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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歷史]
第二次鴉片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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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waxdwaxd
時間:
2014-11-11 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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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鴉片戰爭
清文宗愛新覺羅·奕詝是個挺悲劇性的皇帝，中國歷史上有很多皇帝都資質平庸，甚至是昏庸，但也都安安穩穩的做了若干年天子，雖無什么大功勞吧，卻也不至于被后世唾罵不已，至少自己過得舒心。遠的不談，就說這咸豐皇帝的父親和爺爺，雖然不是康乾一樣的明主，但嘉慶至少舒舒服服的做了25年皇帝，道光也是先爽了20年，然后鎮痛了2年，最后也是頤養天年，壽終正寢。可是我們的咸豐皇帝，從爭奪皇儲開始，就歷盡周折，直到今天還說不清楚原因（參看“一生為奴：奕訢和奕詝的皇位之爭”）；等做了皇帝，國家就亂了，太平天國的長毛們從他繼位當年就開始造反，一直到咸豐病死承德，仍然沒有被平定；緊接著捻匪又跟著湊熱鬧，當然一塊起哄的還有好多別的相對實力較弱的“反賊”（前邊提過的各地各民族起義、天地會等）；還沒等咸豐把這些反賊們梳理清楚，洋人就接踵而至了，這也就是我們今天要談的“第二次鴉片戰爭”。所以正像電視劇《一生為奴》中所說：“發匪未平，捻匪又至；捻匪未平，洋人又至”，咸豐就是這么担驚受怕的做了11年并不快樂的皇帝，最后外國人兵臨城下時，他攜家眷出逃，結果客死他鄉不說，還落下個“未以身守社稷”的罵名。
咸豐繼位時，大清朝廷內外已經危機四伏，咸豐也是苦思除弊求治之策，力圖重振朝綱。他允許團練和漢族地主武裝的發展，重用漢族大臣曾國藩鎮壓太平天國；提拔敢于任事的肅順，并支持其革除弊政，還罷免了道光朝留下的庸官保榮、穆彰阿、耆英等。可惜，形勢比人強，咸豐終于還是難以挽救病入膏肓的大清朝，加之其本人耽于享樂、貪戀酒色，甚至還吸食鴉片，所以死后留下罵名也就在所難免了。
第一次鴉片戰爭后的十多年里，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經濟繼續快速發展，對外擴張以尋求市場和原料產地的要求也越來越迫切。英國本以為憑借《南京條約》能迅速打開中國市場，獲取巨額利潤，但他們很快發現，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仍然是中國的主導，生活窘迫的中國百姓不需要、也買不起英國人的商品，英國的洋貨經常滯銷。為此，英國迫切需要中國進一步開放商埠、市場，減少稅收，以滿足其在經濟利益上的需求。于是，在清政府因太平天國運動而疲于奔命時，英法聯合美國趁火打劫向清政府提出全面修改《南京條約》、《黃埔條約》和《望廈條約》，意圖“兵不血刃”的攫取更大利益。
1854年，當英法美第一次提出“修約”時，雖然曾以“協助剿滅太平天國”為誘餌，而且清政府高層對洋人也存有懼怕之心，但出于“大國體面”和統治利益，以及“長毛才是根本之患”的考慮，咸豐在希望“借師助剿”的同時仍不愿放棄“閉關自守”的政策，拒絕外國勢力侵入內地和外國公使駐京，只是承諾“堅守成約”，拒絕“修約”。英法美吃了閉門羹自然是心中不爽，但當時英法正和俄國進行克里米亞戰爭，而美國也正處于內戰爆發的邊緣，國內形勢很不穩定，大家都無暇向中國用兵，所以“修約”問題便被暫時擱置起來。
