
種力求風格平淡，狀物鮮明，含意深遠的詩風，不僅糾正了西昆派錯采鏤金、內容淺薄無味的作法，而且也適當糾正了追蹤韓愈的作者過分議論化、散文化的偏向。宋人龔嘯說他“去浮靡之習，超然於昆體極弊之際；存古淡之道，卓然于諸大家未起之先”(《宛陵先生集·附錄》)。這是很有見地的。但梅堯臣的詩反映現實社會生活，實遠不夠深廣。他作了大量的應酬詩，即歐陽修所謂“其應於人者多，故辭非一體”(同上)。在許多日常生活的描寫中，如“一杯獨飲愁何有，孤榻無人膝自搖”、“擗包欲咀牙全動，舉盞逢衰酒易酣”：雖琢句新穎，終覺淺薄乏味。
　　
　　蘇舜欽(1008—1048)，字子美，原籍梓州銅山(四川中江)，實生開封。他年輕時即不顧流俗恥笑，和穆修一起提倡古文，比尹洙、歐陽修等開始作古文都早。二十七歲中進士後，作過縣令、大理評事等小官，“位雖卑，數上疏論朝廷大事，敢道人之所難言”(歐陽修《湖州長史蘇君墓誌銘》)。因此為保守派官僚王拱辰等所誣陷，由集賢校理被廢除名。後“居蘇州，買水石，作滄浪亭，日益讀書，大涵肆於六經，而時發其憤悶於歌詩”(同上)。卒時年僅四十一。
　　蘇舜欽以詩和梅堯臣齊名，時稱蘇梅。實際他們的性格“放檢不同調”，詩風也很不一樣。蘇舜欽雖曾以“會將趨古淡”自勉，但他的詩終究是粗獷豪邁的，和梅堯臣的委婉閑淡顯然不同。梅詩對統治階級罪惡的揭露是比較和平含蓄的，而蘇詩指陳時弊，則直截痛快，略無隱諱。如《城南感懷呈永叔》，直寫見聞，一方面是人民在嚴重災荒下，被迫采毒草充饑，以致“十有八九死，當路橫其屍，犬彘咋其骨，烏鳶啄其皮”；而另一方面則是“高位厭梁肉，坐論攙雲霓”!這種對黑暗現實的揭露和控訴，反映了廣大人民和統治者深刻的階級矛盾。又如《吳越大旱》同樣指斥了統治者不顧“炎暑發厲氣，死者道路積”的慘狀，仍舊殘酷壓榨人民的罪行。作為一個懷有愛國思想、熱烈希望反抗民族壓迫的詩人，《慶州敗》一篇具有更鮮明的特點：
　　“無戰王者師，有備軍之志”，天下承平數十年，此語雖存人所棄。今歲西戎背世盟，直隨秋風寇邊城，屠殺熟戶燒障堡，十萬馳騁山嶽傾。國家防塞今有誰為官?承制乳臭兒，酣觴大嚼乃事業，何嘗識會兵之機。符移火急搜卒乘，意謂就戮如縛屍；未成一軍已出戰，驅逐急使緣險虛。馬肥甲重士飽喘，雖有弓劍何所施!連顛自欲墮深谷，虜騎笑指聲嘻嘻。一麾發伏雁行出，山下掩截成重圍。我軍免胄乞死所，承制面縛交涕夷。逡巡下令藝者全，爭獻小技歌且吹；其餘劓馘放之去，東走矢液皆淋漓。首無耳准若怪獸，不自愧恥猶生歸!守者沮氣陷者苦，盡由主將之所為。地機不見欲僥倖，羞辱中國堪傷悲!
　　詩人對北宋王朝統治者麻痹于“承平”，以及在對西夏作戰中邊塞將帥的喪師辱國，揭露不留餘地。在《吾聞》中，詩人激昂慷慨地陳述了保衛祖國的雄心壯志，抒發了熱愛祖國的強烈感情。其他如《蜀士》、《己卯冬大寒有感》等，或憤慨于統治者的昏昧失策，或關切邊境士後和廣大人民的苦難，或寄寓自己的理想和希望，也都表現了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
　　蘇舜欽的許多寫景抒情詩，意境開闊，也和梅堯臣的不同。如《中秋松江新橋對月……》：
　　月晃長江上下同，畫橋橫絕冷光中。雲頭豔豔開金餅，水面沈沈臥彩虹。佛氏解為銀世界，仙家多住玉華宮。地雄景勝言不盡，但欲追隨乘曉風。
　　
　　少數小詩也寫得鮮明入畫，如《淮中晚泊犢頭》等。蘇舜欽的詩，由於他的豪情壯志和憤慨不平，以感情奔放、直率自然見長；但短處也正在這裏，他往往落筆急書，不夠精煉，即歐陽修所謂“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因而也就缺乏含蓄和韻味。

第四節：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江西臨川人。他出身于中下層官僚家庭。年十七八，即以天下為己任。二十二歲(慶曆三年)中進士後，為淮南判官、鄞縣知縣等地方官，留心民生疾苦，並多次上書上級官吏建議興利除弊，以舒民困。嘉右三年，從常州知州調為提點江東刑獄，有《上仁宗皇帝言事書》，即後人常說的萬言書，主張建立宋王朝的“法度”，即效法“先王之政”的精神對現實政治有所“改易更革”。嘉右五年，入朝為三司度支判官。熙甯二年，神宗特拔為參知政事(副宰相)，從此積極推行新法。但由於舊黨的不斷反對，屢次罷相，屢次起用，後退休江寧。元豐八年，舊党司馬光為宰相，全部廢除新法，王安石憂憤成疾，次年病卒，年六十六。
　　王安石一生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而鬥爭，他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繫起來。他反對西昆派文人“楊劉以其文詞染當世”，指出當時“學者迷其端原，靡靡然窮日力以摹之，粉墨青朱，顛錯叢龐，無文章黼黻之序”(《張刑部詩序》)。認為“文者，務為有補於世用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刻鏤、繪畫也”，“要之以適用為本”(《上人書》)。正是由於王安石持有“適用”的文學創作觀念，他的詩文都具有濃厚的政治色采，是直接為他的政治鬥爭服務的。
　　王安石的散文以政論性的為多。這些作品，大都針對時弊，根據深刻的分析，提出明確的主張，具有極強的說明力量。如《本朝百年無事答子》，通過對北宋百年來政治情況的分析批評，指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希望神宗在政治上能夠有所建樹，表現了他對現實形勢的關心和剛毅果斷的政治家風度。《答司馬諫議書》，剖析司馬光對新法的指責，言簡意賅，措詞委婉而堅決，表現了他堅持原則的政治態度。又如《讀孟嘗君傳》，根據對歷史實際的分析，指出雞鳴狗盜之徒出其門正是不能得士的明證，駁斥了孟嘗君善養士的傳統觀念。王安石的散文比較重視理論的說服力，較少注意醞釀氣氛，描摩物象，從感情上打動讀者，因此他的散文一般立意超卓，具有較強的概括力與邏輯性，語言簡練樸素。這是他的文學主張實踐的結果。
　　王安石的詩也和散文一樣，具有充實的政治內容，傾向性十分鮮明。在他長期作地方官時，就有不少詩篇，表現出對人民的同情，對社會前途的憂慮，以及對傳統思想的反抗，充分抒發了他遠大的政治抱負和積極的人生態度。如《河北民》一首：
　　河北民，生近二邊長苦辛。家家養子學耕織，輸與官家事夷狄。今年大旱千里赤，州縣仍催給河役。老小相攜來就南，南人豐年自無食。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過者無為色。汝生不及貞觀中，鬥粟數錢無兵戎。
　　寫統治者搜刮人民的血汗，輸送敵國，以致地無問南北，年無論豐歉，人民一樣地陷入流離轉徒和“無食”的絕境。其他如《兼併》、《收鹽》、《感事》、《發廩》、《省兵》等也都表現了詩人關切民生疾苦、主張改革弊政的進步理想。
　　王安石對北宋統治者在遼和西夏的威脅面前麻痹苟安，深感不滿，不少詩篇表達了這種思想。如《陰山畫虎圖》：
　　陰山健兒鞭空急，走勢能追北風及。逶迤一虎出馬前，白羽橫穿更人立。回旗倒戟四邊動，抽矢當前放蹄入。爪牙蹭蹬不得施，責上流丹看來濕。胡天朔漠殺氣高，煙雲萬里埋弓刀。穹廬無工可貌此，漢使自解丹青色。堂上絹素開欲裂，一見猶能動毛髮。低徊使我思古人，此地摶兵走戎羯。禽逃獸遁亦蕭然，豈若封疆今晏眠為契丹弋獵漢耕作，飛將自老南山邊，還能射虎隨少年?
　　從陰山健兒的射虎，聯想到古代將士們曾在這裏擊敗過入侵的敵人，使邊疆平靜無事，對比當時“胡天朔漠殺氣高”的形勢，批判北宋統治者的不修邊備，表現他對國家前途的深憂。《同昌叔賦雁奴》、《白溝行》等，表現了同樣的主題思想。
　　王安石有不少詠史或懷古的詩篇，也大都寄託了他遠大的政治抱負和批判精神。如《商鞅》、《範增》、《張良》等篇，往往以“尺幅千里”的手法，通過對歷史人物的景仰，抒發了自己的政治感情。在《杜甫畫像》中，不僅高度評價了杜詩的豐富性和創造性，更表明了對杜甫同情廣大人民的精神的繼承：“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赤子寒颼颼!”最著名的是《明妃曲二首》，現舉第一首如下：
　　明妃初出漢宮時，淚濕春風鬢腳垂。低徊顧影無為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歸來卻怪丹青手，入眼平生未曾有。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一去心知更不歸，可憐著盡漢宮衣。寄聲欲問塞南事，只有年年鴻雁飛。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氈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
　　這首詩一掃歷代詩人寫王昭君留戀君恩、怨而不怒的傳統見解，有極大的獨創性。詩人只從側面落筆，勾畫了古今豔傳的絕代佳人的形象，以及她獨去異域、懷念故國的淒苦無告的心情。更深刻的是、詩人在結韻裏道出了在階級社會中普遍存在的婦女受壓迫、被蹂躪的不合理的現實；同時流露了他懷才不遇的心情。因此引起了當時詩壇的廣泛興趣，歐陽修、梅堯臣、劉敞等都寫了和篇。
　　王安石晚年罷相隱居以後，生活和心情的變化，引起了詩風的變化，創作了較多的描寫湖光山色的小詩，也更多地注意對詩歌藝術的錘煉。名作很多，如：
　　茅簷常掃淨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繞，兩山排達送青來。
　　——《書湖陰先生壁》
　　江北秋陰一半開，曉雲含雨卻低回。青山繚繞疑無路，忽見千帆隱映來。
　　——《江上》
　　京口瓜洲一水間，鍾山只隔數重山。春風又綠江南岸，明月何時照我還。
　　——《泊船瓜洲》
　　這些小詩新穎別致，煉字煉句，妥貼自然，藝術上確實比早年更成熟了。雖然他有時也還寫《楚山》、《示永慶院秀老》一類流露“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心情的詩篇，但總的看來，他往年詩中所洋溢的那種政治熱情，這時是大大減退了。
　　王安石詩文的大量創作和獨特的風格，對掃蕩西昆體的殘餘影響有很大的功績，對宋詩的發展也起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他有一部分詩，喜造硬語、押險韻，對後來也有不良影響。
　　
　　王安石的友人王令(1032—1059)，字逢原，廣陵(江蘇揚州)人。他是一個有理想有才華的優秀詩人。可惜才高命短，未能施展他的抱負。他留下的詩篇，大都表露了他對當時黑暗現實的不滿和自己的遠大抱負，具有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如《夢蝗》：
　　……嘗聞爾人中，貴賤等第殊。雍雍材能官，雅雅仁義儒。脫剝虎豹皮，假借堯舜趨。齒牙隱針錐，腹腸包蟲蛆。開口有福威，頤指轉賞誅；四海應呼吸，千里隨卷舒。割剝赤子身，飲血肥皮膚。噬啖善人党，嚼口不肯吐。連床列竽笙，別屋閑嬪姝。一身萬椽家，一口千倉儲。……貧者無室廬，父子一席居。賤者餓無食，妻子相對籲。貴賤雖雲異，其類同一初。此固人食人，爾責反舍且!我類蝗自名，所食況有餘；吳饑可食越，齊饑食魯邾。吾害尚可逃，爾害死不除；而作疾我詩，子言得無迂!
　　詩人以鋒利的筆觸，剝掉了達官貴人們“仁義儒”、“堯舜趨”的外衣，顯露了他們“虎豹身”、“蟲蛆腹”的原形。指出剝削階級搜刮民脂民膏，實比蝗蟲更為殘酷可恨!此外如《原蝗》、《良農》、《餓者行》等詩，也各從不同角度，以不同方式，表現了他對貧苦人民的同情和對豪門的無比憎恨。
　　面對黑暗的現實，王令在《感憤》一詩中表現了改變這種現實社會的宏願：“未甘身世成虛老，待見天心卻太平。……燕然未勒胡雛在，不信我無萬古名!”他的自信心是這樣的強，愛國的激情和救世的熱忱是這樣的昂揚!
　　王令的詩，無論為事抒情，都具有開闊而雄健的特色，確如他自己所說那樣：“浩歌不敢兒女聲。”他有一些詩，想象奇特，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采，例如《暑旱苦熱》：
　　清風無力屠得熱，落日著翅飛上山。人固已懼江海竭，天豈不惜河漢幹為昆侖之高有積雪，蓬萊之遠常遺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遊其間。
　　這種雄偉的氣魄，闊大的氣象，在宋人詩中是極其難得的。雖然由於他受韓愈、盧同詩的影響，有些作品不免生硬粗糙，但仍不失為一個具有自己特色的優秀詩人。

第二章　北宋前期的詞
      
宋初詩文沿襲五代餘風，詞也未能例外。由於北宋前期將近百年的承平，適應當時統治階級娛賓遣興、歌舞升平的需要，由晚唐五代以來形成的婉麗詞風更彌漫一時，晏殊、晏幾道是在這方面有代表性的作家。然而南唐詞人既初步擺脫了花間詞人的影響，新的時代契機也在緩慢地推動詞風的轉變。這一方面是在全國統一局面之下，部分懷有政治抱負的文人不願意沿著西蜀、南唐那些亡國士大夫的道路前進，范仲淹、歐陽修等少數作家已在部分詞裏表現了新的風格，到蘇軾就開創了和婉約派對立的豪放詞派。另一方面是由於當時都市經濟的繁榮，為了適應市民階層的需要，出現了以描寫城市風貌見長的詞人柳永。本章將重點介紹當時較有影響的詞家，蘇軾的詞將在下一章裏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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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晏殊、歐陽修及其他詞人

　　晏殊(991—1055)是北宋前期較早的詞家，在當時的影響也較大。殊字同叔，江西臨川人，少年時以“神童”被薦入朝，後屢曆顯要，官至仁宗朝宰相，生平愛好文學，又喜薦拔人才。葉夢得《避暑錄話》說他愛好賓客，“每有佳客必留”，“亦必以歌樂相佐”。他的《珠玉詞》大部分是在這種富貴優遊的生活中?生的，因此流連詩酒、歌舞升平就成了這些詞的共同內容。另一部分寫離愁別恨的作品，是受了晚唐五代以來傳統詞風的影響，也是適應尊前花下歌妓們傳唱的需要的。他的國家重臣地位和愛好文酒宴會的生活情趣都和南唐馮延己相近，詞風上也受他的影響。但由於他究竟還處在表面承平的時期，他的詞在雍容華貴之中，雖也不免流露寂寞衰遲之感，卻沒有象馮詞裏所透露的亡國前夕的憂傷。下面這首〈浣溪沙〉可略見他的成就。
　　一曲新詞酒一杯，去年天氣舊亭台，夕陽西下幾時回?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小園香徑獨徘徊。
　　全詞在亭台如舊、香徑依然的情境之中，流露春歸花落、好景不常的輕愁。詞句也輕清宛轉，玉潤珠圓。它是比較投合那些承平時期士大夫的胃口的。
　　
　　和晏殊同時的張先(990—1078)，字子野，烏程(浙江吳興縣)人。晏殊任開封府尹時曾辟為通判，曆官至都官郎中。他的詞主要也是抒寫當時文人詩酒交歡的生活情趣，但已較多採用慢詞形式，這對後來豪放派詞家在用調上有一定的影響。他曾以“雲破月來花弄影”、“簾壓卷花影”、“柳徑無人，墮風絮無影”及“不如桃杏，猶解嫁東風”等詞句，被傳為“三影郎中”或“桃杏嫁東風郎中”。這些清新明麗的詞句，捕捉一時景物，表現了一定的藝術技巧；但從全詞內容看，還是相當單薄的。
　　
　　晏殊的幼子晏幾道(1030?—1106?)，字叔原，向來和晏殊合稱二晏。晏幾道的《小山詞》寫男女的悲歡離合，並沒有超越前人的題材範圍；但由於他經歷過一段由富貴到貧窮的生活，他對於那些聰明而不幸的歌女，象他在詞裏所描寫的蓮、鴻、蘋、雲等，懷有同情，因此流露在這些詞裏的思想感情也比較深沈、真摯。又由於他生活在走向沒落的官僚家族裏，他的詞就經常以感傷的筆調描寫他過去的生活，詞風更近于李煜。下面兩首是較有代表性的作品。
　　夢後樓臺高鎖，酒醒簾幕低垂，去年春恨卻來時；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記得小蘋初見，兩重心字羅衣，琵琶弦上說相思，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
　　——〈臨江仙〉
　　彩袖殷勤捧玉鍾，當年拚卻醉為紅：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今宵剩把銀工照，猶恐相逢是夢中。
　　——〈鷓鴣天〉
　　前詞寫別後的淒涼，後詞寫重逢的驚喜。作者從生活裏選擇比較動人的場景，前後對照，來襯托出他的觸景傷情和驚喜交集，在抒情小詞裏達到較高的藝術境界。
　　
　　較早為宋詞開闢新意境的是范仲淹和歐陽修。
　　范仲淹是懷有遠大抱負的政治家，他並不以詞知名，流傳的詞也只寥寥幾首，但大都即景抒懷，表現了開闊而深沈的意境。象下面這首〈蘇幕遮〉：
　　碧雲天，黃葉地，秋色連波，波上寒煙翠。山映斜陽天接水，芳草無情，更在斜陽外。黯鄉魂，追旅思，夜夜除非、好夢留人睡。明月樓高休獨倚，酒入愁腸，化作相思淚。
　　這詞上片所描繪的秋色，下片所抒發的鄉愁，是向來詞家多次重復過的內容，卻依然能給人比較新鮮的感受。由於作者胸襟的開朗和感情的真摯，可以直書所見，直寫所感，而不象有些婉約派詞家的扭捏作態。他的〈漁家傲〉通過邊塞的淒清景象表現邊防將士憂國的深心，更上承唐人的邊塞詩，為宋詞開拓新的領域。
　　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
　　歐陽修詞收在《六一詞》和《醉翁琴趣外編》中的有二百多首，是當時寫詞較多的作家。歐詞大部分是描寫愛情的作品，同他在詩文裏所表現的莊重嚴肅的儒家面目大不相同。這部分詞受馮延己影響較深，同時也受當時民間俚曲的影響。詞家向來以歐、晏並稱，主要就這一方面說。試看這首〈踏莎行〉：
　　候館梅殘，溪橋柳細，草熏風暖搖征轡。離愁漸遠漸無窮，迢迢不斷如春水。寸寸柔腸，盈盈粉淚，樓高莫近危欄倚。平蕪盡處是春山，行人更在春山外。
　　這詞在抒發遊子思家之情的同時，聯想到閨中人的登高懷遠，並致其勸慰之意，流露了詞人對思婦心情的體貼。又通過離愁不斷如春水的妙喻和行人更在春山外的設想，構成了清麗而芊綿的意境。此外如〈蝶戀花〉“庭院深深深幾許”，〈臨江仙〉“柳外輕雷池上雨”等首，也都色調鮮明，情思深遠，成就在晏殊、張先之上。
　　歐詞裏還有部分直接表現個人抱負的作品。這些詞大多數寫在後期。如他題詠穎州西湖的十首〈采桑子〉，表現了作者嘯傲湖山、流連風月的灑脫情懷。又如〈朝中措〉《平山堂》：
　　平山欄檻倚晴空，山色有無中。手種堂前垂柳，別來幾度春風。文章太守，揮毫萬字，一飲千鍾。行樂直須年少，尊前看取衰翁。
　　出現在這首詩詞裏的人形象，很像是《醉翁亭記》裏“蒼為白髮”的滁州太守。在這類詞裏，他還感慨宦途的風波，歎息年華的消逝，如〈聖無憂〉“世路風波險”、〈采桑子〉“十年前是尊前客”等首，流露了他在政治上多次遭到挫折的生活感受。但歐陽修畢竟是在北宋前期的政治鬥爭和詩文革新運動中都起了積極作用的人物，因而在詞中偶爾也有“便須豪飲敵青春，莫對新花羞白髮”(〈玉樓春〉)，“白首相逢，莫話衰翁，但鬥尊前笑語同”(〈采桑子〉)的自我寬慰的詞句，並不全是悲觀消極的呻吟。
　　歐陽修在部分即景抒懷的詞裏洗刷了晚唐、五代以來的脂粉氣味和婉約情調，使詞格向清疏峻潔方面發展。如寫穎州西湖的“無風水面琉璃滑，不覺船移，微動漣漪，驚起沙禽掠岸飛”(〈采桑子〉)，寫亭林的“一派潺緩流碧漲，新亭四面山相向，翠竹嶺頭明月上，迷俯仰，月輪正在泉中漾”(〈漁家傲〉)，寫圍場的“霜重鼓聲寒不起，千人指，馬前一雁寒空墜”(〈漁家傲〉)；出現在這些詞裏的景物，不是一幅幅靜止的畫面，而像是在我們面前展開的一幕幕場景，作者的胸懷也就在這些明快的境界裏坦露無遺。這說明作者已開始突破了詞的傳統題材和表現手法，跟當時詩文革新運動的精神取得某種程度的聯繫，為後來蘇軾一派豪放詞開先路。
　　歐詞用調較多，也有一些慢詞，部分詞裏還吸收通俗生動的口語，這些也在宋詞的發展中起積極作用。前人說他“疏雋開子瞻，深婉開少遊”(馮煦《宋六十一家詞選例言》)，是比較全面地概括了他在宋詞發展中的地位的。

第三章　蘇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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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蘇軾的生平和思想

　　我國文學史上傑出的作家蘇軾，他詩、詞、散文裏所表現的豪邁氣象、豐富的思想內容和獨特的藝術風格，是歐陽修、梅堯臣等所倡導的詩文革新運動進一步發展的成果，表現了北宋文學的最高成就。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四川眉山人。他生長在號稱“百年無事”的北宋中葉，詩文革新運動已取得勝利，社會文化在中唐以後又一次出現了繁榮的景象。同時由於豪強的兼併，邊備的鬆弛，官僚機構的龐大而無能，北宋王朝的內外危機正在暗中滋長。蘇軾少年時期就積極關心當時社會的人情風俗和北宋王朝的政治措施，希望能繼承范仲淹、歐陽修等的事業，在政治上有所改革。他出身于一個有文化修養的家庭，父親蘇洵早有文名，母親能教他讀《漢書》。由於家庭的教育，前輩的熏陶，以及他自己的刻苦學習，青年時期的蘇軾就具有廣博的歷史文化知識和多方面的藝術才能，為歐陽修、梅堯臣等所稱許。
　　同王安石一樣，蘇軾對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也感到不安，希望加強封建王朝的統治。仁宗末年，他向朝廷上制策，提出厲法禁、抑僥倖、決壅蔽、教戰守等主張，要求“勵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斷而力行”(見《辯試館職策問劄子》)，表現出一個要求改革的政治家風度。然而由於他所處的中等地主階層的地位，不願意過多地觸犯大地主階級的利益；同時他三十歲以前絕大部分時間過的是書房生活，對當時社會因豪強兼併而引起的危機，遠沒有王安石看得清楚；因此他的改革多從總結歷史經驗出發，強調“任人”而忽視變更“法制”，尤其反對急進的措施。當神宗初年王安石實行打擊豪強地主的新法時，他就上書反對，並以此出任杭州通判，轉知密、徐、湖三州。元豐二年(1079)蘇軾因作詩諷刺新法，被捕下獄，出獄後，責授黃州團練副使。蘇軾這時期在政治上的保守態度一定程度上
限制了他在文藝上的成就。他當時寫的部分詩文就片面誇張了新法推行時的流弊，助長了舊黨的聲勢，影響了新法的實施。貶官黃州以後，他在郡城舊營地的東面辟地耕種，有較多機會接近下層人民，政治態度有所改變。但是政治上的挫折，也滋長了他逃避現實和懷才不遇的思想情緒。黃州是長江中游形勢險要之地，武漢三鎮即在它的西面，我國不少英雄人物曾經在這裏展開軍事上政治上的鬥爭。在祖國雄偉的江山和歷史英雄人物的激發之下，他寫出一些著名的散文和詞篇，如《赤壁賦》、《後赤壁賦》、〈念奴嬌〉《赤壁懷古》等。
　　哲宗即位，舊党執政，蘇軾被召還朝，任翰林學士。蘇軾在新法推行時雖上書神宗表示反對，但對“裁減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旗鼓”等裁抑貴族特權、增強國防力量的措施，卻表示贊同(見《上神宗皇帝書》)。多年地方官吏的經歷，也使他對社會矛盾和新法的某些好處有進一步的瞭解。這時司馬光等舊黨要廢除一切新法，他“深慮數年之後，取吏之法漸寬，理財之政漸疏，備邊之計漸弛”，主張對新法“校量利害，參用所長”(見《辯試館職策問劄子》)，反對執政大臣的一意孤行，又以此受到舊党里程頤一派的攻擊，出知杭、穎、定三州。到他五十九歲時，新黨再度執政，他先後被貶官嶺南的惠州和海南的瓊州。蘇軾在歷任地方官吏時，比較關心人民痛苦，在興修水利、改進農業生產等方面做了不少有利於人民的事情。這時的新黨又只知利用新法加深對人民的剝削，他的處境就比較得到人民的同情。在瓊州三年，他多方鼓勵、培養當地後一輩的學者、文人，和當地少數民族也能和睦相處，因此生活雖十分艱苦，還沒有改變他對生活的樂觀態度和旺盛的創作力。徽宗即位，他因大赦內徒，次年七月卒於常州。著作有《東坡全集》一百多卷，遺留二千七百多首詩，三百多首詞和許多優美的散文。
　　蘇軾的思想比較複雜，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世界觀的各個方面往往是既矛盾又統一的。他平生傾慕賈誼、陸贄，在政治上他從儒家思想出發，排斥老莊為異端；然而老莊的“無為而治”思想又同他的“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見《辯試館職策問劄子》)的政治主張有其一致之處。他少年時就愛好《莊子》的文章，後來又喜和僧人來往，在生活上他認為“遊於物之外”，則“無所往而不樂”(見《超然台記》)，要求以安然的態度應物，“聽其所為”，而“莫與之爭”(見《問養生》)，更多地表現了佛、道二家超然物外，與世無爭的灑脫態度。然而他從儒家出發的比較現實的生活態度，又使他對佛家的懶散和老莊的放逸有所警惕(注：蘇軾《答畢仲舉書》：“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以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為無害。”)；因此他一生在
政治上雖屢受挫折，在文藝創作上始終孜孜不倦，沒有走向消極頹廢的道路。蘇轍說他謫居海南時“日餡薯芋而華堂玉食之念不存於胸中”，又說他當時寫的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並見蘇轍《追和陶淵明詩引》)，這是他和前代得罪遠謫的士大夫如韓愈、柳宗元等表現不同的地方。
作者: ewingwong    時間: 2009-10-23 10:04

第二節：蘇軾的文論和散文

　　宋初提倡古文的學者，當西昆體流行的時候，要求以文章為“道之用”，藉以“左右名教，夾輔聖人”(孫複《答張洞書》)。到北宋中葉，古文既已盛行，以蘇軾為代表的一些古文家，在強調文章的道德意義和政治作用的同時，還認為文章如“精金美玉”、“金玉珠貝”，“各有定價”，相當重視它本身的藝術價值。

　　蘇軾沒有專門的文論著作，在他的部分散文與詩歌，特別是他同後輩來往的書劄中，提出了一些可貴的文藝見解。他早年隨蘇洵出三峽，下長江，受自然景物的激發，跟蘇轍寫詩唱和，就認為詩文創作要象山川的雲興霧起，草木的開花結果，是由內容充實郁勃而自然表現出來，不是文章的工拙問題(《江行唱和集敘》)。後來反復強調“辭達”，說：“辭至於達，足矣，不可以有加矣。”即重視文章表達思想內容的本身作用，而沒有象道學家那樣把文章僅僅作為載道或明道的工具看。他引歐陽修的話說：“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價，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貴賤也。”這又注意到文藝本身的美學價值，跟王安石僅僅把文章看作器皿上的裝飾品不同。那麼怎樣才能辭達呢?這就是他說的“求物之妙”，即追求能夠表現事物特徵的神妙之處。它不但要“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而且要使是物“了然於口與手”。他說：“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為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這裏首先要求作者認真觀察、研究描寫的物件，清清楚楚地掌握它的特徵；同時還要求作者有熟練的藝術技巧，在寫作時能夠得心應手，左右逢源，象他說的“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何遠《春緒紀聞》引蘇軾語)他晚年形容自己寫作詩、賦、雜文時的情況是“大略如行雲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答謝民師書》)即從不同的內容出發，自由表達，擺脫種種形式上的束縛。它是蘇軾在文藝創作上長期刻苦鍛煉，不斷總結經驗，逐步從必然王國向自由王國轉化的心得體會，對我們今天克服種種形式主義的文風還有一定啟發。由於蘇軾閱曆的豐富和學問的淵博，能突破前人在文章方面的種種限制，力求自由而準確地表達他所要表達的意境；這就使他的文章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見《文說》)，而“文理自然，姿態橫生”(見《答謝民師書》)，把韓愈、柳宗元以來所提倡的古文的作用發揮到了更高的境地，同時形成了他自己獨特的文章風格。

　　蘇軾的散文向來同韓、柳、歐三家並稱。他的政治論文如《策略》、《策別》、《策斷》裏各篇，從儒家的政治理想出發，廣引歷史事實加以論證，精神上繼承了賈誼、陸贄的傳統；而文筆縱橫恣肆，又顯見《戰國策》的影響。賈誼縱覽戰國秦漢之際的歷史發展，深究治亂的根源，對漢朝的政治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到北宋時期，我國封建社會統治階級的歷史經驗更豐富了。蘇軾從小讀書就“好觀前世盛衰之?，與其一時風俗之變”(見《上韓太尉書》)，他在仁宗末年所進策論，對當時封建社會帶有根本性質的問題和各個問題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是確有所見並提出自己的對策的。他認為“當今之患，外之可畏者西戎北胡，而內之可畏者天子之民也。西戎北胡不足以為中國大憂，而其動也有以召內之禍。內之民實執存亡之權而不能獨起，其發也必將待外之變”(見《策斷二十三》)。基於他對當時政治的這種認識，他對內主張行寬仁之政，通上下之情；對外主張“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從而爭取對敵鬥爭的主動權。這同賈誼《陳政事疏》的精神一脈相承。他的歷史論文如《平王論》、《留侯論》等是政治論文的另一表現形式。《平王論》反對避寇遷都，在南宋政治上起了積極的影響。由於階級地位的局限，他少年讀書，專為應舉，“不能曉習時事”(見《上韓太尉書》)，他早年的進策和史論，議論多流於空泛，同時表現他政治上的保守態度，如在《勸親睦》裏主張恢復小宗來勸導人民親睦，在《武王論》裏以湯武革命為非聖人，在《商鞅論》裏以商鞅變法為破國亡家之術等。至於他說範增和義帝有君臣之分，應為義帝誅項羽，說諸葛亮只要費數十萬金，就可以離間魏國的君臣，舉兵滅之，更是不審察情勢、大言欺人的書生之見。他這部分文章雖內容沒有什麼特別可取，而在寫作上善於隨機生髮，或翻空出奇，對士子的科場考試頗有用處，因此從北宋中葉以來，一直成為應舉士子的敲門磚。“蘇文熟，吃羊肉；蘇文生，吃菜羹”(見陸遊《老學庵筆記》)，這四句秀才們的口頭禪就是這樣來的。後來他在實際政治中受過較多的鍛煉，逐漸改變縱橫家的習氣。他在元佑、紹聖間針對具體政治問題寫的奏議，如《因擒鬼章論西羌夏人事宜劄子》、《奏浙西災傷第一狀》等，議論切於事情，精神上更接近陸贄。

