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ard logo

標題: [翻譯小說] 《追風箏的孩子》作者:卡勒德•胡賽尼【完結】 [打印本頁]
作者: Sunflower    時間: 2014-11-21 21:35     標題: 《追風箏的孩子》作者:卡勒德•胡賽尼【完結】

序

著名作家伊莎貝拉·阿連德說:「這本小說太令人震撼，很長一段時日，讓我所讀的一切都相形失色。文學與生活中的所有重要主題，都交織在這部驚世之作裡：愛、恐懼、愧疚、贖罪……」而媒體更是好評如潮。

《華盛頓郵報》認為：「沒有虛矯贅文，沒有無病呻吟，只有精煉的篇章，細膩勾勒家庭與友誼，背叛與救贖。作者對祖國的愛顯然與對造成它今日滄桑的恨一樣深。故事娓娓道來，輕筆淡描，近似川端康成的《千羽鶴》。」

12歲的阿富汗富家少爺阿米爾與僕人哈桑情同手足。然而，在一場風箏比賽後，發生了一件悲慘不堪的事，阿米爾為自己的懦弱感到自責和痛苦，逼走了哈桑，不久，自己也跟隨父親逃往美國。

成年後的阿米爾始終無法原諒自己當年對哈桑的背叛。為了贖罪，阿米爾再度踏上暌違二十多年的故鄉，希望能為不幸的好友盡最後一點心力，卻發現一個驚天謊言，兒時的噩夢再度重演，阿米爾該如何抉擇？

小說如此殘忍而又美麗，作者以溫暖細膩的筆法勾勒人性的本質與救贖，讀來令人蕩氣迴腸。

卡勒德·胡賽尼（Khaled Hosseini），1965年生於喀布爾，後隨父親逃往美國。胡賽尼畢業於加州大學聖地亞哥醫學系，現居加州執業。《追風箏的孩子》是他的第一本小說，因書中角色刻畫生動，故事情節震撼感人，出版後大獲好評，獲得各項新人獎，並躍居全美各大暢銷排行榜，目前正由夢工廠改拍成電影。



作者介紹
        
卡勒德·胡賽尼(Khaled Hosseini)

1965年生於喀布爾，後隨父親逃往美國。胡賽尼畢業于加州大學聖地牙哥醫學系，現居加州執業。他的第一本小說《追風箏的人》問世後大獲成功，成為近年來國際文壇最大黑馬，因書中角色刻畫生動，故事情節震撼感人，獲得各項新人獎，並蟬聯亞馬遜排行榜131周之久，全球熱銷6萬冊，創下出版奇跡。胡賽尼本人更因小說的巨大影響力，於26年獲得聯合國人道主義獎，受邀擔任聯合國難民署親善大使，促進難民救援工作。

《燦爛千陽》是胡賽尼四年後出版的第二本小說，出版之前即獲得極大關注，27年5月22日在美國首發，贏得評論界一致好評，使胡賽尼由新人作家一躍成為受到廣泛認同的成熟作家。

《追風箏的人》高踞排行榜，持續熱銷，同名電影由夢工廠邀請夢幻編導組合全力打造，即將於年底上映，《燦爛千陽》出版後，以旋風般的勢頭橫掃各大排行榜。評論家驚呼，27年已成為名符其實的“胡賽尼年”（The Year of Hosseini）！
作者: Sunflower    時間: 2014-11-21 21:36

第一章

　　2001年12月

　　我成為今天的我，是在1975年某個陰雲密佈的寒冷冬日，那年我十二歲。我清楚地記得當時自己趴在一堵坍塌的泥牆後面，窺視著那條小巷，旁邊是結冰的小溪。許多年過去了，人們說陳年舊事可以被埋葬，然而我終於明白這是錯的，因為往事會自行爬上來。回首前塵，我意識到在過去二十六年裡，自己始終在窺視著那荒蕪的小徑。

　　今年夏季的某天，朋友拉辛汗從巴基斯坦打來電話，要我回去探望他。我站在廚房裡，聽筒貼在耳朵上，我知道電話線連著的，並不只是拉辛汗，還有我過去那些未曾贖還的罪行。掛了電話，我離開家門，到金門公園北邊的斯普瑞柯湖邊散步。晌午的驕陽照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數十艘輕舟在和風的吹拂中漂行。我抬起頭，望見兩隻紅色的風箏，帶著長長的藍色尾巴，在天空中冉冉升起。它們舞動著，飛越公園西邊的樹林，飛越風車，並排飄浮著，如同一雙眼睛俯視著舊金山，這個我現在當成家園的城市。突然間，哈桑的聲音在我腦中響起：為你，千千萬萬遍。哈桑，那個兔唇的哈桑，那個追風箏的孩子。

　　我在公園裡柳樹下的長凳坐下，想著拉辛汗在電話中說的那些事情，再三思量。那兒有再次成為好人的路。我抬眼看看那比翼齊飛的風箏。我憶起哈桑。我緬懷爸爸。我想到阿里。我思念喀布爾。我想起曾經的生活，想起1975年那個改變了一切的冬天。那造就了今天的我。
作者: Sunflower    時間: 2014-11-21 21:43

第二章

　　小時候，爸爸的房子有條車道，邊上種著白楊樹，哈桑和我經常爬上去，用一塊鏡子的碎片把陽光反照進鄰居家裡，惹得他們很惱火。在那高高的枝椏上，我們相對而坐，沒穿鞋子的腳丫晃來蕩去，褲兜裡滿是桑椹干和胡桃。我們換著玩那破鏡子，邊吃桑椹干，邊用它們扔對方，忽而吃吃逗樂，忽而開懷大笑。我依然能記得哈桑坐在樹上的樣子，陽光穿過葉子，照著他那渾圓的臉龐。他的臉很像木頭刻成的中國娃娃，鼻子大而扁平，雙眼瞇斜如同竹葉，在不同光線下會顯現出金色、綠色，甚至是寶石藍。我依然能看到他長得較低的小耳朵，還有突出的下巴，肉乎乎的，看起來像是一團後來才加上去的附屬物。他的嘴唇從中間裂開，這興許是那個製作中國娃娃的工匠手中的工具不慎滑落，又或者只是由於他的疲倦和心不在焉。

　　有時在樹上我還會慫恿哈桑，讓他用彈弓將胡桃射向鄰家那獨眼的德國牧羊犬。哈桑從無此想法，但若是我要求他，真的要求他，他不會拒絕。哈桑從未拒絕我任何事情。彈弓在他手中可是致命的武器。哈桑的父親阿里常常逮到我們，像他那樣和藹的人，也被我們氣得要瘋了。他會張開手指，將我們從樹上搖下來。他會將鏡子拿走，並告訴我們，他的媽媽說魔鬼也用鏡子，用它們照那些穆斯林信徒，讓他們分心。「他這麼做的時候會哈哈大笑。」他總是加上這麼一句，並對他的兒子怒目相向。

　　「是的，爸爸。」哈桑會咕噥著，低頭看自己的雙腳。但他從不告發我，從來不提鏡子、用胡桃射狗其實都是我的鬼主意。

　　那條通向兩扇鍛鐵大門的紅磚車道兩旁植滿白楊。車道延伸進敞開的雙扉，再進去就是我父親的地盤了。磚路的左邊是房子，盡頭則是後院。

　　人人都說我父親的房子是瓦茲爾·阿克巴·汗區最華麗的屋宇，甚至有人認為它是全喀布爾最美觀的建築。它坐落於喀布爾北部繁華的新興城區，入口通道甚為寬廣，兩旁種著薔薇；房子開間不少，鋪著大理石地板，還有很大的窗戶。爸爸親手在伊斯法罕（Isfaham，伊朗中部城市。）選購了精美的馬賽克瓷磚，鋪滿四個浴室的地面，還從加爾各答（Calcutta，印度城市。）買來金絲織成的掛毯，用於裝飾牆壁，拱形的天花板上掛著水晶吊燈。

　　樓上是我的臥房，還有爸爸的書房，它也被稱為「吸煙室」，總是瀰漫著煙草和肉桂的氣味。在阿里的服侍下用完晚膳之後，爸爸跟他的朋友躺在書房的黑色皮椅上。他們填滿煙管——爸爸總說是「喂飽煙管」，高談闊論，總不離三個話題：政治，生意，足球。有時我會求爸爸讓我坐在他們身邊，但爸爸會堵在門口。「走開，現在就走開，」他會說，「這是大人的時間。你為什麼不回去看你自己的書本呢?」他會關上門，留下我獨自納悶：何以他總是只有大人的時間?我坐在門口，膝蓋抵著胸膛。我坐上一個鐘頭，有時兩個鐘頭，聽著他們的笑聲，他們的談話聲。

　　樓下的起居室有一面凹壁，擺著專門訂做的櫥櫃。裡面陳列著鑲框的家庭照片：有張模糊的老照片，是我祖父和納迪爾國王（NadirShah（1883∼1933），阿富汗國王，1929年登基，1933年11月8日被刺殺。）在1931年的合影，兩年後國王遇刺，他們穿著及膝的長靴，肩膀上扛著來復槍，站在一頭死鹿前。有張是在我父母新婚之夜拍的，爸爸穿著黑色的套裝，朝氣蓬勃，臉帶微笑的媽媽穿著白色衣服，宛如公主。還有一張照片，爸爸和他最好的朋友和生意夥伴拉辛汗站在我們的房子外面，兩人都沒笑，我在照片中還是嬰孩，爸爸抱著我，看上去疲倦而嚴厲。我在爸爸懷裡，手裡卻抓著拉辛汗的小指頭。

　　凹壁可通往餐廳，餐廳正中擺著紅木餐桌，坐下三十人綽綽有餘。由於爸爸熱情好客，確實幾乎每隔一周就有這麼多人坐在這裡用膳。餐廳的另一端有高大的大理石壁爐，每到冬天總有橙色的火焰在裡面跳動。

　　拉開那扇玻璃大滑門，便可走上半圓形的露台；下面是佔地兩英畝的後院和成排的櫻桃樹。爸爸和阿里在東邊的圍牆下辟了個小菜園，種著西紅柿、薄荷和胡椒，還有一排從未結實的玉米。哈桑和我總是叫它「病玉米之牆」。

　　花園的南邊種著枇杷樹，樹陰之下便是僕人的住所了。那是一座簡陋的泥屋，哈桑和他父親住在裡面。

　　在我母親因為生我死於難產之後一年，也即1964年冬天，哈桑誕生在那個小小的窩棚裡面。

　　我在家裡住了十八年，但進入阿里和哈桑房間的次數寥寥無幾。每當日落西山，玩了一天的哈桑和我就分開了。我穿過那片薔薇，回到爸爸的廣廈去；哈桑則回到他的寒廬，他在那兒出世，在那兒度過一生。我記得它狹小而乾淨，點著兩盞煤油燈，光線昏暗。屋裡兩端各擺著一床褥子，一張破舊的赫拉特（Herati，阿富汗西部城市。）出產的地毯四邊磨損，擺在中間。屋角還有一把三腳凳，一張木頭桌子，哈桑就在那上面畫畫。此外四壁蕭然，僅有一幅掛毯，用珠子綴著「Allah-u-akbar」（真主偉大）的字樣。那是爸爸某次去麥什德（Mashad，伊朗城市。）旅行時給阿里買的。

　　1964年某個寒冷的冬日，正是在這間小屋，哈桑的母親莎娜芭生下了哈桑。我的媽媽因為生產時失血過多而謝世，哈桑則在降臨人世尚未滿七日就失去了母親。而這種失去她的宿命，在多數阿富汗人看來，簡直比死了老娘還要糟糕：她跟著一群江湖藝人跑了。

　　哈桑從未提及他的母親，彷彿她從未存在過。我總是尋思他會不會在夢裡見到她，會不會夢見她長什麼樣子，去了哪裡。我還尋思他會不會渴望見到她。他會為她心痛嗎，好比我為自己素昧平生的媽媽難過一樣?有一天，為了看一部新的伊朗電影，我們從爸爸家裡朝扎拉博電影院走去。我們抄了近路，穿過獨立中學旁邊的軍營區——爸爸向來不許我們走那條捷徑，但當時他跟拉辛汗在巴基斯坦。我們跨過圍繞著軍營的藩籬，跳過一條小溪，闖進那片開闊的泥地，那兒停放著積滿塵灰的廢舊坦克。數個士兵聚集在一輛坦克的影子下抽煙玩牌。有個士兵發現了我們，用手肘碰碰身邊的傢伙，沖哈桑嚷嚷。

　　「喂，你!」他說，「我認識你。」

　　我們跟他素不相識。他又矮又胖，頭髮剃得很短，臉上還有黑乎乎的胡茬。他臉帶淫褻，朝我們咧嘴而笑，我心下慌亂。「繼續走!」我低聲對哈桑說。

　　「你!那個哈扎拉小子!看著我，我跟你說話吶!」那士兵咆哮著。他把香煙遞給身邊那個傢伙，用一隻手的拇指和食指圍成圓圈，另外一隻手的中指戳進那個圈圈，不斷戳進戳出。「我認識你媽媽，你知道嗎?我和她交情不淺呢。我在那邊的小溪從後面幹過她。」

　　眾士兵轟然大笑，有個還發出一聲尖叫。我告訴哈桑繼續走，繼續走。

　　「她的蜜穴又小又緊!」那士兵邊說邊跟其他人握手，哈哈大笑。稍後，電影開始了，我在黑暗中聽到坐在身邊的哈桑低聲啜泣，看到眼淚從他臉頰掉下來。我從座位上探過身去，用手臂環住他，把他拉近。他把臉埋在我的肩膀上。「他認錯人了，」我低語，「他認錯人了。」

　　據說莎娜芭拋家棄子的時候，沒有人感到奇怪。熟背《可蘭經》的阿里娶了比他年輕19歲的莎娜芭，這個女人美貌動人，可是不潔身自愛，向來聲名狼藉。人們對這樁婚事大皺眉頭。跟阿里一樣，她也是什葉派穆斯林（伊斯蘭教分為遜尼（Sunni）和什葉（Shi』a）兩大派系。兩派的分別主要在於對於穆罕默德繼承人的合法性的承認上。按什葉派的觀點，只有阿里及其直系後裔才是合法的繼承人，而遜尼派承認艾布·伯克爾、歐麥爾、奧斯曼、阿里四大哈里發的合法性。），也是哈扎拉（Hazara，阿富汗民族，主要分佈在該國中部省份。）族人。她還是他的第一個堂妹，因而他們天生就應該是一對。但除了這些，至少在他們的外表上，阿里和莎娜芭毫無共同之處。風傳莎娜芭那善睞的綠眼珠和俏皮的臉蛋曾誘得無數男人自甘墮落，阿里的半邊臉罹患先天麻痺，因此他無法微笑，總是一副陰騭的臉色。要判斷石頭臉的阿里究竟高興還是難過可不是容易的事情，因為只有從他瞇斜的棕色眼睛，才能判斷其中是歡樂的閃爍，還是哀傷的湧動。人們說眼睛是心靈的窗口，用在阿里身上再貼切不過，他只能在眼神中透露自己。

　　我聽說莎娜芭步履款款，雙臀搖擺，那誘人的身姿令眾多男人跟他們的愛人同床異夢。但阿里得過小兒麻痺症，右腿萎縮，菜色的皮膚包著骨頭，夾著一層薄如紙的肌肉。我記得八歲那年，有一天阿里帶我到市場去買囊餅（Naan，阿富汗日常主食，將麵團抹在烤爐上烘焙而成。）。我走在他後面，嘴裡唸唸有詞，學著他走路的樣子。我看見他提起那條嶙峋的右腿，搖晃著劃出一道弧形；看見他那條腿每次踏下，身體不由自主地往右邊傾低。他這樣蹣跚前進而又能不摔倒，不能不說是個小小的奇跡。我學著他走路，差點摔進水溝，忍不住咯咯笑起來。阿里轉過身，看到我正學著他。他什麼也沒說。當時沒說，以後也一直沒說，他只是繼續走。

　　阿里的臉龐和步伐嚇壞了某些鄰居的小孩。但真正麻煩的是那些較大的少年。每逢他走過，他們總在街道上追逐他，作弄他。有些管他叫「巴巴魯」，也就是專吃小孩的惡魔。「喂，巴巴魯，今天你吃了誰啊?」他們一起歡樂地叫喊,「你吃了誰啊，塌鼻子巴巴魯?」

　　他們管他叫「塌鼻子」，因為阿里和哈桑是哈扎拉人，有典型的蒙古人種外貌。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對哈扎拉人的瞭解就這麼多：他們是蒙古人的後裔，跟中國人稍微有些相似。學校的教材對他們語焉不詳，僅僅提到過他們的祖先。有一天，我在爸爸的書房翻閱他的東西，發現有本媽媽留下的舊歷史書，作者是伊朗人，叫寇拉米。我吹去蒙在書上的塵灰，那天晚上偷偷將它帶上床，吃驚地發現裡面關於哈扎拉人的故事竟然寫了滿滿一章。整整一章都是關於哈扎拉人的!我從中讀到自己的族人——普什圖人（Pashtuns，阿富汗人口最多的民族，其語言普什圖語為阿富汗國語。）曾經迫害和剝削哈扎拉人。它提到19世紀時，哈扎拉人曾試圖反抗普什圖人，但普什圖人「以罄竹難書的暴行鎮壓了他們」。書中說我的族人對哈扎拉人妄加殺戮，迫使他們離鄉背井，燒焚他們的家園，販售他們的女人。書中認為，普什圖人壓迫哈扎拉人的原因，部分是由於前者是遜尼派穆斯林，而後者是什葉派。那本書記載著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那些事情我的老師從未提及，爸爸也緘口不談。它還訴說著一些我已經知道的事情，比如人們管哈扎拉人叫「吃老鼠的人」、「塌鼻子」、「載貨蠢驢」等。我曾聽到有些鄰居的小孩這麼辱罵哈桑。

　　隨後那個星期，有天下課，我把那本書給老師看，指著關於哈扎拉人那一章。他翻了幾頁，嗤之以鼻地把書還給我。「這件事什葉派最拿手了，」他邊收拾自己的教案邊說，「把他們自己送上西天，還當是殉道呢。」提到什葉派這個詞的時候，他皺了皺鼻子，彷彿那是某種疾病。

　　雖說同屬一族，甚至同根所生，但莎娜芭也加入到鄰居小孩取笑阿里的行列裡去了。據說她憎惡他的相貌，已經到了盡人皆知的地步。

　　「這是個丈夫嗎?」她會冷笑著說,「我看嫁頭老驢子都比嫁給他好。」

　　最終，人們都猜測這樁婚事是阿里和他叔叔——也就是莎娜芭的父親之間的某種協定。他們說阿里娶他的堂妹，是為了給聲名受辱的叔叔恢復一點榮譽，儘管阿里五歲痛失牯持，也並無值得一提的財物或遺產。

　　0阿里對這些侮辱總是默默以待，我認為這跟他畸形的腿有關：他不可能逮到他們。但更主要的是，這些欺辱對他來說毫不見效，在莎娜芭生下哈桑那一刻，他已經找到他的快樂、他的靈丹妙藥。那真是足夠簡單的事情，沒有產科醫生，也沒有麻醉師，更沒有那些稀奇古怪的儀器設備。只有莎娜芭躺在一張髒兮兮的褥子上，身下什麼也沒墊著，阿里和接生婆在旁邊幫手。她根本就不需要任何幫助，因為，即使在降臨人世的時候，哈桑也是不改本色——他無法傷害任何人。幾聲呻吟，數下推動，哈桑就出來了。臉帶微笑地出來了。

　　先是愛搬弄是非的接生婆告訴鄰居的僕人，那人又到處宣揚，說莎娜芭看了一眼阿里懷中的嬰兒，瞥見那兔唇，發出一陣淒厲的笑聲。

　　「看吧，」她說，「現在你有了這個白癡兒子，他可以替你笑了!」她不願抱著哈桑，僅僅五天之後，她離開了。

　　爸爸僱傭了那個餵過我的奶媽給哈桑哺乳。阿里跟我們說她是個藍眼睛的哈扎拉女人，來自巴米揚（Bamiyan，阿富汗城市，在喀布爾西北150公里處。），那座城市有巨大的佛陀塑像。「她唱歌的嗓子可甜了!」他常常這麼說。

　　她唱什麼歌呢?哈桑跟我總是問，雖然我們已經知道——阿里已經告訴過我們無數次了，我們只是想聽阿里唱。

　　他清了清喉嚨，放聲唱起來：

　　我站在高高的山上

　　呼喚阿里的名字，神靈的獅子

　　啊∼阿里，神靈的獅子，凡人的國王

　　給我悲傷的心靈帶來喜悅

　　然後他會提醒我們，喝過同樣的乳汁長大的人就是兄弟，這種親情連時間也無法拆散。

　　哈桑跟我喝過同樣的乳汁。我們在同一個院子裡的同一片草坪上邁出第一步。還有，在同一個屋頂下，我們說出第一個字。

　　我說的是「爸爸」。

　　他說的是「阿米爾」。我的名字。

　　如今回頭看來，我認為1975年冬天發生的事情——以及隨後所有的事情——早已在這兩個字裡埋下根源。
作者: Sunflower    時間: 2014-11-21 21:57

第三章

　　傳說我父親曾經在俾路支（Baluchistan，巴基斯坦城市。）赤手空拳，和一隻黑熊搏鬥。如果這是個關於別人的故事，肯定有人會斥之為笑話奇談。阿富汗人總喜歡將事物誇大，很不幸，這幾乎成了這個民族的特性。如果有人吹噓說他兒子是醫生，很可能是那孩子曾經在高中的生物學測驗中考了個及格的分數。但凡涉及爸爸的故事，從來沒人懷疑它們的真實性。倘使有人質疑，那麼，爸爸背上那三道彎彎曲曲的傷痕就是證據。記不清有多少次，我想像著爸爸那次搏擊的場面，甚至有時連做夢也夢到了。而在夢中，我分不清哪個是爸爸，哪個是熊。

　　有一次拉辛汗管爸爸叫「颶風先生」，這隨後變成遠近聞名的綽號。這個綽號可是名副其實。爸爸是典型的普什圖人，身材高大，孔武有力，留著濃密的小鬍子，捲曲的棕色頭髮甚是好看，跟他本人一樣不羈；他雙手強壯，似乎能將柳樹連根拔起；並且，就像拉辛汗經常說的那樣，黑色的眼珠一瞪，會「讓魔鬼跪地求饒」。爸爸身高近2米，每當他出席宴會，總是像太陽吸引向日葵那樣，把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

　　爸爸即使在睡覺的時候，也是引人注目。我常在耳朵裡面塞上棉花球，用毯子蓋住頭，但爸爸的鼾聲宛如轟轟作響的汽車引擎，依然穿牆越壁而來，而我們的房間中間還隔著客廳呢。媽媽如何能跟他睡在同一個房間?我不得而知。要是能見到我的媽媽，我還有一長串問在1960年代晚期，我五六歲的樣子，爸爸決定建造一座恤孤院。故事是拉辛汗告訴我的。他說爸爸親自設計施工圖，儘管他根本沒有半點建築經驗。人們對此表示懷疑，勸他別犯傻，雇個建築師得了。當然，爸爸拒絕了，人們大搖其頭，對爸爸的頑固表示不解。然而爸爸成功了，人們又開始搖頭了，不過這次是帶著敬畏，對他成功的法門稱讚不已。恤孤院樓高兩層，位於喀布爾河南岸，在雅德梅灣大道旁邊，所耗資費均由父親自己支付。拉辛汗說爸爸獨力承擔了整個工程，工程師、電工、管道工、建築工，這些人的工錢都是爸爸支付的。城裡的官員也抽了油水，他們的「鬍子得上點油」。

　　恤孤院工程耗時三年，蓋好的那年我八歲。我記得恤孤院落成前一天，爸爸帶我去喀布爾以北幾英里遠的喀爾卡湖。他讓我叫上哈桑，但我撒謊，說哈桑有事情要做。我要爸爸全屬我一人。再說，有一次哈桑和我在喀爾卡湖畔打水漂，他的石頭跳了八下，我用盡力氣，也只能跳五下。爸爸在旁邊看著我們，他伸手拍拍哈桑的後背，甚至還用手臂摟住他的肩膀。

　　我們在湖邊的野餐桌旁邊坐下來，只有爸爸跟我，吃著水煮蛋和肉丸夾餅——就是囊餅夾著肉丸和醃黃瓜。湖水澄藍，波平如鏡，陽光照在湖上熠熠生輝。每逢週五，總有很多家庭到湖邊，在陽光下度過假期。但那天不是週末，那兒只有我們——爸爸和我，還有幾個留著鬍子和長髮的遊客，我聽說他們叫「嬉皮士」。他們坐在碼頭上，手裡拿著釣魚竿，腳板在水裡晃蕩。我問爸爸，為什麼那些人留著長頭髮，但爸爸沒有回答，只哼了一聲。他正準備翌日的演講，翻閱著一疊手稿，不時用鉛筆做些記號。我吃一口雞蛋，告訴爸爸，學校裡面有個男孩說，要是吃下雞蛋殼，就得將它尿出來。我問爸爸這是不是真的，爸爸又哼了一聲。

　　我咬一口夾餅。有個黃頭髮的遊客放聲大笑，用手拍拍另外一人的後背。遠處，在湖那邊，一輛卡車蹣跚著轉過山路的拐角處，它的觀後鏡反射出閃閃的陽光。

　　「我想我得了癌症。」我說。和風吹拂著那些手稿，爸爸抬頭，告訴我可以自行去拿些蘇打水，我所能做的，便只有去搜尋那轎車的行李箱。

　　翌日，在恤孤院外面，椅子沒有來客多。很多人只好站著觀看落成慶典。那天颳風，新建築的大門外面搭了個禮台，爸爸坐在上面，我坐在他後面。爸爸身穿綠色套裝，頭戴羔羊皮帽。演講當中，風把他的帽子吹落，人們開懷大笑。他示意我替他把帽子撿回來，我很高興，因為當時人人可以看到他是我的父親，我的爸爸。他轉過身，對著麥克風說，他希望這座房子比他的皮帽來得牢靠，人們又大笑起來。爸爸演講結束的時候，大家站起來，歡呼致意，掌聲經久不息。接著，來賓與他握手。有些人摸摸我的頭髮，也跟我握手。我為爸爸自豪，為我們驕傲。

　　雖說爸爸事業興旺，人們總是說三道四。他們說爸爸沒有經商的天分，應該像爺爺那樣專研法律。所以爸爸證明他們統統錯了：他不僅經營著自己的生意，還成了喀布爾屈指可數的巨賈。爸爸和拉辛汗創辦了一家日進斗金的地毯出口公司，兩家藥房，還有一家餐廳。

　　當時人們嘲弄爸爸，說他不可能有樁好婚事——畢竟他沒有皇族血統，他娶了我媽媽，索菲亞·阿卡拉米。媽媽受過良好教育，無論人品還是外貌，都被公認是喀布爾數得上的淑女。她在大學教授古典法爾西語（Farsi，現代波斯語。）文學，祖上是皇親貴胄。這讓爸爸十分高興，總在那些對他有所懷疑的人面前稱呼她「我的公主」。

　　父親隨心所欲地打造他身邊的世界，除了我這個明顯的例外。當然，問題在於，爸爸眼裡的世界只有黑和白。至於什麼是黑，什麼是白，全然由他說了算。他就是這麼一個人，你若愛他，也必定會怕他，甚或對他有些恨意。

　　我上五年級的時候，上伊斯蘭課的毛拉（Mullah，伊斯蘭教對老師、先生、學者的敬稱。）叫法修拉，個子矮小粗壯，臉上滿是青春痘的疤痕，聲音嘶啞。他教導我們，讓我們知道施天課的（伊斯蘭教有五大天命：念、禮、齋、課、朝。天課（zakat），即伊斯蘭教法定的施捨，或稱「奉主命而定」的宗教賦稅，又稱「濟貧稅」。）益處，還有朝覲的責任。他還教給我們每天五次禮拜（伊斯蘭教每天要進行五次禮拜，在黎明、中午、下午、日落和晚上各進行一次。）的複雜儀式，要我們背誦《可蘭經》。他從不替我們翻譯經文，總是強調——有時還會用上一根柳樹條——我們必須準確地念出那些阿拉伯字眼，以便真主能聽得更清楚。一天，他說在伊斯蘭教義裡面，喝酒是極大的罪過，那些嗜酒的傢伙將會在接受超度那一天（審判日）得到懲罰。當年喀布爾飲酒的人比比皆是，沒有人會公然加以譴責。不過那些愛小酌幾杯的阿富汗人也只敢陽奉陰違，從不在公開場合喝酒。人們把烈酒稱為「藥」，到特定的「藥店」購買，用棕色紙袋包著。他們將袋子紮好，以免被看到；然而有時在路上仍不免被人偷眼斜睨，因為知道這些商店在兜售什麼玩意的人可不少。

    我們在樓上，爸爸的書房——那個吸煙室——裡面，我告訴他法修拉毛拉在課堂上講的話。爸爸走到那個他造在屋角的吧檯，自斟了一杯威士忌。他邊聽邊點頭，不時從他的酒杯小啜一口。接著他坐在皮沙發上，把酒杯放下，把我抱在他的膝蓋上。我覺得自己好像坐在一對樹幹上。他用鼻子深深吸一口氣，又呼出來，氣息嘶嘶作響，穿過他的鬍子，似乎永無止境。我不知道自己是該擁抱他呢，還是該害怕得從他膝蓋上跳下來。

　　「我知道，你被學校教的功課和在生活中學到的東西搞糊塗了。」他那渾厚的聲音說。

　　「可是，如果他說的是真的，那你豈不是罪人了嗎，爸爸?」

　　「嗯。」爸爸咬碎嘴裡的冰塊，「你想知道自己的父親怎麼看待罪行嗎?」

　　「想。」

　　「那我會告訴你，」爸爸說，「不過首先，你得知道一件事情，阿米爾，那些白癡大鬍子不會教給你任何有價值的東西。」

　　「你是說法修拉毛拉嗎?」

　　爸爸拿起酒杯，冰塊叮咚作響。「我是說他們全部，那些自以為是的猴子，應該在他們的鬍子上撒尿。」

　　我咯咯笑起來。想到爸爸在猴子的鬍子上撒尿，不管那猴子是否自以為是，那場面太搞笑了。

　　「除了用拇指數念珠，背誦那本根本就看不懂的經書，他們什麼也不會。」他喝了一口，「要是阿富汗落在他們手裡，所有人都得求真主保佑了。」

　　「可是法修拉毛拉人很好。」我忍住發笑。

　　「成吉思汗也很好。」爸爸說，「夠了，不說這個了。你問我對罪行的看法，我會告訴你。你在聽嗎?」

　　「是的。」我說，試著抿緊嘴唇，但笑聲從鼻孔冒出來，發出一陣鼻息的聲響，惹得我又咯咯笑起來。

　　爸爸雙眼堅定地看著我的眼睛，僅僅這樣，我就止住了笑聲。「我的意思是，像男人跟男人說話那樣跟你談談。你覺得你做得到嗎?」

　　「是的，親愛的爸爸。」我低聲說，不止一次，爸爸只用幾個字就能刺痛我，這真是叫人驚奇。我們有過一段短暫的美好時光——爸爸平時很少跟我說話，更別提把我抱在膝蓋上——而我這個笨蛋，竟然白白將其浪費了。

    「很好，」爸爸說，但眼睛仍透露出懷疑的神色,「現在，不管那個毛拉怎麼說，罪行只有一種，只有一種。那就是盜竊，其他罪行都是盜竊的變種。你明白嗎?」

　　「不，親愛的爸爸。」我說，我多希望自己能懂，我不想再讓他失望。

　　爸爸不耐煩地歎了一口氣，那又刺痛我了，因為他不是沒耐心的人。他總是直到夜幕降臨才回家，留我獨自吃飯，每一次我都記得清清楚楚。我問阿里「爸爸在哪兒，什麼時候回來」，雖然我知道他在建築工地，看看這兒，檢查那兒。難道那不需要耐心嗎?我一度恨上他建造的那所恤孤院裡面的孩子，有時甚至希望他們統統隨著父母一起死掉。

    「當你殺害一個人，你偷走一條性命，」爸爸說，「你偷走他妻子身為人婦的權利，奪走他子女的父親。當你說謊，你偷走別人知道真相的權利。當你詐騙，你偷走公平的權利。你懂嗎?」我懂。爸爸六歲那年，有個竊賊在深夜溜進爺爺的房子。我的爺爺，一個萬眾景仰的法官，發現了他，但那個賊割開他的喉嚨，立刻要了他的命——奪走了爸爸的父親。翌日午前，當地居民抓住了那個兇手，人們發現他是來自昆都士（Kunduz，阿富汗北部省份。）地區的流浪漢。在午後祈禱儀式開始之前兩個小時，兇手被吊死在橡樹上。告訴我這件往事的，不是爸爸，而是拉辛汗。我總是從他人口裡得知爸爸的事情。

　　「沒有比盜竊更十惡不赦的事情了，阿米爾。」爸爸說，「要是有人拿走不屬於他的東西，一條性命也好，一塊囊餅也好，我都會唾棄他。要是我在街上碰到他，真主也救不了。你明白嗎?」

　　我發現爸爸痛擊竊賊這個主意讓我既興奮又害怕。「我明白，爸爸。」

　　「如果說有什麼真主的話，我希望他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做，而不是來關注我喝烈酒。好了，下去吧。說了這麼多關於罪行的看法，我又渴了。」

　　我看著他在吧檯斟滿酒杯，心裡想著，要再過多久我們才能再次這樣交談呢?因為真相擺在那兒，我總覺得爸爸多少有點恨我。為什麼不呢?畢竟，是我殺了他深愛著的妻子，他美麗的公主，不是嗎?我所能做的，至少應該是試圖變得更像他一點。但我沒有變得像他，一點都沒有。

　　上學時，我們常常玩一種連句的遊戲，也就是詩歌比賽。教授法爾西語課的老師從中主持，規則大抵是這樣的：你背一句詩，你的對手有六秒鐘的時間可以回答，但必須是以你背出來那句詩最後一個字開頭的詩句。班裡人人都想跟我一組，因為那時十一歲的我已經能背出迦亞謨（OmarKhayya′m（1048∼1122），古代波斯詩人，代表作為《魯拜集》（RubaiyatofOmarKhayya′m）。）、哈菲茲（ShamseddinMohammadHa~fez（約1320∼約1388），古代波斯詩人。）的數十篇詩歌，也能誦得魯米著名的《瑪斯納維》（MowlanaJalaluddinRumi（1207∼1273），古代波斯詩人,《瑪斯納維》（Masnavi）是他的故事詩。）。有一次，我代表全班出戰，並且旗開得勝。那天夜裡我告訴爸爸，他只是點點頭，咕噥了一聲:「不錯。」

　　為了逃避爸爸的冷漠，我埋首翻閱故去的母親留下的書本。此外，當然還有哈桑。我什麼都讀，魯米，哈菲茲，薩迪（MoslehalDinSaadiShirazi（約1210∼約1290），古代波斯詩人。），維克多·雨果，儒勒·凡爾納，馬克·吐溫，伊恩·弗萊明（IanFleming（1908∼1964），英國小說家，撰寫了007系列小說。）。讀完媽媽的遺藏——我從來不碰那些枯燥的歷史書，只看小說和詩歌——之後，我開始用零花錢買書。我每週到電影院公園邊上的書店買一本書，直到書架放不下了，就放在硬紙箱裡面。

    當然，跟詩人結婚是一回事，但生個喜歡埋首詩書多過打獵的兒子……這麼說吧，那可不是爸爸所希望看到的，我想。真正的男人不看詩——真主也禁止他們創作呢。真正的男人——真正的男孩——應該像爸爸小時候那樣踢足球去，那才是值得付出熱情的玩意兒。1970年，爸爸暫停了恤孤院的工程，飛往德黑蘭，在那兒停留一個月：由於阿富汗當時還沒有電視，他只好去那邊看世界盃足球賽。為了激起我對足球的熱情，他替我報名參加球隊。但我這個可憐蟲變成球隊的負擔，不是傳丟了球，就是愚蠢地擋住隊友的進攻路線。我瘦弱的雙腿跌跌撞撞地在球場上奔跑，聲嘶力竭，球卻不會滾到我腳下來。我越是喊得起勁，雙手在頭頂盡力揮舞，高聲大喊:「傳給我，傳給我!」隊友越是對我視若不見。但爸爸從不放棄。等到他沒有將任何運動天分遺傳給我的事實昭然若揭之後，他又開始試著把我變成一個熱情的觀眾。當然，我能做得到，不是嗎?我盡量裝得興致勃勃。我跟他一起，每逢喀布爾隊跟坎大哈（Kandahar，阿富汗南部城市。）隊比賽，就大喊大叫；每逢我們的球隊遭到判罰，就咒罵裁判。但爸爸察覺到我並非真心實意，只好黯然放棄，接受這個悲慘的事實：他的兒子非但不喜歡玩足球，連當觀眾也心不在焉。