到了1856年，英法美又進一步表達了愿意出售武器并協助鎮壓農民運動，而咸豐也通過英法軍隊協助鎮壓廣東天地會和上海小刀會的事情看出列強確實是“真心”援助，于是松口答應可以修改和約中的一兩條條款，但仍拒絕全面“修約”。沒有達到目的的列強們看到軟的不行，便決心武力解決；此時，英法已經贏得克里米亞戰爭，于是發動新的侵華戰爭的時機已經成熟。
1856年10月，廣東水師從一艘叫“亞羅號”的中國籍商船上查出了走私貨物，并逮捕了亞羅號的英籍船長和若干中國船員（他們中有的人是海盜，憑借該船的港英執照從事鴉片走私、搶劫的犯罪活動）。英國駐廣州領事巴夏禮謊稱亞羅號是英國商船，還說中國官兵在該船實施逮捕時，曾扯落船上的英國國旗，于是要求廣州當局賠禮道歉、釋放人犯。據理力爭的兩廣總督葉名琛拒絕了巴夏禮的要求，英方以此為借口，派兵進犯廣州，這就是著名的“亞羅號事件”，第二次鴉片戰爭由此爆發。
亞羅號事件后，兩廣總督葉名琛對英軍可能的進攻沒有積極進行戰備，致使戰爭爆發后英軍順利通過虎門要塞進入珠江內河，直接威脅廣州。到了這個時候，葉名琛仍然認為英軍只是恫嚇，不會真的攻城，所以下令不得放炮還擊，結果導致英軍順利攻占珠江內河一帶的主要炮臺，炮擊廣州，并一度突入廣州外城。接著，為打通廣州與香港的聯系，解除后顧之憂，英軍沿珠江南返，沿途攻占清軍主要炮臺無數，但也遭到沿江軍民的多次偷襲而無法確保水路交通的安全。1857年1月，在陸續集結的清水師援軍和地方百姓的聯合打擊下，英軍被迫撤出虎門，等待援軍。
1857年3月，英國內閣通過了增援遠東英軍的提案；4月，首相巴麥尊任命額爾金為全權專使，率特別外交使團來華，同時從本土和東南亞抽調兵力組成遠征軍開赴中國，并照會法、美、俄等國，約其聯合出兵。
當時，法國正在加緊侵略越南，法皇拿破侖三世認為，和英國聯合侵華，既可以換取英國對其侵略越南的贊同，又可以在中國撈到好處，于是欣然接受了英國的邀請。為了“出師有名”，法國搬出了已是陳年舊事的“馬神甫事件”（1853年，法國天主教神甫馬賴非法從廣州潛入廣西西林縣，吸收地痞流氓入教，勾結當地土豪，無惡不作。1856年2月，馬賴等被當地政府逮捕并處死，這就是“馬神甫事件”，又稱“西林教案”。），以此為借口出兵中國。
美國方面，由于“蓄奴”和“廢奴”的矛盾日益升級，國內政局不穩（事實上，此時距美國內戰爆發僅有4年），因此雖然支持英法，但沒有直接出兵。俄國方面，因輸掉了克里米亞戰爭，向西擴張的計劃受阻，于是積極向東侵略，妄圖從中國這里補回他們在歐洲的損失，所以他們也派人到中國南方與英法合謀。
1857年7月，抵達香港的額爾金本打算先攻打廣州，取得跟清廷討價還價的資本，但由于印度發生起義，額爾金不得不率兵趕赴印度，因此進犯廣州的計劃沒能實施。10月到11月，法國、美國、俄國公使相繼抵達香港，多國軍事集團正式形成；12月，英法組成的聯軍在港澳地區集結完畢。
當時，被太平天國搞的焦頭爛額的清政府要求地方政府“息兵為要”，因此葉名琛不僅不加強廣州的防務，反而大肆裁撤團練兵勇、炮臺艦船，直到發現英法軍隊開始在香港集結，戰爭已不可避免時，才倉促組織兵力布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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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xdwa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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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11 10:25
1857年12月，英法聯軍在發出最后通牒的同時，從香港出發，進犯虎門，迅速突入珠江內河，兵臨廣州城下。1858年1月，英法聯軍攻占廣州，葉名琛被俘，被押往印度加爾各答。聯軍隨后組成以巴夏禮為首的“聯軍委員會”，并扶植投降賣國的柏貴建立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地方傀儡政權。