　　蘇軾集中的書劄、雜記、雜說、小賦等，大都夾敘夾議，隨筆揮灑，表現了作者坦率的胸懷，也表現他對人生對文藝的見解和愛好，成就遠在他的政治論文之上。他在《傳神記》裏記僧惟真畫曾魯公像，初不甚似，經過細緻觀察，於眉後加三紋，就十分逼真，說明細節真實對於傳達人物神情的重要性。他在《書吳道子畫後》裏說畫家要“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即一方面既要掌握藝術的規律，又要有創造性，即自出新意，而不為規律所束縛；另方面要求在豪放的筆墨之外，表現一定的思想深度，即他所說的“妙理”。這些見解雖是就繪畫說的，其他藝術部門也可以相通，對我們今天還有啟發。他在黃州寫的《答秦太虛書》、《答李端叔書》，在惠州寫的《答參寥書》，談生活、談文藝、談謫居時的心境，都比較親切有味，而沒有在語言文字上裝腔作勢。它不但擺脫漢魏以來辭賦作者“以艱深文其淺陋”的文風，同時避免了韓愈以來古文家“力去陳言誇末俗”的矜持習氣。這不僅決定于作家本身的生活和修養，同時和當時社會文化的普遍高漲，古文在日常生活中的廣泛應用有關。他的《員當穀偃竹記》寫出了“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的文藝見解，回顧了他和文與可的往來唱和，表現他們的坦率而富有風趣的性格。在這六、七百字短文裏有詩、有賦、有書劄、有為事、有議論，好象隨筆所至，漫無邊際；然而它依然有個中心內容，一意貫注到底，那就是表現他們向來交情的親厚，以及他見到這幅遺作時對文與可的深沈悼念。他的《赤壁賦》以詩一樣的語言抒寫江山風月的清奇和作者對歷史英雄人物的感慨。又通過客與主的對答，水與月的譬喻，探討宇宙與人生的哲理，表現作者在政治上受到挫折時的苦悶心情和當他從莊子、佛家思想出發觀察宇宙人生時的灑脫態度。篇中的主客實際代表作者思想的兩個方面，他仍然沿用賦家“抑客伸主”的作法；但從內容到形式，都更象一首美妙的散文詩，完全擺脫了漢賦板重的句法和齊梁駢儷的作風。

　　蘇軾自說少年時讀書，每一書分作數次讀，一次隻注意某一方面的問題，如第一次隻注意興亡治亂的問題，第二次只注意典章文物的問題。他對歷史上的重要著作都這樣分門別類地掌握了它的內容，當他臨文時不論遇到哪一方面的問題，都可以聯想起他過去的學習心得加以發揮。他自稱這是“八面受敵”的方法(見《又答王庠書》)(注：此書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第四十六卷。)。他早年寫的議論文，每提出一種意見，都能聯繫古今史實和前人論著，反復加以說明，看出他這方面的工夫。然而這僅僅是他文章基礎的一個方面，這方面的基礎使他的散文具有豐富的歷史內容，“論古今治亂，不為空言”(見蘇轍《東坡先生墓誌銘》)，卻還不能說明他的“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的藝術特點。蘇轍說他少年時讀《莊子》，感歎地說：“吾昔有見於中，口不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見《東坡先生墓誌銘》)莊子文章表達的自由、聯想的豐富、比喻的恰切，在他是年寫的《中庸論》裏已看出它的影響。後來他到汴京應試，在《刑賞忠厚之至論》裏說：“當堯之時，為陶臬士，將殺人。臬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用以說明法官要嚴格執法，而君主要寬厚愛人。考取後他去謁見主考官歐陽修，歐陽修問他見於何書，他說：“何須出處?”(此據《老學庵筆記》。蘇軾《上曾兩制書》：“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耕于野，比閭小吏一呼於其門，則攝衣而從之。”同樣是出於想當然的。)當然，在政論文裏虛構歷史事實是不允許的；然而這也正好表現他要求擺脫史書的束縛，更自由更大膽地表達意象的創作精神。謫官黃州以後，他閱曆更廣，學問的積累更豐富，對現實的體察也較深，使他可以在更其廣闊的境界裏馳騁自由的聯想和曲折無不盡意的筆力，莊子文章對他的影響就更其顯著了。

　　蘇軾的父親蘇洵，號老泉，著有《嘉右集》，弟弟蘇轍字子由，著有《欒城集》，也以散文著稱，後人合稱三蘇。蘇洵的散文以議論擅長，《權書》、《衡論》等篇，縱談古今形勢及治國用兵之道，帶有戰國縱橫家的色彩。《權書》中的《六國》借六國割地事秦諷刺北宋王朝對遼和西夏的屈辱政策，表現作者的愛國思想。蘇轍的議論文不如父兄，記為文卻紆徐曲折，饒有情致，如《黃州快哉亭記》、《武昌九曲亭記》等。蘇軾說他“汪洋澹泊，有一唱三歎之聲，而其秀傑之氣，終不可沒”(見《答張文潛書》)，是善於形容他文章的風格的。  

第三節：蘇軾的詩和詞

　　蘇軾經歷了從仁宗到徽宗的五朝，平生足為幾乎遍及當時中國的重要州郡，而且遠至西北地區、海南儋耳。象他的前輩梅堯臣一樣，他把寫詩當作日常的功課，一直堅持到老年。他多方面向前代詩人李白、杜甫、韓愈等學習，晚年更愛陶詩。比之散文和詞，蘇詩的題材更廣闊，風格也更多樣。

　　蘇軾終身從政，重視文學的社會作用。在他的“論事以諷，庶幾有補于國”(見《東坡先生墓誌銘》)的創作思想指導之下，他曾寫出一些反映民間疾苦、譴責官吏貪鄙、關心國家命運的作品。在《荔枝歎》中，他飽含熱淚控訴了唐玄宗、楊貴妃的罪惡，並懷著“至今欲食林甫肉”的憤怒，抨擊了以人民血汗來“爭新買寵”的當朝權貴。在《許州西湖》中，他指責地方官不顧連年饑荒，還為春遊發動民工開湖，而對於一些比較關心人民疾苦的官吏，則熱烈讚揚。他贈王慶源詩：“青衫半作霜葉枯，遇民如兒吏如奴，吏民莫作官長看，我是識字耕田夫。妻啼兒號刺使怒，時有野人來挽須。拂衣自注‘下下考’，芋魁飯豆吾豈無。”出色地描繪了這個做了官還不失農民本色的人物。他在地方任官時，從儒家勤政愛民的思想出發，作了些對人民有利的事情。在《元修菜》、《秧馬歌》、《河複》等詩裏表現他對人民生活和生產的關心。後來屢經貶謫，在艱苦的生活中不得不為衣食而躬耕，從而進一步縮短了他與人民的距離，在謫官海南時和少數民族也相處得較融洽。“農夫告我言：勿使苗葉昌，君欲富餅餌，要須縱牛羊。再拜謝苦言，得飽不敢忘”(《東坡》)，“華夷兩尊合，醉笑一歡同”(《用過韻冬至與諸生飲酒》)，“決舌倘可學，化為黎母民”(《和癸卯歲始春懷古田合》)，正是在這些詞句裏表現了詩人可貴的思想感情。然而蘇軾畢竟是生活在封建社會比較穩定時期的士大夫，他政治觀點裏還有比較保守的一面，因此不能更深刻地反映人民的痛苦，揭露統治階級的罪惡。他早期寫的部分政治諷刺詩多少反映了新法推行時的流弊，但也有很多誇大失實之處，在政治上起了不良的影響，包括向來為人傳誦的《山村五絕》、《吳中田婦歎》等詩在內。

　　蘇軾在軍事上主張充實兵力，鞏固邊防，抵抗遼和西夏的侵擾，並認為以金帛賂虜是最下之策。他的少數詩篇如《和子由苦寒見寄》、《祭常山回小獵》、《陽關曲》等，表現詩人要求為國破敵的雄心。而在《獲鬼章二十韻》裏，又主張以寬厚的態度對待被俘的西羌首領，並戒邊將的倚勝驕矜，提出了“慎重關西將，奇功勿再要”的忠告，流露了他重視民族團結和關心國家命運的可貴思想。

　　在蘇詩裏數量最多對後人影響也最大的是許多抒發個人情感和歌詠自然景物的詩篇。試看他的《遊金山寺》：

　　我家江水初發源，宦遊直送江入海。聞道潮頭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盤陀，古來出沒隨濤波；試登絕頂望鄉國，江南江北青山多。羈愁畏晚尋歸楫，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風萬頃靴紋細，斷霞半空魚尾赤。是時江月初生魄，二更月落天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飛焰照山棲鳥驚。悵然歸臥心莫識，非鬼非人竟何物?江山如此不歸山，江神見怪驚我頑。我謝江神豈得已，有田不歸如江水。

　　這是蘇軾因反對新法出任杭州通判經過鎮江金山時寫的。詩人從天寒的沙痕想起江潮的澎湃，從長江的到海不回暗傷自己的宦遊不歸，給讀者一種深沈而豪邁的感覺。最後從江心炬火假託為江神的見怪，流露了他對宦遊的厭倦情緒。他的《有美堂暴雨》：“遊人腳底一聲雷，滿座頑雲撥不開。天外黑風吹海立，浙東飛雨過江來。”《和子由中秋見月》：“明月未出群山高，瑞光千丈生白毫。一杯未盡銀闕湧，亂雲脫壞如崩濤。”《大風留金山兩日》：“塔上一鈴獨自語，明日顛風當斷渡。朝來白浪打蒼崖，倒射軒窗作飛雨。”把尋常景物寫得那麼精警動人。他的《新城道中》：“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簷間積雨聲。”《安國寺尋春》：“臥聞百舌呼春風，起尋花柳村村同。”《送魯元翰少卿知衛州》：“桃花忽成蔭，蕎麥秀已繁。閉門春晝永，惟有黃蜂喧。”又把日常生活寫得那麼美好可愛。他在東坡開闢荒地時就想起在細雨中的秧針，稻葉上的露珠，秋收時的霜穗，象玉粒一樣的新米飯(《東坡》)。他在博羅西山看到山下的溪水時就想起怎樣利用水力來轉動碓磨，於是更想起水磨上象雪一樣散落的麵粉，想起蒸餅熟透時的裂紋與芳香(《遊博羅香積寺》)。這些詩表現了詩人聯想的敏捷，對生活的熱愛和樂觀，給讀者一種“觸處生春”的感覺。這首先由於作者生活在北宋中葉，勞動人民在暫時得到安定的環境中，創造了大量財富，社會上呈現繁榮的景象，使詩人在接觸到生活中的一切時總容易引起美好的憧憬。其次是在尖銳的新舊黨爭中，詩人認識到仕途風波的險惡，從而把他的生活理想寄託于江山風月和親朋師友之間，詩化了他在生活中所接觸到的一切。“臥看落月橫千丈，起喚清風得半帆。且並水鄉欹側過，人間何處不讒岩。”(《慈湖峽阻風》)正是他最好的自白。當然，這裏同時也流露了他在政治上逃避現實的消極態度和在生活上隨緣自呆、超然物外的佛老思想。

　　蘇軾的詩有時能結合生活中所接觸的情景，表現他對事物的新穎見解，而不失詩的趣味，象下面兩首小詩。

　　已外浮名更外身，區區雷電若為神。山頭只作嬰兒看，無限人間失箸人。

　　——《唐道人言天目山上俯視雷雨，每大雷電，但聞雲中如嬰兒聲，殊不聞雷震也》

　　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題西林壁》

　　離開放電的雲層越遠，聽到的雷聲就越低；從不同的方位可以看到山的不同面目，這本是尋常生活中的現象。詩人卻從此引伸出具有一定普遍意義的哲理：所謂“雷霆之威”對於一個不以個人的生命、浮名為重的人是不起作用的；局外人有時會比局中人更容易看到事物的真相。這就是前人認為表現了宋詩特徵的理趣。

　　蘇詩裏部分鑒賞評論文藝的作品，如《王維吳道子畫》、《孫莘老求墨妙亭詩》、《讀孟郊詩》、《書王主簿所畫折枝》等，表現他以學問為詩、以議論為詩的特殊作風，同時標誌北宋時期社會文化所達到的新的高度。

　　何處訪吳畫，普門與開元。開元有東塔，摩詰留手痕。吾觀畫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實雄放，浩如海波翻，當其下手風雨快，筆所未到氣已吞。亭亭雙林間，彩暈扶桑暾，中有至人談寂滅，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捫。蠻君鬼伯千萬萬，相排競進頭如黿。摩詰本詩老，佩芷襲芳蓀，今觀此壁畫，亦若其詩清且敦。抵園弟子盡鶴骨，心如死灰不復溫。門前兩叢竹，雪節貫霜根；交柯亂葉動無數，一一皆可尋其源。吳生雖妙絕，猶以畫工論；摩詰得之於象外，有如仙翮謝籠樊。吾觀二子皆神俊，又於維也斂衽無間言。

　　——《王維吳道子畫》

　　這首詩實際上是替唐代吳、王兩派畫法作了總結，同時表現了作者對藝術的可貴見解：既重視意象的雄放，又要求於象外得事物之妙。由於作家在我們面前再現了這兩幅風格截然不同的畫面，並針對這不同的畫境提出他的論點，這就依然使讀者感到詩意盎然。散文化、議論化的傾向曾使北宋許多詩人的作品流於淺率無味或生硬晦澀；到蘇軾手裏才以他豐富的生活內容、清新暢達的語言和深厚的文藝修養，基本上糾正了這種流弊。趙翼《甌北詩話》說：“以文為詩，自昌黎始，至東坡益大放闕詞，別開生面，成一代之大觀。……尤其不可及者，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如並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後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處亦在此。”就蘇詩的藝術成就看，這概括是相當準確而全面的。

　　蘇詩各體皆工，七言各體尤其擅長。比之唐人，他的七律顯得更為明快、動蕩。下列二詩可見他成就的一斑。

　　人生到處知何似為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複計東西。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由見舊題。往日崎嶇還記否為路長人困蹇驢嘶。　　——《和子由澠池懷舊》

　　參橫鬥轉欲三更，苦雨終風也解晴。雲散月明誰點綴，天容海色本澄清。空余魯叟乘桴意，粗識軒轅奏樂聲。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他詩裏有不少無聊應酬的作品，表現封建文人的共同習氣。過分逞才使氣，對詩歌意境的含蓄注意不夠。這是他創作上貪多求快帶來的結果。

　　蘇軾的詞有更大的藝術創造性，它進一步衝破了晚唐五代以來專寫男女戀情、離愁別緒的舊框子，擴大詞的題材，提高詞的意境，把詩文革新運動擴展到詞的領域裏去，舉凡懷古、感舊、記遊、說理等向來詩人所慣用的題材，他都可以用詞來表達，這就使詞擺脫了僅僅作為樂曲的歌詞而存在的狀態，成為可以獨立發展的新詩體。如〈江城子〉《密州出獵》，寫他在射獵中所激發的要為國殺敵立功的壯志。

　　老夫聊發少年狂，左牽黃，右擎蒼，錦帽貂裘，千騎卷平崗。為報傾城隨太守，親射虎，看孫郎。酒酣胸膽尚開張，鬢微霜，又何妨。持節雲中，何日遣馮唐為會挽雕弓如滿月，西北望，射天狼。

　　又如〈浣溪沙〉《徐州石潭謝雨道上作》，寫出了一幅充滿浪漫氣氛的農村生活的圖景，都是他以前詞家的作品裏所少見的。下面二首詞是向來認為最能表現他的風格的作品：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傑。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強虜灰飛煙滅。故國神遊，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念奴嬌〉《赤壁懷古》

　　在前首詞裏，作者幻想瓊樓玉宇的“高處不勝寒”，從而轉向現實，對人間生活寄與熱愛。後一首描寫了赤壁戰場的雄奇景色和周瑜、諸葛亮等英雄人物的形象，給人以壯麗的感覺。作者寫這些詞時正在政治上受到挫折，因而流露了沈重的苦悶和“人間如夢”的消極思想；然而依然掩蓋不住他熱愛生活的樂觀態度和要求為國家建功立業的豪邁心情。

　　決定於詞的內容，蘇軾在語言上也一變花間詞人鏤金錯采的作風，多方面吸收陶潛、李白、杜甫、韓愈等人的詩句入詞，偶然也運用當時的口語，給人一種清新樸素的感覺。為了充分表達意境，有時還突破了音律上的束縛。

　　蘇軾改變了晚唐五代詞家婉約的作風，成為後來豪放詞派的開創者。這首先決定于宋代文人政治地位的改變和詩文革新運動的影響。北宋一些著名文人在政治上都有比較遠大的抱負，他們不滿晚唐五代以來卑靡的文風，掀起了詩文革新運動，餘波所及，不能不在詞壇上起影響。在范仲淹、歐陽修的詞裏已有一些風格豪放的作品，王安石更明白反對依聲填詞的作法。蘇軾繼承他們的作風，加以恢宏變化，從而開創了詞壇上一個重要流派。其次，決定于蘇軾一生豐富的經歷，他在當時文壇上的領袖地位和他在詩文方面的傑出成就，使他不能滿足於前代詞人的成就，也反對曾經風靡一時的柳永詞風。相傳蘇軾官翰林學士時，曾問幕下士說：“我詞何如柳七?”幕下士答道：“柳郎中詞只合十八七女郎，執紅牙板，歌‘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銅琵琶、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見俞文豹《吹劍錄》)詞在當時不是由關西大漢來唱的，這話顯然是對蘇軾的一種諷刺，然而它卻生動地說明了柳詞和蘇詞的不同風格。

　　豪邁奔放的感情，坦率開朗的胸懷，是蘇詩蘇詞浪漫主義的基調。“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過於海舶得邁寄書酒，作詩遠和之……》)，“當日何人送臨賀，至今有廟祀潮州”(《過嶺二首》)，文章事業上的自信，使他能以豪邁的態度對待在政治上所受到的挫折。“菊花開處乃重陽，涼天佳月即中秋”(《江月五首引》)，隨緣自足的態度，又使他善於在日常生活中發現美好可愛之處，經常保持一種樂觀的開朗的襟懷。“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初到黃州》)，“春畦雨過羅紈膩，夏隴風來餅餌香”(《南園》)，詩人豐富的聯想常是向好處有成處生髮。“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飲湖上初晴後雨》)，“有如兔走鷹隼落，駿馬下注千丈坡，斷弦離柱箭脫手，飛電過隙珠翻荷”(《百步洪二首》)，詩人的比喻總是那麼貼切而生動。他的詞也善於運用比興手法，寄託個人的懷抱，如〈定風波〉《三月七日沙河道中遇雨》、〈卜運算元〉《黃州定慧院寓居作》等。所有這些，跟作家自由揮灑的寫作態度和變化不測的篇章結構結合在一起，形成了蘇詩蘇詞浪漫主義的藝術特徵。他的階級和時代的局限，使他未能深入人民生活的底層，揭示生活的本質，也給他的詩詞創作帶來了思想上和藝術上的局限。  

第四節：蘇軾的影響  

　　蘇軾注意培養後進，吸引許多重要作家在他的周圍，成為歐陽修以後北宋文壇的傑出領導者。被稱為蘇門四學士的黃庭堅、秦觀、張耒、晁無咎，以及陳師道、李麋等，在他們還不大為人所知時就得到蘇軾的熱情鼓勵和培養，在文藝方面各有成就，和中唐時期的“韓門弟子”後先輝映。

　　蘇軾以豐富的、多方面的創作實踐，繼承歐陽修、梅堯臣等人的事業和成就，最後完成詩文革新運動，並把這運動的精神擴展到詞的領域，創立豪放詞派，為南宋愛國詞人開先路。王灼在《碧雞漫志》裏說：“東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爾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胡寅在《酒邊詞序》裏說他“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宛轉之度，使人登高望遠，舉首高歌，而逸懷浩氣超乎塵埃之外”，是善於形容他在詞創作上的成就和在當時詞壇上所起的影響的。

　　蘇軾在文藝上的傑出成就，決定於當時的歷史因素，他個人的抱負和經歷，同時還由於他的善於學習。他特別重視智慧對於人生的指示作用，以為它象眼睛指示人們的行走一樣。他又曾舉南方人天天和水在一起，十五歲就識水性，來說明實踐對於學習的重要性。基於這種認識，他除重視書本知識的學習外，還從實際生活裏學到許多東西。他重視學問知識的積累，而反對“求精於數外，棄為以求妙”的作法；但在掌握它的主要內容之後，一些過程的形為的東西就不必那麼重視。他注意較有系統地掌握各方面的知識；而又認為各種不同的學術或文藝可以互相溝通，互相為發(注：參看《日喻》、《大悲閣記》、《送錢塘僧思聰歸孤山序》等篇。)。他的這種學習態度和方法對同時以及後來的學者都有較為明顯的影響。

　　蘇軾在北宋後期就以文采風流為學者文人所羡慕；南宋以後，他的詩文集更為流行。他一生執中持平、宇正不阿，雖屢遭貶謫，而處之泰然。這種政治態度也引起後世正直文人的同情和欽仰。他的策論、史論成為許多科舉士子摹擬的物件，其他散文和詩歌又以其才華的豐茂，筆力的縱橫恣肆，博得後人的愛好。由於他思想的複雜性和文藝上的多方面成就，他在文學史上的影響也是廣泛而深遠的。南宋陸遊、辛棄疾，金元好問，明袁宏道，清陳維崧、查慎行等，有的愛好他的詩歌，有的繼承他的詞派，有的學習他議論的縱橫，有的追摹他小品的清雋。他們的成就有大小，但都明顯看出蘇軾的影響。他作品的浪漫主義精神為後來許多在文藝上不滿現狀，要求創新的作者所喜愛；他的遊戲人生、隨緣自足的思想也帶給後來文人以不良的影響。  

第四章：北宋後期的詩詞
                                          
　　北宋詩文革新運動到蘇軾而達到高潮，也從蘇軾開始而趨向分流。北宋後期詩詞作家幾乎沒有不受蘇軾直接或間接的影響的。蘇門詩人黃庭堅、陳師道既開創了在宋代影響最大的江西詩派，儼然同蘇軾分庭抗禮；秦觀、賀鑄的詞也在不同程度上接受蘇軾的影響，而在藝術上又別具風格。到了北宋末期，以周邦彥為代表的“大晟詞人”，又把詞帶上了“?文造情”的道路，開南宋姜夔、吳文英一派的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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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黃庭堅和江西詩派

　黃庭堅(1045—1105)，字魯直，號山谷道人，江西分甯(江西修水)人。神宗時教授北京(河北大名)國子監，以詩為蘇軾所稱賞，和秦觀、張耒、晁補之齊名，後人並稱為“蘇門四學士”。哲宗時舊黨執政，擢作國史編修官。後來新黨複用，他一再被貶，死於宜州(廣西宜山)。

　　同他的前輩一樣，黃庭堅對西昆體也是猛烈攻擊的。西昆詩人講究聲律、對偶、辭藻，為了在藝術上擺脫西昆詩人的影響，從歐陽修、梅堯臣開始就企圖在立意、用事、琢句、謀篇等方面作些新的探索。到北宋中葉以後，這百年以上的承平局面和新舊黨爭的風險，既使許多詩人愈來愈脫離現實；當時大量書籍的刊行，封建文化的高漲，又使他們不滿足於尋常典故的運用，而務求爭新出奇(注：歐陽修與梅堯臣書，不滿意當時人作白兔詩“皆以常娥月宮為說”，蘇軾《聚星堂雪》詩“禁體物語”，皆見當時詩人爭新出奇的風氣，到黃庭堅更變本加厲。)。這樣，他們雖努力在詩法上向杜甫、韓愈以來的詩人學習，卻未能更好地繼承杜甫、白居易以來詩家的現實主義精神。他們擺脫了西昆體的形式主義，又走上了新的形式主義道路。這就是從北宋後期逐漸形成的江西詩派。這一派詩人並不都是江西人，只因黃庭堅在這派詩人裏影響特別大，所以有此稱呼。

　　《苕溪漁隱叢話》曾稱引黃庭堅的詩說：“隨人作計終後人。”又說：“文章最忌隨人後。”可見他在文學創作上是有開闢道路的雄心的。然而他的社會接觸面較之前輩詩人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都遠為狹小，長期的書齋生活與脫離現實的創作傾向使他只能選擇一條在書本知識與寫作技巧上爭勝的創作道路。他說：“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見《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又說：“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蓋後人讀書少，胡謂韓杜自作此語耳。古之能為文章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入於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答洪駒父書》)可以看出他的這種傾向。那麼怎樣取古人陳言點鐵成金呢?就是根據前人的詩意，加以變化形容，企圖推陳出新。他稱這種作法是“脫胎換骨”，是“以俗麼雅，以故麼新”，是“以腐朽麼神奇”。比如王褒《僮約》以“離離若緣坡之竹”形容那髯奴的鬍鬚。黃庭堅《次韻王炳之惠玉版紙》詩：“王侯須若緣坡竹，哦詩清風起空穀。”進一步用空谷的清風形容王炳之那聞聲不見嘴的大鬍子，就有了新的意思。又如後人根據李延年《佳人歌》，用“傾城”、“傾國”形容美色，已近俗濫。黃庭堅《次韻劉景文登鄴王台見思》詩：“公詩如美色，未嫁已傾城。”意思就深了一層，而且符合于這些文人的雅趣。這些運用書本材料的手法，實際是總結了杜甫、韓愈以來詩人在這方面的經驗的。他同一般低能文人的慕擬、剽竊不同之處，是在材料的選擇上避免熟濫，喜歡在佛經、語錄、小說等雜書裏找一些冷僻的典故，稀見的字面。在材料的運用上力求變化出奇，避免生吞活剝。麼了同西昆詩人立異，他還有意造拗句，押險韻，作硬語，連向來詩人講究聲律諧協和詞彩鮮明等有成效的藝術手法也麼棄了。象下面這首詩是比較能表現他這一方面的特點的。

　　我詩如曹鄶，淺陋不成邦；公如大國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風月笛，玉堂雲霧窗；句法提一律，堅城受我降。枯松倒澗壑，波濤所舂撞；萬牛挽不前，公乃獨力扛。諸人方嗤點，渠非晁張雙；袒懷相識察，床下拜老龐。小兒未可知，客或許敦龐；誠堪婿阿巽，買紅纏酒缸。　　——《子瞻詩句妙一世，乃雲效庭堅體，次韻道之》

　　這是他答和蘇軾的一首詩。開首四句說他的詩沒有蘇軾那樣闊大的氣象。中間十二句寫蘇軾對他的賞識，同時表現他的傲兀性格，象倒在澗壑裏的枯松，波濤推不動，萬牛挽不前的。結四句說他兒子或可以同蘇軾的孫女阿巽相配，言外之意即說他的詩不能同蘇軾相比。這正是後來江西派詩人說的“打猛諢入，打猛諢出”，用一種詼諧取笑的態度表示他們的情誼。這詩從用字、琢句以至命意佈局，變盡建安以來五言詩人熟習的道路。然而比之曹植贈丁儀、沈約寄范雲、杜甫贈李白等詩篇，黃庭堅雖然字敲句打，作意出奇，卻仍未能有效地表達他的真情實感。

　　當然，作麼一個開創詩流派的藝術大匠，黃庭堅的詩並不是每篇都這樣生硬的。當他受到真情實境的激發，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刻意好奇的習氣時，依然能夠寫出一些清新流暢的詩篇，象下面的例子。

　　投荒萬死鬢毛斑，生入瞿塘灩預關。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陽樓上對君山。

　　滿川風雨獨憑欄，綰結湘娥十二鬟。可惜不當湖水面，銀山堆裏看青山。

　　——《雨中登岳陽樓望君山》

　　癡兒了卻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麼佳人絕，青眼聊因美酒橫。萬里歸船弄長笛，此心吾與白鷗盟。　　——《登快閣》

　　前人論宋詩，每以蘇黃並稱。蘇詩氣象闊大，如長江大河，見起濤湧，自成奇觀；黃詩氣象森嚴，如危峰千尺，拔地而起，使人望而生畏，在藝術上各自創造了不同的境界。然而黃庭堅的成就究竟不能同蘇軾相比，因麼他的詩雖能屏除陳言濫調，形成一種以生新瘦硬麼其特徵的風格，但仍無法掩蓋他生活內容的空虛和脫離現實的傾向。

　　宋詩最初形成反西昆的流派，是由於當時作者如歐陽修、蘇舜欽、梅堯臣等的面向現實，以詩配合他們的政治鬥爭，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意願。黃庭堅論詩說：“詩者，人之性情也，非強諫諍於庭，怨憤詬於道，怒鄰罵座之麼也。”又說：“其發麼訕謗侵淩，引領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憤者，人皆以麼詩之禍，是失詩之旨，非詩之過也。”(《書王知載朐山雜詠後》)顯然，這是取消了詩歌的戰鬥作用，其結果必然要走上脫離現實、片面追求藝術技巧的道路，偏離了詩文革新運動的方向。　　

　　當時江西派裏另一重要詩人陳師道(1053—1101)，字履常，一字無己，別號後山居士，徐州彭城(江蘇徐州)人。他早年曾從曾鞏受業，後來又得到蘇軾的賞識，在詩創作上受黃庭堅的影響最深。他一生清貧自守，以苦吟著名。當時人說他在登臨得句時，急歸閉門苦吟，家裏人知道他要寫詩，連貓犬都趕走。他的詩錘煉幽深，在運思上受到當時禪學的影響，要求“不犯正位，切忌死語”。他詩中的用意有時要反復推究，才能明瞭，其實只是把古人正面說的話變一個方式，從側面或反面來說。比之蘇軾、黃庭堅，他更工五言。向來有些生活圈子狹窄、要求以藝術上的精嚴取勝的詩人往往如此。倒是有些表現上較麼平淡，卻能真實地寫出他對家人親友的關懷的，如《別三子》、《送內》、《寄外舅郭大夫》等篇，精神上同杜甫《鹿州》、《羌村》等詩接近，也在一定程度上糾正黃庭堅“作意好奇”的偏向。下面這首詩可略見他的風格。

　　丈人東南來，複作西南去，連年萬里別，更覺貧賤苦。王事有期程，親年當喜懼；畏與妻子別，已複迫曛暮；何者最可憐，兒生未知父。盜賊非人情，蠻夷正狼顧；功名何用多，莫作分外慮；萬里早歸來，九折慎馳鶩。嫁女不離家，生男已當戶；曲逆老不侯，知人公豈誤。　　——《送外舅郭大夫概西川提刑》

　　當時陳師道的妻子要同他岳父郭概一起到西川去，而郭概在政治上又同陳師道屬於不同的兩個集團。詩中既抒寫了他同妻子離別的痛苦，又婉轉表達了他對郭概的箴規，說盜賊非人情所樂麼(意即迫於饑寒而起)，“蠻夷”也正在伺機進犯，勸他不要麼個人功名冒險輕進，這在一定程度上表現他對人民、國家的關心。

　　南宋初期呂本中作《江西詩社宗派圖》，首列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三人，以下還有韓駒、潘大臨等二十多人，江西詩派的名稱從此確立。後來方回著《瀛奎律髓》，因江西派詩人都以學杜相號召，又以杜甫麼一祖，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麼三宗。江西派號召學杜是對的，問題在他們沒有很好地繼承杜甫熱愛祖國、熱愛人民的精神，而片面強調他在句法、用事等方面的藝術技巧，這就愈來愈走向形式主義的道路。江西詩派對宋元以來許多生活圈子狹小而死鑽書本的文人有很大吸引力，直到晚清的宋詩派還蕩漾著它的餘波。　　

　　和黃庭堅、陳師道同時的另一蘇門詩人張耒(1052—1112)，字文潛，楚州淮陰(江蘇淮陰)人。他的詩多從日常生活及自然景物中直接汲取題材，有較多反映勞動人民生活的作品，語言也較平易淺近。他麼賀鑄寫的《東山詞序》說：“文章之於人，有滿心而發，肆口而成，不待思慮而工，不待雕琢而麗者，皆天理之自然，而性情之至道也。”這和黃庭堅的搜奇抉怪，一字半句不輕出，表現了明顯不同的創作態度。然而前人有些看似肆口而成、自然工麗的詩篇，往往正是他們在藝術上經過長期艱苦鍛煉、達到純熟境界的成果。張耒看到了這些成果的可貴，而對產生這些成果的艱苦過程估計不足。因此他的古詩往往語盡意亦盡，象一篇有韻的散文，律詩也常有辭意不稱或草率終篇的，表現了創作上的另一偏向。試看他的《和晁應之憫農》：

　　南風吹麥麥穗好，饑兒道上扶其老。皇天雨露自有時，爾恨秋成常不早。南山壯兒市兵弩，百金裝劍黃金縷；夜為盜賊朝受刑，甘心不悔知何數。為盜操戈足衣食，力田竟歲猶無獲；饑寒刑戮死則同，攘奪猶能緩朝夕。老農悲嗟淚沾臆，幾見良田有荊棘，壯夫為盜羸老耕，市人珠玉田家得。吏兵操戈恐不銳，由來殺人傷正氣。人間萬事莽悠悠，我歌此詩聞者愁。

　　這詩反映了北宋後期官逼民反的現實，比之當時一些脫離現實，專在字句上爭勝的江西詩人之作，表現了可貴的創作傾向。然而作者“人間萬事莽悠悠”的觀念既削弱了詩的現實意義；詩中的老農形象也遠不及白居易《賣炭翁》、張籍《野老歌》裏所描寫的鮮明、飽滿。張耒詩學白居易、張籍，但在當時的社會影響和詩史上的地位都遠遠不能同他們相比。這首先決定於作品的思想內容，同時也和他在藝術上的不夠成熟有關。  