　　我記得有個新年，爸爸帶我去看一年一度的比武競賽。比武競賽在春季的第一天舉行，至今仍是阿富汗舉國熱愛的賽事。技藝精熟的騎士通常會得到大亨的贊助，他必須在混戰中奪得一隻屠宰後的羊或牛，馱著它全速繞看台迅跑，然後將其丟進得分圈。在他後面，會有另外一群騎士追逐著他，竭盡所能——腳踢、手抓、鞭打、拳擊——試圖將牛羊奪過來。那天，騎士在戰場上高聲叫喊，橫衝直撞，激起重重塵霧；觀眾則沸反盈天，興奮異常；馬蹄得得，震得大地抖動。我們坐在看台的座位上，看著那些騎士在我們面前呼嘯而過，他們的坐騎則白沫橫飛。

　　爸爸指著某個人:「阿米爾，你看到坐在那邊的傢伙嗎，身邊圍著很多人那個?」

　　我說:「看到了」。

　　「那是亨利·基辛格。」

    「哦。」我不知道基辛格是何許人，興許隨口問了。但在那個關頭，我見到一件恐怖的事情：有個騎士從鞍上跌落，數十隻馬蹄從他身上踐踏而過。他的身體像個布娃娃，在馬蹄飛舞間被拉來扯去。馬隊飛奔而過，他終於跌落下來，抽搐了一下，便再也沒有動彈；他的雙腿彎曲成不自然的角度，大片的血液染紅了沙地。

　　我放聲大哭。

　　我一路上哭著回家。我記得爸爸的手死死抓住方向盤，一會兒抓緊，一會兒放鬆。更重要的是，爸爸開車時沉默不語，厭惡溢於言表，我永遠都不會忘記。

　　那天夜裡，我路過爸爸的書房，偷聽到他在跟拉辛汗說話。我將耳朵貼在門板上。

　　「……謝天謝地，他身體健康。」拉辛汗說。

　　「我知道，我知道，可他總是埋在書堆裡，要不就在家裡晃晃悠悠，好像夢遊一般。」

　　「那又怎樣?」

　　「我可不是這個樣子。」爸爸喪氣地說，聲音中還有些憤怒。

　　 拉辛汗笑起來。「孩子又不是圖畫練習冊，你不能光顧著要塗上自己喜歡的色彩。」

　　「我是說，」爸爸說,「我根本不是那個樣子的。跟我一起長大的孩子也沒有像他那樣的。」

　　「你知道，有時你是我認識的人中最自以為是的了。」拉辛汗說。在我認識的人中，只有他敢這麼跟爸爸說話。

　　「跟這個沒有任何關係。」

　　「沒有嗎?」

　　「沒有。」

　　「那跟什麼有關係?」

　　我聽到爸爸挪動身子，皮椅吱吱作響。我合上雙眼，耳朵更加緊貼著門板，又想聽，又不想聽。「有時我從這扇窗望出去，我看到他跟鄰居的孩子在街上玩。我看到他們推搡他，拿走他的玩具，在這兒推他一下，在那兒打他一下。你知道，他從不反擊，從不。他只是……低下頭，然後……」

　　「這說明他並不暴戾。」拉辛汗說。

　　「我不是這個意思，拉辛，你知道的。」爸爸朝他嚷著,「這孩子身上缺了某些東西。」

　　「是的，缺了卑劣的性格。」

　　「自我防衛跟卑劣毫不搭邊。你知道事情總是怎麼樣的嗎?每當那些鄰居的孩子欺負他，總是哈桑挺身而出，將他們擋回去。這是我親眼見到的。他們回家之後，我問他,『哈桑臉上的傷痕是怎麼回事?』他說:『他摔了一跤。』我跟你說，拉辛，這孩子身上缺了某些東西。」

　　「你只消讓他找到自己的路。」拉辛汗說。

　　「可是他要走去哪裡呢?」爸爸說，「一個不能保護自己的男孩，長大之後什麼東西都保護不了。」

　　「你總是將問題過度簡化了。」

　　「我認為不是的。」

　　「你生氣，是因為你害怕他不會接管你的生意。」

　　「現在誰在簡化問題?」爸爸說，「看吧，我知道你跟他關係很好，這我很高興。我是說，我有些妒忌，但很高興。他需要有人……有人能理解他，因為真主知道我理解不了。可是阿米爾身上有些東西讓我很煩惱，我又說不清楚，它像是……」我能猜到他在尋覓，在搜尋一個恰當的字眼。他放低了聲音，但終究還是讓我聽到了。「要不是我親眼看著大夫把他從我老婆肚子裡拉出來，我肯定不相信他是我的兒子。」

　　次日清晨，哈桑在替我準備早餐，他問我是不是有什麼煩心的事情。我朝他大吼，叫他別多管閒事。

　　至於那卑劣的性格，拉辛汗錯了。
作者: Sunflower    時間: 2014-11-21 22:05

第四章

　　爸爸生於1933年，同年查希爾國王（MohammedZahirShah（1914∼），阿富汗前國王，1933∼1973年在位。）開始了他對阿富汗長達40載的統治。就在那年，一對來自喀布爾名門望族的年輕兄弟，開著他們父親的福特跑車一路狂飆。他們抽了大麻，喝了法國葡萄酒，醉意醺然，又有些亢奮，在去往帕格曼（Paghman，阿富汗城市。）的途中撞死了一對哈扎拉夫婦。警察逮到了這兩個略帶悔意的青年，連同罹難夫妻那個五歲的遺孤，帶到爺爺跟前。爺爺是位德高望重的法官，聽完那對兄弟辯說來龍去脈之後，爺爺不顧他們父親的哀求，判決那兩個年輕人立即到坎大哈去，充軍一年。此前他們家裡已經不知用了什麼手段，免去他們服役的義務。他們的父親有所申辯，然而不是太激烈，最終，人人都贊同這樣的判罰，認為也許有些嚴厲，卻不失公正。至於那個孤兒，爺爺將他收養在自己家裡，讓僕人教導他，不過得對他和藹一些。那個孤兒就是阿里。

　　阿里和爸爸一起長大，他們小時候也是玩伴——至少直到小兒麻痺症令阿里腿患殘疾，就像一個世代之後哈桑和我共同長大那樣。爸爸總是跟我們說起他和阿里的惡作劇，阿里會搖搖頭，說:「可是，老爺，告訴他們誰是那些惡作劇的設計師，誰又是可憐的苦工。」爸爸會開懷大笑，伸手攬住阿里。

　　不過爸爸說起這些故事的時候，從來沒有提到阿里是他的朋友。

　　奇怪的是，我也從來沒有認為我與哈桑是朋友。無論如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朋友。雖然我們彼此學習如何在騎自行車的時候放開雙手，或是用硬紙箱製成功能齊備的相機。雖然我們整個冬天一起放風箏、追風箏。雖然於我而言，阿富汗人的面孔就是那個男孩的容貌：骨架瘦小，理著平頭，耳朵長得較低，那中國娃娃似的臉，那永遠燃著微笑的兔唇。

　　無關乎這些事情，因為歷史不會輕易改變，宗教也是。最終，我是普什圖人，他是哈扎拉人，我是遜尼派，他是什葉派，這些沒有什麼能改變得了。沒有。

　　但我們是一起蹣跚學步的孩子，這點也沒有任何歷史、種族、社會或者宗教能改變得了。十二歲以前，我大部分時間都在跟哈桑玩耍。有時候回想起來，我的整個童年，似乎就是和哈桑一起度過的某個懶洋洋的悠長夏日，我們在爸爸院子裡那些交錯的樹木中彼此追逐，玩捉迷藏，玩警察與強盜，玩牛仔和印第安人，折磨昆蟲——我們拔掉蜜蜂的尖刺，在那可憐的東西身上系根繩子，每當它想展翅飛走，就把它拉回來，這帶給我們無與倫比的快樂。

　　我們還追逐過路的遊牧部落，他們經由喀布爾，前往北方的層巒疊嶂。我們能聽到他們的牧群走近的聲音：綿羊咪咪，山羊咩咩，還有那叮噹作響的駝鈴。我們會跑出去，看著他們的隊伍在街道上行進，男人滿身塵灰，臉色滄桑，女人披著長長的、色彩斑斕的肩巾，掛著珠鏈，手腕和腳踝都戴著銀鐲子。我們朝他們的山羊投擲石頭，拿水潑他們的騾子。我讓哈桑坐在「病玉米之牆」，拿彈弓用小圓石射他們的駱駝的屁股。

　　我們第一次看西部電影也是兩個人，在與那家我最喜歡的書店一街之隔的電影院公園，看的是約翰·韋恩的《赤膽屠龍》。我記得當時我求爸爸帶我們到伊朗去，那樣我們就可以見到約翰·韋恩了。爸爸爆發出一陣爽朗的狂笑——與汽車引擎加速的聲音頗為相像，等他能說得出話的時候，告訴我們電影配音是怎麼回事。哈桑跟我目瞪口呆，愣住了。原來約翰·韋恩不是真的說法爾西語，也不是伊朗人!他是美國人，就像那些我們經常看到的男男女女一樣，他們神情友善，留著長髮，吊兒郎當地穿著五顏六色的衣服，在喀布爾城裡遊蕩。我們看了三遍《赤膽屠龍》，但我們最喜歡的西部片是《七俠蕩寇志》，看了十三遍。每次電影快結束的時候，我們哭著觀看那些墨西哥小孩埋葬查爾斯·勃朗森——結果他也不是伊朗人。

    我們在喀布爾新城那個瀰漫著難聞氣味的市場閒逛。新城叫沙裡諾區，在瓦茲爾·

阿克巴·汗區以西。我們談論剛剛看完的電影，走在市場熙熙攘攘的人群中。我們在商人和乞丐中蜿蜒前進，穿過那些小店雲集的擁擠過道。爸爸每週給我們每人十塊阿富汗尼（Afghanis，阿富汗貨幣名稱。）的零花錢，我們用來買溫熱的可口可樂，還有灑著開心果仁的玫瑰香露雪糕。

　　上學那些年，我們每日有固定的程式。每當我從床上爬起來，拖拖沓沓走向衛生間，哈桑早已洗漱完畢，跟阿里做完早晨的祈禱，幫我弄好早餐：加了三塊方糖的熱紅茶，一片塗著我最愛吃的櫻桃醬的囊餅，所有這些整整齊齊地擺在桌子上。我邊吃邊抱怨功課，哈桑收拾我的床鋪，擦亮我的鞋子，熨好我那天要穿的衣服，替我放好課本和鉛筆。我聽見他在門廊邊熨衣服邊唱歌，用他那帶鼻音的嗓子唱著古老的哈扎拉歌曲。然後，爸爸和我出發，開著他的福特野馬轎車——會引來艷羨的目光，因為當時有部叫《警網鐵金剛》的電影在電影院已經上映了半年，主角史蒂夫·麥奎因在影片中就開這種車。哈桑留在家裡，幫阿里做些雜務：用手將髒衣服洗乾淨，然後在院子裡晾乾；拖地板；去市場買剛出爐的囊餅；給晚餐準備醃肉；澆灌草坪。

　　放學後，我跟哈桑碰頭，抓起書本，一溜小跑，爬上瓦茲爾·阿克巴·汗區那座就在爸爸房子北邊的碗狀山丘。山頂有久已廢棄的墓園，各條小徑灌木叢生，還有成排成排的空白墓碑。多年的風霜雨雪銹蝕了墓園的鐵門，也讓那低矮的白色石牆搖搖欲墜。墓園的入口邊上有株石榴樹。某個夏日，我用阿里廚房的小刀在樹幹刻下我們的名字:「阿米爾和哈桑，喀布爾的蘇丹。」這些字正式宣告：這棵樹屬於我們。放學後，哈桑和我爬上它的枝椏，摘下一些血紅色的石榴果實。吃過石榴，用雜草把手擦乾淨之後，我會唸書給哈桑聽。

　　哈桑盤腿坐著，陽光和石榴葉的陰影在他臉上翩翩起舞。我念那些他看不懂的故事給他聽，他心不在焉地摘著地上雜草的葉片。哈桑長大後，會跟阿里和多數哈扎拉人一樣，自出生之日起，甚至自莎娜芭不情不願地懷上他那天起，就注定要成為文盲——畢竟，僕人要讀書識字幹嘛呢?但儘管他目不識丁，興許正因為如此，哈桑對那些謎一樣的文字十分入迷，那個他無法接觸的世界深深吸引了他。我給他念詩歌和故事，有時也念謎語——不過後來我不念了，因為我發現他解謎語的本領遠比我高強。所以我念些不那麼有挑戰性的東西，比如裝腔作勢的納斯魯丁毛拉和他那頭驢子出洋相的故事。我們在樹下一坐就是幾個鐘頭，直到太陽在西邊黯淡下去，哈桑還會說，日光還足夠亮堂，我們可以多念一個故事、多讀一章。

　　給哈桑念故事的時候，碰到某個他無法理解的字眼，我就十分高興，我會取笑他，嘲弄他的無知。有一次，我給他念納斯魯丁毛拉的故事，他讓我停下來。「那個詞是什麼意思?」

    「哪個?」

　　「昧。」

　　「你不知道那是什麼意思嗎?」我一臉壞笑地說著。」

　　「不知道，阿米爾少爺。」

　　「可是這個詞很常見啊。」

　　「不過我還是不懂。」就算他聽到我話中帶刺，他也是不露聲色地微笑著。

　　「這麼說吧，在我們學校，人人都認識這個詞。」我說，「讓我看看,『昧』，它的意思是聰明、機靈。我可以用它來給你造句。『在讀書識字方面，哈桑夠昧。』」

　　「啊哈。」他點頭說。

　　後來我總是對此心懷愧疚。所以我試著彌補，把舊襯衣或者破玩具送給他。我會告訴自己，對於一個無關緊要的玩笑來說，這樣的補償就足夠了。

　　哈桑最喜歡的書是《沙納瑪》，一部描寫古代波斯英雄的10世紀的史詩。他通篇都喜歡，他喜歡那些垂垂老矣的國王：費裡敦、扎爾，還有魯達貝。但他最喜歡的故事，也是我最喜歡的，是「羅斯坦和索拉博」，講的是神武的戰士羅斯坦和他那匹千里馬拉克什的故事。羅斯坦在戰鬥中，給予他的強敵索拉博以致命一擊，最終卻發現索拉博是他失散多年的兒子。羅斯坦強忍悲慟，聽著他兒子的臨終遺言：

　　若汝果為吾父，血刃親子，名節有虧矣。此乃汝之專橫所致也。汝持先母信物，吾報汝以愛，呼汝之名，然汝心難回，吾徒費唇舌，此刻命赴黃泉……

　　「再念一次吧，阿米爾少爺。」哈桑會這麼說。有時我給他念這段話的時候，他淚如泉湧，我總是很好奇，他到底為誰哭泣呢，為那個淚滿衣襟、埋首塵灰、悲慟難當的羅斯坦，還是為即將斷氣、渴望得到父愛的索拉博呢?在我看來，羅斯坦的命運並非悲劇。畢竟，難道每個父親的內心深處，不是都有想把兒子殺掉的慾望嗎?

　　1973年7月某天，我開了哈桑另外一個玩笑。我唸書給他聽，接著突然不管那個寫好的故事。我假裝念著書，像平常那樣翻著書，可是我說的跟書本毫無關係，而是拋開那個故事，自己杜撰一個。當然，哈桑對此一無所知。對他而言，書頁上的文字無非是一些線條，神秘而不知所云。文字是扇秘密的門，鑰匙在我手裡。完了之後，我嘴裡咯咯笑著，問他是否喜歡這個故事，哈桑拍手叫好。

　　「你在幹嘛呢?」我說。

　　「你很久沒念過這麼精彩的故事了。」他說，仍拍著雙手。

　　 我大笑:「真的嗎?」

　　「真的。」

　　「太奇妙了，」我喃喃說道。我是說真的，這真是……完全意料不到。「沒騙我吧，哈桑?」

　　他仍在鼓掌:「太棒了，阿米爾少爺。你明天可以多念一些給我聽嗎?」

　　「太奇妙了。」我又說了一遍，有些喘不過氣，好比有個男人在自家後院發現了一處寶藏。下山的時候，各種念頭在我腦海炸開來，如同在察曼大道燃放的煙花。你好久沒念過這麼精彩的故事了。他這麼說。哈桑在問我問題。

　　「什麼?」我說。

　　「『奇妙』是什麼意思?」

　　我哈哈大笑，給了他一個擁抱，在他臉上親了一下。

　　「幹嘛這樣啊?」他紅著臉，吃吃地說。

　　我友善地推了他一把，微笑著說:「你是王子，哈桑。你是王子，我愛你。」

當天夜裡，我寫了自己第一篇短篇小說，花了我半個小時。那是個悲傷的小故事，講的是有個男人發現了一個魔法杯，得知如果他對著杯子哭泣，掉進杯裡的眼淚會變成珍珠。可儘管一貧如洗，他卻是個快樂的傢伙，罕得流淚。於是他想方設法，讓自己悲傷，以便那些眼淚會變成他的財富。珍珠越積越多，他越來越貪婪。小說的結尾是，那男人坐在一座珠寶山上，手裡提著刀，懷中抱著他深愛著的妻子死於非命的屍體，無助地將眼淚滴進魔法杯。

　　入夜之後，我爬上樓，走進爸爸的吸煙室，手裡拿著兩張稿紙，上面寫著我的故事。我進去的時候，爸爸和拉辛汗邊抽大煙邊喝白蘭地。

　　「那是什麼，阿米爾?」爸爸說，他斜靠在沙發上，雙手放在腦後。藍色的煙霧環繞著他的臉龐，他的眼光讓我唇乾舌燥。我清清喉嚨，告訴他我創作了一篇小說。

　　爸爸點點頭，那絲微笑表明他對此並無多大興趣。「挺好的，你寫得很好吧，是嗎?」他說，然後就沒有話了，只是穿過繚繞的煙霧望著我。

　　也許我在那兒站了不到一分鐘，但時至今日，那依舊是我生命中最漫長的一分鐘。時間一秒一秒過去，而一秒與一秒之間，似乎隔著永恆。空氣變得沉悶，潮濕，甚至凝固，我呼吸艱難。爸爸繼續盯著我，絲毫沒有要看一看的意思。

　　一如既往，仍是拉辛汗救了我。他伸出手，給我一個毫不造作的微笑:「可以讓我看看嗎，親愛的阿米爾?我會很高興能讀你寫的故事。」爸爸稱呼我的時候，幾乎從來不用這個表示親暱的「親愛的」。

　　爸爸聳聳肩，站起來。他看上去渾身輕鬆，彷彿拉辛汗也解放了他。「這就對了，把它給拉辛汗。我要上樓去準備了。」他扔下這句話，轉身離開。在我生命的大部分時光，我對爸爸敬若神明。可是那一刻，我恨不得能扯開自己的血管，讓他那些該死的血統統流出我的身體。

　　過了一個鐘頭，夜色更加黯淡了。他們兩個開著爸爸的轎車去參加派對。拉辛汗快出門的時候，在我身前蹲下來，遞給我那篇故事，還有另外一張折好的紙。他亮起微笑，還眨眨眼。「給你，等會再看。」然後他停下來，加了一個詞：太棒了!就鼓勵我寫作而言，這個詞比如今任何編輯的恭維給了我更多的勇氣。

　　他們離開了，我坐在自己的床上，心裡想要是拉辛汗是我父親就好了。隨後我想起爸爸，還有他寬廣的胸膛，他抱著我的時候，靠著它感覺多好啊。我想起每天早晨他身上甜甜的酒味，想起他用鬍子扎我的臉蛋。一陣突如其來的罪惡感將我淹沒，我跑進衛生間，在水槽裡吐了。

　　那夜稍晚的時候，我蜷縮在床上，一遍遍讀著拉辛汗的字條。他寫道：

    親愛的阿米爾：

　　我非常喜歡你的故事。我的天，真主賦予你獨特的天分。如今你的責任是磨煉這份天才，因為將真主給予的天分白白浪費的人是蠢驢。你寫的故事語法正確，風格引人入勝。但最令人難忘的是，你的故事飽含諷刺的意味。你也許還不懂得諷刺是什麼，但你以後會懂的。有些作家奮鬥終生，對它夢寐以求，然而徒喚奈何。你的第一篇故事已經達到了。

　　我的大門永遠為你開著，親愛的阿米爾。我願意傾聽你訴說的任何故事。太棒了!

　　你的朋友，

　　拉辛

　　拉辛汗的字條讓我飄飄然，我抓起那篇故事，直奔樓下而去，衝到門廊。阿里和哈桑睡在那兒的地毯上。只有當爸爸外出，阿里不得不照看我的時候，他們才會睡在屋子裡。我把哈桑搖醒，問他是否願意聽個故事。

　　 他揉揉惺忪的睡眼，伸伸懶腰:「現在嗎?幾點了?」

　　「別問幾點了。這個故事很特別，我自己寫的。」我不想吵醒阿里，低聲說。哈桑臉上神色一振。

　　「那我一定要聽聽。」他拉開蓋在身上的毛毯，說。

　　我在客廳裡的大理石壁爐前面念給他聽。這次可沒有開玩笑，不是照本宣科了，這次是我寫的故事!就很多方面而言，哈桑堪稱完美的聽眾。他全然沉浸在故事中，臉上的神情隨著故事的情節變化。我念完最後一句話，他鼓起掌來，不過沒發出聲音。

　　「我的天啦!阿米爾少爺，太棒了!」哈桑笑逐顏開。

　　「你喜歡它嗎?」我說。得到第二次稱讚，真是太甜蜜了。

　　「阿拉保佑，你肯定會成為偉大的作家。」哈桑說，「全世界的人都讀你的故事。」

　　「你太誇張了，哈桑。」我說，不過很高興他這麼認為。

　　「我沒有。你會很偉大、很出名。」他堅持自己的觀點。接著他停了一下，似乎還想說些什麼，他想了想，清清喉嚨，「可是，你能允許我問個關於這故事的問題嗎?」他羞澀地說。

　  「當然可以。」

　　「那好……」他欲言又止。

　　「告訴我，哈桑。」我說。我臉帶微笑，雖然剎那間我這個作家心中惴惴，不知道是否想聽下去。

　　「那好吧，」他說，「如果讓我來問，那男人幹嘛殺了自己的老婆呢?實際上，為什麼他必須感到悲傷才能掉眼淚呢?他不可以只是聞聞洋蔥嗎?」

　　我目瞪口呆。這個特別的問題，雖說它顯然太蠢了，但我從來沒有想到過，我無言地動動嘴唇。就在同一個夜晚，我學到了寫作的目標之一：諷刺；我還學到了寫作的陷阱之一：情節破綻。芸芸眾生中，惟獨哈桑教給我。這個目不識丁、不會寫字的哈桑。有個冰冷而陰暗的聲音在我耳邊響起：他懂得什麼，這個哈扎拉文盲?他一輩子只配在廚房裡打雜。他膽敢批評我?

　　「很好……」我開口說，卻無法說完那句話。

　　 因為突然之間，阿富汗一切都變了。
作者: Sunflower    時間: 2014-11-21 22:10

第五章

　　不知道什麼東西發出一陣雷鳴般的聲響，接著大地微微抖動，我們聽見「砰——砰——砰」的槍聲。「爸爸!」哈桑大聲叫喊。我們拔腿跑出起居室，看見阿里跛著腳在走廊狂奔。

　　「爸爸!那是什麼聲音?」哈桑大叫，伸開雙臂朝阿里奔過去。阿里伸手攬住我們。一道白光閃起，夜空亮起銀輝。又是一道白光，隨後是暴風驟雨般的槍聲。

　　「他們在獵殺野鴨。」阿里嘶啞地說，「他們在夜裡獵鴨子，別害怕。」

　　遠處傳來警報聲。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傳來玻璃破裂的聲音，還有人高聲叫嚷。我聽見人們從睡夢中驚醒，跑到街道上，也許身上還穿著睡衣，披頭散髮，睡眼惺忪。哈桑在哭，阿里將他抱緊，輕輕地撫摸著他。後來我告訴自己，我沒有妒忌哈桑，一點都沒有。

　　我們就那樣哆嗦地抱成一團，直到天快破曉。槍聲和爆炸聲還沒一個鐘頭就結束，可是把我們嚇壞了，因為我們從來沒聽過街道上會有槍響。當時這些聲音對我們來說太奇怪了。那些耳朵裡面除了槍響再沒有其他聲音的阿富汗孩子當時還沒出世。在餐廳裡，我們擠成一堆，等待太陽升起，沒有人意識到過去的生活方式已然告終。我們的生活方式，即使尚未全然終結，那也是苟延殘喘。終結，正式的終結是在1978年4月，其時政變發生，接著是1979年12月，俄國坦克在我和哈桑玩耍的街道上耀武揚威，給我的父老鄉親帶來死亡，開啟了如今仍未過去的、血流成河的時代。

　　太陽快升起的時候，爸爸的轎車駛進車道。他重重地關上車門，匆忙的腳步在台階上發出沉重的聲音。接著他在門口出現，我看見他臉色掛著某種神情，那種臉色我一時辨認不出來，因為此前從未在他身上見過：恐懼。「阿米爾!哈桑!」他大喊，張開雙臂朝我們跑過來,「他們封鎖了所有的道路，電話又壞了，我很擔心。」

　　我們停在他懷裡，有那麼一會兒，我竟然發瘋似的覺得很高興，而不管當晚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們根本不是在獵殺野鴨。真相終於大白：1973年7月17日夜裡，他們根本就沒有對什麼東西開槍。翌日清晨，大夢初醒的喀布爾發現君主制已然成為歷史。查希爾國王遠在意大利，他的堂兄達烏德汗（MohammedDaoudKhan（1909∼1978），1973年起任阿富汗共和國總統，直到1978年被刺殺。）趁他不在，發動了政變，沒有多加殺戮，就終結了他四十年來的統治。

　　我記得隔日早上，爸爸和拉辛汗喝著紅茶，聽著喀布爾廣播電台播送的有關政變的最新消息，我跟哈桑躲在爸爸的書房外面。

　　「阿米爾少爺?」哈桑低聲說。

　　「怎麼啦?」

　　「什麼是『共和』?」

　　我聳聳肩:「我不懂。」爸爸的收音機一遍又一遍地傳出「共和」這個詞。

「阿米爾少爺?」

　　「怎麼啦?」

　　「『共和』是不是要我和爸爸離開這裡?」

　　「我覺得不是。」我低聲回答。

　　哈桑想了想，說:「阿米爾少爺?」

　　「什麼呀?」

　　「我不想他們把我跟爸爸送走。」

　　我露出微笑:「好啦，你這頭驢子，沒有人會送走你們。」

　　「阿米爾少爺?」

　　「什麼呀?」

　　「你想去爬我們的樹嗎?」

　　我笑得更開心了。這也是哈桑的本領，他總是懂得在恰當的時間說恰當的事情——收音機的新聞實在是太悶了。哈桑回到他那寒磣的屋子去做準備，我跑上樓抓起一本書。接著我到廚房去，往口袋裡塞一把松子，然後跑出去，哈桑在外面等我。我們穿過前門，朝那座山頭進發。

　　我們穿過住宅區，在一片通往山丘的荒蕪空地上跋涉前進。突然間，一塊石頭擊中了哈桑的後背。我們轉過身，我的心一沉。阿塞夫和他的兩個狐朋狗友，瓦裡和卡莫，正朝我們走過來。

　　阿塞夫的父親叫馬赫穆德，我爸爸的朋友，是個飛機駕駛員。他家位於一處豪華的住宅區，深院高牆，棕櫚環繞，就在我們家南邊，只隔了幾條街。住在喀布爾瓦茲爾·阿克巴·汗區的小孩，人人都知道阿塞夫和他那臭名昭著的不銹鋼拳套，誰都不願意嘗嘗它的滋味。由於父親是阿富汗人，母親是德國人，藍眼睛的阿塞夫頭髮金黃，身材比其他孩子都要高大。他凶殘成性，惡名遠播，人們總是避之惟恐不及。他身旁有群為虎作倀的黨羽，走在附近的街道上，宛如可汗在阿諛逢迎的部屬陪伴下，視察自己的領地。他說的話就是法律，如果你需要一點法律教育，那麼他那不銹鋼拳套無疑是最好的教具。我曾見過他用那拳套折磨一個卡德察區的小孩。我永遠都不會忘記阿塞夫藍色的眼睛中閃爍的近乎瘋狂的光芒，還有他那邪惡的笑臉——那可憐的孩子被他痛擊得不省人事，他竟然咧嘴而笑。瓦茲爾·阿克巴·汗區某些兒童給他起了個花名，叫「吃耳朵的阿塞夫」。當然，沒有人膽敢當面這樣稱呼他，除非他們想親身體會那個可憐孩子的下場：他跟阿塞夫爭奪一隻風箏，結果之後在路邊的臭水溝打撈自己的右耳。多年以後，我學到了一個英文單詞，在法爾西語找不到對應的字眼，可以用來形容阿塞夫那樣的人渣：反社會分子。

    在那些折磨阿里的男孩中，阿塞夫遠比其他人來得惡毒。實際上，人們用「巴巴魯」來嘲弄阿里，他正是始作俑者。喂，巴巴魯，你今天吃了誰啊?哦?來吧，巴巴魯，朝我們笑一笑。在那些他覺得特別來勁的日子，他會加油添醋：喂，你這個塌鼻子巴巴魯，今天吃了誰啊?告訴我們，你這頭細眼睛的驢子!

　　眼下他正雙手放在背後，用那雙膠底運動鞋踢起塵灰，朝我們走來。

　　「早上好，苦哈哈!」阿塞夫說，擺擺手。「苦哈哈」是另外一個阿塞夫喜歡用來侮辱人的詞語。他們三個都比我們大，看到他們走近，哈桑躲在我後面。他們站在我們面前，三個穿著牛仔褲T恤的高大男生。阿塞夫身材最魁梧，雙臂抱胸，臉上露出凶殘的笑容。我已經不止一次覺得阿塞夫不太像個正常人。幸運的是，我有爸爸這樣的父親，我相信正是因為這個，阿塞夫對我不敢太過放肆造次。

　　他朝哈桑揚起下巴。「喂，塌鼻子，」他說，「巴巴魯可好嗎?」

　　哈桑一言不發，在我身後又退了一步。

　　「你們聽到消息了嗎，小子?」阿塞夫說，臉上還是帶著那副邪惡的笑容，「國王跑掉了，跑得好!總統萬歲!我爸爸跟達烏德汗相熟。你認識他嗎，阿米爾?」

　　「我爸爸跟他也熟。」我說，實際上連我自己都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

　　「好吧，達烏德汗去年還在我家吃過晚飯。」阿塞夫繼續說，「怎麼樣啊，阿米爾?」

　　我在想，如果我們在這片荒地高聲求救，會不會有人聽到?爸爸的房子距這兒足足有一公里。要是我們留在家裡就好了!

　　「你知道下次達烏德汗到我們家裡吃晚飯我會對他說什麼嗎?」阿塞夫說，「我會跟他稍作交談，男人和男人的交談。將我跟媽媽說過的那些告訴他，關於希特勒的。現在我們有位偉大的領袖，偉大的領袖，一個志向遠大的男人。我會告訴達烏德汗，提醒他記住，要是希特勒完成他那未竟的事業，這個世界會變得比現在更好。」

　　「我爸爸說希特勒是個瘋子，他下令殺害了很多無辜的人。」我來不及用手摀住嘴巴，這話已經脫口而出。

　　阿塞夫不屑地說:「他說的跟我媽媽一樣。她是德國人，她本來應該更清楚。不過他們要你這麼認為，是嗎?他們不想讓你知道真相。」

　　我不知道「他們」是誰，也不知道他們隱瞞了什麼真相，我也根本不想去知道。我希望我什麼也沒說，我又希望我抬起頭就能看見爸爸朝山上走來。

　　「但是你得讀讀那些學校裡面看不到的書。」阿塞夫說，「我讀了，令我茅塞頓開。現在我有個抱負，我要將它告訴我們的總統。你想知道那是什麼嗎?」

　　我搖搖頭。他終究還是說了，阿塞夫總是自問自答。

　　他那雙藍眼睛望著哈桑:「阿富汗是普什圖人的地盤，過去一直是，將來也永遠是。我們是真正的阿富汗人，純種的阿富汗人，這個塌鼻子不是。他們這種人污染了我們的土地、我們的國家，他們弄髒我們的血脈。」他揮舞雙手，做了個誇張的姿勢，「普什圖人的阿富汗，我說，這就是我的抱負。」

　　阿塞夫又看著我，他看起來像是剛從美夢中醒來。「希特勒生不逢時，」他說，「但我們還來得及。」

他伸手去牛仔褲的後兜摸索某樣東西，「我要懇求總統完成從前國王沒做的事情，派軍隊清除所有這些垃圾，這些骯髒的哈扎拉人。」

　　「放我們走，阿塞夫，」我說，對自己顫抖的聲音感到厭惡，「我們沒有礙著你。」

　　「哦，你們礙著我了。」阿塞夫說。看到他從褲兜裡掏出那個東西，我的心開始下沉。當然，他掏出來的是那黃銅色的不銹鋼拳套，在陽光下閃閃發亮。「你們嚴重地礙著我。實際上，你比這個哈扎拉小子更加礙著我。你怎麼可以跟他說話，跟他玩耍，讓他碰你?」他的聲音充滿了嫌惡。瓦裡和卡莫點頭以示同意，隨聲附和。阿塞夫雙眉一皺，搖搖頭。他再次說話的時候，聲音顯得跟他的表情一樣困惑。「你怎麼可以當他是『朋友』?」

　　可是他並非我的朋友!我幾乎衝口說出。我真的想過這個問題嗎?當然沒有，我沒有想過。我對哈桑很好，就像對待朋友，甚至還要更好，像是兄弟。但如果這樣的話，那麼何以每逢爸爸的朋友帶著他們的孩子來拜訪，我玩遊戲的時候從來沒喊上哈桑?為什麼我只有在身邊沒有其他人的時候才和哈桑玩耍?

　　阿塞夫戴上他的不銹鋼拳套，冷冷瞟了我一眼。「你也是個問題，阿米爾。如果沒有你和你父親這樣的白癡，收容這些哈扎拉人，我們早就可以清除他們了。他們全都應該去哈扎拉賈特（Hazarajat，阿富汗中部山區，為哈扎拉人聚居地。），在那個屬於他們的地方爛掉。你是個阿富汗敗類。」

　　我看著他那狂妄的眼睛，看懂了他的眼色，他是真的要傷害我。阿塞夫舉起拳頭，向我走來。

　　我背後傳來一陣急遽的活動聲音。我眼角一瞄，看見哈桑彎下腰，迅速地站起來。阿塞夫朝我身後望去，吃驚地瞪大了眼睛。我看見瓦裡和卡莫也看著我身後，眼裡同樣帶著震驚的神色。

　　我轉過身，正好看到哈桑的彈弓。哈桑把那根橡皮帶滿滿拉開，弓上是一塊核桃大小的石頭。哈桑用彈弓對著阿塞夫的臉，他用盡力氣拉著彈弓，雙手顫抖，汗珠在額頭上滲出來。

　　「請讓我們走，少爺。」哈桑語氣平靜地說。他稱呼阿塞夫為少爺，有個念頭在我腦裡一閃而過：帶著這種根深蒂固的意識，生活在一個等級分明的地方，究竟是什麼滋味?