占領廣州后，英、法、美、俄公使分別照會清政府，要求談判并簽訂新約，否則便北犯白河口。1858年3月底，清政府拒絕了聯軍的要求，于是早已聚集在上海的聯軍艦隊開始北上，英法聯軍第一次北犯開始。由于清政府一直認為英法不會真的北犯，只是威脅恫嚇罷了，因此一直沒有做戰爭準備，直到最后關頭，咸豐才下令沿海各要塞加緊布防。
1858年4月，英法聯軍艦隊抵達天津門戶大沽口。清廷答應談判，但要求英法美公使返回廣東、俄國公使返回黑龍江，在那里進行談判。5月20日，英法發出最后通牒，要求讓四國公使前往天津談判，并限令清軍在兩小時內交出大沽炮臺。就在當日，聯軍開始轟擊大沽炮臺，清軍傷亡慘重，炮臺失守。隨后，英法聯軍溯白河而上，直抵天津城下，并宣稱“如清廷不立即派全權代表前往天津談判，就先取天津，再攻北京”。咸豐皇帝得知后，急忙派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為欽差大臣，趕赴天津議和。6月，桂良等被迫接受了聯軍全部要求，相繼簽署了中英《天津條約》和中法《天津條約》；扮演“調停者”角色的美俄也誘逼清廷簽署了中美《天津條約》和中俄《天津條約》。
根據《天津條約》，中國不但向英法賠款，開放了更多的通商口岸，還允許了外國公使常駐北京，擴大了領事裁判權并修改了稅則。
對于《天津條約》的簽署，在清政府高層實際存在著很多反對意見，尤其是對“外國公使駐京”一條，但由于當時兵臨天津，京畿難保，咸豐皇帝才不得不采納桂良的建議，同意立刻簽約。所以，當1858年7月英法聯軍陸續南撤后，咸豐的態度就變化了，感到自己皇帝的尊嚴受到了損害，于是要桂良等利用去上海同英法代表談判通商章程之機，以全免進口稅為交換條件，取消《天津條約》中關于公使駐京、內河通商、內地游歷及賠償軍費等條款。10月，桂良、花沙納到達上海，幾經努力終于使額爾金讓步，答應英國公使駐于北京以外的地點，隨后簽訂了《通商章程善后條約》（該條約承認了鴉片貿易的合法化）。與此同時，咸豐皇帝接受惠親王綿愉等人的建議，加強了天津一帶的布防，重建大沽口炮臺，設置重兵以備不測。
在簽署《天津條約》時，清政府曾和列強約定隔年于北京換約。可是，到了1859年3，4月間英法美三國公使前來與清政府交換《天津條約》批準書時，清朝方面卻提出“希望在上海換約”，并讓桂良等為此作最后努力，萬一失敗，只要英法兩國的軍艦停泊在大沽口的攔江沙以外，兩國公使少帶從人，則也可同意他們在北京換約。
1859年6月，三國公使拒絕了桂良提出的在滬換約的建議，率艦隊抵達大沽口外，開始了英法聯軍第二次北犯。這時候，咸豐皇帝一方面令僧格林沁嚴守海口，一方面令直隸總管恒福照會英、法公使，指定他們由北塘登陸，經天津去北京換約，隨員不得超過20人，并不得攜帶武器。然而，英法堅持以艦隊經大沽口溯白河進京，武裝護送公使，并在行進過程中與清軍交火。清軍和聯軍的戰斗異常激烈，清軍多名將領陣亡，聯軍也損失了多艘戰艦，死傷數百人，其總司令也身負重傷，后在美國艦隊的幫助下，聯軍部隊撤出戰場。清軍取得了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對西方列強作戰的最大的一次勝利。
英法雖然戰敗，換約不成，但美國公使卻按照清政府的要求從北塘進京，返回北塘時與直隸總督恒福互換《天津條約》批準書，而俄國公使也在此前于北京換約。咸豐皇帝看到取得了對英法的勝利，“小勝即驕”，斷然撕毀了與英法的《天津條約》。
英法戰敗的消息傳回歐洲，輿論一片嘩然，公然叫囂對中國“實行大規模的報復”，“占領京城”。1859年底，英、法兩國分別任命額爾金、葛羅為特命全權代表，以格蘭特、孟托班為遠征軍總司令，組成新的侵華聯軍，其中英軍18000人，法軍7000人。1860年春，格蘭特、孟托班分別率英、法艦隊駛達上海集結，隨后開始了英法聯軍第三次北犯。聯軍先占舟山，又占大連、煙臺，完成了對渤海灣的封鎖，以此作為進攻大沽口的前進基地。
當時的清政府一心致力于對太平天國的戰爭，咸豐皇帝認為如今海防已經非常嚴密，且英法戰敗后必定心存畏懼，不敢盲目進攻，這次只不過是想“以戰求和”罷了，因此諭令僧格林沁、恒福等要以安撫、和談為主。頭年取得了大勝的僧格林沁也有驕傲情緒，為了讓英、法等國公使從北塘登陸進京，他竟撤掉北塘的守備，專守大沽口。這一消息隨即被俄國公使獲知，并告訴了英法聯軍。