第二節：秦觀、周邦彥及其他詞人

　　秦觀(1049—1100)，字少遊，揚州高郵(江蘇高郵)人。哲宗元右初，因蘇軾的推薦，除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紹聖初，新黨執政，他連遭貶斥，死於藤州。

　　秦觀出身於一個中落的地主家庭，田園收入不足以自養。少年時客遊汴京、揚州、越州等處，曾經和當地一些歌妓往來，為她們寫了不少詞。下面這首〈滿庭芳〉是在這方面較有代表性的作品。

　　山抹微雲，天粘衰草，畫角聲斷譙門。暫停征棹，聊共引離尊。多少蓬萊舊事，空回首煙靄紛紛。斜陽外，寒鴉數點，流水繞孤村。銷魂當此際，香囊暗解，羅帶輕分，漫贏得青樓薄幸名存。此去何時見也為襟袖上空惹啼痕。傷情處，高城望斷，燈火已黃昏。

　　作者把他離別時的感傷情緒和寒鴉流水、燈火黃昏等淒清景象融成一片，在意境上和柳永的〈雨霖鈴〉相近，可以看出柳詞對他的影響。此外他的〈鵲橋仙〉詞：

　　纖雲弄巧，飛星傳恨，銀漢迢迢暗度。金風玉露一相逢，便勝卻人間無數。柔情似水，佳期如夢，忍顧鵲橋歸路為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

　　詞寫牛郎織女一年一度在星前月下的美滿會合和離別時的長期懷念，它實際是以超人間的形式表現人間男女的私自結合，在當時嚴酷的封建統治之下，帶有一定的理想色彩。而柳永、晏幾道詞裏表現的主要是封建士大夫對官妓或家妓的狎弄，品格顯然不同。

　　秦觀在貶官後寫的小詞，表現他在政治上遇到挫折時的絕望心情，風格接近李煜。下面二詞，是在這方面較有代表性的作品。

　　水邊沙外，城郭春寒退，花影亂，鶯聲碎。飄零疏酒盞，離別寬衣帶。人不見，碧雲暮合空相對。憶昔西池會，宛鷺同飛蓋，攜手處，今誰在?日邊清夢斷，鏡裏朱顏改。春去也，飛紅萬點愁如海。　　——〈千秋歲〉

　　霧失樓臺，月迷津渡，桃源望斷無尋處。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驛寄梅花，魚傳尺素，砌成此恨無重數。郴江幸自繞郴山，為誰流下瀟湘去。　　——〈踏莎行〉

　　秦觀詞帶有濃厚的感傷情調，他對於自己的或是他所關懷的人物的不幸遭遇，往往表現一種無可奈何的抱怨態度。有些詞句如“夕陽流水，紅滿淚痕中”(〈臨江仙〉)，“綠荷多少夕陽中，知為阿誰凝恨背西風”(〈虞美人〉)等，語氣上十分接近一個被遺棄而無可控訴的女子的聲口。向來文學史上一些在封建統治集團內部被排擠的文人，往往把自己的命運同一些在封建家族內部受歧視的婦女聯繫起來看。秦觀在前期的漂泊生涯中，思想感情上不免受到那些聰明而不幸的歌妓的感染，後來又遭到當權派接二連三的打擊，他詞裏這方面的表現就更集中。這些作品在引起人們對於不幸婦女的同情和暗示人們以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這兩方面說，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然而往往只停留在消極的感歎上，不能激勵人們衝破黑暗前進。

　　善於通過淒迷的景色、宛轉的語調表達感傷的情緒，是秦觀詞的藝術特徵。秦觀詞的感傷情調既容易引起封建社會一些懷才不遇的文士的共鳴，詞的藝術成就又較高，因此他向來被認為婉約派的代表作家，對後來詞家，從周邦彥、李清照直到清代的納蘭容若等，都有顯著的影響。　　

　　賀鑄(1052—1125)，字方回，原籍山陰(浙江紹興)，生長衛州(河南汲縣)。他出身貴族，少時意氣豪俠，喜談當世事，不肯為權貴屈節，因此浮沈下僚，鬱鬱不得志。晚年退居蘇州。

　　賀鑄的小詞情思纏綿，組織工麗，風格和晏幾道、秦觀相近。他的《青玉案》詞畫出了江南淒迷的煙景，表現他的“閑愁”，是當時傳誦的名篇。

　　淩波不過橫塘路，但目送芳塵去。錦瑟華年誰與度為月臺花榭，瑣窗朱戶，只有春知處。碧雲冉冉蘅為暮，彩筆新題斷腸句。試問閑愁都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黃時雨。

　　在秦觀死後，黃庭堅寫詩寄給賀鑄說：“解道江南腸斷句，只今惟有賀方回。”正好說明他詞裏的感傷情調同秦觀十分接近。

　　賀鑄在詞的題材、風格上曾做過多方面的探索，他寫思婦的五首〈搗練子〉，寫賈婦的〈生查子〉，格調頗近張籍、王建的樂府；長調〈小梅花〉三首，更吸收李賀、盧同的歌行入詞。下面這首〈六州歌頭〉，用邊塞激越蒼涼的歌曲，表現他有心報國而無路請纓的惘惘不平之氣，南宋張孝祥、辛棄疾、劉過等都有繼作，可以想見它對這些愛國詞人的影響。

　　少年俠氣，交結五都雄。肝膽洞，毛髮聳。立談中，死生同，一諾千金重。推翹勇，矜豪縱，輕蓋擁，聯飛空，鬥城東。轟飲酒壚，春色浮寒甕，吸海垂虹。閑呼鷹嗾犬，白羽摘雕弓，狡穴俄空，樂匆匆。似黃梁夢，辭丹鳳；明月共，漾孤蓬。官冗從，懷倥總，落塵籠，簿書叢。曷弁如雲為，供粗用，忽奇功。笳鼓動，漁陽弄，思悲翁。不請長纓，系取天驕種，劍吼西風。恨登山臨水，手寄七弦桐，目送歸鴻。

　　在北宋王朝沒落的前夜，宋徽宗還設置大晟府，任用一批詞人來審音定樂，粉飾太平，這就是所謂大晟詞人，周邦彥是其中影響最大的一個。

　　周邦彥(1056—1121)，字美成，號清真居士，浙江錢塘人。少年時落魄不羈，曾沿江西上，客遊荊州。後來在太學讀書，因獻《汴京賦》得官。徽宗時他先後在議禮局、大晟府任官，為王朝制禮作樂。又獻詩蔡京，說他“化行禹貢山川內，人在周官禮樂中”。那正是北宋王朝臨近覆亡的前夕。

　　周邦彥早年曾經有過和柳永類似的生活經歷，詞也接受了他的影響。然而由於他的時代和後期的生活都和柳永不同，比之柳詞，周詞的浪子氣息要淡些，而幫閒的意味更濃；內容單薄得多，而詞句更工麗，音律更嚴格，章法的變化也多些。

　　豔情與羈愁幾乎占了他的《清真詞》的全部內容，包括那些詠物或詠節令的詞在內。這些作品既流露了他自己的生活情趣，也迎合那個腐朽王朝裏縱情聲色的士大夫們的胃口。由於內容的單薄與無聊，周邦彥就只能在藝術技巧上爭勝。他喜歡用代詞，如用“涼蟾”代月，“涼吹”代風，“翠葆”代竹等。喜歡運用古辭賦家的手法來練字琢句，如“梅風地溽，虹雨苔滋”(〈過秦樓〉)、“稚柳蘇晴，故溪歇雨”(〈西平樂〉)等。喜歡融化前人詩句入詞，如“一夕東風，海棠花謝，樓上卷簾看”(〈少年遊〉《荊州作》)，用韓屋《懶起》詩，“憑闌久，黃蘆苦竹，擬泛九江船”(〈滿庭芳〉《夏日溧水無想山作》)，用白居易《琵琶行》。他還善於通過種種回憶、想象、聯想等手法，前後左右、回環吞吐地描摹他所要表達的東西。這些手法本是魏晉以來“為文造情”的辭賦家的長技，周邦彥用來寫慢詞，把那些豔情內容妝飾得更華美。因此他的詞不僅受到當時最高統治者的賞識，從南宋以來，在封建社會的士大夫階層裏也一直有它的市場。

　　周詞中較為可取的是少數表現羈旅行役、懷古傷今的作品，如〈蘭陵王〉、〈西河〉《金陵懷古》等。有些小詞寫景比較清疏明快，象下面這首〈蘇幕遮〉：

　　燎沈香，消溽暑。鳥雀呼晴，侵曉窺簷語。葉上初陽幹宿雨，水面清圓，一一風荷舉。故鄉遙，何日去?家住吳門，久作長安旅。五月漁郎相憶否?小楫輕舟，夢入芙蓉浦。

　　為了配合音律，周詞不僅講平仄，有時還嚴守四聲。在詞調的創制上，周邦彥也有他的貢獻，如〈拜新月慢〉、〈荔支香近〉、〈玲瓏四犯〉等，就是他的創調。

　　和周邦彥同在大晟府供職的還有萬俟詠、晁端禮等。比之周邦彥，他們就在藝術上也更少可取。江西詩派與大晟詞人的同時出現，表示當時封建文人的兩個方面：前者表現他們的脫離現實去追求“文字之樂”的情趣；後者更表現他們的醉生夢死，在一座就要爆發的火山頂上尋歡作樂。
作者: ewingwong    時間: 2009-10-23 10:05

第五章：南宋前期文學

北宋末年，女真貴族所建立的金政權逐漸強大。金統治者在覆滅了契丹族的遼政權以後，又佔領了北宋王朝統治的北方廣大地區，擴大了割據的範圍，造成了我國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嚴重分裂。他們實行殘酷的民族壓迫，弄得北方許多人家破人亡，有些人則隨著宋政權南遷，過著流亡的生活。這種分裂混亂局面和民族壓迫狀況嚴重妨礙了國家經濟、文化的發展，破壞了人民的幸福。南宋初期，金統治者繼續揮兵南下，進一步威脅祖國的統一和南方人民的安全。廣大人民從反抗民族壓迫、維護國家統一的愛國主義精神出發，堅決要求抗金；地主階級中的有識之士，也發出了強烈的愛國呼聲。而以宋高宗、秦檜為首的投降派，卻只希望通過對女真貴族的屈膝求和來換取東南半壁的偷安。這樣，和戰之爭就代替了長期以來的新舊黨爭；愛國主義就突破了江西詩人、大晟詞人的形式主義作風，成為許多進步作家的共同傾向。張元幹、張孝祥、辛棄疾的詞，陸遊、范成大的詩，陳亮、葉適的散文，共同把我國文學史上的愛國主義傳統向前推進了一大步。而象向來比較推崇晏幾道、秦觀的李清照，受黃庭堅、陳師道影響較深的陳與義，在新的時代影響之下，也改變作風，寫出了富有愛國思想的詩篇。

第一節：李清照

　李清照(1084—1155?)，號易安居士，山東濟南人。父親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蘇軾，母親王氏也知書能文。李清照自少便有詩名。她和太學生趙明誠結婚後，雙方共同校勘古書，唱和詩詞，或鑒賞書畫鼎?，生活比較美滿。靖康二年，她和趙明誠相繼避兵江南，喪失了向來珍藏的大部分金石書畫。後來趙明誠又病死建康，她就輾轉漂流於杭州、越州、金華一帶，在孤苦生活中度過了晚年。

　　李清照是詩、詞、散文都有成就的作家，但最擅長的還是詞。她早年寫的《詞論》批評了從柳永、蘇軾到秦觀、黃庭堅等一系列作家。她認為“詞別是一家”，在藝術上有它的特點，要求協音律，有情致，這是對的。問題在她看不到歐陽修、蘇軾等在詞創作上的革新精神，這就未免保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她的創作成就。

　　李清照在宋代刊行的《漱玉詞》已經失傳，現在輯錄的只有七十多首，其中還有些不可靠。她的詞可以南渡為界分為前後二期。前期詞描寫她在少女、少婦時期的生活，如〈如夢令〉：

　　常記溪亭日暮，沈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

　　詞裏描繪的藉花深處的歸舟和灘頭驚飛的鷗鷺，活潑而富有生趣。〈怨王孫〉的“水光山色與人親，說不盡無窮好”，也在輕快的節拍中傳達出作者開朗愉快的心情。又如〈醉花陰〉：

　　薄霧濃雲愁永晝，瑞腦消金獸。佳節又重陽，玉枕紗廚，半夜涼初透。東籬把酒黃昏後，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

　　委婉而含蓄地表達了閨中的寂寞和離情，同她的〈鳳凰臺上憶吹簫〉、〈一剪梅〉等小詞，都是抒寫閨情的名篇。作為一個婦女作家，她在詞裏揭示了自己的內心世界，流露她對愛情生活的向往和對大自然的喜愛，這就違反了封建社會為婦女所規定的教條，因此她的詞在當時就被斥為“無顧藉”、“無檢操”(注：引語見王灼《碧雞漫志》及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今天看來，這卻正是她前期詞思想價值之所在；雖然這些詞的題材還比較單調，情緒也偏於感傷。

　　從靖康元年起，李清照連續遭到國破、家亡、夫死的苦難，過著長期的流亡生活，寫出了更其動人的詞篇，如〈菩薩蠻〉、〈念奴嬌〉、〈聲聲慢〉等。這些詞主要是表達她個人的不幸遭遇，情緒比較消沈。但其中如“故鄉何處是，忘了除非醉”(〈菩薩蠻〉)，“征鴻過盡，萬千心事難寄”(〈念奴嬌〉)，“傷心枕上三更雨，點滴霖霪，點滴霖霪，愁損北人不慣起來聽”(〈添字采桑子〉)等句，是表達了南渡初期許多離鄉背井、骨肉分散的人的共同感受的，在當時有它的現實意義。〈永遇樂〉更含蓄而深沈地表現她對現實的不滿和關心。

　　落日熔金，暮雲合璧，人在何處?染柳煙濃，吹梅笛怨，春意知幾許。元宵佳節，融和天氣，次弟豈無風雨?來相召，香車寶馬，謝他酒朋詩侶。中州盛日，閨門多暇，記得偏重三五。鋪翠冠兒，撚金雪柳，簇帶爭濟楚。如今憔悴，風鬟霧鬢，怕見夜間出去。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

　　在元宵佳節的融和天氣中，她想到的卻是可能到來的風雨；因為她是經歷了中州的盛日，也嘗到了如今的憔悴的。這就正好說明她在經過兵火之後對現實所懷有的深憂，使作品裏這位元女詞人的形象同那些在東南半壁江山裏香車寶馬、尋歡作樂的人物有所不同。她還有一首值得注意的〈漁家傲〉詞：

　　天接雲濤連曉霧，星河欲轉千帆舞。仿佛夢魂歸帝所，聞天語，殷勤問我歸何處?我報路長嗟日暮，學詩謾有驚人句。九萬里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

　　從詞裏“夢魂歸帝所”的幻想和“路長嗟日暮”的感慨看，可能是她的晚期詞。這詞用《離騷》“路曼曼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及蘇詞“我欲乘風歸去”語意，流露了她無家可歸的痛苦心情，同時表達她要求擺脫現實的苦悶和對自由、美好生活的向往，充滿了浪漫主義精神。

　　李清照是我國文學史上傑出的女作家。在士大夫大力提倡封建禮教、控制婦女思想、扼殺婦女才能的宋代，她並沒有被馴服。她不僅掌握了廣博的文化知識，而且敢於干預閨房以外的事情。在早年，她獻詩趙明誠的父親，那當權的趙丞相，說他“炙手可熱心可寒”。南渡後，她更以“南渡衣冠思王導，北來消息少劉琨”(注：見俞正燮《易安居士事輯》引《詩說雋永》。)，“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夏日絕句》)等詩句鞭撻了南宋統治集團裏那些見了敵人就只知逃跑的人物。在文藝上，她也沒有一般封建社會婦女的自卑感。她敢於利用當時各種文學形式表情達意，甚至還批評了許多久負盛名的作家。正是這種精神，使她在詞創作中表現較多的獨創性。〈武陵春〉以舴艋輕舟反襯心情的沈重，〈永遇樂〉以別人的笑語烘托自己的抑鬱寡歡，〈聲聲慢〉一開始連用十四個疊字形容她孤寂無依的處境，都是明顯的例子。她詞的語言大都明白如話，較少粉飾；又流轉如珠，富有聲調美。

　　李清照的詞主要繼承婉約派詞家的道路發展。由於她一生經歷比晏幾道、秦觀等更艱苦曲折，加以她對藝術的力求專精(注：李清照《打馬圖經自序》：“專則精，精則無所不妙。”)和在文藝上的多方面才能，詞的成就也超過了他們。她後期的詞有時還兼有豪放派之長，使她能夠在兩宋詞壇上獨樹一幟，對後世的影響也較大。

　　李清照遺留下來的少數詩文，大都是南渡以後的作品。《金石錄後序》介紹了《金石錄》的內容與成書過程，同時回憶了她婚後三十四年間的憂患得失，是一篇優美動人的散文。她的《打馬賦亂辭》、《上兵部尚書胡公》等詩，強烈表現她希望收復失地的思想和關心現實政治的積極精神，風格剛健清新，同她的詞不大相同，可見她是有意用詩來表現另一方面的思想內容的。  

第二節：張孝祥及其他愛國詞人

　　南宋初期，有的詞人積極投身于要求反抗民族壓迫、恢復北方疆土的政治鬥爭，他們的詞也突破了北宋末年平庸浮靡的作風，上承蘇軾的思想、藝術傳統，下開辛棄疾愛國詞派的先河。這裏，首先利用詞作武器，直接參加當時抗戰派的政治鬥爭的是著有《蘆川詞》的張元幹。

　　張元幹(1091—1175?)(注：張元幹生卒年梁廷燦《歷代名人生卒年表》定為1067—1143，現據近人考證更定。)，字仲宗，長樂(福建閩侯)人。紹興八年(1138)，宋高宗要向金拜表稱臣，李綱上書反對無效，張元幹寫了一首〈賀新郎〉詞寄給他，支援他的抗金主張。後來胡銓上書請斬秦檜，除名編管新州，他又寫了一首〈賀新郎〉詞送他。

　　夢繞神州路，悵秋風、連營畫角，故宮離黍。底事昆侖傾砥柱，九地黃流亂注，聚萬落千村狐兔為天意從來高難問，況人情易老悲難訴；更南浦，送君去。涼生岸柳催殘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斷雲微度。萬里江山知何處，回首對床夜語。雁不到書成誰與?目盡青天懷今古，肯兒曹恩怨相爾汝?舉大白，聽金縷。

　　這詞上半寫出了北方在金兵佔領下的荒涼混亂情景，表現他對民族壓迫者的仇恨和對南宋投降派的憤慨。下半表示他對胡銓的同情與支援，要他以豪邁樂觀的態度答復投降派的打擊，而不要因一時的挫折消沈下去。當時投降派正當權，張元幹就因這首詞得罪除名。

　　和張元幹同時的主戰派士大夫或將領，如李綱、岳飛、胡銓等，都不是以詞知名，但由於他們主張抗金的態度最堅決，他們詞裏所表現的愛國思想和奮發有為的精神，往往為一般詞家所不及。其中傳誦千古的岳飛〈滿江紅〉詞，是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怒髮衝冠，憑闌處瀟瀟雨歇。台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靖康恥，猶未雪；臣子恨，何時滅?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待從頭收拾舊山河，朝天闕。

　　詞裏所表現的對個人功名富貴的輕視、對抗戰勝利的信心，以及發憤自強的精神，今天對我們都還有一定的教育意義。但下片仍然流露狹隘的民族意識和盡忠南宋王朝的思想，這是當時愛國詞人的共同局限。

　　比張元幹稍後的張孝祥是前期愛國詞人裏影響較大的作家。張孝祥(1132?—1169?)，字安國，曆陽烏江(安徽和縣)人。高宗時舉進士第一，曾因事忤秦檜下獄。後歷任建康留守等官，做了些對人民有利的事情。紹興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顏亮領兵南侵，被宋將虞允文擊潰。張孝祥聽到這消息，寫了一首熱情橫溢的〈水調歌頭〉，並表示自己也要乘風破浪，擊楫中流，誓師北伐。到了隆興元年(1163)，張浚的北伐軍在符離潰敗，南宋統治集團又重新走向妥協投降的道路，他在建康寫了首〈六州歌頭〉詞。

　　長淮望斷，關塞莽然平。征塵暗，霜風勁，悄邊聲，黯銷凝。追想當年事，殆天數，非人力；洙泗上，弦歌地，亦膳腥。隔水氈鄉，落日牛羊下，區脫縱橫。看名王宵獵，騎火一川明，笳鼓悲鳴，遣人驚。念腰間箭，匣中劍，空埃蠹，竟何成!時易失，心徒壯，歲將零。渺神京，幹羽方懷遠，靜烽燧，且休兵。冠蓋使，紛馳騖，若為情。聞道中原遺老，常南望翠葆霓旌。使行人到此，忠憤氣填膺，有淚如傾。

　　全詞在急促的節拍中傳達出奔迸的激情，並通過關塞蒼茫、名王宵獵、壯士撫劍悲慨、中原遺老南望等一幕幕鮮明的場景，反映出時代的特徵，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量。相傳張浚那時正招集山東、兩淮忠義之士于建康，上書反對和議。張孝祥在建康留守席上賦此詞，張浚為之罷席。

　　張孝祥詞學蘇軾，部分即景抒懷的作品，意境和蘇詞更近。象他的〈念奴嬌〉《過洞庭》，就儼然是一篇小型的《赤壁賦》。

　　洞庭青草，近中秋更無一點風色。玉鑒瓊田三萬頃，著我扁舟一葉。素月分輝，明河共影，表裏俱澄澈。悠然心會，妙處難與君說。應念嶺表經年，孤光自照，肝膽皆冰雪。短髮蕭騷襟袖冷，穩泛滄溟空闊。盡挹西江，細斟北斗，萬象為賓客。扣舷獨嘯，不知今夕何夕!

　　由於這些詞人的階級地位，他們當民族危機緊迫、生存受到威脅時，雖也能激昂慷慨，唱出一些振奮人心的歌聲；但當形勢漸趨穩定、對現實感到無能為力時，就轉而在園林、山水中寄託他們的精神生活，在詞裏表現了蕭然自得的態度。這在張元幹、張孝祥的詞裏已有所不免；在朱敦儒的《樵歌》、葉夢得的《石林詞》裏就表現得更明顯了。

　　

　　朱敦儒，字希真，洛陽人。南渡後避亂到嶺南。紹興二年(1132)，被召入朝，以好立異論，與主戰派大臣李光交通，被劾罷官。後來又一度被秦檜籠絡，任鴻臚少卿，為時論所不滿。他少年時在洛陽過著“換酒春壺碧，脫帽醉青樓”的生活，詞也沾染了流連光景的習氣。到南渡初期，國破家亡的現實教訓，使他一度唱出了蒼涼激越的悲歌，象下面這首〈相見歡〉：

　　金陵城上西樓，倚清秋，萬里夕陽垂地大江流。中原亂，冠纓散，幾時收?試倩悲風吹淚過揚州。

　　可是在宋金對峙局面穩定後，他在嘉興城南一帶經營了別墅，過著世外桃源的生活，就又用詞描摹自然景色，表現他蕭然世外的閒散心情。象下面的〈好事近〉《漁父詞》就是比較典型的例子。

　　搖首出紅塵，醒醉更無時節。活計綠蓑青笠，慣披霜沖雪。

　　晚來風定釣絲閑，上下是明月。千里水天一色，看孤鴻明滅。

　　葉夢得(1077—1148)，字少蘊，號石林居士，蘇州人。南渡初，兩任建康知府，俱能分兵守險，阻截金兵。晚年退居湖州，以讀書吟詠自遣。他們詞受蘇軾影響較深，但缺乏自己的特色。下面這首〈水調歌頭〉可略見他的風格。

　　秋色漸將晚，霜信報黃花。小窗低戶深映，微路繞欹斜。為問山公何事，坐看流年輕度，拚卻鬢雙華。徒倚望滄海，天淨水明霞。念平昔，空飄蕩，遍天涯。歸來三徑重掃，松竹本吾家。卻恨悲風時起，冉冉雲間新雁，邊馬怨胡笳。誰似東山老，談笑淨胡沙!

　　作者在消遙三徑之中，仍感慨於流年的輕度和邊馬的悲鳴，希望有人能談笑卻敵，較朱敦儒後期的作品為有風骨。這種詞風和後來辛棄疾退居帶湖、瓢泉時的作品比較接近。  

第三節：陳與義和南渡初期詩人

　　南渡初期，由於民族矛盾的劇烈，愛國思想也是詩壇上的主要傾向。雖然江西詩派的影響還彌漫一時，但面對這一時代的巨變，詩人們已能突破它的束縛，進而從內容上汲取杜詩的愛國精神，寫出一些較好的作品。

　　陳與義(1090—1138)，字去非，號簡齋，洛陽人。北宋徽宗時，他做過太學博士、符寶郎，後謫監陳留酒稅。靖康之難，金人入汴，他自陳留避亂南奔，經商水、襄陽至湖南，轉徒岳陽、長沙、衡陽間。高宗紹興元年，複經廣東、福建抵臨安，任吏部侍郎，累官至參知政事。

　　陳與義是南北宋之交傑出的詩人，也是江西詩派後期的代表作家。和黃庭堅、陳師道一樣，他也尊杜學杜。但在南渡以前，他對黃、陳學杜的偏差還不能有所察覺和糾正，寫了不少表現個人生活情趣的流連光景之作。如以“紅綠扶春上遠林”寫春光，以“一涼恩到骨”寫秋雨，以“微波喜搖人，小立待其定”寫池水，以“牆頭語鵲衣猶濕，樓外殘雷氣未平”寫新晴，雖清新可喜，但也表現了詩人對現實的冷漠，而這正是江西詩派的共同傾向。

　　南渡以後，國破家亡，顛沛流離，他比較廣泛地接觸了社會現實，激發了他的愛國感情，對於杜詩的精神實質也有了深入的體會，所以他說：“但恨平生意，輕了少陵詩”(《避虜入南山》)!並認識到“要必識蘇、黃之所不為，然後可以涉老杜之涯矣”(《簡齋詩集引》)。從此，他的詩風才有了轉變，趨向沈鬱悲壯，寫了不少感懷家國的詩篇。有的痛恨金人的侵擾，慨歎國中之無人，以至皇帝也到處逃竄，如《次韻尹潛感懷》：

　　胡兒又看繞淮春，歎息猶?國有人?可使翠華周宇縣?誰持白羽靜風塵?五年天地無窮事，萬里江湖見在身。共說金陵龍虎氣，放臣迷路感煙津。

　　有的則追咎北宋末年朝臣的誤國，對宋高宗的只知一味逃跑也給予幽默而辛辣的諷刺。如《傷春》：

　　廟堂無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聞戰馬，豈知窮海看飛龍!孤臣霜發三千丈，每歲煙花一萬重。稍喜長沙向延閣，疲兵敢犯犬羊鋒。

　　史言建炎三年十二月，金人陷常州，高宗“航海避兵”；又次年二月，金人攻長沙，向子甄“率軍民死守”，便是這首詩所反映的史實。這些詩，蒼涼悲壯，從思想風格到句法聲調，都很象杜甫的《諸將》，楊萬里說他“詩風已上少陵壇”(《跋陳簡齋奏章》)，是不錯的。此外，如《感事》、《牡丹》等也都是傷時撫事之作。但由於詩人並沒有完全改變對社會現實的消極態度，同時也沒有象杜甫那樣深入廣泛地接近人民，因而他的愛國詩篇為數並不多，也不及杜甫的深刻、沈摯，且多缺乏積極奮發和為國犧牲的精神。但在當時已是難能可貴的了。　　

　　曾幾(1084—1166)，字吉甫，江西贛縣人。徽宗時，作過校書郎。高宗時，歷任江西、浙灑提刑。紹興八年，因與兄曾開力排和議，忤秦檜，罷官，寓居上饒茶山寺，自號茶山居士。秦檜死後，複為秘書少監。曾幾是陸遊所師事的愛國詩人，他在贈陸遊的詩中曾說：“問我居家誰暖眼?為言憂國只寒心!”陸遊在《跋曾文清公奏議稿》中也說：“紹興末，先生居會稽禹為精舍，某自敕局歸，無三日不進見，見必聞憂國之言。時先生年過七十，聚族百口，未嘗以為憂，憂國而已!”可見他的為人和對陸遊的影響。在詩歌上，他最推重杜甫，但同時也推重黃庭堅。他說：“工部百世祖，涪翁一燈傳。”又說：“老杜詩家初祖，涪翁句法曹溪。”他和年輩較長的江西派詩人韓駒、呂本中也有師友的關係。但他並沒有墨守江西詩派那套理論。他也講句法，但不流於生硬；也好用事，但力避冷僻，所以他的詩，風格大都明快活潑。他南渡後寫的一些關心國事的七言律詩也具有這種特色。如《寓居吳興》：

　　相對真成泣楚囚，遂無末策到神州。但知繞樹如飛鵲，不解營巢似拙鳩。江北江南猶斷絕，秋風秋雨敢淹留?低回又作荊州夢，落日孤雲始欲愁。

　　詩的主題和陳與義的《傷春》正複相似，也是憤慨朝中無人，統治者只知一味逃跑的，但藝術表現上不及《傷春》的渾成。他還有一些關心人民生活的詩，《蘇秀道中自七月二十五日夜大雨三日，秋苗以蘇，喜而有作》一首寫得最真摯、酣暢：

　　一夕驕陽轉作霖，夢回涼冷潤衣襟。不愁屋漏床床濕，且喜溪流岸岸深。千里稻花應秀色，五更桐葉最佳音。無田似我猶欣舞，何況田間望歲心!