　　阿塞夫咬牙切齒:「放下來，你這個沒有老娘的哈扎拉小子。」

　　「請放過我們，少爺。」哈桑說。

　　阿塞夫笑起來:「難道你沒有看到嗎?我們有三個人，你們只有兩個。」

　　哈桑聳聳肩。在外人看來，他鎮定自若，但哈桑的臉是我從小就看慣了的，我清楚它所有細微的變化，他臉上任何一絲顫動都躲不過我的眼睛。我看得出他很害怕，非常害怕。

　　「是的，少爺。但也許你沒有看到，拉著彈弓的人是我。如果你敢動一動，他們會改掉你的花名，不再叫你『吃耳朵的阿塞夫』，而是叫你『獨眼龍阿塞夫』。因為我這塊石頭對準你的左眼。」他泰然自若地說著，就算是我，也要費盡力氣才能聽得出他平靜的聲音下面的恐懼。

　　阿塞夫的嘴巴抽搐了一下。瓦裡和卡莫看到強弱易勢，簡直無法置信，有人在挑戰他們的神，羞辱他。更糟糕的是，這個傢伙居然是個瘦小的哈扎拉人。阿塞夫看看那塊石頭，又看看哈桑。他仔細看著哈桑的臉，他所看到的，一定讓他相信哈桑並非妄言恫嚇，因為他放下了拳頭。

　　「你應該對我有所瞭解，哈扎拉人。」阿塞夫陰沉著臉說，「我是個非常有耐心的人。今天這事可沒完，相信我。」他轉向我,「我跟你也沒完，阿米爾。總有一天，我會親自讓你嘗嘗我的厲害。」阿塞夫退了一步，他的跟班也是。

　　「你的哈扎拉人今天犯了大錯，阿米爾。」他說，然後轉身離開。我看著他們走下山，消失在一堵牆壁之後。

哈桑雙手顫抖，努力把彈弓插回腰間。他的雙唇彎起，或是想露出一個安心的微笑吧。他試了五次，才把彈弓繫在褲子上。我們腳步沉重地走回家，深知阿塞夫和他的朋友很可能在某個拐角處等著收拾我們，沒有人開口說話。他們沒有，那應該讓我們鬆一口氣。但是我們沒有，根本就沒有。

　　在隨後幾年，喀布爾的人們不時將「經濟發展」、「改革」之類的詞掛在嘴邊。君主立憲制被廢棄了，取而代之的是在共和國總統領導下的共和制。有那麼一陣，這個國家煥發出勃勃生機，也有各種遠大目標，人們談論著婦女權利和現代科技。

　　對於大多數人來說，儘管喀布爾的皇宮換了新主人，生活仍和過去並無二致。人們依舊從週六到週四上班，依舊每逢週五聚集在公園、喀爾卡湖邊或者帕格曼公園野餐。五顏六色的公共汽車和貨車載滿乘客，在喀布爾狹窄的街道上川流不息，司機的助手跨坐在後面的保險槓上，用口音濃重的喀布爾方言大聲叫嚷，替司機指引方向。到了為期三天的開齋節，齋戒月（回歷的第九個月為齋戒月。）之後的節日，喀布爾人穿上他們最新、最好的衣服，相互拜訪。人們擁抱，親吻，互祝「開齋節快樂」。兒童拆開禮物，玩著染色的水煮蛋。

　　1974年初冬，有一天哈桑和我在院子裡嬉鬧，用雪堆一座城堡。這時阿里喚他進屋:

「哈桑，老爺想跟你說話!」他身穿白色衣服，站在門口，雙手縮在腋下，嘴裡呼出白氣。

　　哈桑和我相視而笑。我們整天都在等他的傳喚：那天是哈桑的生日。「那是什麼，爸爸?你知道嗎?可以告訴我們嗎?」哈桑說，眼裡洋溢著快樂。

　　阿里聳聳肩:「老爺沒有告訴我。」

　　「別這樣嘛，阿里，跟我們說說。」我催他，「一本圖畫冊嗎?還是一把新手槍?」

　　跟哈桑一樣，阿里也不善說謊。每年我們生日，他都假裝不知道爸爸買了什麼禮物。

每年他的眼神都出賣他，我們都能從他口裡將禮物套出來。不過這次他看來似乎真的不知道。

　　爸爸從來不會忘記哈桑的生日。曾經，他經常問哈桑想要什麼，但後來他就不問了，因為哈桑要的東西太過細微，簡直不能被稱之為禮物，所以每年冬天爸爸自行挑選些東西。有一年他給買了一套日本的玩具車。上一年，爸爸讓哈桑喜出望外，給他買了一頂毛皮牛仔帽，克林特·伊斯伍德帶著這種帽子演出了《黃金三鏢客》——這部電影取代了《七俠蕩寇志》，成為我們最喜愛的西部片。整整一個冬天，哈桑和我輪流戴那頂帽子，唱著那首著名的電影主題曲，爬上雪堆，打雪仗。

　　我們在前門脫掉手套，擦掉靴子上的雪。我們走進門廊，看到爸爸坐在炭火熊熊的鐵爐前面，旁邊坐著一個矮小的禿頭印度人，他穿著棕色西裝，繫著紅領帶。

　　「哈桑，」爸爸說，臉上帶著不好意思的微笑，「來見見你的生日禮物。」

　　哈桑和我茫然對視。那兒沒有見到任何包著禮物的盒子，沒有袋子，沒有玩具，只有站在我們後面的阿里，還有爸爸，和那個看上去像數學老師的印度人。

身穿棕色西裝的印度人微笑著，朝哈桑伸出手。「我是庫瑪大夫，」他說，「很高興見到你。」他的法爾西語帶著濃厚的印度捲舌音。

　　「你好。」哈桑惴惴說。他禮貌地點點頭，但眼睛卻望向站在他後面的父親。阿里上前一步，把手放在哈桑肩膀上。

　　爸爸望著哈桑迷惑不解的眼睛:「我從新德里請來庫瑪大夫，庫瑪大夫是名整容外科醫生。」

　　「你知道那是什麼嗎?」那個印度人——庫瑪大夫說。

　　哈桑搖搖頭。他帶著詢問的眼色望向我，但我聳聳肩。我只知道，人們要是得了闌尾炎，就得去找外科醫生醫治。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此前一年，有個同學死於闌尾炎，我們老師說他拖了太久才去找外科醫生。我們兩個齊齊望向阿里，但從他那裡當然也得不到答案。跟過去一樣，他仍是木無表情，但眼神變得嚴肅一些。

　　「這麼說吧，」庫瑪大夫說，「我的工作是修理人們的身體，有時是人們的臉龐。」

　　「噢，」哈桑說，他看看庫瑪大夫，看看爸爸，又看看阿里，伸手遮住上唇。「噢。」他又說。

　　「這不是份尋常的禮物，我知道。」爸爸說，「也許不是你想要的，但這份禮物會陪伴你終生。」

　　「噢，」哈桑說，他舔舔嘴唇，清清喉嚨，說:「老爺，這……這會不會……」

　　「別擔心，」庫瑪大夫插嘴說，臉上帶著微笑,「不會讓你覺得很痛的。實際上，我會給你用一種藥，你什麼都不會記得。」

　　「噢。」哈桑說。他鬆了一口氣，微笑著，但也只是鬆了一口氣。「我不是害怕，老爺，我只是……」哈桑也許是個傻瓜，我可不是。我知道要是醫生跟你說不會痛的時候，你的麻煩就大了。我心悸地想起去年割包皮的情形，醫生也是這麼對我說，安慰說那不會很痛。但那天深夜，麻醉藥的藥性消退之後，感覺像有人拿著又紅又熱的木炭在燙我的下陰。爸爸為什麼要等到我十歲才讓我割包皮呢?我百思不得其解，這也是我永遠無法原諒他的事情之一。

　　我希望自己身上也有類似的殘疾，可以乞換來爸爸的憐憫。太不公平了，哈桑什麼都沒幹，就得到爸爸的愛護，他不就是生了那個愚蠢的兔唇嗎?

　　手術很成功。他們剛解掉繃帶的時候，我們多少都有點吃驚，但還是像庫瑪大夫先前交代的那樣保持微笑。但那並不容易，因為哈桑的上唇看起來又腫又怪，沒有表皮。護士遞給哈桑鏡子的時候，我希望他哭起來。哈桑深深地看著鏡子，若有所思，阿里則緊緊握住他的手。他咕噥了幾句，我沒聽清楚。我把耳朵湊到他唇邊，他又低聲說了一遍。

　　「謝謝。」

　　接著他的嘴唇扭曲了，當時，我完全知道他在幹什麼。他在微笑。就像他從母親子宮裡出來時那樣微笑著。

　　隨著時間的過去，腫脹消退，傷口彌合。不久，他的嘴唇上就只剩下一道彎彎曲曲的縫合線。到下一個冬天，它變成淡淡的傷痕。說來諷刺，正是從那個冬天之後，哈桑便不再微笑了。
作者: Sunflower    時間: 2014-11-21 22:12

第六章

　　冬天。

　　每年下雪的第一天，我都會這樣度過：一大清早我穿著睡衣，走到屋子外面，雙臂環抱抵禦嚴寒。我發現車道、爸爸的轎車、圍牆、樹木、屋頂還有山丘，統統覆蓋著一英尺厚的積雪。我微笑。天空一碧如洗，萬里無雲。白晃晃的雪花刺痛我的眼睛。我捧起一把新雪，塞進嘴裡，四周靜謐無聲，只有幾聲烏鴉的啼叫傳進耳裡。我赤足走下前門的台階，把哈桑叫出來看看。

　　冬天是喀布爾每個孩子最喜歡的季節，至少那些家裡買得起一個溫暖鐵爐的孩子是這樣的。理由很簡單：每當天寒地凍，學校就停課了。於我而言，冬天意味著那些複雜的除法題目的結束，也不用去背保加利亞的首都，可以開始一連三個月坐在火爐邊跟哈桑玩撲克，星期二早晨去電影院公園看免費的俄羅斯影片，早上堆個雪人之後，午餐吃一頓甜蕪青拌飯。

　　當然還有風箏。放風箏。追風箏。

　　對於某些可憐的孩子來說，冬天並不代表學期的結束，還有種叫自願冬季課程的東西。據我所知，沒有學生自願去參加那些課程，當然是父母自願送他們去。幸運的是，爸爸不是這樣的家長。我記得有個叫艾哈邁德的傢伙，住的地方跟我家隔街相望。他的父親可能是個什麼醫生，我想。艾哈邁德患有癲癇，總是穿著羊毛內衣，戴一副黑框眼鏡——阿塞夫經常欺負他。每天早晨，我從臥室的窗戶看出去，他們家的哈扎拉傭人把車道上的雪鏟開，為那輛黑色的歐寶清道。我看著艾哈邁德和他的父親上車，艾哈邁德穿著羊毛內衣和冬天的外套，背著個塞滿課本和鉛筆的書包。我穿著法蘭絨睡衣，看他們揚長而去，轉過街道的拐角，然後鑽回我的床上去。我將毛毯拉到脖子上，透過窗戶，望著北邊白雪皚皚的山頭。望著它們，直到再次入睡。

　　我喜歡喀布爾的冬天。我喜歡夜裡滿天飛雪輕輕敲打我的窗戶，我喜歡新霽的積雪在我的黑色膠靴下吱嘎作響，我喜歡感受鐵爐的溫暖，聽寒風呼嘯著吹過街道、吹過院子。但更重要的是，每逢林木蕭瑟，冰雪封路，爸爸和我之間的寒意會稍微好轉。那是因為風箏。爸爸和我生活在同一個屋頂之下，但我們生活在各自的區域，風箏是我們之間薄如紙的交集。

　　每年冬天，喀布爾的各個城區會舉辦風箏比賽。如果你是生活在喀布爾的孩子，那麼比賽那天，無疑是這個寒冷季節最令人振奮的時候。每次比賽前夜我都會失眠，我會輾轉反側，雙手藉著燈光在牆上投射出動物形狀的影子，甚至裹條毛毯，在一片漆黑中到陽台上呆坐。我像是個士兵，大戰來臨前夜試圖在戰壕上入睡。其實也差不多，在喀布爾，鬥風箏跟上戰場有點相像。

　　跟任何戰爭一樣，你必須為自己做好準備。有那麼一陣，哈桑和我經常自己製作風箏。秋天開始，我們每週省下一點零用錢，投進爸爸從赫拉特買來的瓷馬裡面。到得寒風呼嘯、雪花飛舞的時候，我們揭開瓷馬腹部的蓋子，到市場去買竹子、膠水、線、紙。我們每天花幾個小時，打造風箏的骨架，剪裁那些讓風箏更加靈動的薄棉紙。再接著，我們當然還得自己準備線。如果風箏是槍，那麼綴有玻璃屑的線就是膛裡的子彈。我們得走到院子裡，把五百英尺線放進一桶混有玻璃屑的膠水裡面，接著把線掛在樹上，讓它風乾。第二天，我們會把這為戰鬥準備的線纏繞在一個木軸上。等到雪花融化、春雨綿綿，喀布爾每個孩子的手指上，都會有一些橫切的傷口，那是鬥了一個冬天的風箏留下的證據。我記得開學那天，同學們擠在一起，比較各自的戰傷。傷口很痛，幾個星期都好不了，但我毫不在意。我們的冬天總是那樣匆匆來了又走，傷疤提醒我們懷念那個最令人喜愛的季節。

    接著班長會吹口哨，我們排成一列，走進教室，心中已然渴望冬季的到來，但招呼我們的是又一個幽靈般的漫長學年。

但是沒隔多久，事實證明我和哈桑造風箏實在不行，斗風箏倒是好手。我們設計的風箏總是有這樣或那樣的問題，難逃悲慘的命運。所以爸爸開始帶我們去塞弗的店裡買風箏。塞弗是個近乎瞎眼的老人，以替人修鞋為生，但他也是全城最著名的造風箏高手。他的小作坊在擁擠的雅德梅灣大道上，也就是喀布爾河泥濘的南岸那邊。爸爸會給我們每人買三個同樣的風箏和幾軸玻璃線。如果我改變主意，求爸爸給我買個更大、更好看的風箏，爸爸會買給我，可是也會給哈桑買一個。有時我希望他別給哈桑買，希望他最疼我。

　　斗風箏比賽是阿富汗古老的冬日風俗。比賽一大清早就開始，直到僅剩一隻勝出的風箏在空中翱翔才告結束。我記得有一年，比賽到了天黑還沒終結。人們在人行道上，在屋頂上，為自家的孩子鼓勁加油。街道上滿是風箏鬥士，手裡的線時而猛拉、時而速放，目不轉睛地仰望天空，力圖佔個好位置，以便割斷敵手的風箏線。每個斗風箏的人都有助手，幫忙收放風箏線。我的助手是哈桑。

　　有一次，有個多嘴的印度小孩，他家最近才搬到附近，告訴我們，在他的家鄉，斗風箏必須嚴格遵守一些規則和規定。「你必須在指定的區域放風箏，並且你必須站在風向成直角的地方。」他驕傲地說，「還有，你不能用鋁來做玻璃線。」

　　哈桑和我對望了一眼。讓你吹吧。這個印度小孩很快會學到的，跟英國人在這個世紀之初以及俄國人在1980年代晚期學到的如出一轍：阿富汗人是獨立的民族。阿富汗人尊重風俗，但討厭規則，斗風箏也是這樣。規則很簡單：放起你的風箏，割斷對手的線，祝你好運。

　　不僅如此，若有風箏被割斷，真正的樂趣就開始了。這時，該追風箏的孩子出動，那些孩子追逐那個在隨風飄揚的風箏，在臨近的街區奔走，直到它盤旋著跌落在田里，或者掉進某家的院子裡，或掛在樹上，或停在屋頂上。追逐十分激烈：追風箏的孩子蜂擁著漫過大街小巷，相互推搡，像西班牙人那樣。我曾看過一本書，說起他們在鬥牛節時被公牛追趕的景像。有一年某個鄰居的小孩爬上松樹，去撿風箏，結果樹枝不堪重負，他從三十英尺高的地方跌下來，摔得再也無法行走，但他跌下來時手裡還抓著那只風箏。如果追風箏的孩子手裡拿著風箏，沒有人能將它拿走。這不是規則，而是風俗。

　　對追風箏的孩子來說，最大的獎勵是在冬天的比賽中撿到最後掉落的那只風箏。那是無上的榮耀，人們會將其掛在壁爐架之下，供客人歡欣讚歎。每當滿天風箏消失得只剩下最後兩隻，每個追風箏的孩子都厲兵秣馬，準備摘取此項大獎。他們會朝向那個他們預計風箏跌落的地方，繃緊的肌肉蓄勢待發，脖子抬起，眼睛瞇著，鬥志昂揚。當最後一隻風箏被割斷，立即一片騷動。

　　多年過去，我曾見到無數傢伙參與追風箏，但哈桑是我見過的人中最精此道的高手。十分奇怪的是，在風箏跌落之前，他總是等在那個它將要跌落的地方，似乎他體內有某種指南針。

　　我記得有個陰暗的冬日，哈桑和我追著一隻風箏。我跟著他，穿過各處街區，跳過水溝，側身跑過那些狹窄的街道。我比他大一歲，但哈桑跑得比我快，我落在後面。

　　「哈桑，等等我。」我氣喘吁吁地大喊，有些惱怒。

　　他轉過身，揮揮手:「這邊!」說完就衝進另外一個拐角處。我抬頭一看，那個方向與風箏跌落的方向恰好相反。

　　「我們追不到它了!我們跑錯路了!」我高聲叫道。

　　「相信我!」我聽見他在前面說。我跑到拐角處，發現哈桑低首飛奔，根本就沒有抬頭看看天空，汗水浸透了他後背的衣服。我踩到一塊石頭，摔了一跤——我非但跑得比哈桑慢，也笨拙得多，我總是羨慕他與生俱來的運動才能。我站起身來，瞥見哈桑又拐進了另一條巷子。我艱難地追著他，摔破的膝蓋傳來陣陣劇痛。

　　我看到我們最終停在一條車轍縱橫的泥土路上，就在獨立中學旁邊。路邊有塊田地，夏天會種滿萵苣；路的另外一邊有成排的酸櫻桃樹。只見哈桑盤起雙腿，坐在其中一棵樹下，吃著手裡的一捧桑椹干。

　　「我們在這幹嘛呢?」我上氣不接下氣，胃裡翻江倒海，簡直要吐出來。

　　他微笑:「在我這邊坐下，阿米爾少爺。」

　　我在他旁邊頹然倒下，躺在一層薄薄的雪花上，喘著氣。「你在浪費時間。它朝另外一邊飛去了，你沒看到嗎?」

　　哈桑往嘴裡扔了一顆桑椹:「它飛過來了。」我呼吸艱難，而他一點都不累。

　　「你怎麼知道?」我問。

　　「我知道。」

　　「你是怎麼知道的?」

　　他朝我轉過身，有些汗珠從他額頭流下來，「我騙過你嗎，阿米爾少爺?」

　　剎那間我決定跟他開開玩笑:「我不知道。你會騙我嗎?」

　　「我寧願吃泥巴也不騙你。」他帶著憤憤的表情說。

　　「真的嗎?你會那樣做?」

　　他疑惑地看了我一眼:「做什麼?」

如果我讓你吃泥巴，你會吃嗎?」我說。我知道自己這樣很殘忍，好像以前，我總是拿那些他不懂的字眼來戲弄他，但取笑哈桑有點好玩——雖然是病態的好玩，跟我們折磨昆蟲的遊戲有點相似。不過現在，他是螞蟻，而拿著放大鏡的人是我。

　　他久久看著我的臉。我們坐在那兒，兩個男孩，坐在一棵酸櫻桃樹下，突然間我們看著，真的看著對方。就在那時，哈桑的臉又變了。也許沒有變，不是真的變了，但我瞬間覺得自己看到了兩張臉，一張是我認得的，我從小熟悉的；另外一張，第二張，就隱藏在表層之下。我曾經看到過他的臉色變化——總是嚇我一跳，它每次出現不過驚鴻一瞥，但足以讓我疑惑不安，覺得自己也許曾在什麼地方見到過。隨後，哈桑眨眨眼，他又是他了，只是哈桑了。

　　「如果你要求，我會的。」他終於說，眼睛直看著我。我垂下眼光，時至今日，我發現自己很難直視像哈桑這樣的人，這種說出的每個字都當真的人。

　　「不過我懷疑，」他補充說，「你是否會讓我這麼做。你會嗎，阿米爾少爺?」就這樣，輪到他考驗我了。如果我繼續戲弄他，考驗他的忠誠，那麼他會戲弄我，考驗我的正直。

　　要是我沒有開始這場對話就好了!我勉強露出一個笑臉，「別傻了，哈桑，你知道我不會的。」

　　哈桑報我以微笑，不過他並非強顏歡笑。「我知道。」他說。這就是那些一諾千金的人的作風，以為別人也和他們一樣。

　　「風箏來了。」哈桑說，指向天空，他站起身來，朝左邊走了幾步。我抬頭，望見風箏正朝我們一頭紮下來。我聽見腳步聲，叫喊聲，一群追風箏的孩子正鬧哄哄向這邊跑來。但他們只是白費時間。因為哈桑臉帶微笑，張開雙手，站在那兒等著風箏。除非真主——如果他存在的話——弄瞎了我的眼，不然風箏一定會落進他張開的臂彎裡。

　　1975年冬天，我最後一次看到哈桑追風箏。

　　通常，每個街區都會舉辦自己的比賽。但那年，巡迴賽由我所在的街區，瓦茲爾·阿克巴·汗區舉辦，幾個其他的城區——卡德察區、卡德帕灣區、梅寇拉揚區、科德桑吉區——也應邀參加。無論走到哪裡，都能聽見人們在談論即將舉辦的巡迴賽，據說這是二十五年來規模最大的風箏比賽。

　　那年冬天的一個夜裡，距比賽還有四天，爸爸和我坐在書房裡鋪滿毛皮的椅子上，烤著火，邊喝茶邊交談。早些時候，阿里服侍我們用過晚餐——土豆、咖喱西蘭花拌飯，回去跟哈桑度過漫漫長夜。爸爸塞著他的煙管，我求他講那個故事給我聽，據說某年冬天，有一群狼從山上下來，遊蕩到赫拉特，迫使人們在屋裡躲了一個星期。爸爸劃了一根火柴，說:「我覺得今年你也許能贏得巡迴賽，你覺得呢?」

　　我不知道該怎麼想，或者該怎麼說。我要是取勝了會怎麼樣呢?他只是交給我一把鑰匙嗎?我是斗風箏的好手，實際上，是非常出色的好手。好幾次我差點贏得冬季巡迴賽——有一次，我還進了前三名。但差點兒和贏得比賽是兩回事，不是嗎?爸爸從來不差點兒，他只是獲勝，獲勝者贏得比賽，其他人只能回家。爸爸總是勝利，贏得一切他想贏得的東西。難道他沒有權利要求他的兒子也這樣嗎?想想吧，要是我贏得比賽……

　　爸爸吸著煙管，跟我說話。我假裝在聽，但我聽不進去，有點心不在焉，因為爸爸隨口一說，在我腦海埋下了一顆種子：贏得冬季巡迴賽是個好辦法。我要贏得比賽，沒有其他選擇。我要贏得比賽，我的風箏要堅持到最後。然後我會把它帶回家，帶給爸爸看。讓他看看，他的兒子終究非同凡響，那麼也許我在家裡孤魂野鬼般的日子就可以結束。我讓自己幻想著：我幻想吃晚飯的時候，充滿歡聲笑語，而非一言不發，只有銀餐具偶爾的碰撞聲和幾聲「嗯哦」打破寂靜。我想像星期五爸爸開著車帶我去帕格曼，中途在喀爾卡湖稍作休憩，吃著炸鱒魚和炸土豆。我們會去動物園看看那只叫「瑪揚」的獅子，也許爸爸不會一直打哈欠，偷偷看著他的腕表。也許爸爸甚至還會看看我寫的故事，我情願為他寫一百篇，哪怕他只挑一篇看看。也許他會像拉辛汗那樣，叫我「親愛的阿米爾」。也許，只是也許，他最終會原諒我殺了他的妻子。

　　爸爸告訴我有一天他割斷了十四隻風箏的線。我不時微笑，點頭，大笑，一切恰到好處，但我幾乎沒有聽清他在說什麼。現在我有個使命了，我不會讓爸爸失望。這次不會。

巡迴賽前夜大雪紛飛。哈桑和我坐在暖爐桌前玩一種叫做「番吉帕」的撲克遊戲，寒風吹著樹枝，打在窗戶上嗒嗒作響。當天早些時候，我要阿里替我們佈置暖爐桌——在一張低矮的桌子下面，擺放電暖片，然後蓋上厚厚的棉毯。他在桌旁鋪滿地毯和坐墊，足夠供二十個人坐下，把腿伸進桌子下面。每逢下雪，哈桑和我經常整天坐在暖爐桌邊，下棋或者打牌，主要是玩「番吉帕」。

　　我殺了哈桑兩張方塊10，打給他兩條J和一張6。隔壁是爸爸的書房，他和拉辛汗在跟幾個人談生意。其中有個我認得是阿塞夫的父親。隔著牆，我能聽到喀布爾新聞廣播電台沙沙的聲音。

　　哈桑殺了6，要了兩條J。達烏德汗在收音機中宣佈有關外國投資的消息。

　　「他說有一天喀布爾也會擁有電視。」我說。

　　「誰?」

　　「達烏德汗，你這個傢伙，我們的總統。」

　　哈桑咯咯笑起來，「我聽說伊朗已經有了。」他說。

　　我歎了一口氣:「那些伊朗人……」對多數哈扎拉人來說，伊朗是個避難所，我猜想也許是因為多數伊朗人跟哈扎拉人一樣，都是什葉派穆斯林。但我記得夏天的時候有個老師說起伊朗人，說他們都是笑面虎，一邊用手拍拍你的後背示好，另一隻手卻會去掏你的口袋。我將這個告訴爸爸，爸爸說我的老師不過是個嫉妒的阿富汗人，他嫉妒，因為伊朗在亞洲聲望日隆，而世界上多數人看世界地圖的時候還找不到阿富汗在哪裡。「這樣說很傷感情，」他說，聳著肩，「但被真相傷害總比被謊言安慰好。」

　　「有一天我會給你買的。」我說。

　　哈桑笑逐顏開:「電視機?真的嗎?」

　　「當然，還不是黑白的那種。到時我們也許都是大人了，不過我會給我們買兩個。一個給你，一個給我。」

　　「我要把它放在我畫畫的桌子上。」哈桑說。

　　他這麼說讓我覺得很難過。我為哈桑的身份、為他居住的地方難過。他長大之後，將會像他父親一樣，住在院子裡那間破房子，而他對此照單全收，讓我覺得難過。我抽起最後一張牌，給他一對Q和一張10。

　　哈桑要了一對Q，「你知道嗎，我覺得你明天會讓老爺覺得很驕傲。」

　　「你這樣想啊?」

　　「安拉保佑。」他說。

　　「安拉保佑。」我回應，雖然這句「安拉保佑」從我嘴裡說出來有些口不由心。哈桑就是這樣，他真是純潔得該死，跟他在一起，你永遠覺得自己是個騙子。

　　我殺了他的K，扔給他最後一張牌：黑桃A。他必須吃下。我贏了，不過在洗牌的時候，我懷疑這是哈桑故意讓我贏的。

　　「阿米爾少爺?」

　　「怎麼啦?」

　　「你知道……我喜歡我住的地方。」他總是這樣，能看穿我的心事，「它是我的家。」

　　「不管怎樣，」我說，「準備再輸一局吧。」
作者: Sunflower    時間: 2014-11-21 22:33

第七章

　　次日早晨，哈桑在泡早餐紅茶，他告訴我他做了一個夢。「我們在喀爾卡湖，你，我，爸爸，老爺，拉辛汗，還有幾千個人。」他說，「天氣暖和，陽光燦爛，湖水像鏡子一樣清澈。但是沒有人游泳，因為他們說湖裡有個鬼怪。它在湖底潛伏著，等待著。」

　　他給我倒了一杯茶，加了糖，吹了幾下，把它端給我。「所以大家都很害怕，不敢下水。突然間你踢掉鞋子，阿米爾少爺，脫掉你的衣服。『裡面沒有鬼怪，』你說,『我證明給你們看看。』大家還來不及阻止你，你一頭扎進湖裡，游開了。我跟著你，我們都游著。」

　　「可是你不會游泳。」

　　哈桑哈哈大笑:「那是在夢裡啊，阿米爾少爺，你能做任何事情。每個人都尖聲叫喚:『快起來!快起來!』但我們只是在冰冷的湖水裡面游泳。我們游到湖中央，停下來。我們轉向湖岸，朝人們揮手。他們看起來像小小的螞蟻，但我們能聽到他們的掌聲。現在他們知道了，湖裡沒有鬼怪，只有湖水。隨後他們給湖改了名字，管它叫『喀布爾的蘇丹阿米爾和哈桑之湖』。我們向那些到湖裡游泳的人收錢。」

　　「這夢是什麼意思呢?」我說。

　　他替我烤好囊餅，塗上甜果醬，放在盤子裡。「我不知道，我還指望你告訴我呢。」

　　「好吧，那是個愚蠢的夢而已，沒有什麼含義。」

　　「爸爸說夢總是意味著某種東西。」

　　我喝著茶，「那麼你為什麼不去問他呢?他多聰明呀。」我的不耐煩簡直出乎自己意料。我徹夜未眠，脖子和後背像繃緊的鋼絲，眼睛刺痛。即使這樣，我對哈桑也太刻薄了。我差點向他道歉，但是沒有。哈桑明白我只是精神緊張。哈桑總是明白我。

　　樓上，我聽見從爸爸的衛生間傳來一陣水流的聲音。

　　街上新霽的積雪銀光閃閃，天空藍得無可挑剔。雪花覆蓋了每一個屋頂，矮小的桑椹樹在我們這條街排開，樹枝上也堆滿了積雪。一夜之間，雪花塞滿了所有的裂縫和水溝。哈桑和我走出鍛鐵大門時，雪花反射出白晃晃的光芒，照得我睜不開眼。阿里在我們身後關上門。我聽見他低聲祈禱——每次他兒子外出，他總是要祈禱。

我從來沒有見到街上有這麼多人。兒童在打雪仗，拌嘴，相互追逐，咯咯笑著。風箏鬥士和幫他們拿卷軸的人擠在一起，做最後的準備。周圍的街道傳來歡聲笑語，各處屋頂已經擠滿了看客，他們斜躺在折疊椅上，暖水壺裡的紅茶熱氣騰騰，錄音機傳出艾哈邁德·查希爾（AhmadZahir（1946∼1979），阿富汗歌星。）喧鬧的音樂。風靡全國的艾哈邁德·查希爾改進了阿富汗音樂，給傳統的手鼓和手風琴配上電吉他、小號和鼓，激怒了那些保守的教徒。無論在台上表演還是開派對，他都跟以前那些呆板的歌手不同，他拒絕木無表情的演出，而是邊唱邊微笑——有時甚至對女人微笑。我朝自家的屋頂看去，發現爸爸和拉辛汗坐在一張長凳上，兩人都穿著羊毛衫，喝著茶。爸爸揮揮手，我不知道他究竟是跟我還是跟哈桑打招呼。

　　「我們得開始了。」哈桑說。他穿著一雙黑色的橡膠雪靴，厚厚的羊毛衫和褪色的燈芯絨褲外面，罩著綠色的長袍。陽光照在他臉上，我看到他唇上那道粉紅色的傷痕已經彌合得很好了。

　　突然間我想放棄，把東西收起來，轉身回家。我在想什麼呢?我既然已經知道結局，何必還要讓自己來體驗這一切呢?爸爸在屋頂上，看著我。我覺得他的眼光像太陽那樣熱得令人發燙。今天，即使是我，也必定難逃慘敗。

　　「我有點不想在今天放風箏了。」我說。

　　「今天是個好日子。」哈桑說。

　　我轉動雙腳，試圖讓眼光離開我們家的屋頂。「我不知道，也許我們該回家去。」

　　接著他上前一步，低聲說了一句讓我有些吃驚的話。「記住，阿米爾少爺，沒有鬼怪，只是個好日子。」我對他腦海盤桓的念頭常常一無所知，可是我在他面前怎麼就像一本打開的書?到學校上學的人是我，會讀書寫字的人是我，聰明伶俐的也是我。哈桑雖然看不懂一年級的課本，卻能看穿我。這讓人不安，可是有人永遠對你的需求瞭如指掌，畢竟也叫人寬心。

　　「沒有鬼怪。」我低聲說，出乎意料的是我竟然覺得好些了。

　　他微笑:「沒有鬼怪。」

　　「你確定?」

　　他閉上雙眼，點點頭。

　　我看著那些在街道躥上躥下打雪仗的孩子，「今天是個好日子，對吧?」

　　「我們來放風箏吧。」他說。

　　當時我覺得哈桑那個夢可能是他編出來的。那可能嗎?我確定不是，哈桑沒那麼聰明，我也沒那麼聰明。但不管是否是編造的，那個愚蠢的夢緩解了我的焦慮。興許我該除去衣服，到湖裡去游一遊。為什麼不呢?