1860年8月，英法聯軍從北塘登陸，未遇任何抵抗，順利占領北塘，駐守大沽口的僧格林沁沒有及時抽兵反擊，以致坐失戰機。北塘被占，咸豐帝感到事態嚴重，急令恒福妥善籌辦和議。但額爾金、葛羅拒絕了恒福提出的談判要求，并要清軍交出大沽炮臺。隨后，聯軍從北塘出發，攻占塘沽；在拒絕了清政府的和談請求后，聯軍水陸協同進攻大沽北岸炮臺，守軍不敵，炮臺旋即失守。見北岸炮臺失守，僧格林沁自知南岸炮臺也難保全，便按咸豐的旨意，盡撤南岸守軍，向天津退卻，恒福隨即在南岸炮臺掛起免戰白旗。
英法聯軍徹底占領大沽炮臺后，溯白河長驅直入。僧格林沁打算與敵人野戰決勝負，便盡撤天津守軍萬余人到通州，而聯軍則在無敵軍阻擊的情況下不費一槍一彈即占領天津。
天津的陷落極大的刺激了咸豐皇帝，他急派大學士桂良為欽差大臣，趕赴天津會同直隸總督恒福與聯軍議和。但英法方面提出的條件非常苛刻，“全盤接受1858年的《天津條約》”、“增加賠款”和“增開通商口岸”不說，還要求撤走通州守軍以便兩國公使各帶兵千人進京換約。于是，咸豐下旨拒絕了英法的要求，并于1860年9月詔諭軍機處和諸王大臣，要與英法決戰。
至此，在經過英法聯軍三次北犯之后，第二次鴉片戰爭進入了最高潮，聯軍進攻的矛頭已經不可避免的指向了清王朝的中心——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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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xdwax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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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11 10:25
天津談判破裂后，英法聯軍于1860年9月自天津向通州方向前進，進犯北京。看到英法聯軍來真格的了，咸豐皇帝“決戰”的決心開始動搖，急派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取代桂良為欽差大臣，前往天津與英法繼續和談。在得到載垣、穆蔭的和談照會后，額爾金考慮到進攻北京仍需補充大量物資，于是答應了清政府的要求，暫時停戰，在通州進行會談。
接著，聯軍一方面籌措物資備戰，一方面派出巴夏禮等39人到達通州談判。談判中，巴夏禮堅持原先提出的條件，清政府對此接受；隨后，巴夏禮又提出“互換和約時須面見皇帝親遞國書”。在“面見皇帝”的問題上，載恒堅持“見皇帝必須跪拜”，巴夏禮則以“不是中國之臣”為理由拒絕；清政府方面寸步不讓，巴夏禮也不服軟，最后揚長而去。通州談判宣告破裂。
通州談判破裂后，咸豐皇帝再次下詔與英法決戰，命令正規軍與民團“痛加剿洗”。同時，咸豐接受肅順、載垣、穆蔭等的建議，命僧格林沁將英使巴夏禮等39人扣押，并送至北京。
中國歷來就有“兩國交兵，不斬來使”的慣例，然而在面對聯軍時，咸豐及臣子居然耍弄把戲，做出了“扣押使者”的行徑，在道義上輸了一招，也最終導致事態進一步擴大，再無法收拾了。
9月18日，聯軍擊敗張家灣守軍，隨即攻占通州。接著，聯軍向八里橋推進，與守軍激烈交戰，后由于清軍勝保部敗逃，僧格林沁孤掌難鳴，不得已也撤走，清軍軍心動搖，全線向北京撤退。
從天津陷落到八里橋之戰，咸豐帝忽戰忽和，朝令夕改，使得前線將領無所適從，嚴重影響了抗戰的決心和戰備。同時，在聯軍由海口孤軍深入，戰線拉長，兵力相對分散，糧彈供應困難，人地生疏，且失去了艦炮優勢的情況下，清軍沒能揚長避短，利用通州的平原地形以騎兵沖殺，輸掉了本來具有優勢的戰斗。再加上一系列的作戰指揮失誤，清軍最終丟掉了北京東面的咽喉要道，在輸掉了張家灣、八里橋之戰后，北京已經門戶大開。