　　三四化用杜句，十分自然。秋雨梧桐，一般都覺得愁人，作者卻說是最美妙的聲音，這也表明了他對人民的關切心情。孝宗隆興元年，詩人已八十歲，這年中秋賞月，他還唱出了這樣悲憤的詩句：“涼月風光三夜好，老夫懷抱一生休!”“京洛胡塵滿人眼，不知能似浙江不為”(《癸未八月十四日至十六日月色皆佳》)可見他始終不忘恢復中原。這種愛國精神顯然也教育了陸遊。

　　和陳與義一樣，他對山林丘壑也有著濃厚的興趣，甚至在逃難中還說：“不因深避地，何得飽看山?”因此，他寫得更多的還是流連光景的閒適詩，如《三衢道中》等。趙庚父評他的詩“新于月出初三夜，淡比湯煎第一泉”(《梅間詩話》)，主要是就這類作品的風格說的。　　

　　陳、曾以外，南渡初期，還有不少詩人寫了一些抒發愛國情思和反映動亂現實的作品。如呂本中的《兵亂後雜詩》、劉子惲的《汴京紀事》等。而王庭圭的《送胡邦衡之新州貶所》七律二首，尤富有戰鬥性。錄第二首如下：

　　大廈原非一木支，欲將獨力拄傾危。癡兒不了公家事，男子要為天下奇。當日奸諛皆膽落，平生忠義只心知。端能飽吃新州飯，在處江山足護持。

　　這兩首詩痛斥賣國權奸，甚至把他們比作“虎豹”(第一首)，為小人告發，流放夜郎，這時他已是七十歲了。由於這兩首詩表現了廣大人民的愛國意志，因而“人爭傳誦，一日滿四海”(楊萬里《王叔雅墓誌銘》)。  

第四節：楊萬里和范成大

　　楊萬里、范成大、陸遊和尤袤號稱“中興四大詩人”。當時楊、陸的聲名尤著。尤袤流傳下的作品很少，成就也不高；楊、范雖比不上陸遊，但都能擺脫江西詩派的牢籠，思想、藝術各有特色，不愧為南宋傑出的詩人。

　　楊萬里(1127—1206)(注：按《楊文節公文集》卷末附錄楊萬里之子楊長孺所撰《楊公墓志》雲：“先君于建炎元年丁未歲九月二十二日子時生……開禧二年丙寅五月八日無疾薨，享年八十。”其言甚明，與楊氏本人在《浩齋記》、《秋衣》等詩文中所自紀之年歲，亦均吻合無間。據此，則楊氏當生於建炎元年(1127)。舊說多從《宋史·楊萬里傳》“卒年八十三”的記載，因推定楊氏生於宣和六年(1124)，實誤。)，字廷秀，號誠齋，江西吉水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歷任漳州、常州諸地方官，入為東宮侍讀，官至寶謨閣學士。他曾屢次上疏指摘朝政，忤權相韓托胄，因此罷官家居十五年，憂憤而死。

　　楊萬里和江西詩派的主要不同是直接從自然景物吸收題材，而不是從書本文字上翻新出奇，所以他說“不聽陳言只聽天”。他對於自然界有著特別濃厚的興趣，自然界的一切，大而高山流水，小而遊蜂戲蝶，無不收拾入詩。他認為“山中物物是詩題”，“無山安得詩”為並且說：“不是風煙好，何緣句子新?”而對於自然，他又觀察得細緻，領會得深刻，描寫得生動逼真，以至薑夔有“處處山川怕見君”的戲言。因此在題材上，他的詩以描寫自然景物的為最多，也最能體現他的詩歌的藝術特色。楊萬里無論在繼承和創作上，都是個善於變化的詩人。他早年從江西派入手，中年以後，轉而批判江西派的弊病，盡焚少作“江西體”千餘首，而自出機杼。他在《荊溪集自序》裏曾說到這種轉變過程：“予之詩，始學江西諸君子，既又學後山五字律，既又學半山老人七字絕句，晚乃學絕句于唐人。……戊戌作詩，忽若有悟，於是辭謝唐人及王、陳、江西諸君子皆不敢學，而後欣如也。”於是他便走上了師法自然的創作道路，認為“學詩須透脫，信手自孤高”(《和李天麟》)；他不再類比古人，而是要超出古人：“黃陳籬下休安腳，陶謝行前更出頭。”(《跋徐恭仲省幹近詩》)因而形成了他自己的獨特風格。這就是嚴羽《滄浪詩話》所稱的“楊誠齋體”。

　　“誠齋體”的特點之一，是富於幽默詼諧的風趣。這主要是繼承了陶潛的《責子》、杜甫的《漫興》，蘇軾、黃庭堅的詼諧打諢的作風，而加以發展。只如《嘲蜂》、《嘲蜻蜓》、《嘲稚子》、《戲嘲星月》這類詩題，在一般詩集裏便絕少見。但他往往也寓感憤和諷刺於詼諧嘲笑之中，如《嘲淮風》：“不去掃清天北霧，只來卷起浪頭山!”又如《觀蟻》：“微軀所饌能多少?一獵歸來滿後車!”第二，是豐富新穎的想象。他善於捕捉自然景物的特徵和變態，並用擬人的手法加以突出，使之生動而饒有風趣。比如他用“一峰忽被雲偷去”來寫流雲，用“拜殺蘆花未肯休”來寫狂風，用“兩堤楊柳當防夫”來聯想邊疆的將士。第三，是自然活潑的語言。他繼承了古代和當代的民歌，以及白居易、張籍和杜荀鶴等人的傳統，語言力求平易淺近，並大量汲取俚語謠諺入詩。諸如“拖泥帶水”、“手忙腳亂”，甚至“連吃數刀”之類也在所不避。這比起江西派的搜僻典、用生詞、押險韻、造拗句，可以說是一個解放。這三個特點往往是交織在一起的，且看以下諸詩：

　　野菊荒苔各鑄錢，金黃銅綠兩爭妍。天公支與窮詩客，只買清愁不買田。　　——《戲筆》

　　篙師只管信船流，不作前灘水石謀。卻被驚湍旋三轉，倒將船尾作船頭。　　——《下橫山灘望金華山》

　　峭壁呀呀虎擘口，惡灘洶洶雷出吼。沂流更著打頭風，如撐鐵船上牛頭。“風伯勸爾一杯酒，何須惡劇驚詩叟!端能為我霽威否?”——岸柳掉頭荻搖手!　　——《檄風伯》

　　第一首寫眼前景物，第二首寫日常生活，都不無寓意，卻沒有窮酸氣、迂腐氣。第三首更集中地表現了“誠齋體”的獨特風格。他自言“老子平生不解愁”，又說“自古詩人磨不倒”，我們正應從這種詩風中領會詩人對生活的樂觀態度。

　　楊萬里還是一個比較關心國家命運的詩人。“誰言咽月餐雲客，中有憂時致主心”(《題劉高士看雲圖》)，正是他的自道。因此他也有一些直接抒寫愛國感情的作品，如《初入淮河四絕句》：

　　船離洪澤岸頭沙，人到淮河意不佳：何必桑乾方是遠，中流以北即天涯!

　　兩岸舟船各背馳，波痕交涉亦難為。只余鷗鷺無拘管，北去南來自在飛。

　　這兩首詩是淳熙元年(1190)楊萬里奉命迎接金使時所作。作者看到了本是祖國心腹之地的淮河，而今卻成為金宋雙方的疆界，兩岸的人民也失去了來往的自由，形成敵國，所以心情異常沈痛。由於結合眼前景物，故能“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這也說明他在絕句方面的造詣。此外，如《雪霽曉登金山》的“大江端的替人羞，金山端的替人愁”，《題盱眙軍東南第一山》的“白溝舊在鴻溝外，易水今移淮水邊”等句，也都流露了他的愛國心情。

　　楊萬里還寫了一些反映農民勞動生活的詩，如《插秧歌》、《竹枝詞》等，對農民的痛苦也深表同情：“荒山半寸無遺土，田父何曾一飽來!”(《發孔鎮晨炊漆橋道中紀行》)但這類作品在他現存的四千多首詩中是太少了，而且缺乏陸遊那樣激昂慷慨的熱情，揭露也不及范成大那樣具體、深刻。這可能和他的藝術觀點有關，他嘗說：“詩已盡而味方永，乃善之善也。”(《誠齋詩話》)

　　總的來說，楊萬里不失為南宋一位自具面目的作家。他的主要成就和貢獻是在藝術風格方面。他吸收民歌的白描手法，一反江西詩派的生硬槎椏，創立了活潑自然的“誠齋體”，是值得肯定的。但是，和江西詩派差不多，儘管他也推崇杜甫，但對杜甫的現實主義精神並未能著重繼承。他心愛的乃是陶、謝、王、孟、韋、柳一路的山水田園詩，尤其是王維的《輞川集》，並片面地認為“只是征行自有詩”。因此，他的詩大都是“斧藻江山，追琢風月”，很少反映社會現實，和他所處的萬方多難的時代顯得很不相稱。而這也就使他不可能從思想內容、創作方向上對江西詩派作徹底的變革。由於題材的細碎，他的風趣也往往流於庸俗無聊，而那種一味師法自然和濫用口語的“信手”“走筆”的創作態度，也使他寫了不少粗率的作品。象“一杯至三杯，一二三四五”這類詩句，卻實在不高明。　　

　　范成大(1126—1193)，字致能，平江吳郡(江蘇蘇州市)人。他早年境況比較貧寒，為衣食奔走，故有“若有一廛供閉戶，肯將篾舫換柴扉”之歎。紹興二十四年中進士後，仕途上卻比較順利，也為國家人民作了一些好事。乾道四年，孝宗為索取河南“陵寢”地，派他出使金國。在金主面前，他“詞氣慷慨”，“全節而歸”，為朝野所稱道。此後他由中書舍人，累官至四川制置使、參知政事，在南宋詩人中最為顯達。淳熙九年，因疾退居石湖，自號石湖居士。

　　范成大是個愛國者，也比較關心人民疾苦，退居後也沒有完全忘卻人民。他雖也受過江西詩派的影響，但主要還是繼承白居易、張籍、王建的新樂府傳統的現實主義精神，如《樂神曲》等四首，便明言“效王建”。因此，他的詩數量雖不及楊萬里多，內容卻較充實，有不少即事名篇的現實主義作品。

　　由於生活關系，范成大年輕時便寫了一些揭露殘酷剝削、同情農民疾苦的詩。《催租行》和《後催租行》可為代表。在《催租行》裏作者通過官府的爪牙——裏正無恥勒索農民的典型事件，概括地反映了當時政治的黑暗。只“我亦來營醉歸耳”一句，便畫出了裏正的醜惡嘴臉，手法也非常經濟。《後催租行》更寫出農民被迫出賣女兒以輸租的慘狀：

　　老父田荒秋雨裏，舊時高岸今江水。傭耕猶自抱長饑，的知無力輸租米。自從鄉官新上來，黃紙放盡白紙催。賣衣得錢都納卻，病骨雖寒聊免縛。去年衣盡到家口，大女臨歧兩分首。今年次女已行媒，亦複驅將換升鬥。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

　　這是農民的血淚控訴。末句是反語，中含無窮仇恨。“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杜甫《歲晏行》)，這種慘像，在封建社會原極普遍，但很少寫得如此具體深刻。此後在帥蜀期間，作者在《勞佘耕》裏還揭露了那種“食者定遊手，種者長流涎”的階級的不平。

　　還在少年時期，詩人便寫出了“莫把江山誇北客，冷煙寒水更荒涼”(《秋日二絕》)的名句，對於南宋統治者向金使炫耀半壁江山的無恥行為作了尖銳的批評。他最有價值的愛國詩篇，是一一七芳年使金時寫的七十二首絕句。這組詩不僅描寫了北方的山川文物，表現了詩人自己的愛國思想；而且反映了中原人民的悲慘生活和他們的民族感情。有時又通過憑吊先烈譴責宋代統治者的昏庸誤國。如以下諸作：

　　州橋南北是天街，父老年年等駕回。忍淚失聲詢使者：“幾時真有六軍來?”　　——《州橋》

　　女僮流汗逐氈並，雲在淮鄉有父兄。屠婢殺奴官不問，大書黥面罰猶輕。　　——《清遠店》

　　平地孤城寇若林，兩公猶解障妖侵。大梁襟帶洪河險，誰遣神州陸地沈?　　——《雙廟》

　　關於這次出使，作者謙言是“許國無功浪著鞭，天教飽識漢山川”。其實無論從政治還是從創作來說，詩人都完成了他的使命。

　　範詩的另一成就是田園詩。他晚年寫的《四時田園雜興》和《臘月村田樂府》，描述了江南農村生活的各個方面，象一長卷生動的農村風俗畫，展示了豐富多采的宋代風土人情，富有濃郁的鄉土氣息。這是他以前的詩人所很少著墨的。尤其可貴的是其中還有不少篇章把農村自然景色的描寫和對封建剝削的揭露結合起來，賦予以閒適?其特徵的傳統的田園詩以更深刻的內容，這和他早期寫作樂府詩的精神正是一致的。如《四時田園雜興》：

　　晝出耘田夜績麻，村莊兒女各當家。童孫未解供耕織，也停桑陰學種瓜。

　　采菱辛苦廢犁鋤，血指流丹鬼質枯。無力買田聊種水，近來湖面亦收租!

　　垂成穡事苦艱難；忌雨嫌風更怯寒。箋訴天公休掠剩：半償私債半輸官。

　　新築場泥鏡面平，家家打稻趁霜晴，笑歌聲裏輕雷動，一夜連枷響到明。

　　這裏，詩人通過深入的觀察和親切的體驗領略了農民勤勞、淳樸的品質和他們生活的苦樂，流露了詩人的同情和共鳴。當然，其中也不免有美化農村的描寫，表現了士大夫的情趣。他晚年還寫了一些反映人民悲苦生活的小詩，如《夜坐有感》、《詠河市歌者》、《雪中聞牆外鬻魚菜者，求售之聲甚苦，有感三絕》等。

　　由於內容較豐富，同時他不僅學白居易、王建，也學孟郊、李賀，還有“玉台體”，因此範詩的風格也比較多樣。楊萬里評他的詩“清新嫵媚”、“奔逸雋偉”(《石湖詩序》)，主要是指“點綴湖山”一類作品而言。其實範詩還有“婉峭”、“淺切”的一面。楊萬里還說：“今海內詩人，不過三四，而公皆過之，無不及者”，這評價也欠公允。范是不能和陸遊相比的。他深受佛、道影響，詩中消極頹廢的東西還是不少的。

第五節：胡銓、陳亮、葉適及其他散文家

　　北宋的古文運動，經過“宣政之末”的一度低沈，到南宋繼續發生廣泛的影響。以奇句單行為特徵的歐曾王蘇的古文，逐漸成為文壇的統治形式和無施不可的應用工具，因而產生了“散句”或“散文”的概念(注：葉適《水心集·播芳集序》：“昔人謂……黃魯直短於散句”；羅大經《鶴林玉露·文章有體》條：“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文頗覺瑣碎”。)。南渡前後，民族危機嚴重，抗金愛國成為詩詞等文學作品的重要主題，散文更成為打擊投降派、力主報仇雪恥的直接武器。在北宋諸大家的影響下，一部分上書言事的政論文，表現了作者對現實政治的深刻認識和鮮明態度，胡銓、陳亮、葉適是這方面的代表作家。

　　胡銓(1102—1180)，字邦衡，號澹庵，廬陵薌城(江西吉安縣南)人。高宗建炎二年(1128)進士；紹興七年(1137)為樞密院編修官。八年秦檜決策主和，銓憤而上書，直斥統治者“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仇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並決然表示“義不與檜等共戴天”，“願斷三人頭竿之槁街”；主張“羈留金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這篇《戊午上高宗封事》義正辭嚴，不僅使“當日奸諛皆膽落”(王庭圭《送胡邦衡之新州貶所》)，而且也鼓舞了廣大人民抗敵愛國的鬥爭力量，使“勇者服，怯者奮”(周必大《……胡忠簡公神道碑》)。自學士文人“至武夫悍卒，遐方裔士，莫不傳誦其書，樂道其姓氏，爭願識面，雖北庭亦因是知中國之不可輕”(同上)!它是南宋初年廣大人民痛恨統治集團的屈膝投降，要求報仇雪恥、挽救民族危亡情緒的集中反映。由於這一篇封事，胡銓被貶官到許多地方，最後到海南島，直至紹興二十五年冬秦檜死後，始得內移衡州。“朱崖萬里海為鄉，百煉不屈剛為腸”(王庭圭《胡邦衡移衡州，……》)，胡銓和南宋投降派的英勇鬥爭是百折不撓、堅持到底的。孝宗即位後，他有《上孝宗論兵書》，建議統治者“堅持前日和不可成之詔，力修政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如越之圖吳”。又有《上孝宗封事》，指出“自靖康始，迄今四十一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而“肉食鄙夫，萬口一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為和者”，只是由於偷懦、苟安和附會。胡銓的這些上書，議論慷慨正大，語言明達條暢，表現了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　　

　　作為政論家，陳亮(1143—1193)更有名。亮字同甫，浙江永康人。他十八九歲時，即有抗金救國、奔走四方之志，好言“霸王大略，兵機利害”；“嘗考古人用兵成敗之為，著《酌古論》”，名聞朝廷。淳熙五年(1178)，他接連“上孝宗皇帝”三書；十五年，又上第四書。最著名的是第一書。他根據“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患”的歷史教訓，指出南宋小朝廷絕不可能“安坐而久系”；建議統治者應“痛自克責，誓必復仇，以勵群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並運用兵機“奇變”，建立攻守據點，“開今日大有為之略”，“決今日大有為之機”，以圖報仇雪恥，恢復中原。他憤慨地說：“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而安于君父之仇，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又說：“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這對當時那些空談無用、醉生夢死的士大夫，真是當頭一棒。但陳亮的反復陳詞，由於當權的投降派的阻撓，不僅沒有發生任何實際效果，而且“詆訕交起，竟用空言羅織成罪，再入大理獄，幾死”(葉適《龍川集序》)。光宗紹熙四年始登進士第，得任建康府僉判，未至官而卒。“復仇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及第謝恩……》)，他終身只是以“布衣”而縱論天下事。在長期的政論文的寫作中，他的體會是：“大凡論不必作好語言，意與理勝則文字自然超為”(《書作論法後》)。所謂“意與理”，也就是他對歷史興廢和現實鬥爭的認識和主張，根本和當時理學家一套空談性命的學說不同。他的政論文，確能以“意與理”為基礎，體不詭異，詞不險怪，宏富典麗，表現了“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的文風。
　　
　　葉適(1150—1223)，字正則，浙江永嘉人。他出身於“貧匱三世”的家庭，自稱“少曾讀書，頗涉治亂”，“獨有憂世之心”(《上西府書》)。淳熙五年中進士，歷任朝廷和地方的許多官職，但未得重用。開禧三年，被劾歸鄉里後，“研玩群書”，經十六年，乃成《習學記言》一部有系統的、以經史百家為條目的哲學著作。他繼承並發展了永嘉學派進步的思想傳統，對唯心主義的理學和心學進行了尖銳的鬥爭，成為獨立一派的唯物主義思想家。這就是全祖望所說“乾淳諸老既歿，學術之會，總為朱陸二派，而水心齒齒其間，遂稱鼎足”(《宋元學案·水心學案上》)的實際。他也是一個比陳亮更為實際的愛國者和政治家。從二十五歲“上西府書”到五十八歲罷官歸鄉里的三十四年間，他和陳亮一樣，曾不斷地向統治者上書。淳熙十五年，他的《上孝宗皇帝劄子》最有代表意義的一篇。在這裏，他首先肯定“二陵之仇未報，故疆之半未複”是統治者“一大事”，是“天下之公憤，臣子之深責”。然後根據敵我情況的分析，指出敵人並不是真正強大難攻和不可攻，根本問題在於“我自有所謂難，我自有所謂不可耳”。具體地說，“蓋其難有四，其不可有五”：“國是難變，議論難變，人才難變，法度難變；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動，財多而乏不可動，不信官而任吏不可動，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不可動”。因此，上下背謬，習以成風，“期之以功名而志愈惰，激之以氣節而俗愈偷。……公卿大夫私竊告語，鹹以今之事勢舉無可為者，姑以美衣甘食，老身長子自足而已：豈非今之實患深害一大事之殘賊者歟”!最後他認為這些難和不可，並不是真難真不可，關鍵在統治者是否決心伸張“大義”，即報仇複國，力圖振作。他說如果“不義既立”，則一切所謂難和不可，“期年必變，三年必立，五年必成，二陵之仇必報，故疆之半必複，不越此矣”!這篇上書，表現了作者堅強的愛國主義的感情和意志，也表現了作者指陳弊政、建議改革、進行備戰的實際精神。後來他的《上光宗皇帝劄子》(紹熙元年)和《上甯宗皇帝劄子》(開禧二年)等，也都是同一精神的表現。葉適的散文，“在南宋卓然為一大宗”(《四庫提要》)。他的政論文就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它們大抵以經史之學為基礎，並能從實際出發，提出政見，分析細密而有條理，語言簡樸而厚重有力。此外，他還寫了許多“記”和“碑版之作”，特別是後者，“能脫化町畦，獨運杼軸”(同上)。他認為“為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也”(《贈薛子長》)；又以為“出奇吐穎，何地無材為近宗歐曾，遠揖秦漢，未脫類比之習，徒為陵肆之資”(《題陳壽老文集後》)：這種重視文章的社會作用，要求取材于現實生活，反對類比古人的主張，顯然有進步意義。

　　南宋時代還出現了大量的筆記雜文。北宋古文家如歐蘇等都在長篇大論之外，寫過一些筆記小文。古文運動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實用。到了南宋，許多作者寫筆記，已經不再是叢殘瑣記，而是一種著作形式。凡讀書心得，生活瑣事，世情風習，風景名勝，朝政掌故，歷史傳說，名人軼事等等，無所不包，一筆再筆。著名的如洪邁的《容齋隨筆》、王明清的《揮麈錄》等。特別是羅大經的《鶴林玉露》。它評論藝文，褒貶人物，指責弊政，往往別具識見，言簡意賅，發人深思。如《論菜》雲：“真西山論菜雲：‘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余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必知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吃?”著墨不多，語重心長，反映了南宋時代尖銳的階級矛盾。又康與之《昨夢錄》，多記奇異事物或故事，其一記北宋末年楊氏兄弟在西京山中遇出世老人引入洞穴，別見一個“計口授地，以耕以蠶，不可取衣食於他人”的理想世界，極似《桃花源記》，這是南渡前後在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極端尖銳的現實條件下，一部分遠離現實的士大夫看不見國家民族的光明前途而幻想出來的農業社會主義。這種幻想雖然和當時廣大階層的抗金救國以及農民的起義反抗背道而馳；但它也是尖銳的階級矛盾以及廣大人民在亂離之際一種善良的願望的反映。方勺《泊宅編》多記北宋朝野人物舊聞，其中關於方臘起義的記載，雖不免有所歪曲和誣衊，但它記錄見聞，首尾具在，方臘揭露統治階級殘酷剝削人民、媚敵求和的一段，尤其淋漓盡致：

　　臘涕泣曰：“今賦役繁重，官吏侵漁，農桑不足以供應。吾儕所賴為命者，漆楮竹木耳，又悉科取無錙銖遺。夫天生丞民，樹之司牧，本以養民也，乃暴虐如是，天人之心能無慍乎?且聲色狗馬土木禱祠甲兵花石糜費之外，歲賂西北二虜銀絹以百萬計，皆我東南赤子膏血也。二虜得此，益輕中國，歲歲侵擾不已。朝廷奉之不敢廢，宰相以為安邊之長策也。獨吾民終歲勤動，妻子凍餒，求一日飽食不可得。諸君以為如何?”皆憤憤曰：“唯命!”

　　這些故事或見聞，有助於我們理解當時士大夫的面貌和人民的反抗鬥爭。
作者: ewingwong    時間: 2009-10-23 10:06

第六章：愛國詩人陸遊
                     
　　南宋前期民族矛盾異常尖銳，和戰問題成為當時政治鬥爭的主要內容。在祖國分裂、人民顛沛流離的嚴酷的現實面前，不少詩人都衝破了江西派的束縛，寫出了一些反對民族壓迫、要求統一祖國的詩歌，愛國詩人陸遊是其中最傑出的代表。他那永不衰竭的激昂悲壯的歌聲，反映了時代的面貌，唱出了人民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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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陸遊的生平

　　陸遊(1125—1210)，字務觀，號放翁，越州山陰(浙江紹興)人，出身于一個有文化傳統的官僚地主家庭。幼年時期，正值金人南侵，他隨著家人逃難，“兒時萬死避胡兵”，嘗盡了顛沛流離的痛苦。父親陸宰，是具有愛國思想的士大夫，和他交往的也多是愛國志士。他晚年回憶當時的情況說：“紹興初，某甫成童，親見當時士大夫相與言及國事，或裂訾嚼齒，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殺身翊戴王室，雖醜裔方張，視之蔑如也”(《跋傅給事帖》)。慘痛的經歷和環境的熏陶，從小就培養了他憂國憂民的思想：“少小遇喪亂，妄意憂元元”(《感興》)，立下了“上馬擊狂胡，下馬草軍書”(《觀大散關圖有感》)的壯志。

　　陸遊自幼就好學，他說：“我生學語即耽書，萬卷縱橫眼欲枯”(《解嘲》)。為了實現自己的壯志，他特別注意兵書，詩中屢次提到“夜讀兵書”；同時他還學劍，《醉歌》說：“學劍四十年，虜血未染鍔。”所以他曾這樣自負：“切勿輕書生，上馬能擊賊。”(《太息》)陸遊十七八歲時便有了詩句，大約二十五歲左右，又從曾幾學詩，在曾幾的指教和積極影響下，更確定了他的詩歌的愛國主義基調，並進一步衝破了江西派的樊籠。因此，即使他早期的作品也表現了軒昂豪壯的氣魄。

　　紹興二十三年(1153)，陸遊二十九歲，赴臨安應進士試，主考官陳阜卿取為第一，明年試於禮部，複置遊前列，因名居秦檜孫秦塤之前，又“喜論恢復”，致觸怒秦檜，竟遭黜落。秦檜死後三年(1158)，才出任福州寧德縣主簿。孝宗(趙目)繼位之初，抗戰派稍得為頭，他被召見，賜進士出身。他乘機提出了許多政治、軍事方面的建議，積極贊助張浚北伐。但隨著北伐的失利，主戰派失勢，在鎮江通判任上的陸遊，也以“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的罪名罷官家居。

　　乾道六年(1170)，陸遊四十六歲，入蜀任夔州通判。“道路半年行不到，江山萬里看無窮”(《水亭有懷》)，一路之上，他遊覽了大江兩岸的名勝，也憑吊了屈原、李白、杜甫諸偉大詩人的遺為。乾道八年，四川宣撫使王炎邀請他為幹辦公事，襄贊軍務，他從夔州到了南鄭。這是他一生得以身臨前線的唯一機會，急欲殺敵報國的陸遊，十分振奮。他身著戎裝，戍衛在大散關頭，來往於前線各地，接觸了愛國民眾，考察了南鄭一帶的形勢，出謀獻策，積極準備打擊敵人。他生活在戰士中間，有時射獵深山，親刺猛虎。所有這些火熱的戰鬥生活，更加激發了他的愛國熱情，也擴大了他的詩歌領域，並使他領悟到“詩家三昧”，從現實生活中、從火熱的鬥爭中汲取題材，因而形成了他的宏麗悲壯的風格。這是陸遊詩歌成熟的關鍵時期。為了紀念這段有意義的生活，後來他把自己的詩集題名為《劍南詩稿》。但是，南宋小朝廷是不會容忍愛國將士的積極抗戰活動的。不到一年，王炎調離川陝，陸遊也改除成都安撫使參議官。《即事》詩說：“渭水岐山不出兵，卻攜琴劍錦官城”，可見他當時的抑鬱心情。在任職范成大幕府期間，他只能借酒燒愁，排遣他報國無路的苦悶。他和范氏原是“文字之交”，因“不拘禮法”，同僚“譏其頹放”，他索性自號“放翁”。

　　淳熙五年(1178)，陸遊五十四歲，去蜀東歸，先後在福建、江西、浙江等地做官。他描寫這時的處境是：“怖懼幾成床下伏，艱難何啻劍頭炊”(《有感》)。在江西任上，因撥義倉賑濟災民，以“擅權”的罪名免官還鄉。淳熙十三年起用為嚴州知州，後入為軍器少監，但終因一貫堅持抗金，形於歌詠，深為當權所嫉，不久又以“嘲詠風月”的罪名被黜。他在一首詩的詩題中曾自言罷官的原因是“罪雖擢發莫數，而詩為首”，這正好說明他的愛國詩篇的戰鬥性。

　　光宗紹熙元年(1190)，陸遊六十六歲，此後的二十年間，絕大部分都在山陰度過，生活寧靜而簡樸。他“身雜老農間”，參加了一些農業勞動，與農民有著一些往來。有時他還騎著驢子，帶著藥囊，到遠近的村落裏去醫病施藥，受到了人民的歡迎和尊敬。“年來詩料別，滿眼是桑麻”(《倚杖》)，由於生活的轉變，他對於農民有了更深刻的瞭解和同情，因而他晚年寫了大量的反映農村殘酷現實和描寫田園風光的詩，風格也趨向平淡。但是，詩人仍然，“寤寐不忘中原”，愛國思想愈益深沈。甯宗嘉泰二年，他為了實現團結救國的理想，不顧朝野的非難，毅然接受了韓托胄的推薦，主修孝宗、光宗兩朝實錄。當愛國詞人辛棄疾再度起用時，他還寫了一首長詩表示祝賀，並勸勉他以國仇為重，不要計較個人的恩怨：“深仇積憤在逆胡，不用追思灞亭夜”(《送辛幼安殿撰造朝》)!由於韓托胄的輕率，這次北伐很快就失敗了，但並無損于詩人崇高的愛國精神。

　　嘉定二年(1210)，八十五歲的老詩人，竟抱著“死前恨不見中原”的遺恨與世長辭。臨終時，他寫了這樣一首《示兒》詩：

　　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

　　這是詩人的遺囑，也是詩人的最後號召，它教育了鼓舞了後代無數的讀者。從這裏我們也就可以看到詩人愛國精神的一貫性。


第二節：陸遊作品的思想內容

　　陸遊是一個有多方面創作才能的作家。他的作品有詩，有詞，有散文。詩的成就尤為顯著，僅現存的就有九千三百多首，所以他自言“六十年間萬首詩”，內容也很豐富，差不多觸及到南宋前期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其中最突出的部分，是反映民族矛盾的愛國詩歌。這些詩歌，洋溢著愛國熱情，充滿了浪漫主義精神，具有強烈的戰鬥性。

　　在陸遊的時代，祖國的大好山河被分裂，北方廣大人民遭受到民族壓迫，而南宋小朝廷卻屈膝事敵，不思恢復，這種奇恥大辱，是廣大人民和愛國志士所不能忍受的。雪恥禦侮，收復失地，是愛國志士的抱負，是人民的迫切願望。陸遊呼吸著時代的氣息，以其慷慨悲壯的詩歌，唱出了時代的最強音。

　　陸遊的“素志”，不是僅僅做一個詩人。所以他說：“豈其馬上破賊手，哦詩長作寒將鳴?”(《長歌行》)又說：“願聞下詔遣材官，恥作腐儒長碌碌!”(《融州寄松紋劍》)他不滿足於紙上談兵，“以口擊賊”，而是要據鞍殺敵，所謂“手梟逆賊清舊京”、“直斬單于釁寶刀”。因此，作為陸遊愛國詩篇的一個主要特徵，就是那種“鐵馬橫戈”“氣吞殘虜”的英雄氣概和“一身報國有萬死”的犧牲精神。早年他在《夜讀兵書》詩裏就說：“平生萬里心，執戈王前驅。戰死士所有，恥複守妻孥!”去蜀之後，他也沒有消沈，《前有樽酒行》說：“丈夫可為酒色死?戰場橫屍勝床第!”《書悲》詩也說：“常恐埋山丘，不得委鋒鏑!”始終是以為國立功，戰死沙場為光榮。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認為“從軍樂事世間無”(《獨酌有懷南鄭》)。直到八十二歲，詩人還唱出了“一聞戰鼓意氣生，猶能為國平燕趙”(《老馬行》)的豪語。在《書志》一詩裏，他甚至表示，如在生不能滅敵，死後肝心也要化為金鐵，鑄成利劍，來內除佞臣，外清妖孽：“肝心獨不化，凝結變金鐵。鑄為上方劍，釁以佞臣血。……三尺粲星辰，萬里靜妖孽。”在《書憤》中還說到死後也要做“鬼雄”：

　　白髮蕭蕭臥澤中，只憑天地鑒孤忠，厄窮蘇武餐氈久，憂憤張巡嚼齒空。細雨春蕪上林苑，頹垣夜月洛陽宮。壯心未與年俱老，死去猶能作鬼雄!

　　《九歌·國殤》說：“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陸遊所繼承的正是我國人民這種高度的愛國精神的傳統。由於南宋統治者一意對敵屈膝求和，儘管詩人抱著萬死不辭的報國決心，然而擺在他面前的道路卻是“報國欲死無戰場”(《隴頭水》)。他知道，要恢復中原，就必須抗戰；要抗戰，就必須排斥和議，因此陸遊愛國詩篇的另一特點，就是對投降派的堅決鬥爭和尖銳諷刺。他這樣揭示：“和戎自古非長策”(《估客有來自蔡州者感悵彌日》)，並具體地指出投降派的主張給國家人民所造成的種種危害：“諸公尚守和親策，志士虛捐少壯年”(《感憤》)，“戰馬死槽櫪，公卿守和約”(《醉歌》)，“生逢和親最可傷，歲輦金絮輸胡羌”(《隴頭水》)。他警告那些“封疆恃虜和”的邊將們說：“棘門灞上勿兒戲，犬羊豈憚渝齊盟!”(《登登子城》)在《關山月》裏，詩人對和議的惡果以及投降派的“文恬武嬉”更作了集中而全面的揭露：

　　和戎詔下十五年，將軍不戰空臨邊，朱門沈沈按歌舞，廄馬肥死弓斷弦!戍樓刁鬥催落月，三十從軍今白髮。笛裏誰知壯士心為沙頭空照征人骨。中原干戈古亦聞，豈有逆胡傳子孫為遺民忍死望恢復，幾處今宵垂淚痕!