　　「我們來放。」我說。

　　哈桑神色一振:「好啊!」他舉起我們的風箏：紅色的風箏，鑲著黃邊，在豎軸和橫軸交叉的地方，有塞弗的親筆簽名。他舔舔手指，把它舉起，測試風向，然後順風跑去。我們偶爾也在夏天放風箏，他會踢起灰塵，看風吹向什麼方位。我手裡的卷軸轉動著，直到哈桑停下來，大約在五十英尺開外。他將風箏高舉過頂，彷彿一個奧運會的田徑運動員高舉獲得的金牌。按照我們往常的信號，我猛拉兩次線，哈桑放開了風箏。

　　雖說爸爸和學校的老師誨我不倦，我終究無法對真主死心塌地。可是當時，從教義答問課程學到的某段《可蘭經》湧上嘴邊，我低聲念誦，然後深深吸氣，呼氣，跟著拉線跑開。不消一分鐘，我的風箏扶搖直上，發出宛如鳥兒扑打翅膀的聲音。哈桑拍掌稱好，跑在我身後。我把卷軸交給他，雙手拉緊風箏線，他敏捷地將那鬆弛的線捲起來。

　　空中已經掛著至少二十來只風箏，如同紙制的鯊魚，巡遊搜獵食物。不到一個鐘頭，這個數字翻了一番，紅色的、藍色的、黃色的風箏在蒼穹來回飛舞，熠熠生輝。寒冷的微風吹過我的頭髮。這風正適宜放風箏，風速不大，恰好能讓風箏飄浮起來，也便於操控。哈桑在我身旁，幫忙拿著卷軸，手掌已被線割得鮮血淋漓。

　　頃刻間，割線開始了，第一批被挫敗的風箏斷了線，迴旋著跌落下來。它們像流星那樣劃過蒼天，拖著閃亮的尾巴，散落在臨近的街區，給追風箏的孩子帶來獎賞。我能聽得見那些追風箏的孩子，高聲叫嚷，奔過大街小巷。有人扯開喉嚨，報告說有兩條街上爆發衝突了。

　　我偷眼望向爸爸，看見他和拉辛汗坐在一起，尋思他眼下在想些什麼。他在為我加油嗎?還是希望我的失敗給他帶來愉悅?放風箏就是這樣的，思緒隨著風箏高低起伏。

　　風箏紛紛墜下，而我的仍在翱翔。我仍在放著風箏，雙眼不時瞟向爸爸，緊緊盯著他的羊毛衫。我堅持了這麼久，他是不是很吃驚?你的眼睛沒有看著天上，你堅持不了多久啦。我將視線收回空中。有只紅色的風箏正在飛近——我發現它的時間恰到好處。我跟它對峙了一會，它失去耐心，試圖從下面割斷我，我將它送上了不歸路。

　　街頭巷尾滿是凱旋而回的追風箏者，他們高舉追到的戰利品，拿著它們在親朋好友面前炫耀。但他們統統知道最好的還沒出現，最大的獎項還在飛翔。我割斷了一隻帶有白色尾巴的黃風箏，代價是食指又多了一道傷口，血液汩汩流入我的掌心。我讓哈桑拿著線，把血吸乾，在牛仔褲上擦擦手指。

　　又過了一個鐘頭，天空中倖存的風箏，已經從約莫五十隻劇減到十來只。我的是其中之一，我殺入前十二名。我知道巡迴賽到了這個階段，會持續一段時間，因為那些傢伙既然能活下來，技術實在非同小可——他們可不會掉進簡單的陷阱裡面，比如哈桑最喜歡用的那招，古老的猛升急降。

　　到下午三點，陰雲密佈，太陽躲在它們後面，影子開始拉長，屋頂那些看客戴上圍巾，穿上厚厚的外套。只剩下六隻風箏了，我仍是其中之一。我雙腿發痛，脖子僵硬。但看到風箏一隻隻掉落，心裡的希望一點點增大，就像堆在牆上的雪花那樣，一次一片地累積。

　　我的眼光轉向一隻藍風箏，在過去那個鐘頭裡面，它大開殺戒。

　　「它幹掉幾隻?」我問。

　　「我數過了，十一隻。」哈桑說。

　　「你知道放風箏的人是誰嗎?」

　　哈桑啪嗒一下舌頭，仰起下巴。那是哈桑的招牌動作，表示他不知道。藍風箏割斷一隻紫色的大傢伙，轉了兩個大圈。隔了十分鐘，它又幹掉兩隻，追風箏的孩子蜂擁而上，追逐它們去了。

　　又過了半個小時，只剩下四隻風箏了。我的風箏仍在飛翔，我的動作無懈可擊，彷彿陣陣寒風都照我的意思吹來。我從來沒有這般勝券在握，這麼幸運，太讓人興奮了!我不敢抬眼望向那屋頂，眼光不敢從天空移開，我得聚精會神，聰明地操控風箏。又過了十五分鐘，早上那個看起來十分好笑的夢突然之間觸手可及：只剩下我和另外一個傢伙了，那只藍風箏。

　　局勢緊張得如同我流血的手拉著的那條玻璃線。人們紛紛頓足、拍掌、尖叫、歡呼。「幹掉它!幹掉它!」我在想，爸爸會不會也在歡呼呢?音樂震耳欲聾，蒸饅頭和油炸菜餅的香味從屋頂和敞開的門戶飄出來。

　　但我所能聽到的——我迫使自己聽到的——是腦袋裡血液奔流的聲音。我所看到的，只是那只藍風箏。我所聞到的，只是勝利的味道。獲救。贖罪。如果爸爸是錯的，如果真像他們在學校說的，有那麼一位真主，那麼他會讓我贏得勝利。我不知道其他傢伙斗風箏為了什麼，也許是為了在人前吹噓吧。但於我而言，這是惟一的機會，讓我可以成為一個被注目而非僅僅被看到、被聆聽而非僅僅被聽到的人。倘若真主存在，他會引導風向，讓它助我成功，我一拉線，就能割斷我的痛苦，割斷我的渴求，我業已忍耐得太久，業已走得太遠。剎那之間，就這樣，我信心十足。我會贏。只是遲早的問題。

　　結果比我預想的要快。一陣風拉升了我的風箏，我佔據了有利的位置。我捲開線，讓它飛高。我的風箏轉了一個圈，飛到那只藍色傢伙的上面，我穩住位置。藍風箏知道自己麻煩來了，它絕望地使出各種花招，試圖擺脫險境，但我不會放過它，我穩住位置。人群知道勝負即將揭曉。「幹掉它!幹掉它!」的齊聲歡呼越來越響，彷彿羅馬人對著鬥士高喊「殺啊!殺啊!」。

　　「你快贏了，阿米爾少爺，快贏了!」哈桑興奮得直喘氣。

　　那一刻來臨了。我合上雙眼，鬆開拉著線的手。寒風將風箏拉高，線又在我手指割開一個創口。接著……不用聽人群歡呼我也知道，我也不用看。哈桑抱著我的脖子，不斷尖叫。

　　「太棒了!太棒了!阿米爾少爺!」

我睜開眼睛，望見藍風箏猛然紮下，好像輪胎從高速行駛的轎車脫落。我眨眨眼，疲累不堪，想說些什麼，卻沒有說出來。突然間我騰空而起，從空中望著自己。黑色的皮衣，紅色的圍巾，褪色的牛仔褲。一個瘦弱的男孩，膚色微黃，身材對於十二歲的孩子來說顯得有些矮小。他肩膀窄小，黑色的眼圈圍著淡褐色的眼珠，微風吹起他淡棕色的頭髮。他抬頭望著我，我們相視微笑。

　　然後我高聲尖叫，一切都是那麼色彩斑斕、那麼悅耳動聽，一切都是那麼鮮活、那麼美好。我伸出空手抱著哈桑，我們跳上跳下，我們兩個都笑著、哭著。「你贏了，阿米爾少爺!你贏了!」

　　「我們贏了!我們贏了!」我只說出這句話。這是真的嗎?在過去的日子裡，我眨眨眼，從美夢中醒來，起床，下樓到廚房去吃早餐，除了哈桑沒人跟我說話。穿好衣服。等爸爸。放棄。回到我原來的生活。然後我看到爸爸在我們的屋頂上，他站在屋頂邊緣，雙拳揮舞，高聲歡呼，拍掌稱快。就在那兒，我體驗到有生以來最棒的一刻，看見爸爸站在屋頂上，終於以我為榮。

　　但他似乎在做別的事情，雙手焦急地搖動。於是我明白了，「哈桑，我們……」

　　「我知道，」他從我們的擁抱中掙脫，「安拉保佑，我們等會再慶祝吧。現在，我要去幫你追那只藍風箏。」他放下卷軸，撒腿就跑，他穿的那件綠色長袍的後褶邊拖在雪地上。

　　「哈桑!」我大喊，「把它帶回來!」

　　他的橡膠靴子踢起陣陣雪花，已經飛奔到街道的拐角處。他停下來，轉身，雙手放在嘴邊，說:「為你，千千萬萬遍!」然後露出一臉哈桑式的微笑，消失在街角之後。再一次看到他笑得如此燦爛，已是二十六年之後，在一張褪色的寶麗萊照片上。

　　人群湧上來向我道賀，我開始把風箏收回來。我跟他們握手，向他們道謝。那些比我更小的孩童望著我的眼神充滿敬畏，我是個英雄。人們伸手拍拍我的後背，摸摸我的頭髮。我邊拉著線，邊朝每個人微笑，但我的心思在那個藍風箏上。

　　最後，我收回了自己的風箏。我撿起腳下的卷軸，把鬆弛的線收好，期間又握了幾雙手，接著走回家。走到那扇鍛鐵大門時，阿里在門後等著，他從柵欄伸出手，「恭喜。」

　　我把風箏和卷軸給他，握握他的手,「謝謝你，親愛的阿里。」

　　「我一直為你祈禱。」

　　「繼續祈禱吧，我們還沒全贏呢。」

　　我匆忙走回街上。我沒向阿里問起爸爸，我還不想見到他。在我腦裡，一切都計劃好了：我要班師回朝，像一個英雄，用鮮血淋漓的手捧著戰利品。我要萬頭攢動，萬眾矚目，羅斯坦和索拉博彼此打量，此時無聲勝有聲。然後年老的戰士會走向年輕的戰士，抱著他，承認他出類拔萃。證明。獲救。贖罪。然後呢?這麼說吧……之後當然是永遠幸福。還會有別的嗎?

　　瓦茲爾·阿克巴·汗區的街道不多，彼此成直角縱橫交錯，像個棋盤。當時它是個新城區，仍在蓬勃發展中，已建成的住宅區有八英尺高的圍牆，在它們之間，街道上有大量的空地和尚未完工的房子。我跑遍每條街巷，搜尋哈桑的蹤跡。到處都是忙著收起折疊椅的人們，在整天的狂歡之後，收起食物和器皿。有些還坐在他們的屋頂上，高聲向我道賀。

　　在我們家南邊第四條街，我碰到奧馬爾，他父親是工程師，也是爸爸的朋友。他正在自家門前的草坪上，跟他弟弟玩足球。奧馬爾是個不錯的傢伙。我們是四年級的同學，有次他送給我一枝水筆，配有抽取式墨水盒那種。

　　「聽說你贏了，阿米爾，」他說，「恭喜恭喜。」

　　「謝謝，你見到哈桑了嗎?」

　　「你的哈扎拉人?」

　　我點點頭。

　　奧馬爾用頭將足球頂給他弟弟，「我聽說他追風箏可厲害了。」他弟弟將足球頂回來，奧馬爾伸手抓住，拍上拍下。「不過我總是奇怪他是怎麼追到的。我的意思是說，他的眼睛那麼小，怎麼能看到任何東西呢?」

　　他弟弟哈哈大笑，隨後又要回足球，奧馬爾沒理他。

　　「你見到他了嗎?」

　　奧馬爾伸出拇指，朝肩膀後指了指西南邊的方向:「剛才我看見他朝市場那邊跑過去。」

　　「謝謝。」我趕忙跑開。我到達市場那邊時，太陽已經快下山了，粉紅色和紫色的晚霞點綴著天空。再走幾條街就是哈吉·雅霍清真寺，僧侶在那兒高聲呼喊，號令那些朝拜者鋪開毯子，朝西邊磕頭，誠心禱告。每日五次的祈禱哈桑從不錯過，就算我們在玩，他也會告退，從院子裡的深井汲起一桶水，清洗完畢，消失在那間破屋子裡面。隔幾分鐘，他就會面帶微笑走出來，發現我坐在牆上，或者坐在樹枝上。可是，他今晚就要錯過祈禱了，那全因為我。

    市場不一會就空蕩蕩的，做生意的人都打烊了。我在一片泥濘中奔走，兩邊是成排的、擠得緊緊的小店，人們可以在一個血水橫流的攤前買剛宰好的野雞，而隔壁的小店則出售電子計算器。我在零落的人群中尋路前進，步履維艱的乞丐身上披著一層又一層的破布，小販肩上扛著毛毯，布料商人和出售生鮮的屠夫則在關上鋪門。我找不到哈桑的蹤跡。

　　我停在一個賣乾果的小攤前面，有個年老的商人戴著藍色的頭巾，把一袋袋松子和葡萄乾放到驢子身上。我向他描述哈桑的相貌。

　　他停下來，久久看著我，然後開口說:「興許我見過他。」

　　「他跑哪邊去了?」

　　他上下打量著我:「像你這樣的男孩，幹嘛在這個時候找一個哈扎拉人呢?」他艷羨地看著我的皮衣和牛仔褲——牛仔穿的褲子，我們總是這樣說。在阿富汗，擁有任何不是二手的美國貨，都是財富的象徵。

　　「我得找到他，老爺。」

    「他是你的什麼人?」他問。我不知道他幹嘛要這樣問，但我提醒自己，不耐煩只會讓他緘口不言。

　　「他是我家僕人的兒子。」我說。

　　那老人揚了揚灰白的眉毛:「是嗎?幸運的哈扎拉人，有這麼關心他的主人。他的父親應該跪在你跟前，用睫毛掃去你靴子上的灰塵。」

　　「你到底告不告訴我啊?」

　　他將一隻手放在驢背上，指著南邊:「我想我看見你說的那個男孩朝那邊跑去。他手裡拿著一隻風箏，藍色的風箏。」

　　「真的嗎?」我說。為你，千千萬萬遍。他這樣承諾過。好樣的，哈桑。好樣的，可靠的哈桑。他一諾千金，替我追到了最後那只風箏。

　　「當然，這個時候他們也許已經逮住他了。」那個老人咕噥著說，把另一個箱子搬到驢背上。

　　「什麼人?」

　　「其他幾個男孩。」他說，「他們追著他，他們的打扮跟你差不多。」他抬眼看看天空，歎了口氣，「走開吧，你耽誤了我做禱告。」

　　但我已經朝那條小巷飛奔而去。

　　有那麼幾分鐘，我徒勞無功地在市場中搜尋著。興許那個老人看走了眼，可是他看到了藍色的風箏。想到親手拿著那只風箏……我探頭尋找每條通道，每家店舖。沒有哈桑的蹤跡。

　　我正在擔心天就快黑了，聽到前面傳來一陣聲響。我來到一條僻靜、泥濘的小巷。市場被一條大路分成兩半，它就在那條大路的末端，成直角伸展開去。小巷車轍宛然，我走在上面，隨著聲音而去。靴子在泥濘中吱嘎作響，我呼出的氣變成白霧。這狹窄的巷道跟一條凍結小溪平行，要是在春天，會有溪水潺潺流淌。小巷的另外一邊是成排的柏樹，枝頭堆滿積雪，散落在一些窄巷交錯的平頂黏土房屋之間——那些房子比土屋茅舍好不了多少。

　　我又聽見那聲音，這次更響了，從某條小巷傳出來。我悄悄走進巷口，屏住呼吸，在拐角處窺探。

　　那小巷是死胡同，哈桑站在末端，擺出一副防禦的姿勢：拳頭緊握，雙腿微微張開。在他身後，有一堆破布瓦礫，擺著那只藍風箏。那是我打開爸爸心門的鑰匙。

　　擋住哈桑去路的是三個男孩，就是達烏德汗發動政變隔日，我們在山腳遇到、隨後又被哈桑用彈弓打發走的那三個。瓦裡站在一邊，卡莫在另外一邊，阿塞夫站在中間。我感到自己身體收縮，一陣寒意從脊背升起。阿塞夫神態放鬆而自信，他正在戴上他的不銹鋼拳套。其他兩個傢伙緊張地挪動著雙腳，看看阿塞夫，又看看哈桑，彷彿他們困住某種野獸，只有阿塞夫才能馴服。

　　「你的彈弓呢，哈扎拉人?」阿塞夫說，玩弄著手上的拳套,「你說過什麼來著?『他們會管你叫獨眼龍阿塞夫。』很好，獨眼龍阿塞夫。太聰明了，真的很聰明。再說一次，當人們手裡握著上了膛的武器，想不變得聰明也難。」

　　我覺得自己無法呼吸。我慢慢地、安靜地呼著氣，全身麻木。我看見他們逼近那個跟我共同長大的男孩，那個我懂事起就記得他的兔唇的男孩。

　　「但你今天很幸運，哈扎拉人。」阿塞夫說。他背朝我，但我敢打賭他臉上一定掛著邪惡的笑容。「我心情很好，可以原諒你。你們說呢，小子們?」

　　「太寬宏大量了，」卡莫喊道，「特別是考慮到他上次對我們那樣粗魯無禮。」他想學著阿塞夫的語調，可是聲音裡面有些顫抖。於是我明白了：他害怕的不是哈桑，絕對不是。他害怕，是因為不知道阿塞夫在打什麼主意。

　　阿塞夫做了個解散的手勢。「原諒你，就這樣。」他聲音放低一些，「當然，這個世界沒有什麼是免費的，我的原諒需要一點小小的代價。」

　　「很公平。」卡莫說。

　　「沒有什麼是免費的。」瓦裡加上一句。

　　「你真是個幸運的哈扎拉人。」阿塞夫說，朝哈桑邁上一步。「因為今天，你所有付出的代價只是這個藍風箏。公平的交易，小子們，是不是啊?」

　　「不止公平呢。」卡莫說。

　　即使從我站的地方，我也能看到哈桑眼裡流露的恐懼，可是他搖搖頭。「阿米爾少爺贏得巡迴賽，我替他追這只風箏。我公平地追到它，這是他的風箏。」

　　「忠心的哈扎拉人，像狗一樣忠心。」阿塞夫說。

　　卡莫發出一陣戰慄、緊張的笑聲。

　　「但在你為他獻身之前，你想過嗎?他會為你獻身嗎?難道你沒有覺得奇怪，為什麼他跟客人玩總不喊上你?為什麼他總是在沒有人的時候才理睬你?我告訴你為什麼，哈扎拉人。因為對他來說，你什麼都不是，只是一隻醜陋的寵物。一種他無聊的時候可以玩的東西，一種他發怒的時候可以踢開的東西。別欺騙自己了，別以為你意味著更多。」

　　「阿米爾少爺跟我是朋友。」哈桑紅著臉說。

　　「朋友?」阿塞夫大笑說，「你這個可憐的白癡!總有一天你會從這小小的幻想中醒來，發現他是個多麼好的朋友。聽著，夠了，把風箏給我們。」

　　哈桑彎腰撿起一塊石頭。

　　阿塞夫一愣，他開始退後一步，「最後的機會了，哈扎拉人。」

　　哈桑的回答是高舉那只抓著石頭的手。

　　「不管你想幹嘛，」阿塞夫解開外套的紐扣，將其脫下，慢條斯理地折疊好，將它放在牆邊。

　　我張開嘴，幾乎喊出來。如果我喊出來，我生命中剩下的光陰將會全然改觀。但我沒有，我只是看著，渾身麻木。

　　阿塞夫揮揮手，其他兩個男孩散開，形成半圓，將哈桑包圍在小巷裡面。

　　「我改變主意了，」阿塞夫說，「我不會拿走你的風箏，哈扎拉人。你會留著它，以便它可以一直提醒你我將要做的事情。」

　　然後他動手了，哈桑扔出石塊，擊中了阿塞夫的額頭。阿塞夫大叫著撲向哈桑，將他擊倒在地。瓦裡和卡莫一擁而上。

　　我抓緊拳頭，合上雙眼。

    一段記憶：

　　「你知道哈桑跟你喝著同一個胸脯的奶水長大嗎?你知道嗎，阿米爾少爺?薩吉娜，乳母的名字。她是個漂亮的哈扎拉女人，有雙藍眼睛，從巴米揚來，她給你們唱古老的婚禮歌謠。人們說同一個胸脯喂大的人就是兄弟。你知道嗎?」

　　一段記憶：

　　「每人一個盧比，孩子們。每人只要一個盧比，我就會替你們揭開命運的帷幕。」那個老人倚牆而坐，黯淡無光的雙眼像滑溜溜的銀子，鑲嵌在一雙深深的火山洞口中。算命先生彎腰拄著枴杖，從消瘦的臉頰下面伸出一隻嶙峋的手，在我們面前做成杯狀。「每人一個盧比就可知道命運，不貴吧?」哈桑放了個銅鈿在他粗糙的手掌上，我也放了一個。「以最仁慈、最悲憫的安拉之名。」那位老算命先生低聲說。他先是拿起哈桑的手，用一隻獸角般的指甲，在他掌心轉了又轉，轉了又轉。跟著那根手指飄向哈桑的臉龐，慢慢摸索著哈桑臉頰的曲線、耳朵的輪廓，發出乾燥的刮擦聲。他的手指生滿老繭，輕輕拂著哈桑的眼瞼。手停在那兒，遲疑不去。老人臉上掠過一抹陰影，哈桑和我對望了一眼。老人抓起哈桑手，把那個盧比還給他。「讓我看看你怎麼樣，小朋友?」他說。牆那邊傳來公雞的叫聲。老人伸手來拉我的手，我抽回來。

　　一個夢境：

　　我在暴風雪中迷失了方向。寒風凜冽，吹著雪花，刺痛了我的雙眼。我在白雪皚皚中跋涉。我高聲求救，但風淹沒了我的哭喊。我頹然跌倒，躺在雪地上喘息，茫然望著一片白茫茫，寒風在我耳邊呼嘯，我看見雪花抹去我剛踩下的腳印。我現在是個鬼魂，我想，一個沒有腳印的鬼魂。我又高聲呼喊，但希望隨著腳印消逝。這當頭，有人悶聲回應。我把手架在眼睛上，掙扎著坐起來。透過風雪飛舞的簾幕，我看見人影搖擺，顏色晃動。一個熟悉的身影出現了。一隻手伸在我面前，我望見手掌上有深深的、平行的傷痕，鮮血淋漓，染紅了雪地。我抓住那隻手，瞬間雪停了。我們站在一片原野上，綠草如茵，天空中和風吹著白雲。我抬眼望去，但見萬里晴空，滿是風箏在飛舞，綠的、黃的、紅的、橙的。它們在午後的陽光中閃耀著光芒。

　　小巷堆滿了破銅爛鐵，廢棄的自行車輪胎、標籤剝落的玻璃瓶子、卷邊的雜誌、發黃的報紙，所有這些，散落在一堆磚頭和水泥板間。牆邊有個銹蝕的鐵火爐，爐洞像血盆大口般張開。但在那些垃圾之間，有兩件東西讓我無法移開眼光：一件是藍風箏，倚在牆邊，緊鄰鐵爐；另一件是哈桑的棕色燈芯絨褲，丟在那堆碎磚塊上面。

　　「我不知道，」瓦裡說，「我爸爸說那是犯罪。」他的聲音自始至終充滿了懷疑、興奮、害怕。哈桑趴在地上。卡莫和瓦裡一人抓住他一隻手，將其從手肘扭轉，壓在哈桑背後。阿塞夫站在他們上方，用雪靴的後跟踩著哈桑的脖子後面。

　　「你爸爸不會發現。」阿塞夫說，「給這頭無禮的蠢驢一點教訓，跟犯罪有什麼關係?」

　　「我不知道。」瓦裡咕噥著。

　　「隨便你。」阿塞夫說，他轉向卡莫,「你怎麼說呢?」

　　「我……好吧……」

　　「他只是個哈扎拉人。」阿塞夫說，但卡莫把眼睛望向別處。

　　「好吧，」阿塞夫不滿地說，「你們這些懦夫，幫我把他按住就好了。你們能做到嗎?」

　　瓦裡和卡莫點點頭，看上去如釋重負。

　　阿塞夫在哈桑身後跪倒，雙手放在哈桑的臀部，把他光光的屁股抬起。他一手伸在哈桑背上，另外一隻手去解開自己的皮帶。他脫下牛仔褲，脫掉內褲。他在哈桑身後擺好位置。哈桑沒有反抗，甚至沒有呻吟。他稍稍轉過頭，我瞥見他的臉龐，那逆來順受的神情。之前我也見過這種神色，這種羔羊的神色。第二天是回歷最後一個月的第十天，為期三天的宰牲節（Eid-e-Qorban，伊斯蘭教重要節日，也稱古爾邦節。）從這天開始。人們在這一天紀念先知亞伯拉罕為真主犧牲了他的兒子。這一年，爸爸又親手挑選了一隻綿羊，粉白色的綿羊，有著彎彎的黑色耳朵。

　　我們全部人站在院子裡，哈桑，阿里，爸爸，還有我。法師背誦經文，轉動他的念珠。爸爸咕噥著,「快了結吧。」他低聲說。他對這分肉的儀式和無止境的禱告感到厭煩。爸爸對宰牲節起源的故事不以為然，就像他對所有宗教事物不以為然一樣。但他尊重宰牲節的風俗，這個風俗要求人們把肉分成三份，一份給家人，一份給朋友，一份給窮人。每年爸爸都會把肉全給窮人。「有錢人已經足夠肥了。」他說。

　　法師完成了禱告。謝天謝地。他拿起一柄刀鋒長長的菜刀。風俗要求不能讓綿羊看見刀。阿里餵給綿羊一塊方糖——這也是風俗，讓死亡變得甜蜜些。那羊伸腳亂踢，但不是太激烈。法師抓住它的下巴，刀鋒在它脖子上一割。就在他精熟的刀法施加在綿羊喉嚨之上的前一刻，我看見了羊的眼睛。好幾個星期，我總是在夢裡見到那雙眼睛。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每年都要在院子裡觀看這個儀式，即使草地上的血污消退得不見痕跡，我的噩夢仍會繼續。但我總是去看。我去看，是為了那只動物眼裡無可奈何的神色。荒唐的是，我竟然想像它能理解。我想像它知道，那迫在眉睫的厄運，是為了某個崇高的目的……

　　我停止了觀看，轉身離開那條小巷。有種溫熱的東西從我手腕流淌下來。我眨眨眼，看見自己依舊咬著拳頭，咬得很緊，從指節間滲出血來。我意識到還有別的東西。我在流淚。就從剛才那個屋角，傳來阿塞夫倉促而有節奏的呻吟。

　　我仍有最後的機會可以作決定，一個決定我將成為何等人物的最後機會。我可以衝進小巷，為哈桑挺身而出——就像他過去無數次為我挺身而出那樣——接受一切可能發生在我身上的後果。或者我可以跑開。

　　結果，我跑開了。

　　我逃跑，因為我是懦夫。我害怕阿塞夫，害怕他折磨我。我害怕受到傷害。我轉身離開小巷、離開哈桑的時候，心裡這樣對自己說。我試圖讓自己這麼認為。說真的，我寧願相信自己是出於軟弱，因為另外的答案，我逃跑的真正原因，是覺得阿塞夫說得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麼是免費的。為了贏回爸爸，也許哈桑只是必須付出的代價，是我必須宰割的羔羊。這是個公平的代價嗎?我還來不及抑止，答案就從意識中冒出來：他只是個哈扎拉人，不是嗎?

　　我沿著來路跑回去，回到那個空無一人的市場。我跌撞上一家小店舖，斜倚著那緊閉的推門。我站在那兒，氣喘吁吁，汗水直流，希望事情並沒有變成這個樣子。

　　約莫隔了十五分鐘，我聽到人聲，還有腳步聲。我躲在那家小店，望著阿塞夫和那兩個人走過，笑聲飄過空蕩蕩的過道。我強迫自己再等十分鐘。然後我走回到那條和冰封的小溪平行、滿是車痕的小巷。我在昏暗的光芒中瞇起眼睛，看見哈桑慢慢朝我走來。在河邊一棵光禿禿的樺樹下，我和他相遇。

　　他手裡拿著那只藍風箏，那是我第一眼看到的東西。時至今日，我無法扯謊說自己當時沒有查看風箏是否有什麼裂痕。他的長袍前方沾滿泥土，襯衣領子下面開裂。他站著，雙腿搖搖晃晃，似乎隨時都會倒下。接著他站穩了，把風箏遞給我。

　　「你到哪裡去了?我在找你。」我艱難地說，彷彿在吞嚼一塊石頭。

　　哈桑伸手用衣袖擦擦臉，抹去眼淚和鼻涕。我等待他開口，但我們只是靜靜地站在那兒，在消逝的天光中。我很感謝夜幕降臨，遮住了哈桑的臉，也掩蓋了我的面龐。我很高興我不用看著他的眼睛。他知道我知道嗎?如果他知道，我能從他眼裡看到什麼呢?埋怨?恥辱?或者，願真主制止，我最怕看到的：真誠的奉獻。所有這些裡，那是我最不願看到的。

　　他開始說些什麼，但他有點哽咽。他閉上嘴巴，張開，又閉上，往後退了一步，擦擦他的臉。就在當時，我幾乎就要和哈桑談論起在小巷裡頭發生的事情來。我原以為他會痛哭流涕，但，謝天謝地，他沒有，而我假裝沒有聽到他喉嚨的哽咽。就像我假裝沒有看到他褲子後面深色的污漬一樣。也假裝沒有看到從他雙腿之間滴下的血滴，它們滴下來，將雪地染成黑色。

　　「老爺會擔心的。」他就說了這麼一句。他轉過頭，蹣跚著走開。

　　事情就如我想像的那樣。我打開門，走進那煙霧繚繞的書房。爸爸和拉辛汗在喝茶，聽著收音機傳出的劈里啪啦的新聞。他們轉過頭，接著爸爸嘴角亮起一絲笑容，他張開雙手，我把臉埋在他溫暖的胸膛上，哭起來。爸爸緊緊抱著我，不斷撫摸著我的後背。在他懷裡，我忘了自己的所作所為。那感覺真好。
作者: Sunflower    時間: 2014-11-21 22:39

第八章

　　有一個星期，我幾乎沒有看見哈桑。我起床，發現麵包已經烤好，茶已經泡好，還有個水煮蛋，統統放在廚房的桌子上。我當天要穿的衣服已經熨好疊好，擺在門廊的籐椅上，過去哈桑就在那兒熨衣服。他總是等我坐下來吃早餐才熨——這樣我們就有機會談談心了。過去他還唱歌，在熨斗的嘶嘶聲中，哼著那些古老的哈扎拉民謠，歌唱那鬱金香盛開的原野。現在迎接我的，只有疊好的衣服，此外，還有那頓我已經吃不下去的早餐。

　　某個陰天的早晨，我正在撥弄著餐盤裡的水煮蛋。阿里背著一捆劈好的柴走進來，我問他哈桑到哪裡去了。

　　「他回去睡覺了。」阿里說，他在火爐前跪低，拉開那個小方門。

　　「哈桑今天會陪我玩嗎?」

　　阿里怔了怔，手裡拿著一根木頭，臉上掠過一絲擔憂。「遲些吧，看起來他只想睡覺。他把活幹完——我看著他做完——可是隨後他就只願意裹在毛毯下面了。我能問你一些事情嗎?」

　　「你問吧。」

　　「風箏比賽過後，他回家的時候有點流血，襯衣也破了。我問他發生什麼事情了，他說沒事，只是在爭風箏的時候跟幾個小孩發生了衝突。」

　　我什麼也沒說，只是繼續在盤子裡撥弄著那個雞蛋。

　　「他到底怎麼了，阿米爾少爺?他對我隱瞞了什麼嗎?」

　　我聳聳肩:「我哪裡知道?」

　　「你會告訴我的，對嗎?安拉保佑，如果你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你會告訴我嗎?」

　　「就像我說的，我哪裡知道他出了什麼問題?」我不耐煩地說，「也許他生病了。人們總是會生病的，阿里。看吧，你想凍死我呢，還是準備給爐子點火?」

　　當天夜裡，我問爸爸可不可以在星期五帶我去賈拉拉巴德（Jalalabad，阿富汗東部城市。）。他坐在辦公桌後面的皮轉椅上，看著報紙。他把報紙放下，摘下那副我很討厭的老花鏡。爸爸又不老，一點都不老，還有好多年可以活，可是他幹嘛要戴那副愚蠢的眼鏡啊?

「當然可以!」他說。最近，爸爸對我有求必應。不止這些，兩個晚上之前，他還問我要不要去亞雅納電影院看查爾頓·赫斯頓主演的《萬世英雄》。「你想讓哈桑跟著去賈拉拉巴德嗎?」

　　為什麼爸爸總是如此掃興呢?「他不舒服。」我說。

　　「真的?」爸爸仍坐在椅子上，「他怎麼啦?」

　　我聳聳肩，在火爐邊的沙發坐下來。「他可能感冒了或者什麼吧。阿里說他每天總是在睡覺。」

　　「這幾天我很少見到哈桑。」爸爸說，「僅僅是這樣嗎?感冒?」看到他雙眉緊蹙，憂慮溢於言表，我十分不滿。

　　「只是感冒而已啦，我們星期五去，是嗎，爸爸?」

　　「是，是，」爸爸說，推著書桌站起來，「哈桑不能去，太糟糕了。我想他要是能去，你會更加開心的。」

　　「好吧，我們兩個也可以很開心啊。」我說。

　　爸爸笑著，眨眨眼，「穿暖和些。」

　　本來就應該只有我們兩個——我就希望這樣——但星期三那夜，爸爸設法邀請了另外二十來個人。他打電話給他堂弟霍瑪勇——實際上他是爸爸第二個堂弟——說星期五會到賈拉拉巴德去。霍瑪勇曾在法國進修機械工程，如今在賈拉拉巴德有座房子，他說歡迎大家都去，他會帶上他的孩子和兩個老婆。還有，雪菲嘉表姐和家人從赫拉特到訪，目前還在，或許她也想一起去。而這次雪菲嘉來喀布爾住在表哥納德家，所以也得邀請他們一家，雖然霍瑪勇跟納德向來不和。倘使邀請了納德，自然也得請他的哥哥法拉克，要不就傷害到他的感情了，並且下個月他們的女兒結婚，可能會因此不邀請霍瑪勇……

　　我們坐滿了三輛旅行車。我跟爸爸、拉辛汗、霍瑪勇「卡卡」搭一輛車——小時候爸爸教我管男性長輩叫「卡卡」，也就是叔叔伯伯，管女性長輩叫「卡哈拉」，也就是姑姑阿姨。霍瑪勇叔叔的兩個老婆也跟我們一起——較老那個滿臉皺紋，手上長著肉瘤；較年輕那個則渾身散發著香水的味道，跳舞的時候老閉著眼睛——還有霍瑪勇叔叔那對雙胞胎女兒。我坐在最後一排，暈車並且頭昏眼花，被那對雙胞胎夾在中間，她們不停地越過我的膝蓋，相互拍打。通往賈拉拉巴德的是條盤旋的山路，要兩個小時的顛簸才能走完，車每次急轉都會讓我的胃翻江倒海。車裡每個人都在說話，同時大聲說話，近乎叫喊，這是阿富汗人交談的方式。我問了雙胞胎中的一個——法茜拉或者卡麗瑪，我總是分不清她們誰是誰——問她願不願意讓我換到窗邊的位置去，因為我暈車，需要呼吸一點新鮮空氣。她伸了伸舌頭，說不。我告訴她無所謂，不過我也許會嘔吐，弄髒她的新衣服。隔了一會兒，我把頭伸出車窗外面。我看見路面坑坑窪窪，高低起伏，盤旋著消失在山那邊；數著從我們車邊經過的貨車，它們五顏六色，載滿喧嘩的乘客，蹣跚前進。我試圖合上雙眼，讓風扑打我的臉頰；我張開嘴巴，大口大口吸著乾淨的空氣，但仍沒有覺得好一些。有人用手指戳了我一下，是法茜拉或者卡麗瑪。

　　「幹嘛?」我說。

　　「我剛把風箏比賽的事情跟大家說了!」爸爸坐在駕駛座上說。霍瑪勇叔叔和他兩個老婆坐在中間那排，朝我微笑。

　　「那天天上一定有一百隻風箏吧?」爸爸說，「對嗎，阿米爾?」

　　「我想應該有的。」我喃喃說。

　　「一百隻風箏，親愛的霍瑪勇，不是吹牛。那天最後一隻還在天上飛的風箏，是阿米爾放的。他還得到最後那只風箏，把它帶回家，一隻漂亮的藍風箏。哈桑和阿米爾一起追回來的。」

　　「恭喜恭喜。」霍瑪勇叔叔說。他的第一個老婆，手上生瘤那個，拍起掌來:「哇，哇，親愛的阿米爾，我們都為你感到驕傲!」年輕的老婆也加入了，然後他們全都鼓掌，歡喜讚歎，告訴我他們有多麼以我為榮。只有拉辛汗，坐在副駕駛的位子上，緊鄰著爸爸，一言不發。他的眼神奇怪地看著我。

　　「請停一停，爸爸。」我說。

　　「幹嘛?」

　　「我暈車。」我喃喃說，倒在座位上，靠著霍瑪勇叔叔的女兒。

　　法茜拉或卡麗瑪臉色一變。「快停，叔叔!他臉色都黃了!我可不希望他弄髒我的新衣服!」她尖叫道。

　　爸爸開始剎車，但我沒能撐住。隔了幾分鐘，我坐在路邊的一塊石頭上，他們讓風吹散車裡的氣味。爸爸吸著煙，跟霍瑪勇叔叔在一起，他正在安慰法茜拉或者卡麗瑪，要她別哭泣，說到了賈拉拉巴德再給她另買一套新衣服。我合上雙眼，把臉對著太陽。眼瞼後面出現一小片陰影，好像用手在牆上玩影子那樣，它們扭曲著，混合著，變成一副畫面：哈桑的棕色燈芯絨褲子，扔在那條小巷的一堆舊磚頭上面。

　　霍瑪勇叔叔在賈拉拉巴德的白色房子樓高兩層，帶有陽台，從上面可以看到一個大花園，有圍牆環繞，種著蘋果樹和柿子樹。那兒還植有樹籬，到了夏天，園丁會將其剪成動物形狀。此外還有個鋪著翡翠綠瓷磚的游泳池。游泳池沒有水，底部積著一層半融的雪，我坐在池邊，雙腳在池裡晃蕩。霍瑪勇叔叔的孩子在院子的另外一端玩捉迷藏。婦女在廚房做飯，我聞到炒洋蔥的味道，聽到高壓鍋撲哧撲哧的聲音，還有音樂聲和笑聲。爸爸、拉辛汗、霍瑪勇叔叔、納德叔叔坐在陽台上抽煙。霍瑪勇叔叔說他帶了投影機，可以放他在法國的幻燈片給大家看。他從巴黎回來已經十年了，還在炫耀那些愚蠢的幻燈片。

　　事情本來不應該是這樣的。爸爸和我終於變成朋友了，幾天前我們去了動物園，看那頭叫「瑪揚」的獅子，我趁沒人注意，還朝熊扔了一塊石頭。之後，我們去電影院公園對面那家「達克達」烤肉店吃飯，點了烤羊肉和從那個印度烤爐取下來的囊餅。爸爸跟我說他去印度和俄羅斯的故事，給我講他碰到的人，比如說他在孟買（Bombay，印度城市。）看到一對夫婦，沒手沒腳，結婚已經四十七年，還養了十一個孩子。跟爸爸這樣過上一天，聽他講故事，太有趣了。我終於得到了我多年來夢寐以求的東西。可是現在我得到了，卻覺得十分空虛，跟這個我在裡面搖晃雙腿的游泳池一樣。

　　黃昏的時候，諸位太太和女兒張羅著晚餐——米飯、囊餅肉丸，還有咖喱雞肉。我們按照傳統的方式用膳，在地面鋪上桌布，坐在遍佈房間的坐墊上，每四人或者五人共用一個大淺盤，用手抓著東西吃。我不餓，不過還是坐下了，跟爸爸、法拉克，還有霍瑪勇叔叔的兩個兒子一起。爸爸在晚飯前喝了一點烈酒，還在跟他們吹噓風箏比賽，活靈活現地描述我如何將其他人統統打敗，如何帶著最後那只風箏回家。人們從大淺盤抬起頭來，紛紛向我道賀，法拉克叔叔用他那只乾淨的手拍拍我的後背。我感覺好像有把刀子刺進眼睛。

　　後來，午夜過後，爸爸和他的親戚玩了幾個小時的撲克，終於在我們吃飯那間房子倒下，躺在平行擺放的地毯上呼呼入睡。婦女則到樓上去。過了一個鐘頭，我仍睡不著。各位親戚在睡夢中或咕噥，或歎氣，或打鼾，我翻來覆去。我坐起身，一縷月光穿過窗戶，瀰漫進來。

