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萬一，萬一那天真的降臨，除了悲憤控訴或同流合汙，我們真的敢於抵抗邪惡所施加於的暴行嗎？戰時犯下「反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的戰犯、相信強暴婦女是種族清洗必要手段的聖戰士，以及被捕後露出詭異微笑的殺人兇手等，無一不是如同你我的平凡人，他們和我們一樣努力生活、遵守交通規則、渴望得到幸福和成就感……為什麼？為什麼做得出「那種事」？
道斯對暴力進行了深度和範圍寬廣的沈思。他從鄂蘭（Arendt）談到津巴多（Zimbardo），從凶殘談到原諒，從再現的吊詭（paradoxes of representation）談到和戰爭的淚水（真誠或不真誠的淚水）。書中日本老兵所述說的故事讓人不得安寧。道斯一方面以社會科學家眼力掌握凶殘的成因，又以小說家的眼力抽繹出暴力對當事人的個人意義、自惠性和哲學蘊含。這是一種稀有的成就。轉述刑求者自白的著作不下一百五十部，但從未有一部帶有如此強烈的文學自覺。——賈禮（Darius Rejali），《刑求與民主》（Torture and Democracy）作者
這部非同一般的書讓人驚恐、憤怒和困惑。道斯把我們帶進犯了「反人類罪行」罪犯的思想世界，同時又提醒我們，沒有若干互相信賴就不可能進入別人的心靈。《惡人：普通人為何會變成惡魔》與一個不可能的任務格鬥（即設法從它看見的事情理出意義），但更重要的是，道斯的凝視從不動搖。——費爾德曼（Noah R. Feldman），哈佛法學院
5.最後是最首要的問題。自白都是一些故事，有其自成一格的倫理（ethics）。然則什麼又是更一般性的說故事倫理（ethics of storytelling）？對我來說，這裡牽涉的正是最難以排解的弔詭：書寫的弔詭。要書寫別人的隱私生活，你必須培養出對別人的尊重和親密關係；然而，要書寫別人的隱私生活，你又必須把他們非個人化，予以建構、擺布和展示。很多人會從事書寫或閱讀創傷故事這種艱難工作，是因為相信此舉可以提升人類尊嚴。說故事不只是人權維護（human rights advocacy）的最基本工作，並且是人類同理心的最基本工作。但我們說出的故事真的可以改變什麼嗎？如果可以，帶來的又是哪一類改變？閱讀暴力性和創傷性事件時，我們真的可以懷抱尊重與關懷而不是看八卦的好奇心態嗎？當各位閱讀這本書的時候，將會發生些什麼？