　　在《追感往事》裏，他又進一步揭穿了以秦檜為首的投降派賣國的本來面目：“諸公可歎善謀身，誤國當時豈一秦為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對泣亦無人!”並大膽地指出他們的罪狀：“公卿有党排宗澤，帷幄無人用嶽飛”(《夜讀範至能攬轡錄……》)。所有這些尖銳的譴責，在南宋初期一般愛國詩歌中是很少見的。

　　南宋一代，當權的始終是投降派，陸遊的報國理想，還是遭到了冷酷現實的扼殺。這也就使得他那些激蕩著昂揚鬥志的詩篇，往往又充滿了壯志未酬的憤懣，帶有蒼涼沈鬱的色彩。象下面這首《書憤》是有代表性的：

　　早歲那知世事艱，中原北望氣如山。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塞上長城空自許，鏡中衰鬢已先斑。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

　　諸葛亮的《出師表》強調“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並自誓“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所以陸遊備極推崇。

　　但是，另一方面，冷酷的現實也使陸遊從幻想或夢境裏寄託他的報國理想。“壯心自笑何時豁，夢繞梁州古戰場”(《秋思》)，正概括地說明了這類記夢詩的成因和內容。在這類詩中，我們可以看到，詩人有時象一員猛將，躍馬大呼，奪關斬將：“三更撫枕忽大叫，夢中奪得松亭關”(《樓上醉書》)，有時又不失書生本色，草檄招安，作歌告捷：“更呼鬥酒作長歌，要遣天山健兒唱”(《九月十六日夜夢駐軍河外遣使招安諸城》)，有時他又象一位軍師，隨從皇帝親征，不僅恢復了“兩河百郡宋山川”，而且“盡複漢唐故地”(見《劍南詩稿》)卷十二的詩題)。所以他說：“誰知蓬窗夢，中有鐵馬聲”(《書悲》)。陸遊的愛國熱情還往往通過對日常生活的聯想表現出來。他觀一幅畫馬，卻想到：“嗚呼安得毛骨若此三千匹，銜枚夜度桑乾責”(《龍眠畫馬》)!他作一幅草書時，也仿佛是在對敵作戰：“酒為旗鼓筆刀槊，勢從天落銀河傾。……須臾收卷複把酒，如見萬里煙塵清”(《題醉中所作草書卷後》，參看《草書歌》)。他聽到一聲新雁，也會勾起無限感慨：“夜聞雁聲起太息，來時應過桑乾責”(《冬夜聞雁》)。以至於“自恨不如雲際雁，來時猶得過中原”(《枕上偶成》)。特別是當大雷雨、大風雪時，更容易激起他那金戈鐵馬“氣吞殘虜”的雄心和遐想。這是因為，正如他自己所表白的那樣：“夜聽簌簌窗紙鳴，恰似鐵馬相磨聲”(《弋陽道中遇大雪》)。人們都畏懼、躲避大風，陸遊卻在一個“街中橫吹人馬僵”的大風天爬上城頭，希望自己能象大風那樣勇猛，掃清中原：“我欲登城望大荒，勇欲為國平河湟”(《大風登城》)!基於同一心理，那歷來認為可悲的秋風，在陸遊聽來也成為一種鼓舞鬥志的力量。《秋風曲》說：“百斤長刀兩石弓，飽將兩耳聽秋風”!當他晚年閒居山陰時，一個風雨交加的深夜，臥病在床的老詩人還想到為國戍邊，如《十一月四日風雨大作》：

　　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戍輪台。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

　　所有這些夢思幻想，都應看作陸遊愛國精神的一種深刻表現，也是他的愛國詩篇的一大特徵。

　　由於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陸遊還相當充分地反映廣大人民純潔的愛國主義品質，並加以歌頌。在《識愧》詩中，他指出“忠言乃在裏閭間”，並深表慚愧：“私憂驕虜心常折，念報明時涕每潸(自注：二句實書其語)。寸祿不沾能及此，細聽只益厚吾?。”在《追憶征西幕中舊事》詩裏更寫到中原遺民冒險通報敵情的愛國行為：“關輔遺民意可傷，蠟封三寸絹書黃；亦知虜法如秦酷，列聖恩深不忍忘。”《昔日》詩說“至今悲義士，書帛報番情”，也是指的這件事，陸遊認為這是恢復中原的有力保證，所以他在《曉歎》裏滿懷信心地寫道：“王師入秦駐一月，傳檄足定河南北。”然而，統治集團卻絕無恢復之意，這就不能不使詩人感到極大的悲憤：

　　三萬里河東入海，五千仞嶽上摩天。遺民淚盡胡塵裏，南望王師又一年!

　　——《秋夜將曉出籬門迎涼有感》

　　對渴望恢復的北方人民的無限同情，和對無比壯麗的祖國河山的熱情歌頌，正是對南宋小朝廷“如此江山坐付人”的罪行的有力鞭撻。

　　作為一個傑出的愛國詩人，陸遊還寫了大量的同情勞動人民疾苦的詩篇，深刻地反映了當時嚴重的階級矛盾。如《農家歎》：

　　有山皆種麥，有水皆種粳；牛領瘡見骨，叱叱猶夜耕；竭力事本業，所願樂太平。門前誰剝啄為縣吏征租聲。一身入縣庭，日夜窮笞榜，人孰不憚死為自計無由生。還家欲具說，恐傷父母情。老人倘得食，妻子鴻毛輕。

　　全詩寫出了農民的辛勤勞動、善良性格，以及剝削階級對他們的殘酷掠奪。陸遊曾經指出：“今日之患，莫大於民貧，救民之貧，莫先於輕賦!”(《上殿劄子》)因此，他在《太息》、《秋獲歌》、《僧廬》等詩裏，還從各方面揭露了官府、豪強和富商對農民的層層剝削。他的《書歎》一詩，則更是以巨大的藝術概括，揭示了整個剝削階級對農民的榨取：“有司或苛取，兼併亦豪奪；正如橫江網，一舉孰能脫!”

　　陸遊主張：“賦斂之事，宜先富室，徵稅之事，宜核大商，是之謂至平，是之謂至公”(《上殿劄子》)。然而實際情況卻正相反。因此，他以極大的不平控訴了那種貧富懸殊、苦樂迥異的不合理現象：“公子皂貂方痛飲，農家黃犢正深耕!”(《作雪寒甚有賦》)“富豪役千奴，貧老無寸帛!”(《歲暮感懷》)

　　正因為詩人看到了“常年征科煩垂楚，縣家血濕庭前土”(《秋賽》)的苛政，使他進一步突破了一般士大夫的偏見，而同情被“逼上梁山”的人民，反對統治者的血腥鎮壓。他指出“彼盜皆吾民”，“吏或無佳政，盜賊起齊民，孰能撫以德，坐還三代淳!”(《兩獐》)並慨歎道：“但得官清吏不橫，即是村中歌舞時。”(《春日雜興》)

　　陸遊愛祖國、愛人民，也熱愛生活。他熱烈地歌唱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流露出親切淳厚而又真摯的感情，表現了他的豪放樂觀的性格和積極向上的精神。在這方面，陸詩的題材也十分廣泛，一草一木、一蟲一魚，無不剪裁入詩，真是所謂“村村皆畫本，處處有詩材”。如《過靈石三峰》：

　　奇峰迎馬駭衰翁，蜀嶺吳山一洗空。拔地青蒼五千仞，勞渠蟠屈小詩中。

　　至於他的“山重水複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遊山西村》)、“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臨安春雨初霽》)，更是至今流傳的名句。

　　陸遊雖專力於詩，但也擅長填詞。在現存的一百多首詞中，有不少作品同樣抒寫了激越的愛國情思，如〈夜遊宮〉《記夢，寄師伯渾》、《桃源憶故人》“中原當日山川震”、〈秋波媚〉《七月十六日晚，登高興亭望長安南山》等，都足以和他的愛國詩篇相輝映。象下面這首〈訴衷情〉，更充滿了國恥未雪、壯志未酬的悲憤：

　　當年萬里覓封侯，匹馬戍梁州。關山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

　　結語和他的詩句“一身寄空穀，萬里夢天山”(《感秋》)所表現的心情正是一樣。劉克莊說陸遊的詞，“其激昂感慨者，稼軒不能過”(《後村詩話續集》)，又《詞林紀事》卷十一引劉克莊說“放翁稼軒，一掃纖豔，不事斧鑿”，便是根據這類作品立論的。

　　陸遊的散文師法曾鞏，成就也很高，前人曾推為南宋宗匠。在內容上，或論及國計民生，或記為先賢事?，或描寫生活瑣事，多貫穿著愛國感情，如《書通鑒後》、《書渭橋事》、《靜鎮堂記》、《姚平仲小傳》、《居室記》等。從文體上看，也是政論、史傳、遊記、序、跋等等無所不備，大都語言洗煉，結構整飭，題跋尤精悍。他用日記體寫的《入蜀記》，其中不乏優美的遊記小品，如《巫山》等。

　　總之，陸遊作品在思想上的成就是傑出的，特別是他那些熱血沸騰的愛國詩篇。由於歷史和階級的局限，他依然把國家民族的命運和個人的報國理想都寄託在昏庸腐朽的宋王朝身上，尤其晚年，寫了不少流連光景的閒適作品，並出現“萬事不如長醉眠”(《寓館晚睡》)、“事大如天醉亦休”(《秋思》)這類頹唐的詩句。  

第三節：陸遊詩歌的藝術成就

　　陸遊詩歌創作的基本特徵是現實主義，但也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有時還表現為一定程度上的結合。

　　作為一個傑出的愛國詩人，陸遊強烈的現實主義精神是很接近于杜甫的。他始終關懷國家民族的命運，並不惜為國犧牲。他的詩相當全面地反映了他那個時代的社會面貌，前人也曾許以一代“詩史”的稱號，是有根據的。但是，在表現手法上，陸遊的現實主義詩篇也自有其特點。他不是或者很少對客觀現實生活作具體的鋪為、細緻的刻畫，而是抒寫個人的主觀感受。他往往把巨大的現實內容壓縮在一首短詩裏，如那首《關山月》，全詩只十二句，卻用對照的手法描寫了皇帝的下詔主和，朱門的酣歌醉舞，戰士的亟思報國和遺民的渴望恢復等方面的情況。有時甚至凝結在一兩句詩裏，如“天下可憂非一事，書生無地效孤忠”(《溪上作》)、“公卿有党排宗澤，帷幄無人用嶽飛”等句。至於所謂“非一事”的實際內容，以及宗澤如何被黃潛善等排斥，嶽飛如何被秦檜陷害的具體過程，陸遊卻沒有描寫。再如，關輔遺民冒險通報敵情的英勇行為，原是一篇為事詩的好題材，但他也只寫成一首抒情意味很濃的絕句。這種對現實的高度概括，陸遊有時是通過用事來進行的。如前所舉“不望夷吾出江左，新亭對泣亦無人”二句，便罵盡了南宋小朝廷的文武百官毫無國家民族觀念。因此，陸遊的詩，一般說來，概括性和抒情性很強，而故事性則比較薄弱。象杜甫的“三吏”、“三別”那樣嚴格的為事詩，在他上萬首的詩集中固然是沒有，就是象白居易那樣夾敘夾議的諷刺詩，也是絕少的。形成上述特點的原因，主要和他所處的黑暗時代有關，他自己就曾說過“躲盡危機，消殘壯志”(〈沁園春〉)這樣的話，而通過用事來概括現實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兩宋詩壇“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的時代風尚。

　　陸遊在當時就有“小李白”的稱號，這從他那些富於浪漫主義色彩的詩篇看來，也是適合的。由於現實和理想的矛盾，由於對理想的熱烈追求，陸遊的詩也具有豐富而瑰麗的想象。在想象的天地裏，他氣魄是如此壯偉：“手把白玉船，身遊水晶宮，方我吸酒時，江山入胸中。”(《醉歌》)“天為碧羅幕，月作白玉為，織女織慶雲，裁成五色裘。披裘對酒難為客，長揖北辰相獻酬。”(《江樓吹笛飲酒大醉中作》)但是，陸遊的時代，畢竟不同於李白。他所追求的最高理想乃是雪恥報仇，恢復國土，因此有關抗金戰爭的幻想就更多，也更為壯麗。在詩人的筆下，宋軍北伐的陣勢是：“三軍甲馬不知數，但見動地銀山來!”(《出塞曲》)敵人潰敗的情形是：“馬前溫咿爭乞降，滿地縱橫投劍戟。”(《戰城南》)在《胡無人》裏，作者寫道：“群陰伏，太陽升。胡無人，宋中興!”這裏用輝煌東升的太陽來象徵宋朝的中興，氣魄宏偉開闊，激蕩著極其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陸遊的記夢詩據趙翼核計有九十九首之多，可見他常常借助夢境借助想象來描述在現實中無法實現的理想，抒發勝利的歡笑。如《五月十一日夜且半夢從大駕親征盡複漢唐故地……》：

　　天寶胡兵陷兩京，北庭安西無漢營，五百年間置不問，聖主下詔初親征。熊羆百萬從鑾駕，故地不勞傳檄下。築城絕塞進新圖，排仗行宮宣大赦。岡巒極目漢山川，文書初用淳熙年。駕前六軍錯錦繡，秋風鼓角聲滿天。苜蓿峰前盡亭障，平安火在交河上。涼州女兒滿高樓，梳頭已學京都樣。

　　由於這種理想紮根于現實之中，和廣大人民的願望一致，所以具有極大的感染力。

　　奇特的誇張，也是構成陸詩浪漫主義色彩的一個因素。他用這樣的詩句來寫他的武藝超群：“十年學劍勇成癖，騰身一上三千尺。”(《融州寄松紋劍》)他寫他那英雄無用武之地的悲憤是：“國仇未報壯士老，匣中寶劍夜有聲”(《長歌行》)、“逆胡未滅心未平，孤劍床頭鏗有聲”(《三月十七日夜醉中作》)。他寫他的胸懷，是“胸中太華蟠千仞”(《讀書》)、“胸中十萬宿貔貅”(《冬夜讀書有感》)，因此當這十萬貔貅閒置不用而又蠢蠢欲動時，他就只好：“起傾鬥酒歌出塞，彈壓胸中十萬兵!”(《弋陽道中遇大雪》)陸詩風格的主要特徵是悲壯奔放，和這類誇張的寫法也是密切相關的。

　　在語言方面，陸詩的特色，為歷來所公認的是曉暢平易，精煉自然，所謂“清空一氣，明白如話”、“無一語不天成”。他反對雕琢，更反對追求奇險。他認為“琢周自是文章病，奇險尤傷氣骨多”(《讀近人詩》)。在這方面，他受白居易的影響較大，《自詠》詩說：“閉門誰共處，枕藉樂天詩。”但是也應指出，他的平易自然，仍是從鍛煉中來的，所以他又說“工夫深處卻平夷”(《追懷曾文清公呈趙教授》)。劉熙載說：“詩能于易處見工，便覺親切有味，白香山、陸放翁擅場在此。”(《藝概》)這評論是符合實際情況的。

　　在體裁方面，陸遊也是無體不備，各體俱工，更擅長近體詩。其中七律尤為人所推重。沈德潛說：“放翁七言律，對仗工整，使事熨貼，當時無與比埒。”(《說詩卒語》)舒位和洪亮吉甚至認為他“專工此體而集其成”(《瓶水齋詩話》)，“詩家之能事畢，而七律之能事亦畢”(《北江詩話》)。潘德輿則極贊其七絕，尊之為“詩之正聲”(《養一齋詩話》)。但陸遊的古體詩尤其是七古，也有其特點，趙翼說是：“才氣豪邁，議論開闢……意在筆先，力透紙背。有麗語而無險語，有豔詞而無淫詞。看似華藻，實則雅潔；看似奔放，實則謹嚴。”(《甌北詩話》)所有這些評論，我們都可以從前舉諸詩得到印證。

　　陸遊的詩歌所以能在思想性和藝術性兩方面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並不是偶然的。首先是由於豐富的生活經驗和熱愛祖國的思想感情使他的創作獲得了永不枯竭的源泉。在長期的創作過程中，他認識到作家的品德修養和生活實踐的重要性。他說：“法不孤生自古同 ，疾人乃欲鏤虛空。”(《題廬陵蕭彥毓秀才詩卷後》)這也就是說，生活空虛，思想貧乏就不可能寫出好詩。所以強調作家要走出書齋，接觸現實生活：“詩思出門何處無為”(《病中絕句》)強調作家要“養氣”：“養氣要使完，處身要使端”(《自勉》)，“誰能養氣塞天地，吐出自足成虹倪”(《次韻和楊伯子見贈》)；並教導他的兒子說：“汝果欲學詩，工夫在詩外”(《示子譎》)，“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冬夜讀書示子聿》)。因此，他的詩內容充實、熱情橫溢，感人很深。其次還由於他善於向前代的詩人學習，對詩歌遺為，他能採取批判繼承的態度，所謂“萬卷雖多應具眼”。所以，自《詩經》而下，在為多的前代詩人中，他拳拳服膺的卻只有屈原、陶潛、李白、杜甫、岑參、白居易和宋代的梅堯臣等不多的幾個，而最尊崇的則又只有屈原和杜甫。楊萬里評他的詩說：“重尋子美行程舊，盡為靈均怨句新。”正道出了他在繼承詩歌傳統方面的根源。

　　當然，陸詩在藝術上不是沒有缺點的。姚範在他的《援鶉堂筆記》中說：“放翁興會為舉，詞氣踔厲，使人讀之，發揚矜奮，起痿興痹矣；然蒼黯蘊蓄之風蓋微。”這批評是公允的。此外，在他的詩中，特別是晚年所作中，詞意句法多有重為互見的缺點，這是因為寫的多了，“不暇剪除蕩滌”的緣故。  

第四節：陸遊的影響

　　陸遊以其詩歌在思想上和藝術上的卓越成就，在我國文學史上佔有很高的地位。他繼承並發揚了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優良傳統，一掃江西派的積弊，樹立起一面進步文學的光輝旗幟，無論在當時和後代，都有深遠的影響。他的愛國詩篇，不僅在當時打擊了敵人和投降派，鼓舞了人們的鬥志，而且也打擊了以後的民族壓迫者和民族敗類，繼續鼓舞著愛國的人民。

　　南宋後期的詩壇，可以說是在陸遊的籠罩下發展的，與他同時而稍後的江湖派，就有不少人受到陸遊很深的濡染。當然，也有人由於只注意他的“使事必切，屬對必工”而流於淺薄圓滑的，但那些有成就的作家，卻都能或多或少繼承他的愛國主義和現實主義精神，如戴復古就曾這樣推許陸遊：“茶山衣缽放翁詩，南渡百年無此奇。入妙文章本平淡，等閒言語變瑰琦。”(《讀放翁先生劍南詩草》)樓鑰說戴“登三山陸放翁之門，而詩益進”(《石屏集序》)，可見他曾師事陸遊。南宋後期另一位有成就的詩人劉克莊，雖未能親從陸遊學詩，但也深受陸遊的影響。他在《刻楮集自序》中自言“初予由放翁入”。他非常推崇陸遊，說陸“南渡而下，故為一大宗”(《後村詩話前集》)。劉克莊的詩，也繼承了陸遊的愛國精神。宋亡之際，遺民中不少愛國詩人更受到了陸遊的感召，發生了共鳴，如林景熙在《題放翁卷後》詩裏沈痛地寫道：“青山一發愁濛濛，干戈況滿天南東，來孫卻見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明胡應麟說他每讀陸、林二人的詩“未嘗不為滴淚”，足見其感人之深。

　　由於社會的和文學的原因，陸遊在明代的影響不大，但到了清代，許多詩人如宋琬、查慎行、鄭燮等就又都深愛陸遊，往往把他和杜甫相提並論。趙翼在《甌北詩話》裏，除為陸遊辟專章外，還有年譜之作。當清末帝國主義瘋狂侵略，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時期，人們對陸詩更有親切的體會，梁啟超就曾熱烈地讚揚陸遊說：“詩界千年靡靡風，兵魂銷盡國魂空。集中十九從軍樂，亙古男兒一放翁!”(《讀陸放翁集》)直到五四時代，陸遊的詩篇還鼓舞著反帝鬥爭的人民。  

第七章　愛國詞人辛棄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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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辛棄疾的生平

　　愛國詞人辛棄疾和陸遊的同時出現，標誌著南宋文學愛國主義的主流在詩詞創作方面所達到的新的高度。

　　辛棄疾(1140—1207)，字幼安，出生在金國建立初期的濟南，北方人民的災難在他童年生活中就留下深刻的印記。紹興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顏亮南下侵宋，濟南農民耿京聚為二十多萬起義，青年的辛棄疾也組織了二千多人參加，並在軍中掌書記。完顏亮南侵失敗後，辛棄疾勸耿京和南宋王朝聯繫，在軍事上配合行動，進一步反擊敵人，並代表起義軍到建康去見宋高宗。在他從南宋北歸時，叛徒張安國已謀害了耿京，並劫持了部分起義軍投降金人。辛棄疾得到這消息，和部下五十人馳騎直入張安國五萬人的大營，縛張安國置馬上，當場又號召了上萬的士兵反正，長驅渡淮，奔向南宋。

　　辛棄疾南歸的第二年，張浚出兵北伐，敗于符離，南宋王朝又傾向對金和議。辛棄疾這時不顧自身官職的低微，寫成《美芹十論》獻給宋孝宗。論文前三篇詳細分析了北方人民對女真統治者的怨恨，以及女真統治集團內部的尖銳矛盾。後七篇就南宋方面應如何充實國力，積極準備，及時完成統一中國的事業等，也都提出一些具體的規劃。後來虞允文作宰相，他又寫了《九議》獻給他。《九議》除包括《美芹十論》裏一些重要論點外，更根據劉邦、項羽率吳楚子弟北上滅秦的史實，駁斥存在于士大夫間的“吳楚之脆弱不足以爭衡于中原”的謬論。他一面認為“勝敗兵家之常事”，不能因一次的失敗而喪失勝利的信心，用以駁斥那些藉口符離之敗“欲終世而諱兵”的妥協投降派；一面又認為“欲速則不達”，要求國家作長期的準備，而反對那些輕舉妄動，“欲明日而亟鬥”的速戰派。辛棄疾這些意見雖沒有為南宋王朝所採納，仍可以看出他對形勢認識的清楚和對統一祖國事業的關心。這和他詞裏所表現的愛國主義精神是息息相通的。

　　辛棄疾南歸之後不久，宋金對峙的局面漸趨穩定，主張對金妥協投降的一派長期在南宋王朝當權。他們任用辛棄疾作地方官，只是利用他在政治和軍事上的才能，應付地方事變，鎮壓農民起義，便利他們肆無忌憚地剝削人民。可是辛棄疾是帶了北中國人民要求恢復的願望南歸的，為了準備力量，統一祖國，在他任地方官時必然要排擊豪強，淘汰貪吏，和南宋王朝的一些特權人物發生矛盾。他在《論盜賊劄子》裏說自己“孤危一身”，“年來不為為人所容，恐言未脫口，而禍不旋踵”。辛棄疾的遠大政治抱負，他不與投降派妥協的政治態度，以及他在南宋統治集團裏的孤危地位，使他在政治上屢受打擊，也使他在這時期寫的詞裏交織著種種複雜矛盾的心情，形成辛詞所特有的豪壯而蒼涼、雄奇而沈鬱的風格。

　　淳熙八年(1181)，辛棄疾因言官彈劾落職，退居江西上饒的帶湖，並取“人生在勤，當以力田為先”的意義，自號稼軒(見《宋史·辛棄疾傳》)。這時他愛莊子的文章與陶淵明的詩，在政治上流露了厭倦的心情；但由於他一直期望把一生貢獻給統一祖國的事業，表面上他好象這著一種悠閒自得的生活，內心還是憤憤不平的。到宋甯宗嘉泰、開禧年間(1201—1207)，韓托胄當權。那時崛起於斡難河流域的蒙古部族已給金國後方以重大的威脅，韓托胄想乘機對金用兵來提高自己的威望，起用一些主張抗金的人，辛棄疾又一度出任浙東安撫使、鎮江知府等官。

　　辛棄疾在鎮江時，一面派遣人到金國偵察形勢虛實，一面準備招募沿邊士兵來訓練。這時離他渡江南歸已四十三年了，當他北望揚州，想起歷史上的英雄人物，也想起自己青年時期的戰鬥生活時，寫下了一首生氣勃勃的〈永遇樂〉詞。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舞榭歌台，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四十三年，望中猶記、烽火揚州路。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鴉社鼓。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可是在辛棄疾一切設施剛剛開始時，韓托胄就輕易把他罷免了。開禧二年(1206)，在韓托胄的主持下，南宋出兵北伐，結果大敗。韓托胄用兵失敗的種種因素，辛棄疾本已見到，而且提出了有效的對策，由於韓托胄沒有重視他的意見而至於失敗。可是在失敗之後，辛棄疾也受到南宋統治集團裏一些飛語流言的中傷，以為是他煽動韓托胄出兵的，這對他不能不是一個重大的刺激。就在韓托胄失敗的第二年，辛棄疾終於懷抱著他那始終不能實現的政治抱負與世長辭了。  

第二節：辛詞的思想內容

　　和蘇軾、陸遊不同，辛棄疾在文藝創作上是以詞作為主要表現形式的。他的《稼軒詞》存詞六百多首，不但在數量上超過他前輩和同時的作家，在思想內容與藝術成就上也是豐富多姿、別開生面的。

　　在死氣沈沈的偏安局面之下，南宋統治集團對國家人民的命運已麻木到不知痛癢的地步，辛棄疾在詞裏獨獨羡慕那些凜然有生氣的人物，並以“元龍豪氣”、“劉郎才氣”自比。他早年在《美芹十論》裏說：“符離之師確有生氣。”晚年在〈永遇樂〉詞裏稱讚劉裕的出師北伐是“氣吞萬里如虎”。這些戰役的後果雖有不同，但都是要求主動打擊敵人，恢復祖國的統一的。這是辛棄疾最大的政治抱負，也是辛詞的主要思想內容。從這種政治抱負出發，他經常要求投身於當前最尖銳的鬥爭，“試手補天裂”，“西北洗胡沙”。辛詞裏這種愛國思想與戰鬥精神，同陸遊詩的思想內容基本是一致的；但由於他有過一段參加農民起義的經歷和南歸後政治地位的孤危，表現上有時更深沈一些。

　　辛詞的愛國思想與戰鬥精神首先表現在他對被分裂的北方的懷念和對抗金鬥爭的讚揚上。他詞裏不但經常出現“西北有神州”、“西北是長安”等句子，還強烈表現他不能忍受南北分裂的局面。他送杜叔高的〈賀新郎〉詞說：“起望衣冠神州路，白日銷殘戰骨，歎夷甫諸人清絕。夜半狂歌悲風起，聽錚錚陣馬簷間鐵，南共北，正分裂。”比較突出地表現這種思想。他青年時期曾直接參加北方人民的抗金鬥爭，後來在詞裏還經常想起這種“馬作的盧飛快，弓如霹靂弦驚”(〈破陣子〉《為陳同甫賦壯語以寄》)，“燕兵夜足銀胡錄，漢箭朝飛金仆姑”(〈鷓鴣天〉《有客慨然談功名，因追念少年時事，戲作》)的戰鬥生活。而且每每以“整頓乾坤”的豪情壯志鼓勵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如韓元吉、陳亮等。在歷史人物方面，他稱讚為中國開創長期統一局面的“西都人物”，鄙薄苟安江左的“王謝諸郎”；讚揚廉頗、李廣、鄧禹、馬援等為國立功的英雄，鄙薄因人成事的李蔡，清淡誤國的王衍，同樣是這種思想、精神的表現。

　　其次表現在他對南宋苟安局面的強烈反感上。他譏諷南宋小朝廷是“剩水殘山無態度”(〈賀新郎〉《陳同甫自東陽來過餘，……》)，是“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摸魚兒〉《淳熙已亥，自湖北漕移湖南……》)。諷刺那些小朝廷裏人物是“江左沈酣求名者”(〈賀新郎〉《邑中園亭，仆皆為賦此詞……》)，是“學人言語得人憐”的秦吉了(〈千年調〉《蔗庵小閣名曰卮言，作此詞以嘲之》)。甚至還罵他們為瑟縮在一堆的凍芋與寒瓜(注：〈念奴嬌〉《趙晉臣敷文十月望生日，自賦詞，屬餘和韻》：“世上兒曹多蓄縮，凍芋旁堆秋瓞。”)，比他們為透過一線壁縫所看到的在陽光裏飛舞的灰塵(注：〈南歌子〉《獨坐蔗庵》：“細看斜日隙中塵，始覺人間何處不紛紛。”)。這不但揭露南宋統治集團的腐朽本質，對歷史上一切沒落的統治階級說，都有它的典型意義。他在隱居帶湖、瓢泉時熱愛陶淵明的詩，但他並不象一些封建文人那樣稱許他為司馬氏一姓守節，而特別看重他和當時沒落王朝士大夫不合作的倔強性格。他的〈水調歌頭〉《九日遊雲洞》詞：“今日複何日，黃菊為誰開?淵明漫愛重九，胸次正崔巍。”他的〈賀新郎〉《題傅岩叟悠然閣》詞：“晚歲淒其無諸葛，惟有黃花入手，更風雨東籬依舊。陡頓南山高如許，是先生拄杖歸來後。”這是陶淵明“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與子儼等疏》)這一面性格的誇張，同時更好地顯現了作者的精神面貌。

　　第三表現在他志業、才能上的自負和懷才不遇、有志無成的不平上。辛棄疾是在對敵鬥爭中鍛煉出來的人物，他自寫青年時的氣概是“橫槊氣憑陵”(〈念奴嬌〉《雙陸，和陳仁和韻》)，是“橫空直把曹吞劉攫”(〈賀新郎〉《韓仲止判院山中見訪》)。他晚年寫的〈生查子〉《題京口郡治塵表亭》詞更羡慕夏禹的“悠悠萬世功，兀兀當年苦”。可是由於他的志業、才能在南歸後一直不能實現和發揮，這就不能不在詞裏表現他的憤慨和不平。他和湯朝美的兩首〈水調歌頭〉詞：“笑吾廬，門掩草，徑封苔。未應兩手無用，要把蟹螯杯。”“短燈檠，長劍鋏，欲生苔。雕弓挂壁無用，照影落清杯。”正是這種思想感情的表現。而象“卻將萬字平戎策，換得東家種樹書”(〈鷓鴣天〉《有客慨然談功名，因追念少年時事，戲作》)，“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覺新來懶上樓”(〈鷓鴣天〉《鵝湖歸，病起作》)等詞句，雖然對現實政治流露了消極情緒，依然含蘊著作者滿腹的牢騷，反映封建社會一些有志之士在飽受打擊後的精神狀態。

　　上面說的種種思想感情，交織在辛棄疾的作品裏。它表現了我國封建社會一些要求振作有為而受到挫折的人的共同感受，同時形成他在詞史上的傑出地位。辛棄疾的思想感情在當時統治集團裏既不容易得到理解，在面對祖國雄偉的江山和歷史上英雄人物時，就不能不激發他的豪情壯志。因此他的登臨懷古之作特別擅長，下面兩首〈水龍吟〉可見他這方面成就的一斑。

　　楚天千里清秋，水隨天去秋無際。遙岑遠目，獻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樓頭，斷鴻聲裏，江南遊子。把吳為看了，欄幹拍篇，無人會、登臨意。休說鱸魚堪會，盡西風季鷹歸未為求田問舍，怕應羞見、劉郎才氣。可惜流年，憂愁風雨，樹猶如此!倩何人喚取、紅巾翠袖，溫英雄淚?　　——〈水龍吟〉《登建康賞心亭》

　　舉頭西北浮雲，倚天萬里須長劍。人言此地，夜深長見、鬥牛光焰。我覺山高、潭空水冷、月明星淡。待燃犀下看，憑闌卻怕，風雷怒，魚龍慘。峽束蒼江對起，過危樓、欲飛還斂。元龍老矣，不妨高臥、冰壺涼簟。千古興亡，百年悲笑，一時登覽。問何人又卸、片帆沙岸，系斜陽纜。　　——〈水龍吟〉《過南劍雙溪樓》

　　前首抒發他的抗金壯志無人理解，不堪大好年華，在國勢風雨飄搖中虛度的悲憤心情；同時抨擊那些一味“求田問舍”，對國事漠不關心的人物。後首借用雷煥的寶劍在雙溪落水化龍，光射鬥牛的傳說，表現他要求統一祖國的壯志；又借用溫嶠在牛渚燃犀下照，看見水底怪物的傳說，表現他對那些在黑暗中活動的人物的顧慮。這些神奇傳說的靈活運用，賦予全詞以積極浪漫主義的色彩。理想與現實的尖銳矛盾，又形成全詞悲壯的基調。作品裏的消極情緒同樣存在，“元龍老矣，不妨高臥”，就是這種情緒的流露。

　　辛棄疾在上饒、鉛山隱居時期還寫了不少流連詩酒、嘯傲溪山，表示與世相忘的作品。〈沁園春〉《帶湖新居將成》說：“意倦須還，身閑貴早，豈為莆羹鱸會哉!秋江上，看驚弦雁避，駭浪船回。”發泄了他對現實不滿的牢騷，也流露了他逃避現實的傾向。其中還有部分描寫農村景物和農民生活的小詞，頗能給人一種清新的感覺，象下面的〈清平樂〉《村居》：

　　茅簷低小，溪上青青草。醉裏吳音相媚好，白髮誰家翁媼為大兒鋤豆溪東，中兒正織雞籠。最喜小兒無賴，溪頭臥剝蓮蓬。

　　然而這時他實際還是過著士大夫的生活，他雖然看到了農村表面的和平景象，卻不可能深入瞭解他們的痛苦心情。因此就思想深度說，不能同陸遊的《書歎》、《農家歎》等詩篇相比。

第三節：辛詞的藝術成就

　　辛棄疾繼承了蘇軾豪放的詞風及南宋初期愛國詞人的戰鬥傳統，進一步擴大詞的題材，幾乎達到了無事無意不可以入詞的地步。為了充分發揮詞的抒情、狀物、記事、議論的各種功能，他創造性地融會了詩歌、散文、辭賦等各種文藝形式的優長，豐富了詞的表現手法與語言技巧，從而形成辛詞獨特的風格，“能於剪紅刻翠之外，屹然別立一宗”(《四庫提要》)。