　　「我看著哈桑被人強暴。」我自說自話。爸爸在夢裡翻身，霍瑪勇叔叔在說囈語。有一部分的我渴望有人醒來聽我訴說，以便我可以不再背負著這個謊言度日。但沒有人醒來，在隨後而來的寂靜中，我明白這是個下在我身上的咒語，終此一生，我將背負著這個謊言。

　　我想起哈桑的夢，那個我們在湖裡游泳的夢。那兒沒有鬼怪。他說，只有湖水。但是他錯了。湖裡有鬼怪，它抓住哈桑的腳踝，將他拉進暗無天日的湖底。我就是那個鬼怪。

　　自從那夜起，我得了失眠症。

    又隔了半個星期，我才開口跟哈桑說話。當時我的午餐吃到一半，哈桑在收拾碟子。我走上樓梯，回房間去，哈桑問我想不想去爬山。我說我累了。哈桑看起來也很累——他消瘦了，雙眼泡腫，下面還有灰白的眼圈。但他又問了一次，我勉為其難地答應了。

　　我們爬上那座山，靴子踩在泥濘的雪花上吱嘎吱嘎響。沒有人開口說話。我們坐在我們的石榴樹下，我知道自己犯了個錯誤。我不應到山上來。我用阿里的菜刀在樹幹上刻下的字跡猶在：阿米爾和哈桑，喀布爾的蘇丹……現在我無法忍受看到這些字。

　　他求我念《沙納瑪》給他聽，我說我改變主意了。告訴他我只想走回自己的房間去。他望著遠方，聳聳肩。我們沿著那條來路走下，沒有人說話。我生命中第一次渴望春天早點到來。

　　1975年冬天剩下的那些日子在我記憶裡面十分模糊。我記得每當爸爸在家，我就十分高興。我們會一起吃飯，一起看電影，一起拜訪霍瑪勇叔叔或者法拉克叔叔。有時拉辛汗來訪，爸爸也會讓我在書房裡喝茶。他甚至還讓我念些自己寫的故事給他聽。一切都很美好，我甚至相信這會永恆不變。爸爸也這麼想，我認為。我們彼此更加瞭解。至少，在風箏大賽之後的幾個月裡，爸爸和我相互抱有甜蜜的幻想，以某種我們過去從未有過的方式相處。我們其實在欺騙自己，居然認為一個用棉紙、膠水和竹子做的玩具，能彌合兩人之間的鴻溝。

　　可是，每當爸爸不在——他經常不在家——我便將自己鎖在房間裡面。我幾天就看完一本書，寫故事，學著畫馬匹。每天早晨，我會聽見哈桑在廚房忙上忙下，聽見銀器碰撞的叮噹聲，還有茶壺燒水的嘶嘶聲。我會等著，直到他把房門關上，我才會下樓吃飯。我在日曆上圈出開學那天，開始倒數上課的日子。

　　讓我難堪的是，哈桑盡一切努力，想恢復我們的關係。我記得最後一次，我在自己的房間裡，看著法爾西語節譯本的《劫後英雄傳》（Ivanhoe，蘇格蘭作家瓦爾特·司各特（SirWalterScott，1771∼1832）著，講述中世紀英格蘭的騎士故事。），他來敲我的門。

　　「誰?」

　　「我要去烘焙房買囊餅，」他在門外說，「我來……問問要不要一起去。」

　　「我覺得我只想看書，」我說，用手揉揉太陽穴。後來，每次哈桑在我身邊，我就頭痛。

　　「今天陽光很好。」他說。

　　「我知道。」

　　「也許出去走走會很好玩。」

　　「你去吧。」

　　「我希望你也去。」他說。停了一會兒，不知道什麼東西又在撞著門，也許是他的額頭。「我不知道自己做錯了什麼，阿米爾少爺。你希望你告訴我。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們不再一起玩了。」

　　「你沒有做錯任何事情，哈桑，你走開。」

　　「你可以告訴我，我會改的。」

　　我將頭埋在雙腿間，用膝蓋擠著太陽穴。「我會告訴你我希望你別做什麼。」我說，雙眼緊緊閉上。

　　「你說吧。」

　　「我要你別再騷擾我，我要你走開。」我不耐煩地說。我希望他會報復我，破門而入，將我臭罵一頓——這樣事情會變得容易一些，變得好一些。但他沒有那樣做，隔了幾分鐘，我打開門，他已經不在了。我倒在自己的床上，將頭埋在枕上，眼淚直流。

　　自那以後，哈桑攪亂了我的生活。我每天盡可能不跟他照面，並以此安排自己的生活。因為每當他在旁邊，房間裡的氧氣就會消耗殆盡。我的胸口會收縮，無法呼吸；我會站在那兒，被一些沒有空氣的泡泡包圍，喘息著。可就算他不在我身邊，我仍然感覺到他在，他就在那兒，在籐椅上那些他親手漿洗和熨燙的衣服上，在那雙擺在我門外的溫暖的便鞋裡面，每當我下樓吃早餐，他就在火爐裡那些熊熊燃燒的木頭上。無論我走到哪兒，都能看見他忠心耿耿的信號，他那該死的、毫不動搖的忠心。

　　那年早春，距開學還有幾天，爸爸和我在花園裡種鬱金香。大部分積雪已經融化，北邊的山頭開始露出一片片如茵綠草。那是個寒冷、陰沉的早晨，爸爸在我身旁，一邊說話，一邊掘開泥土，把我遞給他的球莖種下。他告訴我，有很多人都以為秋天是種植鬱金香的最好季節，然而那是錯的。這當頭，我問了他一個問題:「爸爸，你有沒有想過請新的傭人?」

　　他扔下球莖，把鏟子插在泥土中，扔掉手裡的工作手套，看來我讓他大吃一驚，「什麼?你剛才說什麼?」

　　「我只是想想而已，沒別的。」

　　「為什麼我要那樣做?」爸爸粗聲說。

　　「你不會，我想。那只是一個問題而已。」我說，聲音降低了。我已經後悔自己那樣說了。

　　「是因為你和哈桑嗎?我知道你們之間有問題，但不管那是什麼問題，應該處理它的人是你，不是我。我會袖手旁觀。」

　　「對不起，爸爸。」

　　他又戴上手套。「我和阿里一起長大。」他咬牙切齒地說，「我爸爸將他帶回家，他對阿里視如己出。阿里待在我家四十年了，整整四十年。而你認為我會將他趕走?」他轉向我，臉紅得像鬱金香一樣,「我不會碰你一下，阿米爾，但你要是膽敢再說一次……」他移開眼睛，搖搖頭，「你真讓我覺得羞恥。至於哈桑……哈桑哪裡也不去。你知不知道?」我望著地面，手裡抓起一把冷冷的泥土，任由它從我指縫間滑落。

　　「我說，你知不知道?」爸爸咆哮了。

　　我害怕了:「我知道，爸爸。」

　　「哈桑哪兒都不去，」爸爸憤怒地說，他拿起鏟子，在地上又掘了一個坑，用比剛才更大的力氣將泥土鏟開，「他就在這兒陪著我們，他屬於這兒。這裡是他的家，我們是他的家人。以後別再問我這樣的問題!」

　　「不會了，爸爸，對不起。」

　　他悶聲把剩下的鬱金香都種完。

　　第二個星期，開學了，我如釋重負。學生分到了新的筆記本，手裡拿著削尖的鉛筆，在操場上聚集在一起，踢起塵土，三五成群地交談，等待班長的哨聲。爸爸的車開上那條通向校門的土路。學校是座兩層的古舊建築，窗戶漏風，鵝卵石砌成的門廊光線陰暗，在剝落的泥灰之間，還可以看見它原來的土黃色油漆。多數男孩走路上課，爸爸黑色的野馬轎車引來的不僅僅是艷羨的眼光。本來他開車送我上學，我應該覺得很驕傲——過去的我就是這樣——但如今我感到的只是有些尷尬，尷尬和空虛。爸爸連聲「再見」都沒說，就掉頭離開。

　　我沒有像過去那樣，跟人比較鬥風箏的傷痕，而是站到隊伍中去。鐘聲響起，我們魚貫進入分配的教室，找座位坐好，我坐在教室後面。法爾西語老師分發課本的時候，我祈禱有做不完的作業。

　　上學給了我長時間待在房間裡頭的借口。並且，確實有那麼一陣，我忘記了冬天發生的那些事，那些我讓它們發生的事。接連幾個星期，我滿腦子重力和動力，原子和細胞，英阿戰爭，不去想著哈桑，不去想他的遭遇。可是，我的思緒總是回到那條小巷。總是想到躺在磚頭上的哈桑的棕色燈芯絨褲，想到那些將雪地染成暗紅色、幾乎是黑色的血滴。

　　那年初夏，某個讓人昏昏欲睡的午後，我讓哈桑跟我一起去爬山。告訴他我要給他念一個剛寫的故事。他當時在院子裡晾衣服，他手忙腳亂把衣服晾好的樣子讓我看到他的期待。

　　我們爬上山，稍作交談。他問起學校的事情，問起我在學什麼，我談起那些老師，尤其是那個嚴厲的數學老師，他懲罰那些多話的學生，將鐵棍放在他們的指縫間，然後用力捏他們的手指。哈桑嚇了一跳，說希望我永遠不用被懲罰。我說我到目前為止都很幸運，不過我知道那和運氣沒什麼關係。我也在課堂上講話，但我的爸爸很有錢，人人認識他，所以我免受鐵棍的刑罰。

　　我們坐在墓園低矮的圍牆上，在石榴樹的樹影之下。再過一兩個月，成片的焦黃野草會鋪滿山坡，但那年春天雨水綿綿，比往年持續得久，到了初夏也還不停地下著，雜草依然是綠色的，星星點點的野花散落其間。在我們下面，瓦茲爾·阿克巴·汗區的房子平頂白牆，被陽光照得閃閃發亮；院子裡的晾衣線掛滿衣物，在和風的吹拂中如蝴蝶般翩翩起舞。

　　我們從樹上摘了十來個石榴。我打開帶來那本故事書，翻到第一頁，然後又把書放下。我站起身來，撿起一個熟透了的跌落在地面的石榴。

　　「要是我拿這個打你，你會怎麼做啊?」我說，石榴在手裡拋上拋下。

　　哈桑的笑容枯萎了。他看起來比我記得的要大，不，不是大，是老。怎麼會這樣呢?皺紋爬上他那張飽經風吹日曬的臉，爬過他的眼角，他的唇邊。也許那些皺紋，正是我親手拿刀刻出來的。

    「你會怎麼做呢?」我重複。

　　他臉無血色。我答應要念給他聽的那本故事書在他腳下，書頁被微風吹得劈啪響。我朝他扔了個石榴，打中他的胸膛，爆裂出紅色的果肉。哈桑又驚又痛，放聲大哭。

　　「還手啊!」我咆哮著。哈桑看看胸前的污漬，又看看我。

　　「起來!打我!」我說。哈桑站起來了，但他只是站在那兒，露出茫然失措的表情，好比一個男人，剛才還在海灘愉快地散步，此刻卻被浪花捲到大洋中間。

　　我又扔出一個石榴，這次打在他的肩膀上，果汁染上他的臉。「還手!」我大喊，「還手，你這個該死的傢伙!」我希望他還擊。我希望他滿足我的願望，好好懲罰我，這樣我晚上就能睡著了。也許到時事情就會回到我們以前那個樣子。但哈桑紋絲不動，任由我一次又一次扔他。「你是個懦夫!」我說，「你什麼都不是，只是個該死的懦夫!」

　　我不知道自己擊中他多少次。我所知道的是，當我終於停下來，筋疲力盡，氣喘吁吁，哈桑渾身血紅，彷彿被一隊士兵射擊過那樣。我雙足跪倒，疲累不堪，垂頭喪氣。

　　然後哈桑撿起一個石榴。他朝我走來，將它掰開，在額頭上磨碎。「那麼，」他哽咽著，紅色的石榴汁如同鮮血一樣從他臉上滴下來。「你滿意了吧?你覺得好受了嗎?」他轉過身，朝山下走去。

　　我任由淚水決堤，跪在地上，身體前後搖晃。「我該拿你怎麼辦，哈桑?我該拿你怎麼辦?」但等到淚痕風乾，我腳步沉重地走回家，我找到了答案。

　　我的十三歲生日在1976年夏天。這是阿富汗最後一段平靜的和平歲月。我和爸爸的關係再度冷卻了。我想這都是因為在我們種鬱金香那天我所說的那句愚蠢的話，關於請新僕人的那句話。我後悔說了那句話——真的很後悔——但我認為即使我沒說，我們這段短短的快樂插曲也會告終。也許不會這麼快，但終究會結束。到夏天結束的時候，勺子和叉子碰撞盤子的聲音又取代了晚餐桌上的交談，爸爸開始在晚飯後回到書房去，並把門關上。我則回去翻看哈菲茲和迦亞謨的書，咬指甲咬到見皮，寫故事。我將故事放在床底的架子上，將它們保留起來，以備萬一爸爸會跟我要去看，雖然我懷疑他不會。

　　爸爸舉辦宴會的座右銘是：如果沒請來全世界的人，就不算是個宴會。我記得生日之前一個星期，我看著那份邀請名單，發現在近四百人中，至少有四分之三我並不認識——包括那些將要送我生日禮物以祝賀我活過十三個年頭的叔伯姑姨。然後我意識到他們並非真的因我而來。那天是我的生日，但我知道誰才是宴會上的天皇巨星。

　　一連數天，屋子裡擠滿了爸爸請來的幫手。有個叫薩拉胡丁的屠夫拖來一頭小牛和兩隻綿羊，拒絕收下哪怕一分錢。他親自在院子裡的白楊樹下宰了那些畜生。「用血澆灌對樹有好處。」我記得鮮血染紅樹下的青草時，他這麼說。有些我不認識的男人爬上橡樹，掛上成串的燈泡和長長的電線。其他人在院子裡擺出幾十張桌子，逐一披上桌布。盛宴開始之前一夜，爸爸的朋友德爾－穆罕默德帶來幾袋香料，他在沙裡諾區開了一間燒烤店。跟屠夫一樣，德爾－穆罕默德——爸爸管他叫「德羅」——也拒絕收錢。他說爸爸已經幫了他家裡太多忙了。德羅在醃肉的時候，拉辛汗低聲告訴我，德羅開餐廳的錢是爸爸借給他的，並且沒有要他還錢。直到有一天，德羅開著奔馳轎車，來到我家門口，說要是爸爸不收錢他就不走，爸爸這才收下。

　　我想從各個方面來說，或者至少從評價宴會的標準來說，我的生日盛宴稱得上極為成功。我從來沒有見到屋子裡有那麼多人。來賓或是手拿酒杯，在門廊聊天，或是在台階上吸煙，或是倚著門口。他們找到空位就坐下，廚房的櫃檯上，門廊裡面，甚至樓梯下面都坐滿了人。院子裡，藍色的、紅色的、綠色的燈泡在樹上閃閃發光，人們在聚集在下面，四處點燃的煤油燈照亮他們的臉龐。爸爸把舞台設在俯覽花園的陽台上，但揚聲器佈滿整個院子。艾哈邁德·查希爾彈著手風琴，唱著歌，人們在舞台下面跳舞。

　　我不得不逐一跟來賓打招呼——爸爸這麼要求，他可不希望翌日有人亂嚼舌頭，說他養了個不懂禮貌的兒子。我親了幾百個臉頰，和所有的陌生人擁抱，感謝他們的禮物。我的臉因為僵硬的微笑而發痛。

　　我跟爸爸站在院子裡的酒吧前面，這當頭有人說:「生日快樂，阿米爾。」是阿塞夫，還有他的父母。阿塞夫的父親馬赫穆德是矮個子，又矮又瘦，皮膚黝黑，臉部狹小。他的媽媽譚雅是個小婦人，神經兮兮，臉帶微笑，不停眨眼。如今阿塞夫就站在他們兩個之間，咧嘴笑著，居高臨下，雙手摟著他們的肩膀。他帶著他們走過來，好像拎著他們過來一樣，似乎他才是父親，他們是孩子。我感到一陣眩暈。爸爸對他們的蒞臨表示感謝。

　　「我親自給你挑選了禮物。」阿塞夫說。譚雅的臉抽動，眼光從阿塞夫身上移到我身上。她微笑著，顯得有些勉強，眨著眼。我懷疑爸爸有沒有看到。

　　「還玩足球嗎，親愛的阿塞夫?」爸爸說，他一直希望我跟阿塞夫交朋友。

　　阿塞夫微笑，他甜蜜的笑容顯得純真無瑕，真叫人不寒而慄。「當然，親愛的叔叔。」

　　「我記得你踢右路?」

　　「是的，我今年改踢中場了。」阿塞夫說，「那樣我就可以多進一些球了。我們下個星期跟梅寇拉揚隊比賽。那會很精彩，他們有幾個球員很棒。」

　　爸爸點點頭:「你知道，我年輕的時候也踢中場。」

　　「我敢打賭，現在你要是願意，也能踢。」阿塞夫說，他一臉天真地眨眨眼，拍爸爸的馬屁。

　　爸爸也朝他眨眼:「我看你老爸已經把他舉世聞名的拍馬屁技術傳給你了。」他用手肘碰碰阿塞夫的父親，差點把那個小傢伙撞倒。馬赫穆德的笑聲就像譚雅的微笑那樣虛偽。突然之間，我在想，也許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害怕自己的兒子。我試圖裝出一個笑容，但我所能做到的，只是勉強讓嘴角往上翹了翹——看到爸爸和阿塞夫這麼投機，我的胃翻動著。

　　阿塞夫把眼光移向我。「瓦裡和卡莫也來了，他們怎麼也不會錯過你的生日。」他皮笑肉不笑地說。我默默點頭。

　　「我們打算明天在我家玩排球，」阿塞夫說，「也許你可以來一起玩，如果你願意，也可以帶上哈桑。」

　　「聽起來很有趣。」爸爸說，雙眼放光。「你覺得呢，阿米爾?」

　　「我真的不喜歡排球。」我喃喃說，看到爸爸眼裡的光芒消失了，接著是一陣令人不適的沉默。

　　「很抱歉，親愛的阿塞夫。」爸爸說，聳聳肩。他替我道歉!那刺痛了我。

　　「不，沒關係。」阿塞夫說，「不過大門隨時為你開放，親愛的阿米爾。不管怎樣，我聽說你喜歡看書，所以我給你帶了一本，我最喜歡的。」他將一份包紮好的禮物遞給我，「生日快樂。」

　　他穿著棉布襯衣、藍色褲子，繫著紅色領帶，腳上是一雙閃亮的黑色皮鞋。他身上散發著古龍水的香味，金黃色的頭髮整齊地梳向後面。就外表而言，他是每個父母夢想中的兒子：強壯，高大，衣冠楚楚，舉止得體，英俊得令人吃驚，還富有才華，更不用說還能機智地跟大人打趣。但在我看來，他的眼睛出賣了他。我看著他的眼睛，看穿他虛有其表，有一種瘋狂隱藏在他身內。

　　「怎麼不收下，阿米爾?」爸爸說。

　　「嗯?」

　　「你的禮物啊，」他不耐煩地說，「親愛的阿塞夫給你送禮物呢。」

　　「哦。」我說，從阿塞夫手裡接過那個盒子，放低視線。要是我能獨自在房間裡，陪著我的書，遠離這些人就好了。

　　「喂?」爸爸說。

　　「什麼?」

　　爸爸放低了聲音，每次我當眾給他難堪，他就會這樣,「你不謝謝親愛的阿塞夫嗎?他太周到了。」

　　我希望爸爸別那樣叫他，他叫過我幾次「親愛的阿米爾」呢?「謝謝。」我說。阿塞夫的母親看著我，欲言又止。我意識到阿塞夫的雙親還沒說過一句話。為了不再讓我自己和爸爸難堪——但主要是因為不想看到阿塞夫和他的笑臉——我走開了。「謝謝你來。」我說。

　　我從擁擠的賓客中走出來，偷偷溜出那扇鍛鐵大門。我們家往下兩座房子，有一片很大的空地。我聽爸爸告訴拉辛汗，有個法官買下了那片地，建築師正在設計藍圖。現在，那塊地皮是荒蕪的，只有泥土、石塊和野草。

　　我扯開阿塞夫的禮物外面那層包裝紙，藉著月光端詳書的封面。那是一本希特勒自傳。我將它扔在雜草中。

　　我倚著鄰居的牆壁，滑坐在地上，只是在黑暗中坐一會兒，膝蓋抵著胸膛，抬眼望著星星，等著夜晚結束。

　　「你不用去陪你的客人嗎?」一個熟悉的聲音說，拉辛汗沿著牆壁朝我走來。

　　「他們不用我陪。爸爸在那邊呢，你忘了?」我說。拉辛汗酒杯中的冰塊叮咚響，他坐在我身邊。「我不知道原來你也喝酒。」

　　「我喝酒，」他說，高興地用手肘撞了我一下，「不過只有在重要的場合才喝。」

　　我微笑:「謝謝。」

　　他朝我舉舉杯，喝了一口。他點起一根香煙，沒有過濾嘴的巴基斯坦香煙，他和爸爸總是抽這種。「我有沒有告訴過你我差點就結婚了?」

　　「真的嗎?」我說，想到拉辛汗也結婚，不由微微笑著。我一直當他是爸爸寡言的知交，我的寫作導師，我的朋友，當他是那個每次到國外旅行總不忘給我買點小禮物的人。但是丈夫?父親?

　　他點點頭:「真的。那年我十八歲。她的名字叫荷麥拉。她是哈扎拉人，我家鄰居僕人的女兒。她像仙女一樣好看，淡棕色的頭髮，褐色的大眼睛……她總是這樣笑……我有時還能聽到她的笑聲。」他晃晃酒杯，「我們經常在我父親的蘋果園裡幽會，總是在夜闌人靜的時候。我們在樹下聊天，我拉著她的手……我讓你不好意思了嗎，阿米爾?」

　　「有一點點。」我說。

　　「那對你無害的，」他說，又喝了一口。「不管怎樣，我們有著這樣的幻想。我們會有一個盛大的、夢幻般的婚禮，從坎大哈和喀布爾請親朋好友來參加。我會給我們蓋一座大房子，白色的，露台鋪著瓷磚，窗戶很大。我們會在花園裡種果樹，還有各種各樣的花兒，有一個草坪，我們的孩子在上面玩耍。星期五，在清真寺做過禱告之後，每個人會到我們家裡吃午飯，我們在花園用膳，在櫻桃樹下，從井裡打水喝。然後我們喝著茶，吃著糖果，看著我們的孩子跟親戚的小孩玩……」

　　他喝了一大口烈酒，咳嗽。「可惜你看不到我把這件事告訴我爸爸時他臉上的表情。我媽媽完全昏厥了，我的姐妹用冷水扑打她的臉，她們對著她扇風，彷彿我用刀子割了她的喉嚨。要不是我爸爸及時阻止，我哥哥雅拉爾真的會去抓來他的獵槍。」拉辛汗說，帶著痛苦的笑聲，「我跟荷麥拉對抗著整個世界。並且我告訴你，親愛的阿米爾，到了最後，總是這個世界贏得勝利。就這麼回事。」

　　「後來怎樣呢?」

　　「就在那天，我爸爸將荷麥拉和她的家人趕上一輛貨車，送他們去哈扎拉賈特。我再也沒有見到過她。」

　　「真遺憾。」我說。

　　「不過這也許是最好的結果了，」拉辛汗說，聳聳肩。「她會受辱的。我的家人將永遠不會平等對待她。你不會下令讓某人替你擦鞋子，而當天晚些時候管她叫『姐妹』。」他看著我，「你知道，你可以告訴我任何你想說的事情，親愛的阿米爾，任何時候。」

　　「我知道，」我惴惴地說。他久久看著我，似乎在等待；他黑色的眼睛深洞無底，隱藏著我們之間一個沒有說出的秘密。那一刻，我差點就告訴他了，差點把什麼都對他說，可是到時他會怎麼看待我?他會恨我，而且合情合理。

　　「給你，」他遞給我某件東西，「我差點忘記了，生日快樂。」那是個棕色的皮面筆記本。我伸出手指，摸索著它鑲著金線的邊緣，聞到皮革的味道。「給你寫故事用的。」他說。我剛要向他道謝，有些東西爆炸了，在天空中燃起火焰。

　　「煙花!」

　　我們匆忙趕回家，發現所有的賓客都站在院子裡，望著天空。每次爆裂和呼嘯升空的聲音，都會引來孩子們大聲尖叫。每次火焰嘶嘶作響，爆裂開來，變成花束，都會引起人們歡呼，拍掌稱好。每隔幾秒鐘，後院就會被突然爆發的火光點亮，有紅的、綠的、黃的。

　　在一次短暫的閃光中，我看到永世不會忘記的情景：哈桑端著銀盤，服侍阿塞夫和瓦裡喝酒。那陣光芒消失了，又是一聲嘶嘶，一聲爆裂，接著是一道橙色的火光：阿塞夫獰笑著，用一根指節敲打著哈桑的胸膛。

　　然後，天可憐見，什麼都看不到了。
作者: Sunflower    時間: 2014-11-21 22:40

第九章

　　隔日清早，我坐在房間中間，拆開一個又一個禮品盒子。我不知道自己為何如此費勁，因為我總是興味索然地看上一眼，就將禮物丟到屋角去。它們在那邊積成一堆：寶麗萊相機，變頻收音機，精巧的電動列車組合玩具——還有幾個裝著現金的信封。我知道自己永遠不會花那些錢，不會聽那個收音機，而那輛電動列車也不會在我房間中爬上它的軌道。我不想要這些東西——這些全都是血腥錢；而且，若非我贏得風箏大賽，爸爸根本就不會替我舉辦那麼一場宴會。

　　爸爸給了我兩件禮物。一輛嶄新的施溫·斯丁格雷（SchwinnStingray，美國著名高檔自行車品牌。），自行車之王，毫無疑問會讓臨近的小孩垂涎三尺，喀布爾擁有新斯丁格雷的孩子寥寥無幾，如今我也躋身其中了。它的手把高高昇起，握柄由黑色橡膠製成，還有個蜚聲久遠的香蕉型車座，輪輻是金色的，鋼做的車身是紅色的，赭紅色，像鮮血那樣。換成別的孩子，恐怕會立即跳上去，騎著它招搖過市。幾個月前的我也許會這麼做。

　　「你喜歡嗎?」爸爸斜倚在我房間門口問。我露出溫順的笑容，匆匆說了聲「謝謝」。我多希望我能多說幾句話。

　　「我們可以去騎騎。」爸爸說。他在邀請我，不過並非真心實意。

　　「再說吧，我有點累了。」

　　「好的。」爸爸說。

　　「爸爸?」

　　「怎麼?」

　　「謝謝你的煙花。」我說。我在感謝他，不過並非真心實意。

　　「好好休息吧。」爸爸說，朝他房間走去。

　　爸爸給我的另一件禮物——他甚至不願意等我打開它——是手錶。表面是藍色的，金色的指針呈閃電狀。我甚至都沒試著戴一下，就將其扔到角落那堆玩具中去。惟一沒有被扔到那堆東西裡去的禮物是拉辛汗的皮面筆記本，只有它不像是血腥錢。

　　我坐在自己的床沿，雙手打開筆記本，想著拉辛汗提起荷麥拉的故事，被他父親逐走是她最好的下場。她會受苦的。好比霍瑪勇叔叔的投影機被同一面幻燈片卡住，總有個畫面在我腦中揮之不去：哈桑，他低著頭，端飲料服侍阿塞夫和瓦裡。興許那是最好的結局，既可減少他的傷痛，也可緩和我的苦楚。不管怎樣，事情變得清楚起來：我們有一個必須離開。

　　那天午後，我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騎上那輛施溫自行車。我繞著那個街區騎了好幾圈，然後回家。我騎上那條車道，通向後院，哈桑和阿里正在那兒打掃昨夜宴會留下的一片狼藉。院子裡到處是紙杯、揉成一團的紙巾，還有空空如也的汽水瓶。阿里正把椅子折疊起來，放到牆邊去。他看見我，招招手。

　　「你好，阿里。」我揮著手說。

　　他舉起一隻手指，讓我稍等，接著走進他住那間屋子。片刻之後，他手裡拿著某些東西走出來。「昨晚我和哈桑找不到機會把這份禮物給你，」他說著交給我一個盒子，「它太普通，配不上你，阿米爾少爺。不過我們還是希望你喜歡它。生日快樂。」

　　我喉嚨一哽。「謝謝你，阿里。」我說。我寧願他們什麼也沒給我買。我打開盒子，看到一本嶄新的《沙納瑪》，硬皮的，每頁的下方附有精美的彩色插圖。這張是菲蘭吉凝望她剛出世的兒子凱寇斯勞；那張是阿佛拉西雅手執利劍，胯騎駿馬，領軍前進。當然還有羅斯坦給他兒子，勇士索拉博以致命一擊。「真漂亮。」我說。

　　「哈桑說你那本又舊又破，還掉了一些書頁。」阿里說，「這本書裡面全部圖畫都是用鋼筆和墨水手繪的。」他驕傲地補充說，望著這本他和他的兒子都看不懂的書。

　　「它很可愛。」我說。確實很可愛。甚至也不便宜，我懷疑。我想告訴阿里，書沒有配不上我，是我配不上他們的禮物。我重新跳上那輛自行車。「替我謝謝哈桑。」我說。

　　我終究將這本書扔在屋角那堆禮物上面。可是我的眼睛總是忍不住看向它，所以我將它埋在下面。那夜睡覺之前，我問爸爸有沒有看到我的新手錶。

　　翌日清早，我在房間裡等著阿里清理完廚房用過早餐的桌子。等著他把盤碗洗好，把灶台抹淨。我倚窗等著，直到望見阿里和哈桑推著那輛空的獨輪車，到市場去購買雜貨。

　　然後，我從那堆禮物中揀起數個裝著鈔票的信封和那個手錶，躡手躡腳走出去。路過爸爸書房時，我停下來聽聽動靜。整個早上他都在那兒打電話，現在他正跟某人說話，有一批地毯預計下星期到達。我走下樓梯，穿過院子，從枇杷樹後進入阿里和哈桑的房間。我掀起哈桑的毛毯，將新手錶和一把阿富汗尼鈔票塞在下面。

　　我又等了半個小時，然後敲敲爸爸的房門，說了那個謊——我希望這是一長串可恥的謊話中最後一個。

　　透過臥房的窗戶，我看見阿里和哈桑推著獨輪車，載滿牛肉、囊餅、水果、蔬菜，推上車道。我看見爸爸從屋子裡出現，朝阿里走過去。他們的嘴巴說著我聽不見的話，爸爸指了指屋子，阿里點點頭。他們分開。爸爸走回屋子，阿里隨著哈桑走進他們的斗室。

　　隔了幾分鐘，爸爸敲敲我的房門。「到我的辦公室來，」他說，「我們得坐下來，把這件事處理好。」

　　我走到爸爸的書房，坐在一隻皮沙發上。約莫過了三十分鐘，哈桑和阿里也來了。

　　他們雙眼紅腫，我敢肯定他們一定哭過。他們手拉手站在爸爸面前，而我則尋思自己究竟在什麼時候具有造成這種痛苦的能力。

　　爸爸開門見山，問道:「錢是你偷的嗎?你偷了阿米爾的手錶嗎，哈桑?」

　　哈桑的回答簡單得只有一個字，以他嘶啞孱弱的聲音說:「是。」

　　我身體緊縮，好似被人扇了個耳光。我的心一沉，真話差點脫口而出。我隨即明白：這是哈桑最後一次為我犧牲。如果他說「不是」，爸爸肯定相信，因為我們都知道哈桑從來不騙人。若爸爸相信他，那麼矛頭就轉向我了，我不得不辯解，我的真面目終究會被看穿，爸爸將永遠永遠不會原諒我。這讓我明白了另外的事情：哈桑知道。他知道我看到了小巷裡面的一切，知道我站在那兒，袖手旁觀。他明知我背叛了他，然而還是再次救了我，也許是最後一次。那一刻我愛上了他，愛他勝過愛任何人，我只想告訴他們，我就是草叢裡面的毒蛇，湖底的鬼怪。我不配他作出的犧牲，我是撒謊蛋，我是騙子，我是小偷。我幾乎就要說出來，若非心裡隱隱有高興的念頭。高興是因為這一切很快就要終結了，爸爸會趕走他們，也許會有些痛苦，但生活會繼續。那是我所想要的，要繼續生活，要遺忘，要將過去一筆勾銷，從頭來過。我想要能重新呼吸。

　　然而爸爸說出了讓我震驚的話:「我原諒你。」

　　原諒?可是盜竊是不能被原諒的罪行啊，是所有罪行的原型啊。當你殺害一個人，你偷走一條性命，你偷走他妻子身為人婦的權利，奪走他子女的父親。當你說謊，你偷走別人知道真相的權利。當你詐騙，你偷走公平的權利。沒有比盜竊更十惡不赦的事情了。難道爸爸沒有將我抱在膝蓋上，對我說出這番話嗎?那麼他對哈桑怎麼可以只是原諒了事?而且，如果爸爸肯原諒這樣的事情，那麼他為何不肯原諒我，僅僅是因為我沒有成為他所期許的兒子?為什麼……

　　「我們要走了，老爺。」阿里說。

　　「什麼?」爸爸臉色大變。

　　「我們沒法在這裡生活下去了。」阿里說。

　　「可是我原諒他了，阿里，你沒聽到嗎?」爸爸說。

　　「我們不可能在這裡過日子了，老爺。我們要走了。」阿里把哈桑拉到身旁，伸臂環住他兒子的肩膀。這是個保護的動作，我知道阿里對哈桑的保護是在抵禦什麼人的傷害。阿里朝我瞟來，帶著冷冷的、不可諒解的眼神，我明白哈桑告訴他了。他把一切都告訴他了，關於阿塞夫和他的朋友對他所做的事情，關於那只風箏，關於我。奇怪的是，我很高興終於有人識破我的真面目，我裝得太累了。

　　「我不在乎那些錢或者那個手錶。」爸爸說，他手掌朝上，張開雙臂，「我不知道你為什麼這樣做……你說『不可能』是什麼意思?」

　　「很抱歉，老爺。可是我們的行李已經收拾好了，我們已經決定了。」

　　爸爸站起身來，悲傷的神情溢於言表:「阿里，我給你的還不夠多嗎?我對你和哈桑不好嗎?我沒有兄弟，你就是我的兄弟，阿里，你知道的。請別這樣做。」

　　「我們已經很為難了，別讓事情變得更難，老爺。」阿里說。他嘴巴抽搐，我看見了他痛楚的表情，正是那個時候，我才明白自己引起的痛苦有多深，才明白我給大家帶來的悲傷有多濃，才明白甚至連阿里那張麻痺的臉也無法掩飾他的哀愁。我強迫自己看看哈桑，但他低著頭，肩膀鬆垮，手指纏繞著襯衫下擺一根鬆開的線。

　　現在爸爸哀求著:「告訴我為什麼，我得知道!」

　　阿里沒有告訴爸爸，一如哈桑承認偷竊，沒有絲毫抗辯。我永遠不會知道那究竟是為什麼，但我能夠想像，他們兩個在那間昏暗的斗室裡面，抹淚哭泣，哈桑求他別揭發我。但我想像不出，是什麼樣的自制力才會讓阿里緘口不言。

　　「你可以送我們去汽車站嗎?」

　　「我不許你這麼做!」爸爸大喊，「你聽到了嗎?我不許你這麼做!」

　　「尊敬的老爺，你不能禁止我任何事情了，」阿里說，「我們不再為你工作了。」

　　「你們要去哪兒?」爸爸問，他的聲音顫抖著。

　　「哈扎拉賈特。」

　　「去你表親家?」

　　「是的，你可以送我們去汽車站嗎，老爺?」

　　接著我看到爸爸做了我之前從未見過的事情：號啕大哭。見到大人哭泣，我被嚇了一跳。我從未想到爸爸也會哭。「求求你。」爸爸說。可是阿里已經走到門口，哈桑跟在他後面。我永遠不會忘記爸爸說出那話的神情，那哀求中透露的痛苦，還有恐懼。

　　喀布爾的夏天罕得下雨，天空一碧如洗，陽光像烙鐵般灼痛後頸。整個春天我和哈桑在溪流打水漂，到得夏天它們也乾涸了。黃包車嗒嗒走過，揚起陣陣灰塵。午間祈禱時分，人們到清真寺去行十次「晌禮」，跟著隨便找個蔭涼的地方躲進去，等待傍晚的涼意。夏天意味著漫長的學校生活，坐在密不透風的擁擠教室裡面，渾身大汗地學著背誦《可蘭經》的經文，和那些饒舌而奇怪的阿拉伯單詞作鬥爭；夏天意味著聽毛拉唸唸有詞，用手掌拍死蒼蠅；意味著一陣和風吹過，帶來操場那邊廁所的糞便氣味，在那形影相吊的歪斜籃球架旁邊吹起塵霧。