京東門戶大開的消息傳到北京，清廷上下一片嘩然，咸豐皇帝也慌了陣腳，他撤掉了載垣、穆蔭欽差大臣的職務，讓其六弟恭親王奕訢全權處理北京事務。這其實是把這個難以收拾的爛攤子推給了奕訢。我在過去的文章中提到過，咸豐和奕訢在做皇子時，就曾為皇儲之位而激烈競爭；后來，咸豐登基，奕訢也被道光指定封為恭親王，二人之間雖也算手足情深，但在政治生活上卻是矛盾不斷。身為洋務運動激進派的奕訢和外國人、外國事物打得火熱，被人稱為“鬼子六”，相對保守的咸豐在政治上自然對奕訢也沒什么好感。可是如今洋人兵臨城下了，還真就得靠熟悉洋務、與洋人有“交情”的恭親王主持大局，再加上奕訢不是咸豐的“親信”，所以咸豐便把北京事務全權交給了恭親王奕訢。
面對聯軍的進犯，咸豐皇帝沒有下達動員令，號召各地軍隊入京勤王；他自己也沒能“身守社稷”，而是以木蘭秋狝為名，攜后宮妃嬪、親信軍機大臣、王公貴族等逃奔熱河，下榻于承德避暑山莊。
所謂“木蘭秋狝”就是去木蘭圍場“巡狩”，清朝入關后歷代皇帝均有此舉，其目的除打獵消遣外，還在于聯絡、接見蒙古王公貴族（清初，蒙古人担心到中原被傳染上天花，不敢來北京朝見清朝皇帝，于是清朝皇帝便定期到位于熱河的中原與蒙古草原交界一帶打獵，順便接受朝見）。嘉慶25年，公元1820年，嘉慶皇帝到塞外木蘭秋狝，下榻避暑山莊，誰知第二天就在那里死去了，繼位的道光皇帝因此不太喜歡再去那里，加之道光時期中國南方局勢不穩，道光就更沒心思巡狩了。于是，避暑山莊一空就是幾十年，一直到咸豐皇帝逃難至此。
咸豐皇帝棄社稷出逃的做法，歷來為世人所不恥。當初明成祖遷都北京的原因之一就是“天子守國門”；明朝末代皇帝崇禎，在闖軍逼近北京時，既沒有遷都，也沒有逃跑，而是一直留在北京督戰，最后與社稷共亡；康熙皇帝在三藩造反、中原危急時，也沒有選擇遷都盛京。相比之下，咸豐皇帝既難比創業之君，又不及亡國之主，實在悲哀。
咸豐出逃后，恭親王奕訢向英法提出談判要求；英法方面因在張家灣、八里橋戰斗中傷亡很大，人困馬乏，需要休整并補充彈藥，所以同意談判。談判進行近半個月，毫無結果，于是英法聯軍在經過休整后，向北京城發起了進攻。當時，北京城內尚有十幾萬守軍，且火器、彈藥、糧草均充足，然而守城官員已成驚弓之鳥，面對聯軍的進攻竟望風而逃，坐鎮圓明園的奕訢也被迫撤退。1860年10月，英法聯軍攻占北京，接著又出城進攻圓明園，并大肆劫掠園中珍寶文物。
民國百年
北京淪陷后，在強大的壓力下，奕訢釋放了通州談判中被僧格林沁扣押的英使巴夏禮等人。然而，39名人質生還的僅有18人，其余都是尸骸，其中英國泰晤士報記者的尸體是七至八塊。 英國公使額爾金和英軍司令格蘭特見到人質和尸體后，認為只有毀掉“中國皇帝的私有財產和住處”圓明園才能給中國皇帝以最大的打擊。于是，有“萬園之園”美稱的圓明園便被英法聯軍一把火燒掉了，我們今天在清華西門外看到的只是本來比頤和園、故宮恢宏千萬倍的圓明園的殘骸。同時被洗劫甚至焚毀的還有萬壽山、玉泉山、香山等處。
1860年10月底，恭親王奕訢代表清政府分別與英法簽訂了中英《北京條約》和中法《北京條約》，與英法的《天津條約》批準書亦同時互換。《北京條約》中不但承認了《天津條約》的有效性，還增開天津為通商口岸，割讓九龍給英國，其余賠款、準許傳教等更是不必多說。逃到承德的咸豐皇帝在看到《北京條約》的文本后，雖然心中一萬個不愿意，但在當時的形勢下，他也“只有用璽的義務，沒有審批的權力”，于是批準了這屈辱的城下之盟。條約簽訂后，英法聯軍于當年11月陸續撤出北京，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
第二次鴉片戰爭時期，俄國趁火打劫，以“調停”為幌子，也威逼清政府簽訂了不平等條約，除了我們前面提到的中俄《天津條約》外，還有中俄《璦琿條約》和《北京條約》，這部分內容我們后邊會介紹。美國在聯軍第一次北犯得手時，和清政府簽訂了中美《天津條約》；但在1860年聯軍進攻北京的時候，美國因廢奴問題而引發的南北戰爭已經箭在弦上，其公使也在聯軍北塘登陸時被召回國內，因此這次沒能趁火打劫。
第一次鴉片戰爭因“鴉片貿易”而起，列強趁機在華攫取了大量利益。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是因為列強對既得利益的不滿足，因此它是第一次鴉片戰爭的繼續，這也是為什么稱這次戰爭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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