　　辛詞藝術上的獨特成就首先表現在雄奇闊大的意境的創造上。決定于辛棄疾戰鬥的經歷和遠大的政治抱負，他詞裏所表現的常是闊大的場景，戰鬥的雄姿，以及那些具有堅強性格的事物。他愛不怕霜欺雪壓的梅花，而不喜歡那經不起風雨的桃李；愛磊落的長松，堂堂直節的勁竹，而不喜歡那瑟縮在寒風裏的秋瓜與凍芋。他寫長劍是“倚天萬里”，寫長橋是“千丈晴虹”(〈沁園春〉《期思蔔築》)，甚至寫水仙花的盆景也是“湯沐煙波萬頃”(〈賀新郎〉《賦水仙》)。突兀的堅定的青山，在他的想象之中，不但嫵媚可愛，而且奔騰馳驟，象萬馬的迴旋，象巨犀的拔海而出(注：參看〈賀新郎〉《用韻題趙晉臣敷文積翠岩》及〈沁園春〉《靈山齊庵賦》等詞。)。他詞裏不僅出現“紅旗清夜，千騎月臨關”(〈水調歌頭〉《三山用趙丞相韻》)，“漢家組練十萬，列艦聳層樓”(〈水調歌頭〉《舟次揚州，和楊濟翁、周顯先韻》)等戰鬥場景，就是對著水邊的鷗鳥，眼前的酒杯，攔路的松樹，也會發出軍令似的約束；看到紅紅白白的花朵，也會想起吳宮的訓練女兵；在幽靜的小窗裏聽到外面的棋聲，也會想起重重圍城的被突破(注：〈念奴嬌〉《賦白牡丹，和範廓之韻》：“對花何似，似吳宮初教，翠圍紅陣。”又〈新荷葉〉《再和前韻》：“小窗人靜，棋聲似解重圍。”)。這些生動而誇張的描繪與想象，構成辛詞豪放風格的特徵。比之蘇軾，辛詞是更生動，更突兀，有時筆酣墨飽，氣勢飛舞，那是蘇詞裏所沒有的意境。而由於他一直處在南北分裂時期，又經常受到妥協投降派的排擠和打擊，辛詞裏也不可能有蘇軾那種空曠、灑脫的表現。

　　其次表現在比興寄託的手法上。由於辛棄疾是從北方“歸正”來的軍人(注：南宋王朝歧視那些從北方歸來的人物，稱他們為“歸正人”。)，他的恢復中原統一中國的政治抱負既和偷安江南的小朝廷不相容，他政治上的孤危地位和屢遭譭謗的身世又警戒他不能肆意逞辭；這就使他有時不能不採取幽隱曲折的比興手法，表現他百折不回的戰鬥精神。這部分詞有時托兒女之情，寫君臣之事；在芬芳悱惻之中，露磊落不平之氣。它象伏流千里遇隙激射的清泉，又象密雲不雨時閃現的電光，透露了這傾斜欲倒的百年大廈將要在暴風雨裏崩坍的消息。下面這首他從湖北轉官湖南時寫的〈摸魚兒〉詞，是在這方面較有代表性的作品。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簷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准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為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欄，斜陽正在、煙柳斷腸處。

　　這詞上半主要在通過作品主人公的惜春而又怨春，表現他對南宋王朝“愛深恨亦深”的矛盾心情。下半更托為蛾眉遭妒表現他對自身遭遇的不平。“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是對當權的妥協投降派的詛咒，說他們總有一天要斷送了國家也葬送了自己。至於斜陽煙柳的諷刺昏暗王朝，就更明顯。《鶴林玉露》說宋孝宗“見此詞頗不悅”，是相當可信的。辛詞這種手法繼承了《離騷》香草美人的傳統，同時接受了婉約派詞人的影響。由於作者還只能把恢復中原的希望寄託於腐朽的南宋王朝，在他對這王朝表示絕望的同時，就不能不給作品帶來了悲觀的色彩。

　　詞到了辛棄疾，開始運用大量的典故，因此前人有的認為他“掉書袋”。所謂“掉書袋”是指濫用書本材料來炫耀自己的淵博。辛棄疾的部分作品如選用和某一個朋友同姓的古人古事來對他頌揚，或全詞集經語，都表現了這種封建文人的習氣。但是必須看到，辛詞更多地方的用典是為了托古喻今，象上舉〈永遇樂〉、〈水龍吟〉等詞所表現的，那實際上和他的比興、寄託手法有其相通之處。

　　上述兩方面的藝術成就，表現了作家的愛國熱情、政治理想與醜惡現實的尖銳矛盾，同時形成了辛詞的浪漫主義的藝術特徵。“千古離騷文字，芳至今猶未歇”(〈喜遷鶯〉《謝趙晉臣敷文賦芙蓉詞見壽，用韻為謝》)，在精神上它正和《離騷》一脈相通。

　　最後還要談一談辛棄疾駕禦語言的能力。前人說蘇軾以詩為詞，辛棄疾以文為詞。比之蘇軾，他不僅運用古近體詩的句法，還吸收了散文、駢文、民間口語入詞。不論經、史、諸子、楚辭以至李杜詩、韓柳文，往往拈來便是，達到了劉勰說的“用舊合機，不啻自其口出”(《文心雕龍·事類》)的地步。如他的〈南鄉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懷》：

　　何處望神州，滿眼風光北固樓。千古興亡多少事，悠悠，不盡長江滾滾流。年少萬兜鍪，坐斷東南戰未休。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為生子當如孫仲謀。

　　這詞上片結句用杜詩，下片結句用《三國志》注引《吳曆》，絲毫不見生搬硬套的痕跡。辛詞裏象這樣的例子是不少的。

　　辛詞裏有不少祝壽、迎送的應酬之作，又喜歡和韻、為韻，以逞才使氣；或漫不經心，以文字為遊戲。部分作品由於用典或議論過多，未免艱深晦澀，缺乏詩的韻味。

　　辛棄疾的詞和陸遊的詩是鼓舞南宋人民反對妥協投降、力爭抗金勝利的一對號角，在當時就產生很大影響。而且後來每當民族危機深重的時候，它們的影響就越大。南宋後期的劉克莊、金末的元好問，以及近代的梁啟超，都特別喜愛或推重他的詞，這不僅出於個人的愛好，同時是當時的民族危機促使他們要從這些作品裏汲取精神上的鼓舞力量。

第四節：辛派詞人

　　和辛棄疾以詞唱和的陳亮、劉過等和比他稍後的劉克莊、劉辰翁等，詞風上都明顯受到辛棄疾的影響，形成了南宋中葉以後聲勢最大的愛國詞派。他們用詞紀交遊，發感慨，具有共同的愛國思想傾向，同時進一步把詞推向散文化、議論化的道路。他們喜歡採用帶有古詩或散文意味的〈水調歌頭〉、〈念奴嬌〉、〈賀新郎〉、〈沁園春〉等長調，而象五代北宋詞人所慣用的〈浪淘沙〉、〈蝶戀花〉、〈臨江仙〉、〈踏莎行〉等小令卻相對地減少了。在語言上較少婉約派詞人的雕琢習氣，又帶來了恣肆粗獷的作風。他們既沒有象岳飛、辛棄疾那樣的政治抱負與戰鬥經歷，藝術上也不及辛詞的精煉，這就不能不削弱了作品的動人力量。

　　陳亮是以政論著名的作家，和辛棄疾有深厚的友誼。在辛棄疾退處上饒時，他曾從浙江東陽去看他，同遊鵝湖，極論世事。他別後寄和辛棄疾的〈賀新郎〉詞說：“父老長安今餘幾，後死無仇可雪；猶未燥當時生髮。二十五弦多少恨，算世間那有平分月為胡婦弄，漢宮瑟。”字裏行間，有一種愛國激情噴薄而出，那是可以和辛棄疾原唱旗鼓相當的。他的〈念奴嬌〉《登多景樓》，批評南朝王謝諸人只爭門戶私計，不能長驅北上收復中原，藉以表示他對南宋王朝的不滿，是現傳《龍川詞》裏較有代表性的作品。

　　危樓還望，歎此意今古幾人曾會。鬼設神施，渾認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橫陳，連岡三面，做出爭雄勢。六朝何事，只成門戶私計為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也學英雄涕。憑卻江山，管不到河洛腥膻無際。正好長驅，不須反顧，尋取中流誓。小兒破賊，勢成甯問強對。

　　陳亮上書宋孝宗說：“京口連岡三面，而大江橫陳，江旁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虎之藏穴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為一哉!”又說：“二聖北狩之痛，蓋國家之大恥，而天下之公憤也。……若只與一二臣為密，是以天下之公憤而私自為計，恐不足以感動天人之心，恢復之事亦恐茫然未知攸濟耳。”這些議論都可和詞意互相發明。他的詞和辛詞不同之處是往往大聲疾呼，明指直陳，而較少採取詩人比興的手法，因此藝術上不象辛詞的多樣。　　

　　劉過(1154—1206)，字改之，號龍洲道人，吉州太和(江西泰和)人。他在宋光宗時曾上書宰相，請求北伐。他的兩首憑吊民族英雄岳飛的〈六州歌頭〉詞，流露了較為強烈的愛國思想。然而他實際是流轉江湖、靠向達官貴人投詩獻詞為生的遊士。他在詞裏自稱“四舉無成，十年不調，大宋神仙劉秀才”(注：見〈沁園春〉《盧菊澗座上，時座中有新第宗室》。)，在表現對現實不滿的同時，就流露了江湖遊士玩世不恭的態度。辛棄疾任浙東安撫使時招他來幕下，他寫了首〈沁園春〉詞寄給辛棄疾，可略見他的風格。

　　鬥酒彘肩，風雨渡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坡仙老，駕勒吾回。坡謂“西湖、正如西子，濃抹淡妝臨照台。”二公者，皆掉頭不顧，只管傳杯。白言“天竺去來，圖畫裏崢嶸樓閣開。愛縱橫二澗，東西水繞；兩峰南北，高下雲堆。”逋曰“不然，暗香浮動，不若孤山先訪梅。須晴去，訪稼軒未晚，且此徘徊。”

　　這詞擺脫詞的傳統手法，用散文筆調自由抒寫，而且用三人對話組織成篇，在藝術上有它的特點。然而它同時流露了那些江湖遊士高為身價、借古人以自重的習氣。岳珂說它“白日見鬼”，還是比較表面的看法。

　　和辛棄疾同時唱和的詞家還有韓元吉、楊炎正等人，他們的作品就更少自己的特色了。　　

　　南宋中葉以後，繼承辛棄疾的詞風而成就較大的是劉克莊。克莊(1187—1269)，字潛夫，福建莆田人。他生活在南宋末年，在詩詞裏所經常流露的是對人民疾苦和國家危機的關心。他在郡守招飲的筵席上賦詞說：“但得時平魚稻熟，這腐儒不用青精飯。”在送宋惠父到江西軍幕的詞裏說：“帳下健兒休盡銳，草間赤子俱求活。”在送陳子華出使金國的詞裏說：“兩河蕭瑟惟狐兔，問當年祖生去後，有人來否?多少新亭揮淚客，誰夢中原塊土?”正是這種對現實比較清醒和關心的態度，使他熱愛辛詞，認為它“大聲鏜搭，小聲鏗訇，橫絕六合，掃空萬古，自有蒼生所未見”(《辛稼軒集序》)。劉克莊的《後村別調》存詞百多首，大部分是長調，比辛詞議論更多，氣格更接近散文。他發展了辛詞奔放、疏宕的一面，而缺乏它的深沈與精警。下面這首詞，可見他成就的一斑。

　　國脈微如縷，問長纓何時入手，縛將戎主為未必人間無好漢，誰與寬些尺度為試看取當年韓五：豈有穀城公付授，也不幹曾遇驪山母，談笑起，兩河路。少時棋柝曾聯句，歎而今登樓攬鏡，事機頻誤。聞說北風吹面急，邊上沖梯屢舞，君莫道投鞭虛語。自古一賢能制難，有金湯便可無張許為快投筆，莫題柱。　　——〈賀新郎〉《實之三和，有憂邊之語，走筆答之》

　　他的〈清平樂〉《五月十五夜玩月詞》：

　　風高浪快，萬里騎蟾背。曾識妲娥真體態，素面元無粉黛。身遊銀闕珠宮，俯看積氣濛濛。醉裏偶搖桂樹，人間喚作涼風。

　　在美麗的想象中表現他要擺脫那沈悶的現實處境，意境和辛棄疾的〈太常引〉《建康中秋夜為呂叔潛賦》詞十分接近。

　　到了南宋政權覆亡前後，由於民族矛盾的尖銳，辛棄疾、劉克莊的詞風又在文及翁、鄧剡、劉辰翁等詞裏得到繼承，而以劉辰翁的成就為較高。辰翁(1232—1297)，字會孟，號須溪，江西吉安人，曾任濂溪書院山長，宋亡後隱居不仕。他的《須溪詞》絕大部分是宋亡以後寫的。這時不但北宋東京的繁華無從想象，就是南渡偏安之局，比之他當時的處境，也有天上人間之感。他的詞雖表現對現實的強烈不滿，由於看不到國家民族的前途，就只是一派愁苦之音，缺乏辛、劉詞的豪情壯氣。他詞裏有許多送春、感秋、懷舊、招魂之作，主要是通過對南宋王朝的留戀，表現他對元朝統治的不滿。在他看來，“宣和舊日，臨安南渡，芳景猶自如故”，而現在則連江南也無路可走了(〈永遇樂〉《餘自乙亥上元，誦李易安永遇樂，為之涕下。……》)。秋聲本已淒涼，現在竟是“無葉著秋聲”(〈浪淘沙〉《秋夜感懷》)。城樓畫角的《落梅花》調本已悲慘，現在竟是“無花只落空悲”(〈漢宮春〉《得巽吾寄溪南梅相憶韻》)。這種思想感情對於那些亡國士大夫說，是相當真切的；但由於他們所留戀的舊王朝已沒有恢復希望，詞裏就同時流露了絕望的心情。為作品的這種內容所決定，劉辰翁有時能通過淒清的境界表達亡國的深哀，一定程度上改變愛國詞派過於散文化的作法。試看下面這首〈寶鼎現〉《春月》詞。

　　紅妝春騎，踏月影、竿旗穿市。望不盡樓臺歌舞，習習香塵蓮步底，簫聲斷、約彩鸞歸去。未怕金吾呵醉，甚輦路喧闐且止，聽得念奴歌起。父老猶記宣和事，抱銅仙、清淚如水。還轉盼沙河多麗，晃漾明光連邸第，簾影凍、散紅光成綺。月浸葡萄十裏，看往來神仙才子，肯把菱花撲碎為腸斷竹馬兒童，空見說三千樂指。等多時春不歸來，到春時欲睡。又說向燈前擁髻，暗滴鮫珠墜。便當日親見霓裳，天上人間夢裏。

　　這詞作于辰翁逝世的一年，那時南宋滅亡已經二十年了。詞的第一二片寫北宋汴京和南宋杭州元宵之盛，用以反襯當前情境的淒涼，流露了作家深沈的悲痛。他和當時另一派詞人如王沂孫、張炎等的不同之處，是較多正面描繪，不象他們往往採取曲折的象徵的手法。
作者: ewingwong    時間: 2009-10-23 10:07

第八章：南宋後期文學
                                      
　　南宋後期，宋金對峙的局面比較穩定，文學上愛國主義的呼聲漸趨微弱，代之而起的是姜夔、史達祖等詞人和四靈詩派、江湖詩人。他們作品的思想價值和藝術成就各有不同，也有部分作品反映了現實，但更多地表現了對現實的消極態度，甚至為這沒落王朝妝點門面，粉飾太平。到了南宋覆亡前後，由於民族矛盾的尖銳，部分詩人又繼承了杜甫、陸遊、辛棄疾的優秀傳統，寫出一些激動人心的詩篇。民族英雄文天祥是在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人物。

　　隨著古文運動的勝利和道學思想的流行，古文家、道學家們各自在文學上建立了自己的理論體系；而從北宋開始流行起來的新的文藝批評形式——詩話，到南宋也出現一些影響較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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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姜夔及其他詞人

　　姜夔(1155?—1221?)，字堯章，別號白石道人，江西鄱陽人。他早歲孤貧，往來長江中下游及江淮之間，視野比較廣闊，生活比較艱苦。金人幾度南侵在江淮間留下的殘破景象曾引起他的“黍離之悲”，寫出較有現實內容的〈揚州慢〉詞，還在〈滿江紅〉詞裏托古諷今，發出“卻笑英雄無好手，一篙春水走曹瞞”的感慨。但中年以後，他長住在杭州，除晚年曾一度到過處州、溫州外，蹤跡不出於太湖流域。這一帶在南宋中葉以後封建經濟發展得較好，他所經常來往並依靠他們生活的范成大、張鑒二家又都有園林之勝、聲伎之娛(注：這時范成大已告老，退居蘇州的石湖。)。“誰能辛苦運河裏，夜與商人爭往還”(《送範訥往合肥》)，這樣，他對江湖遊士的生活逐漸厭倦，而豪門清客的色彩卻越來越濃厚了。他在范成大的玉雪坡賞雪觀梅，“授簡征新聲”(見〈暗香〉詞題)，在張茲的玉照堂“歡飲浩歌，窮晝夜忘去”(見戴表元《剡源文集·牡丹宴席詩序》)。在這種生活環境裏，他的詞不可能有新鮮的、充實的內容，而只能研辭練句，選色揣聲，繼承周邦彥的道路發展。他在文藝上有多方面的才能而屢試不第，對現實懷有一定程度的不滿。他交遊的范成大、楊萬里、張茲等在文藝上都有一定的成就。比之那些依附權門的詞客，象後來史達祖、廖瑩中之流，他還算是有所不為的。

　　姜夔的《白石詞》絕大多數是紀遊與詠物之作。在這些作品裏偶然也流露他對於時事的感慨，但更多的是慨歎他身世的飄零和情場的失意。他的詞所以會對全人產生那麼大的影響主要也是這方面的思想內容起作用。下面這首自製曲〈長亭怨慢〉是在這方面較有代表性的作品。

　　漸吹盡枝頭香絮，是處人家，綠深門戶。遠浦縈回，暮帆零亂向何許為閱人多矣，誰得似長亭樹；樹若有情時，不會得青青如此。日暮、望高城不見，只見亂山無數。韋郎去也，怎忘得玉環分付：“第一是早早歸來，怕紅萼無人為主!”算空有並刀，難剪離愁千縷。

　　這詞前片寫閨人的目送遙帆，並借無情柳樹的青青反襯離人心情的淒黯。後片寫行人的舟中回望，並以柳絲千縷的難剪暗喻離愁的難斷。情感比較真摯，藝術上也有特色。他集中自製曲較多，大都先成文詞而後制譜，和向來的按譜填詞不同，因此句度長短可以舒卷自如，較少受音韻的限制。

　　姜詞的藝術成就首先表現在構成一種清幽的意境來寄託他落寞的心情。如《玲瓏四犯》用“疊鼓夜寒，垂燈春淺”，“酒醒明月下，夢逐潮聲去”等景物，烘托出“天涯羈旅”的況味。《揚州慢》用“廢池喬木”、“清角吹寒”、“波心冷月”、“橋邊紅藥”等荒涼景象，抒發對亂後揚州的今昔之感。還有《一萼紅》、《淒涼犯》、《湘月》、《翠樓吟》等，意境都十分幽寂淒清。這對後世許多名場失意、流落江湖的文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其次是通過暗喻、聯想等手法賦予他所吟詠的事物以種種動人的情態，把詠物和抒情結合得較好。如寫蟋蟀的“哀音似訴，正思婦無眠，起尋機杼”(〈齊天樂〉)；寫梅花的“昭君不慣胡沙遠，但暗憶江南江北；想佩環月夜歸來，化作此花幽獨”(〈疏影〉)；寫荷花的“日暮青蓋亭亭，情人不見，爭忍淩波去”(〈念奴嬌〉)；都表現了這個特點。最後是在語言上多用單行散句，聲律上間用拗句拗調，適當糾正向來婉約派詞人平熟軟媚的作風，給讀者一種清新挺拔的感覺，這特別表現在他的自製曲上。姜詞這些藝術成就是適當吸收晚唐詩人與江西詩人的手法，有批判地繼承婉約派詞人成就的結果，對後來詞家的影響也大大超過了二晏秦周諸家。

　　姜夔的詩初學黃庭堅，後轉向晚唐陸龜蒙。《昔遊》詩寫他早年的江湖經歷，如“洞庭八百里，玉盤盛水銀；長虹忽照影，大哉五色輪”，“我乘五板船，將入沌河口，大江風浪起，夜黑不見手。同行子周子，渠膽大如鬥；長竿插蘆席，船作野馬走”等片段，較有氣魄。《除夜自石湖歸苕溪》、《姑蘇懷古》、《湖上寓居雜詠》等絕句，感慨較深而饒有韻味，在當時江湖詩人中是矯矯不群的。但由於藝術上缺乏獨創性，影響反不如他的詞大。

　　南宋後期繼承周邦彥的道路、同時受姜夔影響的詞人還不少。有的象史達祖、高觀國，結社分題詠物，拿詞作文字遊戲來消遣無聊的歲月。比之姜夔，他們的詠物詞內容更單薄，用意更尖巧，語言更雕琢。有些詞如不看題目，很難猜到它制的是什麼謎。有的象楊澤民、陳允平，按照周邦彥詞的陰陽四聲和韻腳，一字一句地來死填死和。有的更為這沒落王朝歌功頌德、粉飾太平。當忽必烈因蒙古憲宗蒙哥病死、為爭奪皇位暫時從襄樊退兵時，賈似道竟為造勝利消息，班師回杭州。他的門客廖瑩中賦〈木蘭花慢〉詞說：“記江上秋風，鯨嫠漲雪，雁徼迷煙。”吳文英賦〈宴清都〉詞說：“秋江轉、萬里雲檣蔽晝，正虎落馬靜人嘶，連營夜沈刁鬥。”就是說敵軍完全被打垮了，宋軍可以高枕無憂了。每當封建王朝沒落時，它的腐朽本質也總會從文壇上得到反映。宋代流行詞調，在這些詞人的作品裏就表現得更集中。《樂府指迷》引吳文英的詞論說：“蓋音律欲其協，不協則成長短句之詩；下字欲其雅，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用字不可太露，露則直突而無深長之味；發意不可太高，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更從理論上概括了他們共同的創作傾向。他們在藝術上的成就互有高下，偶然也寫出一二首稍有內容的作品；但總的看來，是沿著婉約派詞人脫離現實的傾向越走越遠，把宋詞引向了僵化的道路。

　　到了南宋覆亡之後，王沂孫、張炎、周密等詞人又結社唱和。如王沂孫以“病翼驚秋，枯形閱世，消得斜陽幾度”(〈齊天樂〉《詠蟬》)的秋蟬，“前度題紅杳杳，溯宮溝暗流空繞”(〈水龍吟〉《落葉》)的落葉，寄託遺民身世的淒涼；張炎以“漫倚新妝，不入洛陽花譜”(〈綺羅香〉《紅葉》)的紅葉，暗傷他在新朝的不得意。他們偶然也在詞裏流露一線光明的希望，如王沂孫的〈眉嫵〉《新月》詞“便有團圓意，深深拜，相逢誰在香徑”，以一為新月的終將團圓，寄託他對故國的希望。然而這些在生活上遠離廣大人民、習慣於拿詞作無聊消遣的沒落士大夫，比之南宋初期的愛國詞人，他們的聲音是多麼微弱啊!

　　王沂孫，字聖與，號碧山，會稽(浙江紹興縣)人，有《碧山樂府》。周密，字公謹，號草窗，祖籍濟南，流寓浙江吳興，有《頻洲漁笛譜》。張炎，字叔夏，號玉田，是南宋初年大將張俊的子孫。他的《山中白雲》詞主要是表現一個末路王孫、落魄文人的生活感受，內容與王、周二家相近。他的論詞著作《詞源》推尊姜夔的清空而不滿吳文英的質實，對宋末詞壇過分追求濃麗綿密而流於晦澀的作風起一些補偏救弊的作用。他的詞多直寫身世之感，語言也比較清暢，對清初浙西派詞人有顯著影響。  


第二節：四靈和江湖詩人

　　南宋中葉以後有所謂四靈詩派、江湖詩人，他們是江西詩派的反響，代表南宋後期詩歌創作上一種傾向。

　　永嘉四靈指當時生長於浙江永嘉的四個詩人：徐照，字靈暉；徐璣，字靈淵；趙師秀，字靈秀；翁卷，字靈舒。四靈裏徐照和翁卷是布衣，徐璣和趙師秀作過小官。他們對於南宋中葉以後政治上的低氣壓好象並無反感，反而樂得清閒。“愛閑卻道無官好，住僻如嫌有客多”(徐照《酬贈徐璣》)，“有口不須談世事，無機惟合臥山林”(翁卷《行藥作》)，他們對待現實的態度既是這樣，他們的創作傾向就必然是“泊然安貧賤，心夷語自秀”(趙師秀《吳徐璣》)，“楚辭休要學，易得怨傷和”(翁卷《送蔣德瞻節推》)。從這種創作傾向出發，他們選擇了晚唐詩人賈島、姚合的道路，要求以清新刻露之詞寫野逸清瘦之趣。他們認為“以浮聲切響、單字只句計工拙”為“風騷之至精”(《宋詩鈔·二薇亭詩鈔》引徐璣語)，因此專工近體，尤其是五律。下舉二詩可略見他們的風格。

　　不作封侯念，悠然遠世紛。惟應種瓜事，猶被讀書分。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吾生嫌己老，學圃未如君。　　——趙師秀《薛氏瓜廬》

　　綠遍山原白滿川，子規聲裏雨如煙。鄉村四月閒人少，才了蠶桑又插田。　　——翁卷《鄉村四月》

　　這些詩從思想內容看，主要是繼承了山水詩人、田園詩人的傳統，它們在封建社會中小地主階層裏本來就擁有廣大的讀者。南宋中葉以後，社會表面上漸趨安定，這些詩對於那些在政治上找不到出路的文人也起了鎮靜劑的作用，使他們暫時滿足於那嘯傲田園、寄情泉石的閑逸生活。在藝術上，他們又能以精煉的語言刻劃尋常景物，而不大顯露斧鑿的痕跡，在較大程度上糾正了江西詩人以學問為詩、專在書本上找材料的習氣。因此他們的成就雖極有限，有當時詩壇卻得到廣泛的反應。“舊止四人為律體，今通天下話頭行”(劉克莊《題蔡炷主簿詩卷》)，正好說明這種情況。

　　所謂江湖詩人，大都是一些落第的文士，由於功名上不得意，只得流轉江湖，靠獻詩賣藝來維持生活。他們的流品很雜，但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生活接觸面比較狹，對政治不甚關心，只希望在文藝上有所專精，以贏得時人的賞識，近於所謂“狷者”。我們在前節裏為述的姜夔是這類人物的代表。一類是生活接觸面比較廣，對當時政治形勢比較關心，愛好高談闊論以博時名，近於所謂“狂者”。戴復古、劉克莊就是這類人物。

　　江湖詩人的得名是因南宋中葉後杭州書商陳起陸續刻了許多同時詩人的集子、合稱為《江湖集》而來的。由於當時南宋王朝的措施愈來愈不得人心，他們以江湖相標榜，多少表示了和朝廷當權者不同的在野身分，而他們在個別作品裏也的確刺痛了當權派，陳起就因此得罪，《江湖集》的板也被劈了(注：當時史彌遠立理宗，殺濟王。以為陳起的“秋雨梧桐皇子府，春風楊柳相公橋”，及劉克莊的“東君謬掌花權柄，卻忌孤高不主張”等詩句為有意諷刺。起因此坐罪流配。)。後來《江湖集》裏有些詩人已經作了官，還被看作江湖詩人，那是因為他們曾經以在野的詩人面貌出現。

　　戴復古(1167—1250?)，字式之，號石屏，浙江黃岩人。他是個布衣，長期遊歷江湖，除四川以外，足跡幾遍及當時南中國各重要地區。他在《論詩十絕》裏推尊傷時的陳子昂，憂國的杜甫，而不滿當時詩人流連光景或以文章為戲謔的作風。他曾從陸遊學詩，他的《石屏詩集》裏有些抒發愛國情思和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一定程度上繼承了陸遊愛國主義的精神。

　　餓走為家舍，縱橫死路歧。有天不雨粟，無地可埋屍。劫數慘如此，吾曹忍見之!”官司行賑恤，不過是文移。　　——《庚子薦饑》

　　昨報西師奏凱還，近聞北顧一時寬。淮西勳業歸裴度，江右聲名屬謝安。夜雨忽晴看月好，春風漸老惜花殘。事關氣數君知否?麥到秋時天又寒。　　——《聞時事》

　　作者把人民的災難、國家的危機都看作“劫數”“氣數”，流露了他的宿命論思想。但前詩描寫了饑荒的慘像，揭露官司賑濟的欺騙性；後詩寫在南宋聯合蒙古滅金之後，統治集團方論功行賞，為這虛假的勝利所陶醉，他獨指出這一時勝利的不可靠，跟著來的將象麥秋寒雨一樣，是國家更大的危機，那是真實反映了南宋後期的政治形勢的。

　　在南宋後期，劉克莊不僅是成就最高的辛派詞人，也是繼承陸遊愛國主義傳統的重要詩人。他少年時曾參加軍隊生活，平生足跡遍及江淮、兩湖、嶺南等處，而仕途上屢受挫折，經歷也和陸遊相似。他早期詩歌也沾染江湖詩人習氣，後來轉而傾向陸遊。“晚節初寮集，中年務觀詩”(《前輩》)，“憂時原是詩人職，莫怪吟中感慨多”(《八十吟十絕》)，正是他的自白。他有《後村居士詩集》在他的《苦寒行》、《軍中樂》、《國殤行》裏，一面是京師貴官“朱門日高未為關，重重幃箔施屏山”，邊城守將“更闌酒醒山月落，彩縑百段支女樂”；一面是寒風中的兵士“夜長甲冷睡難著”，甚至作戰受傷也“無錢得合金瘡藥”，在戰場犧牲了，埋葬時連身上一層衣甲也被剝去，更不用說對他們家屬的撫恤了。在他的《築城行》、《開壕行》裏，一面是“白棒訶責如風雨”，“役兵大半化為鬼”，一面是那些開工監工的官吏一個個記功升官，那是一幅幅鮮明的南宋後期的社會畫面。他還有不少直寫時事的作品，如《書事》。

　　人道山東入職方，書生膽小慮空長。遺民如蟻饑難給，俠士如鷹飽易揚。未見馳車修寢廟，先聞鑄印拜侯王。青齊父老應垂涕，何日鸞旗駐路旁?

　　又如《贈防江卒》：

　　陌上行人甲在身，營中少婦淚痕新。邊城柳色連天碧，何必家山始有春?