　　但爸爸送阿里和哈桑去車站那天下午，天下雨了。雷轟電閃，天空灰沉沉的。頃刻之間，大雨傾盆而至，嘩嘩的雨聲在我耳邊迴盪。

　　爸爸本來要親自送他們到巴米揚，但阿里拒絕了。透過我的臥房那扇被雨水濕透的模糊窗戶，我看見阿里拖著個孤零零的箱子，裡面裝著他們全副身家，走向爸爸停在大門外的轎車。哈桑的毯子緊緊捲起來，用繩子繫住，背在他身後。他把所有的玩具都留在那間四壁蕭然的斗室了，隔天我發現它們堆在屋角，如同我房間裡面的生日禮物。

　　雨珠刷刷流下我的窗戶。我看見爸爸將行李廂的門摔上。他渾身濕透，走向駕駛座那邊，斜倚著身子，向後座的阿里說些什麼，也許是作最後的努力，以便讓他回心轉意。他們那樣交談了片刻，爸爸身上濕淋淋的，彎下腰，一隻手放在轎車的頂篷上。但當他站起身來，我從他鬆垮的肩膀看出，我與生俱來的那種熟悉的生活已經一去不返了。爸爸上車，車前燈亮起，在雨水中照出兩道燈光。如果這是哈桑跟我過去常看的印度電影，在這個時候，我應該跑出去，赤裸的雙腳濺起雨水。我應該追逐著轎車，高聲叫喊，讓它停下來。我應該把哈桑從後座拉出來，告訴他我很抱歉，非常抱歉，我的眼淚會跟雨水混在一起。我們會在如注大雨中擁抱。可這不是印度電影。我很抱歉，但我不會哭喊，不會追逐那輛轎車。我看著爸爸的轎車駛離路邊，帶走那個人，那個平生說出的第一個字是我名字的人。我最後一次模糊地瞥見哈桑，他癱坐在後座，接著爸爸轉過街角，那個我們曾無數次玩彈珠的地方。

　　我退後，眼裡只見到玻璃窗外的雨水，看上去好像熔化的白銀。
作者: Sunflower    時間: 2014-11-21 22:41

第十章

　　1981年3月

　　有個年輕的婦女坐在我們對面。她穿著一身橄欖綠服裝，黑色的披肩將面部包得嚴嚴實實，以抵禦深夜的寒意。每逢卡車急剎或顛簸過路面的凹陷，她就會出聲祈禱，每次汽車的高低起伏總伴隨著她的「奉安拉之名」。她的丈夫身材矮壯，穿著破舊的褲子、天藍色的長袍，一手抱著嬰兒，空出來的那隻手用拇指轉動著念珠。他嘴唇開合，默默祈禱。同行的還有其他人，總共十來個，包括爸爸跟我，行李箱放在我們兩腿之間，盤膝坐在被帆布包起來的後斗上，跟這些陌生人擠在一起，搭乘這輛破舊的俄國卡車。

　　我們凌晨兩點離開喀布爾，自那時起我的內臟就已經翻江倒海。雖然爸爸沒有說什麼，但我知道在他眼裡，暈車是孱弱無能的表現——這可以從他的臉色看出來，有好幾次，我的胃收縮得厲害，忍不住呻吟，他的表情很尷尬。那個拿著念珠的矮壯男人——在祈禱的那個婦女的丈夫——問我是不是要吐了，我說可能是。爸爸把頭別開。那男人掀起帆布的一角，敲敲駕駛室的窗門，要求司機停下來。司機卡林是個黑瘦的漢子，一張老鷹般的臉上留著小鬍子，他搖搖頭。

　　「我們離喀布爾太近了。」他大喊，「讓他撐住。」

　　爸爸低聲咕噥了幾句。我想告訴他我很抱歉，但剎那間我滿嘴唾液，喉底嘗到膽汁的苦味。我轉過身，揭起帆布，在行進的卡車一邊嘔吐起來。在我身後，爸爸正向其他乘客賠不是，彷彿暈車是犯罪，彷彿人們到了十八歲就不應該暈車。我又吐了兩次，卡林這才同意停車，大部分原因還是因為擔心我弄髒他的車，他賴以謀生的工具。卡林是個蛇頭，從被俄國人佔領的喀布爾，將人們偷偷運到相對安全的巴基斯坦，這在當時可是日進斗金的生意。他把我們載往喀布爾西南170公里外的賈拉拉巴特，他的堂兄圖爾在那邊接應，負責再送逃難的人一程，他有一輛更大的卡車，會載著我們通過開伯爾隘口（KyberPass，阿富汗通往巴基斯坦的重要隘口，長60公里。），去往白沙瓦（Peshawar，巴基斯坦中部城市。）。

　　卡林把車停在路旁，這時我們在瑪希帕瀑布以西數公里的地方。瑪希帕——它的意思是「飛翔的魚兒」——是一處山峰，壁立千仞，俯覽著下面1967年德國人為阿富汗援建的水電站。數不清有多少次，爸爸跟我路過那座山峰，前往賈拉拉巴特，那個遍地柏樹和甘蔗的城市是阿富汗人過冬的勝地。

　　我從卡車後面跳下去，跌跌撞撞走到路邊佈滿塵灰的護欄。我嘴裡漲滿了唾液，那是快要嘔吐的徵兆。我蹣跚著走近懸崖邊，下面的深淵被黑暗吞噬了。我彎下腰，雙手撐在膝蓋上，做好嘔吐的準備。在某個地方傳來樹枝劈啪作響的聲音，還有貓頭鷹的叫聲。寒風微微拂動樹枝，吹過山坡上的灌木叢。而下面，水流在山谷淌動，傳來陣陣微弱的聲音。

　　我站在路肩上，想起我們如何離開家園，那個我生活了一輩子的地方。彷彿我們只是外出下館子：廚房的洗碗盆堆放著沾有肉丸夾餅殘渣的盤子，盛滿衣物的柳條籃子擺在門廊，被褥還沒疊好，衣櫥裡掛著爸爸做生意穿的套裝。起居室的牆上仍掛著壁毯，我媽媽的圖書仍擁擠地佔據著爸爸書房裡的架子。我們出逃的跡像很微妙：我父母的結婚照不見了，爺爺跟納達爾國王站在死鹿之前合影的那張老照片杳然無蹤。衣櫥裡少了幾件衣服。五年前拉辛汗送我的那本皮面筆記本也消失了。

　　早晨，賈拉魯丁——五年來的第七個僕人——興許會以為我們出去散步或者兜風。我們沒有告訴他。在喀布爾，你再不能相信任何人——為了獲得懸賞或者因為受到威脅，人們彼此告密：鄰居告發鄰居，兒童揭發父母，兄弟陷害兄弟，僕人背叛主人，朋友出賣朋友。我想起歌手艾哈邁德·查希爾，他在我13歲生日那天彈奏手風琴。他和幾個朋友開車去兜風，隨後有人在路邊發現他的屍體，有顆子彈射中他的後腦。那些人無所不在，他們將喀布爾人分成兩派：告密的和沒有告密的。最麻煩的是，沒有人知道誰屬於哪一派。裁縫給你量身時，你幾句無心快語可能會讓你身處波勒卡其區的黑牢。對賣肉的老闆抱怨幾句宵禁，你的下場很可能是在牢欄之後望著俄制步槍的槍管。甚至在吃晚飯的桌子上，在自家的屋子裡，人們說話也得深思熟慮——教室裡面也有這樣的人，他們教小孩監視父母，該監聽些什麼，該向誰告發。

　　我三更半夜在這路邊幹什麼呢?我應當躺在床上，蓋著毯子，身旁放著一本毛邊的舊書。這肯定是一場夢，肯定是。明天早晨，我會醒來，朝窗外望出去：人行道上沒有那些陰沉著臉的俄國士兵在巡邏；沒有坦克在我的城市裡面耀武揚威，它們的炮塔活像責難的手指那樣轉動；沒有斷壁殘垣，沒有宵禁，沒有俄國軍隊的運兵車在市場上迂迴前進。這時，我聽到爸爸和卡林在我身後討論到了賈拉拉巴特的安排，持續了一根煙的時間。卡林一再向爸爸保證，他的兄弟有輛「很棒的、質量一流的」大卡車，到白沙瓦去可謂輕車熟路。「他閉上眼也能把你們送到那兒。」卡林說。我聽見他跟爸爸說，他和他的兄弟認識把守關卡的俄國和阿富汗士兵，他們建立了一種「互惠互利」的關係。這不是夢。一架「米格」戰鬥機突然從頭頂呼嘯而過，彷彿在提醒這一切都是真的。卡林扔掉手裡的香煙，從腰間掏出一把手槍，指向天空，做出射擊的姿勢，他朝那架米格吐口水，高聲咒罵。

　　我想知道哈桑在哪裡。跟著，不可避免地，我對著雜草叢吐出來，我的嘔吐聲和呻吟聲被米格震耳欲聾的轟鳴淹沒了。

　　過了二十分鐘，我們停在瑪希帕的檢查站。司機沒熄火，跳下車去問候走上前來的聲音。鞋子踏上沙礫。短促的低聲交談。火機打火的聲音。「謝謝。」有人用俄語說。

　　又一聲打火的火機聲。有人大笑，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劈啪聲讓我跳起來。爸爸伸手按住我的大腿。發笑的那個男人哼起歌來，帶著厚厚的俄國口音，含糊走調地唱著一首古老的阿富汗婚禮歌謠：

　　慢慢走，我心愛的月亮，慢慢走。

　　鞋子踏上柏油路。有人掀開懸掛在卡車後面的帆布，探進三張臉。一張是卡林，其他是兩個士兵，一個阿富汗人，另外的是一個咧嘴而笑的俄國佬，臉龐像牛頭犬，嘴巴叼著香煙。在他們身後，一輪明月高懸在空中。卡林和那個阿富汗士兵用普什圖語談了幾句。我聽到一點——有關圖爾和他的霉運。俄國士兵把頭伸進卡車的後鬥，他哼著那首婚禮歌謠，手指敲打著卡車的後擋板。雖然月色昏暗，我還是能看到他的炯炯目光，掃視過一個又一個的乘客。儘管天氣寒冷，他的額頭仍有汗珠滲出。他的眼光落在那個戴著黑色披肩的婦女身上，他眼睛死死盯著她，朝卡林說了幾句俄語。卡林用俄語簡略地回答。那士兵聽了之後轉過身，更簡略地咆哮了一下。阿富汗士兵也開口說話，聲音低沉，曉之以理。但俄國士兵高聲說了幾句，他們兩個畏縮了。我能感到身旁的爸爸變得緊張起來。卡林假咳幾聲，低下腦袋，他說俄國士兵想與那位女士單獨在卡車後面相處半個鐘頭。

　　那年輕的婦女拉下披肩，蓋住臉，淚如泉湧。她丈夫膝蓋上那個嬰孩也哭喊起來。那個丈夫的臉色變得跟天上的月亮一樣蒼白，他跟卡林說，求求那個「士兵老爺」發發善心，也許他也有姐妹，也有母親，也許他還有妻子。俄國佬聽卡林說完，連珠炮般叫囂了幾句。

　　「這是他放我們通過的代價，」卡林說，他不敢正視那丈夫的眼光。

　　「但我們已經付出可觀的報酬，他得到了一大筆錢。」丈夫說。

　　卡林跟俄國士兵交談。「他說……他說任何代價都有一點附加稅費。」

　　那當頭，爸爸站起身。這回輪到我用手按住他的大腿了，可是爸爸將其抹開，拔起腿來，他站立的身影擋住了月光。「我要你跟這個傢伙說幾句，」爸爸說，他在跟卡林說話，但眼睛直望著那個俄國兵，「你問他的羞恥到哪裡去了。」

　　他們交談。「他說這是戰爭。戰爭無所謂羞恥。」

　　「跟他說他錯了。戰爭不會使高尚的情操消失，人們甚至比和平時期更需要它。」

　　你每次都得充好漢不可嗎?我想，心怦怦跳。你就不能忍哪怕一次嗎?但我知道他不會——忍氣吞聲不是他的本性。問題是，他的本性正要送我們上西天。

　　俄國兵對卡林說了什麼，嘴角露出一絲邪笑。「老爺，」卡林說，「這些俄國佬跟我們不同，他們不懂得尊重、榮譽是什麼。」

　　「他說什麼?」

　　「他說在你腦袋射顆子彈一定很爽，就像……」卡林說不下去，但朝那個被士兵看中的女人努努嘴。那士兵彈掉手裡還沒吸完的香煙，取下他的手槍。看來爸爸要死在這裡了，我想，事情就會這麼發生。在我的腦海裡，我念了一段從課堂上學來的祈禱。

　　「告訴他，我就算中了一千顆子彈，也不會讓這齷齪下流的事情發生。」爸爸說。我的心思一閃，回到六年前那個冬天。我，在小巷的拐角處窺視。卡莫和瓦裡把哈桑按在地上，阿塞夫臀部的肌肉收緊放鬆，他的屁股前後晃動。我算哪門子英雄?只擔心風箏。有時我也懷疑自己究竟是不是爸爸的親生兒子。

　　臉龐像牛頭犬的俄國兵舉起他的槍。

　　「爸爸，坐下吧，求求你，」我說，拉著他的衣袖，「他真的會朝你開槍。」

　　爸爸將我的手打開。「我什麼也沒教過你嗎?」他生氣地說，轉向那個一臉壞笑的士兵，「告訴他最好一槍就把我打死，因為如果我沒有倒下，我會把他撕成碎片。操他媽的。」

　　聽完翻譯，俄國兵獰笑依然。他打開保險栓，將槍口對準爸爸的胸膛。我的心快要跳出喉嚨，用雙手把臉掩住。

　　槍聲響起。

　　完了，完了。我十八歲，孤身一人，在這世上舉目無親。爸爸死了，我得埋葬他。把他埋在哪裡呢?埋完之後我該去哪裡呢?

　　但我睜開眼睛，看到爸爸仍站著，腦裡這些盤旋的念頭停止了。我看見又一個俄國兵，還有其他人。他的槍口朝天，冒出一陣煙霧。那個要射殺爸爸的士兵已經把他的武器收好，立正敬禮。我從未像此刻一樣，又想笑又想哭。

　　第二個俄國軍官頭髮灰白，身材魁梧，用一口破法爾西語對我們說話。他為他手下的所作所為道歉，「俄國送他們來這裡戰鬥，」他說，「但他們只是孩子，一來到這裡，他們就迷上了毒品。」他恨恨地望著那個年輕的士兵，如同嚴父被兒子的行為不端激怒。「這個傢伙現在藥性發作。我會試試阻止他……」他揮手讓我們離開。

　　頃刻之後，我們的車開走了。我聽到一聲大笑，跟著傳來第一個士兵的聲音，含混而走調地唱著那古老的婚禮歌謠。

　　我們在路上默默行進了十五分鐘，那年輕婦女的丈夫突然站起來，做了一件在他之前我曾見到很多人做過的事情：他親了爸爸的手。

　　圖爾的霉運。在瑪希帕那邊，我不是從短暫的交談中聽到過這句話嗎?

　　大約在太陽上山之前一個鐘頭，我們駛進了賈拉拉巴特。卡林匆匆將我們從卡車領進一座房子。那是單層的平房，位於兩條土路的交叉處，路的兩邊是平房，還有沒開門的商店，種著合歡樹。我們拖著行李走進屋子裡頭，我拉起衣領，以抵禦嚴寒。不知道為什麼，我記得有蘿蔔的味道。

　　我們剛進入那間昏暗且一無所有的房間，卡林就把前門鎖上，拉上那代替窗簾的破布。跟著他深深吸了一口氣，告訴我們壞消息。他的兄弟圖爾沒法送我們去白沙瓦。上個星期，他那卡車的發動機壞了，圖爾還在等零件。

　　「上星期?」有人叫道，「要是你知道這事情，為什麼還把我們帶到這裡來?」

　　我用眼角的餘光瞥見一陣急遽的動作。隨後有個模糊的身影穿過房間，接下來我看到的事情是，卡林猛然撞在牆上，爸爸的雙手掐住他的脖子。

　　「我來告訴你們為什麼，」爸爸憤怒地說，「因為他要賺這一程的車費，他只在乎這個。」卡林發出哽咽的聲音，唾液從嘴角流出來。

　　「把他放下來，老爺，你會殺了他的。」有個乘客說。

　　「我正要這麼做。」爸爸說。這個屋子裡面其他人所不知道的是，爸爸並非在開玩笑。卡林臉色漲紅，雙腳亂踢。爸爸仍掐著他，直到那個年輕的媽媽，被俄國兵看中那個，求他放手。

　　爸爸終於放手，卡林癱倒在地板上，翻滾喘氣，房間安靜下來。不到兩個鐘頭之前，為了一個素昧平生的女子的清白，爸爸甘願吃一顆子彈。而如今，若非同一個女人的求情，他會毫不猶豫地將一個漢子掐死。

　　隔壁傳來一陣敲打的聲音。不，不是隔壁，是地下。

　　「那是什麼?」有人問。

　　「其他人，」卡林呼吸艱難地喘息著，「在地下室。」

　　「他們等多久了?」爸爸說，眼睛盯著卡林。

　　「兩個星期。」

　　「我記得你說過那輛卡車是上星期壞的。」

　　卡林揉揉脖子，「應該是再上一個星期的事情。」

　　「多久?」

　　「什麼?」

　　「要過多久零件才會到?」爸爸咆哮了。卡林身子一縮，但啞口無言。我很高興身邊漆黑一片，我可不想看到爸爸殺氣騰騰的凶相。

　　卡林打開門，門後是通往地下室的破樓梯，一股像黴菌的潮濕臭味撲鼻而來。我們一個個下去，樓梯被爸爸壓得吱嘎作響。站在寒冷的地下室裡面，我感到黑暗中有很多雙一眨一眨的眼睛在看著我們。我看見房間到處有人蜷縮著，兩盞昏暗的煤油燈將他們的身影投射在牆上。地下室的人竊竊私語，除此之外，不知道從什麼地方傳來滴水的聲音，還有刮擦聲。

　　爸爸在我身後歎了口氣，把行李包扔下。

　　卡林告訴我們，應該再過幾天，卡車就可以修好了。那時我們便可前往白沙瓦，奔上那通往自由和安全的旅途。

　　接下來那個星期，地下室就是我們的家；到了第三晚，我發現了刮擦聲的來源：老鼠。

　　待得眼睛適應了黑暗，我數出地下室裡面約莫有三十個難民。我們肩挨著肩，倚牆而坐，吃著餅乾、麵包，配以椰棗和蘋果。第一天夜裡，所有的男人在一起禱告，當中有個問爸爸為什麼不加入,「真主會拯救我們所有人，你怎麼不向他禱告呢?」

　　爸爸重重哼了一聲，伸伸他的雙腿。「能夠救我們的是八個氣缸和一個好的化油器。」這句話讓其他人說不出話來，再也不提真主的事。

　　第一天夜裡稍晚的時候，我發現卡莫和他父親藏身在我們這群人之間。看到卡莫坐在地下室裡面，距我只有數尺之遙，這太讓我吃驚了。但當他和他的父親走到我們這邊來的時候，我看見了卡莫的臉，真的看見了……

　　他枯萎了——顯然沒有其他詞可以代替這個。他雙眼空洞地看著我，絲毫沒有認出我。他耷拉著肩膀，臉頰凹陷，似乎已經厭倦了附在下面的骨頭上。他的父親在喀布爾有座電影院，正在跟爸爸訴苦，三個月前，他的妻子在廟裡，被一顆流彈擊中，當場斃命。然後他跟爸爸說起卡莫，我零星聽到一點：不該讓他一個人去的……你知道，他那麼俊美……他們有四個人……他試圖反抗……真主……血從那兒流下來……他的褲子……不再說話……目光癡呆……

　　我們在地下室與老鼠做伴一個星期之後，卡林說沒有卡車了，卡車沒法修。

　　「還有另外的選擇，」卡林說，在一片哀歎之中，他提高了聲音。他的堂兄有輛油罐車，曾經用它偷運過幾次旅客。他就在這裡，在賈拉拉巴特，也許可以裝下我們所有人。

　　除了一對老年夫妻，其他人都決定上路。

　　那晚我們離開，爸爸和我，卡莫和他的父親，還有其他人。卡林和他的堂兄阿吉茲，一個方臉禿頂的漢子，幫助我們進入油罐。汽車發動了，停在那裡，我們挨個爬上油罐車的後踏板，爬上後面那條梯子，滑進油罐。我記得爸爸爬到一半，從梯子一躍而下，從口袋裡掏出煙盒。他把盒子清空，從土路中央抓起一把灰泥。他親吻泥土，把它放進盒子，把盒子放進胸前的口袋，貼著他的心。

　　驚惶。

　　你張開嘴巴，張得大大的，連顎骨都咯咯作響。你下令自己的肺吸進空氣，如今，你需要空氣，現在就需要。但是你肺裡的氣道不聽使喚，它們坍塌，收緊，壓縮，突然之間，你只能用一根吸管呼吸。你的嘴巴閉上，嘴唇抿緊，你所能做的，只是發出一陣窒息的咳嗽。你雙手抽搐，晃動。身體裡似乎某個地方有座水壩決堤，冰冷的汗水洶湧而出，浸濕你的身體。你想哭喊。如果你能，一定喊出聲來。可是你必須吸氣才能哭喊。

　　驚惶。

　　地下室已經夠暗了，油罐更是不見天日。我右看，左看，上看，下看，伸手在眼前揮動，可是什麼也見不到。我眨眼，再眨眼，不見五指。空氣不對勁，它太厚重了，幾乎是固態的。空氣不應該是固態的。我很想伸出手，把空氣捏成碎片，把它們塞進我的氣管。還有汽油的味道，油氣刺痛我的眼睛，好像有人拉開我的眼皮，拿個檸檬在上面摩擦。每次呼吸都讓我的鼻子火辣辣的。我會死在這樣的地方，我想。尖叫就要來了，來了，來了……

　　接著出現了小小的神跡。爸爸捲起我的衣袖，有個東西在黑暗中發出綠光。光芒!爸爸送的手錶。我的眼睛盯著那螢綠的指針。我害怕會失去它們，我不敢眨眼。

　　慢慢地，我對周邊的景況有所知覺。我聽到呻吟聲，還有禱告聲。我聽到一個嬰兒哭喊，母親在低聲安撫。有人作嘔，有人咒罵俄國佬。卡車左右搖晃，上下顛簸。大家的頭撞上金屬板。

　　「想著一些美好的事情，」爸爸在我耳邊說，「快樂的事情。」

　　美好的事情，快樂的事情。我放任自己思緒翻飛，浮現出來的是：

　　星期五下午，在帕格曼。一片開闊的草地，上面有繁花滿枝頭的桑椹樹。哈桑和我坐在淺及腳踝的野草上，我拉著線，卷軸在哈桑長滿老繭的手裡滾動，我們的眼睛望著天空中的風箏。我們默默無聲，但並非因為我們無話可說，而是因為我們之間無需交談——那些自出世就認識、喝著同樣奶水長大的人就是這樣。和風拂過草叢，哈桑放著線。風箏旋轉，降下，又穩定了。我們的影子雙雙，在波動的草叢上跳舞。草地那端，越過那低矮的磚牆，某個地方傳來談話聲、笑聲，和泉水的潺潺聲。還有音樂，古老而熟悉的曲調，我想那是雷巴布琴（Rubab，阿富汗民族樂器。）演奏的《莫拉曲》。牆那邊有人喊我們的名字，說到時間喝茶吃點心了。

　　我不記得那是何年何月的事情。我只知道記憶與我同在，將美好的往事完美地濃縮起來，如同一筆濃墨重彩，塗抹在我們那已經變得灰白單調的生活畫布上。

　　剩下的路程只在腦海裡留下零零碎碎、時隱時現的記憶，多數跟聲音和味道有關：米格戰鬥機在頭頂轟鳴；斷斷續續的槍聲；旁邊有驢子昂昂叫；一陣鈴鐺的聲音和羊群的咩咩叫；車輪壓上沙礫的響聲；黑暗中嬰孩的哭嚎；汽油、嘔吐物和糞便的臭味。

　　接下來我還記得的，是爬出油罐之後清早耀眼的光線。我記得自己抬臉向天，瞇著眼睛，大口呼吸，彷彿世間的空氣即將用完。我躺在泥土路一邊，下面是怪石嶙峋的坑壕，我望著清晨灰濛濛的天空，為空氣感恩，為光芒感恩，為仍活著感恩。

　　「我們在巴基斯坦，阿米爾。」爸爸說，他站在我身邊，「卡林說他會喚來巴士，把我們送到白沙瓦。」

　　我翻過身，仍趴在冰冷的泥土上，看到爸爸腳下兩邊放著我們的行李箱。從他雙腿間的三角形望去，我看到油罐車停在路邊，其他逃難的人正從後面的梯子下來。更遠處，大地在灰蒙的天空下宛如鉛板，土路伸延而去，消失在一排碗狀的山丘之後。有座小小的村落沿著馬路，懸掛在向陽的山坡上。

　　我把眼光轉回我們的行李箱，它們讓我替爸爸感到難過。在他打造、謀劃、奮鬥、煩惱、夢想了一切之後，他的生命只剩下這麼點東西：一個不爭氣的兒子和兩個手提箱。

　　有人在哭喊。不，不是哭喊，是哀嚎。我看到旅客圍成一團，聽到他們焦急的聲音。有人說了一個字:「油氣。」有人也說了。哀嚎變成撕心裂肺的慘叫。

　　爸爸跟我匆忙走到那堆圍觀者身邊，推開他們，走上前去。卡莫的父親盤腿坐在圍觀的人群中間，身體前後搖晃，親吻著他兒子死灰的臉。

　　「他沒氣了!我的兒子沒氣了!」他哭喊著。卡莫毫無生氣的身體躺在他父親的膝蓋上，他的右手軟軟垂著，隨著他父親的哭泣來回抖動。「我的孩子!他沒氣了!安拉，幫幫他，讓他活過來!」

　　爸爸在他身邊跪下，伸手攬住他的肩膀。但卡莫的父親把他推開，衝向跟他堂兄站在旁邊的卡林。接著發生的事情太快、太短，甚至不能稱之為扭打。卡林吃驚地大叫，朝後退去。我看見一隻手揮舞，一隻腳踢出。過了一會兒，卡莫的父親手裡拿著卡林的手槍站著。

　　「別殺我!」卡林哭喊。

　　但我們所有人還來不及說什麼或者做什麼，卡莫的父親將槍口伸進自己的嘴裡。我永遠不會忘記那聲迴盪的槍響，不會忘記那一道閃光和濺出的血紅。

　　我又彎下腰，在路邊乾嘔。
作者: Sunflower    時間: 2014-11-21 23:44

第十一章

　　弗裡蒙特，加利福尼亞，1980年代

　　爸爸愛美國的理想。

　　正是在美國生活，讓他得了潰瘍。

　　我記得我們兩個走過幾條街道，在弗裡蒙特的伊麗莎白湖公園散步，看著男孩練習揮棒，女孩在遊戲場的鞦韆上咯咯嬌笑。爸爸會利用步行的機會，長篇大論對我灌輸他的政治觀點。「這個世界上只有三個真正的男人，阿米爾，」他說，他伸出手指數著，「美國這個魯莽的救世主，英國，還有以色列。剩下那些……」通常他會揮揮手，發出不屑的聲音，「他們都像是饒舌的老太婆。」

　　他關於以色列的說法惹惱了弗裡蒙特的阿富汗人，他們指責他親近猶太人，而這實際上就是反對伊斯蘭。爸爸跟他們聚會，喝茶，吃點心，用他的政治觀念將他們氣瘋。「他們所不明白的是，」後來他告訴我，「那跟宗教毫無關係。」在爸爸眼裡，以色列是「真正的男人」居住的島嶼，雖然處在阿拉伯海洋的包圍之下，可是阿拉伯人只顧著出賣石油賺錢，毫不關心自家人的事情。「以色列幹這個，以色列幹那個，」爸爸會模仿阿拉伯人的語氣說，「那做些事情啊!行動啊!你們這些阿拉伯人，那麼去幫巴勒斯坦啊!」

　　他討厭吉米·卡特，管他叫「大牙齒的蠢貨」。早在1980年，我們還在喀布爾，美國宣佈抵制在莫斯科舉辦的奧運會。「哇!哇!」爸爸充滿厭惡地說，「勃列日涅夫入侵阿富汗，那個捏軟柿子的傢伙居然只說我不去你家的泳池游泳。」爸爸認為卡特愚蠢的做法助長了勃列日涅夫的氣焰。「他不配掌管這個國家。這好像讓一個連自行車都不會騎的小孩去駕駛一輛嶄新的卡迪拉克。」美國，乃至世界需要的是一個強硬的漢子，一個會被看得起、會採取行動而非一籌莫展的人。羅納德·裡根就是這樣的硬漢。當裡根在電視現身，將俄國稱為「邪惡帝國」，爸爸跑出去，買回一張照片：總統微笑著豎起拇指。他把照片裱起來，掛在入門的牆上，將它釘在一張黑白的老照片右邊，在那張照片裡面，他繫著領帶，跟查希爾國王握手。我們在弗裡蒙特的鄰居多數是巴士司機、警察、加油站工人、靠救濟金生活的未婚媽媽，確切地說，全都是被裡根的經濟政策壓得喘不過氣來的藍領工人。爸爸是我們那棟樓惟一的共和黨員。

　　但交通的濃霧刺痛他的眼睛，汽車的聲響害他頭痛，還有，花粉也讓他咳嗽。水果永遠不夠甜，水永遠不夠乾淨，所有的樹林和原野到哪裡去了?開頭兩年，我試著讓爸爸參加英語培訓班的課程，提高他那口破英語，但他對此不屑一顧。「也許我會把『cat』拼出來，然後老師會獎給我一顆閃閃發光的星星，那麼我就可以跑回家，拿著它向你炫耀了。」他會這麼咕噥。

　　1983年春季的某個星期天，我走進一家出售平裝舊書的小店，旁邊是家印度電影院，往東是美國國家鐵路和弗裡蒙特大道交界的地方。我跟爸爸說等我五分鐘，他聳聳肩。他當時在弗裡蒙特某個加油站上班，那天休假。我看到他橫跨弗裡蒙特大道，走進一家雜貨便利店，店主是一對年老的越南夫妻，阮先生和他的太太。他們白髮蒼蒼，待人友善，太太得了帕金森症，先生則換過髖骨。「他現在看起來像《無敵金剛》了，」她總是這麼笑著對我說，張開沒有牙齒的嘴巴。「記得《無敵金剛》嗎，阿米爾?」接著阮先生會學著李·梅傑斯，怒眉倒豎，以緩慢的動作假裝正在跑步。

　　我正在翻閱一本破舊的麥克·漢默（MikeHammer，美國作家邁克·斯畢蘭（MikeSpillane1918∼）創作的系列恐怖小說主角。）懸疑小說，這當頭傳來一聲尖叫，還有玻璃碎裂的聲音。我放下書，匆匆穿過馬路。我發現阮先生夫婦在櫃檯後面，臉如死灰，緊貼牆壁，阮先生雙手抱著他的太太。地板上散落著橙子，翻倒的雜誌架，一個裝牛肉乾的破罐子，爸爸腳下還有玻璃的碎片。

　　原來爸爸買了橙子，身上卻沒有現金。他給阮先生開了支票，阮先生想看看他的身份證。「他想看我的證件，」爸爸用法爾西語咆哮，「快兩年了，我在這裡買這些該死的水果，把錢放進他的口袋，而這個狗雜碎居然要看我的證件!」

　　「爸爸，這又不是針對你。」我說，朝阮氏夫婦擠出微笑，「他們理應查看證件的。」

　　「我不歡迎你在這裡，」阮先生說，站在他妻子身前，他用枴杖指著爸爸，然後轉向我，「你是個很好的年輕人，但是你爸爸，他是個瘋子。這裡再也不歡迎他。」

　　「他以為我是小偷嗎?」爸爸抬高了聲音說，外面圍滿了旁觀的人，「這是個什麼國家?沒有人相信任何人!」

　　「我叫警察。」阮太太說，她探出臉來，「你走開，要不我喊警察。」

　　「求求你，阮太太，別叫警察。我把他帶回家，請別叫警察，好不好?求求你。」

　　「好的，你帶他回家，好主意。」阮先生說。他戴著金絲眼鏡，眼睛一直望著爸爸。我隔著門去拉爸爸，他出來的時候踢飛一本雜誌。我說服他別再走進去，然後轉身到店裡向阮氏夫婦道歉，告訴他們爸爸處境艱難。我把家裡的電話和地址給了阮太太，告訴她估計一下損失了多少東西。「算好之後請打電話給我，我會賠償一切的，阮太太，我很抱歉。」阮太太從我手裡接過紙片，點點頭。我看到她的手比平時抖得更厲害，那讓我很生爸爸的氣，他把一個老太太嚇成這樣。

　　「我爸爸仍在適應美國的生活。」我解釋著說。

　　我想告訴他們，在喀布爾，我們折斷樹枝，拿它當信用卡。哈桑和我會拿著那根木頭到麵包店去。店主用刀在木頭上刻痕，劃下一道，表示他從火焰升騰的烤爐取給我們一個囊餅。每到月底，爸爸按照樹枝上的刻痕付錢給他。就是這樣。沒有問題，不用身份證。

　　但我沒告訴他們。我謝謝阮先生沒叫警察，帶爸爸回家。我燉雞脖子飯的時候，他在陽台抽煙生悶氣。我們自白沙瓦踏上波音飛機，到如今已經一年半了，爸爸仍在適應期。

　　那晚我們默默吃飯。爸爸吃了兩口，把盤子推開。

　　我的眼光越過桌子，望著他，他的指甲開裂，被機油弄得髒兮兮的，他的手指刮傷了，衣服散發出加油站的味道——塵灰、汗水和汽油。爸爸像個再婚的鰥夫，可是總忍不住想起故去的妻子。他懷念賈拉拉巴特的甘蔗地，還有帕格曼的花園。他懷念那些在他屋裡進進出出的人們，懷念索爾市集擁擠的通道，他走在那裡，和他打招呼的人認得他，認得他的父親，認得他的祖父，那些跟他同一個祖宗的人們，他們的過去交織在一起。

　　對我來說，美國是個埋葬往事的地方。

　　對爸爸來說，這是個哀悼過去的地方。

　　「也許我們應該回到白沙瓦。」我說，盯著在玻璃杯裡面的水上浮動的冰塊。我們在那裡度過了半年的光陰，等待移民局核發籤證。我們那間滿是塵灰的房子散發出髒襪子和貓糞的氣味，但住在我們周圍的全是熟人——至少爸爸認得他們。他會邀請整條走廊的鄰居到家裡吃晚飯，他們中多數都是等待簽證的阿富汗人。當然，有人會帶來手鼓，也有人帶手風琴。茶泡好了，嗓子還可以的人會高歌一曲，直到太陽升起，直到蚊子不再嗡嗡叫，直到鼓掌的手都酸了。

　　「你在那邊更開心，爸爸，那兒更有家的感覺。」我說。

　　「白沙瓦對我來說是好地方，但對你來說不是。」

　　「你在這兒工作太辛苦了。」

　　「現在還好啦。」他說，他的意思是自升任加油站日班經理之後。但在天氣潮濕的日子，我總能見到他忍痛揉著手腕。也見過他在飯後，頭冒冷汗去拿止痛藥瓶子的模樣。「再說，我又不是為了自己才讓我們兩個來到這裡的，你知道嗎?」

　　我把手伸過桌子，握住他的手。我的是學生哥兒的手，乾淨柔軟；他的是勞動者的手，骯髒且長滿老繭。我想起在喀布爾時，他給我買的所有那些卡車、火車玩具，還有那些自行車。如今，美國是爸爸送給阿米爾的最後一件禮物。

　　我們到美國僅一個月之後，爸爸在華盛頓大道找到工作，在一個阿富汗熟人開的加油站當助理——他從我們到美國那天就開始找工作了。每週六天，每天輪班十二小時，爸爸給汽車加油、收銀、換油、擦洗擋風玻璃。有好幾次，我帶午飯給他吃，發現他正在貨架上找香煙，油污斑斑的櫃檯那端，有個顧客在等著，在明亮的螢光映襯下，爸爸的臉扭曲而蒼白。每次我走進去，門上的電鈴會「叮咚叮咚」響，爸爸會抬起頭，招招手，露出微笑，他的雙眼因為疲累而流淚。

