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魯士軍隊思想家克勞塞維茨（Karl von Clausewitz），一七八ま年生於普魯士馬格德堡附近布格鎭的一個貴族家庭。一七九二年普魯士與奧地利出兵干涉法國革命，克勞塞維茨被送入普魯士軍步兵團充當士官生，自此參加法國大革命引動的一系列歐陸戰爭。一八ま一年進入柏林軍官學校修業，一八一ま年出任柏林軍官學校教官，一八一二年脫離普魯士軍，以中校參謀身分參加俄羅斯帝國沙皇軍隊，在拿破崙遠征莫斯科之役中，從事沙皇軍里加要塞防衛的參謀工作。一八一五年再以普魯士軍參謀長沙恩霍斯特（Gerhard Johann David Scharnhorst，一七五五年至一八一三年）幕僚的身分，參加滑鐵盧之役，戰後出任柏林陸軍軍官學校校長，開始對十八至十九世紀的戰爭經驗進行理論總結，著手寫作《戰爭論》（未完），其後不幸罹患霍亂，一八三一年死去，鉅著在其歿後由遺孀瑪莉出版。
拿破崙戰爭展示著「國民軍隊」的優勢，迫使歷經嚴酷戰敗經驗的普魯士等國謀求變革。以一八ま七年出任軍制改革委員會主席的夏恩霍爾斯特，以及見習過美國獨立戰爭並在拿破崙戰爭後晉升普魯士陸軍元帥的古納伊謝納烏（August, Graf Neidhardt von Gneisenau，一七八二年至一八三一年）為代表，倡導重建普魯士王國的軍隊，要求將敗戰前的傭兵（「君主的軍隊」）改造為國民皆兵的徵兵制（「國民的軍隊」）。
在其後的歷史過程中，《戰爭論》確實扮演著軍事學教科書的角色。普魯士王國得以在俾斯麥的政治領導下，通過對奧地利、丹麥與法國三次戰爭而成長為德意志帝國（一八七一年）的關鍵，是普魯士陸軍當時稱霸歐洲的戰力；普魯士陸軍戰力的中軸，是普魯士參謀本部的力量；參謀本部的力量，來自（老）毛奇元帥（Helmuth, Graf von Moltke，一八まま至一八九一年）排除所有障礙而達成的建設成果——他要求參謀本部在平時發揮著兩種機能：研擬戰時的作戰計劃（含動員計劃），以及給予第一線指揮官當時世界最高水準的軍事科學之理論武裝，亦即扮演著「軍隊之頭腦」，以及軍隊指揮官「養成學校」等雙重功能。在整建參謀本部的過程中，毛奇元帥指導方針的基準，就是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因此，在實踐意義上，《戰爭論》是德意志帝國武裝力量的思想靈魂。
換言之，在克勞塞維茨眼中，戰爭由三大要素所支配：第一是大眾的感情，這是戰爭的心理能源（psychological energy）之所在；第二是在戰場上圍繞著軍隊的「戰爭之霧」（fog of war）——即「偶然與或然率」（chance and probability），「戰爭之霧」是武裝鬥爭的物理脈絡（physical context of armed struggle），標誌出戰爭的動態性格；第三是政府為了其本身的政治目的，將理性施加於戰爭之上的企圖。「這三種傾向像三條不同的規律，深藏在戰爭的性質之中」（同上）。
新軍事事務革命要求著戰爭從「總力戰」走向「麻痺戰」，而「麻痺戰」的性質，要求著武器系統、軍事組織與戰鬥綱領的新思維。在根本意義上，要求著新的戰爭計劃。在所有戰爭計劃的背後，都存在著戰爭目標。戰爭計劃的任務在運用適當的方法並搭配著擁有的資源來達成戰爭目標。戰爭目標決定戰爭計劃，戰爭計劃決定戰鬥行為，並據此決定戰爭的結果。進一步，最好的戰爭計劃就是那些目標最單純的計劃，也就是那些能夠確認克勞塞維茨所謂「單一重心」（single center of gravity），藉以避免導致兵力與戰鬥努力分散化的戰爭計劃。戰爭目標越多樣，戰爭的進行就越困難，戰爭計劃之間彼此矛盾而自我敗北的機率就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