　　壯士如駒出渥窪，死眠牖下等蟲沙。老儒細?兒郎說，名將皆因戰起家。

　　戰地春來血尚流，殘烽缺堠滿淮頭。明時頗牧居深禁，若見關山也自愁。

　　一炬曹瞞僅脫身，謝郎棋畔走苻秦。年年拈起防江字，地下諸賢會笑人。

　　這些詩都寫在金亡以後，南宋所面臨的是一個更其強大的對手。作者在詩裏一面譴責了統治集團的腐朽與失策，表示他對時事的憂慮；一面仍安慰營中的少婦，鼓勵沙場的壯士，希望他們為國立功。流露在這些作品中的思想感情是和廣大人民息息相通的。此外作者在登臨、遊歷、詠史、詠物的詩篇中，如“書生空抱聞雞志，故老能言飲馬年”(《瓜洲城》)，“神州只在闌幹北，度度來時怕上樓”(《冶城》)，“穴蟻能防患，常於未雨移；……誰為謀國者，見事反傷遲”(《穴蟻》)等句，也往往托物寓意或借古諷今。從這些作品看，他的確不愧為南宋後期陸遊的最好繼承者。

　　然而劉克莊與戴復古又都生在程朱理學已成為統治思想的時期，他們又都出理學家真德秀之門，對朱熹崇拜得五體投地，因此在他們的作品裏又不時流露“頭巾氣”。他們都喜歡在詩裏發議論，這些議論有時極其迂腐可笑，如戴復古批評白居易《琵琶行》詩的“不尋黃菊伴淵明，忍泣青衫對商婦”，劉克莊看海棠詩的“莫將花與楊妃比，能與三郎作禍胎”等句。至如“萬事盡從忙裏錯，一心須向靜中安”(戴復古《處世》)，“講學有時明太極，吟詩無路學熏風”(劉克莊《示兒》)等句，更象三家村老學究說教，表現了宋詩末流的一種壞傾向。

　　在藝術表現上，他們往往十首八首，三和四和，搖筆即來，漫不經心。除劉克莊詩喜用本朝故事，表示詩人對當代政治形勢的關心，值得一提外，一般流於浮淺，缺乏創新的精神。

　　當時江湖詩人還有趙汝遂、方嶽等，他們的詩在內容與藝術上就更少特色了。  

第三節：朱熹、嚴羽的文學批評

　　我國詩歌散文到宋代已經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作家積累了豐富的創作經驗，文學批評的專著相繼出現。詩話文評之作，北宋已漸多，到了南宋，更蓬勃發展，如姜夔《白石道人詩說》、張戒《歲寒堂詩話》、呂本中《呂氏童蒙訓》、陳癸《文則》等。而以朱熹、嚴羽的文學批評影響為更大。

　　朱熹(1130—1200)，字元晦，婺源(江西婺源縣)人。僑居建州(福建建甌縣)。登紹興進士第，曆官轉運副使、秘閣修撰、寶文閣待制。朱熹寫了大量講解儒家經傳的著作，成為明清兩代的官方哲學，影響深遠，起了消極作用。但他的《詩經集傳》、《楚辭集注》及其他詩文雜著中有些評論文學的見解，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來看，有一定的代表性。

　　朱熹的文學批評主要是繼承並發展了北宋道學家的主張，表現了道學家和古文家文學思想鬥爭的繼續發展。北宋初期，不少古文家、道學家對於文與道的關係的看法，基本上還是和韓柳一致的。自周敦頤倡“文以載道”之說，開始打破了文與道的平衡，體現了道學家重道輕文的傾向。他說：“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蔫而已。”(《通書·文辭》)於是程頤更進一步斷言作文害道，作文是“玩物喪志”(《二程遺書》十八)。他把文與道看成互相對立、互相排斥的東西，真是道學家的偏見。朱熹的理學是繼承二程的，他的文學觀點基本上也和程熙相近。他對李漢“文者貫道之器”的說法表示異議，認為“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為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吃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卻是把本為末，以末為本”(《朱子語類》一三九)。又《答徐載叔書》說：“所諭學者之害莫大于時文，此亦救弊之言。然論其極，則古文之與時文，其使學者棄本逐末，為害等爾”(《朱文公文集》五十六)。道是本，文是末，捨本逐末，或本末倒置，在他看來，不管什麼文章都是有害的。這就和程頤作文害道的見解完全一致。但應該指出：理學家的所謂道與古文家的所謂道有所不同。古文家的道除了儒家一般的概念外，還包括較多的政治、歷史內容；而理學家的道則幾乎純是道德心性的抽象概念。它和現實的距離更遠了。不過朱熹雖然重道輕文，並不根本排斥文學，他只認為首先要明義理(道)，義理既明，文章自然做得出色。所以又說：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于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個“道”來，入放裏面。　　——《語類》一三九

　　他前面說：“文是文，道是道”，把文同道對立起來；現在又說“文便是道”，又把文和道統一起來，好象自相矛盾。其實這還是重道輕文的意思，輕文，所以說文是文，道是道，文不能貫道；重道，所以說文便是道，文自道中流出，反對文自文而道自道。在他看來，只是一個問題的兩面。正因從此出發，他評論唐宋諸家的文章雖然多所肯定，卻不滿他們不務先明義理，只去“學古人說話聲響”，浪費許多時間精力，去“作好文章，令人稱賞”(《文集》七十四《滄洲精舍諭學者》)。其實韓愈何嘗不說“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柳宗元何嘗不主張文以明道呢?依照朱熹這種觀點，必然會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那就是文章只能要求抽象地談論有關道德心性的問題，不要現實內容，更不必講求藝術技巧。這對文學的發展是極為有害的。

　　但朱熹本是頗有文學修養的學者，他的詩文創作都有一定的成就，評論古今作家利病亦頗多中肯。他教人學詩要從《三百篇》、《離騷》學起，論古詩則重漢魏而薄齊梁，說：“齊梁間之詩，讀之使人四肢皆懶慢不收拾”。說李白詩“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是“自然之好”。他論詩又多從全面來考查，認為陶淵明詩平淡中有豪放，但豪放得使人不覺。《詠荊軻》一篇便露出本相。李太白詩不專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緩的，如《古風》頭一篇。他生平最不滿江西派詩拘泥“出處”和“嵌字”、“使難字”等作風(以上《語類》一百四十)，而獨推陸遊，說“近代唯見此人為有詩人風致”(《答徐載叔》)。又說“古樂府及杜子美詩意思好，可取者多”(《答劉子澄》)：象這樣很好的見解還是不少的。總之，朱熹以道學家的眼光看待文學創作，以義理為根本，文章為末務，自然是周、程以來道學家唯心主義的文藝觀點。他不懂得文學的源泉是生活，在獲得豐富生活的基礎上還要刻苦學習藝術技巧，才能把作品寫好，所以論文就強調心性修養而任其自然，反對下工夫，費力氣。　　

　　嚴羽，字儀卿，邵武(福建邵武縣)人。宋末隱居不仕，自號滄浪逋客。為人“粹溫中有奇氣，好結江湖間名士”。事為及生卒年不詳。據他的《庚寅紀亂》詩和黃公紹《滄浪吟卷序》，嚴羽大概生於孝宗淳熙中，卒于理宗末年(注：《庚寅紀亂》詩作于理宗紹定三年(1230)，其結語有雲：“感時鬚髮白，憂國空拳拳。”假定嚴羽這時年已五十，則當生於孝宗淳熙年間。《滄浪吟卷》乃羽沒後李南叔所輯錄，而黃公紹序自署鹹淳四年(1268)進士，則其卒年當在是年以前或理宗末年。)。他有《滄浪詩話》，最為後世說詩者所稱道。

　　《滄浪詩話》是一部全面而有系統的詩論，其中分為“詩辨”、“詩體”、“詩法”、“詩評”、“考證”(一作“詩證”)五部分，卷末附《與吳景仙論詩書》。“詩評”、“詩法”、“考證”多有可取，而“詩辨”最為重要。

　　“詩辨”的內容是闡述古今詩的藝術風格及詩歌的學習和創作等問題，而歸結于以盛唐為法。在這裏，嚴羽提出一個學詩的方法，那就是“妙悟”。他以禪喻詩，認為“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只有悟才是“當行”、“本色”，不過悟的程度“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而已。所謂“妙悟”，照字面講，它是心領神會、徹頭徹尾的理解的意思。就“詩辨”的全部理論看來，悟是包括認識和實踐這兩方面的問題，也就是詩歌的閱讀和寫作的問題。前者嚴羽主張取法乎上，“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作開元天寶以下人物”。而入手的具體步驟是：“工夫須從上做下，不可從下做上，先須熟讀《楚辭》，朝夕諷詠”，以次及于漢魏古詩、樂府，再沈潛玩索李杜二集，“然後博取盛唐名家，醞釀胸中，久之自然悟入”。這就是平日學習的悟入法。至於後者，也就是詩的藝術實踐問題，關於這，他有以下一段話：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而古人未嘗不讀書，不窮理(注：此句通行本作“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今據《詩人玉屑》轉引。)。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詩者，吟詠情性也。盛唐諸人惟在興趣，羚羊挂角，無為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像，言有盡而意無窮。

　　他認為詩的藝術必須達到這種境界，才能算“透徹之悟”，才是“妙語”。只有盛唐諸家能夠達到這樣的高度。以上就是嚴羽《滄浪詩話》的主要論點。

　　嚴羽教人學詩，必須熟讀《楚辭》以至盛唐名家的詩，作為寫作準備的一個重要環節來說，借鑒前人的創作經驗還是必要的。但是文學藝術的來源是現實生活，單從詩中去學詩，顯然是不夠的；所以陸放翁教子學詩，有“工夫在詩外”之說。詩的特徵是形象思維，作者必須通過藝術想象，創造一種藝術境界，運用優美的語言表達出來，才能感動讀者，引起讀者的審美趣味，這的確不是單靠掉書袋、講道理所能濟事的。嚴羽似乎意識到這一點，所以說詩有別材別趣，非關書理。然而讀書並不妨礙作詩，有時反有幫助；理亦不礙詩之妙，有時還可以加深對事物的觀察，所以他又說古人並不排斥讀書窮理。問題在於書如何用，理如何說，要用書而不為書所用，說理而不墮於理障。在他看來，如果含蓄深遠，不即不離，理在情景之中，言超為象之外，如所謂“羚羊挂角，無為可求”，“透徹玲瓏，不可湊泊”的境界，才是最好的作品。所以又說“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我們不否認盛唐諸家的某些詩具有上述藝術境界。但這是否就能算最高的成就，那可不一定。因為詩的本質首先在於反映現實，同時抒發詩人對客觀現實的感受；而嚴羽所極力推崇的僅僅是表現方法和藝術風格問題，這是有極大的片面性的。何況他所謂“興趣”，所謂“妙處”，只是王孟家數為然，其他盛唐作家並不儘然。就是王孟詩風也不完全一致，更不能誇大為詩歌藝術的永恒標準，事實上也不可能存在這種標準。嚴羽表面推尊李杜，而實有偏好，所以又說孟浩然的詩出韓愈之上，以其“一味妙悟而已”。嚴羽論詩雖不為無見，但只從印象出發，不能具體分析，因此，他的判斷既不全符實際，又說得異常玄妙，使人感到神秘。唐人司空圖作《二十四詩品》，概括詩的各種意境和風格，故作模糊影響之談，如所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遇之匪深，即之愈希”等語，迷離惝恍，不可捉摸。嚴羽這些議論正是司空圖《詩品》的進一步發展。

　　嚴羽的詩論是為反對蘇軾、黃庭堅的詩風而發的。他在論盛唐詩之後就緊接著指出他們“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認為詩雖工，“終非古人之詩也。蓋於一唱三歎之音有所歉焉”。接著又指出其詩“多務使事，不問興致；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以及末流叫囂詈罵之弊，為詩之一厄。下面更說東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為詩，唐人之風變矣”。最後連帶批評了一下“四靈”和江湖派，但主要矛頭則是指著蘇黃二大詩人，而尤側重於江西詩派的末流的。的確，蘇黃一出，“滄海橫流”，唐風盡變，唐宋詩的界限判然始分。嚴羽抉摘江西派的病根是中肯的，企圖以盛唐挽救一時之弊也是好的；但不從那時詩歌最根本的思想內容上的缺點，也就是嚴重脫離政治、脫離現實生活的缺點來針砭它，而只強調藝術風格等次要問題，又引導作者以類比復古為事，那就走到另一個錯誤的方向去了。

　　《滄浪詩話》的影響是很大的。明胡應麟認為明詩所以能“上追唐漢”，就是靠嚴羽的提倡。其實明代前後七子的復古，以“詩必盛唐”相號召，模仿剽竊，優孟衣冠，貌合而神離，久為詩壇所反對，而目之為“瞎盛唐詩”，這無疑是《滄浪詩話》帶來的後果。後來錢謙益、馮班竭力詆毀嚴羽，至罵他為“熱病”、“藝語”，未免太過。而不久王士禎複大倡“神韻”之說，選《唐賢三昧集》，以王維為宗。其詩亦努力追求盛唐韻味，成為一時風氣，又把詩歌創作引向另一條空虛狹窄的道路，顯然仍是嚴羽“妙悟”說的影響。

第四節：文天祥和宋末愛國詩人

　　南宋的覆亡是一段極為慘痛的歷史，統治集團為了保持苟安享樂的生活，不惜對金稱臣割地，步步退讓，最後更把錦繡河山俯首貼耳地送給元人。但是，民族英雄文天祥為了挽回覆亡的命運，寸土血戰，百折不撓，直到戰敗被俘，仍然誓死不屈，卻表現了極為光輝的愛國主義精神。他的詩歌是他戰鬥生活的紀錄，愛國精神的自然流露。受他精神感召的許多南宋遺民的詩歌，也表現了不和元統治者妥協的精神。

　　文天祥(1236—1282)，字履善，又字宋瑞，自號文山。江西吉水人。二十歲舉進士第一。曆官至江西安撫使。德佑二年，元軍圍臨安，除右丞相兼樞密使，赴元軍議和被拘留，解送北方。至鎮江得脫走，回溫州擁立端宗，圖謀恢復，轉戰東南。景炎三年兵敗被俘，拘囚燕京四年，終以不屈被害。有《文山全集》。

　　他詩歌中動人的作品，是德佑二年以後所作的《指南錄》、《指南後錄》和《吟嘯集》。這些詩不僅記錄了他後期種種生活經歷，更重要的是表現了他的愛國精神和民族氣節。

　　“臣心一片磁鍼石，不指南方不肯休”，這是他《指南錄》命名的由來，也表現了他力圖恢復，念念不忘宋室的不屈不撓的意志。他赴北營議和，不僅敢於和氣勢洶洶的元丞相伯為作面對面的鬥爭，“若使無人折狂虜，東南那個是男兒!”(《紀事》)而且在敵營裏痛為了投降元人的南宋大臣賈余慶、劉巴等。他說：“嗚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幾矣!詆大酋，當死；罵逆賊，當死；與貴酋處二十餘日，爭曲直，屢當死；去京口，挾匕首，以備不測，幾自剄死；……”(《指南錄後序》)在這出生入死的鬥爭中，他隨時想到的是“但令身未死，隨力報乾坤”(《即事》)。他毅然地負起了“存亡國，繼絕世”的艱難責任，用他的詩來說，就是“祖逖關河志，程嬰社稷功”(《自歎》)。

　　他再度被執以後所寫的詩，表現了國破家亡後的身世悲涼：“田園荒吉水，妻子老幽州”(《生朝》)，“遺老猶應愧蜂蟻，故交久已化豺狼”(《贛州》)，心情的悲痛是難以言喻的。而他著名的《金陵驛》詩，更表現了一種永離故國鄉土的沈痛心情：

　　草合離宮轉夕暉，孤雲飄泊複何依。山河風景元無異，城郭人民半已非。滿地蘆花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從今別卻江南路，化作啼鵑帶血歸!

　　這種沈痛心情是動人的，但更為重要的是他的另一些詩。在這些詩裏表現了他在敵人面前至死不屈，堅持民族氣節的光輝品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首《過零丁洋》詩是為所周知的。他在北上燕京途上還寫了《懷孔明》、《劉琨》、《祖逖》、《顏杲卿》、《許遠》等等詩篇，通過對這些忠肝義膽的歷史人物的歌頌，表達了他愛國的志節。在《白溝河》懷張叔夜的詩裏，他更說：“天地垂日月，斯人未雲亡。文武道不墜，我輩終堂堂。”既表現了堅持民族氣節的自豪感，也表現了他對民族光明前途的堅定信念。上面所說的這些寶貴的思想信念，在他的傑作《正氣歌》裏表現得尤為集中、鮮明、強烈：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在齊太史簡，在晉董狐筆。在秦張良椎，在漢蘇武節。為嚴將軍頭，為嵇侍中血。為張睢陽齒，為顏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是氣所磅礡，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綱實系命，道義為之根。……

　　詩的後段，寫他在這些浩然正氣鼓舞下，不怕牢獄中種種污穢腐臭氣息的侵襲，生活安然無恙，精神怡然自得。這篇詩很少雕飾，卻很從容自然地展示了他崇高的精神面貌。

　　他前期的詩受江湖詩人影響較深，後期則主要學杜甫，除著名的《集杜詩》二百首外，他的《讀杜詩》中所說的“耳想杜鵑心事苦，眼看胡馬淚痕多”，可以說明他特別熱愛杜詩的原因。他懷念親人的《六歌》是仿杜甫《同穀七歌》而作，其他如“長江還有險，中國自無人”(《安慶府》)，“篋破書猶在，爐殘火複燃”(《初六日紀事》)，“春事暗隨流水去，潮聲空逐暮天回”(《越王台》)，“眼裏遊從驚死別，夢中兒女慰生離”(《早秋》)等詩句，都有杜詩悲涼沈鬱的風貌。　　

　　汪元量(生卒不詳)，字大有，號水雲，錢塘人。他本是宮廷的琴師，南宋亡後隨六宮到燕京，晚年請為黃冠道士，歸老南方。有《水雲集》、《湖山類稿》。

　　他的詩中最著名的是《醉歌》、《湖州歌》、《越州歌》。這些詩用七絕聯章的形式，紀實的手法，把他所目擊的南宋覆亡、六宮北遷的情景淋漓盡致地描繪出來，心情十分辛酸沈痛。當時劉辰翁等人稱他為“詩史”。例如：

　　淮襄州郡盡歸降，卑鼓喧天入古杭。國母已無心聽政，書生空有淚千行。

　　亂點連聲殺六更，熒熒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寫歸降表，臣妾簽名謝道清。　　——《醉歌》

　　謝了天恩出內門，駕前喝道上將軍。白旄黃鉞分行立，一點猩紅似幼君。

　　北望燕雲不盡頭，大江東去水悠悠。夕陽一片寒鴉外，目斷東西四百州。　　——《湖州歌》

　　詩中太后簽署降表、幼主向元人謝恩的情景，是令人深刻難忘的。當時文天祥等許多愛國志士正出生入死為挽救危亡而奮鬥，小朝廷卻雙手捧上降表。他詩中涉及人民的地方雖然很少，但是象“兵馬渡江人走盡，民船拘斂作官船”，也展示了戰亂的荒涼；“宮女不眠開眼坐，更聽人唱哭襄陽”，更反映了人民對統治者昏庸無能的痛恨。

　　他在燕京曾和文天祥獄中唱和，他的《生挽文丞相》，和王炎午《生祭文丞相文》一樣，是勉勵天祥盡節的作品。《浮丘道人招魂歌》九首也是仿文天祥《六歌》為天祥招魂之作。此外，如《杭州雜詩和林石田》中“蜀也吞聲哭”一篇，《題王導像》，感慨很深沈。《夷山醉歌》二首，則在故作豪宕放逸中透露了國破家亡的深痛。

　　他的詩受江湖派影響較深，絕句尤近晚唐。但有些沈鬱悲痛之作頗似杜詩，他在《草地寒甚氈帳中讀杜詩》中自述經憂患以後對杜詩的看法有很大轉變。　　

　　謝翱(1249—1295)，字臬羽，號希發子，長溪(福建霞浦)人。曾率鄉兵投文天祥軍，後變姓名逃亡，有《希發集》。他為了紀念文天祥，曾寫了一篇著名的《登西台慟哭記》，此外，還有一篇《西台哭所思》的詩：

　　殘年哭知己，白日下荒台。淚落吳江水，隨潮到海回。故衣猶染碧，後土不憐才。未老山中客，唯應賦八哀。

　　這首詩和《哭所知》、《書文山卷後》、《哭廣信謝公》等篇，都是悲哀沈痛，泣血吞聲之作。他的詩重苦思錘煉，受孟郊、李賀影響較深。　　

　　林景熙(1241—1310)，字德揚，號霽山，浙江平陽人。宋咸淳七年進士，官至從政郎，宋亡隱居故鄉。有《白石樵唱》。他的詩寫南宋遺臣的悲痛心情，深沈感人。如《聞家則堂大參歸自北寄呈》：

　　濱死孤臣雪滿顛，冰氈齧盡偶生全。衣冠萬里風塵老，名節千年日月懸。清唳秋荒遼海鶴，古魂春冷蜀山鵑。歸來親舊驚相問，禾黍離離夕照邊。

　　家鉉翁被元人拘留了十九年，守志不仕，以八十二歲的患難餘生回到江南。詩中對他表示了無限敬仰和同情。他的《讀文山集》、《題陸大參秀夫廣陵牡丹詩卷後》也洋溢著愛國的深情。此外，《秦吉了》、《孫供奉》等諷刺降元將相不如禽獸，也充滿了義憤。　　

　　鄭思肖(1241—1318)，字憶翁，號所南，福建連江人。兼長詩畫，他畫蘭不畫土根的故事早已流傳人口。他的《寒菊》詩“寧可枝頭抱香死，何曾吹落北風中”，表現了堅強不屈的傲骨。又如《送友人歸》：

　　年高雪滿簪，喚渡浙江潯。花落一杯酒，月明千里心。鳳凰身宇宙，麋鹿性山林。別後空回首，冥冥煙樹深。

　　五六兩句，見出他隱跡山林，心系天下的抱負和性格。

　　宋末愛國詩人在元代詩人中留下相當深的影響，他們的生平事跡和作品往往借元代詩文作家的記載得以流傳下來。明末清初及清末詩人在表達愛國思想的時候，也往往提到他們。相傳在明末蘇州承天寺古井裏發現的鄭思肖《心史》，雖不一定可靠，但在當時愛國詩人中確起了積極的影響，顧炎武就為此寫了《井中心史歌》。

第九章　話本和宋代民間歌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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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話本的產生


　　話本原是“說話”藝人的底本，是隨著民間“說話”伎藝發展起來的一種文學形式。從敦煌發現的資料看，唐代已出現話本；但到宋元時代才漸趨成熟。在宋代汴京、杭州等工商業繁盛的都市里，為了市民的娛樂，各種瓦肆伎藝應運而生。“瓦肆”即“瓦子”或“瓦舍”(注：《都城紀勝》：“瓦者，野合易散之意。”《夢粱錄》：“瓦舍者，謂其來時瓦合、去時瓦解之義，易聚易散也”這有助於我們對瓦舍中各種伎藝演出時情況的瞭解。又《通鑒》二五五卷：“朱全忠擊黃巢瓦子寨拔之。”胡三省注：“黃巢撤民居以為寨屋，謂之瓦子寨。”疑瓦子即指瓦棚，以別于臨時演出的草棚或露臺的。)，它的出現，說明各種民間伎藝已長期集中在固定地點演出，這就有利於各種伎藝的交流和它們藝術水平的不斷提高。《東京夢華錄》記北宋汴京的瓦子說：“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則中瓦，次裏瓦，其中大小勾欄五十餘座。內中瓦子蓮花棚、牡丹棚，裏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納數千人。”《武林舊事》記南宋杭州演出的伎藝有五十多種，瓦子二十三處，每個瓦子又包含若干座“勾欄”。當時北瓦內的勾欄有二十三座。在這許多瓦肆伎藝中，屬於說話範圍的有四家。一、“小說”，二、講史，三、講經，四、合生或說諢話。其中以“小說”、講史兩家為最重要，影響也最大。《醉翁談錄》說：

　　說國賊懷奸從佞，遣愚夫等輩生嗔；說忠臣負屈銜冤，鐵心腸也須下淚。講鬼怪，令羽士心寒膽戰；論閨怨，遣佳人綠慘紅愁。說人頭廝挺，令羽(當作武)士快心；言兩陣對圓，使雄夫壯志。談呂相青雲得路，遣才人著意群書；演霜林白日升天，教隱士如初學道。童發跡話，使寒門發憤；講負心底，令奸漢包羞。

　　可想見說話內容的豐富和藝術上所達到的水平。宋代說話藝人還有書會、“雄辯社”等組織，用以出版書籍、切磋伎藝。《東京夢華錄》說北宋汴京有霍四究專說三國故事，尹常賣專說五代故事。《武林舊事》說南宋杭州講史有喬萬卷、許貢士等二十三人；說經、諢經有長嘯和尚、彭道士等十七人；“小說”有蔡和、李公佐、張小四郎等五十二人。說話人數比任何其他技藝為多，而其中說“小說”的又比講史、說經的多出一倍以上，這說明它是最受聽眾歡迎的。

　　說話這一民間伎藝至遲在中唐就有了。從元稹《寄白樂天代書一百韻》詩中“翰墨題名盡，光陰聽話移”兩句下的自注和段成式《酉陽雜俎》中關於“市人小說”的片段記載看，唐代的說話藝術已漸趨成熟。而從《廬山遠公話》、《韓擒虎話本》和《葉淨能話》等幾篇現存的唐話本看，儘管情節還不夠集中，語言還不夠通俗，但無疑是宋元話本的先驅。變文除人物故事的描繪外，它的散文韻文交錯的體裁也為部分話本所吸收。《清平山堂話本》中《快嘴李翠蓮》通篇以韻語說唱為主，《刎頸鴛鴦會》中也夾唱十首〈商調·醋葫蘆〉，其他如《京本通俗小說》中的《碾玉觀音》、《菩薩蠻》也雜有很多韻語，都可以看出變文的影響。

　　比之唐傳奇和變文，話本的體裁有它的特色。說話人為延遲正文開講時間，等候聽眾，並穩定早到聽眾的情緒，因此汲取變文裏押座文的經驗，在正文之前吟誦幾首詩詞或講一兩個小故事，叫做“入話”。這些詩詞、小故事大都和正文意思相關，可以互相引發。說話人為渲染故事場景或人物風貌，往往在話本中穿插駢文或詩詞。話本結尾又常用詩句總結全篇，勸戒聽眾。這些地方還殘留著說唱文學的遺跡。“小說”原名銀字兒，最初也用樂器伴奏，後來才逐漸減少了音樂歌唱的成分而獨立發展。說話人為吸引聽眾再來聽講，往往選擇故事引人入勝處突然中止，這是後來章回小說分回的起源。

第二節：話本的思想內容和藝術成就

　　話本小說的流行正當印刷事業普遍發展的宋元時期，當時說話篇目僅“小說”一項，據《醉翁談錄》所記已達百種以上，實際當不止此數。為什麼流傳下來的卻這樣少呢?這主要由於封建統治階級對通俗文學的歧視，近代帝國主義的侵略也給它帶來重大損失。據《四庫全書》雜史類存目《平播始末》提要說，《永樂大典》有平話一門，所收平話極多，其中當有不少宋元舊編。1900年，英法聯軍入京，《永樂大典》散佚，這部分平話就無法再見到了。

　　“小說”是說話中影響最大的一家。由於“小說”多就現實生活汲取題材，形式短小精悍，內容新鮮活潑，因此最為群眾所歡迎。《都城紀勝》說當時講史的“最畏小說人，蓋小說者能以一朝一代故事，頃刻間提破”。就說明了這情況。現存宋元話本的“小說”，包括《京本通俗小說》的全部，《清平山堂話本》中的大部和《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中的小部分，約四十篇左右。宋元話本與明代擬話本有時不易區分。大抵以宋元民間故事傳說為題材，反映宋元社會生活面貌，而在若干細節上(如風俗習慣、地名、官名)又符合宋元社會情況的，即使其中有經過後人改動的地方，依然可看作宋元話本。

　　現存的“小說”話本以愛情、公案兩類作品為最多，成就也最高。在以愛情為主題的作品中，已有較多的市井細民成為故事中的主人翁，並表現他們對封建勢力的反抗，尤其突出了婦女鬥爭的堅決和勇敢。《碾玉觀音》和《鬧樊樓多情周勝仙》是這類小說中成就較高的作品。《碾玉觀音》中的璩秀秀是裱褙鋪璩公的女兒，被咸安郡王買作“養娘”後愛上了碾玉匠崔寧，就趁王府失火，雙雙逃至潭州安家立業。後因郭排軍告密，郡王抓回秀秀處死，她的鬼魂又和崔甯在建康府同居，最後並懲處了郭排軍。作品中秀秀為爭取愛情而鬥爭的精神表現得非常突出；同時通過對咸安郡王的刻劃，揭示了封建統治者的兇殘本性。《鬧樊樓多情周勝仙》中的周勝仙在金明池畔遇上了青年范二郎，她借和賣水人吵架，主動向范二郎介紹了自己的身世，表示了對他的愛慕。她父親因對方門第太低，不准他們結婚，她始終沒有屈服。為了范二郎，她曾死過兩次，甚至做了鬼還要和他相會，最後又通過五道將軍，救他出了監獄。璩秀秀、周勝仙對愛情的追求和執著，反映了當時婦女民主意識的覺醒。其他如《志誠張主管》寫一個白髮老人張員外的小夫人，突破禮教的束縛，主動追求員外店裏的主管張勝。《樂小舍拚生覓偶》中突出了樂和同順娘之間的深摯愛情。順娘看潮落水，樂和不顧危險赴水去救，後兩人都被救起，終成夫婦。

　　公案類的作品反映了當時複雜的階級矛盾，有時還表現了人民對統治階級的直接鬥爭。《錯斬崔寧》和《宋四公大鬧禁魂張》是這類小說中較有特色的作品。《錯斬崔甯》寫崔甯和陳二姐，被捲入因十五貫錢而引起的謀殺案中，結果在昏官的嚴刑拷打之下，招供誣服，被判處死刑。作品揭露了封建官府的草菅人命，還直接加以批判說：“這段冤枉，細細可以推詳出來，誰想問官糊塗，只圖了事，不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並告誡這些官吏：“做官切不可率意斷獄、任情用刑，也要求公平明允，道不得個死者不可複生，斷者不可複續。”《宋四公大鬧禁魂張》中出現的一夥俠盜趙正、宋四公、侯興等，不僅懲罰了為富不仁、視錢如命的財主張富；而且偷走了錢大王的玉帶，當面剪走京師府尹的腰帶撻尾和馬觀察的一半衫奚，鬧得整個京師惶惶不安。其他如《簡帖和尚》中通過一個還俗的和尚寫假信騙取皇甫殿直妻子的故事，反映了封建社會中善良婦女任人擺布的慘狀；批判了官吏的昏貴殘酷，動輒嚴刑逼供，置他人死活於不顧，同樣有它的現實意義。

　　此外，如《鄭意娘傳》寫鄭意娘被金人擄去，不甘屈辱，自刎而死，表現了堅貞的氣節和愛國主義思想。後來寫她的鬼魂把負心的丈夫揪投江中，為作者的迷信思想所左右，有些描寫相當恐怖，但仍曲折表達了婦女的反抗精神。《快嘴李翠蓮》寫李翠蓮在出嫁前後，以鋒利的辯才，回擊了封建教條加於她的種種束縛，從而維護了自己的尊嚴。《萬秀娘仇報山亭兒》中的尹宗母子，為萬秀娘的不幸遭遇所感動，挺身而出，把她從惡霸手裏救出。為了替她報仇，尹宗還犧牲了自己的生命，表現了下層人民捨己救人的高貴品質。

　　由於話本作者思想的複雜，各篇作品所表現的思想很不一致。在少數作品中還存在著較多的消極落後乃至反動的成分。如《菩薩蠻》中，宣揚了“只因我前生欠宿債，今生轉來還”的報應思想。《西山一窟鬼》、《西湖三塔記》、《定州三怪》等篇中，彌漫著一股迷信和恐怖的氣氛。在《馮玉梅團圓》中，美化了一個農民起義軍的叛徒和官家小姐之間的愛情。這些消極落後的因素，甚至在那些優秀的“小說”中，也不能完全避免，如《宋四公大鬧禁魂張》中一些無謂的插科打諢，以及某些愛情作品中作鬼還要團圓的描繪，雖然也表達了美好的願望，究竟是在作者迷信有鬼的思想基礎上設想出來的。

　　在藝術上話本比之它以前的小說來已有很多新的發展。說話人為了吸引聽眾，很注意故事情節的動人。如《簡帖和尚》的開頭，讀者只見棗巷口的小茶坊中來了個“濃眉毛，大眼睛”的官人。當皇甫殿直在家時，這“官人”派人送簡帖與禮品給皇甫妻楊氏，引起皇甫的懷疑，把妻子休了。楊氏含冤莫白，準備跳水自盡，卻遇上一個自稱是她姑姑的老太婆，把她帶回家，逼著她嫁給那個“濃眉毛，大眼睛”的官人。後來這“官人”向楊氏泄漏真相，說他本是個和尚，因見楊氏貌美，就設計買通老太婆誘騙她。楊氏聽了之後，“揪住那漢，叫聲屈”。這一“屈”，喊出了楊氏內心的冤憤，也激起了讀者的共鳴。作者就以這樣巧妙的佈局步步引人入勝。其次在“小說”中已開始運用具有典型意義的細節來刻劃人物性格，而且還出現了人物內心活動的描寫。《錯斬崔寧》中當劉貴借錢回來，因陳二姐開門遲了，就騙她說已經把她賣了。到夜間劉貴睡後，作者這樣描寫陳二姐：

　　那小娘子好生擺脫不下：“不知他賣我與甚色樣人家為我須先去爺娘家裏說知。就是他明日有人來要我，尋道(到)我家，也須有個下落。”沈吟了一會，卻把這十五貫錢，一垛兒堆在劉官人腳後邊。趁他酒醉，輕輕的收拾了隨身衣服，款款的開了門出去，拽上了門，卻去左邊一個相熟的鄰舍叫做朱三老兒家裏，朱三媽借宿了一夜，說道：“丈夫今日無端賣我，我須先去與爹娘說知。須你明日對他說一聲，既有了主顧，可同我丈夫到爹娘家中來討個分曉，也須有個下落。”

　　通過這種人物內心活動和言行的細緻描寫，給我們留下了一個善良、馴順而沒有社會地位和人身自由的貧家女子的印象。此外“小說”的作者有時還通過富有戲劇性的對話，表現人物性格的特徵。《碾玉觀音》中秀秀、崔寧逃出王府後的一段對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秀秀道：“你記得也不記得?”崔寧叉著手，只應得喏。秀秀：道“當日為人都替你喝采：‘好對夫妻!’你怎地到(倒)忘了?”崔寧又則應得喏。秀秀道：“比似只管等待，何不今夜我和你先做夫妻?不知你意下何如?”崔寧道：“豈敢!”秀秀道：“你知道不敢，我叫將起來，教壞了你，你卻如何將我到家中，我明日府裏去說!”崔寧道：“告小娘子：要和崔甯做夫妻不妨；只一件，這裏住不得了……”

　　在上述對話中，秀秀追求愛情時所表現的主動、潑辣的性格，和崔寧的憨厚、怯懦的個性都鮮明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這些不同性格特徵又是和他們各自不同的身份、經歷相吻合的。

　　話本小說在故事結構、人物刻劃上的這些特點，表現了古典小說中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比唐傳奇又前進了一大步，開始趨向成熟。

　　在敦煌變文和唐話本中雖間有俗語，仍以淺近的文言為主，到宋元話本小說，才通篇用通俗、生動的語言敘述。後來我國小說、戲曲所普遍採用的白話文體，這時已經正式出現，開始了我國文學語言上一個新的階段。

　　講史大都是根據史書敷演成篇的，雖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當時人民的愛憎感情，究竟受正史的影響比較大。從《醉翁談錄》看，當時講史的藝術效果也是很強的，但就現存的作品看，結構散亂，人物性格模糊，故事、情節前後不連貫，語言文白夾雜，它們可能只是當時說話的提綱或是簡單的記錄，因此無論思想內容或藝術成就都無法和“小說”相比。