　　被聘請那天，爸爸和我到聖荷塞（SanJose，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城市。）去找我們的移民資格審核官杜賓斯太太。她是個很胖的黑人婦女，眼睛明亮，笑起來露出兩個酒窩。有一回她跟我說她在教堂唱歌，我相信——她的聲音讓我想起熱牛奶和蜂蜜。爸爸將一疊食物券放在她的櫃檯上。「謝謝你，可是我不想要。」爸爸說，「我一直有工作。在阿富汗，我有工作；在美國，我有工作。非常感謝，杜賓斯太太，可是我不喜歡接受施捨。」

　　杜賓斯太太眨眨眼，把食物券撿起來，看看我，又看看爸爸，好像我們在開她玩笑，或者像哈桑經常說的「耍她一下」。「我幹這行十五年了，從來沒人這麼做過。」她說。就是這樣，爸爸結束了在收銀台用食物券支付的屈辱日子，也消除了他最擔心的事情之一：被阿富汗人看到他用救濟金買食物。爸爸走出福利辦公室時，好像大病初癒。1983年那個夏天，我20歲，高中畢業。那天在足球場上擲帽子的人中，要數我最老了。我記得球場上滿是藍色袍子，學生的家人、閃光的鏡頭，把爸爸淹沒了。我在二十碼線附近找到他，雙手插袋，相機在胸前晃蕩。我們之間隔著一群人，一會兒把他擋住，一會兒他又出現。穿藍色衣服的女生尖叫著，相互擁抱，哭泣；男生和他們的父親拍掌慶賀。爸爸的鬍子變灰了，鬢邊的頭髮也減少了，還有，難道他在喀布爾更高?他穿著那身棕色西裝——他只有這麼一套，穿著它參加阿富汗人的婚禮和葬禮——繫著那年他五十歲生日時我送的紅色領帶。接著他看到我，揮揮手，微笑。他示意我戴上方帽子，以學校的鐘樓為背景，替我拍了張照片。我朝他微笑著——在某種意義上，那日子與其說是我的，毋寧說是他的。他朝我走來，伸手攬住我的脖子，親吻了我的額頭。「我很驕傲，阿米爾。」他說。他說話的時候眼睛閃亮，那樣的眼光望著的是我，讓我很高興。

　　那晚，他帶我到海沃德（Hayward，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城市，近弗裡蒙特。）的阿富汗餐廳，點了太多的食物。他跟店主說，他的兒子秋天就要上大學了。畢業之前，我就上大學的事情跟他稍稍爭論過，告訴他我想工作，補貼家用，存些錢，也許次年才上大學。但他恨鐵不成鋼地盯了我一眼，我只好閉嘴。

　　晚飯後，爸爸帶我去飯店對面的酒吧。那地方光線陰暗，牆壁上散發著我素來不喜歡的啤酒酸味。男人們頭戴棒球帽，身穿無袖上衣，玩著撞球，綠色的桌子上煙霧升騰，裊裊繞著螢光燈。爸爸穿著棕色西裝，我穿著打褶長褲和運動外套，顯得格外引人注目。我們在吧檯找到位子，坐在一個老人身邊。老人頭上有個麥克羅啤酒的商標，發出藍光，將他那張滄桑的臉照得病懨懨的。爸爸點了根香煙，給我們要了啤酒。「今晚我太高興了!」他自顧自地向每個人宣佈，「今晚我帶我的兒子來喝酒。來，請給我的朋友來一杯。」他的手拍在那個老人背上。老頭抬抬帽子，露出微笑，他沒有上排的牙齒。

　　爸爸三口就喝完了他的啤酒，又要了一杯。我強迫自己，還沒喝完四分之一，他已經幹掉三杯了。他請那個老頭一杯蘇格蘭烈酒，還請那四個打撞球的傢伙一大罐百威。人們同他握手，用力拍他的後背。他們向他敬酒，有人給他點煙。爸爸鬆了鬆領帶，給那個老人一把二毛五分的硬幣，指指電唱機。「告訴他，來幾首他最拿手的。」他對我說。老人點點頭，向爸爸敬禮。不久就響起鄉村音樂，就像這樣，爸爸開始宴會了。

　　酒到酣處，爸爸站起來，舉起酒杯，將它摔在遍地鋸屑的地板，高聲喊叫。「操他媽的俄國佬!」酒吧裡爆發出一陣笑聲，大家高聲附和，爸爸又給每個人買啤酒。

　　我們離開的時候，大家都捨不得他走。喀布爾，白沙瓦，海沃德。爸爸還是爸爸，我想，微笑著。

　　我開著爸爸那輛土黃色的舊別克世紀轎車，駛回我們家。爸爸在路上睡著了，鼾聲如氣鑽。我在他身上聞到煙草的味道，還有酒精味，甜蜜而辛辣。但我在停車的時候，他醒過來，嘶啞的嗓音說:「繼續開，到街道那邊去。」

　　「幹嘛，爸爸?」

　　「只管開過去，」他讓我停在街道的南端。他把手伸進外衣的口袋，掏給我一串鑰匙，「那邊。」他指著停在我們前面的一輛轎車。那是一輛舊款的福特，又長又寬，車身很暗，在月光下我辨認不出是什麼顏色。「它得烤漆，我會讓加油站的夥計換上新的避震器，但它還能開。」

　　我看著鑰匙，驚呆了。我看看他，看看轎車。

　　「你上大學需要一輛車。」他說。

　　我捧起他的手，緊緊握住。淚水從我眼裡湧出來，我慶幸陰影籠罩了我們的面龐。「謝謝你，爸爸。」

　　我們下車，坐進福特車。那是一輛「大都靈」。「海軍藍。」爸爸說。我繞著街區開，試試剎車、收音機、轉向燈。我把它停在我們那棟樓的停車場，熄了引擎。「謝謝你，親愛的爸爸。」我說。我意猶未盡，想告訴他，他慈祥的行為讓我多麼感動，我多麼感激他過去和現在為我所做的一切。但我知道那會讓他不好意思,「謝謝。」我只是重複了一次。

　　他微微一笑，靠在頭枕上，他的前額幾乎碰到頂篷。我們什麼也沒說，靜靜坐在黑暗中，聽著引擎冷卻的「嘀嘀」聲，遠處傳來一陣警笛的鳴叫。然後爸爸將頭轉向我,「要是哈桑今天跟我們在一起就好了。」

　　聽到哈桑的名字，我的脖子好像被一對鐵手掐住了。我把車窗搖下，等待那雙鐵手鬆開。

　　畢業典禮隔日，我告訴爸爸，秋天我就要去專科學校註冊了。他正在喝冷卻的紅茶，嚼著豆蔻子，他自己用來治頭痛的偏方。

　　「我想我會主修英文。」我說，內心忐忑，等著他的回答。

　　「英文?」

　　「創作。」

　　他想了想，啜他的紅茶,「故事，你是說，你要寫故事?」我低頭看著自己的雙腳。

　　「寫故事能賺錢嗎?」

　　「如果你寫得好，」我說，「而且又被人發掘的話。」

　　「被人發掘?機會有多大?」

　　「有機會的。」我說。

　　他點點頭。「那你在寫得好和被人發掘之前準備幹什麼呢?你怎麼賺錢?要是結婚了，你怎麼撐起自己的家庭?」

　　我不敢看著他的眼睛,「我會……找份工作。」

　　「哦!」他說，「哇!哇!這麼說，如果我沒理解錯，你將會花好幾年，拿個學位，然後你會找一份像我這樣卑微的工作，一份你今天可以輕易找到的工作，就為渺茫的機會，等待你拿的學位也許某天會幫助你……被人發掘。」他深深呼吸，啜他的紅茶，咕噥地說著什麼醫學院、法學院，還有「真正的工作」。

　　我臉上發燒，一陣罪惡感湧上心頭。我很負疚，我的放縱是他的潰瘍、黑指甲和酸痛的手腕換來的。但我會堅持自己的立場，我決定了。我不想再為爸爸犧牲了。這是最後一次了，我咒罵自己。

　　爸爸歎氣，這一次，扔了一大把豆蔻子到嘴裡。

　　有時，我會開著我的福特，搖下車窗，一連開幾個鐘頭，從東灣到南灣，前往半島區（東灣（EastBay）、南灣（SouthBay）和半島區（Penisula）均為舊金山城區。），然後開回來。我會駛過弗裡蒙特附近那些縱橫交錯、棋盤似的街道，這裡的人們沒有和國王握過手，住在破舊的平房裡面，窗戶破損；這裡的舊車跟我的一樣，滴著油，停在柏油路上。我們附近那些院子都被鉛灰色的鐵絲柵欄圍起來，亂糟糟的草坪上到處扔著玩具、汽車內胎、標籤剝落的啤酒瓶子。我駛過散發著樹皮味道的林陰公園，駛過巨大的購物廣場，它們大得足可以同時舉辦五場馬上比武競賽。我開著這輛都靈，越過羅斯·阿托斯的山丘，滑行過一片住宅區，那兒的房子有景觀窗，銀色的獅子守護在鍛鐵大門之外，塑有天使雕像的噴泉在修葺完善的人行道排開，停車道上沒有福特都靈。這裡的房子使我爸爸在喀布爾的房子看起來像僕人住的

　　有時候，在星期六我會早起，朝南開上17號高速公路，沿著蜿蜒的山路前往聖克魯斯。我會在舊燈塔旁邊停車，等待太陽升起，坐在我的轎車裡面，看著霧氣在海面翻滾。在阿富汗，我只在電影裡面見過海洋。在黑暗中，挨哈桑坐著，我總是尋思，我在書上看到，說海水聞起來有鹽的味道，那是不是真的?我常常告訴哈桑，有朝一日，我們會沿著海藻叢生的海灘散步，讓我們的腳陷進沙裡，看著海水從我們的腳趾退去。第一次看到太平洋時，我差點哭起來。它那麼大，那麼藍，跟我孩提時在電影屏幕上看到的一模一樣。

　　有時候，夜幕初降，我會把車停好，爬上橫跨高速公路的天橋。我的臉壓著護欄，極目遠望，數著那緩緩移動的閃閃發亮的汽車尾燈，寶馬，紳寶，保時捷，那些我在喀布爾從來沒見過的汽車，在那兒，人們開著俄國產的伏爾加，破舊的歐寶，或者伊朗出產的培康。

　　我們來到美國幾乎快兩年了，我仍為這個國家遼闊的幅員驚歎不已。高速公路之外，還有高速公路，城市之外還有城市，山脈之外還有峰巒，峰巒之外還有山脈，而所有這些之外，還有更多的城市，更多的人群。

　　早在俄國佬的軍隊入侵阿富汗之前，早在鄉村被燒焚、學校被毀壞之前，早在地雷像死亡的種子那樣遍佈、兒童被草草掩埋之前，對我來說，喀布爾就已成了一座鬼魂之城，一座兔唇的鬼魂縈繞之城。

　　美國就不同了。美國是河流，奔騰前進，往事無人提起。我可以進這條大川，讓自己的罪惡沉在最深處，讓流水把我帶往遠方，帶往沒有鬼魂、沒有往事、沒有罪惡的遠方。

　　就算不為別的，單單為了這個，我也會擁抱美國。

接下來那個夏天，也就是1984年夏天——那年夏天我滿21歲——爸爸賣掉他的別克，花了550美元，買了一輛破舊的1971年出廠的大眾巴士，車主是阿富汗的老熟人了，先前在喀布爾教高中的科學課程。那天下午，巴士轟鳴著駛進街道，「突突」前往我們的停車場，鄰居都把頭轉過來。爸爸熄了火，讓巴士安靜地滑進我們的停車位。我們坐在座椅上，哈哈大笑，直到眼淚從臉頰掉下來，還有，更重要的是，直到我們確信沒有任何鄰居在觀望，這才走出來。那輛巴士是一堆廢鐵的屍體，黑色的垃圾袋填補破裂的車窗，光禿禿的輪胎，彈簧從座椅下面露出來。但那位老教師一再向爸爸保證，引擎和變速器都沒有問題，實際上，那個傢伙沒有說謊。

　　每逢星期六，天一亮爸爸就喊我起來。他穿衣的時候，我瀏覽本地報紙的分類廣告欄，圈出車庫賣場的廣告。我們設定線路——先到弗裡蒙特、尤寧城、紐瓦克和海沃德，接著是聖荷塞、米爾皮塔斯、桑尼維爾，如果時間許可，則再去坎貝爾。爸爸開著巴士，喝著保溫杯裡面的熱紅茶，我負責引路。我們停在車庫賣場，買下那些原主不再需要的二手貨。我們搜羅舊縫紉機，獨眼的芭比娃娃，木製的網球拍，缺弦的吉他，還有舊伊萊克斯吸塵器。下午過了一半，我們的大眾巴士後面就會塞滿這些舊貨。然後，星期天清早，我們開車到聖荷塞巴利雅沙跳蚤市場，租個檔位，加點微薄的利潤把這些垃圾賣出去：我們前一天花二毛五分買來的芝加哥唱片也許可以賣到每盤一元，或者五盤四元；一台花十元買來的破舊辛格牌縫紉機經過一番討價還價，也許可以賣出二十五元。

　　到得那個夏天，阿富汗人已經在聖荷塞跳蚤市場佔據了一整個區域。二手貨區域的通道上播放著阿富汗音樂。在跳蚤市場的阿富汗人中間，有一套心照不宣的行為規範：你要跟通道對面的傢伙打招呼，請他吃一塊土豆餅或一點什錦飯，你要跟他交談。要是他家死了父母，你就好言相勸；要是生了孩子你就道聲恭喜；當話題不可避免地轉到阿富汗人和俄國佬，你就悲傷地搖搖頭。但是你得避免說起星期六的事情，因為對面那人很可能就是昨天在高速公路出口被你超車擋住、以致錯過一樁好買賣的傢伙。

　　在那些通道裡，惟一比茶更流行的是阿富汗人的流言。跳蚤市場是這樣的地方，你可以喝綠茶，吃杏仁餅，聽人說誰家的女兒背棄婚約，跟美國男友私奔去了；誰在喀布爾用黑錢買了座房子，卻還領救濟金。茶，政治，醜聞，這些都是跳蚤市場的阿富汗星期天必備的成分。

　　有時我會看管攤位，爸爸則沿著過道閒逛。他雙手莊重地放在胸前，跟那些在喀布爾認識的熟人打招呼：機械師和裁縫兜售有擦痕的自行車頭盔和舊羊毛衫，過道兩邊是原來的外交官、找不到工作的外科醫生和大學教授。

　　1984年7月某個星期天清早，爸爸在清理攤位，我到販賣處買了兩杯咖啡，回來的時候，發現爸爸在跟一位上了年紀、相貌出眾的先生說話。我把杯子放在巴士後面的保險槓上，緊鄰里根和布什競選1984年總統的宣傳畫。

　　「阿米爾，」爸爸說，示意我過去:「這是將軍大人，伊克伯·塔赫裡先生，原來住在喀布爾，得過軍功勳章，在國防部上班。」

　　塔赫裡。這個名字怎麼如此熟悉?

　　將軍哈哈乾笑，通常在宴會上，每當重要人物說了不好笑的笑話，人們就會聽到這樣的笑聲。他一頭銀髮整齊地梳向後面，露出平滑的黃銅色前額，濃密的眉毛中有撮撮白色。他身上聞起來有古龍水的香味，穿著鐵灰色的三排扣套裝，因為洗熨了太多次而泛著亮光，背心上面露出一根懷表的金鏈子。

　　「這樣的介紹可不敢當。」他說，他的聲音低沉而有教養。「你好，我的孩子。」

　　「你好，將軍大人。」我說，跟他握手。他的手貌似瘦弱，但握得很有力，好像那油亮的皮膚下面藏著鋼條。

　　「阿米爾將會成為一個了不起的作家。」爸爸說。我愣了一下才反應過來。「他剛念完大學一年級，考試門門都得優。」

　　「是專科學校。」我糾正他。

　　「安拉保佑。」塔赫裡將軍說，「你會寫我們國家的故事嗎，也許可以寫寫歷史?經濟?」

　　「我寫小說。」我說著想起了自己寫在拉辛汗送的皮面筆記本裡面那十來個故事，奇怪自己為什麼在這個人面前突然有些不自在。

　　「啊，講故事的。」將軍說，「很好，人們在如今這樣的艱苦歲月需要故事來分散注意力。」他把手伸在爸爸的肩膀上，轉向我。「說到故事，有一年夏天，你爸爸跟我到賈拉拉巴特去獵野雞，」他說，「那次真叫人稱奇。如果我沒記錯，你爸爸打獵跟他做生意一樣，都是一把好手。」

　　爸爸正在用鞋尖踢著擺在我們的帆布上一把木製網球拍。「有些生意而已。」

　　塔赫裡將軍露出一絲禮貌而哀傷的微笑，歎了口氣，輕輕拍拍爸爸的肩膀。「生活總會繼續。」他把眼光投向我，「我們阿富汗人總是喜歡誇大其詞，孩子，我聽過無數人愚蠢地使用『了不起』這個詞。但是，你的爸爸屬於少數幾個配得上這個形容詞的人。」這番短短的話在我聽來，跟他的衣服如出一轍：用的場合太多了，閃亮得有些造作。

　　「你在奉承我。」爸爸說。

　　「我沒有。」將軍說，他側過頭，把手放在胸前表示尊敬，「男孩和女孩得知道他們父親的優點。」他轉向我，「你崇敬你的爸爸嗎，我的孩子?你真的崇敬他嗎?」

　　「當然，將軍大人，我崇敬他。」我說，要是他別叫我「我的孩子」就好了。

　　「那麼，恭喜你，你已經快要長成一位男子漢了。」他說，口氣沒有半點幽默，沒有諷刺，只有不卑不亢的恭維。

　　「親愛的爸爸，你忘了你的茶。」一個年輕女子的聲音。她站在我們後面，是個身材苗條的美人，天鵝絨般的黑髮，手裡拿著一個打開的保溫杯和一個塑料杯。我眨眨眼，心跳加快。她的眉毛又黑又濃，中間連在一起，宛如飛翔的鳥兒張開的雙翅，筆挺的鼻子很優雅，活像古代波斯公主——也許像拓敏妮,《沙納瑪》書中羅斯坦的妻子，索拉博的媽媽。她那長長睫毛下面胡桃色的眼睛跟我對望了一會兒，移開了視線。

　　「你真乖，我親愛的。」塔赫裡將軍說，從她手裡接過杯子。在她轉身離去之前，我見到她光滑的皮膚上有個鐮狀的棕色胎記，就在左邊下巴上。她走過兩條通道，把保溫杯放在一輛貨車裡面。她跪在裝著唱片和平裝書的盒子中間，秀髮傾瀉在一旁。

　　「我的女兒，親愛的索拉雅。」塔赫裡將軍說。他深深吸了一口氣，看來想換個話題了，他掏出金懷表，看了看時間。「好啦，到時間了，我得去整理整理。」他和爸爸相互親吻臉頰，用雙手跟我握別。「祝你寫作順利。」他盯著我的眼睛說，淺藍色的雙眼沒有透露出半點他心裡的想法。

　　在那天剩下的時間裡，我總忍不住望向那輛灰色的貨車。

　　在我們回家的路上，我想起來了。塔赫裡，我知道我以前聽過這個名字。

　　「是不是有過關於塔赫裡將軍女兒的流言蜚語啊?」我假裝漫不經心地問爸爸。

　　「你知道我的，」爸爸說，他開著巴士，在跳蚤市場出口長長的車隊中緩慢前進。「每當人們說三道四我都會走開。」

　　「可是有過，是嗎?」我說。

　　「你為什麼要問呢?」他猶疑地看著我。

　　我聳聳肩，擠出微笑:「好奇而已，爸爸。」

　　「真的嗎?真是這樣嗎?」他說，眼光露出一絲狡獪，看著我的眼睛，「你該不是對她有意思了吧?」

　　我把眼光移開，「拜託，老爸。」

　　他微微一笑，驅車離開跳蚤市場。我們朝680公路前進。有那麼一會兒，我們並沒有說話。「我所聽到的是她有過一個男人，而且事情……不是太好。」他神情嚴肅地說，好像跟我說她得了乳癌一樣。

　　「哦。」

　　「我聽說她是個淑女，工作賣力，待人也不錯。但自那以後，再也沒有媒人敲響將軍的家門。」爸爸歎氣，「這也許不公平，但幾天內發生的事情，有時甚至是一天內發生的事情，也足以改變一生，阿米爾。」

　　那晚我輾轉反側，老想著索拉雅·塔赫裡的鐮狀胎記，想著她那優雅的筆挺鼻子，想著她明亮的眼睛跟我對望的情景。我的思緒在她身上遲疑不肯離去。索拉雅·塔赫裡，我的交易會公主。
作者: Sunflower    時間: 2014-11-21 23:52

第十二章

　　在阿富汗，雅爾達是回歷中嘉帝月的第一夜，也是冬天的第一夜，一年之中最長的夜晚。按照風俗，哈桑和我會熬到深夜，我們把腳藏在火爐桌下面，阿里將蘋果皮丟進爐子，給我們講蘇丹和小偷的古老傳說，度過漫漫長夜。正是從阿里口中，我得知了雅爾達的故事，知道了飛蛾撲火是因為著魔，還知道狼群爬山是要尋找太陽。阿里發誓說，要是在雅爾達那夜吃到西瓜，翌年夏天就不會口渴。

　　稍大一些之後，我從詩書中讀到，雅爾達是星光黯淡的夜晚，戀人徹夜難眠，忍受著無邊黑暗，等待太陽升起，帶來他們的愛人。遇到索拉雅之後那個星期，對我來說，每個夜晚都是雅爾達。等到星期天早晨來臨，我從床上起來，索拉雅·塔赫裡的臉龐和那雙棕色的明眸已然在我腦裡。坐在爸爸的巴士裡面，我暗暗數著路程，直到看見她赤足坐著，擺弄那些裝著發黃的百科全書的紙箱，她的腳踝在柏油路的映襯下分外白皙，柔美的手腕上有銀環叮噹作響。一頭秀髮從她背後甩過，像天鵝絨幕布那樣垂下來，我望著她的頭髮投射在地上的影子怔怔出神。索拉雅，我的交易會公主，我的雅爾達的朝陽。

　　我製造各種各樣的借口——爸爸顯然知道，但只露出戲謔的微笑——沿著那條過道走下去，經過塔赫裡的攤位。我會朝將軍招招手，而他，永遠穿著那身熨得發亮的灰色套裝，會揮手應答。有時他從那張導演椅站起來，我們會稍作交談，提及我的寫作、戰爭、當天的交易。而我不得不管住自己的眼睛別偷看，別總是瞟向坐在那裡讀一本平裝書的索拉雅。將軍和我會彼此告別，而我走開的時候，得強打精神，掩飾自己心中的失望。

　　有時將軍到其他過道去跟人攀交情，留她一人看守攤位，我會走過去，假裝不認識她，可是心裡想認識她想得要死。有時陪著她的還有個矮胖的中年婦女，染紅髮，膚色蒼白。我暗下決心，在夏天結束之前一定要跟她搭訕，但學校開學了，葉子變紅、變黃、掉落，冬天的雨水紛紛灑灑，折磨爸爸的手腕，樹枝上吐出新芽，而我依然沒有勇氣、沒有膽量，甚至不敢直望她的眼睛。

　　春季學期在1985年5月底結束。我所有的課程都得了優，這可是個小小的神跡，因為我人在課堂，心裡卻總是想著索拉雅柔美而筆挺的鼻子。

　　然後，某個悶熱的夏季星期天，爸爸跟我在跳蚤市場，坐在我們的攤位，用報紙往臉上扇風。儘管陽光像烙鐵那樣火辣辣，那天市場人滿為患，銷售相當可觀——才到12點半，我們已經賺了160美元。我站起來，伸伸懶腰，問爸爸要不要來杯可口可樂。他說來一杯。

　　「當心點，阿米爾。」我舉步離開時他說。

　　「當心什麼，爸爸?」

　　「我不是蠢貨，少跟我裝蒜。」

　　「我不知道你在說什麼啊。」

　　「你要記住，」爸爸指著我說，「那傢伙是個純正的普什圖人，他有名譽和尊嚴。」這是普什圖人的信條，尤其是關係到妻子或者女兒的貞節時。

　　「我不過是去給我們買飲料。」

　　「別讓我難看，我就這點要求。」

　　「我不會的，天啦，爸爸。」

　　爸爸點了根煙，繼續扇著風。

　　起初我朝販賣處走去，然後在賣襯衫的攤位左轉。在那兒，你只消花5塊錢，便可以在白色的尼龍襯衫上印上耶穌、貓王或者吉姆·莫裡森的頭像，或者三個一起印。馬裡亞奇?1?Mariachi，墨西哥傳統音樂樂團，主要使用樂器有小號、曼陀鈴、吉他、豎琴以及小提琴等，所演唱歌曲風格通常較為熱烈。?1?的音樂在頭頂迴響，我聞到醃黃瓜和烤肉的味道。

　　我看見塔赫裡灰色的貨車，和我們的車隔著兩排，緊挨著一個賣芒果串的小攤。她單身一人，在看書，今天穿著長及腳踝的白色夏裝，涼鞋露出腳趾，頭髮朝後扎，梳成鬱金香形狀的髮髻。我打算跟以前一樣只是走過，我以為可以做到，可是突然之間，我發現自己站在塔赫裡的白色桌布邊上，越過燙髮用的鐵髮夾和舊領帶，盯著索拉雅。她抬頭。

　　「你好，」我說，「打擾了，對不起。我不是故意打擾你的。」

　　「你好。」

　　「將軍大人今天不在嗎?」我說。我的耳朵發燒，無法正視她的明眸。

　　「他去那邊了。」她說，指著右邊，綠色鑲銀的手鐲從她的胳膊肘上滑落。

　　「你可不可以跟他說，我路過這裡，問候他一下。」我說。

　　「可以。」

　　「謝謝你。」我說，「哦，我的名字叫阿米爾。這次你需要知道，才好跟他說。說我路過這裡，向他……問好。」

　　「好的。」

　　我挪了挪腳，清清喉嚨，「我要走了，很抱歉打擾到你。」

　　「沒有，你沒有。」她說。

　　「哦，那就好。」我點點頭，給她一個勉強的微笑。「我要走了。」好像我已經說過了吧?「再見。」

　　「再見。」

　　我舉步離開。停下，轉身。趁著勇氣還沒有消失，我趕忙說:「我可以知道你在看什麼書嗎?」

　　她眨眨眼。

　　我屏住呼吸。剎那間，我覺得跳蚤市場裡面所有的眼睛都朝我們看來。我猜想四周似乎突然寂靜下來，話說到一半戛然而止。人們轉過頭，饒有興致地瞇起眼睛。

　　這是怎麼回事?

　　直到那時，我們的邂逅可以解釋成禮節性的問候，一個男人問起另外一個男人。但我問了她問題，如果她回答，我們將會……這麼說吧，我們將會聊天。我，一個單身的青年男子，而她是個未婚的少女。她有過一段歷史，這就夠了。我們正徘徊在風言風語的危險邊緣，毒舌會說長道短，而承受流言毒害的將會是她，不是我——我十分清楚阿富汗人的雙重標準，身為男性，我佔盡便宜。不是「你沒見到他找她聊天嗎?」而是「哇，你沒看到她捨不得他離開嗎?多麼不知道廉恥啊!」

　　按照阿富汗人的標準，我的問題很唐突。問出這句話，意味著我無所遮掩，對她的興趣再也毋庸置疑。但我是個男人，我所冒的風險，頂多是尊嚴受傷罷了，受傷了會痊癒，可是名譽毀了不再有清白。她會接受我的挑戰嗎?

　　她翻過書，讓封面對著我。《呼嘯山莊》。「你看過嗎?」她說。

　　我點點頭。我感到自己的心怦怦跳。「那是個悲傷的故事。」

　　「好書總是跟悲傷的故事有關。」她說。

　　「確實這樣。」

　　「聽說你寫作?」

　　她怎麼知道?我尋思是不是她父親說的，也許她曾問過他。我立即打消了這兩個荒謬的念頭。父親跟兒子可以隨心所欲地談論婦女。但不會有阿富汗女子——至少是有教養的阿富汗淑女——向她父親問起青年男子。而且，沒有父親，特別是一個有名譽和尊嚴的普什圖男人，會跟自己的女兒談論未婚少男，除非這個傢伙是求愛者，已經做足體面的禮節，請他父親前來提親。

    難以置信的是，我聽見自己說:「你願意看看我寫的故事嗎?」

　　「我願意。」她說。現在我從她的神情感覺她有些不安，她的眼睛開始東瞟西看，也許是看看將軍來了沒有。我懷疑，要是讓他看到我跟她女兒交談了這麼久，他會有什麼反應呢?

　　「也許改天我會帶給你，」我說。我還想說些什麼，那個我曾見到跟索拉雅在一起的女人走進過道。她提著塑料袋，裡面裝滿水果。她看到我們，滴溜溜的眼珠看著我和索拉雅，微笑起來。

　　「親愛的阿米爾，見到你真高興。」她說，把袋子放在桌布上。她的額頭泛出絲絲汗珠，一頭紅髮看上去像頭盔，在陽光下閃閃發亮——在她頭髮稀疏的地方露出點點頭皮。她有雙綠色的小眼睛，埋藏在那圓得像捲心菜的臉蛋上，牙齒鑲金，短短的手指活像香腸。她胸前掛著一尊金色的安拉，鏈子在她皮膚的褶皺和脖子的肥肉間忽隱忽現。「我叫雅米拉，親愛的索拉雅的媽媽。」

　　「你好，親愛的阿姨。」我說，有些尷尬，我經常身處阿富汗人之間，他們認得我是什麼人，我卻不知道對方姓甚名誰。

　　「你爸爸還好嗎?」她說。

　　「他很好，謝謝。」

　　「你認識你的爺爺伽茲老爺嗎?他是個法官。喏，他的叔叔跟我爺爺是表親。」她說，「所以你看，我們還是親戚呢。」她微笑著露出一口金牙，我注意到她右邊的嘴角有點下垂。她的眼睛又在我和索拉雅之間轉起來。

　　有一次，我問爸爸，為什麼塔赫裡將軍的女兒還沒有嫁出去。「沒有追求者，」爸爸說，「沒有門當戶對的追求者。」他補充說。但他再也不說了——爸爸知道這種致命的閒言碎語會給少女未來的婚姻造成什麼樣的影響。阿富汗男人，尤其是出身名門望族的那些人，都是見風使舵的傢伙。這兒幾句閒話，那兒數聲詆毀，他們就會像驚鳥般落荒而逃。所以不斷有婚禮舉行，可是沒人給索拉雅唱「慢慢走」，沒有人在她手掌塗指甲花，沒有人把《可蘭經》擺放在她頭巾上，每個婚禮上，陪著她跳舞的，總是塔赫裡將軍。

　　而如今，這個婦女，這個母親，帶著令人心碎的渴望，討好微笑，對眼中的希望不加掩飾。我對自己所處的有利地位感到畏怯，而這全都因為，我贏得了那場決定我性別的基因博彩。

　　我從來沒能看穿將軍的雙眸，但我從他妻子眼裡懂得的可就多了：如果我在這件事情上——不管這件事情是什麼——會遇到對手，那絕對不是她。

　　「請坐，親愛的阿米爾。」她說，「索拉雅，給他一張椅子，我的孩子。洗幾個桃子，它們又甜又多汁。」

　　「不用了，謝謝。」我說，「我得回去了，爸爸在等我。」

　　「哦?」塔赫裡太太說，顯然，她被我禮貌地婉拒她的得體舉止打動了。「那麼，給你，至少帶上這個。」她抓起一把獼猴桃，還有幾個桃子，放進紙袋，堅持要我收下。「替我問候你爸爸，常來看看我們。」

　　「我會的，謝謝你，親愛的阿姨。」我說，我用眼角的餘光看到索拉雅正望著別處。

　　「我還以為你去買可樂了呢。」爸爸說，從我手裡接過那袋桃子。他看著我，神情既嚴肅，又戲謔。我開始找說詞，但他咬了一口桃子，揮揮手:「別費勁了，阿米爾。只要記得我說的就行。」

　　那天夜晚，躺在床上，我想著閃爍的陽光在索拉雅眼裡舞動的樣子，想著她鎖骨上方那美麗的凹陷。我在腦裡一遍又一遍回放著我們的對話。她說的是「我聽說你是個作家」還是「我聽說你寫作」?是哪句呢?我捂緊被子，盯著天花板，痛苦地想起，要度過連續六個漫漫的雅爾達之夜，我才能再次見到她。

　　好幾個星期都是如此這般。我等到將軍散步離開，然後走過塔赫裡的貨攤。如果塔赫裡太太在，她會請我喝茶、吃餅乾，我們會談起舊時在喀布爾的光景，那些我們認識的人，還有她的關節炎。她顯然注意到我總是在她丈夫離開的時候出現，但她從不揭穿。「哦，你家叔叔剛剛才走開。」她會說。我真的喜歡塔赫裡太太在那兒，並且不僅是由於她和善的態度，還因為有她母親在場，索拉雅會變得更放鬆、更健談。何況她在也讓我們之間的交往顯得正常——雖然不能跟塔赫裡將軍在場相提並論。有了塔赫裡太太的監護，我們的約會就算不能杜絕風言風語，至少也可以少招惹一些。不過她對我套近乎的態度明顯讓索拉雅覺得尷尬。

　　某天，索拉雅跟我單獨在他們的貨攤上交談。她正告訴我學校裡的事情，她如何努力學習她的通選課程，她在弗裡蒙特的「奧龍專科學校」就讀。

　　「你打算主修什麼呢?」

　　「我想當老師。」她說。

　　「真的嗎?為什麼?」

　　「這是我一直夢想的。我們在弗吉尼亞生活的時候，我獲得了英語培訓證書，現在我每週有一個晚上到公共圖書館教書。我媽媽過去也是教師，她在喀布爾的高級中學教女生法爾西語和歷史。」

　　一個大腹便便的男人頭戴獵帽，出價3塊錢，想買一組5塊錢的燭架，索拉雅賣給他。她把錢丟進腳下那個小小的糖果罐，羞澀地望著我。「我想給您講個故事，」她說，「可是我有點難為情。」

　　「講來聽聽。」

　　「它有點傻。」

　　「告訴我吧。」

　　她笑起來,「好吧，在喀布爾，我四年級的時候，我爸爸請了個打理家務的傭人，叫茲芭。她有個姐妹在伊朗的馬夏德。因為茲芭不識字，每隔不久，她就會求我給她姐妹寫信。每當她姐妹回信，我會念給茲芭聽。有一天，我問她想不想讀書識字。她給我一個大大的微笑，雙眼放光，說她很想很想。所以，我完成自己的作業之後，我們就坐在廚房的桌子上，我教她認字母。我記得有時候，我作業做到一半，抬起頭，發現茲芭在廚房裡，攪攪高壓鍋裡面的牛肉，然後坐下，用鉛筆做我前一天夜裡給她佈置的字母表作業。」

　　「不管怎樣，不到一年，茲芭能讀兒童書了。我們坐在院子裡，她給我念達拉和沙拉的故事——念得很慢，不過全對。她開始管我叫『索拉雅老師』。」她又笑起來，「我知道這聽起來很孩子氣，但當茲芭第一次自己寫信，我就知道自己除了教書，別的什麼都不想做。我為她驕傲，覺得自己做了些真正有價值的事情。您說呢?」

　　「是的。」我說謊。我想起自己如何愚弄不識字的哈桑，如何用他不懂的晦澀字眼取笑他。

　　「我爸爸希望我去念法學院，我媽媽總是暗示我選擇醫學院。但我想要成為教師。雖然在這裡收入不高，但那是我想要的。」

　　「我媽媽也是教師。」我說。

　　「我知道，」她說，「我媽媽跟我說過。」接著因為這句話，她臉上泛起紅暈。她的答案暗示著，我不在的時候，她們曾經「談起阿米爾」。我費了好大勁才忍住讓自己不發笑。

　　「我給你帶了些東西，」我從後褲兜掏出一卷訂好的紙張，「實現諾言。」我遞給她一篇自己寫的小故事。

　　「哦，你還記得。」她說，笑逐顏開,「謝謝你!」我沒有時間體會她第一次用「你」而非用較正式的「您」稱呼我到底意味著什麼，因為突然間她的笑容消失了，臉上的紅暈褪去，眼睛盯著我身後。我轉過身，跟塔赫裡將軍面對面站著。

　　「親愛的阿米爾，抱負遠大的說故事的人，很高興見到你。」他說，掛著淡淡的微笑。

　　「你好，將軍大人。」我囁嚅著說。

　　他從我身旁走過，邁向貨攤。「今天天氣很好，是嗎?」他說，拇指搭在他那間背心的上袋，另一隻手伸向索拉雅。她把紙卷給了他。

　　「他們說整個星期都會下雨呢。很難相信吧，是嗎?」他把那卷紙張丟進垃圾桶。轉向我，輕輕地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我們並排走了幾步。

　　「你知道，我的孩子，我相當喜歡你。你是個有教養的孩子，我真的這麼認為，但是……」他歎了口氣，揮揮手，「……即使有教養的男孩有時也需要提醒。所以，我有責任提醒你，你是在跳蚤市場的眾目睽睽之下做事情。」他停住，他那不露喜怒的眸子直盯著我雙眼，「你知道，這裡每個人都會講故事。」他微笑，露出一口整整齊齊的牙齒,「替我向你爸爸問好，親愛的阿米爾。」

　　他把手放下，又露出微笑。

　　「怎麼回事?」爸爸說，接過一個老婦人買木馬的錢。

　　「沒事。」我說。我坐在一台舊電視機上。不過還是告訴他了。

　　「唉，阿米爾。」他歎氣。

　　結果，剛才發生的事情沒有讓我煩惱太久。

　　因為那個星期稍晚一些時候，爸爸感冒了。

　　開始只是有點咳嗽和流鼻涕。他的流鼻涕痊癒了，可是咳嗽還是沒好。他會咳在手帕上，把它藏在口袋裡。我不停地求他去檢查，但他會揮手叫我走開。他討厭大夫和醫院。就我所知，爸爸惟一去醫院那次，是在印度染上瘧疾。

　　然後，過了兩個星期，我撞見他正把一口帶血絲的痰咳到馬桶裡面去。

　　「你這樣多久了?」我說。

　　「晚飯吃什麼?」他說。

　　「我要帶你去看大夫。」

　　雖說爸爸已經是加油站的經理，那老闆沒有給他提供醫療保險，而爸爸滿不在乎，沒有堅持。於是我帶他去聖荷塞的縣立醫院。有個面帶菜色、雙眼浮腫的大夫接待了我們，自我介紹說是第二年的駐院醫師。「他看起來比你還年輕，但比我病得還重。」爸爸咕噥說。那駐院醫師讓我們下樓去做胸部X光掃瞄。護士喊我們進去的時候，醫師正在填一張表。

　　「把這張表帶到前台。」他說，匆匆寫著。

　　「那是什麼?」我問。

　　「轉診介紹。」他寫啊寫。

　　「幹嘛用?」

　　「給肺科。」

　　「那是什麼?」

　　他瞥了我一眼，推了推眼鏡，又開始寫起來。「他肺部的右邊有個黑點，我想讓他們複查一下。」

　　「黑點?」我說，房間突然之間變得太小了。

　　「癌症嗎?」爸爸若無其事地加上一句。

　　「也許是，總之很可疑。」醫生咕噥道。

　　「你可以多告訴我們一些嗎?」我問。

　　「沒辦法，需要先去做CAT掃瞄，然後去看肺科醫生。」他把轉診單遞給我。「你說過你爸爸吸煙，對吧?」

　　「是的。」

　　他點點頭，眼光又看看我，看看爸爸，又收回來。「兩個星期之內，他們會給你打電話。」

　　我想質問他，帶著「可疑」這個詞，我怎麼撐過這兩個星期?我怎麼能夠吃飯、工作、學習?他怎麼可以用這個詞打發我回家?

　　我接過那張表格，交了上去。那晚，我等到爸爸入睡，然後疊起一條毛毯，把它當成禱告用的褥子。我把頭磕在地面，暗暗念誦那些記不太清楚的《可蘭經》——在喀布爾的時候毛拉要求我們背誦的經文——求求真主大發善心，雖則我不知道他是否存在。那時我很羨慕那個毛拉，羨慕他的信仰和堅定。

　　兩個星期過去了，我們沒有接到電話。我打電話過去，他們告訴我說找不到那張轉診單，問我究竟有沒有把它交上去。他們說再過三個星期，會打電話來。我勃然作色，經過一番交涉，把三個星期改為一個星期內做CAT，兩個星期內看醫生。

　　接診的肺科醫師叫施內德，開頭一切都好，直到爸爸問他從哪裡來，他說俄國。爸爸當場翻臉。

　　「對不起，大夫。」我說，將爸爸拉到一旁。施內德大夫微笑著站起來，手裡還拿著聽診器。

「爸爸，我在候診室看過施內德大夫的簡歷。他的出生地是密歇根，密歇根!他是美國人，遠比你和我更美國。」

　　「我不在乎他在哪兒出生，他是俄國佬。」爸爸說，做出扭曲的表情，彷彿那是個骯髒的字眼。「他的父母是俄國佬，他的祖父母是俄國佬。我當著你媽媽的面發誓，要是他膽敢再碰我一下，我就扭斷他的手。」

　　「施內德大夫的父母從俄國逃亡出來，你懂嗎?他們逃亡!」

　　但爸爸一點都沒聽進去。有時我認為，爸爸惟一像愛他妻子那樣深愛著的，是阿富汗，他的故國。我差點兒抓狂大叫，但我只是歎口氣，轉向施內德醫師。「對不起，大夫，沒有辦法。」

　　第二個肺科醫師叫阿曼尼，是伊朗人，爸爸同意了。阿曼尼大夫聲音輕柔，留著彎曲的小鬍子，一頭銀髮。他告訴我們，他已經看過CAT掃瞄的結果，接下來他要做的，是進行一項叫支氣管鏡檢查的程序，取下一片肺塊做病理學分析。他安排下個星期進行。我攙扶爸爸走出診室，向大夫道謝，心裡想著如今我得帶著「肺塊」這個詞過一整個星期了，這個字眼甚至比「可疑」更不吉利。我希望索拉雅能在這兒陪著我。

　　就像魔鬼一樣，癌症有各種不同的名字。爸爸患的叫「燕麥細胞惡性腫瘤」。已經擴散。沒法開刀。爸爸問起病況，阿曼尼大夫咬咬嘴唇，用了「嚴重」這個詞。「當然，可以做化療。」他說，「但那只是治標不治本。」

　　「那是什麼意思?」爸爸問。

　　阿曼尼歎氣說:「那就是說，它無法改變結果，只能延遲它的到來。」

　　「這個答案清楚多了，阿曼尼大夫，謝謝你。」爸爸說，「但請不要在我身上做化療。」他露出如釋重負的神情，一如那天在杜賓斯太太的櫃檯上放下那疊食物券。

　　「可是，爸爸……」

　　「別在公眾場合跟我頂嘴，阿米爾，永遠不要。你以為你是誰?」

　　塔赫裡將軍在跳蚤市場提到的雨水姍姍來遲了幾個星期，但當我們走出阿曼尼大夫的診室，過往的車輛令地面上的積水濺上人行道。爸爸點了根煙。我們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車裡抽煙。

　　就在他把鑰匙伸進樓下大門的鎖眼時，我說:「我希望你能考慮一下化療，爸爸。」

　　爸爸將鑰匙放進口袋，把我從雨中拉進大樓破舊的雨棚之下，用拿著香煙的手戳戳我的胸膛:「住口!我已經決定了。」

　　「那我呢，爸爸?我該怎麼辦?」我說，淚如泉湧。

　　一抹厭惡的神色掠過他那張被雨水打濕的臉。在我小時候，每逢我摔倒，擦破膝蓋，放聲大哭，他也會給我這種臉色。當時是因為哭泣讓他厭惡，現在也是因為哭泣惹他不快。「你二十二歲了，阿米爾!一個成年人!你……」他張開嘴巴，閉上，再次張開，重新思索。在我們頭頂，雨水敲打著帆布雨棚。「你會碰到什麼事情，你說?這些年來，我一直試圖教你的，就是讓你永遠別問這個問題。」

　　他打開門，轉身對著我。「還有，別讓人知道這件事情，聽到沒有?別讓人知道。我不需要任何人的憐憫。」然後他消失在昏暗的大廳裡。那天剩下的時間裡，他坐在電視機前，一根接一根抽煙。我不知道他藐視的是什麼，或者是誰。我?阿曼尼大夫?或者也許是他從來都不相信的真主?

　　有那麼一陣，即使是癌症也沒能阻止爸爸到跳蚤市場去。我們星期六仍搜羅各處車庫賣場，爸爸當司機，我指路，並且在星期天擺攤。銅燈。棒球手套。壞了拉鏈的滑雪夾克。爸爸跟在那個古老的國家就認識的人互致問候，我和顧客為一兩塊錢討價還價。彷彿一切如常。彷彿我成為孤兒的日子並沒有隨著每次收攤漸漸逼近。

　　塔赫裡將軍和他的太太有時會逛到我們這邊來。將軍仍是一派外交官風範，臉帶微笑跟我打招呼，用雙手跟我握手。但是塔赫裡太太的舉止顯得有些冷漠，但她會趁將軍不留神，偷偷低頭朝我微笑，投來一絲歉意的眼光。

　　我記得那段歲月出現了很多「第一次」：我第一次聽到爸爸在浴室裡呻吟。第一次發現他的枕頭上有血。執掌加油站三年以來，爸爸從未請過病假。又是一個第一次。

　　等到那年萬聖節，星期六的下午剛過一半，爸爸就顯得疲累不堪，我下車去收購那些廢品時，他留在車上等待。到了感恩節，還沒到中午他就吃不消了。待得雪橇在屋前草坪上出現，假雪灑在花旗松的枝椏上，爸爸呆在家裡，而我獨自開著那輛大眾巴士，穿梭在半島地區。

　　在跳蚤市場，阿富汗人偶爾會對爸爸的消瘦議論紛紛。起初，他們阿諛奉承，問及爸爸飲食有何秘方。可是詢問和奉承停止了，爸爸的體重卻繼續下降。磅數不斷減少，再減少。他臉頰深陷，太陽穴松塌，眼睛深深凹進眼眶。

　　接著，新年之後不久，在一個寒冷的星期天早晨，爸爸在賣燈罩給一個壯碩的菲律賓人，我在大眾巴士裡面東翻西找，尋找一條毛毯蓋住他的腿。

　　「喂，小子，這個傢伙需要幫忙!」菲律賓人焦急地喊道。我轉過身，發現爸爸倒在地上，四肢抽搐。

　　「救命!」我大喊，「來人啊!」我奔向爸爸。他口吐白沫，流出的泡泡浸濕了鬍子。他眼珠上翻，只見一片白。

　　大家都朝我們湧過來。我聽見有人說發作了，另外有人說「快打911!」，我聽見一陣跑步聲。人群圍過來，天空變得陰暗。

　　爸爸的泡沫變紅了，他在咬自己的舌頭。我跪在他身旁，抓住他的手臂，說我在這裡爸爸，我在這裡，你會好的，我就在這裡。好像如此這般，我就能減緩他的病痛，讓它們不再煩我爸爸。我感到膝蓋一片潮濕。爸爸小便失禁了。噓，親愛的爸爸，我在這裡。你的兒子就在這裡。

　　那個白鬍子的大夫頭頂油光可鑒，把我拉出病房。「我想跟你一起看看你爸爸的CAT掃瞄。」他說。他把菲林放在走廊的燈箱上，用鉛筆帶橡皮擦的那頭指著爸爸的癌症所在的圖片，好像警察將兇手的大頭像展示給罹難者的家屬看。在那些照片上，爸爸的大腦看起來像個胡桃的切面，點綴著幾個網球狀的灰色陰影。

　　「正如你看到的，癌症轉移了。」他說，「他必須服用類固醇，以便縮減他大腦裡的腫塊，還得吃抗中風的藥物。我建議做放射線治療，你明白的我意思嗎?」

　　我說我明白。我已經熟悉癌症的相關術語了。

　　「那就好，」他說，看看他的尋呼機，「我得走了，不過如果你有任何問題，可以給我打傳呼。」

　　「謝謝你。」

　　那天晚上，我徹夜坐在爸爸床邊的椅子上。

　　翌日早晨，走廊那端的候診室擠滿了阿富汗人，有紐瓦克來的屠夫，爸爸建造恤孤院時的工程師。他們紛紛走進來，語調沉痛地向爸爸表達他們的敬意，祝福他盡早康復。那時爸爸已經醒了，他虛弱而疲倦，但清醒。

　　早晨過了一半，塔赫裡將軍和他太太也來了。索拉雅跟在後面，我們對望了一眼，同時將眼光移開。「你好嗎，老朋友。」塔赫裡將軍說，捂著爸爸的手。

　　爸爸示意他看著臂上的輸液管，露出孱弱的微笑。將軍回以微笑。

　　「你們不應如此麻煩的，你們大家。」爸爸呻吟著說。

　　「這不麻煩。」塔赫裡太太說。

　　「一點都不麻煩。更重要的是，你需要什麼嗎?」塔赫裡將軍說，「什麼都行，請把我當成你的兄弟。」

　　我記得有一次爸爸跟我說起普什圖人的事情。我們也許頭腦頑固，我知道我們太過驕傲，可是，在危難的時刻，相信我，你會寧願在身邊的是普什圖人。

　　爸爸在枕上搖搖頭:「你能到這裡來已經叫我很高興了。」將軍臉現微笑，捏捏爸爸的手。「你怎麼樣?親愛的阿米爾?你需要什麼東西嗎?」

　　他竟然那樣看著我，眼中充滿慈愛……「不，謝謝，將軍大人。我……」我喉嚨一哽，淚水止不住掉下來，衝出病房。

　　我站在走廊的燈箱邊上哭泣，就在那兒，前一天晚上，我看到了兇手的真面目。

　　爸爸的門開了，索拉雅從他的病房走出來。她站在我身邊，穿著灰色的長衫和牛仔褲。她的頭髮傾瀉而下。我想在她懷裡尋求安慰。

　　「我很抱歉，阿米爾。」她說，「我們大家都知道事情很糟糕，但卻拿不出什麼主意。」

　　我用衣袖擦擦眼睛，「他不想讓任何人知道。」

　　「你需要什麼嗎?」

　　「不。」我擠出微笑。她把手放在我的手上。這是我們第一次碰觸。我捧起她的手，拉到我的臉上，眼睛上，然後任她抽走。「你最好還是回到裡面去，不然你爸爸會出來找的。」

　　她笑著點點頭，「那我回去。」她轉身離開。

　　「索拉雅?」

　　「怎麼啦?」

　　「我很高興你來了。這對我……意味著一切。」

　　隔了兩天，他們讓爸爸出院。他們請來一位放射線腫瘤學專家，遊說爸爸接受放射線治療。爸爸拒絕了。他們試圖讓我也加入到遊說的行列中去。但我見到爸爸臉上的表情，對他們表達謝意，在他們的表格上簽名，用那輛福特都靈將爸爸帶回家。

　　那晚爸爸躺在沙發上，身上蓋著一條羊毛毯。我給他端來熱紅茶和烤杏仁，把手伸在他背後，輕而易舉地將他扶上來。他的肩側在我手中感覺就像鳥兒的翅膀。我把毛毯拉到他的胸膛上，那兒瘦骨嶙峋，膚色很差。

　　「需要我為你做些什麼嗎，爸爸?」

　　「不用，我的孩子，謝謝你。」

　　我坐在他身旁:「我想你能不能替我辦點事情，如果你身體還撐得過去的話。」

　　「什麼事?」

　　「我想你幫我提親，我想你到塔赫裡將軍家裡去，向他提親。」

　　爸爸的干嘴唇綻放出微笑，宛如枯萎的樹葉上的一點綠色。「你想好了嗎?」

　　「我從來沒有這麼清楚過。」

　　「你仔細考慮了嗎?」

　　「當然，爸爸。」

　　「那把電話給我，還有我那本小筆記本。」

　　我眨眨眼:「現在?」

　　「不然還等什麼時候?」

　　我微笑:「好的。」我把電話給他，還有爸爸用來記錄他那些阿富汗朋友的電話號碼的本子。他找到塔赫裡的號碼。撥號。把聽筒提到耳邊。我的心臟在胸口怦怦跳。

　　「親愛的雅米拉?晚上好。」他說，他表明身份。停下。「好多了，謝謝你。你去看望我，真是太謝謝了。」他聽了一會兒，點點頭，「我會記住的，謝謝。將軍大人在家嗎?」停下。「謝謝。」

　　他的眼光射向我。不知何故我直想發笑，或者尖叫。我的手握成拳頭，塞在嘴裡，咬著它。爸爸輕輕哼笑。

　　「將軍大人，晚上好……是的，好多了好多了……好的……你太好了。將軍大人，我打電話來，是想問，明天早上我可不可以去拜訪你和塔赫裡太太，有件很榮譽的事情……是的……十一點剛剛好。到時見。再見。」

　　他掛上電話。我們看著對方。我突然笑起來，爸爸也跟著加入。

　　爸爸弄濕頭髮，將其朝後梳。我幫他穿上乾淨的白襯衫，替他打好領帶，發現領口的紐扣和爸爸的脖子之間多出了兩英吋的空間。我在想當爸爸逝去，該留下多大的虛空。我強迫自己想別的。他沒逝去，還沒有，今天應該想些美好的事情。他那套棕色西裝的上衣，我畢業那天他穿著那件，鬆鬆垮垮掛在他身上——爸爸消瘦得太厲害了，再也不合身了。我只好把袖子捲起來。我彎腰替他綁好鞋帶。

　　塔赫裡一家住在一座單層的平房裡面，那一帶是弗裡蒙特知名的阿富汗人聚居地。那房子有凸窗，斜屋頂，還有個圍起的門廊，我看見上面有幾株天竺葵。

　　我扶爸爸下福特車，再溜回車裡。他倚著副駕駛座的車窗:「回家去吧，過一個小時我打電話給你。」

　　「好的，爸爸。」我說，「好運。」

　　他微笑。

　　我驅車離開。透過觀後鏡，爸爸正走上塔赫裡家的車道，盡最後一次為人父的責任。

　　我在我們住所的客廳走來走去，等待爸爸的電話。客廳長15步，寬10步半。如果將軍拒絕怎麼辦?要是他討厭我那又如何?我不停走進廚房，查看烤爐上的時鐘。

　　快到中午的時候電話響起。是爸爸。

　　「怎麼樣?」

　　「將軍同意了。」

　　我鬆了一口氣。坐下，雙手顫抖。「他同意了?」

　　「是的。不過親愛的索拉雅在閣樓她的房間裡面，她想先跟你談談。」

　　「好的。」

　　爸爸對某個人說了幾句話，接著傳來兩下按鍵聲，他掛了電話。

　　「阿米爾?」索拉雅的聲音。

　　「你好。」

　　「我爸爸同意了。」

　　「我知道。」我說，換手握住聽筒。我在微笑。「我太高興了，不知道說什麼。」

　　「我也很高興，阿米爾。我……我無法相信這是真的。」

　　我大笑:「我知道。」

　　「聽著，」她說,「我想告訴你一些事情。一些你必須事先知道的事情……」

　　「我不在乎那是什麼。」

　　「你必須知道。我不想我們一開始就有秘密，而且我寧願親口告訴你。」

　　「如果那會讓你覺得好一些，你就告訴我吧。但是它不會改變任何事情。」

　　電話那端沉默了好久。「我們在弗吉尼亞生活的時候，我跟一個阿富汗人私奔了。那時我十八歲……很叛逆……愚蠢……他吸毒……我們同居了將近一個月。弗吉尼亞所有的阿富汗人議論紛紛。」

　　「最後爸爸找到我們。他站在門口……要我回家。我歇斯底里，哭喊，尖叫，說我恨他……」

　　「不管怎樣，我回家了，並且……」她在哭，「對不起。」我聽見她放低話筒，擦著鼻子。「對不起，」她又開始了，聲音有點嘶啞，「我回到家裡，發現媽媽中風了，她右半邊臉麻痺……我覺得很內疚。她本來不會這樣的。」

　　「過後不久，爸爸就舉家搬到加利福尼亞來了。」跟著一陣沉默。

　　「你和你爸爸現在怎麼樣?」我說。

　　「我們一直有分歧，現在還有，但我很感激他那天去找我。我真的相信他救了我。」她停頓，「那麼，我所說的讓你為難嗎?」

　　「有一點。」我說。這次我對她說了真話。我不能欺騙她，在聽到她跟男人上床之後，說我的尊嚴毫髮無傷是假的，畢竟我從來沒把女人帶上床。這讓我非常為難，但在讓爸爸替我求婚之前，我已經想了好幾個星期。而每次到最後，總是回到同一個問題：我憑什麼去指責別人的過去?

　　「你很為難，要改變主意嗎?」

　　「不，索拉雅。沒那麼嚴重。」我說，「你無論說什麼，都不會改變任何事情。我想娶你。」

　　她又哭起來。

　　我妒忌她。她的秘密公開了，說出來了，得到解決了。我張開嘴巴，差點告訴她，我如何背叛了哈桑，對他說謊，把他趕出家門，還毀壞了爸爸和阿里四十年的情誼。但我沒有。我懷疑，在很多方面，索拉雅·塔赫裡都比我好得多。勇氣只是其中之一。
作者: Sunflower    時間: 2014-11-21 23:54

結局

　　我與索拉雅結了婚，然後爸爸去世，生活如常，直到有一天接到電話。

　　2001年6月

　　我把話筒放回座機，久久凝望著它。

　　「你臉色蒼白，阿米爾。」索拉雅說。

　　「我得去一趟巴基斯坦。」

　　她當即站起來:「巴基斯坦?」

　　「拉辛汗病得很厲害。」我說著這話的時候內心絞痛。

　　「叔叔以前的合夥人嗎?」她從未見過拉辛汗，但我提及過他。我點點頭。

　　「哦，」她說，「我很難過，阿米爾，要我陪著你嗎?」

　　「不用，我想一個人。」

　　「來吧。這兒有再次成為好人的路。」拉辛汗在掛電話之前說了這句話。不經意間提起，卻宛如經過深思熟慮。

　　再次成為好人的路。

　　一周之後，我上了巴基斯坦國際航空公司的飛機。

　　與拉辛汗的會面，讓我陷入極度的震驚中。哈桑是我同父異母的兄弟。我知道我要把他正在受難的孩子找到。

　　想辦法救出哈桑的兒子，想辦法把他帶到美國，經歷了常人難以想像的磨難……

　　我終於把哈桑的兒子從阿富汗帶到美國，讓他飛離那業已過去的淒惻往事，降落在即將到來的未知生活之中。索拉雅到機場接我們。我從未離開這麼長時間，當她雙臂環住我脖子的時候，我聞到她頭髮上的蘋果香味，意識到我有多麼想念她。她將身子蹲到跟索拉博一樣高，拉起他的手，笑著對他說:「你好，親愛的索拉博，我是你的索拉雅阿姨，我們大家一直在等你。」

　　我看到她朝索拉博微笑，眼噙淚水的模樣，也看到假如她的子宮沒有背叛主人，她該會是什麼樣的母親。

　　索拉博雙腳原地挪動，眼睛望向別處。

　　索拉雅已經把樓上的書房收拾成索拉博的臥房。床單繡著風箏在靛藍的天空中飛翔的圖案。她在衣櫥旁邊的牆上做了刻度尺，標記英尺和英吋，用來測量孩子日益長高的身材。我看到床腳有個裝滿圖書的柳條籃子，一個玩具火車頭，還有一盒水彩筆。

　　索拉博看著我們，神情冷淡。

　　那晚夜深人靜的時候，我悄悄下床，走到索拉博的房間。我站在他身旁，望下去，看到他枕頭下面有東西突出。我把它撿起來，發現是拉辛汗的寶麗萊照片，那張我們坐在費薩爾清真寺附近那夜我給索拉博的照片。我在想索拉博究竟躺在床上將手裡拿著的這張照片翻來覆去地看了多久。

　　我看著那張照片，陽光打在哈桑露出缺了兩個門牙的笑臉上。爸爸的另一半，沒有名分、沒有特權的一半，那繼承了爸爸身上純潔高貴品質的一半，也許，在爸爸內心某處秘密的地方，這是他當成自己的真正兒子的一半。

　　隔日，將軍和雅米拉阿姨前來一起用晚膳。看到索拉博，雅米拉阿姨喜形於色:「安拉保佑!親愛的索拉雅告訴我們你有多麼英俊，但是你真人更加好看，親愛的索拉博。」她遞給他一件藍色的圓翻領毛衣。「我替你織了這個，」她說，「到下個冬天，奉安拉之名，你穿上它會合身的。」

　　索拉博從她手裡接過毛衣。

　　「你好，小伙子。」將軍只說了這麼一句，雙手拄著枴杖，看著索拉博，似乎在研究某人房子的奇異裝飾。

　　用過晚飯之後，將軍放下他的叉子，問:「那麼，親愛的阿米爾，你是不是該告訴我們，你為什麼要帶這個男孩回來?」

　　「親愛的伊克伯!這是什麼問題?」雅米拉阿姨說。

　　「你在忙著編織毛衣的時候，親愛的，我不得不應付鄰居對我們家的看法。人們會有疑問。他們會想知道為什麼有個哈扎拉男孩住在我女兒家。我怎麼跟他們說?」

　　我轉向將軍，「你知道嗎，將軍大人，我爸爸睡了他僕人的老婆。她給他生了個兒子，名字叫做哈桑。現在哈桑死掉了，睡在沙發上那個男孩是哈桑的兒子。他是我的侄兒。要是有人發問，你可以這樣告訴他們。」

　　他們全都瞪著我。

　　「還有，將軍大人，」我說，「以後我在場的時候，請你永遠不要叫他『哈扎拉男孩』。他有名字，他的名字叫索拉博。」

　　大家默默吃完那頓飯。

　　如果說索拉博很安靜是錯誤的。安靜是祥和，是平靜，是降下生命音量的旋鈕。

　　沉默是把那個按鈕關掉，把它旋下，全部旋掉。

　　索拉博的沉默既不是來自洞明世事之後的泰然自若，也並非由於他選擇了默默不語來秉持自己的信念和表達抗議，而是對生活曾有過的黑暗忍氣吞聲地照單全收。

　　他身在曹營心在漢，人跟我們共同生活，而心跟我們一起的時候少得可憐。有時候，在市場或者公園裡面，我注意到人們彷彿甚至沒有看到他，似乎他根本並不存在。我曾經從書本抬頭，發現索拉博業已走進房間，坐在我對面，而我毫無察覺。他走路的樣子似乎害怕留下腳印，移動的時候似乎不想攪起周圍的空氣。多數時候，他選擇了睡覺。

　　索拉博沉默的時候，世界風起雲湧。「九一一」之後，美國轟炸了阿富汗，北方聯盟乘機而進，塔利班像老鼠逃回洞穴那樣四處亡命。突然間，人們在雜貨店排隊等待收銀，談著我童年生活過的那些城市：坎大哈、赫拉特、馬扎裡沙裡夫。阿富汗人的羊皮帽和綠色長袍變得眾所周知。

　　索拉博依然夢遊般地度過這段日子。

　　然而，4天之前，2002年3月某個陰冷的雨天，發生了一個小小的奇跡。

　　我帶索拉雅、雅米拉阿姨和索拉博參加弗裡蒙特伊麗莎白湖公園的阿富汗人聚會。上個月，阿富汗終於徵召將軍回去履任一個大臣的職位，他兩個星期前飛走——他留下了灰色西裝和懷表。雅米拉阿姨計劃等他安頓好之後，過一兩個月再去和他團聚。

　　上個星期二是春季的第一天，過去是阿富汗的新年，灣區的阿富汗人計劃在東灣和半島舉行盛大的慶祝活動。

　　我們是在中午到的，發現地面插了六根柱子，上面搭了長方形的塑料布，裡面有一些人。有人已經開始炸麵餅；蒸汽從茶杯和花椰菜面鍋冒出來。一台磁帶播放機放著艾哈邁德·查希爾聒噪的老歌。我們四個人衝過那片潮濕的草地時，我微微發笑；索拉雅和我走在前面，雅米拉阿姨在中間，後面是索拉博，他穿著黃色雨衣，兜帽拍打著他的後背。

　　索拉博在雨棚下面站了一會，接著走回雨中，雙手插進雨衣的口袋，他的頭髮貼在頭上。他在一個咖啡色的水坑旁邊停下，看著它。似乎沒有人注意到他，沒有人喊他進來。隨著時間流逝，人們終於仁慈地不再問起我們收養這個——他的行為怪異一目瞭然——小男孩的問題。而考慮到阿富汗人的提問有時毫不拐彎抹角，這當真是個很大的解脫。人們不再問為什麼他不說話，為什麼他不和其他小孩玩。而最令人高興的是，他們不再用誇張的同情、他們的慢慢搖頭、他們的咋舌、他們的「噢，這個可憐的小啞巴」來讓我們窒息。新奇的感覺不見了，索拉博就像發舊的牆紙一樣融進了這個生活環境。

　　下午，雨晴了，鉛灰色的天空陰雲密佈，一陣寒風吹過公園。更多的家庭來到了。阿富汗人彼此問候，擁抱，親吻，交換食物。我正在跟那個原來當外科醫師的人聊天，他說他念八年級的時候跟我爸爸是同學，索拉雅拉拉我的衣袖:「阿米爾，看!」

　　她指著天空。幾隻風箏高高飛翔，黃色的、紅色的、綠色的，點綴在灰色的天空上，格外奪目。

　　「去看看。」索拉雅說，這次她指著一個在附近擺攤賣風箏的傢伙。

　　我買了一隻黃色的風箏。我試試風箏線，像過去哈桑和我經常做的那樣，用拇指和食指捏著拉開。它被血染紅，賣風箏那人微微發笑，我報以微笑。

　　我把風箏帶到索拉博站著的地方，他仍倚著垃圾桶，雙手抱在胸前，抬頭望著天空。

　　「你喜歡風箏嗎?」我舉起風箏橫軸的兩端。他的眼睛從天空落到我身上，看看風箏，又望著我。幾點雨珠從他頭髮上滴下來，流下他的臉龐。

　　我舔舔食指，將它豎起來。「我記得你父親測風向的辦法是用他的拖鞋踢起塵土，看風將它吹到那兒。他懂得很多這樣的小技巧。」我放低手指說，「西風，我想。」

　　索拉博擦去耳垂上的一點雨珠，雙腳磨地，什麼也沒說。

　　「我有沒有跟你說過，你爸爸是瓦茲爾·阿克巴·汗區最棒的追風箏的孩子?也許還是全喀布爾最棒的?」我一邊說，一邊將卷軸的線頭繫在風箏中軸的圓環上。「鄰居的小孩都很妒忌他。他追風箏的時候從來不用看著天空，大家經常說他追著風箏的影子。但他們不知道我知道的事情，你爸爸不是在追什麼影子，他只是……知道。」

　　又有幾隻風箏飛起來，人們開始三五成群聚在一起，手裡拿著茶杯，望向天空。

　　「好吧。」我聳聳肩，「看來我得一個人把它放起來了。」

　　我左手拿穩卷軸，放開大約三英尺的線。黃色的風箏吊在線後搖晃，就在濕草地上面。「最後的機會了哦。」我說。可是索拉博看著兩隻高高飛在樹頂之上的風箏。

　　「好吧，那我開始了。」我撒腿跑開，運動鞋從水窪中濺起陣陣雨水，手裡抓著線連著風箏的那頭，高舉在頭頂。我已經有很久、很多年沒這麼做過了，我在懷疑自己會不會出洋相。我邊跑邊讓卷軸在我手裡轉開，感到線放開的時候又割傷了我的右手。風箏在我肩膀後面飛起來了，飛翔著，旋轉著，我跑得更快了。卷軸迅速旋轉，風箏線再次在我右掌割開一道傷痕。我站住，轉身，舉頭，微笑。我已經有四分之一個世紀沒有放過風箏了，但剎那之間，我又變成十二歲，過去那些感覺統統湧上心頭。

　　我感到有人在我旁邊，眼睛朝下看：是索拉博。他雙手深深插在雨衣口袋中，跟在我身後。

　　「你想試試嗎?」我問。他一語不發，但我把線遞給他的時候，他的手從口袋伸出來，猶疑不決，接過線。我轉動卷軸把線鬆開，心跳加速。我們靜靜地並排站著，脖子仰起。

　　一隻綠色的風箏正在靠近。我沿著線往下看，見到一個孩子站在離我們三十米外。他留著平頭，身上的恤衫用粗黑字體印著「ROCK RULES」。他見到我在看著他，微微發笑，招招手。我也朝他招手。

　　索拉博把線交還我。

　　「你確定嗎?」我說，接過它。

　　他從我手裡拿回捲軸。

　　「好的。」我說，「讓我們給他一點顏色瞧瞧，教訓他一下，好吧?」我俯視著他，他眼裡那種模糊空洞的神色已經不見了。他的眼光在我們的風箏和那只綠色風箏之間來回轉動，臉色有一點點發紅，眼睛驟然機警起來。甦醒了。復活了。我在尋思，我什麼時候忘了?不管怎麼說，他仍只是一個孩子。

　　綠色風箏採取行動了。「我們等等，」我說，「我們會讓它再靠近一些。」它下探了兩次，慢慢朝我們挪過來。「來啊，過來啊。」我說。

　　綠風箏已經更近了，在我們稍高的地方拉升，對我為它布下的陷阱毫不知情。「看，索拉博，我會讓你看看你爸爸最喜歡的招數，那招古老的猛升急降。」

　　索拉博挨著我，用鼻子急促地呼吸著。卷軸在他手中滾動，他傷痕纍纍的手腕上的筋腱很像雷巴布琴的琴弦。我眨眨眼，瞬間，拿著卷軸的是一個兔唇男孩指甲破裂、長滿老繭的手。我聽見某個地方傳來牛的哞哞叫，而我抬頭，公園閃閃發光，鋪滿的雪多麼新鮮，白得多麼耀眼，令我目眩神迷。雪花無聲地灑落在白色的枝頭上，現在我聞到了蕪青拌飯的香味，還有桑椹干、酸橙子、鋸屑和胡桃的氣味。一陣雪花飛舞的寂靜蓋住了所有聲音。然後，遠遠地，有個聲音穿透這片死寂，呼喊我們回家，是那個拖著右腿的男人的聲音。

　　綠風箏現在就在我們正上方翱翔。「我們現在隨時可以把它幹掉了。」我說，眼睛在索拉博和我們的風箏間飛快地轉著。

　　綠風箏搖搖晃晃，定住位，接著向下衝。「他玩完了!」我說。

　　這麼多年之後，我無懈可擊地再次使出那招古老的猛升急降。我鬆開手，猛拉著線，往下避開那只綠風箏。我側過手臂，一陣急遽的抖動之後，我們的風箏逆時針劃出一個半圓。我突然佔據了上面的位置。綠色風箏現在驚惶失措，慌亂地向上攀升。但它已經太遲了，我已經使出哈桑的絕技。我猛拉著線，我們的風箏直墜而下。我幾乎能聽見我們的線割斷他的線，幾乎能聽見那一聲斷裂。

　　然後，就那樣，綠風箏失去控制，搖搖晃晃地摔下來。

　　我們身後的人們歡呼叫好，爆發出陣陣口哨聲和掌聲。我喘著氣。上一次感到這麼激動，是在1975年那個冬日，就在我剛剛割斷最後一隻風箏之後，當時我看見爸爸在我們的屋頂上，鼓著掌，容光煥發。

　　我俯視索拉博，他嘴角的一邊微微翹起。

　　微笑。

　　斜斜的。

　　幾乎看不見。

　　但就在那兒。

　　在我們後面，孩子們在飛奔，追風箏的孩子不斷尖叫，亂成一團，追逐那只在樹頂高高之上飄搖的斷線風箏。我眨眼，微笑不見了。但它在那兒出現過，我看見了。

　　「你想要我追那只風箏給你嗎?」

　　他的喉結吞嚥著上下蠕動。風掠起他的頭髮。我想我看到他點頭。

　　「為你，千千萬萬遍。」我聽見自己說。

　　然後我轉過身，我追。

　　它只是一個微笑，沒有別的了。它沒有讓所有事情恢復正常。它沒有讓任何事情恢復正常。只是一個微笑，一件小小的事情，像是樹林中的一片葉子，在驚鳥的飛起中晃動著。

　　但我會迎接它，張開雙臂。因為每逢春天到來，它總是每次融化一片雪花；而也許我剛剛看到的，正是第一片雪花的融化。

　　我追。一個成年人在一群尖叫的孩子中奔跑。但我不在乎。我追，風拂過我的臉龐，我唇上掛著一個像潘傑希爾峽谷那樣大大的微笑。

　　我追。



<全書完>



歡迎光臨 ☆夜玥論壇ק (http://ds-hk.net/) Powered by Discuz! 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