　　現存宋元進史話本有《新編五代史平話》、《大宋宣和遺事》和《全相平話五種》。《新編五代史平話》，曹元忠的跋說是“宋巾箱本”，但其中不避宋諱，大約是經元人翻刻時修改過的。作品敘述了梁、唐、晉、漢、周五代的興亡，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人民在封建暴政和長期戰亂中的苦難；它歪曲了黃巢的起義，卻比較生動地描寫了劉知遠、郭威等人的發跡。《大宋宣和遺事》以宋人口吻敘述，但其中也夾有元人的話，如“省元”、“南儒”，對南宋帝王名字也未盡避諱，因此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其書或出於元人，抑宋人舊本，而元時又有增益，皆不可知。”作品從歷代帝王荒淫失政之事引起，接著敘述北宋的政治演變，重點寫宋徽宗的昏淫及金人的入侵，表現了作者對黑暗政治的憤懣。全書由文言和白話拼湊而成，文言部分大抵抄襲舊籍、拉雜成篇；白話部分則是民間故事的記載，很像“小說”，因此有人懷疑它不是說話人的本子，而是由宋末憤世文人擬話本而作的。其中梁山濼故事已經具備《水滸傳》的一些主要情節，可以看出《水滸傳》的最初面貌。《全相平話五種》是元代至治年間刊行的，很可能就是元代的作品。它包括《武王伐紂平話》、《七國春秋平話》後集(又名《樂毅圖齊》)、《秦並六國平話》、《前漢書評話》續集(又名《呂後斬韓信》)和《三國志平話》。這些作品大抵依據正史，但其中插進了不少民間流傳的故事，刻劃出一些封建統治者的嘴臉，如：紂王的荒淫殘暴，秦始皇的兼併野心，劉邦的刻薄無賴，曹操的老奸巨猾。《三國志平話》的成就較高，已具備了《三國志演義》中的主要情節和基本傾向，書中張飛的形象相當生動。當然比起《三國志演義》來，它的內容和描寫還是簡單、粗陋的。《武王伐紂平話》在譴責紂王荒淫殘暴的同時，肯定了武王伐紂的正義性，其中某些神奇怪異的因素，已看出了後來《封神演義》的苗頭。

　　此外，《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又名《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卷尾有《中瓦子張家印》六字，張家為南宋臨安書鋪，因此一般都認為是宋刊本。全書敘述高僧玄奘與白衣秀才猴行者，克服種種障礙，終於到達天竺取經的故事，為明代小說《西遊記》的創作提供了最早的根據。

　　宋元話本是我國小說發展史上的一個嶄新階級，有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講史本身成就雖然不高，對後來《三國演義》、《水滸傳》、《封神演義》、《列國志傳》等歷史小說卻有很大的影響。至於“小說”， 不僅思想內容，在創作方法和語言的運用上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對後來的小說、戲曲有深遠的影響。

第三節：宋代民間歌謠

　　宋代民間歌謠只是極少的一部分被保存在一些筆記小說裏。就現存的民歌看，多數是思想健康、具有戰鬥意義的作品。

　　三千索，直秘閣；五百貫，擢通判。　　——朱弁《曲洧舊聞》

　　城門閉，言路開；城門開，言路閉。　　——《大宋宣和遺事》

　　兩首歌謠雖都只十二個字，對北宋統治階級的批判卻是十分深刻的。《曲洧舊聞》說“王將明(王黼)當國時，公然受賄賂，賣官鬻爵，至有定價”。前一首就一針見血地揭示了這種黑暗的現實。《宣和遺事》載：“靖康初，金人犯邊，求言之詔凡幾下，往往事緩則阻抑言者。”後一首就諷刺了北宋統治階級所謂廣開言路的實質。

　　月子彎彎照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家飄散在他州。　　——《京本通俗小說》《馮玉梅團圓》

　　這首民歌成功地運用對比的手法，反映了金兵南下後中原人民流落他州外縣的淒涼生活，幾百年來，一直為人們所傳誦。

　　有的民間歌謠還把鬥爭鋒芒直接指向封建統治集團裏的當權派。

　　打破筒(童)，潑了菜(蔡)，便是人間好世界。　　——吳曾《能改齋漫錄》

　　殺了童蒿(童貫)割了菜(蔡京)，吃了羔兒(高俅)荷葉(何執中)在。　　——曾敏行《獨醒雜誌》

　　二蔡一敦，必定沙門(注：必定沙門：就是要充軍沙門島。)；籍沒家財，禁錮子孫。大敦、小敦，入地無門；大蔡、小蔡；還他命債。　　——《大宋宣和遺事》

　　這些歌謠通過暗喻、諧聲等手法，表現了人們對於禍國殃民的蔡京、章敦、童貫、高俅等權奸的刻骨仇恨；同時也表達了人們對一個“好世界”的向往。

　　在反映民族鬥爭的歌謠中，體現了廣大人民統一祖國的信念。如下面二首。

　　胡孫死，鬧啾啾，也須還我一百州。　　——馬端臨《文獻通考》

　　天水歸汴，複見太平。　　——周輝《清波雜誌》

　　前一首反映了後金葛五死而引起的內部紊亂。民歌的作者以輕蔑的口吻表達了廣大人民對金朝統治者的憤慨和收復大好河山的願望。後一首寫南宋建炎初，黃河決口，洪水幾至汴京。在金人統治下的汴京人民想導水入汴，他們將洪水比作天水(注：天水是宋皇室趙姓的郡望。)，渴望南宋能收復中原，“複見太平”。

　　人民對於抵禦外敵、守邊有功的將領作了熱情的歌頌。如《邊上謠》：

　　軍中有一韓(韓琦)，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範(范仲淹)，西賊聞之驚破膽。　　——孔平仲《談苑》

　　對於趙宋君臣的屈膝求和、苟且偷安，則予以辛辣的諷刺。如下面二首：

　　不管肅王，卻管舒玉；不管燕山，卻管聶山；不管山東，卻管陳東；不管東京，卻管蔡京；不管河北界，卻管秀才解。(注：肅王，在金為質的徽宗兒子趙樞。舒王，王安石的封號。燕山，河北失地。聶山，聶昌原名，曾因抗敵有功，欽宗命他改名，以取吉利。蔡京，徽宗時宰相，已失勢被貶。此時又提出他的貶黜問題。河北界，指宋金的邊界。秀才解，秀才送往上一級的考試。界、解同音。)　　——石茂良《避戎夜話》

　　張家寨裏沒來由，使它花腿為石頭，二聖猶自救不得，行在蓋起太平樓。　　——莊季裕《雞肋編》

　　前一首，寫金人圍汴京，由於北宋軍民固守，引兵北歸，這時本正好乘勝追擊，但統治集團中的投降派，不顧東京(汴京)的危在旦夕，而一味苟且偷安，忙於鎮壓反對妥協投降的陳東等太學生，以及處理“複春秋科，太學生免解，改舒王從祀之類”的不急之務。後一首據《雞肋編》載，當時張俊領軍在杭州，怕士卒逃跑，“擇卒少壯長大者，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謂之花腿。”又“營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樓，般運花石，皆役軍兵”。 民歌的作者正是表達了當時人民(包括士卒在內)對他的憤慨的。

　　由於詞調的流行，在宋代民間歌謠裏有部分是用詞調表現的。《江湖記聞》中諷刺賈似道、劉良貴的〈一剪梅〉詞，把當時官僚們在“公田法”和“經界推排法”的名義下，狼狽為奸，加緊搜刮人民的醜態揭露得很深刻。

　　宰相巍巍坐廟堂，說著經量，便是經量。那個臣僚上一章，頭說經量，尾說經量。輕狂太守在吾邦，聞說經量，星夜經量。山東河北又為荒，好去經量，胡不經量為

　　民間詞語言通俗，生活氣息濃烈，和文人詞明顯不同。下面這首《行香子》在這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

　　浙右華亭，物價廉平，一道會(注：會即會子，是當時的紙幣。)買個三升，打開瓶後，滑辣光馨。教君霎時飲、霎時醉、霎時醒。聽得淵明，說與劉伶，這一瓶約為三升，君還不信，把秤來秤，有一斤水，一斤瓶。(注：根據《行香子》格調及詞意推測，下片疑落“一斤酒”三字。)

　　詞裏巧妙地諷刺了酒商的作假。語言既通俗、生動，又非常俏皮，表現了民間詞的特色。
作者: ewingwong    時間: 2009-10-23 10:08

第十章　遼金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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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遼金文學的發展

　　遼是契丹族統治者建立的國家，它從五代後梁末帝貞明二年(916)建國，到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為金所滅，和北宋對峙了一六六年。金是女真族統治者建立的國家，它從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建國。到宋理宗端平元年(1234)為蒙古所滅，和南宋對峙了109年。遼、金定都於今北京地區(遼稱南京、金稱中都)，它們同北宋、南宋的長期對立表現了我國各兄弟民族在融合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矛盾鬥爭。其中有些重大的軍事鬥爭，雖然是統治階級挑起的，但仍不能阻止南北之間和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

　　契丹貴族建國初期，崇尚武勇，連婦女都會騎射，對文學並不重視，跟中原地區的重文輕武，形成各自不同的習俗。但到了它在燕京建都時，疆域擴張到現在河北、山西的北部，跟早在這一帶定居的漢族人民雜居，他們一面接受了漢族的封建文化，刻印、翻譯唐宋作家的一些詩文集；一面也給漢族的封建文化注入了新的血液。遼興宗在一次射獵之後以《日射三十六熊賦》試進士，遼道宗的皇后蕭觀音在隨道宗到伏虎林射獵時寫了一首七絕詩：“威風萬里壓南邦，東去能翻鴨錄江。靈怪大千俱破膽，那教猛虎不投降。”都表現了契丹族以勇武立國的精神。

　　蕭觀音在對道宗的寵愛感到絕望時，寫了十首《回心院詞》，抒寫她宮延生活的苦悶。她把這十首詞交給宮廷藝人趙惟一制曲，在共同的文藝愛好中，他們發生了性愛，觸怒了道宗，趙惟一被族誅，蕭觀音被迫自盡，在臨終時寫了絕命詞：

　　……顧子女兮哀頓，對左右兮摧傷；共西耀(指夕陽)兮將墜，忽吾去乎椒房。呼天地兮慘悴，恨古今兮安極；知吾生兮必死，又何愛兮旦夕。

　　《回心院詞》以及有關的故事的流傳，在封建專制的宮廷裏，投進一線光輝，照見那“見不得人的地方”的黑暗。從有關這故事的詩詞作品看，又表現契丹民族在文藝上接受漢化的過程。

　　金建國初期，中原人民紛紛起來反抗，其統治很不穩定，因此一些遼宋舊臣在詩歌裏也較多流露故君故國之思和仕金後的內心矛盾與痛苦。象宇文虛中就是宋朝使臣，因負才名而被迫留金的。在詩歌中他以蘇武自勵，還表示自己的決不屈節：“人生一死渾閒事，裂眥穿胸不汝忘。”(《在金日作》)“莫邪利劍今安在，不斬奸邪恨最深!”(同上)此外，吳激、高士談等也有一些憶國懷鄉的作品。比較有名的則是吳激的《人月圓》詞：

　　南朝千古傷心事，猶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一夢，仙肌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是天涯。

　　在與南宋和局已定的數十年間，北方各族人民生活上逐步融洽，文化上互相吸收，金世宗、金章宗等更進一步接受漢族文化來鞏固他們的統治，這時金國也出現不少文學侍從之臣，如蔡圭、党懷英、趙秉文、王庭筠等。他們的詩歌偏於雕琢類比，內容比較貧乏。只有劉迎寫黃河缺口的“傳聞一百五十村，蕩盡田園及廬舍”(《河防行》)，趙秉文寫金貴族生活日漸豪華腐化的“至今甲第多屬籍，時消求馬爭馳突，錦韉貂帽獵春風，五陵豪氣何飄忽”(《長白山行》)等詩，還能反映出一點現實。這時期出現了一些風格豪邁雄壯的詞，如鄧千江的〈望海潮〉《獻張六太尉》，折元禮的〈望海潮〉《從軍舟中作》等，頗能代表金詞的成就：

　　雲雷天塹，金湯地險，名藩自古為蘭。營屯繡錯，山形米聚，襟喉百二秦關。鏖戰血猶殷，見陣雲冷落，時有雕盤。靜塞樓頭，曉月依舊玉弓彎。看看定遠西還，有元戎閫令，上將齋壇。區脫晝空，兜鍪夕解，甘泉又報平安。吹笛虎牙閑，且宴陪珠履，歌按雲鬟。招取英靈毅魄，長繞賀蘭山。　　——鄧千江〈望海潮〉《獻張六太尉》

　　這詞反映了金與西夏軍事鬥爭的歷史事實。對名藩蘭州的險要形勢和兩軍鏖戰後戰場景象的描寫，對戰勝敵人、解除邊境威脅的邊將的歌頌，對為國獻身的“英靈毅魄”的禮贊，構成了全詞沈雄豪壯的基調。在文學批評方面，王若虛反對當時“雕琢太甚，經營過深”的文風，主張“文章自得”，“渾然天成”(見《滹南詩話》)。他反對江西派而推崇蘇軾，這反映了金代一般詩人的觀點。

　　金代後期，北方的蒙古族崛起，其軍事力量壓倒了金。一二一四年，金宣宗被迫南渡，河北盡失，此後階級矛盾、民族矛盾日益尖銳，社會動蕩不安，人民生活更加痛苦。這時文風開始轉變，憂時傷亂逐漸成為詩歌的主調。除傑出作家元好問外，趙元、宋九嘉等都寫出一些反映現實的詩篇。趙元的《修城去》寫蒙古軍攻陷忻城後，幸存的老百姓又被金統治者鞭打驅趕去修城：“修城去，勞複勞，途中哀歎聲嗷嗷”；“修城去，相對泣，一身赴役家無食。”《鄰婦哭》寫蒙軍侵擾帶來的災難：“鄰婦哭，哭聲苦，一家十口今存五。我親問之亡者誰，兒郎被殺夫遭虜。”這兩首詩都寫得十分悲慘動人。宋九嘉的《途中出事》則勾畫出一幅兵荒馬亂時期的流民圖：

　　幼稚扶輪婦挽轅，連顛翁媼抱諸孫。饑民羸卒如流水，掘盡原頭野薺根。

　　老稚扶攜訪熟鄉，驛塵滿路覲相望。終朝拾穗不盈把，只有流民如麥芒。

　　金國接近人民的作家和民間藝人在北宋雜劇的基礎上發展了院本，並把說唱文學推進了一大步。元雜劇就是在他們的直接影響下產生的。金院本都已失傳，說唱文學現傳有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與無名氏《劉知遠諸宮調》，前者成就更高，對後來戲曲文學有很大影響。

第二節：元好問

　　元好問(1190—1257)，字裕之，號遺山，太原秀容(山西忻縣)人。父親元德明以詩知名，老師郝天挺又是著名的學者，所以他在少年時代就受到較好的文化教養。二十七歲時，蒙古軍南下，他從家鄉流亡到河南。三十二歲中進士，做過南陽及內鄉的縣令。蒙古滅金前後，他和北方人民共同遭受到空前的災難，激起了強烈的愛國思想。金亡不仕，回故鄉從事著述，編纂了《中州集》和《壬辰雜編》等書，為後來修金史者提供了許多可靠材料，也保存子金代許多作家的作品。元好問的詩歌繼承了我國古典詩歌現實主義的傳統，反映了金元之際的社會矛盾和人民的痛苦生活，不僅在當時負有聲譽，也是我國文學史上一個傑出的詩人。

　　金亡前後，元好問寫了不少直接反映現實的詩篇。宋理宗紹定五年(1232)，蒙古軍攻陷洛陽，次年，包圍汴京，元好問身困重圍，目擊時艱，因而沈痛悲歌：“高原水出山河改，戰地風來草木腥。”(《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汴京陷落後，他被蒙古軍驅遣至聊城，沿途見聞更使詩人悲憤填膺，寫出了更其激動人心的詩篇。

　　道旁僵臥滿累囚，過去旃車似水流。紅粉哭隨回鶻馬，為誰一步一回頭。

　　白骨縱橫似亂麻，幾年桑梓變龍沙。只知河朔生靈盡，破屋疏煙卻數家。　　——《癸巳五月三日北渡》其一、其三

　　山無洞穴水無船，單騎驅人動數千。直使今年留得在，更教何處過明年。

　　太平婚嫁不離鄉，楚楚兒郎小小娘。三百年來涵養出，卻將沙漠換牛羊。　　——《續小娘歌》其三、其八

　　金亡後，他感歎“家亡國破此身留”(《送仲希兼簡大方》)的痛苦，並以沈重的心情寫了《雁門道中書所見》等詩為人民呼籲。

　　金城留旬浹，兀兀醉歌舞。出門覽民風，慘慘愁肺腑。去年夏秋旱，七月黍穗吐。一昔營幕來，天明但平土。調度急星火，逋負追捶楚。網羅方高懸，樂國果何所為食禾有百騰，擇肉非一虎。呼天天不聞，感諷複何補?單衣者誰子，販糴就南府。傾身營一飽，豈樂遠服賈。盤盤雁門道，雪澗深以阻。半嶺逢驅車，人牛亦何苦!　　——《雁門道中書所見》

　　這是一篇沈痛的控訴，它反映了北方中國人民對蒙古統治者的憤懣情緒。

　　此外，他的述懷、詠物等詩也多悲憤之作，甚至指出豪門甲第是建立在人民的白骨上面的，如《十二月六日》二首之一。

　　倀鬼跳梁久，群雄結構牢。天機不可料，世網若為逃?白骨丁男盡，黃金甲第高。閶門隔九虎，休續楚臣騷。

　　他曾勉勵窮困中的友人說：“自古饑腸出奇策。”(《李長源歸關中》)他的詠劍詩說：“世上元無倚天手，匣中誰解不平鳴?割城恨不逢相如，佐酒恨不逢朱虛。”(《蛟龍引》)由於經歷過戰爭的磨煉，他在描寫歷史上的英雄人物和人民的反抗鬥爭時，都十分悲壯。他寫赤壁之戰是：“孫郎矯矯人中龍，顧盼叱吒生雲風，疾雷破山出大火，旗幟北卷天為紅。”(《赤壁圖》)他寫北漢時太原人民的守城戰是：“君不見系舟山頭龍角禿，白塔一摧城覆沒。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亂飛如箭鏃。”(《過晉陽故城書事》)前人說他的“歌謠跌宕，挾幽並之氣”(郝經《遺山先生墓銘》)，又說他“賦到滄桑句便工”(趙翼《題遺山詩》)，是符合他詩歌這一方面的特點的。

　　晚年他隱居故鄉，仍不時發出懷念故國的感歎，如“十年幾度山河改，空指遺台是趙家”，“川原落落曙光開，四顧河山亦壯哉”(《過邯鄲四絕》)等句。但他這時的詩歌已出現更多的題畫、應酬之作，並經常流露歎老嗟窮的思想，反映現實的深度和廣度均不及金亡前後的作品。

　　他的不少寫景詩，構思奇特，氣勢開擴，而描繪生動。如寫臺山的雲霧：“山雲吞吐翠微中，淡綠深青一萬重。”(《臺山雜詠》)又如描寫黃華山水簾：“湍聲洶洶轉絕壑，雪氣凜凜隨陰風。懸流千丈忽當眼，芥蒂一洗平生胸。雷公怒擊散飛雹，日腳倒射垂長虹。驪珠百斛供一瀉，海藏翻倒愁龍公。”(《遊黃華山》)讀了使人宛如身臨其境。

　　金人詩文的成就遠不及南宋諸家，元好問卻是例外。這首先因為他生在金元交替之際，和人民共同受過災難，感受深切；同時也是他在創作實踐中善於繼承前人成就的結果。他繼承了自建安至李白、杜甫等詩人的優良傳統，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他的詩歌以七古、七律的成就為最高，七律尤見工力，顯然受杜甫影響。他的詩歌不僅內容豐富，氣勢豪邁，而且都經過精心的錘煉，但又不見雕琢痕跡，正如郝經所說“巧縟而不見斧鑿，新麗而絕去浮靡”(《遺山先生墓銘》)，在藝術表現上成就也較高。

　　他的《論詩絕句三十首》，受杜甫《戲為六絕句》的啟發，對建安以來的詩歌作了較系統的論述，表明了他的文學主張。他論詩喜愛淳樸自然，反對雕琢華絕。因此他說陶淵明“一語天然萬古新”，而不滿沈、宋的追步齊梁。他認為好的詩歌應該是清新豪放，能夠表達詩人悲壯的情懷與遠大的抱負，所以他激賞《敕勒歌》中所表現的“中州萬古英雄氣”，李白的“筆底銀河落九天”，韓愈的“江山萬古潮陽筆”，而不滿孟郊的窮愁苦吟。推崇曹氏父子及劉琨等人，而看不起溫、李新聲的柔靡。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並州劉越石，不教橫槊建安中。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缺壺歌，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

　　正因為這樣，他稱道陳子昂掃蕩齊梁詩風的功績，以為“論功若准平吳例，合著黃金鑄子昂”，而不滿西昆體及江西詩派，說“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論詩甯下涪翁拜，未作江西社裏人”。對蘇軾、黃庭堅的作意好奇，百態爭新，也有所譏諷。他以為杜甫的“畫圖臨出秦川景”，是由於“眼處心生句自神”，即廣闊的視野激發了詩人的創作，而陳師道的閉門覓句，卻是“可憐無補費精神”。元好問這些意見是針對文壇時弊而發，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同時，他這種以詩論詩的形式對後代影響也很大，清代王士禎就有《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六首》。

　　元好問的詞取法蘇、辛，大都是針對國家多難、人民不幸來抒發其悲壯胸懷，在金詞中成就最高。如〈木蘭花慢〉《遊三台》：

　　擁召召雙闕，龍虎氣郁崢嶸。想暮雨珠簾，秋香桂樹，指顧台城。台城為誰西望?但哀弦淒斷似平生。只道江山如畫，爭教天地無情。風雲奔走十年兵，慘澹入經營。問對酒當歌，曹侯墓上，何用虛名?青青故都喬木，悵西陵遺恨幾時平。安得參軍健筆，為君重賦蕪城?

　　吊古傷時，聲情激壯。他如〈水龍吟〉、〈水調歌頭〉等闋也都是同樣的基調。

第三節：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

　　諸宮調是一種有說有唱而以唱為主的文藝樣式，因為它用多種宮調的曲子聯套演唱，所以稱為諸宮調。它在北宋時期已經出現，據王灼的《碧雞漫志》和吳自牧的《夢梁錄》等書記載，知道當時已有創作和表演諸宮調的民間藝人，可惜沒有作品流傳(注：《碧雞漫志》卷二：“熙豐元佑間……澤州孔三傳者首創諸宮調古傳，士大夫皆能誦之。”《夢粱錄》卷二十“妓樂”條：“說唱諸宮調，昨汴京有孔三傳編成傳奇靈怪，入曲說唱。”)。

　　董解元的生平事跡無可考。據《錄鬼簿》和《輟耕錄》的記載，知道他主要活動于金章宗時期(1190—1208)。“解元”是當時對讀書人的泛稱，不是他的名字(注：明湯顯祖評本董西廂，說他名朗。)。他的《西廂記諸宮調》，又被稱為《弦索西廂》或《西廂掐彈詞》，是今存宋金時期唯一完整而又標誌了當時說唱文學水平的作品，也是王實甫《西廂記》以前寫崔鶯鶯與張生愛情故事的最完美的作品。

　　唐元稹寫《鶯鶯傳》以後，北宋時秦觀、毛滂用〈調笑令〉，趙令寺用〈商調·蝶戀花〉鼓子詞歌詠過鶯鶯與張生的故事，但都比較簡單，在內容上沒有什麼發展。《西廂記諸宮調》是在崔張故事經過了民間長期流傳的基礎上寫成的。它根本上改變了原作的主題。以崔張出走和最終團圓代替了張生拋棄鶯鶯的悲劇結局；糾正了原作認為鶯鶯是“尤物”和稱許張生始亂終棄的行徑為“善補過”的封建觀點。作品描寫了崔鶯鶯、張生為爭取自由結合同封建勢力的鬥爭，並且成功地塑造了兩組對立的人物形象，因而深刻地表現了新的主題。

　　在《西廂記諸宮調》裏，鶯鶯已不再是受盡委屈而只能寄哀婉於尺牘詩柬的柔弱人物，作者著力表現了她對封建禮教的反抗和對愛情的大膽追求。張生也被改寫成有情有義、始終忠實於愛情的正面人物，他和鶯鶯一起為自由結合而鬥爭。老夫人一意阻撓鶯鶯與張生自由結合，是典型的封建勢力的代表，作者把她和鄭恒等放在同鶯鶯等相對立的地位加以諷刺和揭露。對於這兩組人物，作者表現了明顯的愛憎，從而第一次賦予了崔張故事以鮮明的反抗精神，使故事獲得了新的生命。更可貴的是作者塑造了紅娘和法聰的形象。紅娘在《鶯鶯傳》裏原不重要，而在《西廂記諸宮調》裏這個下層奴婢卻成為活躍的人物。她熱心為崔張奔走，勇敢機智地向老夫人展開鬥爭。法聰是個不怕強暴，見義勇為的和尚，他“不會看經，不會禮懺，不清不淨，只有天來大膽”。在“白馬解圍”中他表現得最英勇，在老夫人第二次賴婚後，對張生很同情支援。在這些人物形象上表現了作者的進步傾向，並為此後戲曲小說裏這類人物的塑造提供了先例。

　　作品展開了張君瑞鬧道場、崔張月下聯吟等場面，增加了張生害相思、鶯鶯探病、長亭送別、出奔團圓等許多情節，描寫崔張爭取美滿愛情的過程，不僅豐富了故事內容，也突出了作品反封建的主題。

　　《西廂記諸宮調》在藝術上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首先是結構的宏偉和情節的曲折變化。作者把三千字的《鶯鶯傳》擴大為五萬字的說唱文學作品。在用曲詞吟唱的同時，間以說白復述情節，使故事脈絡分明，情文相生，發揮了說唱文學的特長。在故事緊要關頭，又故意盤馬彎弓，遲回不發，慣用“忽來紅娘”、“驀地出聰”的轉換寫法，在山窮水盡之際，別出一段煙波。

　　其次，董詞最善於敘述，無論景物點染，氣氛醞釀和人物事件的進展，都能揮酒自如地運用曲詞說白加以表現。而且擅長人物內心的刻劃，如鶯鶯與張生在長亭分別後，作者用〈黃鍾宮〉一套九支曲子來刻劃鶯鶯的心緒十分成功。

　　第三，作者提煉了民間生動活潑的口語，也吸收了古典詩詞裏的句法與辭彙，寫成樸素而流暢的曲詞。如寫鶯鶯相思：

　　〈黃鍾宮·出隊子〉滴滴風流，做為嬌更柔，見人無語便回眸。料得娘行不自由，眉上新愁壓舊愁。天天悶得人來彀，把深恩都變做仇，比及相見待追求，見了依前還又休，是背面相思對面羞。

　　再如《長亭送別》：

　　〈黃鍾宮·尾〉馬兒登程，車兒歸舍，馬兒往西行，坐車兒往東拽，兩口兒一步離得遠如一步也。

　　語言字字本色，可以明顯地看出長短句歌詞在民間藝人手裏是沿著和詞家不同的道路發展的。

　　《西廂記諸宮調》也存在一些缺點，主要是情節不夠集中和有的人物性格不夠完整。前者如兵圍普救寺一場，用了很多篇幅敘述對陣廝殺，處理有失輕重。後者如張生聽說老夫人已把鶯鶯許了鄭恒，他沒有據理力爭，反而退縮避讓地說：“鄭公，賢相也，稍蒙見知，吾與其子爭一婦人，似涉非禮。”其後還要與鶯鶯一同自殺。此外，作品中還有部分庸俗色情的描寫，也是它的缺陷。但這些並不能掩蓋它的卓越成就和它對戲曲、說唱文學所起的深遠影響。

小　　結
　
　　宋代的散文、詩、詞，繼承唐五代的成就，繼續有所發展。話本、戲曲、說唱文學更為元明以來小說、戲曲的繁榮準備了條件。

　　北宋的詩文革新運動是以復古為號召的文學革新運動。古文方面，在歐陽修、王安石和蘇氏父子的大力倡導之下，繼承了韓愈、柳宗元等的成就，進一步擺脫漢魏以來辭賦家的習氣，一直影響到明清的許多古文家。明代的唐順之、歸有光等，清代的方苞、姚鼐等，標榜唐宋古文，實際上受宋歐、曾諸家的影響更大。詩歌方面，王禹稱是最早繼承了杜甫、白居易的現實主義傳統的詩人。歐陽修、梅堯臣、蘇舜欽等繼起，創作了不少富有人民性和愛國思想的詩篇，進一步把宋詩引向現實主義的道路。後來的王安石、蘇軾、黃庭堅、陸遊、楊萬里、范成大等，或反映人民疾苦，或抒發個人感慨，或表現愛國熱情，或吟詠田園山水，從不同方面豐富了宋詩的題材內容和藝術風格，使從晚唐五代以來日見黯淡的詩壇，再一次放射出新異的光輝。兩宋詩人繼承唐人反對齊梁、力求創新的精神，更自由恣肆地馳騁他們的筆力和才情，值得我們借鑒；但是他們過於在用事造語上作意好奇，未能深入人民生活，汲取豐富的創作源泉，也為後人留下了歷史的教訓。以黃庭堅為首的江西詩派以及步趨賈島、姚合的四靈詩，更明顯表現了這種脫離現實的傾向。

　　金末元好問的詩深刻反映金亡前後北方人民所遭受的苦難，成為金國最傑出的詩人。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和其他愛國詩人的作品更成為鼓舞人民熱愛祖國、反抗侵略的精神力量。每當民族危機深重的時期，他們的詩歌就特別贏得人們的愛好。

　　宋詞的思想內容不及宋詩豐富，藝術上卻表現了更多的創造性，對後來詞家的影響也比唐五代詞大。北宋初期詞家如晏殊、歐陽修，主要還是沿南唐詞人的道路發展，寫的多半是個人的離愁別緒。同時的柳永開始大量寫慢詞，表現比較濃厚的市民階層的思想意識，對後來的通俗文學的影響比較顯著。到蘇軾才把向來局限於寫兒女柔情的曲子詞改變為可以多方面表情達意的新詩體，創立了豪放詞派。南宋辛棄疾繼承了蘇詞的革新精神和豪邁氣概，用詞來表現他的愛國熱情，並在他的創作影響之下形成了南宋愛國詞派，把宋詞的思想水平和藝術成就都提到了空前的高度。然而詞從晚唐五代以來一直帶有比較濃厚的脂粉氣味和感傷情調。這種傳統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還有所發展，這就是適應北宋沒落王朝大晟府的設置而出現的周邦彥等大晟詞人，以及南宋中葉以後為這偏安小朝廷點綴升平的姜夔、吳文英等格律詞派的形成。他們的影響遠及清初的浙西詞派和清末民初的封建遺老。從藝術表現看，北宋前期多即景抒情，情辭相稱，即間有鋪敘，也層次分明，氣局渾成。到了後期，顯然出現兩種不同傾向。一種是走清超豪邁一路，往往信筆揮灑，直寫胸臆，即偶有比興，也辭意顯豁。一種是走典雅工麗一路，一般是雕章琢句，音律諧協，還講求左右盤旋，回環吞吐，好象有什麼深衷密意，欲言難言，實際不過個人名場或情場上的失意。南渡以後，前者由清超豪邁轉到悲憤激昂，有時還通過奇情幻想表現作者熱愛祖國的深心；其末流不免於粗獷叫囂，架空高論。後者更選調研辭，摹聲揣色，以消遣閑情，粉飾現實。但也有個別作者運用這種手法，迂回曲折地表現他對現實的觀感，王沂孫在宋亡以後寫的詠物詞就是如此。

　　隨著創作的繁榮，文學的理論批評也有所發展。宋人詩論文論，散見各重要作家詩文中的，如梅堯臣之論情景，蘇軾之論辭達，陸遊之論“躬行”，都是他們長期創作實踐中的經驗總結，對我們今天還有啟發。專門著作如嚴羽《滄浪詩話》，雖偏於風格、體制的探討，仍往往有獨到之見，其影響下及明代前後七子的詩創作和清王士禎的詩論。詩話這種文學評論的形式，元明以來繼作尤多，而且在詞、曲、駢文、小說等領域也出現它的支流別派。

　　宋代出現的各種話本及講唱文學，它們面對廣泛的中下層人民，運用通俗的語言和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直接反映了都市生活和市民的思想感情。從《碾玉觀音》、《錯斬崔寧》等話本小說及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看，作者運用白話這種新的文學語言，塑造小商人、手工業工人等新的人物形象，表達他們爭取婚姻自由、反對封建壓迫的鬥爭，已達到相當成熟的階段，對後世戲曲、小說有深遠的影響。此外，金院本和宋南戲也在體制和題材等方面為元雜劇、明傳奇的產生準備了條件。這些新的文學現象的出現，不但使宋代文學呈現出一種新面目，並且使中國文學開始向小說、戲曲的繁榮階段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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